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高在低处

李劼

理解周作人，确实比理解鲁迅更困难。因为火焰窜高，是容易理解的，火是向上的。然而，倘若要说水的高度，就会让人费思量。因为水往低处流，何以见高？《古兰经》曾经如此形容火焰：因为湿润而低垂。与此相反，水的高度，在于低处。老子的高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至境；但这样的高度，恰好被诉诸水的柔软。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哲学取火的向上不同，老子哲学恰好取水的低处。倘若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周作人之高便迎刃而解：高在其低处的存在方式。而存在的低处，又决定了生存的低调。这也是区区特意引出周作人写给兄长之信的含义所在。不是比高，而是比低。

有人认为区区故意拔高周作人。其实，周作人的高度不需要人为拔高，已经在那里了。周作人在审美上的高度，唯有王国维可以比肩。即便是陈寅恪和钱钟书，都略逊一筹。在后面的章节里，区区将就此展开论说。欢迎任何质疑。相信后面有关王国维陈寅恪的章节，有关钱钟书和李厚泽的章节，也少不了争论。

有关周作人散文和明末小品，有跟贴认为：“上承明末散文气息，更多日本中世文学韵味，才有其寡淡风格。”周作人于日本文学浸淫颇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是无庸置疑的。不过，究竟是更多，还是更少，还是不多不少的融合，有待进一步研究。区区希望有人就此深入，写出大作。区区相信，那会是很有意义的补充。比如，周作人所受日本文学影响，侧重于什么样的日本文学；那样的文学又是如何见诸周作人文章，等等。其实，真要细究，周作人的散文品质当中，可能还有古希腊文学的影响。但也很难轻易断言，更多或更少。区区以为，外来的影响，总也大不过母语文化的影响。要不，周作人怎么会在五十自寿诗如此自况：半是儒家半释家？

区区有关周氏兄弟的两节，尤其是有关鲁迅的章节，在网上公开之后，确实如有人预料的，引起很大争议。其中有个网站的跟贴，超过燕谈。区区在浏览跟贴时，注意到一个倾向，恶言恶语。原因与其说是捍卫鲁迅，不如说是对区区本人的轻蔑。比如，“ 这类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读了几本书，就摇唇鼓舌，让人可笑可怜。”还有更激烈的：“鲁迅活着，几哚浓痰，就把小笔吏给毒死了。”“ 戒网几天回来，欢迎老子的就是这种又长又臭漏洞百出的裹脚布？”燕谈上也有此类流氓相，不赘列举。至于区区的博客跟贴，除了人身攻击，更有拳头威胁。反正网上可以蒙面，可以随地吐痰，或者摆出《茶馆》中小刘麻子的架势。至于这类言论的话语格式，当然是晚年毛语。诸如：“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或者，“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鲁迅虽然为文尖刻，毕竟活在一个可以自由发表文章的社会。此乃区区不幸之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文章，二分之一的书稿，难以面世。即便如此，凡读过区区《美国阅读》或者尚未完成的《冷风景》者，哪怕是读过五卷本文集随便哪一本，大都不会为区区非议鲁迅感到突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倘若区区不如此论说，才会让熟悉区区的读者感到奇怪。因此，燕谈诸多网友，不在乎区区流落异国他乡的无权无势无名无臭，很是显示了良好的人文素养。

有关鲁迅一文，海内外已有几十个网站和博客转载。其中争辩最激烈的，最后是由于有人引出了林语堂和梁实秋谈论鲁迅的文字，才偃旗息鼓。他们与其说是觉得林梁言之有理，不如说是被林梁二位的名声地位给吓着了。从这样的网议中，也可以窥见，毛泽东是如何炼成的。在这样的人群当中，确实非常容易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换句话说，要么忍辱负重，要么成为毛泽东。可见，这么些年过去，国人依然崇拜什么，服膺什么。

再回到周作人的低处，也就可以见出，究竟高在哪里。高在拒绝成为文坛枭雄。这也是区区曾在《文学备忘录》里说过的、区区不想成为毛泽东的涵义所在。此乃区区论说周作人的要点。周作人的出类拔萃，首先不是在于学问如何高深，而在于人文境界的深邃和高远。有些意思，是超越言语表达的，因此，也就不是仅靠读书就能够明白的。区区根本不在乎有人在网上随地吐痰。浓痰吐在一碗水里，是趾高气扬的。但吐在一条河里呢？吐在汪洋大海里呢？

联想到龙榆生的后人，提及周作人，如此小心翼翼；联想到邓云湘老先生，说到知堂老人，如此不平；区区为苦住庵主正名而遭受些许人身攻击，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倒是更加坚定了区区之于毛语的拒绝，之于文坛枭雄的拒绝。没有那样的攻击，又如何能够亲眼见到和亲身感受到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创伤呢？这也是海外许多金发碧眼的汉学家们，难以深入中国文化的先天不足：这种文化，是要亲身感受的。

末了，请允许区区将林语堂和梁实秋有关鲁迅的评说，转载于此。

谢谢大家。

李劼
2009/7/1于纽约寓所

林语堂：鲁迅之死

民国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　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Re: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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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06/27/09
12:20
           

梁实秋论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它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

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 “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

这对于GCD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

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

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它，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它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史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 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

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批评英国人巢塞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
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tian295

先占沙发，再学习。

tian295

三.老归大泽菰蒲尽（梁由之）
　　无庸讳言，在鲁迅生命的最后6年间，他的思想明显左倾，在某种意义上成为zhonggong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期间，他阅读、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著作，一度对苏联寄予厚望，写过不止一篇热情讴歌苏联的文字，以为它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鲁迅18年的创作生涯中，这是最没有意义和创造性的工作，是其著述中注定要“速朽”的部分。他为此枉抛了心力，虚耗了年华，损害了健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彻底的悲观者、深刻的怀疑者，他对一切过于美好的事物和期许几乎是本能地难以信任。他怀疑对于“黄金世界”的种种许诺和向往，明确反对预设一个最高目标，更对为虚幻的黄金世界而舍弃牺牲此生的幸福不以为然。
　　鲁迅曾为这一重要思想言之再四。他借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人物的口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在《野草.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黄金世界在这里完全可以看成共产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能同流而不合污，能入而又能出，在众人陶然沉醉时保留了一份坚定的自我，不被喧嚣一时的时代大潮裹挟而去，而只是在衣衫上溅上了些许浪花。
　　梁某认为：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只有在鲁迅（也许还可以算上陈独秀）身上，才得到了最为充分、淋漓尽致的展现。
　　1930年3月2日，在zhonggong的推动控制下，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鲁迅成为形式上的文坛盟主。5月7日，由冯雪峰陪同，他应约在上海爵禄饭店会见了zhonggong领袖李立三，但拒绝了李要他写文章公开斥骂蒋介石的要求。1933年1月17日，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这个组织有共产国际背景。zhonggong把鲁迅当成自家人，并不完全是单相思。“鲁总司令”一说，倒也算是其来有自。
　　鲁迅与zhonggong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主要是通过两个zhonggong文化的地下领导人：冯雪峰和周扬，来作为中间人得以体现。那么，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又如何呢？
　　周扬是“四条汉子”之首、“空头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鲁迅对他的厌恶和轻蔑，在其所有论敌中，如果不排第一，起码也是相当突出的。
　　“奴隶总管”、“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工头”、“元帅”、“大人物”、“英雄”、“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外出奔跑”、“轻易诬人”、“左得可怕”、“喊口号，争正统”、“借革命以营私”、“拉大旗作虎皮”、“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指导者自居”、“哗啦啦啦大写口号理论”、“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
　　这就是鲁迅心目中的周扬其人。
　　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周扬，从延安时期起，就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并出任鲁迅文艺学院院长。这是不是颇具讽刺意味？1949年之后，周扬更是成为实际上的文坛霸主，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挥舞假冒的鲁迅大棒残酷整肃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最后终于弄得百花凋残，万马齐喑，自己也身败名裂。周扬还是那个周扬。但是，鲁迅还是本来的鲁迅吗？晚年周扬似乎有一些变化，在此不予置评。
　　鲁迅对周扬的观感，毛泽东一清二楚。但自诩“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伟大领袖，却为什么不是挑中别人、而是独具只眼地选择周扬周起应作为自己的文艺总管呢？这太耐人寻味了。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非议鲁迅的当代学人能对此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懋庸当年的这一说法，倒是很有几分近似。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而与鲁迅关系较好一些。但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1936年夏秋，鲁迅病重，体重仅为38.7公斤，亟需静养。但树欲宁而风不止。“国防一派争曾烈，鲁迅先生病正危”（聂绀弩诗），周扬等人挑起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以鲁迅的战斗性，势必予以有力的反击。但病体难支，有几封信只得口授，由冯雪峰执笔完成，鲁迅再修改定稿。
　　有一天，胡风在鲁迅面前称赞冯雪峰代笔很象鲁迅的文风。鲁迅淡淡一笑：象吗？我看是没一点相象。
　　而冯雪峰也有他的不满。他曾对人抱怨：
　　鲁迅还是不如高尔基。苏共要什么样的文章，高尔基就给什么，由党委派的秘书拟好稿子，他签个名就是。鲁迅不行，非要自己动手，自己说话。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与鲁迅关系最好、“既懂政治，又懂文艺”（毛泽东语）的zhonggong领袖是瞿秋白。鲁迅甚至以平生知己许之。但据冯雪峰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是出于他的个人爱好，而非党的指派。瞿果然很快就被党“指派”去了江西苏区。红军长征，秋白不获从军，在福建长汀被国军捕杀，留下千古奇文《多余的话》。
　　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奉命向鲁迅下战书。其中说：“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之故。”
　　堂堂“鲁总司令”，居然对zhonggong“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以至需要一个乳臭未干的无名小子来予以教诲，耳提面命，这是哪门子“总司令”？朱总司令虽然没多少实权，但远不至于这么被高挂空置吧？
　　鲁迅1936年5月2日曾致信徐懋庸：“集体（按：指左联）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这个总司令原来是假的，比眼下的参政党可能还不如。鲁迅表示了彻底分手的决绝态度。
　　1936年10月5日致沈雁冰信中，鲁迅说：“‘顾问’之列，我不愿加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现在要回避了。”老子不玩了。
　　鲁迅留下一份著名的遗嘱。那完全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的态度。
　　夏济安说：“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这是很具眼力的持平之论。
　　国民政府播迁到台湾以后，鲁迅著作还曾被禁多年。大陆用一顶纸糊的高帽偷梁换柱，更是别有肝肠，谬托知己。
　　鲁迅是孤独的，独立的。他只属于他自己。
　　鲁迅晚年诗作中一再慨叹：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年华已老，漫无依归，举首茫然，周身寒彻。
　　这才是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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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怒向刀丛觅小诗
　　尼采说：在一切作品中，我独爱以血书写者。
　　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鲁迅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出色作品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即令如此，《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仍是其中相当惹眼和突出的：它们不是用笔，而是先生用自己的血泪为自己的青年朋友凝写成的不朽篇章。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各界群众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段祺瑞执政府卫队居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死伤达三百多人，四十余青年被害。其中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鲁迅称3月18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据许羡苏回忆：“过了三天，我去看鲁迅先生，他母亲对我说：‘许小姐，大先生这几天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几天以后，他才悲痛地说了一句：‘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就这样，鲁迅先生气病了。”
　　李霁野回忆说：“我从未见到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过。他再三提到刘和珍死难时的惨状，并且说非有彻底巨大的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他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他知道那样的社会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
　　3月25日上午，鲁迅到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会前，他悲愤苦闷，独自长时间在礼堂外徘徊。学生程毅志看到后前来问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鲁迅回答：“没有。”程毅志说：“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5天之后的4月1日，鲁迅写下了情文并茂，血泪交迸，意气昂愤，感人至深的《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写道：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 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 亡！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这是现代哀诔文章中少见的杰作。
　　1931年1月17日，与鲁迅关系密切的青年作家柔石被捕。2月7日深夜，24 位革命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其中包括柔石、殷夫等5名青年左翼作家）被国民党活埋或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当局严密封锁，严禁报刊透露柔石等人被害的消息。鲁迅等人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贿赂了行刑的刽子手，才打听到确切消息。
　　当时风声很紧。1月20日至2月28日，鲁迅全家避居花园庄旅店前后达39天。避难期间，在确凿得知柔石噩耗的一个深夜，鲁迅吸着烟，独自在旅店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情沉痛，悲愤交加，吟成了他最好的诗作之一：《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对柔石一直不能忘怀。整整两年后的1933年2月7日午夜，终于写成7000余字的长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同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 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鲁迅写道：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篇文章与《记念刘和珍君》遥相呼应，堪称双璧；而更加苍凉激楚，余味无穷。杜少陵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差是。
　　顺便说一句：柔石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写有《二月》、三姐妹》、《为奴隶的母亲》的柔石，鲁迅在上海“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柔石，29岁的柔石，身上中了十颗子弹！
　　鲁迅后来在给颜黎民的信中说：“……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鲁迅为培养青年倾注了无数心血。他对青年的帮助和教育，从政治到生活，从思想到艺术，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
　　单说文艺青年吧，许钦文、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高长虹、向培良、艾芜、沙汀、叶永蓁、张天翼、巴金、黄源、徐懋庸、徐诗荃、冯雪峰、丁玲、聂绀弩、胡风、柔石、叶紫、萧军、萧红……，未名、莽原、沉钟社的成员，一大批青年木刻家，……多少有为青年直接吸吮过先生的乳汁、承受过先生的恩惠啊！
　　鲁迅为他们审阅、修改文稿，介绍发表，推荐出版，撰写序言，甚至亲自参与封面设计、装帧校对等具体事项。他为此花费了无数时间和心血。
　　1934年10月21日致信叶紫，指出他的小说夜哨线“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再具体说明好与不好各在哪里，最后提出修改意见：“我看这很容易补救，只要反过来，以写事件为主，而不以赵公为主要角色，就行。那办法，是将第一段中描写及解释赵得胜的文章，再缩短一些，就是减少竭力在写他个人的痕迹，便好。不过所谓的‘减少’，是减少字数，也就是用几句较简的话，来包括了几行的原文。”多么恳切具体。
　　1935年11月16日致萧军、萧红信中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着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何等体贴入微。
　　1936年2月17日致信孟十还：“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你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释手’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持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这般亲切风趣。
　　……
　　也有一些青年，因种种原因，与鲁迅反目，如高长虹、向培良、徐懋庸。给双方都带来一些伤害。这不仅仅是鲁迅的不幸。
　　孙犁晚年深情地说：
　　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
　　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与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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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
　　新月派是鲁迅的宿敌。新月派中坚分子叶公超在鲁迅死后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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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
　　<<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印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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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会稽郡故书杂集》……叙文署名“会稽周作人记”，向来算是我的撰述，这是什么缘故呢？查书的时候我也曾帮过一点忙，不过这原是豫才的发意，其一切编排考订，写小引叙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誊清大约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写，到了付刊时却不愿出名，说写你的名字吧，这样便照办了，一直拖了二十余年。现在觉得应该说明了，因为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呢？并不如别人所说，因为言论激烈所以匿名，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新青年》是无报酬的，晨报副刊多不过一字一二厘罢了。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aufhebenme

李先生论鲁迅，论的怕不是那个作为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鲁迅。
周作人是个好人，有见识的人，对于他的附逆，我觉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倒有点像鲁迅的向左走。
“周作人在审美上的高度，唯有王国维可以比肩。即便是陈寅恪和钱钟书，都略逊一筹。”这句话未免高抬了周和陈。陈的审美高得了哪里去？周的审美，大有特色，如此而已。

天边外

1# 李劼

不得不戏言：

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中，都会印上鲁迅的名字；
仅仅在文学史里，会留有周作人的名字；

惟独在网络八卦史上，会存有“楼主”的区区芳名！

周泽雄

天边外又来嚼舌了。毫无营养的大话傻话，却说得乐此不疲，可叹。
确实存在这种人，无论如何授人以柄，遭人耻笑，他的自恋热情高度饱满，一百年不动摇。在中国，人们把这种性格命名成“余秋雨式”，在小小的燕谈，恐怕得命名成“天边外式”。

天边外

10# 周泽雄

嚼舌头，也会有见仁见智，见山见水之妙。

如果戏言一句：周泽雄擅长于借布鲁姆的刀叉拆卸钱老夫子的骨肉。。。想必也是一种文学嚼法。

说实话，就读者来说，看文章先看清“文体”是一个基石。

如果作者的用心在于“点石成金”而特意打造词藻的甘泉，思维的沙漠。。。显然这是一种才子式的浪漫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