周泽雄

拿与公平、正义有关的一般性观念，来套用一桩真实细节待考的事件，无论邓玉娇还是黄一馨，都可能让人在饱满的正义幻想中，犯下错误。在这种我们太容易被正义感逗弄得找不到北的地方，坚持核对事实，就事论事，太难得了。
这个女生到底因何而死，实在是一件需要充分调查的事。我们除了感到痛心之外，不妨再心平气和地想想：对此事最可能产生道德压力的，是校方和家长，双方争相把原因归为另一方，也是人情之常。让校方大感倒霉的是，社会舆论是倾向于同情家长一方的，因此，家长一方可能存在的原因，更有可能被遮蔽，而校方可能存在的原因，更有可能被放大。因为，放大校方的错误，符合旁观者表达激情的需要。正如放大邓贵大的邪恶性，同样符合社会舆论表达正义的需要。
在我看来，越是在这种正义感快要憋不住的地方，越需要核对事实。很多悲剧，都是以宏大正义的名义犯下的，可不慎乎？具体到个人，都是一对一的，在这种场合，忘掉宏大说辞，我以为是一种必须的素质。毕竟，校方和另一例里的邓贵大，作为无辜者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十三岁女孩的自杀动机，是件上帝也猜测不了的事。假如老师粗暴就会导致学生自杀，为何那个“上海最刻薄老师”却没有制造一例悲剧呢？我绝非为老师辩护（假如老师确实如此粗暴，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而是说，这类事，想要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本身就是苛求，我们看到的，很可能只是各式各样的借口、托辞。
小女孩已经走了，大家各自受领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和愧疚，也许更好。

[ 本帖最后由 周泽雄 于 2009-5-28 00:59 编辑 ]

周泽雄

呵，楼上看来是李惠利学校的？欢迎提供真相。尽管，我不得不理解为单方面的真相。
我27楼所言，只是泛泛推论。从推论上说，孩子自杀，必然有人要承担道德压力。那个自觉有愧的人（校方或家长），为避免道路以目，极可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不需要动用鲁迅所谓“最大的恶意”就可以想见的。
当然，只是推测，不敢表态。俺且静候事实。

周泽雄

我建议，还是围绕事实吧。如果暂时没有情绪谈论，搁置也好。
说大话的话，我们应该相信任何人的表述，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当两个人的表述南辕北辙，信谁呢？所以，陈述事实，检验事实，最为要紧。至于态度是否诚挚，属于主观判断，其实无助于澄清事实。
还是事实、证据要紧。同样要紧的是，提供事实和证据的方法必须可信。

周泽雄

初十转贴的内容，大多我已从校方律师那里听过了，使我震惊的，是胡展奋先生的访谈。胡展奋先生至少应该知道，他之前在博客上充满偏袒的立场，已经使他至少在这件事上丧失了公平报道的资格，他有记者的起码自尊，应该选择回避，而不是仗着自己拥有的媒体资源，假借公正的名义，继续向自己主观认定存在过错的那一方施加压力。
这位徐光兴先生的说法，真是破绽百出，自我掌脸的地方，比比皆是。
用上海话来说，这篇访谈，就是两个“撬边模子”在演双簧。

周泽雄

用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把一件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责任，推给一位老师。这可行吗？
不谨慎的推测，也会致人死地的。
“再者，一个孩子不选择学校死，而选择家里死，恰恰证明她在学校已经无法容身；家，让她安心。这个属于潜意识分析。”
——‘潜意识分析“靠得住吗？潜意识是座海底冰山，谁有把握凭潜意识来断定真相？
再则，这类分析，也只是可能性之一。无需摆弄潜意识，现在的孩子也大多知道：在家里自杀和在学校里自杀，性质完全不同。一旦我们承认孩子知道这一点（很多孩子都知道），那么，孩子选择在家里自杀，为什么不能认为是为了避免让学校受到伤害？为什么不能认为，孩子想用此举传达出一种意向：自杀与学校无关？
至少，这也是一种可能。忽略这种可能而大谈另一种”潜意识“的可能，那是把”潜意识“当成凶器来使唤了。
那位心理学家最可笑的是，一面强调只是潜意识，只是可能性，一面却自打耳光地说：”结论已经在那里了。“——这算什么狗屁结论。按照他这个结论，日后谁还敢在遗书里向至亲好友抒发临终赠言？和谁说得多，就等于陷害谁？和谁说得少，就等于保护谁。
遗言内容的多寡，按照常理，只是反映出死者心目中关系的亲疏大小。像这位心理学家的推测法，真是可以开一个葫芦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