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在刘顺森、孟平、杨汉群赶往重庆的时候,狱方正在驱使流放者集中在油库湾,召开了一个“奋战一百天、改造油库湾”的誓师动员大会。
油库湾因盐源农牧场油库所在地而得名。它的位置正扼守于农牧场到盐源县城的通道上。从场部出发南行一公里,便是油库湾的起点。再爬过绵延两公里的上坡道,才到达它的最高处。站在最高处,可以看到小金河从盐源城外缓缓流过。回过身来,一条一千多米长被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就出现在这里。它的顶部平均宽度大约五十米,而它的底部则被冲刷成了宽度200多米的山沟。所谓改造油库湾,就是把这条因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填成一湾梯田。并在这湾梯田一侧的山腰上,修出一条宽八公尺的公路,成为盐源农牧场进入县城的便捷通道。
根据测算,整个工程的土石方量大约两百万方。如此浩大的工程,要求集中在这里的1000名囚奴一百天内完成。也就是说,每人每天要完成二十立方的挖土和搬运工作量,相当于正常工作量的十倍以上。
有人算了一下,每人每天要挖大约三万斤的土,再将它们搬运到30米以远的地方。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
平时喜欢画漫画的陈容康,在地上用石头作笔,画了一个天平。天平一头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流放者,手上端着一灌包谷粑。另一头是在一座大山。大山将人高高举起,悬在天空中,无法下来……
毛泽东晚年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完全是为了掩盖他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惨败的又一场祸国殃民闹剧。他把全国性的大饥荒归罪于“靠天吃饭”和农民保守,再驱使半饥半饱的农民勒紧裤带,进行改土改田狂想作业。美其名曰“大寨精神”,其实是在制造自然环境的生态灾难,遗祸后代子孙。
农村的基层组织,以每年完成改田改土的工作量作为政绩考核的依据。年复一年,原来肥沃的土地,被“大寨田”埋入地下,使它的表面形成贫脊的瘦土。加上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后,积极性完全丧失。土地歉收日益加剧。在这些农田建设的大军中,不知掩埋了多少饿死和累死的农民。压在农村最底层的五类份子及其子女,更是受害最惨烈的群体。
所谓油库弯的改造工程,是盐源农牧场在大跃进过去了十八年后,留给二道沟的流放者的又一次痛苦的记忆。它不仅让我们再次经历彻夜不眠的折磨,并看到zhonggong官僚的愚昧狂妄。更使我们看到,在老魔头死后,仍然阴魂不散,继续奉行着他不顾人死活的衣钵。
经过十年文革,农六队反抗迫害的力量,遭受了残酷的摧残。像陈力、张锡锟等优秀份子纷纷惨遭杀害。其他的人,像皮天明、陈蓉康、刘顺森、夏光然、邓小祝、文廷才、蔡先禄、邓自新、王文典等,经过长期的黑审、斗争、绳捆、镣铐、殴打的折磨,也磨钝了棱角。
“火炬”成员和追随者,在流放者低落的精神状态下,也改变了公开对抗的方式,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方法。我们在等待着刘顺森们的回音。我们在枪杆子押送下,又一次跨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绞肉机。在油库湾工地上,再次承受它的压榨和撕裂。
76年10月中旬,工程的第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我们便肩着工具,推着板板车,向工地进发。
工地上高音喇叭正播放着“东风压倒西风”的歇斯底里的狂叫,迎头向我们泼来。进入工地,借着灯光,我看着这条非常熟悉的山沟:两面是黑压压的山头,油库湾入口处,就像是一扇进入地狱的大门。
广播里播放着刚刚死去的老魔头新作“鸟儿问答”。
陈容康走到我面前低声问道:“这首词是什么时候写的?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我正对着地狱的入口打着寒颤,天气特别的冷,只好摇了摇头。
不一会,徐世奎来了,冯俊伯紧跟在他的后面。两人在荒山坡上用皮尺比划了一番以后,便在草坪中划出了第一根很粗的石灰线。紧接着,徐世奎便站在一处土坡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油库弯工程正式开工。今后,由冯俊伯负责把每天要完成的作业线划出来。完成工作量才能收工。冯俊伯所耽误时间算半个工。”听到他这一命令,所有的流放者都搭拉着脑袋。
大家心中都明白,这是一条在当天绝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线”。就为了这条线,可以牺牲工地上苦役犯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为了这条线,可以抽干我们的血汗。为了这条线,还不知道谁会被埋骨于这黑幽幽的山沟之中。毛泽东最得意的军事化管理,再次搬到这苦役犯人的身上。任务像军令一样,以不可违抗的形式,压迫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唯独陈蓉康正在兴味浓烈地跟着高音喇叭吟诵着毛泽东那首名诗:“炮火连天,弹痕遍地。”他继续叽叽咕咕地背诵着:“怎么得了,啊呀我要飞跃……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陈蓉康读着读着突然骂道:“这也叫诗么?流氓!流氓诗!”他叹着了口气,愤恨地对着广播喇叭呸着口水。
我急忙推他一把:“干活吧!什么天地翻覆,现在是泥土翻飞。要你腿杆跑断,筋骨压弯,汗水流完。那才叫放屁。别听了,干活吧。”
陈蓉康拿起畚箕和锄头,开始上起土来。“唉!中国人真可怜啊。霸王在城头上饮酒作乐,奴隶们在阵前拼力厮杀。什么天地翻覆,外国人哪里晓得,我们已经有多少年没见过土豆烧牛肉了。”
奴隶毕竟还是奴隶,尽管意识到必需反抗压迫,但是十几年的挨斗挨打的经历,磨掉了我们青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变成驯服的劳动机器。
改田改土是我们每到冬天都要从事的苦役。它的工序极为简单。挖土,上土和运土。按照实作经验,运输距离在二十米以内,一个人挖土,可以供应三个上土和一个人推车。每个作业组大致由五个人组成。一个人挖土,三个人上土,一个人推车。
为了不让任何人闲着,每个作业组配备两辆板板车,推车的把装满泥土的重车推出去倒掉后,赶紧把空车拉回来,只有下一车还没有装满的时候,才可以喘口气。上土的则利用装好了一车泥土以后,空车还没有拉回来,或者挖土供不上的时候,才可以歇口气。而挖土的全靠自己挖空心思,出的土供应有余以后,才可以撑着锄把擦一下汗。
如此作业,五个人便环环紧扣,再无人闲着。无论是那一个环节落后了,一旦有人闲下来,便会受到站在高处的徐世奎和士兵的厉声斥骂。
徐世奎的喝骂声就像一条抽下来的皮鞭,一声一声的抽打在你追我赶的奴隶身上。这大概就是长年累月习以为常的规距。我们就像耕田的牛或驾辕的马,在皮鞭抽打下,每每因惊恐而无奈前进。
但照这种的安排,平均每个每天可以完成的最高土方量也不会超过三方。而面前的那道白线,是按照每人十二方的工作量划出来的。纵然将劳动时间廷长一倍,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迈过这条任务线。
随着时间一刻刻过去,挖土的茬口在一米一米的向山坡上廷伸。板板车车轮辗压着红土,变成了一条渐渐向前延伸的红带子。
早上起来,无论天气有多寒冷,只要开工,不出五分钟,就要脱下披在身上的厚厚的棉“铠甲”,光着身子迎着寒风,仍然挥汗如雨。那一条条被车轮辗出的红带子上,大概因为推土者淌下的汗水滴在上面,再经过车轮的辗压,变得红光发亮。
到了上午十一点钟光景,寒霜融化,西北风却从山坡的高处刮下来。这给上土和推土的人们带来格外的麻烦。杨厚模端起一筐泥土刚刚向车内倒下去,冷不妨被一股乱风将泥土回扑到脸上。他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声来,便弯下腰,双手捂着眼睛。
好在眼睛有一种排出泥土的能力。剧痛了一阵,挤出黄色的眼泪,一般可以恢复视力。实在不行,便呼唤唐启荣用药棉帮助洗一下,还不得耽误时间。否则,自己茬口就要拉在后面,徐世奎就会站在高处叫骂起来。
“摧命鬼!”陈玉其朝着徐世奎站立土堆喃喃地说,一面帮杨厚模搬开被泥沙糊住的眼睛,猛地吹着他紧闭的泪眼。
“换一下吧!”黄刚把空车推回来,喘着大口的粗气喊道。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一边甩着酸痛的膀子。
“亏你说得出来,杨厚模眼睛都要瞎了,你还叫他去推土”?陈玉其喊道。
“那么你试试,这千斤的重车谁能推上一整天?”黄刚涨红了脸,不停的甩着膀子。看样子他真的吃不消了。黄刚二十五岁,入狱才三年。大跃进的年代,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大跃进不眠苦役的折磨。
陈玉其接过黄刚手上的车把说道:“条条蛇都咬人啊!谁叫你年纪青青的就滚到这个烂泥坑里来呢。”说着摇摇晃晃将满满一车泥巴推了出去。黄刚不敢怠慢,赶紧拿起锄头上土,蹲在一旁的杨厚模还在流泪,就站起身来忙着继续上土……
紧张的劳动使人忘记了时间。早上吃下的半罐包谷粑早已消耗完了。但汗水流得过多了,反让人不感到饿。过度的体力消耗,使人全身乏力,体力不支。上土时,因为端不上车,而洒落在地上。推土时,推着推着就眼睛发黑。
苦役犯大量出汗,而又缺乏盐水补充。稍一停歇,经过冷风一吹,就会患上感冒。六队的工地上,第一天就有十几个人得了重感冒。头痛耳鸣,但谁也不敢歇息片刻。
中午时分,彭文学驾着马车,把午饭和水送到了工地。苦役犯歇下手来,将手在破衣服上擦了擦,便向马车围了过来。每个人手上端着饭盅,一大盅水下肚,汗水便如注的逼了出来。
整整一个上午的高强度劳动,胃酸大量消耗掉,胃口极差。拿着罐罐饭,却对着它发呆。今天罐罐饭比起以往增加了一截,菜也是平时一周才能吃到的炒洋芋片,算是对拼命的劳动者一点回报。然而那可恶的西北风,却恶作剧地把泥沙和黄土刮进灌灌之中。于是人们赶紧地刨完了手上端着的那一份饭菜。
吃过饭还不到半小时,山坡上值班的老管就催促大家动工。他们坐在荒坡上面,不像往常那样有哨棚可以躲避风沙的袭击,便催促大家,早点完成任务,好早点回去。
代朝谋爬上山坡,看了看一个上午的“战绩”。一个上午的拼命劳动,茬口只达到全天任务的十分之一。于是向站在茬口前的人吼道,“队部是下了决心的,今天的白线不挖完是不准收工的。下午不完成,就只好在工地上睡觉了”。人们瞪着他,感到他在催命。
“反正就这么一把老骨头了,充其量就丢在这深山沟里算了。”蔡先碌喃喃地嘀咕着。
初冬的高原,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这片红土地上,照耀在这群又黑又瘦的苦役犯人身上,为他们过渡劳累而叹息。
单调的挖土声与沉重的喘息混和在一起。好不容易挨到下午六点钟,太阳悄悄地跌进了西山坡后面休息去了。但工地上的苦役犯仍然要在灯光的照射下挥汗如雨。
彭文学赶着马车把晚饭送上工地的时候,星星已爬上了天空。吃过晚饭,我们被驱使着在工地上长时间挥汗如雨,要我们付出最后的汗水……大跃进的噩梦整整过去十八年了,不眠之夜又复活了。
疲劳了一整天的奴隶,早已睡眼蒙蒙。很想就地倒在泥土上,闭上疲倦不堪的眼睛。但山坡的暗处却发出了一阵阵粗暴的催促声。听上去,上面已换了执勤的人。刚来值班的士兵,正抖擞精神大声呵斥,摧促着下面这群想闭上眼睛的人们继续拼命。
盐源农牧场成立十几年来,农田、绿茵和果园渐渐代替了军垦多年无所改观的红土地。一湾湾良田,一片片果园,都是流放者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可是暴戾成性的狱吏们,丝毫也不会爱惜这些创造财富的奴隶们。他们对于奴隶们使用的语言就是绳索和皮鞭。在暴戾成性的狱吏的摧残下,奴隶们大量的死亡,他们的死亡原因写着:饥饿、劳累和酷刑。
然而在zhonggong的铁幕统治下,这一切都被捂得严严实实,而不为世人所知。这样的罪恶和苦役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像人一样生活?
工地上的高音喇叭,从早晨到深夜,不停地嘶叫着:“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直到第二天凌晨,它才停止。幸运的是,随着喇叭安静下来以后,电灯跟着熄灭了,工地上顿时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这真是老天救人于危难。在土地上的各中队,被迫收工回营。我们在漆黑的山沟黑摸索着收拾好工具,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摸黑走两里多的机耕路,回到黑洞洞的监房。
这就是开工的第一天,我们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整整十九个小时。留给我们回到监舍睡觉的时间只有五个小时。就是这样干,我们也才完成了预先任务的不到三分之一。徐世奎宣布,我们欠下了三分二的任务没有完成。
回到监舍,已是凌晨两点多钟。疲惫不堪的奴隶们,连洗脚的力气都拿不出来了,就在水槽子里糊乱的涮了两下,便爬上各自的草窝。不一会儿,便是一片鼾声。
然而,当疲倦已极的奴隶们还在酣睡中,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广播喇叭又开始叽哩哇啦嘶叫起来。睡眼惺忪的人们,又在枪杆子的押送下,在黎明的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驱赶到工地。耳朵里塞满了“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岗山”。
陈蓉康在我后面骂道:“人都快要死了,还喊给谁听?”
工地上那条催命的石灰线,一天天往山坡上爬行。中间的沟被填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深。挖土的茬口也在一天天升高。挖土也改变了操作方法:先在茬口的下面挖空一条槽,使上面几十吨的泥土悬在凹槽的上面。再在虚悬的大块泥块的上面,用钢钎插进去挤,用杠杆撬等,使整块大土方垮塌下来。
这种取土方法被称为“神仙土”,比之一锄一锄的挖快多了。但是因为泥土层的松紧度不一样,掌握得不好,要么基脚槽口挖过了头,泥土还没等到钢钎撬动它,便会自动垮塌,便伤及没有防备的人。
在任务紧张时,奋力上土的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崩塌的土方,因躲避不及,而被泥土淹埋和砸伤,这样的事故经常发生。
油库弯工地上,至今还有几位在副业队就业的人,就是当年放神仙土时,被压断腿和腰造成终身残废。不知道他们怎样渡过悲惨的残年。
有些土质较硬的神仙土,基脚挖好以后,无论怎样用钢钎撬动,那空悬的土方却放不下来。使急于抢任务的人们在下面干着急。
然而这种危险的挖土方法,却囚奴的过度疲劳,最容易忽视自身的安全。
随着茬口向前推进,茬口的高度也一点点升高。一个工地经过两周挖土,茬口的高度都会在两米以上。从旁边去看,茬口上的红土便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妖怪,随时都会将它脚下奴隶吞进血盆大口之中。
当神仙土快要垮下前,它会移动着巨大的身躯,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挖土手就是凭借经验和听觉,捕捉到这种“神仙”发出的信号,向下面上土和拉车的人报警,大喝一声“来了”。
所有在危险区里的人,凭着这一喊声,便立刻向前弹射而出。紧接着一声闷响,几十吨泥土,卷着巨大的气浪垮塌下来,扬起一股巨大的烟尘。
神仙土下面的奴隶们,或发觉垮塌的时间过迟,或土质过于坚硬,或风声破坏了“神仙”发出的危险信号,或听到的信号太弱,都会造成悲剧。
每天上午一过十一点,强劲的西北风呼啸而来,好像是专门为那神仙土打掩护似的。每当狂风大作时,挖土的人什么也听不见,就只好凭经验和直觉来判断。神仙土便借狂风的掩护,施展着它神秘的威力。
工地上因放神仙土而伤人的悲剧,就像魔鬼一样的缠绕着油库湾的奴隶们。尤其是那些本身体弱而过渡劳累的人。
身材瘦小的蔡先禄,是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小老头,一位厚道和善却又显得有些迂腐的中学教员,一位大家公认的善良正直真诚的大好人。他推着一车满载的泥土,泥土堆过了他的头顶,超过他体重十倍。从旁边看,与其说他在推车,不如说他用瘦弱的身躯同这个庞大怪物拼命。
每一车的启动,蔡先禄都要把脖颈伸得特别的长,胀得通红的脸上青筋暴突。他已经把最后气力也使出来了,可那近千斤的重车还呆立在那里不想走。到了这个程度,旁边上土的人都会去帮他推一把。车子启动以后,便见他摇晃着全身踉跄前进,好像他一交跌下去再也爬不起来。
不知是哪一股力量支撑着他,他一车一又车的拉土,每天把近百吨的泥土推出去倒掉。工地上经常可以听见他低沉的哼唱:“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当年杨白劳所吟唱的悲歌,而今伴以他低沉浑厚的男低音,变得更加凄怆悲凉。
“蔡总统的歌声太悲惨了!换一曲吧。”陈蓉康非议道。
蔡先禄并没有理他,继续吟唱着这两句悲歌。寒冷的空气中,他的牙在咯咯作响,并喘着粗气,但歌声没有停息。
“样板戏不嫌老,唱样板戏!蔡老师”。邓自新在邻近组里向这边喊道。
蔡先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要么你唱来听听!”
“好的!”邓自新回应道:“你们可听好了,这几天广播在喊什么?听清楚咯。‘久有帝王志,重上万岁堂!千里来寻旧窝窝,山沟变了样。到处猪屎狗尿,还有污水长长’,你们听清楚了没有?”邓眼镜来劲了。
他用的喜儿的曲调,唱起来美妙动听。工地上顿时活跃了起来。“莺歌燕舞,莺歌燕舞,你们看黄刚的身上,那才叫喊莺歌燕舞呢”。
经陈玉其一指,大家抬眼看到站在高高的土坎上放神仙土的黄刚。他身上那件棉铠甲,早已撕成了无数的碎片,在大风中飞舞着,絮毛飘飘。
上油库湾工地以来,每天二十小时的劳役,哪有时间对破损的万疤衣进行缝补?每人身上穿的用千针万线连缀在一起的棉铠甲,都变成了几十条的巾巾吊吊。被大风一吹,就成了四处飞扬开去的乱毛。这样的怪物,人们相互看惯了,倒也不觉得奇怪。但陌生人看到,以为看到了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白毛鬼魅?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陈容康苦笑了一声,长声悠悠地跟着那广播员的声音唱道:“好一个换了人间,好一派莺歌燕舞”。
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工地,锤击声、挖土声,喘息声,已经淹埋了这广播传过来的“歌声”。这些衣衫破烂筋疲力尽的奴隶,确实是毛泽东治下“到处莺歌燕舞”的生动写照。
“不需放屁,啊呀!我要飞跃!”刚刚把车拉回来的蔡先禄,朝着广播喇叭的方向唾了一口吐沫骂道:“呸!什么狗屁诗,还一本正经的朗读,不知羞耻!”
“唉!你也比别小看哪!‘先上九天揽星星,再回河里捉王八’,这可是你想不出来的绝句!”邓自新又向蔡先碌喊道。
蔡先禄捕前是国文教员,听到邓自新这么一句,接口道:“对,让我想想,该怎么改,明天上工地来读给你们听,怎么样?”
“你别唱‘老人累弯腰、儿孙筋骨瘦’了,别老是苦自己,改一首唱吧!”邓自新在隔壁的工段里向这边喊道。
流放者讨论广播里传来的毛诗新作时,倒像是忘却了旷日的疲劳。就在我们的注意力被广播里传来的“诗歌”分散时,死神却悄悄地潜入到神仙土上了。
当蔡先禄口里唱着:“哎呀,我要飞跃……不需放屁”,一面运足气力弓身箭步启动满载泥土的板板车时,站在高处的黄刚突然惊慌地喊道:“来了”!
大家还来不及抬头,只觉一股阴风从山坡上疾扑而下。足有三米多高的神仙土像一堵建筑物崩塌。一股强大的泥土夹着呼啸声扑了下来。大家立即向前面的空地弹射而去。
但蔡先禄却夹在平板车两车把手之间,躲闪不及。随着一声巨响,劈下来的泥石流重重地压在板板车上,压断了车轭,压在他瘦弱的身躯上。
整个的现场,像中了一颗开花炮弹,烟尘四起。同蔡先禄拌嘴的邓自新失声惊呼:“哎呀~老蔡遭啦~快救老蔡啊~”
人们在烟尘中向着板板车扑去,所有在工地的人都自动放下了手中的活,将压在蔡先禄身上的泥土拼命的扒开。邓自新和黄刚一面用铁锹刨土,一边指挥着周围工地上人们赶来支援。为了避免伤到蔡先禄的身体,而用手扒着泥土。
大约花了五分钟,人们才从板板车下把蔡先禄扒出来。只见蔡先禄奄奄一息,脸色铁青。抹去他脸上沾着汗水的泥浆,那一息生命的脉博还在跳动,只是双目紧闭。
邓自新把蔡先禄抱在怀里,焦急地连连的呼唤着他的名字,用手试着他的鼻息,但没有任何的反应。
“掐他的仁中穴,作人工呼吸!”周围的人出着各种主意。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抢救中,过了一会儿,蔡先禄的嘴巴开始嚅动,一股鲜血从嘴角渗了出来。接着紧闭的眼皮下动了一下,脉搏慢慢加快。鼻孔中吐出一丝的气来。蔡先禄几分钟前的笑容,还挂在他清瘦的脸上。
唐启荣背着药包跑了上来:“赶快要马车,谁跑回队部去叫?”大家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徐世奎倒背着手走了过来。他的脸色冷酷无情,显得十分不耐烦。工地上围了一大堆人,整个的工程几乎停了下来。于是他一面吆喝着围在这里的人群:“关你们什么事?还不各就各位,你们的任务就这么拖吧!”在徐世奎的吼叫着下,人们纷纷的四散走开。
看到奄奄一息的蔡先禄,徐世奎口里不停的嘀咕道:“叫你们小心一点,你们就是不听。”把事故责任推在受难人的身上,这就是冷血的徐世奎惯用的托词。
唐启荣找到了一架留在工地上的凉板,指挥黄刚、陈玉其等人抬着蔡先禄向场部医院奔去。
自从上油库湾工地以来,矮小体弱的蔡先禄,已好几次同死神擦肩而过。前两天,在他倒土时因拉不住向外翻倒的车把,人和车一同翻下足有二十米深的沟底。幸好板板车滚落到了一边,没有重重撞压在他的身上。但他已被二十米高的坡地上滚下来的泥土压住,动弹不得,身上也留下不少擦伤。
当陈玉其等人七手八脚的把蔡先禄从沟底拉起来时,徐世奎却在上面吼道:“赶快把车拉上来,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思想开小差。”
当板板车被拉了上来时,徐世奎并不理会受伤的蔡先禄,而是立即检查那辆平板车摔坏了没有,一面催促大家马上动工。
有人说,蔡先禄受了伤,应该回监舍去休息一下,上点药。可是徐世奎却恶狠狠地吼道:“我不怕你们装死狗,今天完不成任务,就给我在工地上守一夜”。
大家早已习惯了狱吏冷酷无情。蔡先禄坐在地上,用破布擦着手上和脚上的血。我看到他的两膝盖已经青肿,我便主动接过他拉的车,示意他坐在地上歇一会儿。
然而生性倔强的蔡先禄,却从地上站起来,从我的手上夺过车把,一瘸一拐的继续推着。并冲着徐世奎喊道:“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自己的任务赖给大家!”
在油库湾工地上,像这种类似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由于过度的疲劳,死神随时在窥视着我们。
当我看着蔡先禄被人抬走时,不禁悲伤难抑。我走过去揪开盖在他头上的破衣服,看着他紧闭的双目和嘴角上一抹鲜血,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瞥?
想着这些年来蔡先禄的忘我品性,看看他一次次在黑暗地狱里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切和温暖,送去他真情的爱心,不禁泪如泉涌。
每次有人挨打受伤,都可以看到蔡先禄拿出自己珍藏的白药精和药酒之类的东西,一次次为伤者送去他的关切慰藉。冒着危险,不怕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让对方感受到他的博爱力量。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宁愿牺牲自己的“及时雨”。
后来,蔡先禄虽然从死神的手里逃了出来,但过了不到两个月,终因伤重去世。去了他心目中的主的身边。
若干年后再想起这一段辛酸的往事,想起蔡先禄那只用胶布粘在一起的破碎镜片,他的深度的近似眼睛,连同他的诚恳和真情,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由于六队的工地上连续出现两起骨折的工伤事故,场部派驻工地总指挥在我们工地上开了一个会。他们一口咬定蔡先禄受重伤,纯属个人的疏忽大意。立即引起了奴隶们的愤怒和非议。
谁都明白,如果不是这种改土任务超过了体能极限,有谁愿意去放几公尺高的神仙土?有谁一车运到上吨的泥土?有谁一边打着瞌睡一边上土?
队伍中议论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指挥者下达的任务。在那个年代,只要一说鼓足干劲,谁又敢说每天规定的任务超过体能极限有什么不对?
随着工期的推进,奴隶们工作的时间越拖越长。工地上,凌晨一点钟拉闸关灯,关灯以后,山沟里一片漆黑。徐世奎只好收工。因关灯影响任务完成,徐世奎自可搪塞指挥部。
干了一天的劳动,睡眠时间仅三个小时。完不成的任务,便上交给了路灯值班室。所以晚上熄灯的时间也一再延长。
即便这样,徐世奎划定白线从来没有一天完成过。凌晨时分,疲惫不堪的奴隶们归去的时候,已是微霜初覆。北斗星也西坠在牦牛山上。
到了油库湾工程的最后几天,疲劳已极奴隶们,为了节约路途往返耽搁的睡眠时间,干脆就地睡在寒霜纷飞的工地上,蜷缩在自己的棉铠甲下呼呼大睡。仿佛经过了一场战争,横七坚八的躺满尸体……
白天,被板板车的胶轮带辗出来的泥巴路,到了晚上被射在工地上的探照灯反射出两条奇特的红光,令人眩目。
有一天深夜,我被那红色的光带照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手里提着的车把突然沉重了好几倍,眼皮重得象吊着两个铁球。忽然觉得眼前金星纷飞,心里发慌,恶心想吐,一股冷汗从脊背中流出来,两条腿也不听使唤,面前的两条暗红色的光带从平地上飘了起来,伸向远方,伸向星空,眼前一片漆黑,心里却难受极了,一头栽倒在地上……疲劳得虚脱的人们,谁也管不了谁了。
第二天凌晨,我才从昏迷中 醒过来。最初还奇怪我怎会躺在泥土中。看着那架停在旁边的板板车,我才慢慢想起,我是昏过去了,慢慢的睁开沉重的眼睛,又重重的合了上去,不知道身上什么时候身上结了白霜,更奇怪的是这么冷的天我还没有被冻死?只觉得浑身酸痛,无力站起身来。我看着周围,怎么这样安静?
我微微的侧头向四下望去,才在星光中辩别出与我同组的伙计们。努力回忆起昨天,农三队又死了一个奴隶。只是不清楚是冻死的还是累死的。
工程进入最后收尾时期,工地上每天都有人昏倒,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暴满。老魔头阴魂不散,死了还要抓住这些无辜者去陪葬。
在油库湾的工地上那些劳累死去的人,如果让他们吃饱喝足,美美的睡上几天,便可以自动复原。有人就在最后几天里,长眠在油库湾的工地上,再没有站起来。
据当时统计,短短三个月,就有十几人累死在工地上。被砸成手脚残废的,有二十多人。毛泽东的接班人接过“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的衣钵,把桎梏重新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1977年初,经过100天的夺命苦役,油库湾工程“如期完成”。当我们离开这令人咒诅的工地时,我们不明白,在毛泽东死后,还会有这样的疯狂。
人类社会已经建入电子时代。我们还被“大寨精神”驱赶着,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拼着性命,去完成愚公移山的荒唐事业。
工程完工的最后一天,下午六点钟,农六队被摧残得不成人形的队伍,身穿比任何时候更巾巾挂挂的棉铠甲,肩扛劳动工具,拖着平板车,踏着刚刚下过的一场大雪。翻过三号梁子时,当场又昏倒了两人。他们在雪地里等着唐启荣叫来马车,将他们送去了医院。后来,这两个人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再也听不到蔡先禄的悠悠悲歌了。“老人折断腰,儿孙筋骨瘦”防佛还响在耳际。宛如昨天。
此刻,我的耳朵里却被一种嗡嗡作响的轰鸣声搅得难受极了,总想作呕,我闭上了眼睛。如果油库湾工程再延续几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因过劳虚脱而命归黄泉。
以后的几个月里,水肿病再度蔓延。我想,人是何等脆弱的造物。只要苛政一施,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全都成了无知的梦呓。
后来,场部着上级前来视察,在公路上指手划脚的吹嘘他们政绩时,却不知道这些“政绩”是奴隶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也许再过几年甚至只消几年,山洪暴发,不消几十分钟,大水就会冲垮这些泥质田坎,重现一个荒凉的山沟。
我不知道,这样的工程有没有经过了水文和地质的勘察?还是仅凭他们的好大喜功,来迎合一曲“到处莺歌燕舞”的狂想曲?
毛泽东年代,人民浪费在这种瞎指挥下的“建设”真是太多太冤了!数以亿计的民夫和像我们这样的囚奴,就是这些“宏图伟略”的牺牲品。滥用民力,是共产党的一惯作风。
从油库湾撤下来后,我们关心刘顺森的下落。也许他们会给我们带回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因为原来的线索,几乎全部中断了,我们对他们的处境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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