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士兵杀人取乐

荆楚

一、张棒棒

从八点钟开始，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歌声。这首歌儿灌上唱片的时候，正是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在这首歇斯底里的歌声之中，一场卑鄙无耻的政治阴谋，把多少无辜者投进了死亡集中营。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之中，又接二连三的上演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荒唐闹剧。以我的观察，每当这首歌儿鼓噪得最起劲的时候，便是中国人民灾难最深重的时期。


刚刚抬走了彭大胡子后听到这首歌，我感到它像摧命的咒符一般。中国人民被这首歌唱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唱进了饥寒潦倒之中。真不知道这首要人性命的歌儿还要唱多久？我打心眼里厌恶这首歌，咒诅这首歌。但无济于事？它照样喧闹着。流放者对统治者可怜的诅咒，岂能动摇独夫民贼的一根毫毛？广播里反复播放的这首歌，只是让人感到，心虚理亏的当局，只能用这种歇斯底里的嚎叫来给自己壮胆了。


九点钟以后，几位便衣管教拿着各自的花名册，将我们分成了四大部份。分别押往山谷深处的四个中队。


我被一姓李的年轻管教点到名以后，便站进我们那一组的地方。这里已有一百多号人。基本上都是从孙家花园调来的。


这一次，王大炳、老潘同我又分到一个中队。聚散有缘本天定啊。


集合好队伍以后，我们便背上各自的破被卷，在李管教和五个士兵的押解下，走上了盘旋在山腰间的羊肠小道上。


山路回转曲折，出了场部的草坪不远，便一直向山上攀爬。这儿人烟稀少，人迹罕至。经过一个冬天的干旱，路上茂盛的荒草早已枯黄，但仍把小路遮盖得严严实实。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山路，其实就是荒草丛中一条浅浅的划痕。昨夜的白雾，又在荒草上凝成寒露。我们踩着荒草寻路，裤管早已湿透。加上从路边山崖上不断盖过来的白雾，好像是西游记里妖魔鬼怪出没的地方。好在这时节的毒蛇还在冬眠，不用害怕它们突然窜出来伤人。


循着山路转过第一个岔路口，再回首瞭望座落在峡谷底部的场部平房，它已变成了一个个小黑点。最令人懊恼的是，还没有走上三里路，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尖利石子，就刺破了我的破胶鞋，脚也被割伤了。我忍着疼痛，想坐下来脱鞋看看，却被紧跟在身后的士兵厉声喝叱。只好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行走。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山寨模样的地方。地名怪怪的，叫西西卡。在乱石堆成的“山寨”前面，迎面而来的是一棵巨大的黄桷树。黄桷树背后，座落着两栋互成直角的平房。靠西的一栋，墙已塌掉一角。几个同我们一样的衣衫褴褛的人，正在用着墙板夯筑泥墙。黄桷树的东南方，留下一堆堆乱石堆。


那些先来这里的“老”犯人后来告诉我们，这儿曾是五年前轰动全国的“康巴叛乱”发生地。那些乱石堆，就是当年的“叛民”们垒起的工事。


我想，那些土房，曾经是彝族人民聚居的村寨，现在成了废墟。那棵黄桷树，可能是山寨大门的标志。房前屋后，稀稀落落留下来的几棵柏树，还保留着山寨的秀美。唯独这些乱石堆和炮火中的残垣断壁，还隐隐吟唱着当年的悲歌。

我们一个个充满了惶恐不安的神色，像一支伤残的败军，拎着破行李，零零落落地进入到黄桷树南侧的坝子里。当我们踏上草坪时，先我们几个月而来的三十余名先遣者，已从平房中走了出来。

他们的年纪都比我们大。最年轻的，都在三十岁以上。这时，一个身披草绿色军大衣、满脸横肉的中年人，已站在黄桷树下。

他虎视眈眈地扫视着我们。腰里挂着一个棕褐色的左轮枪套，右手抓着枪套里露出来的枪把，左手执着一根一米长的青杠棒，正用他那双透着凶光的眼睛紧盯着我们。

等到我们的队伍陆陆续续到齐后，那位带领我们的李管教便向他揍了过去，递上一个硕大文件夹。他们两个人咬了一阵耳朵后，提着青杠棒的中年汉子便将套在颈上的警笛长鸣一声，几个管教人员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指挥新来的犯人排成六列纵队。

就这样，一个编制150多人的西西卡中队便在手提棒子的汉子口中宣布成立。

那位满脸横肉的汉子作了开场白，他先作自我介绍说：“我姓张，是本中队的队长。”他大声吼道，脸上的横肉也在抽动。

张队长在一一宣布了本队任职的六名干事的姓名后，随即作了第一次即兴训话。从他夹着北方口音的四川话的中，我听出他生性粗鲁和凶悍。

“呃！你们知道，我们是为了改造你们，才来到这娘屄的鬼地方！为了把你们这些鬼改造成人……”

讲革命谈改造，本是这些专职狱吏的口头禅，但他出口的第一句话，便道出了对来到这里的不满，并把他的本性毫无遮掩的表露出来。

“你们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到这儿来是开荒改造，不是来享福的。就是要通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你们的……”他讲到这里，不得不停顿下来。正在紧张思索着下面该说的话，却一时没有想出来。在他紧张思索的时候，脸上的横肉又抽动起来……

“世界观”，带领我们来的西西卡的李管教在一旁接了一下话，这才帮他解了围。

“对，改造你们的世界观。”张队长清了一下嗓门。

队列中有人发出笑声，于是那张满是横肉的脸一横，用纯粹的河北腔吼道：“谁他妈的不听话，想从这里脚板擦油，就别怪老子的枪子不认人！”他拍了拍腰中的左轮皮匣，继续狠狠地宣布：“谁他娘的敢调皮，抗拒劳动，偷奸耍懒，我这青杠棒就吃他的肉！”他把手中的青杠棒向着天空挥舞着，一阵呼啸掠过我的耳边。队列中一片寂静。

看着他凶神恶煞的样子，我的心里直打哆嗦。看来，这儿除了打人，没有压服这群流放者的其他办法。我们这群瘦弱不堪的人，在这些凶神恶煞的鹰犬面前，简直是一群在狼群面前的羔羊。

我突然想到了昨晚死去的彭大胡子，下意识的抬起头来看看四周，四周全是高耸入云山峦，眼前除了一片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

中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张队长便宣布开中饭。并宣布：“今后开饭，就照这个队列排好。各组清点完人数以后，报告中队长，才能有秩序的打饭。吃饭时不准吵闹喧哗。”

说毕，便朝南边那排房子的尽头招了招手。

早已等候在那边的两个炊事员，立即抬出了一个装着米饭的大烧箕，放在坝子里的一个木架上。随后又进厨房里面端来了一个大盆子和一只水桶。大盆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菜”，而水桶里装的是一桶米汤。

饿极了的流放者一齐盯着烧箕和菜盆。个子稍矮的炊事员站到烧箕的背后，一支手抄着一个洋瓷碗，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竹片，队列依次的走向烧箕前。

第一个人双手捧着大铁钵极为虔诚的伸过去，接住洋瓷碗已刮好的饭团。他盯着倒在铁钵里的饭团，与他原来的想象实在差得太远。遂错误的认为，是不是还有一个饭团，便呆呆的站在那里等着，而没有让位给后面的人。直到抄洋瓷碗的炊事员去推他，他才极不情愿地将大钵移到菜盆边。舀菜的炊事员便将一瓢黑乎乎的菜叶舀进他大钵里面。他一面盯着大饭钵里连底都没有盖住的饭菜，一面又回过头去盯着盛饭的烧箕。无奈，后面的人将他挤开了。

突然，他眼睛一亮，盯着了那桶米汤，立刻不假思索的用大饭钵向米汤里猛地舀去。这个动作，迅速变成了一个无声的号令，直着勃子看着前方打饭的队列轰然一声，所有人一齐拥向那桶米汤。

顿时，一场三天前在雅安监狱抢馒头的景象又在这里重演。不过这一次，在场的没有一个是雅安事件的“为首份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混乱，那排房里的管教和士兵一齐赶了过来。张队长瞪大眼晴，手里拿的青杠棒，一时还不知该向谁打去。待到一桶米汤被“抢完”，并将木桶翻倒在地时，人们才渐渐安静下来。

抢到米汤的人，咕都咕都的喝了下了肚。奇怪的是，整个过程，没有一个士兵和管教动手制止，倒像看希奇似的目睹一场大“戏”。只有张队长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立即命令两个炊事员将装饭的烧箕和菜盆抬进了厨房里。

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走出来，厉声的喝道：“娘个屄，刚到这里，就抢吃的。不想活了不是？老实告诉你们，这里不是雅安监狱。谁他娘的找死，杀一个少一个，杀两个少一双。有什么了不起？”说着，他顺手摸了摸别在腰间乌黑发亮的枪套。

此时，院子里的人全都垂着头，又累又饿，心中想的是“今后该怎么活呀？”


(摘自《血纪》一书的“西西卡死亡谷”一章之一段）

荆楚

杨治邦

张队长取出硬壳点名册，进行了第一次点名。我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杨治邦”。循声看去，果然是他。

自从杨治邦三人在丛林小学因议论出逃被逮捕以后，我还没听到过他们三人的下落。真没有想到，我们竟在这里重逢了。

第一顿饭，就这样在西西卡草坪上匆匆开过。当我接过那团饭和一瓢菜时，“菜”竟是平常无法下咽的干萝卜茵。不但色黑味苦，而且仅有一小撮。饭不但比在孙家花园监狱还少得多，而且几乎像像干稀饭一样。这么一点东西，对于我们这群饿苦了的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接过饭菜，我便向杨治邦揍过去。我知道他是先我们而到的一员。杨治邦告诉我，自五九年春被捕以后，很快调到了雷马坪劳改农场。三个月前，突然接到指令调到了这里。

一来到这里，就突击筑墙和盖房。西边刚刚筑好的这排“新房”，就是在原来残垣断壁的基础上赶筑起来的。除了厨房上了顶，其它的“房顶”还空着。这就是安顿我们这150多号人的“监房”。

杨治邦还告诉我，中队长叫张丑德（他的名字让我感到惊讶，倒跟他的德性很相符。名字上用“丑德”二字，也许是中国民间“贱名易养”的结果吧），是个生性凶残的家伙。

杨治邦还告诫我说，遇事要忍着点，不要去惹他，免得吃眼前亏。眼下这儿根本吃不到一点疏菜和副食。今天的干萝卜茵，还是从几百以里以外的西昌买来的。按“国家”配给的定量，这里150多号人，每月只有一斤菜油。那点菜油，绝不会撒在犯人吃的苦菜中。平时厨房的灶头上，连盐巴都看不到。凡是能吃的东西，都锁在事务长的柜子里。这点的粮食定量，除了“仓耗”、“鼠耗”后，最后落到犯人口中的，每天恐怕不足六两……

听了杨治邦的介绍，我对在这里“活下去”发生了巨大的恐慌。便问道：“这几个月来，你们怎么熬过来的？”

杨治邦摇了摇头，一脸憔悴无奈的说。“你们没来时，张丑德为了我们赶进度，每天发足了定量。同时还让我们下班后到山里挖蕨根。”

杨治邦指了指放在厨房外侧的一樽石磨，“靠了它，每天晚上把蕨根磨成桨，过滤后便将桨液与米共煮，味道虽苦，但可以充饥。同时还挖些埋在地层很深的‘野红苕’当菜吃……”

听说的山里的地下的还埋有“救命粮”。我的眼前冒出了一线希望。唉！命中注定啊。在农村已过了大量饿死人的高峰时期后，当局又把我们赶到这“鸟不生蛋、鬼不唱歌”的荒山野岭中，来补上“人民公社”的大饥荒的一课么。其实，我早就看透了zhonggong这一毒招。这样地无声无息地消灭我们这些无辜者，真有点赶尽杀绝的毒辣劲呢。

监狱方面用“牛羊肉当小菜，蔬菜瓜果吃不完”的谎话把我们骗到这里，比画饼充饥还可笑。我们将在张丑德的青杠棒下，在高山峻岭中开荒种地。等到庄稼长成的那一天，我们的骨头已可以去敲地狱的大门了。就算熬到了秋收时，能挣扎着活下来的人，恐怕已经是寥寥可数了。

从进入老母坪的那一天起，死亡的恐怖就爬上了我的心头。

荆楚

红毛走狗胡俚

然而，上帝怜悯我们，在乱石堆砌的山峦中，那些蕨萁菜正顽强地从石缝抽出了嫩苔，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机。

记得初中上植物课时，老师就讲过。数亿年前，这些蕨类植物曾以它的高大躯干和葳蕤的枝叶，覆盖了整个地球。后来由于巨大的地质变迁，它们被深埋到地下。经过几十万年之后，就成了今天造福人类的大片煤田。而历尽沧桑的演变，这些蕨类植物已变得矮小，可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想不到今天，它粗胖的苔叶，竟成了我们活命的“佳肴”。

吃过晚饭，在张丑德的指挥下，我们从库房里取出已经破烂的军车蓬布，七手八脚的架在那些刚夯好的泥墙上。这便成了我们的监房。

然后，我们被编成六个组，分别搬进六个“新监舍”中。每个房间挤着二十多人，地上刚打的三合土还没有干透，我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就去黄桷树旁的几个草堆中抱来了稻草。一阵忙乱以后，便按点名的顺序打开自已的破行李卷。

当我把行李从坝子里搬进来时，看到紧挨我外侧的胡俚，正趁我不在，将我铺位上的稻草挪到他的位置上。我被他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所激怒，放下行李后，便毫不客气的将稻草重新抱了回来。

胡俚又矮又黑，操着一口江津土话，便自顾自叫骂开了。夜里，当我躺下时，他将一双弯曲的膝头抵着我的腰。唉，真想不到，人到了这种地步，居然还逞强欺负人。一种被人欺侮的屈辱感，折腾了我整整一夜。心想在这种保命关头，竟与这样的小人相邻？

大凉山上吹过来的晚风，吹得帆布棚子哗啦啦作响。这一夜，我又失眠了。看着胡俚挑衅的睡姿，我干脆起身坐着……西西卡的第一夜，给了我极坏的预兆。

荆楚

蕨萁菜

从第二天开始，中队抽出一个组进山打野菜。张丑德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这个组。我们每人配备了一个背篓，满山遍地去采摘野菜。规定每天每人要采够三十斤。

阳春三月，山中的野菜虽然品类很多，但还没有冒出地面。开始时，唯一能大量采摘到的野菜，便是那些从石逢里顽强生长出来的蕨萁。

派出去的人，几乎以寻觅自己充饥的食物为头等大事。而要在这光秃秃的山野里找到吃的，首先就要寻找到附近的彝家村落。虽然张丑德一再严厉禁止我们与彝胞有任何交往。他除了用违犯监规严厉处罚外，还用彝胞会将我们活活打死来恐吓我们。

但这种恐吓，对这一百五十多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根本是无济于事。派击去的二十多名打野菜的人中，并不乏偷抢杀人之徒。所以从一开始，也预伏着这些村民的灾难。

像我们这些政治犯，会不会成为牺牲品？但无论如何，人们最初寻找彝胞的目的，都是寻找食物。毕竟是边寨，由于民族隔阂和民族成见颇深，加上刚刚过去的因强迫推行农业合作化而导致的“康巴事件”的刺激，这里的民族矛盾也变得异常尖锐起来。

但这儿受“三面红旗”的破坏毕竟不及内地严重。附近的村民还保留着大片自留地。每家还存有一些粮食，客观上可以救助这些陷入死亡边缘的流放者。

开始的时候，凡出外找到彝胞的人，往往“满载而归”，带回了黑糊糊的荞麦粑或包谷粑。这些散居在西西卡附近的村寨，最近的也有五里之遥。

这么远的距离，路上的野狼等野兽，村寨中的凶猛的藏獒等，给这些求食的流放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这里人烟稀少，散居在附近的村落，就那么几十户。所能提供的食物，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数量毕竟有限。流放者必须付出较大的代价才能换到。

换到手的食物，又不敢公开的带回住地。因为一经张丑德等人搜出，便被当场没收。何况这一百多号人，鱼龙混杂。处在饥饿的状态下的人们，可以践踏一切伦理和道德。所以，一般是食物到手，便塞进肚子里，以救一日之饥。偶有藏于野外的秘密小仓库，可以分几天取食。但一旦遇到山耗子等动物，一夜之间偷袭一空。所以，冒着很大风险和代价换回的食物，最好立即消化，不要贪求明天的解饥。

我们身上的钱，已被彻底搜光。流放者身上，已没有一个铜板。只能“以物易物”同附近村民换食物。

开始时，流放者将携带的较为值钱的东西，比如皮衣、毛衣、皮鞋、床单、围巾、毛巾之类的东西带出去，没几天就被张丑德发现。

张丑德对外出打野菜的人们，进行了严密监视搜查。一旦发现夹带的东西，便予以“没收”。任你费尽口舌和苦苦哀求，东西也拿不回来。有的索性把换食物的衣服穿在身上，把毛巾围在颈上，把皮鞋穿在脚上。到了外面再脱下来……

有人还想出了一个极妙的方法，竟把被子也拿出去换了食物。那么大的东西要躲过张丑德的耳目，真是煞费苦心。再说把被子换了食物，冷起来怎么办？但饿荒了的人们，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把被子弄出去的方法，就是先把被子紧紧捆好，然后将紧紧捆好的被子系在背篼的底部。外出时，故意将背兜底朝天，外面盖上树叶或破席子，给值勤人一个“空背兜”的假像。

这种挖肉疗饥的作法，只是害惨了自己。五一节大检查时，张丑德这才发现，整个中队，竟没有一件好毛衣。保存着换洗衣服的人已不到一半。多数人的破衣箱里，已空无一物。还有十几个人连破被盖也没有了。

为了果腹，流放者真是挖空心思，像蚂蚁搬家一样，将自己所有能换食物的物品都悄悄地搬进了附近村民的家里，我们已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了。

荆楚

换荞麦粑

我算是这一百多号人中最穷的一个。历经南桐监督劳动，以后又经看守所或监狱三年多的关押和苦役，人说“耳濡目染，近墨者黑”，但以我耿直的本性，决定了我绝不会粘染偷、拿、骗、诈的事情。我不但不会在惨烈的大饥荒中保命，反而硬着头皮与当局唱“为民请命”的对台戏。落到了今天这种十八年徒刑、穷困不堪的境地。

在我书生气十足的破行李中，除了几本书和笔记本外，可以换取荞芭的，大概就只有一块新毛巾和一件不十分破的毛裤了。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能换到边荒彝民救命粮的资本等于零。

但是，饥饿还是迫使我把唯一一块新毛巾围到了颈子上。就这样，我第一次向附近的彝族村落出发了。揍巧的是，半路上就碰到了两个放羊的人。他们两人身上都披着“查尔瓦”（一种黑色羊毛披风），头上顶着白布盘。

我虽然不相信张丑德的恶意诽谤和警告，但毕竟是第一次同这些从未交往过的异族同胞接触，还是下意识地带着一种警惕心理，防备他们突然发起对我的攻击伤害。

他俩站在一个岔路口的一块巨石上，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渐渐向他们走近。

“嗨！上哪里去？”那位年纪稍长的人，用极生硬的汉语向我打招呼。他口气平和，并没有敌意。

我想借问路同他们搭讪，顺便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于是将空背兜放下，放在他们立足的那块巨石上，才小心翼翼的问道：“附近有老乡家吗？”

“到村子里换粑粑吧？”那年长的显然听懂了我的问话，也猜中了我的意图。看来，这里的村民对我们去村里换食物已是尽人皆知了。也许是因为交通不便，出于生活需要，他们也乐意这种“交换”。所以，只要一看到我们这种打扮的人，便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

“唔”，猝不及防地被人道出内心意图，我显得很尴尬。正要回答，那年轻的小伙子接话说：“你走错路了，这里的人家都住在河边，照你现在的方向是上山，走到天黑都找不到人家的”。

年纪较轻的小伙子的汉话比年长者流利得多。他的补充，也充满了善意。唉！村落傍水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怎么会糊涂到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也罢，既然被对方猜中了心思，干脆把话挑明了吧。

“你们有荞粑么？”我坦言相对。

他俩相对一视，年轻的小伙子从散发着异味的“查尔瓦”里面取出了一个布口袋。彝族人向来有长年不洗澡和不洗衣服的习惯，衣服和随身用品都有一股异味。一般人会下意识的同他们保持着距离。但对于我这种衣衫褴褛、饥饿潦倒的流放者，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他那布口袋里装的是两个足有两厘米厚、直径像小洗脸盆那么大的浅黑色的大荞粑。

看到大荞粑，我被强烈的饥饿感牢牢地控制住了，嘴里不断吞咽着津液。自从我被划为右派为饥饿所困的五年里，这还是第一次被如此强烈的食物占有欲所支配。

一股充满渴望和羡慕的眼光从我的眼里迸射出来，扫向布袋里的荞麦粑。于是，我便解下了那条围在脖颈上的鲜黄色的新毛巾递过去。

“用这个同你换，能换多少？”年长者便爽快的从布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大荞麦粑，毫不犹豫的递到了我手上。
真想不到，第一次同彝胞的交换，竟这么顺利。尤其想不到是，一条毛巾竟换了一个这么大的荞粑。

我接过荞粑掂了掂，少说也有三斤重。如果在重庆地区，三十个“高级饼子”未必有这个份量。早知道毛巾在这里能换这么多食物，我真该在重庆多带上几条。

我咬了一口荞麦粑，感到香甜无比，便再也控制不住嘴里伸出来的舌头，毫不掩饰地大嚼起来。两个年青人看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睛充满了怜悯和同情。

当吃完荞粑的三分之一以后，原来十分饥饿的肠胃顿时感到一种满足。直到肚子感到贴实以后，便停了嘴。这时，我才抬眼看了看面前的两人，将剩下的荞粑用一块预先准备好的布片包好，揣进了怀里。先前的警惕和防范，早已荡然无存。反而对他们的朴实、坦诚产生了一份亲切和好感。

荆楚

黑骨头造反

我们便面对面坐着攀谈起来。年长的开始询问我的身世，也问到我到这儿来是为了什么？我一时语塞。别说存在语言障碍，对于我的身世，就是碰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也难于一时说清其中的曲折和冤枉。我想，我的一身褴褛，已说明了我的遭遇。倘若告诉他们，我原是一个在校求学的大学生，恐怕更令他们吃惊。

“你读过书吗”？我答非所问的反问道。

那年少的看了看我，似乎觉得我的提问好怪！他点头回答道：“读过，读了小学，后来黑骨头造反，学校关了门，就不读了。”

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直率和纯洁的彝族人，张丑德为什么要恶意的宣传这些同胞呢？

接下来，我话锋一转：“这是你们家的羊吗？”我指着山崖下正在咀嚼枯草的约四十头骨瘦如柴的山羊说。
他依然十分率真的回答我：“不，这是我们村二十多家人所共有的。”他语言里有一种遗憾。

“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养羊呢？”我又问。

“那叫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村里的工作组不准私自养羊。否则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律没收，杀掉”。他那话里流露出不满。

“你们现在靠种庄稼还是放牧生活？”我的问话一下子打开了两人的话匣子。

“我们过去这里很富的”，他顺手抓了一把泥土揍到我的面前：“你看，这土是黑油油的，什么粮食都出得多。”

说完，他便滔滔不绝地赞美起他们的家乡来：“没有合作化时，我们这儿家家户户每年收打的粮食，无论怎么吃都吃不完。哪一家都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像这么四十只羊，过去一家人就要养那么多，都是肥肥的，平时从来不愁吃肉……后来，黑骨头造反啦，他们不要共产党，不要参加合作社，不要当官的汉人。”

他指着右边一排满是枪洞的夯土墙，讲述了六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激烈枪战……

当然，康巴事件的内幕，恐怕不是他们俩搞得清的。那一次事件，终于被共产党血洗镇压下去了。后来，靠着枪杆子的逼迫，老实巴交的彝民依然没有躲掉合作社的枷锁。

“后来，黑骨头造反，一切都归公了。这儿驻进了工作组。清理造反的人，开批斗会。哪一家不去都不行。从此以后，家家户户再没有丰收的日子过了。家里短了粮食，连牲畜也跟着遭殃”。

那年青人露出愤怒的样子。他们把贫穷的原因归咎于“黑骨头”造反，我不得不惊叹当局对他们洗脑之成功。

荆楚

集体养羊

这些年来，他们家乡发生的一切，都在年青小伙子的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反感。他望了望在荒草堆里寻觅食物的羊群继续说：“一个冬天下来，死了二十多头羊。原先由各家集中起来的两百多头肥羊，现在死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这几个做种。合作社不配牲畜越冬的口粮，牲畜哪能熬得过？”

我忽然想起了刚从成都启程时，当局散布的诱人谎言：“那里牛羊肉当小菜，蔬菜瓜果吃不完！”看来也并非毫无根据。不过那当菜的牛羊肉，却是饿死了的牲畜。正是共产党的荒唐政策，消灭了这片美丽土地上一切美好的生活。少数民族边陲地区，同样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洗劫。

我们之间这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使我们初识便成为朋友。临别时，我们相约过两天仍在这里相会，便挥手道别。

往回走时，心里特别高兴。今天我的运气真好。趁着腹中有货，便来了劲。迅速采满了一背兜蕨萁，便兴冲冲地赶回黄桷树下。

荆楚

卢建华之死

回到中队的院子里，时间还早。院子里已经堆着一小堆野菜。有人先我一步回来了。

我放下背兜后，一边去厨房喊代昌达出来“过秤”，一边去取中午的饭菜，准备先上一趟厕所后再吃。

我把饭钵放在三合土台子上，便朝刚刚围好的厕所走去。经过中队办公室前，听见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声音极像胡俚。我便轻轻地走到门边侧耳恭听，果然是胡俚正在向张丑德告密：“张队长，今天早上，卢建华拿了一套西装穿在里面，肯定是拿出去和裸裸（彝胞的别称）换东西了。”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张丑德问道。

“大概是上午九点，大家都走得差不多了，他走在最后面。”胡俚继续报告。

张丑德“嗯”！了一声，便没有再问下去。

卢建华本是重庆一名华侨，听说是卢作孚的亲戚，法院认定他是一个里通国外的“特务”而被判了重刑。

别看那张丑德外表像土匪，政治上的警惕性颇高。对于档案上挂了号的几个人，显然引起了他的特别重视。在张丑德看来，卢建华内着西装外出，恐怕不仅仅是换包谷粑。

而胡俚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则却紧跟着说道：“张队长，今天的事很容易查实，只要守在黄桷树下，专等卢建华一回来，就搜查他的身上，准能查出他换的东西。”

“你还注意他平时说过了些什么吗？”张丑德显然往另一方面思索着，并没有与胡俚对答。

“有，他对那个死在场部的台湾人特别的关心，不但向人打听他的情况，还说了一大堆牢骚话。说什么‘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改造人，却把人弄死了’。他还说：‘政府哪里把我们当人看，这种生活比畜牲还不如。’”
胡俚侃侃而谈，倒引起了张丑德的兴趣：“啊！你把听到的统统都写出来，今后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我听到张丑德站起来的声音，便赶紧走开，快步走进房子边的厕所里。

心想，在如此饥饿的鬼门关下，还有人这样卖身告密。想到这里，便感到一阵恶心：“怪不得这小子平时这么霸道，原来他还有这么一手”。

想到这条阴险的毒蛇就睡在我身边，心中不免感到发毛，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怀揣的荞粑。在厕所里看到不远的黄桷树，我灵机一动，快步地走出厕所，向黄桷树下走去。

哨兵正朝我张望，于是我装成寻找东西的样子，重新折回那条打野菜的必经之路，看看四下无人，把揣着的荞麦粑包裹压在路边的一个石板底下，做了一个记号，便回到小路上等着卢建华回来，以便先给他报个信。

可惜，一直等到天快黑，我也没见到他，不得不回到黄桷树下。

回到黄桷树下之后，我回头一望，只见卢建华正被张丑德拦住盘查。也不知我俩是怎么错过的，只好装成什么也不知道，便去食堂取饭钵。

找到饭钵，早已空空如也。里面装着的午饭菜不知被谁“代劳”了。我拿着那空钵闷闷不乐的走进监舍，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胡俚的铺位，就像看到一个魔窟。

正纳闷间，张丑德的哨子吹响了，开晚饭了。卢建华也搭拉着脑袋走了进来。我赶紧揍过去，只告诉了他一句话：“今天是胡俚报告的。”便拿着碗跨出了监门。

看到代昌达正用撮箕将蕨苔装进洗菜槽，草草洗去泥沙，便撮进了厨房的大锅中，煮沸之后，便将野菜倒进河边的大木桶中。大木桶就放在厨房东头小溪中，用清水“漂洗”一夜，以漂去一些苦涩味。

第二天清早，代昌达从大木桶中捞出漂了一晚的熟野菜，倒进煮开的苦荞粥里，用勺子一搅，便成了我们这些苦役犯的早餐。晚餐也是如法炮制。

这是一种又涩又苦的黑褐色野菜羹，带着点苦艾的“清香”。却是我们一百多名拓荒者赖以维持生命的“牢饭”。

每天早上，张丑德点名以后，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流放者，端着自己的大铁钵排队向大木桶靠拢，依次接过两瓢野菜羹。

我刚入狱时熟悉的场景，便在这里重演了。接到了粥的人不愿闪身离开，后面的人挤开前面的人，把铁钵揍到炊事员的瓢子底下。

接着野菜羹的人，一边走路一边用舌头舔着沾在铁钵边缘上的“米”汤，直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还在细细打量野菜羹是否够分量。

打饭的时候，与代昌达发生争多论少是常有的事情。为了一点野菜羹，而发生争吵甚至打架的事，实在太频繁了。

自从第一顿中饭就发生了抢米汤的事后，中午便改成了“罐罐饭”，外加一瓢又黑又苦的野菜。也许是买到的罐罐不够，开始的一段时间，罐子里蒸的是两个人的“定量”。两个人分一罐饭，当然纠纷不断。

分的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两个人轮流当分手，由对方先选。这时，分饭的人聚精会神，尽量把饭分得均匀，以免多的那一份被对方选了去。选饭的人则睁大双眼，以便将多一点的那一份据为己有。另一种分法是将饭分成两份后，以划拳论输赢，由赢者先拿。

两种方法，无论那一种，双方都会全神贯注，绷紧神经。因分得不均而发生的吵架、打斗的“堂会”，每天都要上演几折。

到这儿来的流放者，体质已极度虚弱，身体更趋恶化，水肿病大面积肆虐。一百多号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水肿症状。除了外出打野菜的人暂时可以用自己一点物品换取食物补充外，其余的人，从早上开始，便在士兵枪托和张丑德青杠棒的押解下，在周围的山地上开荒。

那些扎满了盘根错节的芦草根生荒地，一锄头挖下去，锄头便被芦根咬住。全身浮肿的开荒者，本来已极度虚弱，常常因体力不足，无法将芦根挖翻。因用力过大，反而会栽倒在茬口上。因饥饿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

起初规定每人两分地的开荒任务，但从来就没有完成过。张丑德遂下达了夺命的指令：完不成任务的不准收工。

为了督战，张丑德还亲自提着马灯，经常在山风呼啸的深夜里，来到开荒工地上督战催命。经常在半夜三更里，还能听得见后山传来挖地声。

昏倒在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并不送医院，只令一名姓冯的犯人医生做一下人工呼吸，扎几下银针，吃两片药。等到从昏迷中醒过来后，仍要继续劳动。

几天以后，有人昏倒后，经救治依然不能苏醒。张丑德才下令送往场部医院。结果，送去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

张丑德自己也因夜感风寒而小恙。于是开荒的任务一减再减，最后规定每人每天八厘地。但张丑德变得越来越暴燥，用他自己手中的青杠棒，随时抽打那些倒在地上的满身浮肿的人，这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

那名山西口音的李干事，也学着张丑德的样子，经常操起青杠棒打人。一时间，工地成了虐待流放者的刑场。经常可以听到拼命的呼救声。张丑德为了向上级邀功，只管完成开荒任务，哪顾我们的死活。

自从西装事件发生以后，第二天便停止了卢建华外出打野菜的劳动，并被调入开荒队。他被招到开荒工地的第二天早上，便称病不起。

卢建华目睹了彭大胡子力竭而死，特别是看到张丑德的残暴，使他产生了绝望。连日来，他不断看到昏倒在开荒工地上人，他们送往场部医院后，一个都没有回来，使西西卡中队迅速减员……

在西装事件的刺激下，卢建华暗下决心，或从这个人间魔窟逃出去，或称病不起，以免被累死在开荒工地上。
当张丑德看到卢建华正横躺在乱草堆中。便杀气腾腾提着青杠棒走进窝棚。

“起来！”张丑德用青杠棒去打卢建华的头，卢建华并不理睬他，依然双目紧闭。

张丑德毕竟是特工人员，粗中有细，何况对于像卢建华这样的重大犯人，上面是打了招呼的。对于卢建华的“无理”，他强忍了不断涌向脑门的怒气，大声喊来黄大中。

黄大中提着药箱立刻出现在张丑德面前。“去，给他检查一下什么病，”张丑德一面向黄大中吩咐，一面起身走出窝棚，去坝子里集合点名。

十分钟以后，黄大中走出了窝棚向张丑德报告：“卢建华体温和脉膊正常，没有病。”

张丑德听到这个结论，顿时恶向胆边生。他无法容忍卢建华对他的渺视，立刻返身走进窝棚。

这一次他连问都不问一下，拿起手中的青杠棒，向横躺在草堆里的卢建华劈头打下去。鲜血立刻从卢建华头上冒了出来，卢建华依然一声不吭。

张丑德盛怒之下，益发不可收拾。青杠棒在卢建华身上猛劈。但是，卢建华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直到张丑德忽然觉得情况有些不妙时，才收了手。

卢建华此时双目紧闭，静静地躺在那里，鲜血不断的从他头上身上冒出来。使张丑德像泄了气的皮球，感到束手无策。便怅然的提着染着卢建华的血迹的青杠棒走出了窝棚。喝令大家上山劳动……

没有人敢去询问卢建华伤情，卢建华就一直躺在那里，中午收工回来时，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直到晚上收工点名时，张丑德才发现卢建华睡在窝棚中一天都没有出来。才使张丑德感到不妙。立刻命令黄大中进去检查。

一分钟以后，黄大中慌慌张张地向张丑德报告说：卢建华失血过多，心脏已十分微弱，已处于休克状态，命在旦夕。

张丑德才意识到是自己打死犯人了，而且还是一个挂了号的犯人。开始着慌起来。立即命令两名炊事员抬上担架，将卢建华连夜送往场部医院。

半夜，归来的代昌达无意中透露，卢建华抬进医院时，已经死去。然而张丑德却严密封锁了消息。

很显然，张丑德就是活活打死卢建华的凶手。直到场部有人来西西卡调查时，关于卢建华死因，仍按张丑德的意图写上“因病死亡”的结论。

荆楚

赵小光之死

又过了两天，开荒工地上的一个小伙子赵小光，下午三点钟左右突然喊肚子疼。赵小光面色苍白，在荒地上打滚，呻吟不止。张丑德走过来，先说赵小光一惯不好好劳动，是为了躲避劳动装病。后来又说他乱吃地里的野生植物。总之，都是赵小光的错。

这一次张丑德不敢下手打人了。但是拒绝了赵小光请求医治的要求，也不准他回到棚子里去休息。就这么一直熬到晚上收工，张丑德还逼着赵小光挣扎着弯腰走回窝棚。

第二天早上，当张丑德又提着他的青杠棒，再次驱赶这群随时都有可能虚脱死亡的人上山开荒。队伍中不见了赵小光，便走进赵小光的窝棚，见赵小光扑倒在乱草堆里一动不动。便习惯的用他那青杠棒去戳赵小光的头，仍然毫无反应。张丑德这才察觉，赵小光已经死去多时，变得浑身冰凉了。

张丑德马上用手取出一个大口罩，一面喊着黄大中，一面将嘴巴罩严严实实的罩住，只留下一双凶狠的眼睛露在外面。

晚上，张丑德召集了中队会，把赵小光的死因全部归咎于他本人偷吃“生、冷”食物。并煞有介事的规定：“为了保护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后任何人不准偷吃生冷”。还将这条“队规”贴在墙上。

西西卡接连发生两起死亡事件，尤其是卢建华的死亡，引起了场部的注意。

赵小光死去的第三天，场部便派来了两名干事，实地调查“连续”死人的原因。

几个对“罐罐饭只吃了定量的一半”小伙子，早已是怨怒难抑。听说场部来人调查卢建华死因的，便围着来人“告状”。声称“我们的口粮只吃了一半”，“大家靠吃点野菜，怎能劳动？怎么活下去”？还有人诉说张丑德动手打人的恶习……敢于控告直接管理者，这种胆量已非同小可。

当然，这种“控告”无异于小鬼告阎王。不要说来人不可能同情犯人，即使碰到一个讲点人性的人，对大家的呼吁，也只是无可奈何。何况张丑德早有防范，在他的刻意安排下，向来人提供情况的人，当然是胡俚、代昌达和李治和之流。

尤其是胡俚，为了讨好张丑德，竭力将卢建华污蔑了一番。场部来人于是根据这些“红毛犯人”所提供的材料，最后在卢建华的头上扣了一顶“一贯坚持反改造立场，对抗中队教育”的大帽子，竟在死亡原因上竟写上了“因病畏罪自杀”。而对赵小光的死亡结论，则是“偷吃生冷食物中毒死亡”。

人们纵有不平之气，但在这种肖小之徒称王称霸形势下，也只好敛声屏息，只能让无辜者的惨死原因被重重掩盖着。

荆楚

野菜组

又过了两天，当晚上清点人数的时候，野菜组的组长报告，何亮从早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早，张丑德一起床就跑到野菜组，证明何亮一夜未归后，便命令立即清点何亮的铺位和行李。检查证明，何亮铺上除了一床烂棉絮和一床破被单外，已一无所有。是何亮平时换东西吃了？还是昨天早上席卷而去，组长也说不清楚。

当下，张丑德对何亮作了“逃跑”的结论。这是西西卡建队不到半个月来的首开逃跑记录。也许张丑德估计到，这里四面环山，地形险恶，这些初来乍到的犯人，人生地不熟，不敢贸然外逃。殊不知流放者目睹这儿的连续死亡，早就有了死里逃生的打算。现在中队又连续发生死亡事件，便加速了有逃亡打算的人提前采取了行动。

特别令张丑德心烦的是，首例逃亡竟发生在他原先估计不会外逃的野菜组。野菜组的人早晨放出去，满山放野鸭，谁也不知谁的去向。如果有人早上就跑了，也要等到晚上才能发现。隔了整整一天，已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派出人追捕吧，在这茫茫大山中，去哪里去追？

自野菜组组建以来，便成了秘密的“搬家组”。整个中队的犯人手中稍稍值钱的东西，都变成了填充饥肠的食物，源源不断地流进彝家村寨去了。

对于这些情况，张丑德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是，派谁打野菜都一样。尤其令张丑德恼怒的是，阳奉阴违的胡俚，他夹带出去的东西，是全野菜组最多的一个。

何亮的外逃，终于使张丑德对野菜组进行了人员大调整。

当天出工时，张丑德随即宣布原来的野菜组撤消。野菜组原有成员参加开荒劳动。今后打野菜由六个人负责，与炊事员编成一组。

当张丑德宣布了六个人的名单时，全队立即大哗。西西卡一百五十多号人的这点口粮，今后又多了六个两条腿的耗子，日子更难熬了。

出乎我的意外，六个人中竟然没有胡俚。他像挨了一棒的丧家之犬，接连沉默了好几天。

荆楚

“耍死狗”

进入西西卡时，我本已极瘦，身高1.7米，体重仅38公斤，可谓到了皮包骨头的程度。唯独两只脚肿得像馒头。经过半个月的野菜羹“调养”，更觉得头重脚轻，双腿发飘。

开始，每天外出打野菜，不时会碰到好运，能换到吃的，精神尚有所寄托。每天耗蚀的体力也较小。即使如此，每天背着三十斤重的蕨萁，经常会耽心自己失去平衡，一交跌下去，便爬不起来。野菜组撒消后，我被编入开荒二组。

说也奇怪，开始那几天，我连续做恶梦。梦见刚刚死去的卢建华和赵小光，似乎不愿去阎王殿，几乎每夜都走进了我的梦乡。

我原来不相信有鬼神。但自从打成右派份子后，接连遭逢苦役折磨和家破人亡，便接受了鬼神的信仰。常常以此来理解我所碰到的“怪事”。

因为梦中常常碰到卢建华和赵小光，我便向潘老讨教。潘老说“你要小心了，人说‘鬼上门、必有殃’”，说完便闭口不言了。处于生死界线上的我，也没有特别介意。

不知道是因为恶梦还是太饿，一上开荒工地，我便精神恍惚，两只脚益发的肿了。抡起来的锄头，扎进芦根盘错的土地里以后，就像被根咬住，既挖不翻转，又拔不出来。锄头下的生荒土，好像欺我力量不够，戏谑般的盯着我嘲笑。只好同几个形体一样干枯的人站在布满芦根的黑土地上发呆。

这使我不禁想起五年前，刚到南桐丛林时，那儿的黑土地，被三面红旗的狂风吹得荒芜一片，埋下了多少农民饿殍的尸骨。而今难道轮到我了？说不定明天我也会跟着卢建华和赵小光一道，埋骨在这里的黑土地下。当我用力去撬动扎在土里的锄头时，突然眼前一黑，便顺势倒在地上。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才渐渐醒来，却感到浑身困乏无力，而不想爬起来。周围的人并不理会我，只顾完成自己的开荒任务。

又过了一会儿，张丑德走了过来，我赶紧闭上了眼睛。只听见他先是怒吼一声，接着就用他的青杠棒轻敲我的头颅。此时，我已打定了主意，与其耗尽最后一点体力而死，不如干脆睡在地上，挨张丑德的青杠棒，以死一搏。

我主意拿定，便紧闭双眼，装做什么也听不见的样子。

“黄大中”！张丑德气急败坏的向山下吼叫。不一会，黄大中便背着药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黄大中开始给我按摩，在手腕上诊脉，如此持续了三分钟，“体温正常”，他怯生生地回答道。黄大中已经亲眼看到，就凭他一句诊断，张丑德就当着他的面结果了卢建华的生命。

张丑德听到黄大中的这句话，他一声怒喝，向我的背上抽下了第一棍。我缩成一团，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准备迎接他的第二棍。

说来奇怪，张丑德并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大概是连续两人死在他棒下，竭制了他的残忍。要么就是见到我蜷成蜗牛般的身体，使他很难下手。他只踢了我一脚，便愤愤然地走开了。

“张棒棒”！看着他提着青杠棒渐渐走远的背影，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这样一个称谓。

我总觉得称他为“张队长”既别扭也不符和他的尊容，早就想给他取一个绰号了。像“张土匪”、“张杀手”、“张屠夫”之类，又觉得太露骨，一般犯人也不敢喊！唯有“张棒棒”形神合一。喊出去也大抵不会受到追究。倘若传进场部的人的耳朵里，说不定还会对他的残暴作风有所抑制。我便打定注意，一定把他这个绰号喊出名。

整个下午，我就这么“死”在了工地上，直到黄昏收工。收工时，我脑子里又在盘算，该怎么结束这台“戏”。可惜我一直没有想出来。也罢，索性就睡在这里装死。看他张丑德，不，看他张棒棒今天拿我怎么办？

主意打定，我便睡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到开荒的队伍都往山下走远之后，我仍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所有的流放者都暗暗关注着张丑德如何对我处理。只见张丑德命令两个组长，到队部拿来一根麻绳。

张棒棒走到我的面前，再次用脚踢了我两下。这两脚，使我看透了他的“心虚”。因为我果真死了，那么在他上任之初发生这种接二连三的死亡事件，会对他的前途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何况他所管瞎的这些流放者，风一吹就倒了。

开荒的队伍离去后，张棒棒却一个人留了下来。天越来越暗，我注意到张棒棒在我的周围踱来踱去，显得十分烦燥。不时的向山下张望。我却一动不动躺在地上。

两个犯人终于提着绳子从山下气喘吁吁的走了上来。这一次，张棒棒已全无怒意。他取过了绳子，向二人说道：“你们两人，一个抬手、一个抬脚，试试看抬得动不？”他的口气好像是在同犯人商量，怎么搬动面前这个怪物。

我被他俩从地上提了起来，按说两人抬七十多斤重的我，并不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但对于虚弱到极点的流放者来说，他俩还没有抬出十米远，一个喊了一声“停”之后，便把我放回到地上。

“把两手两脚捆在一起好抬些”，抬手的那人建议道。于是那副绳子便派上了用场。

就这样，他俩抬着我吃力地前行，走走停停。张棒棒在后面掌灯压阵。足足费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黄桷树下时，天已完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等到张棒棒无可奈何的走回他的宿舍时，我周围已围了一大圈人。我开始哼叫了起来，并缓缓地坐起身来。一个人捧着我的饭钵递到我的手里。饭钵里面装着今晚的两瓢野菜羹。我在黑暗中认出是老潘。

潘朝元与我同赴西西卡，一直与我在同一个“野组菜”，且一直保持着沉默。而我早已深深的了解到，他决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的沉默，是对自己特殊身份和特定环境所采取的自卫方法。

像我今天下午的表演，任打任骂就是不动，这也是抗拒苦役的一种方法。这在zhonggong监狱中也有“典名”，名曰“耍死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的“耍死狗”。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小胜”。

虽然背上挨打的地方痛了两天，但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心中默默地祈祷着：未必不是卢建华和赵小光的灵魂在暗中相助。尤其是老潘的相助，解除了我以挨饿收场的尴尬结局。再说，我已经经不起“饿”了。因为我正处于“饿殍”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饿死。

吃完野菜羹后，张棒棒打着电筒又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正坐在那里双目发直，也不掩饰他内心的恐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恶狠狠地吼道：“装死卖活的，你这家伙就会反动。告诉你，明天还得照样给老子上工地去。”
第二天，我被安排了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跟在开荒的人后面，将那些已被挖断仍埋在土里的草根抖出来，堆在地里。

看来，再凶残的刽子手也有理智的一刻。他知道一张一弛，并不一味的任性虐杀。因为看到我的外形，无异于一具活着的骷髅壳，死亡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我的身上。

荆楚

云朵“冒而尖”

然而，张棒棒的这种“让步”，却产生连锁效应。几天以后，放下锄头与我并排坐在地上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

坐在褐黑色的泥土上，我的脑子里是空荡荡的，全身像瘫痪一样绵软无力，脑子里一阵阵发晕，就像虚脱一样。而最苦恼的，仍然是饥肠辘辘的折磨。便下意识地将粗壮的芦根抹去泥巴，送入口中咀嚼。可惜那芦苇根干得像竹子一样，嚼不出一点汁来。

张棒棒盯着这群枯瘦如柴的拓荒者，慢慢的踱着步，无趣地走远了。我抬起头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仰望天空，只见无数的云朵，变换着奇异的图案。

小时候，我常常着迷于这些变幻莫测的云朵，把它看成在蓝天上自由奔跑的小狗和小兔。而今，它们在我眼里，更像大碗里盛着大碗的“冒而尖”。大云朵旁边几片小云朵，则像白米饭旁边的菜肴。我便指着云朵向身旁的人说：“你们看，那儿不正摆着一席饭菜吗？”

周围的人便一齐朝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于是，大家便认真地讨论那大碗里装的是几斤米的白米饭，一个人一顿能吃下几大碗……一直到张丑德悄悄从远处转过来。

“张棒棒回来了”！有人低声地喊道，于是大家便一齐埋头抖草根……

我的“耍死狗”在迅速地扩大，坐地抖草根的人一天天增加。严格地说，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标准，像我们这种濒于死亡的人，即使是囚犯，也该住院治疗。

但是，在zhonggong统治下，却照样被驱赶着我们服劳役。面对着“开荒”的进度似蜗牛般爬行，张棒棒显得很烦躁。而张棒棒的绰号，却迅速地在苦役犯的口中传开了。

张棒棒很可能知道是我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在焦急和愤恨之余，他终于接受了李管教的建议，改变战术，采取了新的措施。

荆楚

逃亡者之死

一天晚上，以我抗拒改造、消极怠工、煽动全中队集体怠工的罪名，召开了全中队建队以来的第一次批斗会。
殊不知这套手段，对于处在生死边缘的流放者，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张棒棒的打手队伍还没有建立起来，开场白那段“端正态度”打人惯例，只能“暂免”。

那天晚上的批斗会，变成了张棒棒和李管教的轮番对白。黄桷树下传来阵阵鼾声，算是对他俩这种轮番对白的回应。正要草草收场时，大组长慌慌张张跑来报告：“开荒三组的两个人去了厕所之后，一直没回来，窝棚里也不见了人，大概是跑了。”

张棒棒挥了挥手，批斗会就此结束了。

张棒棒气急败坏的命令汤干事，带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立即出发搜捕。又命令各组立即清点人数。短时间的喧闹之后，西西卡又重新归入静夜之中。

我并没有入睡，批斗会没有给我留下丝毫损伤，倒是替两个瘦弱不堪的逃亡者担忧。天黑路险，山沟里其实没有路，任何一个悬崖绝壁，都是张开血盆大口的坟墓。野狼的嗥叫声隐约可闻，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天堑险绝，后有追兵。两个骨瘦如柴的流放者，不过是掉在虎狼群中的羔羊，怎能逃离虎口？就算幸运逃脱，又何以求生？时下虽已仲春三月，但在这荒山野岭之中，除了彝家村寨里有一点绿色的小菜地外，荒山之中什么也没有啊。纵然带着钱粮也难以活命……

第二天下午，汤干事回来了。到了晚上，张棒棒再次召集全中队大会，宣布昨晚逃出去的两个人，第二天早上被村民抓获，当场就被彝胞打死了。

这一次，在张棒棒连日忧闷的脸庞上现出了红光。他站在一百多号人面前，将两名外逃者带走的两个小布包高高地举向天空，得意洋洋地向这群骨瘦如柴、虚弱不堪的流放者宣告：“这就是逃跑的下场。我们的人民政治觉悟就是高，这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这叫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谁逃得脱？……”

一百多人耷拉着脑袋，谁也不知道两名逃亡者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俩是不是被彝胞打死了。但都对张棒棒恨之入骨。

我们心里都明白，两个不幸的逃生者，是在饥饿苦役逼迫下，才会如此孤注一掷的。如果他们真的死于非命，直接凶手不就是你这得意洋洋的张棒棒么？

荆楚

哇！哇！哇！

翌日早晨出工之前，张棒棒将我单独地留在工棚里，等到大家出工以后，院中已空无一人时，两名士兵便将我叫到黄桷树下，将我的双手反背着，背靠着黄桷树捆在树上。

那姿势，很像一个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走向练狱的人。因而使我想起了《神曲》。我该落入九层地狱中的那一层？但是我清楚，以我卑微的出身和可怜的身世，哪一层都没有我容身之处。那么，我将进入天堂？可我看不见通往天国的大门。地狱无路，天堂无门。我还是呆在这“人间地狱”吧。

大家中午收工归来时，张棒棒将全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流放者们召集在黄桷树周围，召开了一个现场“处理会”。宣布：对我“停止劳动，就地反省”。并冷笑道：“对这个顽固份子，我们已向场部报告，等待他的结果将是更严厉的惩处”。

真不知道谁给张棒棒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如此“严厉惩处”，会收到杀人不见血的效果。

说完之后，张棒棒便正式宣布“不准开荒时坐在地上抖草根了，实在完不成任务，可以减半”。我太明白这张棒棒的意图了。其实，再严厉的处惩，都对这些频临死亡的人失去了作用。

从此，白天，便把我独自捆在黄桷树下，也没有人来理睬我。这时，我最难以忍受的痛苦，仍然是饥饿。饥饿像幽灵一样紧紧纠缠着我。

捆在黄桷树身上的我，想起了冥界中的“阎王殿”。佛家不但讲轮回报应么。还讲修行。修行就是用种种自苦的办法，来达到“解脱”的目的。天竺社会的修行方法多达九十六种，称为“外道”。其中就有“自饿”的方法。佛则劝人向善，描绘人们因三毒不悟，会沦为饿鬼。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目连救母的故事。说目连的母亲生前因拒绝施化缘僧，所以同和尚们结业甚深，才招致在她死后，入口的饭菜顷刻变成火碳，苦不堪言。也许这是和尚们编造的故事，但我确信地狱中有饿鬼的说法，饥饿的确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此刻，我的四肢不能动弹，饥饿便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不觉念叨“阿弥陀佛……”

正念叨之间，我忽然想到哪位音乐家曾经说过：“唱歌可以使人忘却饥饿”，正好从山下飞来了一只乌鸦，围着黄桷树拼命的鸹噪，一边用它秃掉了许多羽毛的翅膀拍打着树枝，一面发出“哇！哇！哇！”的叫声。

正在盖房的基建组听见乌鸦的叫声，有人拣起石子向那只乌鸦掷去，并咕噜“不知谁又死了，这几天老是缠着我们这儿叫。”“唉！不详之兆啊！”房顶上传来隐隐可闻的议论声。

我抬起头向乌鸦望去，却见那只老鸦并不愿离去，人们越是驱赶它，它越是叫得厉害，并不愿离开。也许是它看到骷髅般的我，以为很快就能饱餐一顿呢。

于是我清了清喉咙，拉长了声调，向它应和起来：“哇！哇！哇！……”喊声由低到高，由沉闷到高亢。房顶上的人一齐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

正在打瞌睡的哨兵，大约被这种叫声惊醒。也站起身来，用手中的棍子向乌鸦掷去，乌鸦这才拍拍翅膀，很不情愿的掠过枝头飞走了。

乌鸦飞走了，而我却没有停止哼唱，继续“哇！哇！oppose！”的叫喊着。

哨兵端着枪走过来，在我的面前站住。直楞楞地盯着我的脸，眼里充满了迷雾。估计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很可怕。身上披着巾巾挂挂的破衣烂衫，头颅则像个骷髅似的。哨兵看到我两眼发直，四肢已从水肿转为干枯的阶段，两根脚杆像两根干柴棍一样戳在地上。倘若是夜间目睹此景，并听到“哇！哇！oppose！”的声音，一定会吓得神经失常。而他却像欣赏“收租院”里的“泥塑”般的凝视着我。

哨兵凝视了好一会，仍然感到莫明其妙，终于摇了摇头，若有听悟的自语道：“装疯卖傻！疯了！疯了！真是疯了！”便咕噜着走开了。

我就这么每隔三五分钟便“哇！哇！oppose！”的叫喊着，一直叫喊到中午。房顶上的人下来了围住了我，尤其是杨治邦，久久凝视着我枯枝一样的双脚。

张棒棒也走到了我面前，三角眼里露出凶光，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然后带着几分好奇和无奈，也转身而去。他回过身去时，还喃喃地咕噜着：“疯了，疯了，装疯卖傻……”

他当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喊。倘若我用另一种言辞来呻唤，他必与我答话，那就是：“哇！哇！我饿！……”我为什么要与他接话呢？“唱歌可以使人忘却饥饿！”我在哼唱着一首减轻饥饿痛苦的悲歌。

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张棒棒就令人把我捆上黄桷树上，到晚上才放我就寝。我就用这个音符，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哇！哇！oppose!”

三天过去了，场部的庞总管闻讯专程赶到西西卡。张棒棒当着庞大管教的面，用青杠棒指着我说：“这家伙死不悔改，不劳动，装死狗，装疯，还装老鸦叫，什么都装……”庞管教像观赏怪物般盯着我，也是一脸狐疑……

从此以后，我在西西卡装死狗、学老鸦叫便成了新闻。我也因此而名扬甘洛农场。

后来到了盐源农牧场，邓扬光曾几度以此来取笑我。他说：“你除了装死狗装老鸦叫外，你还有什么能耐？”
“比之轰轰烈烈死于枪口的反抗者，我确实是逊色多了。但与那些从你们的狗洞中爬出来的败类，我又值得骄傲！”我这样回答邓扬光。

直到十五年之后，我被宣布“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的同难们都还提起这段伤心的往事，提起这段“趣闻”。他们说：“老鸦和死狗帮你抗拒了非人的苦役”。

我则坦然地回答：“其实，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否则，我就同那些耗尽体力死在西西卡的冤魂一样，无法渡过那道鬼门关，也就无法活到今天了。”

我得感谢上苍！只是我回想起张棒棒来，便觉得他是愚昧凶残的共产党人的典型代表。

荆楚

《血纪》一书之“西西卡死亡谷”一章贴完，各楼段标题是在此贴出时加上。

《血纪》上集共65章。65万字。下集40万字（尚未整理出来）。

荆楚

69年春节刚过，冰雪初融的时节。汤干事安排蔬菜组铲草皮肥。我们就在六队驻军营房后面那片草坪上劳动。


那时节，正是文革武斗的高潮之中，为了“避免”可能招来的麻烦，我们的野外作业地，也要经过军管会专门的划定。军管会头目还下令说：“超过他们划定的范围，安全概不负责”。


监狱之中，活动范围本来就狭小，晚上必须龟缩在监房之内，到了劳动的时候，还要“画地为牢”。


汤干事除了用偷偷的嘀咕来表达他的不满外，也不敢公开抗议。越是刽子手凶残暴虐的时候，越是光明将要出现的前奏。对我们来说，目前需要考虑的，是该怎样熬过这段天亮之前的黑暗时期。


流放者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谨防士兵的一切刁难，生怕自己被无端拉到岗哨之下挨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希望平平安安的渡过苦役，以免招来杀身之祸，或少受些饥寒，少挨些拳脚。盼望每顿的包谷粑份量充足而已。在空前的恐怖高压下，那无边的苦役，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当然，每个人都在盼望光明到来的那一刻。


吃过早饭，我们便带上各自的工具，跟着汤干事来到六队士兵营房后面的那片草地里。


有半年多时间没到这里来了。站在高处看脚下的二道沟，虽说不上美丽，但出来透透空气和放松一下快要绷断的神经，仍有一种新鲜感。


向下腑视，在云气氤氲之中，东面是大水库，西临梅雨镇。这让我很自然地回想起从黄联关初到这里来的情景来。一晃就过去五年了。


五年前还是一潭死水的二道沟，现在形成了一条横贯沟底的小溪河。眼下的小溪河已被白雪覆盖，变成了一条灰白色的长蛇。场部蔬菜组附近，已挖出了好几个大水塘。水塘边建起的土墙房屋栉比粼次。俨然成了一个以流放者住宅为主的贫民窑。几个中队的贫民窟，将场部团团包围起来。


我把眼光从梅雨镇方向收回来，停留在农三队的坝子里。陈孝虞指着三队围墙后面垒起的大坟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造反者的墓地。灵堂早已经不见了，集体坟包被枯黄的荒草所包围。看样子，今年春节并无人去祭奠他们。我们看了许久，并没有看到守墓人。俨然是一座无人过问的荒坟野冢。


见到这个高高的坟堆，便使我想起去年的武斗枪战。当年狂热战斗的人们看到今天这一切，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再过若干年后，又该如何评价这些荒丘之中的亡灵？


山坡下那片蔬菜地，被整理得非常整齐。四四方方的菜地周围是排水沟。排水沟被白雪覆盖着，变成了一道道的白色线条。十几名就业人员不顾田头冰雪初融，正在给秋天种下的越冬蔬菜中耕，为它松土、浇水、施肥。


虽然他们终日为士兵和吏狱辛勤劳作，但享受他们劳动果实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人看过。与奴隶社会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是一群奴隶主的公有奴隶。任何稍有权势的人，都可以任意驱使奴役他们。这真是一种奇特的公有奴隶制度。


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会知道爱惜这些劳动力。而公有的奴隶，却在岐视之外，对他们施以肆意的侮辱和迫害，完全不顾他们的生死安危。


我跟陈孝虞向羊圈小监方向看去。那排曾经囚禁我和陈力的羊圈小监，依然保存在那里。现在已由六队接管。看到那排房子，我不禁触景生情。向陈孝虞讲起三年前的往事。


“诺，那排房子前面两件，是分别关押我和陈力的小监。靠我们这边的两间，就是高士清和金梅往过的地方。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在哪里？”我叹了一口气。


陈孝虞接口回答道：“听医院里的人说，他们现在住在骡马堡，金梅还是帮人洗衣服”。


“她的歌声真美，太可惜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她变成洗衣奴了。”我对她的才华被埋没十分惋惜。


我还讲到粪拨岗棚的那一段故事，顺便讲到了羊圈前的那条田坎，是高士清和金梅抬家具经过的地方。过去是泥巴田坎，现在已经铺上了整齐的石板。石板路通向场部的方向的路基下，有一个大粪坑。眼下那个大粪坑里的粪水，已被就业人员挑干了。现在积着半凼积雪溶化后的雪水……

正说着，场部办公室那边，按时播放起广播体操曲。时间已过了十点钟了。一个“劳动力”正挑着一挑粪水，从场部向羊圈小监一摇一晃的走过来。是给刚刚砍下的菜桩施肥的。

按照这些年的种菜经验，开春以后，这些菜桩上会长出第一批的白菜叶。在这种鲜菜奇缺的隆冬季节，就靠这些菜桩上长出来的菜叶供应场部的干部和驻军。


就在这时，一列戴着红袖套的全副武装“纠察队”，正雄赳赳顺着羊圈小监门口的机耕道朝这边走来。同全国一样，农场正处于军管时期，军管会已成为全权机关。这些佩戴红袖套的“纠察队”，便是从一些武斗组织里招来的新兵。


这些士兵异常冷血凶残，恣意作恶逞凶，无人敢惹。比之明代的锦衣卫和东厂，其凶残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见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无论粮食瓜果，是想拿就拿。谁也不敢阻拦。见到他们不顺眼的人，动辄拳脚交加，没有人敢冒犯他们。


六队发生的几次血案，就是由他们一手制造的。就业人员当面恭称为他们是“军爷”，背后都骂他们为鬼子兵。对于这些鬼子兵，身份低微的刑满释放人员除了背后唾骂几句，实在奈何他不得。


同一切凶残的杀手不同，这些士兵杀人，却披着一件合法的外衣。这比任何无理的屠杀更加可怕，更令人防不胜防。文革中对犯人的任意屠杀，已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也不需要任何理由。直接杀人，对于这些大权在握的鬼子兵来说，更加方便，更有效率。


按军管会巡逻告示规定，军管时期，为了防止“罪犯”暴力行剌士兵，在他们“执行公务”时，刑满和在押的两类人员必须主动回避。即在一切公共场所，不得与军队正面相撞。路上碰到必须停下来，等待这些士兵走过，或者绕道走。在背对这些巡逻兵时，禁止在五公尺以内尾随其后。凡与巡逻士兵正面相撞，或者尾随其后在五公尺以内，巡逻士兵可以采取任何“自卫”措施。否则，一切后果由违犯者自负。


这无异于给这群鬼子兵大开了随意肇事的方便之门。等于给军管会的巡逻人员以自卫为借口，可以随意击毙任何“不让道”的流放者，而不负任何责任。


所以，当这个“告示”公布以后，便不断的发生就业人员在半路上因为回避不及被打伤、甚至被打死的事情。


最近从北鸟中队调来的一名就业人员，就因没有注意，在围墙的拐角处与这群巡逻士兵相遇，当场就被活活打死。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才知道，不仅六队的犯人会因各种各样的“不小心”而被罚站和被打。军管时期，士兵的任意虐杀流放者，已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


眼前，只见挑着粪担的“劳动力”刚刚走到石板路的中段，那队从羊圈小监前面机耕道上走过来的“纠察队”，正好走到了石板路与机耕道的交叉口。为首的那名士兵好像发现了猎物，把本来挎在肩上的半自动步枪端在手里，突然的来了一个右转弯，大踏步迎着这个桃粪的“劳动力”直撞过去。并以当年日本皇军的武士道的“雄姿”，刺刀直逼前方，向那名劳动力逼了过去。


那名挑粪的劳动力见到前方一支凶猛的“纠察队”正向自己逼来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惊慌之中，他向着石板路的两侧张望，但两侧都是两米宽的排灌沟，已被溶化的雪水灌满了，别说挑着这满挑的粪水，即便是空着手，也难于跨过水沟去。


慌乱之下，那名劳动力只能掉过头去，挑着粪水往回跑。可是肩上的那挑沉重的粪水死死地拽着他，使他迈不开快步。


眼看有意寻衅的纠察队越来越近，那名刑满人员摇晃的身躯终于控制不了肩上的重担，粪水一路荡拨出来。就在距大粪坑十多米远的地方，为首的那名士兵手里端着的刺刀已经刺进了他的破棉袄之中，扎到了这个可怜的劳动力的脊背上。


由于剧痛和猛然受惊，那两桶粪水连同扁担便从他的肩上滑落下来，粪水倾倒在一侧的水沟里。在惯性的作用下，那名就业人员失去了平衡，跌倒在石板路上。


我们站山坡顶上目睹这一幕，不由想到前不久才在北鸟中队发生的纠察队枪刺就业人员的不幸事件。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刺刀挑刺一个毫无反抗力的人，会使这些士兵兽性大快么？


眼前，这一刺刀下去，真使这个劳动力立马倒下了……巡逻小队一共五人，立即围住了这个“猎物”。


为首的那名士兵用枪尖指着倒在地上的劳动力，命令他从地上爬起来。并把他一步一步地逼向大粪坑边，命令他转过身去，面对着一凼雪水的粪坑，背对着这群士兵。
看到他的危险处境，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正猜想着这些士兵想干什么时，却见五个士兵在他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商量着什么。


商量一阵之后，为首的那名士兵从怀里摸出了一只跑表，走到了那名劳动力的背后。突然飞起一脚，向他的腰部猛然踢去，同时按动跑表。


那名劳动力顺着脚风的方向，一头扑进了粪坑中。随着扑通一声，水坑里激起了一股水花。


待到这名可怜的“活耙子”挣扎着在粪坑底站起来时，破棉衣已经冰冷的粪水和雪水浸透，他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整个身体因寒冷和恐怖而颤抖起来。


然而那些站在粪坑边杀心正旺的“军爷”，立即用剌刀刺着他的头，逼迫他沿着坑边的台阶一步一滑的爬上岸来。并按照刺刀的指挥，重新站在方才的位置上，仍然是面朝粪坑，背对着这群士兵。


第二名士兵又飞起了一脚，像踢冬瓜一样把他剔进粪坑。与此同时，为首的士兵再次按动跑表，记载着这个活靶子从被踢进粪坑到爬出来所经过的时间。


到了此时，我才弄明白，这五个士兵在进行一场游戏比赛。看谁以最短的时间把这个活靶子踢进粪坑，然后计算猎物爬出粪坑的时间。


轮到下一个出脚的士兵时，他特别卖力的摧促着挣扎在粪坑里的活耙子。因为伤势越来越重，且挨了剌刀。此时这个“活耙子”除了一片告绕和哀求外，再也没有其它表示了。


当活耙子第二次在剌刀的威逼下从粪坑中爬起来的时候，血已经浸出了破棉袄，只见他跪地哀告，免其一死。然而比赛才进行了两个人，怎能中断？


于是第三个参赛者又用剌刀戳着他的头，让他再次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池而立，随着一脚踢去，又是朴通一声，跑表按下，活耙子第三次朴进粪池。

当这个“血冬瓜”第四次爬上粪坑边上时，呻呤和哀告声已完全消逝。他再也站立不起来了，于是第四个参赛者就用他的枪剌向活耙子一阵猛戳以后，便把他从地上像拎小鸡一样拎起。还不等他站稳，又飞起了那杀人的一脚……

这一次，他扑向粪坑溅起水花以后，就寂然无声了。


活耙子扑在粪池底，任凭第五个杀手怎样的用剌刀截他的头，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他就这么泡在冰水中再也没有爬起来……


岸上的五个士兵七嘴八舌的争论一阵以后，便重新排好队挎上枪，然后扬长而去。边走边起劲的争执着“谁的脚利索”？谁的“时间最短”？并发出一连串魔鬼般的大笑声。


在“纠察队”离开足足十分钟后，菜蔬队才闪出五六个人来，瞻前顾后看了好一会，才七手八脚地把这个血肉模糊的“劳动力”从粪坑中拖了出来。


我和陈孝虞亲眼目睹了士兵杀人游戏竞赛的全过程，后来又看到就业人员从粪池里拖上来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过了一会儿，才从场部赶来一驾马车。几个人连忙把这个可怜的活耙子抬上车，送进了医院。


几天以后，场部蔬菜组传来消息说，那名就业人员送进医院时，早已被泥水呛死，肝胆破裂，惨不忍睹，并在当天下午就地埋掉。


在给成都的死者家属的通知中称：“该犯因病死亡”。

后来，我多方打听这名可怜的就业人员的姓名，有人说他姓夏，有人说他姓曹，还有人说他姓陈。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身在高墙之内，又处于异常恐怖时期，我始终不知他姓甚名谁，也不敢公开打听。


苍天啊，何以让这种无缘无故的虐杀猖行於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

荆楚

这两颗柳树之间，就是当年的大粪坑。那名不知姓名的就业人员，就在这里被五名士兵活活踢死。

荆楚

这是正在修改的《血纪》的一章，照片是我今年4月中旬陪孔令平先生重返盐源时，在盐源二道沟拍摄的。

荆楚

"西西卡死亡谷"之后de 一章是“死亡之夏”，因篇幅较大，暂时没有在此贴出。

梅吟雪

  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荆楚

（荆楚按：本文摘自正在修改的《血纪》一书之“苦役一瞥”一章之片段）


一年的秋收过去，劳累了一年的奴隶们，刚刚结束了田间的劳役，又熬过了运草的苦役，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年。


冬天又像往常一样，一早起来，看到满地的白霜，看到阴冷的天空，一个个畏缩着手脚。到了中午，狂风大作，括在人的身上犹如刀割。


到了这时候，盐源地区的当地人早已躲在屋里，烧着老树疙瘩取暖过冬了。但在zhonggong的监狱里，是不会让囚奴们歇息下来的。寒冷的冬天，正是驱使我们兴修水利的大好时节。


盘旋在二道沟两边山梁上的水渠，是两千多名劳动力在冬季开挖出来的。这些年来，除了67年大规模的武斗停止了两年冬季水利劳动外。每年冬天，苦役犯都在寒风透骨的水利工地上劳作。67年，西昌来的造反组织声称，这种水利工程叫“走白专道路”。随着公检法被砸烂，沟渠停修，堰沟被泥沙壅塞，很多地方已被填满，无法过水。


到了69年后，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最先便是清理沟渠淤泥。


艰辛的挑草任务刚刚完成，69年岁末，二道沟全长几十公里的排灌堰沟，便从水库出水口开始彻底的清理。农六队担负着二道沟最末端的一段，即靠近梅雨镇的一段。


早晨出工清沟，虽没有挑草那么早，但按照场部统一规定，上午八点钟开始，流放者便在荣老头和徐世奎的催促下，带着铁锹、铁镐和畚箕走出各自的监门，顶着刺骨的寒风，越过五号梁子，步行两里地，来到清淤工地。


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值班老管用棉衣裹紧全身，双手揣在怀中，再把毛领拉紧，将脸颊和脖颈严严实实的裹住，仅留下一双眼睛和鼻子暴露在外面。脚上穿着的厚厚的绒毛皮靴，仍不断地在结了冰的田坎上来回跺着脚，发出喳喳喳的声响。


一到工地，手脚被沿途的风霜冻僵了，最重要的就是烧一堆火，将冻僵麻木的手脚烤热。我们便抱来包谷和向日葵秆。用火镰引燃后，团团围住冲天的火焰取暖。这些篙杆经过日晒霜打，已经干得只消小小一个火星便可以熊熊燃烧起来。


干枯的篙杆不经烧，大火持续不到十分钟。十来分钟后，只留下了一堆灰烬。徐世奎便驱赶着恋恋不舍的奴隶们下到各自划定的沟渠中。


瘦弱的奴隶穿着千针万线缝补的棉铠甲，脚上套着布胶鞋，踩着像刀子般的碎冰层。先用铁镐将冻土挖松，再装进撮箕里，甩到高过自己头顶的水渠坎上。


于是，山谷中传出了铁锹开凿冻土的铿锵声。凿到特别坚硬的冻土层，便溅出火花，振得虎口发麻，开裂的地方便流出血来。但坎上却传来了徐世奎不停的催命声：“今天划定的任务必须完成。完不成任务，晚上打着灯笼火把也要完成。”他喊来收方员，把每个人的任务分出来——这是他累积下来的榨取流放者血汗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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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奎的眼光停在一个身穿破烂“黄马褂”的曹季贤身上，并在他身边停了下来。这是一个身材壮实、刚刚才从南充监狱调来的“新犯”。听说是由军事法庭开庭判决的。他犯的是什么罪？我们都不清楚，只听说他与上司争风吃醋，同他的上司决斗。


自从曹季贤调到农六队以来后，三个多月里，他从来不与人交谈。偶然听到他喊出一声“放我出去”，才知他不是哑巴。


从曹季贤平时从不洗脸和目光呆滞来判断，这是一个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的人。随着大家进入寒彻肌骨的山腰后，他便坐在冻得硬梆梆的田坎上，傻乎乎地望着银灰色的天空发呆。即使大伙闹烘烘的烤火取暧，他仍然无动于衷。坐在距火堆几公尺的地方，独自在思考什么。


蔡先禄见他这样，便向他喊道：“唉，曹军爷，不要再想那些不痛快的事了。到这里来先暧和一下手脚吧。”曹季贤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仍像一尊石头一样端坐在一边，嘴边又滑过一句“放我回家”。


当徐世奎向我们走过来时，所有奴隶已下到沟底了。只有曹季贤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好像在用抗工来向徐世奎示威似的。


这些年来，绳捆索绑，批斗会，拳打脚踢，加上在“杀一小批”的威胁之下，农六队的老犯人的楞角被磨得差不多了。67年以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的抗拒劳役了。


徐世奎走到曹季贤身边，紧锁着眉头，低声喝道：“曹季贤！怎么搞的，大家都开工了，你还在想什么？今天的任务是六米，你没听到吗？完不成任务，你就守在这里，不许回去”。


但曹季贤索性把头埋进自己两只大腿之间。天气太冷，他冷得瑟瑟发抖。徐世奎暂时没有理会他，便去检查清渠进度。


五分钟以后，手里柱着拐杖的荣老头走了过来。他用独眼看了看坐在田坎上的曹季贤，便用手杖去挑曹季贤身上的旧军装，一面挑一面咕噜道：“你听见没有？赶快起来，到你的地段去，今天的任务必需完成”。


荣老头已经退休两年了，凭着他一只独眼和一条假腿，也凭着他打天下的赚下的资本，他的退伍待遇是全农场干部最高的。


退休以后，劳改局安排他专门旅游休假。他到全国各地周游了一年，总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无儿无女，劳改局又批准了他留在六队继续管束犯人。


荣老头一个孤老头子，反正闲着也无聊，仍挂上中队长的头衔。上不上班，全凭他的高兴。这几天闲居久了，居然冒着严寒，来到清理沟渠的工地上溜达。一上工地，就碰上了曹季贤。


曹季贤并不认识荣老头，当荣老头的拐杖戳在他身上时，他仍像一尊石头一样，不理会也不吭声。荣老头顿感大失面子，脸色由晴转阴。


离曹季贤最近的余赋见状，低声的替曹季贤解释说：“他可能病了，昨夜咳了一夜，我们挨着他睡的人都没有睡好”。


“什么？”荣老头的独眼里射出了一束威严的目光。他对犯人竟然对他不理不睬感到十分恼怒。“有医生证明吗？”


为了驱使奴隶们带病出工，各中队给医院打过招呼：“非经医院领导同意，任何医生都无权给犯人开病假条。”生病也要经过医院领导的批准。一般的犯人开不到假条，即使害了重病，也必须像健康人那样完成规定的任务。病倒在工地上，临到死亡之前，才送往医院的人屡见不鲜。视犯人的生命如草芥，这就是zhonggong的“人道主义”。


在王诺德因严重肺病劳累而死后的几天，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的曹季贤，既没有想到去看病，也不知道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如何保护自己。在他失常的大脑里，大概只有一个单纯而简单的想法——“放我回家。”


可惜，荣老头不但不知道他的底细，在他简单的头脑里，只知道犯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意志。


荣老头从黄联关跟着流放者来到盐源，是农六队成立时的首任中队长。他被曹季贤对他的漠视所震怒。用拐杖敲打着脚下的冻土，怒吼道：“我看你是好逸恶劳惯了，公开抗拒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改造。对你这样的人，说服教育已不起任何作用。”说完这话，荣老头抬起头来，向坐在高处的士兵命令道：“你们两个下来！把他拖到沟里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两个老管无奈的走下来，把毛皮帽推到脑后，走到曹季贤的身边，猛然一个擒拿格斗动作，将曹季贤按倒在地，迅速扒下了他的棉衣、棉裤和胶鞋。任凭曹季贤怎样的挣扎，怎能敌得过两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一个士兵从腰里掏出一根细麻绳，将曹季贤的双手一上一下地反背起来，捆住双手的大拇指，捆成一个“苏秦背剑”。然后将只穿着单衣的曹季贤推进了沟渠之中。


曹季贤挣扎着站起来，赤着脚站在渠底的冰窟中，双脚迅速的变成了紫黑色，两腿瑟瑟发抖。被捆着的大拇指也沁出了紫红色的血来，双肩和头扭曲成一个十分难看的状态，面色如土，嘴唇发乌，一声都没有哼出来。


两个士兵把他丢进堰沟里后，重新回到原来的坐位上，面无表情地盯着曹季贤。堰沟里的奴隶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曹季贤痛苦的样子……突然，扑通一声，曹季贤终于坚持不住，直直地栽倒在沟底。荣老头这才慢慢走过来，命令曹季贤附近的两个奴隶，先将他捆在大拇指之间的细麻绳割断，七手八脚地将他架到山坡上。只见曹季贤全身青紫，活像一具冻尸。


有人慌忙抱来了包谷杆，在他身边燃起了大火。有人把他被脱下来的衣服披在曹季贤的身子上，在场的人们围了过来。而那位独眼荣老头，目睹了他一手制造的“杰作”后，拄着拐杖，若无其事地一瘸一拐地走远，消失在转弯的地方。


“动工，动工，有什么好看的！”渠沟上方传来了徐世奎的呵斥声。他一面驱散围在曹季贤周围的人，一面命令卫生员和两名流放者到沟对面的医院去取担架。曹季贤虽然经过烤火取暖的措施，仍然昏迷在地上。


“这哪是把我们当人看，连牲畜都不如！”围观的人压低了嗓门控诉着，心中充满了怒火。“什么改造人，分明是摧残人，法西斯！”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低声谴责刚才发生的暴行。虽然大家都知道身边就有耳目，到晚上收工时，便有小人把这些“控诉”传到何庆云的耳中，但是被愤怒冲动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了。


突然间，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喊道：“活该！谁叫这他是黄马褂。这年头，当兵的哪一个不是心黑手辣。我看哪！用不着在他的身上浪费同情心”……


几乎被冻死在工地上的曹季贤，被三名流放者抬进了医院。因为年青，经过医院的抢救，最后苏醒了过来。可是他的双脚被冻坏，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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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0年初，当曹季贤穿着黄马褂再次出现在农六队的坝子里时，流放者仍然对他的案情不明所以，并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敌意。好奇的人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就像没有听见似的，一概不予回答。除非牢头们声色俱厉地喝问：“你犯的什么法？”他便答非所问的重复回答：“放我回家”。


他再次来到六队时，仍然不熟悉起居和生活环境，也从来不开口问别人。有时候竟然傻到用手板心去接自己那一瓢白菜的地步。但从他矮壮结实的身体猜测，他原是一个挺有气力的庄稼汉。只因受的刺激太深，使他处在半痴迷状态中。流放者戏虐的称他叫“曹军爷”。


因为反应迟钝，在六队的环境下，曹季贤没有少挨老管们的拳脚。在狱吏和士兵的眼里，囚徒都是“牛鬼蛇神”，可以随意打骂。这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出工时，曹季贤总是拖在队伍的最后面。每天加给奴隶们的劳动任务，他也不例外。奴隶们下地以后，就忙着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曹季贤好依然像木头人似的，坐在田坎上发呆。


为了迫使曹季贤完成当天的任务，绳捆索绑，批斗会，殴打恐吓等等“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试过了，但他像一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随凭你怎样整治，他只会用“放我回家”来回答。


这种近乎痴呆的情况，渐渐使六队的何庆云和徐世奎感到头疼起来。因为，一个人压不服，其他的人都会跟着效仿。


何庆云有一次狠狠地威胁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六队的刘志和，就是因为‘装疯’，还不是照样枪毙了。所以你如果继续下去，就是自绝于人民！”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疯狂到了对精神病人也格杀勿论的程度，连何庆云都直言不讳了。但是，面对就这样的威胁，曹季贤依然无动于衷，依然是那句“放我回家”。


看到这种情形，徐世奎接口说：“曹季贤，你别装疯。老实告诉你，你干的事情，是任何人都鄙视的。你趁你妹子去你那儿探亲，你竟然奸污了她，使她怀了孕。军事法庭判你十年，我看是判得轻了。”


没想到曹季贤闻听此言，便大声的抗议道：“你说的是假话，不是真话。军事法庭那些家伙勾结起来，把营长干的事，全赖在我的身上……”


接着，曹季贤断断续续哭诉道：“营长才是大流氓，我妹子前年去探望我，营长把她安置在部队招待所里。我那里知道，才住了两个月，妹子就怀孕了。妹子吃了哑巴亏，不敢声张，才悄悄告诉了我。我便找团长揭发了这件事。结果被团长反咬一口，说妹子房间的钥匙只有一把，平时就在我手里。团长一口咬定我一连几晚上上妹妹的房里住，把这事硬栽在我头上……


“我气极之下，跑去找师长。师长说这事非同小可，有损我军声誉，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装模作样地调查一番后，调查结果仍然是把这事栽在我头上。把我关进了军事法庭禁闭室，冤里冤枉的关到监狱里来了……”曹季贤伤心地述说着。


到此时，我们才略略知道曹季贤的案情。


对于这桩军营丑闻，军官对士兵家属做出这种事，原本就不足为怪。只要这位营长真的爱上了曹家妹子，并愿意为她承担责任，曹季贤又何必较真。殊不知那位营长偏偏是有家室的人，又在支左的军管期间，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是要受到军纪处份的。所以营长对自己干下的这件缺德事矢口否认。反而倒打一耙，反诬曹季贤，使事情越闹越大。


当然，最吃亏的当然是曹季贤的妹子。她不明不白的怀上了孩子。而奸污亲妹的乱伦罪，却把哥哥给毁了，使这位曹军爷身负着双重悲哀。于是，愤怒至极的曹季贤决定找营长拼命。没想到还没进入营长的房间，就被发觉了。师长毫不客气的把他送上了军事法庭。


毕竟曹季贤的妹子是一个农家妹子，或太愚昧，或太胆小，不敢说出奸污她的人？这就成了永远的悬案了。


zhonggong监狱之中，蒙受这种不白之冤的人太多太多。

荆楚

干脆把这个片段独立成一章。

荆楚

十年生死两茫茫（上）

《血纪》（上集）之一章


    自从我在58年初被一脚踢出校门后，从此我便悄然离家，杳无音讯。在送往南桐矿区接受“劳动改造”时，除了一腔冤屈无处申诉外，就是如何面对亲人的沉重思考。

想到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的外婆，想到含辛茹苦抚养我成人的母亲，想到相濡以沫的弟弟，我强忍着辛酸和悲痛，强忍着思念与牵挂，想让痛苦由我一个人承受，而一直没有告诉他们。

地狱的煎熬何年何月才是尽头？想到我被毛泽东的阳谋构陷，又被关押虐待，就像从她们的心头割去了一块肉。我又如何忍心丢下她们？我怎能加重她们的痛苦？

外婆和母亲已在父亲被捕时，经历了一次心灵的重创。接着又是母亲也被划为右派。在遭受这种雪上加霜的折磨之后，我实在不忍心再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告诉她们，不忍心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痛苦哀伤。难道要我告诉他们，共产党非要把我们一家人赶尽杀绝才作罢？难道要我告诉他们，共产党一定要对我们一家进行“灭门”的惩罚？

入狱以后，我只能将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可以像男子汉一样独自承担一切苦难，但亲人又怎能承受年长月久的牵挂？孤儿寡母会不会踏遍千里去寻我？我常常陷于不知如何是好的两难之中。在我在入狱的那段岁月里，常常在梦中哭醒。

后来，我决心与命运抗争到底的顽强信念控制了我。当时我想，除非我的沉冤获得昭雪，能体体面面的回到亲人怀抱之中，我绝不会以“带冤”之身出现在她们的面前，让她们为我伤心难过，和增加她们的精神负担。主意打定以后，我就再没有向家里写过一封信。就这样，我任由劳改发配边荒，任由当局将我从一个鬼门关赶到另一个鬼门关。

算起来，我在狱中渡过了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的岁月里，每时每刻，无不凝结着血泪和辛酸？每一年的中秋之夜，我都要遥望圆月，忍不住想念亲人。特别想念痛我爱我、把我当成她生命寄托的老外婆。

每逢大年卅日晚上，我都要把从厨房端来的饭菜摆着面前，默默地摆上四个小碗和四双筷子，祈祷远方亲人的平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我像一只千里倦飞的失群孤雁，终有思念回巢的时候。“悲歌当泣，远骛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每当阅读这些思念亲人的诗句，都令我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独自悲伤。

对亲人的思念，就像一杯永远无法喝完的苦酒。屈指算来，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先前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学生娃。沦落冤狱十五年后，我已变成了未老先衰的小老头了。如果外婆还在人间，她已经八十五岁了。她是不是常常倚靠在竹篱笆门前，盼着我回家？

有一天，心灵突然受到一股巨大力量的冲击，像一股强电流袭击了我。使我强烈地感到一种不详的预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日夜思念魂萦梦系的亲人，都不在人世间了。一种再也不能与他们相见的恐惧感催促着我。我再也不能音信杳然下去了。否则，我也许永远见不到他们了。就算我能活着出去，我却将背负着终生的负罪感。我既对不起日夜盼着我归来的老外婆，也对不起辛勤抚育我的白发亲娘。

73年春节期间，就在这股寻找亲人的思潮冲动下，我终于结束了十五年的固执，第一次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全信只有一百多个字。

十五年的折磨和流放，我对家中的变迁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能否找到他们？该从那里去寻找他们？

“妈妈：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给您写信了。我仍试着按照十五年前的地址给你写这封信。倘若您能收到，就请您立即回信。我现在是在四川西南边境上一个小县城里给你写信，希望这封信能接上我们之间中断了十五年的联系。
                                                您的儿子孔令平。
                                                                    1973年2月于西昌盐源909信箱六中队。”

随着这一百多字的寄出，寄走了我十五年来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也寄走了十五年筑成的自闭和哀伤。

我想，如果不能收到回信，至少告诉我们一家人早已家破人亡的信息。倘若这封能寄到了妈妈的手上，那么我们之间的任何信件，是逃不过魔鬼的监视和检查，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话写这封投石问路的信。纵然有再多的怨恨和委曲要表达，也不能透露一丝一毫。一不小心，就会横生枝节，给亲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然而，这一百多个字，却堆积了我十五年的血泪和辛酸。我就像一个离开了母亲怀抱整整十五年弃儿，在通往地狱的不归路上，不断呼喊着——妈妈！妈妈！

我的这封投石问路的信件，果然走了五十多天，才到达母亲的手上。与其说需要辗转传递耽误了时间，还不如说需要经过多个部门检查，层层把关，翻来覆去的推敲，而耽误了时间。

后来，母亲和小妹（母亲在被管制期间的养女）告诉我收到这封远方的来信时的一些情景：

三月二十五日，蔡家场医院的门房叫住了母亲，说有一封从西昌寄给她的信。

母亲心中一惊。自从67年小儿子孔方兴失踪以后，她一直在苦苦盼望他的音讯。但整整六年过去了，却没有任何音讯。文革爆发已整整七年了，那些青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们突然像在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人给她写信。这使她隐约感到，学生时代的同学和老师也身处危难之中，自身难保。那么，现在又是谁从西昌给她寄来尺素呢？

妈妈急忙从门房小张手里接过这封腊黄的信，心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预感：“莫非小儿子孔方兴有了消息？”当她看到那信封被人折开过好几次了，有的地方已经撕破了。她坦然了，说明这封信没有什么值得当局过于紧张的东西。

这么多年来，妈妈在北碚边沿的小镇医院里“监督劳动改造”。她对所受到的人格侮辱和非人虐待早已习以为常了。她在厕所傍边的“家”已被查抄过十几次了。“革命”群众搜去了他所有值钱的物品，连一身像样的防寒棉衣都没有给她留下。

两年前，母亲不嫌肮脏地清洗废弃的医用棉絮，积攒到一定数量后，缝制了一件御寒棉衣。于是党的积极分子牵出妈妈进行批判斗争。批斗会上，妈妈受尽殴打和凌辱之后，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准备跳塘一死了之。却被一位附近的杨婆婆拦腰抱住，并将她从绝路上劝了回来。另一位附近的农妇胡德明，很同情母亲的处境，遂把自己的小女儿送过来给母亲作女儿，陪伴着母亲。从此以后，她便成了妈妈相依为命的亲人。在妈妈决心投塘之前，烧掉了所有珍藏下来的新老照片。

妈妈看着拿在手里的信件，首先看到收信地址是：北碚机关托儿所，字迹是那么熟悉。她的心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去看信封上所留下的地址：西昌盐源909信箱。邮戳上也印着“西昌盐源”的字样。这会是谁呢？妈妈的心再次猛烈地颤动起来，连忙拆开了信封拿起信笺，双手在微微的颤抖：

“妈妈”这一称谓，使她犹如从恶梦中惊醒。妈妈昏花的眼睛里，闪出了一束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喜悦。难道是失踪了六年的兴儿吗？兴儿，你在那里？你还在人间吗？这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为你流干了眼泪？你把妈妈想坏了呀……

枯木缝春，老树新芽。这封信的到来，就像行进在沙漠上快要干渴而死的探险者忽然发现了一处清彻的甘泉。

一阵激动过后，妈妈又重新戴上老花眼镜，去看那熟悉的字体，写在发黄信笺上的就这么短短几句话，信的落款却是大儿子孔令平。再翻看信封的背后写着嘱咐邮递员的话：“邮递员，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已调往他处，请务必将这封信转到她现在的单位上去。”现在终于明白了，含愤离校、音信断绝整整十五年的大儿子，终于现身了。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已忍伶俜廿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我的孩子呀！这么长的岁月，你到哪里去了呀？你可知道这十五年来，外婆是怎样倚门相望？然而，每次都在黄昏之后失望而归啊。你的外婆哭过多少次，几乎为你哭瞎了双眼。直到她临终前，还在不停喊着你的名字——平儿！平儿！我们千万次为你默默祈祷？孩子呀，你纵有天大的冤屈，也该寄封信给我们呀，也该向你妈妈报个吉凶呀！然而你却一点音讯都没有，仿佛从这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在那个年代里，妈妈以禁锢之身也不敢多打听呀。妈妈曾多次写信去重庆大学。当问到你的下落时，学校也不告诉妈妈任何情况。从此音讯断绝，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天才收到这封信，你像突然从地缝中钻出来一样。如果这是一场悲剧，那么这是多么残酷的悲剧。整整十五年，妈妈的泪水都快哭干了啊……

母亲连忙找来了放大镜，又拿起那个腊黄的信封反复地翻看邮戳，再一次证实是西昌盐源县发来的。妈妈才抽出信笺，哦！对了，这正是大儿子的手迹。十五年了，这么熟悉的笔迹，竟一时想不起来了。

泪水再次模糊了妈妈的眼睛……她把腊黄的信封摆在面前的小桌上，看了又看，瞧了又瞧。就像漂泊在茫茫大海上的人，突然发现了一块救命的木板。她将腊黄的信折好，再将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

年仅七岁的小女儿正挨在母亲身旁，用她充满童贞稚气的眼神，看着妈妈的一举一动。此时小女儿正瞪着一双迷惘的眼睛看着妈妈。她认识孔方兴哥哥，那时她才两岁。只记得孔方兴哥哥很高很瘦。他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回来？

小女孩觉得一切都怪怪的。小脑子盘旋着一连串的疑问：妈妈是那么善良，可医院的人为什么老是欺侮她？妈妈成天为医院打扫清洁，从不偷奸耍滑。医院的人总是把所有重活和脏活都扔给了妈妈，可妈妈却总是默默忍受，总是低着头，从来不表示不满和反抗？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妈妈，始终不声不响地忍受着，默默做着最脏最累的活……

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妈妈这么高兴，她数着妈妈戴了几次老花眼镜。妈妈一会儿取过信封看看，一会儿又放回原处。放回原处之后，一会儿又拿出信封和信纸仔细端详。妈妈一会儿默默流泪，一会儿又高兴地笑了……妈妈今天怎么啦？

虽然她不懂这是为什么？但看到妈妈脸上难得的笑容，她也感到特别高兴。从那时开始，她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大哥哥。可是她还没生下来的时候，大哥哥便离开了家。这是妈妈从来没有讲过的。大哥哥是个什么样子呀？他真是一个奇怪的大哥哥呀！听说是在重庆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他为什么要离家？为什么从来不回家？今天又怎么会知道妈妈在这里？

小女孩看着妈妈布满皱纹的鬓角边刷刷地流下的泪水，她在心里还猜测着——大哥哥什么时候才回家呀？她知道，在这种时候，妈妈不喜欢打断她的思考，她就懂事地看着妈妈……

晚饭以后，小妹妹躺在小床上，眼盯着妈妈重新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封腊黄的信，然后戴上那副老花眼镜，又在电灯下面细细地读起来。仿佛那封信写得好长好长，一直没有读完。妈妈一边读，一边又在擦眼泪……妈妈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可脸上又很高兴呀？大哥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她想着想着，闭上了眼睛，进入了梦乡。

母亲望着进于梦乡的女儿，反正没有睡意，匆匆翻身下床，去抽屉里寻找出那本很旧的地图。这还是小儿子孔方兴的遗物。在弟弟出走时，她就反复地翻看那本地图，想从那本地图上找到小儿子所去的地方。可是地图上没有留下一丝出走的痕迹。

妈妈打开地图，仔细搜寻，终于找到了西昌盐源，那是在四川的西南方向，靠近云南的地方。与重庆相距她足有一千多公里。妈妈估计，儿子正在高耸的山峦中服刑，得马上给大儿子回信。

于是妈妈伏在小桌子上，铺开信笺准备写信。虽有千言万语要说，但提起笔来，却不知道如何开笔。这第一封信，该告诉儿子什么？妈妈手下的信纸，写了又揉成一团，又提笔再写，又揉成一团……纵有千言万语，却不能在信上倾诉。因为妈妈知道，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人细细检查。唯恐在字里行间找不出“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的线索来，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于是，妈妈写道：

“亲爱的平儿：从我收到了你的信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力量。我一想到我重新获得了我心爱的儿子的音讯，便全身有劲。我热烈地渴望着我们母子有见面的一天，我仔细的翻阅了地图，我知道你是在四川的边垂，离我这里很远很远。但我的一颗心与你是那么的贴近。

“平儿，我从58年以后，你便没有写过信。那段时间内，我深沉浸在痛苦的深渊里。直到72年元旦，我忽然想起了我过去的知已，向北京和上海发了两封信，这两封信辗转被他们收到，她们先后回了信，现在，她们还经常来信……

“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于58年下放农村劳动，59年又下放工厂车间劳动。62年调到蔡家场医院。

“61年11月8日，你外婆在北碚逝世。临死前的那几天，我和你弟弟守在她身旁。外婆去世前，一直呼喊着你的名字……

“你的弟弟于59年在四十四中毕业，考入重庆电力学校，62年被压缩回家，一直跟着我过。64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落户在我附近的一个社员家中。母子二人朝夕相处，生活尚好。文化大革命中，他瞒着我，于67年7月14日离开了我，从此音信全无，生死不明……我想，可能已经死亡。因为在那段时间内，武斗相当严重……

“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我的身体还好，还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而今获得了大儿子的消息，这种高兴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平儿，你还年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永不复返。我希望你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与劳动，为党和人民立新功，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母子二人共同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立功补过。

“我在这所医院整整十二年了，这所医院离北碚四十里左右，汽车不到一小时。规模不大，是综合性医院。附照片一张，妈妈已经老了，希望你也能给我一张像片。要说的话很多，下次再谈。”

这便是母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那种被压仰得喘不过气来的辛酸，岂能用言语来表达？
妈妈知道，要把这家破人亡的噩耗告诉天涯一角的儿子，又必须让当局放过它，所以必须写些zhonggong强迫人们说的“官话”和“套话”。

在那个年代，妈妈只想过平常人的生活，就因父亲的“政治牵连”，不但父亲本人入狱，至今仍不知生死。外婆也在忧愤中去世，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在“劳改”，一个生死不明。妈妈已是孤苦伶仃一人，又被医院的造反派任意践踏侮辱。这究竟是为那门子事呀？而今大儿子居然还在人间，就算一种最大的安慰了。唉！这种遭遇岂能用“生不如死”所能概括？

妈妈重新看了看张刚刚写完的信，拿起放在破藤椅上的棉垫子，靠在小女儿身边躺下。此刻，妈妈脑海里再次回到了十五年前，脑子里全是大儿子的音容面貌。可惜，照片已全部烧掉了，倘若不是杨婆婆，妈妈早已成了池塘里的水鬼了……

现在想来，杨婆婆的话果然没有错。她说“像你这样的人家，中国多的是。凭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就不能留着眼睛看看这世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杨婆婆朴实无华的话语里，可算是一种预言。是一种在黑暗中的等待的希望。现在不是证明杨婆婆的劝导正在渐渐实现么。妈妈已经老了，孩子也是中年人了。妈妈想着想着，脑海子里又呈现出大儿子小时候的模样。从淘气的童年直到中学时代……背着背兜，从垃圾堆拣回二煤炭，晚上伏在灯下读书写作业……

记得我考上大学离家时，妈妈同我促膝交心，再三谆谆劝导我：“千万不要去从政，那是一个说不清的危险领域。也千万不要去从事教育，你父亲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你选择工科，有了一技之长，才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

可惜的是，我处处小心地躲避着“政治”，“政治”并不因我的躲避而放过我。我仍然被划成右派，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继之投进监狱，受尽了人间的磨难。

虽已深夜，但妈妈躺在床上，思绪万端，老是睡不着：为什么连这么一个勤奋苦读的孩子都不肯放过啊？……妈妈想到这里，痛苦地翻了一个身。于是，妈妈又想到了自己，又招惹谁了？竟然是家破人亡？当年要是听了丈夫的话，去了台湾就好了……想到这里，妈妈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好打住。
妈妈渐渐的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朦胧中，她感应到自己的亲骨肉正在大山那边呼唤着妈妈。于是妈妈腾飞起来，穿越那重峦叠障的山脉，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那云雾缭绕的冯虚之境，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大儿子，妈妈把大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只见大儿子一身褴褛，瘦骨凌峋。不过妈妈怀里的大儿子依然是一张娃娃脸。

记忆可真是一个怪东西，十五年过去了，处境限涩，音容依旧。母子相逢在梦中，相拥在幻境。醒来时，妈妈才感到自己仍处于茅厕旁边的矮房之中。孤灯之下，泪水已浸湿了枕头。她望了望熟睡在身旁的小女儿，替她盖好露出被子外的小手，低低地叹了一口气。

荆楚

十年生死两茫茫（下）

当妈妈的回信从何庆云的手中交给我时，脸上堆着一丝奸笑。“现在，你总找到精神寄托了吧！你看，你的母亲还健在，她可不像你那样处处同政府对立，你可要好好读读她的来信，不要辜负她的希望。”

何庆云边说边把信交给我。这叫我说什么好呢？音讯断绝了十五年的母子终于联系上了。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我日夜牵挂的亲人除了母亲外，都已不在人世了。我欲哭无泪，断肠天涯。

从外婆去世的年代可以判断，恐怕是死于饥饿年代的营养不良。而我的可怜的弟弟，真想不到会惨死在造反派的乱枪之下。

那天晚上，我又回想起小龙坎之夜兄弟相聚。真没有想到，我和他共进的那一顿年夜饭，竟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想到临别时竟没有遗留下一张照片，我断肠的追念又向谁表达？

现在，母亲有了下落，我该提笔向她简单的讲述一下我这些年来的遭遇，以及我生活在监狱里的概况。母亲所在的单位掌权的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无视公民的通迅自由，还因为这些小痞子过敏的政治嗅觉，把信中他们所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成语，拿到“破译会”上集体研究。对于“亡羊补牢”，“扑朔迷离”等成语，整整研究了一个上午。

他们为此专门找来了新华词典，按照那些词的解释，一面公开宣讲，一面绷紧阶级斗争那根弦逐一分析，把“亡羊补牢”说成是我想待机逃出牢房，把“负荆请罪”说成是拿着柴禾要烧毁犯罪证据。他们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解释一番后，还责令我母亲作出解释。要她积极检举儿子企图“出逃和毁灭罪证”的事实。

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已经到了文盲乱中华的地步。人们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蛊惑下，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更不可能对我们家破人亡的一家产生一丝半点同情。

可笑的是，他们竟会以蔡家医院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盐源农场发来一封信，要求盐源农场对我严加追查和管教……

所以，母亲的下一封来信，要求我在信中不要再用成语。我在哭笑不得之余，只好用其他人写信的四段式，即称呼、问好、说事、祝身体健康。这大概就是文革的一个成果，真让我感到悲凉。

从那以后，远在三千里外的我，算是结束了孓然一身、举目无亲的孤独和傍徨状态。每逢过年过节，不再独自靠着冰冷的铁窗里，不再遥望着东北暗暗寄托精魂无依的牵挂，不再独自吟唱着魂萦梦系的悲歌。

我终于能同其他有家有父母的流放者一样，在过年时，能收到慈母寄来的包裹，送来了妈妈对儿子的关爱。妈妈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儿子身上穿的背心，脚上穿的鞋，洗脸用的毛巾，以及粮票。那一小块肉，一截香肠，一包果糖，凝聚了多少慈母的深情啊。

我知道，在这个物质极度溃乏的年代，寄来的东西都来之不易。在我每一次收到这些东西时，我都特别的感到一种异样。实际上，这是妈妈在千里之外的人间地狱里传递着舐犊之情啊。我永远看不到我的父亲、外婆和弟弟了。母亲的慈爱，成为弥补我心灵哀伤的唯一寄托。

这一年秋收季节，我从山上那些烂在地里的砍皮瓜中，挖出了许多白瓜子。把它们洗净晒干，就用晚上学习时间，倦缩在监房的角落里，一颗一颗地剥出它们的仁，再用一块毛巾缝成一个口袋装好，准备找机会带给母亲。

74年冬天，刚刚刑满就业的王大炳回长寿探亲。我便托他在途经北碚时，将瓜子仁带给母亲。并拜托他，务必把母亲生活情形和健康状况如实告诉我。

74年冬天，王大炳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重庆，并沿途询问找到了北碚蔡家场医院。王大炳还没有进入这家乡村医院的大门时，便被传达室里的“门卫”叫住了。

“你找谁？”门卫从黑洞洞的窗口里，警惕地上下打量着这个农民打扮的陌生人。

“啊，你们这里有一个叫方坚志的人吗？我是来给她捎信的。”王大炳直言相告。

“你是从那里来的，找她干什么？”门卫瞪着一双警惕的眼光，提高了嗓门，死死盯着这个老实巴交的陌生人，好像要从他身上挖出什么秘密似的。这副冷漠僵硬的逼问，令王大炳感到浑身都不自在。

整整十五年了，王大炳就像一个隔世的来访者，来到了一个令他恐惧不安的环境中。他犹豫了一下，只好将他捎带来的信和一包瓜子仁拿出来恳求道：“我是从西昌盐源来的，我是方坚志的儿子孔令平的朋友。这次回家探亲，因为受孔令平的托付，给他母亲带来一包东西和一封信，拜托通告一声。”

门卫把信和包接了过去，看了又看，掂了又掂，便满不在乎回答道：“你就在这里等着，我去请示领导。”

说罢，转身进去。过了一会儿，才走了出来，一脸严肃地向大炳喊道：“你要见的这个人，是我们单位的重点监督对象。没有单位的介绍信，任何人不能同她单独见面。我请示了院领导，你带来的信和东西，我们可以代她收下，并且转交给她本人，你走吧。”

王大炳倒吸一口凉气。扭头向门内窥望，这不过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医院。他见到许多人进进出出，也没有人盘问。不由得暗暗后悔起来。如果径直的闯进去，就可以完成朋友的托付。

当王大炳回到盐源把蔡家医院所见所闻告诉了我时，对母亲的担忧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她在那些信中不厌其烦写着“要听党的话”。恰恰证明她是多么无奈。母亲所受的精神压迫，远远超过了生活在枪杆子下面的我。

这一年春节，我照样的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一斤腊肉，并且在信中告诉我，我捎给他的东西已经收到。还在信中一再要求我将近照寄给她。

荆楚

把漏掉的一段文字补入楼上

荆楚

照相的遭遇

在狱中由当局摄制的像片，一直是存放在各自的档案袋里。看着自己一脸晦气的尊容，我也不想保存它们。所以，为了满足母亲这个心愿，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我，还真成了一件难事。母亲这个极为平常的要求，便一直挂在我心中。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我一直在寻找去盐源的机会。


盐源地处云贵川高原，在汉、彝、藏、苗等民族杂居的小金河地带。丘陵地区有着广阔的牧场。放牧在山上的牛羊群撒下的粪便，便一直是各中队争抢的肥料。


徐世奎也不甘示弱，在春耕栽秧完毕以后，便派出一个六人小组，长期驻外拣粪。这个小组在马路边租了一间小茅屋，六人吃住都在里面。每天所拣的牛羊粪，便堆积在屋外马路边，等到凑足了几卡车以后，便从场部调汽车运走。每次运粪，都要派两个人去装车。


有一天，轮到了我和肖弟良跟车去装粪。我连忙把平时舍不得穿的一件“半新”中山装翻出来，袖拐上虽然有一个补疤，但照像时可以遮掩过去。平时穿在身上的那件补了又补的棉“铠甲”，是万万不能上照片的。劳动时穿着不觉得褴褛不堪，因为大家都一样。如果穿着这身棉“铠甲”照相，会使母亲伤心的。同时，为了不让母亲看到我的光头像，我还专门向陈孝虞借了顶呢帽。就这样，提着装着衣服和帽子布包，匆匆上了汽车。


汽车开抵目的地，已是上午十点了。为了腾出照像时间，我和肖弟良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车装满。奋力装完车后，我俩也已大汗淋漓。


汽车开走以后，我俩洗了洗手脚，换上了“照像服”，便向盐源的县城走去。估计汽车往返的时间至少需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够用了。这是我到盐源十多年来第一次“自由”上街。心中不免有些激动。


盐源就那么两条交叉成十字的街道，因为一心寻找照像馆，并没有留意市容。只记得街道很宽敞，街面撒着星星点点的牛羊粪。


不多一会，我们就看到挂着照片的照相馆。走进这家小照相馆，没到五分钟，我的尊容便摄了下来。


开票的是一个老汉，他向我询问：“听你口音，可不是本地人，你们是临时到这儿来出差的吧。”我含糊地应了一句，并不在意他的询问。


像照完之后，我身上感到发冷，便取过随身带来布包，取出里面的“棉铠甲”穿在身上。没想到老者眼色大变，立即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我。


这些年来，人们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毕竟还没有烂到这种程度。加上“棉铠甲”上带着牛羊粪臭气，使这位摄影师立刻判断出我们的身份来。


自从盐源农场建立以后，到这儿来照像的刑满释放人员和犯人已不是个别的了。最近，监狱当局“抓获”的几次逃亡的“证件”上的像片，被鉴定出是这家照相馆的“作品”。所以照相馆受到了严厉“警告”。


店主人当即表示，我的像片不能取走。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和老肖费了足足半个小时的口舌，我甚至还掏出了母亲些给我的信给他看，向他说明我照相的目的。我们好说歹说，店主人才答应，要我在三天后一周以内来取像片。过期就不能取了，同时还不准取走底片。


当我接过店主人给我的收据时，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真想不到自己的“劳改”身份，连照一张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也想不到一件“棉铠甲”，竟被当成了“劳改标志”，而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更想不到这个小相馆，也成了监视的对象。


既然如此，我就偏偏要穿着这件褴褛不堪的“棉铠甲”撞一下盐源的街头。便大摇大摆的敞开这件“棉铠甲”，向前走去。棉铠甲上数十块破棉絮和几十处破布条随风摆动，扑扑作响。衣服上的粪便的异味也被疾风吹散挥发，使我获得了一种济公活佛的快感。

我们边走边看，不知不觉走到盐源中学的大门前。围墙两侧并列着两幅很宽的玻璃厨窗，大门左侧厨窗上贴着许多用白纸写成的“文章”。刊头上贴着：“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十个大字。大门右侧厨窗贴着“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八个大字。土墙柱上挂着“盐源中学”的牌子。

我到盐源已整整十年了，只听说盐源中学的是盐源县唯一一所完全中学。优雅清净的环境只给了它文雅的外貌。校门前很安静，没有碰到一个学生从这里进出。校门口的一道屏风墙挡住了我们向内窥探的视线。


此时，一个十六岁左右的男孩子从屏风右侧闪身出来。我忙向他询问道：“你们的学校还在上课么？”


男孩子诧异地望着我，先是摇了摇头，接着又点了点头，露出一种不知如何回答的神情。便匆匆消失在“屏风”左侧。


我很想见识一下学校被红卫兵整治得怎么样了？正想向里面走去，但又自觉不妥。于是收住了脚步。


回想刚才从校门口经过的孩子的神态，据说现在学校已复课了，课堂上没有教师，教室里闹哄哄的，课恐怕是复不起来的。


这些年来，六队也收纳了不少从文革沙场上扫进来的学生“另类”学生，如沈良玉、潘羽方等。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现在的学校里，那些上了年纪的教师，除了逃亡在外不知去向外，留在学校内的老师，也成了一个个夹着尾巴苟且度日的“贱民”了。其状况并不比黑五类好。校园里成了革命闯将的习武场所了。十四五岁的毛孩子，一个个都变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战斗队队员”，像一群“绿林好汉”。他们各执一见，舞枪弄棒，大打出手。几次武斗升级，校园内已是战场了。


据潘羽方介绍，有一次武斗，他在黑夜里背着“死去的难友”逃过对方设置的哨卡，几乎送命。现在，校园的枪声虽然静息了，但造反派设置的机关暗卡不知有多少？


想到了这里，我再次审视自己这身带着牛粪臭的“济公活佛形象”。这样的打扮去关心他们上课，岂不好笑？便打消了进校一看的念头。


学校的这种乱象，不正是毛泽东所要的结果吗？毛泽东不是要像流氓无赖一样“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么？我站在两处玻璃厨窗前，看到的是一些字迹潦乱、错字连篇、词不达意、文理不通的“杰作”。但仍可以从中看出，“文斗”双方的文字功力太差，只知道用粗话脏话对骂。双方都充满了“杀气”，充满了暴戾之气，让人不寒而栗。


和平并列的两个厨窗，实际上是两派势力的森森刀阵。一旦时局有变，两派会冲出橱窗内“文斗”的约束，而变成一场雌雄决斗。越往下看，越让人倒抽凉气。我再警惕地向门口望去，那些孩子正躲在白壁的“屏风”后，对我们怒目而视。



越是如此，越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进去看看。我便同肖弟良商量道：“想进去看看不？”


肖弟良面露犹豫之色，我便挥了挥我那满袖牛粪的“棉铠甲”，说了声“走”，便拉着肖弟良一起向“屏风”的方向走去。


我们刚刚转过墙柱，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断喝：“干什么的？”我立即停下了脚步回过头来。原来是一个年龄比刚才那孩子还小的学生娃。他身着草绿色军装，正站在马路中间双手叉腰，虎视眈眈，活像个怒目金刚。但他那稚气未脱而又盛气凌人架势，显得十分可笑。


我满不在乎地说：“不可以参观一下么，同志。”


“谁是你的同志，看你们不是什么好人，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吧！”


我们再不像潇洒的济公，倒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小鬼。先前萌生进校园怀旧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想到这里，我对这个身穿军装的男孩涌起了一股恶心。便板起面孔训斥道：“小朋友，讲话要有礼貌，不要像没教养的孩子。”


那孩子看到我们不但没有被他吓倒，反而教训他来，便恶狠狠地吼道：“你们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争吵声很快把其他学生引了过来，屏风的后面转出来了五六个小脑袋。他们的年龄基本上是十四五岁，都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们。听到他们窃窃私语议论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盐源农场的犯人。”


两个女孩从走了出来，朝我们喊道：“你们赶快走吧？”肖弟良拉了拉我的袖子，暗示我犯不着同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计较。


我们终于匆匆的离开了校门口，肖弟良不停的向我解释：“对这些孩子，我们惹不起。我们的身份不同，今天上街又没向队长们通报一声，出了事还不是后果自负……”


面对这种像被人赶出来的尴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一面向着那装牛粪的地方大步走去，任凭大风掀起棉铠甲拍拍作响，一面还在咀嚼在照像馆里受到的冷遇，回味着在盐源中学吃到的闭门羹。

（这是盐源中学，大门和围墙已变了样。当年的两处橱窗已变成“厚德载物、求实创新”的字样）

迅弟儿

这回是中国鬼子干的。

天边外

请问楼主，这是“纪实类”文学作品麽，还是私人回忆录？

荆楚

请问楼主，这是“纪实类”文学作品麽，还是私人回忆录？
天边外 发表于 2009-8-15 19:00

是纪实作品。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事件。

天边外

谢楼主答复。

我有一个想法：

如果你陈述的事实属实，那么，你的记述文本就成为一种对“罪行”追溯权的记录。不但是警示后人，而且还有灵魂拷问的价值。
如果我们国家有一天认可将“文革时代”的悲剧作为“罪行”而付诸后人追索惩处的努力。显然，你的纪实文章可以包括了故事人物的真实姓名或编制单位，也包括其他证人证词而实现“真实”意义的法律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