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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想发一个比较正式的帖子和李劼先生商榷的，但看了前面城骁的帖子，关于观点上的争论暂放一边——如果说李劼先生将鲁迅坦陈独秀、胡适的话是这样理解尚可讨论的话（尽管我并不认同李劼先生的解读），那么李劼先生有两个关于事实问题的态度， 不仅不严谨，几乎就是妄断。

其一，关于鲁迅偷看弟媳洗澡的问题。这是一件没有旁证的孤立事件，羽太信子称鲁迅窥其沐浴，并告知周作人。此事，唯羽太信子是当事人，整个事件完全是自说自话，而据八道湾的房客章川岛说，羽太的窗下有一道沟，并且种有花卉，人根本无法靠近窗户。这是一；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看，洗浴对家人并不特别避嫌，这是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羽太是日本人，周氏兄弟也都在日本呆过，哪怕就是出现了“看见羽太沐浴”的事，也不止于导致兄弟如此反目。这是二。对于一个没有旁证的事、一个也算符合生活习惯的事，怎么能作为鲁迅品德低下的证据呢？这件事当然可以存疑，可以查证，但不能成为鲁迅品德如何如何的定论。

其二，关于“洗脚”。在这个事情的解读上，我几乎可以认定李劼先生完全是道听途说，在列举这个事件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

鲁迅多次在日记中提及“濯足”，这个词在古语里确有“性交”的意思，但鲁迅用此却只是“洗脚”的意思。

以鲁迅1927年日记为例。这年日记第一次出现“濯足”两字是在3月26日的日记中，这天鲁迅写道：“夜同季布、广平王陆园饮茗。濯足。”语焉未详，看不出是不是和广平。但在两天后的28日再次出现：“夜张秀哲、张死光来。濯足。”未涉许广平。此时的鲁迅还没有同许广平同居，许原先住广东女子师范宿舍，后住高第街嫂子家。3月29日鲁迅、许广平和许寿裳搬到白云楼，这样，鲁迅和许广平才算同居。

从这两次“濯足”来看，第一次，似乎不是在家，第二次许广平并不在鲁迅身边，那么鲁迅是在和谁“濯足”呢？其实就是自己洗脚而已。这也是日本的一种生活习惯，用高脚盆，放满热水，泡脚，很舒服的。

此后，一直到11月9日，鲁迅日记中未涉“濯足”一次，怎么？同居了反而不性交了？这一年里，鲁迅总共“濯足”四次，后两次分别为11月10日和12月16日。一年性交四次，这也太过荒诞了吧？

更荒诞的还不在此。在1926年的10月10日。此时的鲁迅人在厦门，许广平则在广东。鲁迅日记写道：“夜赴全校垦亲会听演奏及观电影。濯足。”第二天的日记则写：“上午寄广平信。寄矛尘信”。写到这里，请允许我说句粗话：这鲁迅的鸡巴也太长了吧，从厦门就一下伸到广州洗阳具去了。

观李劼先生全文，借周泽雄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理荒情浓。李劼先生文章开头称这是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中的一篇，而如此使用材料，对李劼先生的大著，我只好失望在前了。

观念上的问题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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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句。

以某些知识分子的激情、理论的缺陷以及某些偏执特征为极权主义背书，在我看来恰恰是对极权主义所要承担责任的消解。

希特勒之所以成为希特勒，是怨不得尼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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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先生这篇文章意图还是好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材料方面欠思量，这个问题还不主要，重新剪裁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按照李劼先生题目的意思，很显然的结果就是没有鲁迅就没有毛泽东。这一点我是很难认同的，这里并非是刻意为鲁迅辩护，而是李劼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极权世界的残酷性。对于一个极权者，从根本上是既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家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工具，因此鲁迅在毛那儿，其本质也是工具，谈不上什么桥梁，毛从流寇到君临天下，鲁迅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起作用的是毛的经典话语：枪杆子里出政权。

用知识分子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或者不足来为极权主义背书，也不符合现代宪政理论的诉求。现代宪政理论不仅讲人的自然权利，同时还讲政治自由。姑且以鲁迅为例吧。作为自然权利，鲁迅肯定有阐述自己观念的自由；而作为政治自由，即便鲁迅是以“少数派”的面目出现，他同样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不受政治格局的影响。因为鲁迅的自由也是我们自身的自由。如果一种权力可以限制鲁迅，同样，另外一种权力就可以限制我们。必须要把鲁迅的言论、观念和政治形态彻底分离。

以知识分子为极权统治背书，其结论就会变成：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策、没有尼采就没有希特勒，没有鲁迅就没有文革……这样的话语结构是对人类思维和精神的一种戕害，我们应该知道，卢梭、尼采、鲁迅都是人类思想的精英，不论他们的思想存在如何的偏差或者不足，就其本质都是认识的能力、或者方式的问题。他们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戈倍尔——当然，更不是zhong  xuan  bu。

从李劼先生的这篇文章看（仅就这篇文章而言），我的最大感觉是，李劼先生没有能够准确地摆正鲁迅与毛泽东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摆正”的原因则在于知识结构的老化。

而对于我们自身的感受则是，现代宪政理论，离我们实在太远，实在实在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如果说有所悲伤，恐怕应该属于我们整个族群的。

也希望各位方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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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大苗兄：

毛、孙有文化，但和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是有文化就能够成为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的任务是需要价值的创立，政治家的任务则要在各种价值中进行选择；知识分子只需要对知识的自身负责，而政治家则要对价值的选择及其结果负责。

此外，毛和孙不是一路人，他们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道路。孙只是在他选择的道路上走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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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苗兄，如果毛只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足，那么，他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学者。可是，他并没有如此，不仅还写过《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文字，而且上过井冈山、走过草地、打过游记、进行过内战，最后还在城楼上宣布********成立了，而且还被人拥戴为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身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早就被涤荡的干干净净，不仅不如鲁迅，连瞿秋白、陈独秀的知识分子气质也比他浓厚的多——而这些事，费孝通一样也没干过。

鲁迅说过的：他是一个山大王。

谢谢菜农兄。对于极权主义者而言，只有权力具有绝对的至上性，其它都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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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流星雨、彼亦一是非兄。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我国有着比较大的变迁。过去只要有比较高的文化，如大学，不分学科，也不论从事如何的职业都统称为“知识分子”；后来范围有所缩小，主要指有一定影响和成就的知识人，包括专家，但也没有进一步细分行业和职业。按照这个区分，毛显然属于知识分子行列中的人，他在某些方面的成就还不一般的高，比如他的诗词，大苗兄所说的文章，在当时也是很优秀的政治调查报告。

此后，首先从知识分子中剥离出去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包括科学家，他们的特定身份就是“科学家”而不是知识分子，这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在人文学科、公共领域独立发言的群体，包括编辑、记者、人文学者、时政评论人、作家等等，倾向于独立性和公共性。按照这个标准，毛肯定是要被排除在外的，他老人家都是伟大领袖了。

到了最晚近的则是萨伊德给出的一个范围，由于他认为上述的那些人多少存在和权力结构合流的问题，连他们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萨伊德的知识分子是“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迫害的代表，即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和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以这个标准来判断，那么毛就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而鲁迅却很凑巧地符合这个标准。

我在72楼的帖子里提到一个“价值创立”问题。作为“知识分子”能够立言、立命的就在于“价值创立”，但这个“价值”反映的是思维的结果，并不是绝对正确与否的标准，世界上没有一种价值是完整和绝对正确的，而每多出一种价值，那么多出的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例，其目的都是以“自由立国”，都是从卢梭那里找到创立新政体的开端，但区别却在于，美国没有以卢梭作为立国的依据，在确定国体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分权和制衡，美国人对政体的最大贡献是发明出一个参议院，同时还发明了一个最高法院（专门用来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法国却开始于卢梭也终止于卢梭，卢梭不知道平权，不懂得制衡。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德斯鸠的理论无法引发“自由立国”的意图，而卢梭则无法走到现代政体，他自己的目标就是小国寡民。谁来选择他们？是政治家来选择他们。美国革命成功以后，杰斐逊放弃了卢梭而走向了孟德斯鸠，罗伯斯庇尔则钻到了卢梭的肚子里出不来，这体现了两个不同政治家之间的不同政治智慧，或许也包括一些个人品德，实际上罗伯斯庇尔个人也非常廉洁，他还有个绰号叫“不可腐蚀者”呢。

正是美国革命的成功才创建了现代的宪政体制，英国结合自身的宪章运动经验也走上了宪政道路，而法国相对要慢了许多，一直到1848还在不断革命，直到187几年才演变成近代政体。

但是法国不能因此怨恨于卢梭，“人人生而自由”是卢梭说的，只是他的理论不适合建制一个现代宪政国家。同样，导致毛的极权也不能从鲁迅那里寻找根据，鲁迅自己还梦想自由呢。

任何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在主观上建立一种极权的价值体系，倒是可能会在“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上选择个人统治。鲁迅在政体的判断上还没有进化到现代宪政，只是认为“劳苦大众”要能为自己作主，但他没有意识到，民主也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这和毛的极权已经有很大差异了。至于他文笔的严苛、个人的“不宽恕”和极权没有什么关系的。

呵呵，我总是在为鲁迅辩护，说到底，是在为我们自身的权利辩护。

三点多了，下次再跟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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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兄似乎有点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按照你定义的知识分子，毛的确不是；但按照“哲人王”的标准，毛就是了。极权国家领袖有这特点。
彼亦一是非 发表于 2009-6-17 22:35

彼亦一是非兄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只是在这个帖子里我无法把“知识分子”的定义扩展到“哲人王”那里去，因为78楼的帖子首先要区分的是“知识分子”在不同状况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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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劼先生另外发帖说明了一下，俺也颇觉歉意，对李劼先生一贯尊敬的，另外论坛的讨论嘛，有时候遣词造句也不很讲究，李劼先生见谅。呵呵。

既然已经写了帖子，那就继续写下去吧。

先从萨伊德说起吧，我对萨伊德、德里达的兴趣并不浓厚。记得很多年前，一个老先生拿着刚出版的《东方学》让我看，我翻了几页，说，萨伊德的东方学是中东的，和我们没啥关系。我在前面的引用，不过是想说明“知识分子”一词的变化，而且，萨伊德的要求对于中国人来说太过高昂，也正如李劼先生所说，他对美国的批评，也只能在美国才能实现。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做到独立性、公共性则已谢天谢地。

回到鲁、毛。

李劼先生认为，鲁迅是通向毛的桥梁，而我看来，两人之间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尽管两人都信誓旦旦地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悲悯，但其价值取向则是完全相反的。

毛建立了一个极权政制，这恐怕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极权政制的价值取向就是绝对的奴役，我们并不能逃出其外，因此，我们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奴役者”，尽管心不甘、情不愿。在这样的政制状态下是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可言的。关锋、王力、戚本禹、陈伯达、姚文元的学问好不好？但他们说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话，哪怕位及人臣，无法消弭的却是“被奴役”的特征。鲁迅反的是什么？他说中国无非是做奴隶不得和奴隶做稳了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恰恰在毛的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某种语言形态的的同构性背后，体现的却是价值选择的对立性。

鲁迅在zhonggong的朋友，先期有陈独秀、瞿秋白，后期有冯雪峰、胡风，还包括巴金这样的晚辈。这些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共产主义者，但在组织内部，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有着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而创造社的那拨人，则是组织内部的激进派，周扬、田汉、郭沫若等，同是组织内部的人，对于鲁迅却是一为友、一为敌，而鲁迅为友的这一拨，无不率先摔倒，当然，到了文革，连左边的这一拨也跟不上“形势”了。当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大肆赞美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却对牛汉说“讲话的精神和鲁迅的精神是相反的。”这可不是冯雪峰的信口开河，而是以他对鲁迅的了解所发出的一个判断。如果说冯雪峰的话还不具备足够的分量的话，那么胡适更直截了当的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两个持完全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怎么会做出同样结论呢？这不仅是他们的判断，也是鲁迅自身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他所秉承的就是“独立性”和“公共性”的立场，而这样的立场只能来源于自由主义，哪怕鲁迅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不明显，他也必须要借助于自由主义的社会背景给他提供一个话语空间，到了极权主义则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而尤有意味的却是鲁迅和毛对鲁迅的出路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1957年，罗稷南问毛，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要么蹲在牢里继续写。而鲁迅则说，你们来了，我是要穿黄马甲扫大街的；又说，你们来，恐怕是要杀我头的吧。在这个相同结论的背后则是双方内在精神的抵牾，这两人的潜在表达就是：毛不会容忍一个专说洋腔怪话的鲁迅，鲁迅也不会接受一个不让他说话的毛。这种相互不接受的原因就在于价值体系的对立，极权，就不可能容忍异己；要说话，就不能受极权的限制。因此，如果鲁迅活着，他与毛之间的必然结果是——精神上的相互背叛。


既然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为什么会被填平？这不是鲁迅的文字有什么巨大的能耐，而是极权表现出了强大的法力。鲁迅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在国民政府的治下，他的影响却不是唯一的，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鲁迅是其中的一元，即便影响足够大，也不具备统摄性，但到了极权时代，就必须有一个统摄性的东西存在，哪怕没有，也要创造一个出来。于是，鲁迅被创造出来了。创造鲁迅的原因，绝非是毛所说他们的心连在一起的，而是因为鲁迅死了，还因为他死的时候已经赚足了声望。

李劼先生说在话语上陈独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确实如此，但是，既然陈独秀是这种话语的发明人，而且又是最早的领袖，毛为什么不找陈独秀而去找鲁迅呢？这就是需要。毛所需要的不是话语的相似性与否，而是在所有的话语中谁最有利用价值。如果胡适不是去了台湾，我相信连胡适也会被利用的。

到这里简单地小结一下，我对李劼先生大文的感觉是，李劼先生所批判的鲁迅是被毛创造出来的鲁迅，如果我们从鲁迅出发，是不可能走到毛的那一端的，要么掉进万丈深渊，要么回头寻找新的出路。但是反过来，从毛的这一端出发，我们倒能够比较容易的走向鲁迅，因为毛已经有意识地填平了两人之间的鸿沟，而这个“鲁迅”，到底是一个已经被改造过的鲁迅了。

美味珍馐，天天吃也很乏味；鲁迅再伟大，让你盯着看30年，同样也会无聊的。

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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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鲁迅？



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鲁迅？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就如我们问，我们这个时代是否需要沈从文、是否需要梁实秋，多半是一个意思。如果我们从文学的多样性看，每多一个作家无疑都是件好事，如果从社会的某种法则看，少一个沈从文、少一个梁实秋，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对于鲁迅也是如此。在自然法则面前，少了谁，地球都会转，而我们还需要对社会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那么，鲁迅的批判就是这个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是不是鲁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精神。

很多人都说，你没看见鲁迅的尖刻、阴冷、怨恨和极端吗？我们这个时代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冷酷呢？我说，先生，你可别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有黑砖窑、有大头宝宝、有结石娃娃、有躲猫猫、有被自杀、有邓玉娇、还有十余天之后将装在个人电脑里、每三分钟抓一次屏的绿霸，我们是这样一个神奇国度，藏在那每一个受害者的内心里的怨和毒的指数，都绝对不在鲁迅之下。鲁迅教给我们的是什么？不过是壕堑战、不过是投枪、是匕首、不过是自己对世界的不宽恕，这样的“武器”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就过时、早就失效了，而在他们胸中燃烧的怒火，可以把这个世界焚毁不知道多少次了——差别仅仅在于，他们成不了鲁迅。按照鲁迅“出离愤怒”的标准，我们早已愤怒到麻木的程度了。

是什么造就了鲁迅的左转和激烈反抗？不论拥鲁者还是否鲁者，大致都能给出一个时间：1927年，也就是鲁迅的最后十年。原因是因为血。

鲁迅第一次和北洋政府的分手是因为“3.18”时间，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下的是《记念刘和珍君》。当然，此前在1925年也和女师大折腾了一次，就是“驱杨事件”。“驱杨事件”现有新说，自然是指责学生闹的太过头，而鲁迅怂恿，怂恿的原因是这里面有他的“小白象”。这样的批评，倘若如实，也算不得什么，鲁杨不和，借题发挥而已。只是，我不知道这一段为什么要把杨荫榆十多年后的死连在一起写，如此评述历史，难道不同样是一种怨？如何叫人信服？

“驱杨运动”并未导致鲁迅与北洋政府决裂，决裂是因为第二年的3月18日，刘和珍的死。倘若以“驱杨运动”心境来推测鲁迅，也许又该另出一番言论了吧？但是，《记念刘和珍君》这样文字中显示的真和悲却不是假的，不信，可以让余秋雨来写一写。文字是有尊严的，我们不该过于低估前贤的人文修养，也不必藐视他们的人性。

于是鲁迅南下了，先去厦门，但因厦大要聘顾颉刚，鲁迅再度南移，去了广州。此时，他对国民政府的兴趣还是比较强烈的，因为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在广州，鲁迅不打算再走了，有大学的聘书、有许广平的娘家（许广平是广东人）、有英国治下的香港，鲁迅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又看到了血。

鲁迅说，吓坏我了，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血。于是，在思想上，他和国民政府分手了。这也是一种情感性的分手。其实，我们也见过20年前的血，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谁对当今这个时代发出由衷的赞美？——这是一种文人的风骨和决绝，用我们的俗话说，也叫死心眼。政治有时候也象爱情，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何况，鲁迅面对的还是一个世界性左转的时代。同年9月，他去上海，以渡余生。

鲁迅是感性的，只有感性的人才是做文章的人。在政治的敏感性上，他不如胡适，也不如蔡元培，所以，鲁迅做不了政治家，也做不好行政管理者，政治家里，胡适真的了不起，他的政治远见真的比鲁迅高了一大截，蔡元培在行政管理上也远胜鲁迅一筹，所以他也能做北大校长。

鲁迅只能写文章，这是他的命。

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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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亦一是非兄，先谢过兄的认同，不过俺还得小小地质疑下，鲁迅可能错的不是“3.18”，而是早一年，即1925年8月的“驱杨事件”，在这个事件中，鲁迅至少是赞同学生行动的，他有可能想借学生的不满，出一出杨荫榆的洋相。

兄的大帖拜读，最后一段尤好，责任只能由掌握权力的人来承担，让鲁迅来承担未来的责任，哪怕是从职业上来讲，这也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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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帖。

我把当时的话语体系粗分五种。这个区分只为本帖的说明需要。

1、苏俄马克思主义话语；
2、英美自由派话语；
3、鲁迅话语；
4、中国传统文化话语；
5、其他各类话语

前两种属于政治话语，后三种属于文化话语。

在这五个话语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作用实际是最大的，它原本也是一种政治话语，帝制的覆灭，使这一话语丧失了政治主导性，但它实际还是根植于民族的精神深处。国民政府的话语结构就是英美自由主义+中国文化传统，所以一面承认党派政治，同时又一党独大；一面昭示民主，一面又带有独裁意味。而zhonggong的选择则是中国文化传统+苏俄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结果也都看见了，就是毛自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在国民政府里，英美自由主义是立国的基石，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很浓厚；而毛的体系里，中国文化传统是基石，苏俄理论又具有强大的遮蔽作用。先这么写着，暂不分析这样说的理由。鲁迅的话语结构十分复杂，有自身的文化传承，有日本文化因素，有一些基本的民主概念，有一点苏俄思想的影子，还有不少尼采超人哲学、自由意志的意味。鲁迅的基本倾向就是批判传统文化，为劳苦大众立言，通过国民性改造建立一个无差别社会；他的手段就是写文章；支撑他连续批判的则是超人哲学。不论鲁迅的批判是不是完全正确，很显然，这一批判是一个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件政治动作。而真正广泛的话语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意识浸透到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甚至是一种行动的自觉。

那时，真的有几个人懂得西方民主？有多少人知道马列主义？这都是城市中知识群体的事，和民众并无直接联系，毛利用的正是这个，鲁迅反的也正是这个。毛的巧妙就在于，他把鲁迅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从来没有成为一件独立的“公器”，民国时代大致是中国最宽松的时代，于是出了一个鲁迅。任何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多少总是抱着一定批判的态度，总是要摆出一副批评架势的，如果这样的宽松持续下去，鲁迅就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现象，激烈的鲁迅式话语也会慢慢地演变成一种建构式批判，但历史却被改变了。

最后对李劼先生深表歉意，鸠占鹊巢，霸占了李劼先生的大帖。对李劼先生素来尊重，对李劼先生反抗极权的精神也历来敬佩。小帖的意思仅仅在于，不必把文人话语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一起轰炸。在中国，政治的威权始终是高于一切的，至少直到目前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