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p5

转一段双方都认可的事实吧：


——19日，季老的管家方咸如向媒体透露，7月9日，季承轻手轻脚走进北大郎润园13号公寓，把镀金福禄寿像拿走了。季承承认拿走了福禄寿像，但他说：“他看的地方是我们的家，贵重或一 ...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7-23 11:55

季乘没必要狡辩，儿子拿爹的东西，天经地义！

李旧苗

季乘没必要狡辩，儿子拿爹的东西，天经地义！
hpp5 发表于 2009-7-23 14:07

“儿子拿爹的东西，天经地义！”


作为子女，不管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有权随意处置父母的财物？法律支持上述论断吗？要不要我在网上找几个子女偷窃父母财物被判刑的例子给你看看？

hpp5

28# 周泽雄

居然见到个明白人，幸甚！多谢指点。
由此愈发显得有太多无耻的人。我总觉得在大雅如季先生身边，来往的都是人中君子，如今才明白，不是这回事情。

网事情缘

旧苗兄，这个事情固然复杂，复杂的一面你我都不知情，对吧？不知情的我们不说，我们只说知道。

季承是季羡林的儿子，这个是没法改变的，季先生的遗产是否决定交给国家，这样的“遗嘱”你见到没有？或者你是否确定有这样的“遗嘱”？如果都无法确定，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季承有继承季羡林遗产的权力，是吧?

再从那两个女士的身份说，她们和季羡林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权力来规定季先生遗产的去处？就算季先生把遗产都捐给了国家，这个话也轮不到这两位女士来说吧？就是要说，也不该是这样的方式吧？

围绕季先生的后事，有着太多乱七八糟事，这些事的“内幕”或许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永远搞不清楚的，在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只能按照常识来判断，季承是季先生的亲子，他有无可置疑的继承权；钱文忠也是给季先生磕头的弟子，一定程度上介入这样的事也不算意外。旧苗兄，你说是吗？

李大兴

这个帖感觉转到茶楼比较合适。

感觉整个事件乌七八糟，倒和对季之肉麻吹捧很班配。唐、钱二位，也从其文字里可见其人。

网事情缘

35# 李大兴

中国特色，举国八卦。

kemingqian

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是遗产继承，这是一个大家必须搞清的现实问题。我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劝我现在就立遗嘱以防不测。当然，我还不想触自己的霉头，没有照办。

我的理解是，若有正式遗嘱，遗产继承是在法律范围内执行遗嘱。若无遗嘱，那就是只按遗产继承法，由配偶、子女等继承。季先生和季承若还是父子关系，应该有权继承遗产。若季先生遗产价值一百万，季承有权得五十万，这里的问题是他有没有权力挑选遗产，比方说要字画不要房子。要是遗嘱说字画给季承，那么他就可以继承并上交必要的遗产税。若没有遗嘱，那他就要和其他的继承人商量解决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季羡林曾表示过“把遗产全部捐给国家，不给子女留一分钱”。这种表示如果不是写在遗嘱上，而是报纸报道，算不算遗嘱。

再一个问题是，“干女儿”“忘年交”有没有遗产继承权。

上述问题，有烦专业人士免费指点。（先有烦金秋一下？）我最担心的是某天燕谈哪位朋友脑袋一热，来一句我把资产全数捐献燕谈，到时候有人会和他（她）家人争遗产。还有，万一俺老钱七八十岁后生活不能自理，被某位MM照顾了一下，搞了一个忘年交，俺两个儿子就继承不了那点小遗产了。

至于钱文钟，他和施汉云女士一样也是局外人，不应该搅进去。要是学生有权对恩师的遗产指手画脚，老木匠、陆兄、老范等当教授或校长的，可真要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防一把。

kemingqian

这个贴子八卦味越来越浓重了，虽然还是蛮生动滴。
烦请版主移到合适的版块哈：）
水笺 发表于 2009-7-23 13:55

可以发展成遗产继承法讲座。

娅娅

侯耀文身后，也出现了遗产问题。

香港那位龚女士，为了巨额遗产打官司，结果病情恶化去世，现在轮到别人为了她的遗产打马拉松官司。

psyzjs

钱文忠致北京大学党政领导的信很肉麻。
李大兴 发表于 2009-7-23 01:24

大兴前辈说得切中要害！

许刚

再一个问题是，“干女儿”“忘年交”有没有遗产继承权。
－－－－－　
取决于“干”到哪一步并“交”到什么样。功夫到了家，继承权超过真儿女也大有希望。

李旧苗

回网事，如果季羡林没有立下遗嘱，那么，季承就是第一继承人，哪怕他是个季羡林生前盗窃其父财产（福禄寿像）的盗窃犯（我这也是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而且是小季本人承认的），他也有权继承。当年，季延宗改名季承，就是为了日后继承遗产方便些吧，呵呵。至于说到内情，你我均不知悉，但就程度而言，我恐怕比你关注此事的时间要稍长一些，起码我知道老季的秘书杨锐是北大党委副书记中排名第一的吴志攀的夫人，（注：本来写了一大段“八卦”，写完后想想又删掉了，让我拿证据，我可拿不出来，不过综合各方面信息，是可以摸索出些内幕的）。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师，必有其徒。还是克明兄说得好，要防不测，先立遗嘱，别怕触自己的霉头。六年前，季羡林亲笔给吴新英写过一封信，里面讲到：季延宗此次来301医院完全另有用心……反正我决不见他。我见谁不见谁的权利总还有吧。”如果季羡林并不想把遗产留给儿子而想捐给“国家”（其实是北大——所以北大才在老季的遗产问题上这么起劲），又明知道自己的儿子“另有用心”，但生前却未立下具有法律效应的遗嘱，那也只能怪他自己。反正，这笔遗产最终不是归他儿子所有（过些年又会落到比小季小四十多岁的小季的老婆也就是当年老季的小保姆手里，呵呵），就是归北大所有，也轮不到我们旁人头上，就不去多说了。


另，这个帖子转到茶楼好，看了一下，是大兴兄转的，甚好，顺便附和一下大兴兄，“唐、钱二位，也从其文字里可见其人。”看看老季在大跃进和文革时写下的文字，再看钱的文字，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有其师，必有其徒。”

金秋

金秋，说话还是慎重些吧，尤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
别人是否“想捞一笔”，不是以你的“好感”来转移的。说话是否有“可信度”，也与智商无关。
在牵涉到别人是否算“罪人”的重大问题上，力避任何拉偏架的行为， ...
周泽雄 发表于 2009-7-23 10:40

俺也就表达一哈个人感情上的好恶，说了也是白说，只是图个嘴巴痛快，若是以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介入此事，俺说话就慎重多了。泽兄对俺的要求也别太严格撒。

金秋

37# kemingqian


“再一个问题是，“干女儿”“忘年交”有没有遗产继承权。上述问题，有烦专业人士免费指点。（先有烦金秋一下？）我最担心的是某天燕谈哪位朋友脑袋一热，来一句我把资产全数捐献燕谈，到时候有人会和他（她）家人争遗产。”

           ————“干女儿”“忘年交”有没有遗产继承权的问题，如果是遗嘱继承，只要被继承人立遗嘱指定由她们继承，她们就获得了继承权；如果是法定继承，那就要看她们与被继承人之间是否形成过法律上的抚养关系，如果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干女儿”也是可以继承的，不过形成了抚养关系的子女一般叫养子女或继子女，“干女儿”“忘年交”好像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金秋

“儿子拿爹的东西，天经地义！”


作为子女，不管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有权随意处置父母的财物？法律支持上述论断吗？要不要我在网上找几个子女偷窃父母财物被判刑的例子给你看看？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7-23 14:15

儿子偷爹的东西一般不看成是犯罪，除非数额巨大，并且父母又要求追究的，才按盗窃罪处理。父母都不追究外人还追究什么？

金秋

37# kemingqian


“还有一个问题是季羡林曾表示过“把遗产全部捐给国家，不给子女留一分钱”。这种表示如果不是写在遗嘱上，而是报纸报道，算不算遗嘱。”

              ———肯定不算。一份有效的遗嘱必须是在遗嘱人意志清醒的情况下、在至少有两个非利害关系人在场作证的条件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要么有录音，要么有文字。

李旧苗

儿子偷爹的东西一般不看成是犯罪，除非数额巨大，并且父母又要求追究的，才按盗窃罪处理。父母都不追究外人还追究什么？
金秋 发表于 2009-7-24 10:39

这一点我还真是不太懂，请教老金，子女可以随意拿走父母的财物？那还要制定遗产法干什么？直接拿走不就行了？

金秋

42# 李旧苗

“看看老季在大跃进和文革时写下的文字，再看钱的文字，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有其师，必有其徒。”

       ——————不同意旧苗这话！钱文忠对恩师一片真情，在追悼会上忙前忙后为恩师尽最后一点绵薄之力，何错之有？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自己觊觎季老的遗产，于是也认为钱文忠这样的学生也和她们一样，公然喊出钱文忠是贼，遇到这样的事情任何人也难免愤怒，可能钱文忠不善于处理这样的事，反而把自己混到那些争遗产的小丑堆里，也够他苦恼的了。

金秋

这一点我还真是不太懂，请教老金，子女可以随意拿走父母的财物？那还要制定遗产法干什么？直接拿走不就行了？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7-24 10:50

直接拿走会有利害关系人出来干涉的，比如张三的爸爸把遗产留给了你，他老爸死后张三直接拿走了，这时你就是利害关系人，你可以凭遗嘱起诉。

李旧苗

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小丑，他和吴洪森混在一起，就是个小丑堆，有什么好苦恼的，呵呵，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金秋

钱文忠本来就是个小丑，他和吴洪森混在一起，就是个小丑堆，有什么好苦恼的，呵呵，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李旧苗 发表于 2009-7-24 11:06

哈，旧苗是恨屋及乌啊。

李旧苗

呵呵，我对吴的确没什么好感，但也不至于恨屋及乌。钱文忠这几天在博客上发了好些东西，包括通过媒体爆料，表演的味道是非常浓的，但他实在不是一个好的演员，不懂得含蓄，表演太过火了。

ironland

季老先生有没有委托他的学生处理遗产？先出示一下委托书行吗？吵得乌七八糟，想毁人清誉？如果有清誉的话~~~
花间对影 发表于 2009-7-23 14:05

水笺

“白衣女子”疑曾在西安工作
（《华商报》 2009年07月23日）








    昨日，本报一读者在看到21日报纸上登出的王如照片后，打来电话，称报纸上的白衣女子很像她的旧同事，她称这位旧同事的名字也叫王如。根据线索，记者昨日进行了求证。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两者是一人，但通过调查，确实发现两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姓名之说：“王如”还是“王茹”？

    对于白衣女子的名字，根据媒体的说法，是如果的“如”，但昨日自称她西安的同事表示，她的名字过去好像是带草字头的“茹”，至于后来是否改变，就不知道了。“报纸上一登，大家说这不是王如吗？怎么她跳来跳去成北大教授了？还跟季老有了联系！我们是医科大的，都能认识她。她今年大概四十多岁。”

    工作之说：原为中学语文老师？

    这位自称是王如在原西安医科大学 (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旧同事，还透露了王如的工作之变，她称王如最早是西安医科大学附中的语文老师，后来调入医科大宣传部，还在学报工作过。直到西安医科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合校后，王如便不见了。不过王如的工资单现在还存在医学院的人才交流中心。她还透露，王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

    聘用之说：没被交大聘上

    根据旧同事说法，王如在医科大和交大合校后，没有被聘用上，因此没有岗位，只好将人事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当然她肯定还是交大的人，因为这个人还没有除名。”

    记者求证：西安交大与西安医科大合校后，只有一个人事处，因此在西安交通大学人事处的资料中，可以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昨日交大一位值班老师通过查询后，告诉记者，在资料中确实有王如这个人，年龄47岁，籍贯为西安人，但资料上没有照片，因此不能确定是否是此人，不过许多相关信息相当吻合。

    此王如确系原西安医科大学的老师，“现在交大校报没有人跟她熟悉，因为她合校前不是交大本校的，而是医科大的人。”

王如的资料中显示职称为：编辑，这与她在学报当记者吻合。该老师透露，档案中，王如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但并不是本科，而是函授，“听说她之后有过进修，但具体到了什么情况，她没有跟学校报。”而该老师也表示，工资单一般在个人手上，如果她在交大没有岗位的话，这边应该不会给发工资了。“可能她还有别的工作，但她一天没有办理离校的话，就一直是学校有编制的人。”


能量之说：王如很有人脉

    钱文忠说，他在北大多年，有很多同学和朋友至今在北大工作，但了解后说王如并不是北大的员工。只是很多人听说过王如，也了解她时常以北大的“身份”在外活动。媒体称王如曾自称为光明日报记者、北大哲学系老师和北大经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人脉确实极广”。

    记者求证：根据自称旧同事的说法，王如这人确实相当有人脉，“她确实认识很多人，听别人说她经常以记者的身份采访，跟许多领导和作家熟悉。而且笔杆子强，能写，有才。后来听说到北大上博士去了，从此就没见过她。” 本报记者 刘慧

    钱文忠：朋友说白衣女子“就是一个混混”

　　身陷“乌龟门”事件的钱文忠昨日再发博文称，白衣女子王如的真面目，就是季羡林事件的真相之一。

    在博文中，钱文忠表示，他通过向北大工作的同学和朋友询问，一直没得到王如是北大员工的确切答案。但很多人表示都听说过王如，也了解王如经常以北大的“身份”在外活动。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混混。”

    钱文忠告诉记者，他从季承处了解到，半年来，王如一直以北大员工的身份出现在季承面前，时常以关心的姿态透露很多内幕，有时候还直接指着具体领导的名字，“言之凿凿”说北大某某会议某某领导怎么说，还说她会负责撰写北京大学调查季羡林先生事件的文件以及最终呈交中央的报告。但当季承询问王如的真实身份时，王如却告诉他：“我不能说。”

    钱文忠说，更让他想不通的是，王如自称是季老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却多次在季承面前数落李玉洁的不是。王如甚至在季老和季承不知道的情况下，还在北大季老住所内居住了一段时间。

    钱文忠认为，王如究竟是不是北大的，总还需要北大出面正式说明。因为，以北大之大，除了校方，任何一个人也很难断言某人究竟是否是北大的工作人员，“但就算是北大的，也不能说明她就代表北大。”本报记者 吴成贵

    李玉洁：王如确实是我的干女儿

　　记者昨日电话联系上李玉洁时，她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

    李玉洁表示，王如确实是她的干女儿，也确实是北大的，她住院前，王如的职务是一个中心的副主任，但哪个中心她想不起来了，“因为北大里面变化很快，现在还在不在北大，还是不是副主任，我就不知道了。”当记者追问，王如是哪一年成为她的干女儿的，李玉洁表示，事情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她还在住院，身体不好，具体她也想不起来。

    对于季承的“指认”，李玉洁表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污蔑”。李玉洁说，她住院已经有一段日子了，王如在外面都做了什么事，包括季老追悼会上王如扯出的“乌龟门”，她都不清楚，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李玉洁向记者强调，季老生前，确实多次向她提及，要把遗产捐给北大。在她当秘书期间，季老也给过她钱，但她都没要，都拿着季老的身份证，将钱存到季老的卡里了。

    在说完这些后，李玉洁表示，她不想再说了，随即挂断了电话。本报记者 吴成贵

    季承：两事件“导演”是一伙的

　　对于沸沸扬扬了大半年的“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21日，季老儿子季承向记者首次“披露”，盗窃季老藏画的幕后人就是季老前秘书李玉洁，在追悼会后“闹事”的人跟李玉洁是一伙的。

    季承说，去年才认识王如，她自称是北大公共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当时我对她的印象是，她很主持正义，讲了很多李玉洁的不是。在季老逝世之后还给我发了安慰的短信。”

    季承还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李玉洁就是他们背后的主导，指挥别人捣乱。”但李玉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季承说：“他们有变态的心理，认为我们季家的事情都由他们来管。”

    季承还认为，李玉洁的动机就是窃取季羡林的财产。“因为我是合法继承人，妨碍了她，她就要采取一些动作。”季承也首次回应了季羡林藏画被盗事件，他说：“去年底曝光的藏画被盗事件就是李玉洁监守自盗，开始并不知道是她，后来经过核查、清点才知道，被盗了相当数量的字画。准确的年份说不清，但是在她管事的时候。” 据《广州日报》

小妖怪

真可笑！很多都在预料之中！否则他怎么能出名？季老那么多正宗弟子还都没有说话嘛！！！

云中君

感觉水很深，小钱也不简单，要且能撮合人家反目的父子。

云中君

[转贴]我和我不太熟悉的父亲季羡林
●这个老头子是真的朴实。他平常吃饭、穿衣,非常土。他那个厕所里的小桌子,一块板一块板全部散掉了,是用绳子绑起来的。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但他有个特性,假如说我带个人去,有困难要钱,他保证会给。他这方面是不吝啬的。但是要让他自己花一分钱,他自己可能会抠的———卞毓方

               我和我不太熟悉的父亲季羡林

　　我是2008年11月7日到301医院见到父亲的。

　　看着他坐在椅子上,面容清瘦,我不由自主地就跪下了。我们已经有13年没见了,我太激动了,13年里,我一直想见他,我找过许多能够见到他的人帮忙,可就是进不去医院。

　　这次我们相见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我们是避谈感情、家庭这些敏感问题的,互相客客气气的,这次进去以后,什么事都可以谈。13年了,我父亲写了一系列文章,你看他谈家庭的和谐,谈家庭的温馨,谈小不忍则乱大谋,一系列的文章,实际上都是总结他的经验教训。

　　回想这辈子,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1935年,我刚出生3个月,他就去了德国。等他回国到北大教书再次见面,已经是1946年,我12岁了。我当时特别高

　　兴,经常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喊“爸爸、爸爸”,又怕别人听见,又担心自己叫得不够亲切。

　　我和姐姐成长时,大部分都是母亲陪我们。小时候跟伙伴们一起玩,脑子里没有父亲的概念,很多小孩问我,你爹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不出来。等于是没有爹的孩子。他们总说我是野孩子。

　　在济南的时候全靠我家四合院的租金过活,有吃有穿,但生活简单。从小我就觉得母亲很苦,丈夫不在家,里外全靠她一个人,做饭、洗衣,照顾上面的叔叔、婶婶,还要管我和姐姐。

　　父亲从国外回来会送我们礼物,摸摸我们的头,也拍拍我们肩膀,但不像别的父亲那样,抱起来骑在肩膀上,从来都没有。我小时候很渴望他抱我一起玩,但他没那么做,我们也没失望,因为不知道父亲应该跟孩子怎么亲密法。

　　我来北京是17岁。1952年,我考上了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北大教了6年书了。两年后,我姐姐从天津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核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毕业以后分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搞原子弹研究。

　　我们虽然都在北京工作,但一家人却没有住在一起。当时我住中关村的单身宿舍,我姐姐住在她的单身宿舍,我们和父亲的联系就是几个礼拜去北大看他一次。那时北大已经从沙滩搬到当时的燕京大学,去一趟很难。即使见面,我们也没有像别的父子那样的感觉,反而像亲戚、朋友一样。

　　小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国外念博士,读了大学才知道他是北大教授,毕业之后就更了解了:哦,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那时候父亲社会活动比较少,知名度也不大,对于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

　　我们见面的时候,从来不谈家里的事情,也不谈个人的感情喜好,就谈今天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像纯粹的朋友一样。现在想起来,父子、父女这样客客气气的家庭关系,太不正常。

　　等于是分居到死

　　1962年,母亲和婶娘到了北京,和他一起住在北大朗润园,但他睡一个屋,妈妈睡另一个屋,他们的夫妻关系等于是分居到死。

　　我父亲的内心世界当然很丰富,但他对家庭却没有感情,一是因为他的婚姻,一是跟养他的叔父母,使得他对这个家像外人一样生疏。

　　他从小不是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在一起,6岁起和叔父母在一起。叔父母虽然供他上学,但对待他和对待亲生儿女肯定有区别。我父亲就对这个家庭有感情上的抵触,但为了要在济南活下去,他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不能闹。

　　叔父母让他娶了一个媳妇,他不高兴,但又不敢离婚,一直维持下来,造成他内心和家庭、社会有矛盾。但他一直在容忍,出于对这个家庭的义务。

　　但这样对孩子、对妻子都不好。我母亲嫁给他,等于守了大半辈子活寡。父亲回来时三十多岁,我母亲那时也不大,两个人始终在分居,母亲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的就接受了。

　　我们念中学的时候开始觉得不对,父母怎么是这样一种状况?我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信,希望家人团聚,特别是他们俩要团聚,我希望他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我和姐姐也来,爷爷奶奶也来。我们没有“叔”的概念,他们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但这和父亲脑子里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隔阂的、生疏的。

　　我父亲过分节俭,我们帮助他整理家务,他不许我们用自来水拖地刷厕所,我们只好用楼前的湖水,姐姐干脆把大件衣物拿回自己家洗。父亲节电成癖,不同意我们买洗衣机、电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用电器,一家人在屋里聊天,他也会进去把灯和电视关掉。

　　父亲还有储藏东西的习惯,别人送的茶叶、点心,他总是拿到自己房间长期存着,偶尔拿出来分给大家吃,不是生了虫子就是变了质。他爱书如命,他的书我们从不敢借阅,偶尔翻阅也会遭到白眼。

　　我结婚的时候,他送了我200块钱,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办喜事时,我给他写了信,写了地址。我当时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也不来,后来我问他,他说找不到地方,就回北大了。

　　干嘛老孝敬你妈?

　　我们父子交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母亲,到不是因为他对家里抠门,是因为他对我母亲不满。父亲有时候能忍,有时候对婚姻的不满会怪罪到我们身上。他总觉得儿女在家里干的家务事不是给他干的,而是孝敬母亲的。他心里不平,说我们是夫妻,也没离婚,你们干事干嘛老孝敬你妈,不孝敬我。

　　这完全是他的错觉。我们孝敬母亲,孝敬了什么呢?给她买了东西吃,给她做了衣服,在家里我们帮着洗衣服,搞卫生,做饭……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同样也给他做了。

　　后来我们吵架,他就说你做的这些事情,都全是为了你的母亲。我对爸爸说,我母亲是你夫人呀,我即便是给她做,也是为您。吵架是动感情的,他说狠话我也说狠话,他当时说不指望我给他养老,早把我看透了。看透什么呢?那时候我母亲住在医院,我整天忙来忙去,他就找茬说,甭管你多辛苦,你做的事情是为你妈做的,你妈死了以后你不会孝敬我的,你现在走吧。

　　我对他说我太冤了。他也说上了年纪的人在气头上说的错话是可以原谅的。他做了检讨了,这件事情都写出来了,我也做了检讨,说让他放心我会把他侍奉到老的。所以父子之间一定得沟通。

　　问题是意气平息下来以后还会再上来,有时候他琢磨琢磨,还是不行,这个儿子还是不能在身边,有一天他就让我离开他,不让我住在北大了。

　　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死呢,我每天就开车从公主坟到北大医院去,他就是不让我住那儿。

　　小保姆怎么就卑劣了?

　　后来有人造谣说我和父亲绝交,因为两件事,一个是我母亲住院的钱的事,一个是我娶了年轻的保姆。

　　我母亲住院的时候,我在做总经理,完全有力量支付母亲一切的医护费用。有一天,我跟父亲在湖边上散步,我告诉他现在医院里的医药费已经花了多少万了。我就说了这么一句,也没说爸爸你出点钱吧。过了两天他给我几个存单,加起来大概有几千块钱吧,而且都还是没到期的。

　　我母亲死了以后,他问我丧葬费花了多少,我说了,他说自己出一半。后来他跟别人说自己本来是全出的,但是最后决定只出一半。

　　父亲也是个凡人,他写那些论消费文章的时候说,“一个教授不如一个推头的”,“教授满街走,讲师是多如狗”。那时候教授待遇很低。我女儿在外企工作,一个月超过他好多倍,他心里很复杂,认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大教授,就只有这么点工资,现在儿子开汽车,连孙女都超过自己了,所以母亲的开销他只出一半。

　　后来父亲就跟人讲,说我逼着他要钱。事情传出去以后,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两个为钱闹起来了,实际上我们没有闹。

　　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在我家做保姆。因为母亲生病,我整天住在朗润园,日夜照顾她,我们两个当然是在一起打扫卫生、做病号饭,还有一个外甥媳妇也在那里。当时,我们感情是很好,不过没有说恋爱、结婚。

　　后来,我发现自己的妻子跟一个国家干部有染,而且长达20年时间,我很鄙视她,后来我们分居了。

　　当时我姐姐已经去世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公司很忙,每天要给父亲做三顿饭,要打扫整个家的卫生,又要做病号饭,这个保姆很同情我。

　　我们的感情超过了父女。因为我比她大多了,我曾经劝过我的小夫人回去,我亲自把她送回家,她又回来了,最后我们就铁了心要一块过。有些人警告我说她别有用心,坑你几十万走了拉倒。我说我准备好了,她要是坑,就让她拿好了。

　　有的人对她说,你不要找他,他这么大年纪了,玩完了就把你给甩了。因为我前妻不跟我离婚,拖着我,从1995年一直拖到2003年才跟我办了离婚手续,我才跟现在的妻子结婚。好多年了,反正我们就在外一块住,一块生活。

　　我们的生活非常幸福,她是从农村来的姑娘,品质很好,当时父亲没有为这个事情表现出抵触。他这辈子婚姻不成功,家庭搞得疙里疙瘩的,我带着媳妇小孩去看父亲,父亲非常高兴,儿子有这样的选择,而且媳妇又没有什么坏表现,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点父亲完全谅解,绝对不是说像外界一样,因为我和小马结合丢了他脸。他没有说小保姆怎样就卑劣了,他本身是从农村出来的,不是高贵的血统,他不会有那个偏见。

　　□本文系季承自述 □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采访

云中君

孤独季羡林

朝格 张英等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翻翻别人送给自己的字画,和老邻居寒暄了一会儿,在301医院派来的3个护士的陪同下,他还摇着轮椅去了趟未名湖。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羡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的决裂。从去年开始,跟两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试图调和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里打听季承下落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联系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羡林的外孙女那里,才打听到季承的北京电话。

　　卞毓方的调解工作并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们吵架说,如果季老不和儿子和好,走的时候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能够给他披麻戴孝吗?父子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人,并不愿意季承回到季羡林身边。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书最多、收入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间,季羡林的稿酬和题字润笔费超过200万。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繁出现在各种“季羡林作品”或者相关报道中,不谈经济回报,能够接近季羡林并出版新著,对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那意味出版社获得了大师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远不止存在于文化界。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璘看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现存的散文和媒体采访的排列组合,然后冠以“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等书名问世,并无研究和出版价值。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

　　和谐社会需要这个符号

　　即便是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他的各类风波争议却比学术贡献更易引发关注。

　　像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季羡林的身上的时代烙印挥之不去。建国后的种种风潮和运动耗去了他们的中年,年逾七旬的季羡林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糖史》等重要学术著作均完成于他的晚年,70岁到90岁之间。

　　然而单凭这些冷僻的著作很难解释为什么连一个打工者都知道季羡林,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够获得举国皆知的地位。除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生前他还是五十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界,很难找到出其右者。

　　就学术而言,解放前从德国回国的季羡林因资料短缺无法进行他的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印度文化,而晚年一些新近出土的珍贵资料和偶然的兴趣,推动季羡林在多个领域内有所著述。

　　与冯友兰、朱光潜等端坐书斋的学者不同,他热心社会事务并参与其中,即便是潜心学术的1980-1990年代,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的散文扩大了他的声誉,而在改革开放后言论逐渐开放,以公共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也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按照传记作者的描述,80年代末的《留德十年》在学生们间名气已经很大。在戴墨镜穿喇叭裤西方思潮持续涌入的年代,他抛出的“21世纪东方文化独领风骚论”既不精美也缺乏论证,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李慎之等一批知识分子在国内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

　　回望思想史上的80年代,季羡林撰文为胡适平反需要冒着背负自由化罪名的风险。在季羡林的学生张光璘看来,不论观点本身,当时禁区密布的公共领域内,敢为风气之先使得季羡林成为一个“开门者”的角色。

　　张光璘用“学术开放问题上的先锋”来形容80年代的季羡林。“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假设八十岁之前去世,季羡林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无法获得日后其自称为运交华盖的隆隆名望。

　　1998年是重要的一年,当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作为国内反思“文革”的几乎唯一的出版物,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北大百周年的纪念和阐释浪潮中,北大存在于在自由主义和太学传统的多种阐释路径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在《我看北大》一文中,他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校庆那天,四代北大人推锤敲响百周年纪念的钟声,身为老年北大精英的代表,他身穿中山装面带微笑,站在最前方。

　　这样的照片,跟他在和谐社会的倡导下屡次谈论和谐一样,很容易登上媒体版面。“时势造英雄”,卞毓方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需要这个符号”。

　　儿子季承丝毫不否认存在另一个季羡林,那是外界造神运动的产物,“他被捧得太高了”,季羡林去世后第15天,他的儿子季承语气高扬,两手像卷起一团纸一样甩向空中。

　　甩不掉的大师帽子

　　虽然自嘲为“杂家”,但一旦进入媒体,他被冠以各种学家的美誉,扭曲难免发生。媒体塑造了他全知全能的形象。而当有关他的一系列争议爆发,一些后来的媒体显然缺乏更为精确的判断,“反面的说得更加激烈,正面的拔高得厉害”,季羡林的一个学生评价说。

　　更为吊诡的是,季羡林至死都没有摘掉他公开拒绝过的“国学大师”帽子。

　　有资料显示,国学被推向中国前台可以向前追溯到1991年。当年的国家教委的学术座谈会上,与会者中传出“反传统的观念将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的声音。

　　国学需要兴起。1993年的《人民日报》报道北大的国学探讨,季羡林位列其中。此后的多位国学大师在出版界和新闻界应运而生,各个大学开设国学班。大师一词迅速流传在1990年代蹿红,此后致力于推动国学复兴的季羡林,是被戴上国学大师帽子中的一个。

　　次年《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其中国学的任务被定义为“激发爱国热情”。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清晰的情况下,国学热强势兴起,大师热尾随而至。

　　大师的名号让季羡林更多的陷入争议。2008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自称“关门弟子”的钱文忠进入季羡林的病房突然跪拜,摄像机尾随而至,在央视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另一个学生社科院葛维钧随后撰文批评。

　　这篇叫做《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的长文,几乎是季羡林“一心向学的弟子们”一致的呼声。文中学术与媒体、学术与名望被严格划分,因百家讲坛走红的钱文忠被排除在学术之外。犀利言辞指向钱文忠“季羡林关门弟子”一说,“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炫邀捧之讥”。

　　事实上另一个跪拜季羡林的刘波才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十多年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大厅名流荟萃,共同见证了刘波跪拜季羡林的入门仪式。刘此前承诺向季羡林海外基金会捐赠200万美金,用利息支持学术。即便几年之后刘波的博士论文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在北大通过困难,但照常毕业了。

　　记者出身的刘波策划的《传世藏书》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古籍中的重要经典,季羡林任总编给《传世藏书》权威之感。这套售价6.8万的丛书,令全国顶尖的26所高校和研究者共2700多专家加入其中,历时6年才全部完成,成为90年代中期的文化佳话。

　　但几年之后,刘波东窗事发,欠下巨债外逃,人们很快发现他编纂《传世藏书》意在进入资本市场而不是弘扬文化。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他至少通过丛书套现2亿。“季羡林先生被别人利用,每次引起争议的都不是他本人而是靠近他的得利者”。

　　而在北大一些学者看来,包括字画门在内的诸多争议,“季羡林也有责任”。为尊者讳,这样的说法从未出现在正式的报道中。

　　在生命最后岁月,季羡林做出了一个让颂扬者下不来台的举动,他在2006年发出呼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一并摘去的帽子还有 “学界泰斗”和“国宝”。然而就在这年,95岁高龄的季羡林成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温家宝总理再次到医院探望为其祝寿,因此引发了更加猛烈的颂扬之声。

　　外界似乎更加相信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奖项仍旧纷至沓来,两年后,印度莲花奖、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的奖杯,又递到了97岁老人的手上。直到去世前1个月,记者们仍然在采访他,“6月10日下午,央视主持人王小丫曾来到301医院,“代表《开心学国学》节目拜访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熟悉他的人看过这段视频,“季老消瘦了很多,恐怕时日不多了”。

　　在一些文字中,季羡林说自己无意刻意追求名望,而另一些时候他则说自己也有功利之心,但这似乎都不足以涵盖他置于荣耀中央的所有感受。然而,持续的颂扬和争议有时让他不厌其烦。摘掉三顶帽子的那年,他已经95岁了,他再次陷入舆论漩涡,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

　　谁的季羡林?

　　作为一个与死亡渐近的老人,季羡林说:面对死亡,他既不高兴,也不厌恶。

　　他属于北京五棵松桥西南角的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北楼4层的一个副部级待遇的高级病房。他感谢过医院里所有的人,他们从死亡线上几次把他拉回来,“301是中国的符号,301是中国的光荣”,“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季羡林曾写到。

　　他属于晚年照顾他的秘书们。2008年前的十多年中,老秘书李玉洁、继任秘书杨锐操办了季羡林的所有事务,也因为字画门和乌龟门种种争议受到了伤害。无论如何,她们是季羡林和世界沟通的纽带。

　　去世前的10个月,他属于他的儿子季承和这段备受争议的天伦之乐。他属于这个13年前不幸破碎而后重聚的家庭。季承说,决裂的13年里双方都在反思。

　　他属于一直围绕他的重重利益之争。从字画门到乌龟门,镶嵌在眼花缭乱的传言中每一个对立面,每一个人,都称自己在保护季羡林,都称有人在伤害季羡林。季羡林因种种不同的价值被这些人各自反复使用。

　　他属于北大。即便是在字画门减损了季羡林的美誉度,但被质疑的北大仍在两难中维护他的声名。去年12月在北大召开的“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季羡林字画门研讨会”上教授们拒绝向媒体投降。一位与会者说,“新闻的发布者可以用部分的真实说一件虚假的事情,形成一个虚假的非正义的气氛,以社会正义的面孔呈现出来。”

　　他属于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的孤独。年幼寄人篱下,青年包办婚姻,与爱人无共同语言,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爱人和女儿死了他从不参加葬礼,而是躲在图书馆以写作宣泄情感。

　　他属于三十年来急剧变化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时代塑造了它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从个体反衬时代。

　　而今,“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符号”季羡林,“字画门”中的季羡林,孤独的老人季羡林,已经逝去,只属于八宝山公墓里一个有待分配龛位的骨灰盒。

金秋

季羡林这样的国学大师，却是个很糟糕的丈夫和父亲，亲人的婚礼和葬礼他都不参加，让人无法理解。

老李北海鱼

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这父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生前是独夫，身后乱如麻。

说明下，不是独夫民贼的意思，是孤独的独，没有批评老先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