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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朱正：“实业党”的审判

“实业党”的审判

朱正

    关于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我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排队购物的说辞》，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介绍了一点事情的真相。现在介绍一下“实业党”审判的情况。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赞颂苏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在当年是一条大新闻，媒体作了报道，所以文章里只提一句就够了，不必细说。为了让后世读者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作了这样一条注释：
    ［2］ 实业党苏联在1930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
    1931年 2月 4日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这篇演说中也提到此案，中文译作“工业党”审判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文版第35页）。注释说：
    ［16］反革命间谍暗害组织“工业党”的审判于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 7日在莫斯科举行。该案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理。从审判中查明，把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界反革命分子纠集在一起的“工业党”是国际资本在苏联的间谍和军事代理人。“工业党”和白俄即过去沙皇俄国的大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活动，准备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干涉和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勾当。暗害分子接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示和经费，在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
    这些都是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了十年监禁，当然是十分宽大，难怪鲁迅要加以赞颂了。
后来，在赫鲁晓夫当权时期，给斯大林制造的一些冤案和假案平了反。而“工业党”一案却并不在平反之列。在1971年（按：这时已经是勃列日涅夫当权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增订第四版中还是这样说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遭到了已被粉碎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及其应声虫的猛烈反抗。资本主义包围的敌对力量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力图破坏五年计划。1930—1931年，破获了三个大的反革命组织。“工业党”收罗了一些在工业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旧的资产阶级上层技术知识分子。所谓“劳动农民党”，它的中心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内，代表富农的利益，力图破坏集体化。孟什维克反革命集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银行、消费合作总社内进行破坏活动。
    对这些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进行了公开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揭露了他们的罪行。反革命破坏分子同逃亡在国外的俄国资本家、白卫分子勾结在一起；同时他们还得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从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力图推翻苏维埃政权，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参加各工厂和集体农庄召开的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们，都要求严惩卖国贼。无产阶级的法庭严厉而公正地惩治了被揭露出来的人民公敌。
    鲁迅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所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近年来，揭露苏联真相的书翻译出版得多了，从其中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工业党”审判案只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和冤案中的一件。而且，用英国研究俄罗斯和苏联问题的专家伊恩·格雷的话说，这是斯大林的“第一次宣传性的审判”（见《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 318页）。关于这次“宣传性的审判”，苏联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著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有颇为详细的介绍：
    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 7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公开政治审讯，这次被控告的是一批有名的技术专家，他们的罪名是搞破坏活动和反革命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工业党”案件。
    主持审讯的是维辛斯基，成员是 B．П．安东诺夫—萨拉托夫斯基，B ．Л．李沃夫，П．A ．伊万诺夫，国家起诉人是尼·瓦·克雷连柯和 B．И. 弗里德贝尔格。辩护人是И．Д．布劳德和M．A．奥釆普。
    被控告为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的共八个人：列·康·拉姆津——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B．A．拉里切夫——国家计委燃料部主席；И．A ．加林尼科夫——国家计委生产部副主席，空军学院教授；H ．?．查尔诺夫斯基——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会议主席，教授；A．A．费多托夫——纺织学院科研委员会主席，教授；C．B．库普列雅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部技术主任；B ．И．奥奇金——国民经济委员会科研部副主任；K．B． 西特宁——工程师。
    据称，这些人是所谓在20年代末建立的地下“工业党”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暗害活动和间谍活动及怠工，还要援助帝国主义入侵和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工业党”党员的总人数被宣布为连地方组织在内约两千人，主要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代表。
    审讯过程中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最不能想像的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有关自己同俄国国外“工商联合”组织的联系，同在莫斯科的外国使团及与昂·彭加勒的来往，在进行审讯时，我国所有机关和组织都纷纷召开##和会议，参加者都要求枪毙“工业党”领导者们。法院考虑到这些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以死刑，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减刑，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89—190页）
    这里，“昂·彭加勒”是个不规范的译名。规范的译法是普恩加来，1926年 6月至1929年7 月的法国总理。他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声明他“对‘工业党’的什么真的或假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任何时候没有支持过和鼓励过他们。……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麦德维杰夫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审讯记录等等文献之后，使他确信：这些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是有意捏造的。他说：
    例如，和“工业党”有关的所有材料很值得怀疑。从控告结论起就可以看出矛盾，特别是在解释被告人为什么要建立反革命组织时。控告结论中说，促使被告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总部的头子在革命前或者自己是大工厂主、资本家，或者是在大工业家下面任领取高工资的重要职务。但是审讯过程证明，八个被告人中没有一个在革命前是大资本家，甚至连资本家的儿子也不是。他们出身于手工业者、农民、职员、中等地主家庭。只有三个人革命前在私人工厂里工作过，而拉利切夫只工作了三年。控告结论还说：“建立反革命组织的出发点之一是旧工程师的政治观点，他们通常是动摇于革命立宪党观点和右派保皇党观点之间。”但是这样的断言没有被审讯所证实。八个被告人中只有费多托夫一人有较明显的革命立宪党观点，其馀的人很少过问政治，有些过去参加过社会民主工党。连克雷连柯都不得不说有一些被告是无政治头脑的人，对他们“政治问题不起任何作用”。接着控告结论还指出，被告人的政治观点还由于“革命前后工程师们的工作和生活地位差别太大，苏维埃政权自然对工程师们不信任而决定的”。但是审讯材料表明，所有被告人在逮捕前占据着重要的工作岗位，所以谈不上对他们的不信任。被告人的物质条件在逮捕前比革命前还好。总而言之，关于“工业党”进行“暗害活动”的动机问题，经过审讯完全弄得混乱不堪。克雷连柯完全不顾过去所讲的话，在起诉结束语中说：“他们没有，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或自己的信念，因为你们可以看到了他们出卖自己的代价……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依靠，而是被金钱所雇佣，就一头扎进了反革命阵营而为他们工作，根本就不考虑什么思想领导和政治稳定性……拉姆辛不是那种为自己的信念而无私工作的人。说什么他没有得到钱，这是胡说八道。”拉姆辛在这以前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意对他的控告，但此后他不得不在自己的最后发言中反驳克雷连柯。他说：“难道可能由于在工资以外得到百分之十、二十、三十的钱而用自己的脑袋去冒险，搞叛卖、叛变、破坏？我想，谁也不会相信这点……如果政权变了，我会得到什么呢？无论怎样也不会比现在好，因为我在苏联所得到的物质条件和特别优越的科研环境，国外的科学家连想也不可能想到。”
    就是在被告供出的有关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性质和本质的口供中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不合情理的矛盾。
    例如，“工业党”领导人拉姆辛的口供很值得怀疑。他交代：在他去巴黎时，当他提出让国外的白俄组织证明法国确实在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的计划时，给他安排了同法国总司令部某些著名工作人员的会面。这时他们不仅告诉了拉姆辛法国政府即将进行武装干涉的总的决定，而且还转告他法国总司令部的详细的作战计划。法国远征军及其盟国的主要攻击方向，派遣军的登陆地点，攻击的时间等等都通知了拉姆辛。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拉姆辛“诚恳地”在审讯过程中作了交代。但是谁都知道，任何总司令部都不会把自己的具体计划告诉拉姆辛这样的人，就是在某些有名的白俄分子介绍后也不会这样做。总而言之，在我国的领土上很难设想有什么组织良好的，拥有几千名成员，有自己的中央机构，向地方发布指示和文件，和国外总部及大使馆保持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还有，侦察机构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政治审讯中公开向法庭宣布，他们拿不出任何能证明地下党存在的物证和书面证件。这些党的任何一个指示、号召、信件、决议和全会记录都没有提交给法院和社会舆论，而审讯过程中却不断提及这些材料。在审讯中宣布，被告人在被捕以前把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4—196页）
    没有物证，只能根据口供来定罪了。可是麦德维杰夫指出：
    同样，在被告人有关其他问题的口供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例如：关于“工业党”中央的机构问题及他们的分工；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关于从国外得到的金钱的处理和数量等等。关于破坏行动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口供也是非常混乱的。例如：被告人所参加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方案被告人认为是符合实际的，而“最佳方案”则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破坏性的。但是被告人宣布，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劳动，最佳方案突然被发现是可以实现的。拉利切夫说：“最高的计划和速度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但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被驳倒了。”
有时法庭主持人简直是要提醒被告人有关他们的暗害活动表现在什么地方。在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维辛斯基同费多托夫之间的对话。
    “维辛斯基：在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有没有建立新厂的指示？
    费多托夫：不，这样的指示没有。
    维辛斯基：是没有吗？
    费多托夫：请原谅，是有这样的指示，虽然已经有工厂，还要建立新厂。
    维辛斯基：不，这方面没有什么破坏性的问题，新厂是需要建的。”
    接着维辛斯基引导费多托夫考虑“指示的内容在于，现有工厂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新厂”。于是费多托夫同意说：“如果不搞破坏活动的话，那末有可能少建立哪怕是一、两个工厂，当然少不了多少，但是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外汇。”费多托夫还说：“加强建设是受到经济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的极大的欢迎。”
    在审讯过程中，连科研机构和生产联系不够等缺点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可是我们的报刊至今还继续报导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连在边缘地区排除沼地的水这些工程也被宣布为破坏活动，因为这似乎是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创造了方便条件。（人民出版社译本，第197—198页）
    这么一个喧嚣一时的大案，结案的时候却是令人惊奇的宽大，没有杀一个人，主犯只判了十年监禁。中国的鲁迅看了都觉得这样的宽大真值得写到文章里张扬，他还不知道这主犯的最后结局哩。麦德维杰夫说：
    “工业党”的领导者拉姆辛，这个“独裁者的候选人”、“间谍”、“暗害和谋杀案的组织者”却不知为什么被赦免。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译本，第 202页）
    为什么拉姆辛（引文中有的作拉姆仁、拉姆津的，都一样）能得到这样的宽大呢？俄国爱德华·拉津斯基著的《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中告诉人们：这是斯大林对于他的良好合作给予的报偿。书中说：
    斯大林本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审讯？这个主要问题过去只能想像。现在，我在看了许多新档案后，可以一口断定：是他亲自领导这些审讯的，而且周密地制定了恐怖方案，甚至还指定了角色。（新华出版社译本，第 274页）
    书中引用了斯大林1930年 7月 2日致缅任斯基的亲启信：
    拉姆津的供词很有意思。我建议：
    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今后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
    第一，为什么1930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1931年？为什么可能推迟到1932年？
    作者在引用了斯大林信中的这些内容之后，这样议论说：
    这是他的东方式的想像。他们对被告说：帝国主义正在秘密准备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如果被告承认参与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工作，就是抢先粉碎了干涉，拯救了国家。他们要被告从真正的爱国主义出发，给自己栽赃。当然，许诺将因此而给他们减刑。
    拉姆津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他欢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干涉。但是，斯大林不得不对他那“很有意思的供词”添点细节。这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武装干涉！而且他知道，今后也不会有。于是他提出了几个方案，用来解释为什么迄今为止没有发生武装干涉，而且今后也不会发生。
    拉津斯基接着指出，“并不是人人都像拉姆津那样有觉悟”，斯大林不得不在前面引过一部分的信中提出这样的要求：
    让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和恰扬诺夫等在“武装干涉问题”上搞狡辩的先生们过过堂。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要弄得搞干涉的人今后一两年内无法动手，这对我们来说相当重要。明白吗？祝好。斯大林。
    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崇公道是解差，苏三是女犯。到了后台，他们是同一个戏班子的同事。首犯拉姆津云者，不过是演出时分派给他的角色罢了。不但这时候判的十年监禁不过是舞台上的演出，就是后来的颁发列宁勋章，岂不也是舞台上的演出吗？这“苏维埃戏剧”的精髓真是不容易领悟呀。鲁迅就这事写文章，发议论，说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假如他竟了解到了这事情的真相，他说的就会是“我们真正受骗了”。
    受到这种宣传的蒙蔽的又岂止鲁迅，又岂止20世纪30年代的人。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所谓的“工业党”的审判，以及更早两年的沙赫特事件，都是因为经济工作出了问题，计划中的高指标无法完成，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于是找出一些技术知识分子作为替罪羊。可是，胡乔木执笔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却说：“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鲁迅发过一点这样的议论，今天人们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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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蓝英年：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

红色麦加朝圣记——重读《莫斯科日记》

蓝英年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苏联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至少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都如此。苏维埃政权最担心的是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是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老百姓没人敢同海外亲属通信。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信息，都是苏联官方有意传递出去的。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致使鲁迅先生写出《我们不再受骗了》那样的文章。这不能责怪鲁迅先生。鲁迅一贯同情弱者，同情被压迫的民族。他没到过苏联，没有亲自观察苏联社会的机会。况且他还受到同他亲近的左翼作家的影响，相信了他们对苏联的介绍。他们告诉他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左翼作家又多是共产党员，信仰共产主义，坚信苏联是全世界的灯塔，是人类的未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一个人。陈独秀晚年流落到四川江津，他在《我的根本意见》中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今天读了仍不能不敬佩老先生的睿智慧眼。当然，这也同他当了四届GCD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即联共（布）］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的时期，便把目光投向苏联。罗兰同西方不少左翼作家一样，完全相信苏联的宣传。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兴起，引起罗兰的警惕，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2年他在世界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访苏之前对苏联的态度又何尝不如此。他们把当时经济萧条的资本主义国家同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比，自然倒向苏联一边。罗兰在答复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苏联一边，它是代表新的劳动世界的惟一堡垒。”1935年，他便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从 6月17日至 7月21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谢夫不劳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从苏波边境到莫斯科乘坐一节专用车厢。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苏联政府还打算拨一幢别墅给罗兰夫妇住，但被他们谢绝了。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不像是高尔基，倒像是斯大林。斯大林邀请罗兰访苏，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让他们住在高尔基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把罗兰完全封闭起来，使他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不让他看苏联不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仍然看出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6月30日，他到莫斯科红场参加劳动青年体育节，斯大林把他请到列宁墓主席台上。罗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罗兰从苏联返回瑞士后，在1938年10月所写的附记中，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指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些都是歌曲中必不可少的歌词。无论在街头还是在游行队伍中，都有像房子那样大的斯大林画像；人们扛着十几幅斯大林的巨像，排成纵队，从他面前走过。”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消除这种可笑的崇拜。”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
    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十二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十二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对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实行的“行政强制迁出”的做法也极为反感，在日记中写道：“哪怕建造几座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里，等候对他们案件的全面审查。但让他们呆在露天的地方，没有任何生活设施。这样，许许多多的儿童将死于亚洲的风沙之中（也许夸大）。”他那时还不知道因基洛夫遇刺列宁格勒处决了数千人。罗兰收到一封陌生青年的来信，他告诉罗兰，出身不好的青年不能上大学。罗兰的妻子玛莎是俄罗斯人，看了非常气愤。高尔基向玛莎解释，出身不好的人进入大学将会带来危险。如果需要牺牲一部分人，选择多数还是少数呢？玛莎反驳道：“就算是少数！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有什么权利谴责希特勒消灭在德国人口中占少数的犹太人呢？”高尔基只好用“即将颁布赋予人民更多自由的宪法”把争论敷衍过去。玛莎的看法也是罗兰的看法。
    玛莎和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以及她的俄国朋友告诉了她很多事。俄国人的收入非常低，艰难度日。她的朋友请她吃一顿普通的早餐便花了月薪的三分之一。谢尔盖说大学增添了几门政治课，老师都是目光短浅的人，上这些课纯粹是浪费时间。这些事，玛莎不可能不告诉罗兰。罗兰也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路上遇见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向我们挥了挥拳头。”罗兰在后记中写道：“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住房和食品）非常糟糕，在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地区的物质生活更让人难以忍受。”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纪德写道：“正是为了不再见到穷人，我才到苏联去的。”但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见到苏联人在商店门前排长队，有时要排两三小时，但他们并无怨言，显然已经习惯了。商品质量之低劣和匮乏让他感到惊讶。罗兰说：“俄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并且喜欢空谈。”纪德说俄国人懒散。纪德提到斯达汉诺夫运动，“人们告诉我，他五小时做了八天的工作。我冒昧地问道，那不是说他先前八天只作了五小时的工作吗？”纪德听说，法国一批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他们并没特别卖劲，便达到斯达汉诺夫的指标。纪德还批评苏联人的住宅：“每座住宅里摆着同样简陋的家具，挂着同样大小的斯大林肖像，此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私人物品，没有个人纪念品。每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纪德说的是实情，至今并没有多大改观。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影片《命运的嘲弄》曾在中国上映。莫斯科的一位青年喝醉了酒，拿别人的机票飞到列宁格勒，稀里糊涂进入一位女士的家里，因为这位女士住宅的结构同他住宅的结构一模一样，里面的陈设也一模一样。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土，其中包括布哈林、亚戈达和拉狄克等人。罗兰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说亚戈达容易让人对他产生好感，但听他说到“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制度，连白党的信件也不受检查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知道自己领导的部里的事还是把我们当成傻瓜，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我们和我们朋友的信都受到检查，收到时信封已被拆开，上面打着‘信已磨损，粘贴不牢’的图章”。拉狄克只会说套话，令罗兰厌恶。跟罗兰接触最多的当然是高尔基了，但高尔基从未向罗兰敞开过心扉。罗兰看出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负责监视高尔基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克留奇科夫成为高尔基同外界联系的唯一中间人：收发信件和接待来访者都由他负责，只有他能决定高尔基能见谁，不能见谁。”克留奇科夫听命于斯大林，在高尔基和斯大林之间传递信息。高尔基去世后，克留奇科夫被斯大林处决，因为他已经没用了，况且知道的事情太多，留着有害无益。正好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狡兔死，走狗烹”。
    罗兰的日记为什么要五十年后才发表呢？因为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给他戴上反苏的帽子。甚至可能发生比责骂更可怕的事。罗兰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吧。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先前的战友、现今的政敌进行过三次公审之后了，知道了更多的事。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五十年后发表日记的另一个原因，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莫斯科日记》是苏联必然解体的历史见证。
    （原载《随笔》2002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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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友好的眼睛看难堪的现实——读罗曼·罗兰《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朱正

    1935年六七月间，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逐日记有日记。作者决定，这一部分日记要五十年之后才可以发表。改题为《莫斯科日记》的中文译本出版于1995年，更是六十年之后了。
    五十年。时年六十九岁的作者知道那时自己必定死了，日记中写到的那些交往的人们，大约也全都死了。无论怎样的抑扬褒贬，都不会再刺激谁。这大约是作者决定采取五十年“时效处理”的用心吧。他却没有想到，对于读者来说，五十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六十年，却有个特殊的意义。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多少大事，苏联又发生了多少大事！二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否定了列宁的遗产，叶利钦促成了苏联的解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秘密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人们以今天的知识来读这本几十年前的日记，看看其中一些记载和议论，判断和预言，就特别有意思。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声誉的作家，同时又是苏联最热忱的友人。因此，他的访问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会见了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受到高尔基和其他一些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日记中，他不止一次为自己受到的热情欢迎表示激动。他对苏联怀着由衷的友好感情。可是他又是一位有观察力的作家，尽管没有安排他同普通公众会面，在苏联的现实中他还是看出了令他难堪的东西。正因为怀着友好的态度，正因为希望它完美，才更觉得这些消极的东西令他难堪吧。
    到达莫斯科的第四天，他写下了对建筑物的观感：“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他看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的复杂”，“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八十六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二十五至三十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7 月19日）“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附记）
    艰苦的生活还可以忍受，如果同时看到有人凭借特权来享用，那就更不好受了。罗曼·罗兰看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附记）
    这种特权，他就自己的经历举了一例：“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人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7 月 3日）从这男子的目光和老妇的拳头，可以看到沉默的人民对特权者的反感和敌意吧。
    如果，特权者对于自己奢靡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倒也罢了。尽管引起一些人艳羡，一些人反感，但社会毕竟有能力供养这人数不多的奢靡者的。问题是他们不以此为满足，吃饱喝足之后还要生出事来，这样造成的破坏就比自己多享用一些更大了。罗曼·罗兰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了这事，斯大林写过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一场怎样的胜利呢？罗曼·罗兰的日记写道：“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年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自己的东**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7 月22日）
    于是就有了专政的必要。罗曼·罗兰也认为专政是必要的。他说：“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附记）也许罗曼·罗兰没有很好掌握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会采用马列主义的标准提法：无产阶级专政，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也许是他以为说政党对非党人士的专政更符合实际。反正，他就是这样说的。接着他说，“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
    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新宪法”是指1936年12月 5日通过的被称为“斯大林宪法”的苏联宪法，它宣称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基本建成。可是它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更温和”。大镇压的高潮正是紧接着在新宪法颁布后的1937、1938年。
    尽管努力把专政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罗曼·罗兰见到，但就是从他同人交谈中得到的一些星星点点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阴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于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7 月 7日）
    我想帮他们解释一句：并不是存心虐待这些人，让他们在餐风宿露中折磨致死。而仅仅是因为镇压的规模，一时怎么来得及为这成千上万的流放者准备哪怕是简易的住房呢。这规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在向罗曼·罗兰“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作为例证他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二十万囚犯，但没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7 月10日）这真是人间奇闻了。一座有二十万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没有一个病人。亚戈达说的，恐怕只能解释为：囚犯病了，也不承认他是生病了。罗曼·罗兰听了这话，重视的是他不经意说出的数字，日记中在“二十万”之后加了惊叹号（！）。这样的规模当然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亚戈达告诉罗曼·罗兰，“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7 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诉他：“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7 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来，“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7 月12日）。亚戈达这样告诉他。一位这种囚犯劳动的总管还兴致勃勃地对他讲述运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绩（7 月13日）。罗曼·罗兰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谈话，可是并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论是赞颂还是批评。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对此有所保留。萧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中说，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曾经作文“歌颂成千上万人为之丧生的白海运河的建设”的（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叶琼芳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这位著名的俄国作曲家还说，“我知道有整整一个旅的可敬的俄国笨蛋集体创作了一本赞美白海运河的书。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就是他们今天作为旅游者被带去参观运河，明天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里挖烂泥。”（同上书，第 264页）运河的赞颂者中也有高尔基。他的一篇《关于真实的教育》就是赞美运河的，瞿秋白译成中文，见所译《高尔基论文选集》，现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提及了运河工程，可是没有加入赞美诗的唱诗班，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刚才说到萧斯塔科维奇，他可是罗曼·罗兰在苏联没有见到的文化界名人。爱好音乐并有甚深造诣的罗兰，为什么没有同这位作曲家见面呢？日记中说：“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7 月19日）他分析得很对，萧斯塔科维奇拒绝会见，确实是因为“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萧的回忆录中坦率地写下了他对一些来访者的反感：“正是这个萧伯纳从苏联回去后宣布：‘俄国在闹饥荒？胡说，我在哪里也没有吃得像在莫斯科那么好。’当时千百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农民饿死。”（同上书，第 261页）回忆录还提到德国作家利翁·费希特万格，他的访苏游记，是斯大林命令大量印行的。可是萧斯塔科维奇说，“我看了感到恶心。……要写出这种文章来仅仅是笨蛋还不够，必须还是一个无赖（同上书，第261 页）。”这位苏联作曲家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太多，对于唱赞歌的游客自然就反感了。“罗曼·罗兰怎么样呢？——萧斯塔科维奇说，——我想起他就感到不舒服。由于这些著名的人道主义者中间有些人赞扬我的音乐，我特别感到厌恶。一个是萧伯纳，还有罗曼·罗兰。他确实喜欢《马克白思夫人》（注：萧斯塔科维奇创作的歌剧），我本应该去会见这位属于爱好真实的文学和真正的音乐的光辉巨星群的著名的人道主义者，可是我没去，我说我病了。”（同上书，第 262页）罗兰的日记表明，他是知道他为什么拒绝会见的原因的。他大体上了解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甚至那位临时安排给他的保健医师，“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6 月27日），从他给自己诊病时的表现看出了“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7月6日）
    斯大林拿出了 1小时又40分钟同罗曼·罗兰长谈。罗兰提出：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因而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作为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帮苏联作些解释，但罗曼·罗兰表示，“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在向别人作解释之先，得说服自己。有些事情要说服自己也并不容易。例如，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件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颁布了关于惩处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的法律。……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斯大林向他说明了这一项立法的动机：“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6 月28日）
    斯大林说的，是为了“使人畏惧”，为了“恫吓的效果”，是真话。只是他没有说，是为了恫吓谁，要使谁畏惧。总不是为了恫吓自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吧？（不知《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否收了斯大林所创造的“儿童罪犯”一词？）这个问题，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倒是说清楚了的。这一位过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改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干部，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译本书名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他说：“要摧垮受审者的意志，恫吓显然比许诺更为有效。……怎么能够相信斯大林竟会指控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去进行阴谋要推翻苏联政府呢？……报纸上还描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沃洛佳的十岁男孩，由于受了长达一整夜的审讯，便承认自己在三年的时间中参加了一个法西斯组织。原告方面的证人之一在法庭上作证说：……当我们就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问孩子们时，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关押我们的监狱里见到过这些人。’既然孩子们在监狱里见到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那就是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也在监狱里见到了这些孩子，并肯定知道这些孩子被指控为参加了反对国家的阴谋组织及其他要处以死刑的罪行。所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提交法庭审判的那些被告人，为了保住自己孩子的生命，保护自己孩子不受斯大林的严刑拷问，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这是毫不奇怪的。”（红旗出版社版，第274—276页）
    原来是为了恫吓这些人的。难怪公开审判的演出如此成功。人道主义者的罗兰大概无法想像竟有这样深的用心。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在1935年的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规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有人要我相信，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附记）
    罗曼·曼兰在莫斯科一个月，既看到了令他兴奋的东西，也看到了令他难堪的东西。他在日记的附记中，记下了同游的妻子的意见：“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无疑这也是他本人的态度。最后，他说：“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没有预料到的是：等到这日记公开之日，苏联已经走近它历史的尽头。他的最良好的祝愿是落空了。他其实应该想到：如果不存在一种克服那些消极东西的机制，这种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后世读者感谢他在日记中提供的许多材料，将有助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
    1996年11月 7日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ys1937

续

【附录】“言过其词”

    早就想看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前几天在书店见到，连忙买下来。这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4月第二次印刷的本子。这确实是值得细读的书，对于研究苏联这一历史现象，研究罗曼·罗兰本人，都提供了不少足以引起深思的材料。译文呢，大体上说也是清顺可诵的。但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举一个例吧，第20页：“对这件事的言过其词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这“言过其词”是什么意思呢？“言”就是“词”，“言词”可以连用。从上下文义猜测，译者想写的大约是“过甚其词”或者“言过其实”吧。原来我以为，这是排误失校，看到第59页，它又出现了一次：“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词）。”两行之后还有类似的一处，不引了。可见这就不能认为是排字的错误。
    这样的错误还可以从上下文猜测出来。可怕的还有猜不出来的。例如第89页，罗曼·罗兰参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日记中评论了一些展品：“从十四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十五世纪初鲁布廖夫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判决书”是法律文书，可以陈列在历史博物馆或法学博物馆中，怎么会出现在美术馆中呢？实在猜不出这“判决书”原来是说什么。
    书中出现了许多苏联人的名字，译者有些采用了通行的译法，有些却别出心裁另行音译。例如苏联1930年至1939年的外交人民委员，过去中国的出版物中都是译作李维诺夫，书中却译作李特维诺夫（如第11页）。如果是对苏联历史不甚熟悉的读者，就可能会以为是另外一人了。
    现在报刊上常有文章呼吁提高大学生的语文程度。看来已经是颇为紧迫的问题了。能够译书了，掌握外语了，为什么不能也下一番功夫把本国语文也好好掌握呢？像这“言过其词”，可以作为初中学生语文考试的改错题，真不应该出自大学程度的人的笔下。
    （原载1996年12月 2日《文汇报·笔会》）

【附记】

    上文刊出后，有人撰文反驳（见12月30日《文汇报·笔会》），说：
    “十四世纪的‘判决书’，大抵用鹅毛笔书写，因其书法精美，作为艺术品收藏于美术馆，也未尝不可。笔者在斯德哥尔摩一美术馆中曾亲见瑞典国王的‘手谕’及‘御笔’。据刚从莫斯科返国的上海社科院周士林先生作证，他在当地的一个美术馆中也曾见过‘判决书’一类的展品。这在西方美术馆中是不乏其例的。”
    意思就是说，这里并非误译。
    于是我就找来漓江出版社所出周启超的译本，这几句他是这样译的：
    “从十四世纪开始，一些作品的色彩处理是如此讲究，如此精雅，以致它们可以被看成是现代派的作品。收藏品中的一绝——十五世纪初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件稀世杰作：天使状的三圣像（圣父、圣子、圣灵），那种和谐而生的温柔，那种拉斐尔式的完美，令人流连忘返。”（第 139页）
    这里没有“判决书”的影子。我猜想，这大约是“处理”一词的误译吧。
    一本书有点误译，并不要紧，可怕的是为误译辩护，硬要说在西方美术馆是展出判决书的，这对于提高译者的水平有什么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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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读季米特洛夫日记札记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日记。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这是保加利亚版的季氏日记的一个译本。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最后九年的总书记，经手处理了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务。国际解散之后，又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直到二战结束回国，担任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在苏联期间，同斯大林的其他高层领导人时有交往。因此，尽管这只是一本选译本，其中还是不乏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年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下面，是我阅读中随手记下的札记。

希特勒比不上斯大林

    季米特洛夫因纳粹党制造的国会纵火案被捕。他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辩护词，是一篇对法西斯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书，并为自己赢得了无罪判决。1934年 2月17日他的日记：
    《每日邮报》（晚间版）刊载希特勒答记者问。

    记者：“您有意释放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吗？”
    希特勒答：“法院有权决定，判决会被执行！”记者强调，这就是希特勒的全部回答。

    随后记者又问：“您认为这些人会被释放并送出德国国境吗？”
    希特勒回答：“肯定会的。”他说，尽管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但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

    这一回，希特勒还真是说话算话。十天之后，2 月27日，季米特洛夫被“驱逐出境”，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希特勒当然是一万个不愿意这样办。他不是对记者说了吗，“他认为他们被证实无罪并不符合人民的意愿”，“人民”云云，是常常被独裁者用作他本人的代号的，所谓“人民”不同意，就是他本人不同意。就是在将季米特洛夫送往机场的途中，解差还对他说：“我们想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否则我们不会把你们送到莫斯科去的！”可见他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这时希特勒执政才一年，他后来的纪录证明，他并不是一个讲信义、讲法治的政治家。但是这时，他还是把三个已经到手的政敌放走了，不管他有多少条万不得已的理由的策略考虑，反正他是这样做了。
    在怎样对待政敌方面，斯大林就不是这样做的了。1937年11月1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与斯大林的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这里提到的四个人，亚科夫列夫大约是联共（布）的干部，苏联人。1937年11月 7日的日记记有斯大林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的谈话，说到了他：“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另外三个人大约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前面提到的两位女士，也许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1月16日的日记，记有“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的事，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撤职是逮捕的前奏。需要季米特洛夫办的就到此为止。逮捕以及逮捕之后的事，斯大林会交给苏联内务部去办，就不劳季氏费心了，所以他在日记里也就没有记上下文。
    明森贝尔格不在苏联境内，不可能说逮捕就逮捕，所以斯大林就给季米特洛夫布置了—个“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的任务。后来季米特洛夫设计了怎样的骗局，把这人骗来了没有，这个选译本中未见记载。不过想来，对于斯大林布置的任务，顶着不办，大约是不可能的。
    一个是把到手的政敌也放走了。一个是对自己抓不到的政敌要设法骗来。看来希特勒的辣手还不如斯大林。

不是谁都可以当马屁精的

    1939年 4月26日的日记：
    在克里姆林宫——关于“五一”告人民书。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斯大林问我：您看了告人民书吗？
    季米特洛夫：最后一稿没有看。但这是集体创作，马努伊尔斯基是主笔。
    斯大林谈到告人民书中赞颂斯大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的斯大林万岁！斯大林就是和平！斯大林就是共产主义！”
    马努伊尔斯基是马屁精！
    他过去是托派！
    在清洗托派匪帮时，我们批评过他，他沉默不言，而开始阿谀奉承！这相当可疑！
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个人崇拜”这个提法就跟斯大林这个人名紧紧粘在一起了，他什么时候厌恶过对他的崇拜、阿谀奉承呢？那时各种各样的《告人民书》之类的文告，哪一篇不是连篇累牍的谀辞呢？这些文告的作者，恐怕大多数都是马屁精的。
    不过，要当马屁精，也得有资格。像这个马努伊尔斯基，斯大林就认为他没有当马屁精的资格，因为“他过去是托派”！想来，此人过去在托派，陷入也不很深吧，否则，此刻也就不大可能让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成员这样高级的职务了。可是，就因为过去是托派，现在来阿谀奉承，就相当可疑了。这一回的马屁可真没有拍好，很可能因此丢官哩：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说：“他可能干坏事！‘五一’以后我们会考虑向共产国际派另外一位同志。”
    谁如果没有这个“托匪”的前科，就可以放心去当马屁精了。同年12月23日的日记：
    在工会大厦。共青团庆祝斯大林60寿辰晚会。亚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你若不是列宁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若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你就不可能是列宁主义者！”
    这是比马努伊尔斯基更有分量的谀辞，却并没有受到斯大林的责备。可见成问题的不是当马屁精，这是因人而异的。这马努伊尔斯基，奉命起草《告人民书》，却不写一句赞颂斯大林的话，他马上就会受到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他犯的是鲁迅所说的“可恶罪”。

多么可怕的“友好”

    “友好”，“友好国家”。多么美丽动人的字眼啊。
    可是，你知道这个词能有多少种解释吗？
    我没有去查词典，不知道这个词有多少个义项。但是我敢断言：不论怎样详尽的大词典，列举了应有尽有的一切义项，它也必定遗漏了一项，即遗漏了斯大林词典的解释。斯大林是怎样解释的呢？
    季米特洛夫1940年 1月21日的日记里记了斯大林的一段话，那是他谈苏联和芬兰之间的那一场战争：
    为使芬兰进行反对我国的大规模战争，人们在如何做准备，这一点现已十分清楚。每个村庄都已为此目的而有所变化。建成了可容几千架飞机的机库，而芬兰只有几百架飞机。芬兰的舒茨科洛夫分子有15万人，这些是芬兰的白军。我们消灭了 6万人，应该把剩下的人也消灭掉，那时事情就会告终。应该只留下小孩和老人。我们不想要芬兰的国土，不过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
    芬兰要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前提是：让苏军消灭本国的全部军人，这还不够，还要消灭本国的全部少年、青年、壮年和中年人，只剩下小孩和老人！
    这叫什么友好呢？
    有一篇什么赞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过，他是很注重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这一席话就表达得十分准确。他没有说“芬兰和苏联成了友好的国家”，更没说“苏联成了芬兰的友好国家”，而是说：芬兰应成为“苏联的友好国家”。“苏联的友好国家”，即对苏联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国家，苏联用不着费心提防的国家。做到的办法就是一个杀字，杀得他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还好，留下了小孩，还可以成长、繁殖，所以种族灭绝的罪名是安不上的。
    斯大林虽然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变芬兰为友好国家的方略，但是实际上这一场芬兰之战并没有占多少便宜。这年 3月27日的日记，记下了伏罗希洛夫在中央全会上关于芬兰战争的报告要点，“我军的损失为233000人；其中死 52000人。芬兰人死 70000人，伤200000人。”以一个军事强国去攻击一个小国，只打出这样一个结局，离变芬兰为“苏联的友好国家”的目标还远着哩。

第一手资料的可贵

    1943年 5月22日的《真理报》公布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一个成立了二十多年的国际性机构，这时为什么要宣布解散呢？《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第三国际”这一条对共产国际最后几年的历史是这样叙述的：
    ……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苏联为了自身的民族利益重新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要求共产党人同温和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共产国际一直充当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然而人民阵线政策却因斯大林在1939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而告终。不久苏德爆发战争，斯大林为了使他的同盟者消除对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疑惧，正式解散了共产国际。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一部有一定权威性的工具书，它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在史学界也颇有代表性。看来此说也颇近情理：在同德国法西斯的苦战中，苏联十分需要美英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解散共产国际，就有助于和同盟国的合作。
可惜的是，这一解释虽合乎情理，却不合乎事实。
    季米特洛夫1941年 4月20日的日记中，记了那天晚上他和斯大林等人在大剧院观看塔吉克艺术团的演出，一同观看的还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什维尔尼克、什切尔巴科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等人。“演出结束后我们待到两点”，这几乎就是一次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了。当时斯大林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些党（暗指美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它们应变成叫做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名称的本国的共产党。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应到本国人民中间去并把力量集中于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
    它们应有共产主义纲领，应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不是时不时地看一眼莫斯科，它们应独立地解决它们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的具体任务。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是在列宁时期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
    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从（共产国际）本位主义利益的观点看这可能是不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利益不起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的条件下，各国共产党从属于共产国际使得资产阶级更易于迫害它们，使其更易于实现把共产党同本国群众隔绝起来的计划，而对各国共产党来说，则会妨碍它们的独立发展以及作为本国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任务……
    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尖锐地、明确地提出来了。
    斯大林发表了这个意见，季米特洛夫立刻行动起来。他第二天的日记：
    向爱尔科利（引者按：即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多列士（引者按：法国共产党领袖）提出应讨论下列问题：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使它们变成共产党人真正本民族的政党，它们遵循共产主义纲领，但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
    他俩均认为对问题的这一提法总起来说是正确的，它完全符合当代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
    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都表示了赞同，这事就可以决定下来了。
    在这之后又过了两个整月，才爆发了苏德战争。
    所以，共产国际虽然是战争期间的1943年 6月才宣布解散，却并不是因战争形势的要求才作出的决策。可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的那个理由是与事实不符的。从这一个例子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史学家最重视第一手资料。
    （原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 3期）?

ys1937

24、朱正：从王芳妮说起

从王芳妮说起

朱正

    在2003年 2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王明的儿子##丁》一文，这是摘录邵宁著《重访俄罗斯》中的一段。这篇文章中说：
    ##丁还有一个姐姐和哥哥。姐姐叫王芳妮，生在苏联，长在苏联。她不会中文，从未回过中国。她的俄文名字叫季米特洛娃。我问##丁：你的姐姐为什么叫“季米特洛娃”？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37年父母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时，没有带走大女儿王芳妮，而是交给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因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惟一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就把王明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王芳妮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
这里所说，与事实稍有出入。季米特洛夫的独生子迪米特里并不是在战争中牺牲的，而是病死的。
    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13日的日记里记了他给王明的信：
    通过伊利乔夫给王明（延安）的信如下：
    给小法尼娅的信收悉。她住我们这里。成长、发育都很好。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学生，她向爸爸妈妈致以热烈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我们遭遇了巨大的不幸——我们的小迪米特里因患恶性白喉于 4月去世。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预，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266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不写此书书名了。）
    这封短信有三项内容。一是为小王芳妮报个平安；二是报道自己殇子之痛；三是关于解决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他无能为力。信虽短，但可以看出，季米特洛夫同王明不但是共产主义的同志，共产国际的同事，而且有很深的私交。如果只有公谊而无私交的话，是不会在通信中诉说个人遭遇的这些不幸的。
    季米特洛夫尽管表示不便干预中国党内的事，他还是想帮王明一把。在给王明发信 9天之后，12月22日，他就给毛泽东发信了，同样是通过伊利乔夫发往延安的。信中表示了不便干预却还是忍不住要干预的意思：“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GCD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不安”些什么呢？一件事是：
    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第 268页）
    这反映出了季米特洛夫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大约他是认为，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王明，反对经验主义即反对周恩来吧。
    接着，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对抢救运动的不安：“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值得怀疑。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信末更恳切地说：“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季米特洛夫1944年 1月1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毛泽东的两封复电。1 月 2日的复电可说是逐条反驳了季米特洛夫。你说我反对了周恩来吗？没有这事，“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你说我反对了王明吗？那是完全应该反对的，“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在复电中，毛还为抢救运动作了辩护，开脱了康生的责任：“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做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来信中还说到，“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毛回答说：“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GCD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第 273页）
    复电发出之后，毛泽东大约觉得，这样逐条驳复恐怕不甚妥当，于是在1月7日又发出第二封电报，除了肯定“我 1月 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还作出了十分谦恭有礼的姿态：“我衷心地谢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对于王明，比上一电报说得缓和多了：“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和您基本是一致的。”（第 274页）这当然是从保加利亚文或者俄文翻译回中文的，不知能不能在中国档案中找出中文底稿。如果找不到了，不知有没有研究者否认其真实性？
    从季米特洛夫日记中可以看到：1 月19日，“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第 275页） 2月25日：“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亲爱的毛同志：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知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第 277页）他看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谦恭态度，可是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实际措施。
    3 月 7日，记下了王明答复他的密电。密电中王明对自己的政治态度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第 283页）
    临末，写了两句有关私交的话：“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对可爱的米佳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译者有注：“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米佳，季米特洛夫七岁的独子。”米佳当是迪米特里的爱称。
    看了这个注释，同时还可以发现译者代序中有一处也没有弄清楚。代序说：“季米特洛夫的惟一男孩夭折后，在许多外国小朋友愿做他的后嗣的情况下，1937年他收养了王明的女儿作为自己的女儿。”（第9页）米佳这孩子是1943年 4月 7岁的时候去世的，出生当在1936年。    王明是1937年11月回国的，那时他还好好的活着，季米特洛夫并不需要收养别人的孩子去填补感情的空缺。也许是王明考虑到延安生活条件的艰苦，回国的时候，就把孩子留下来，请季米特洛夫照看吧。
    （原载《百年潮》2003年第 6期）

ys1937

25、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

“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

蓝英年

    说来惭愧，20世纪50年代初听过苏联文学史的课却没听说过“拉普”。“拉普”两字，还是在胡风先生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第一次见到。他说拉普代表庸俗机械论，并痛切地感到它的危害。当时万炮齐轰“胡风反革命集团”，他的话我当然不能相信。拉普倒底是什么团体，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弄不清。以后也没弄清，运动接连不断，自身难保，哪儿还有心思研究拉普。再说想研究也没材料。1980年以后，陆续看到有关拉普的材料和评论文章。对拉普的纲领、组织、活动有所了解，但仍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因为拉普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他们也有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并非政治符号，而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我则一无所知。后来读了舍舒科夫的《发狂的捍卫者》和别拉娅的《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们》，政治符号才化为有血有肉的人。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团体林立，有的拥护布尔什维克，有的反对，有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但皆以俄罗斯人民的代表自居。经过强迫解散，自行消亡和改组合并，只剩下最具生命力的几个。而其中最具实力的，当属以沃隆斯基为首的山隘派和以阿维尔巴赫为总书记的拉普。拉普存在近十年，组织遍及全俄，受到联共（布）的暗中支持，他们也以“党在文学的核心”自居。他们是一群涉世不深的青年，遵从党的教导，满怀革命豪情，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奋不顾身。凡有碍于他们事业的便坚决予以打击。但他们毕竟都太年轻，血气方刚，不耐烦冷静分析对方观点，却急于大打出手。这便是至今有人说拉普动辄打棍子的根源。动机与效果相反，有点像我们二十多年前所说的小将犯错误。
    1926年拉普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以阿维尔巴赫、法捷耶夫、李别进斯基和叶尔米洛夫为核心的新理事会，仍由阿维尔巴赫任总书记。几年后，正当拉普领导人逐渐冷静，反思过去，沿着新路线阔步前进的时候，1932年 4月23日联共（布）中央突然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解散所有文艺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各协会。决议的中心是解散（俗称消灭）拉普。这绝非拉普不听斯大林的话，恰恰相反，拉普听话到把斯大林的政治报告硬往文学里套的程度。如斯大林1931年 6月所做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拉普立即做出决议，其第一条便是：斯大林讲话中提出的全部问题也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中为列宁主义创作方法而斗争的问题。这时山隘派由于沃隆斯基垮台而奄奄一息，其他流派早已不成气候，只有拉普一枝独秀，并迅猛发展，已遍及全苏。斯大林高瞻远瞩，担心它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当机立断，把假想之敌消灭在萌芽之中。除斯大林和政治局几个委员外，没人知道决议是怎么形成的，连高尔基事先也未通消息。决议对拉普领导人有如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先是晕头转向，后是胆战心惊，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对筹划成立的作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设立无产阶级作家部；二、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斯大林认为第一点可以考虑，条件是如果拉普内部不发生分裂的话。斯大林断定拉普必定内讧。果不出斯大林所料，法捷耶夫同年十月在《文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旧与新》，支持中央决议，批判拉普存在的宗派主义等错误。法捷耶夫的文章不仅惹恼了阿维尔巴赫，还开罪了拉普后台、炙手可热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法捷耶夫到亚戈达家去解释，却遭到亚戈达痛斥。亚戈达骂他出卖朋友，法捷耶夫辩解道：“您是老党员，我支持中央有什么错？”但回家后越想越害怕，他知道亚戈达权倾天下，可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连夜把他同亚戈达的谈话写成信呈交中央。他这封信对他后来青云直上起了关键作用。
    前苏联著名作家田特里亚科夫1988年在《各民族友谊》杂志第九期的小说《狩猎》中写道：
    ……高尔基举行例行午宴。斯大林及其忠诚战友光临。
    ……大家都喝得飘飘然了，大概此刻心情最好的莫如宴会主人了，他动情地说：“作家兄弟吵嘴闹意气真不好，不再吵闹该多好啊。”这发自内心的和解的呼吁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大家赞许地沉默片刻，都把悲愤的目光转向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斯大林手持酒杯或未持酒杯站起来，把两人招到自己跟前。
    “不好啊，”他慈父般地说。“太不好啦！讲和总比吵架强。我请你们都伸出手来，握手言和！”
    斯大林的请求可非同小可。
    法捷耶夫是个心怀坦荡不记仇的人，向阿维尔巴赫迈了一步，伸出手来。可阿维尔巴赫瞪了他一眼，把手慢慢背到身后。法捷耶夫的手悬在空中，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伟大领袖和导师同法捷耶夫一起陷入尴尬处境。
    如果斯大林不及时出卖失败者便不是斯大林。他眯起黄眼睛说：
    “法捷耶夫同志，你太没性格，是个软弱的人。阿维尔巴赫有性格，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可你不能！”
    ……仿佛从此刻起法捷耶夫便平地青云，地位远在其他作家之上，他的对头们立即黯然失色。法捷耶夫没有性格，而阿维尔巴赫有，……阿维尔巴赫很快便被逮捕，完全消失。
    田德里亚科夫是20世纪40年代末步入文坛的，这件事不可能亲身经历，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现已年迈的拉普评论家列文在1990年《文学问题》第十期《有过那样的时代》一文中也重复过上述说法。但他同田德里亚科夫不同，不仅认识阿维尔巴赫，而且还因同他关系密切而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话加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可能从阿维尔巴赫本人或参加那次午宴的人那里听来的。即便传说不可靠，但此后拉普领导人的命运迥然不同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法捷耶夫是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当了九年的总书记。被西蒙诺夫在《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一书中称为法捷耶夫狗腿子的叶尔米洛夫担任《文学报》主编，号称苏联首席评论家，唯法捷耶夫马首是瞻。李别进斯基虽未升迁，但在一次次腥风血雨中，均能安然度过，化险为夷。唯独“有性格”的阿维尔巴赫在劫难逃，一步步走向死亡，并死得惨烈，死后仍背着千载骂名。
    1934年阿维尔巴赫参加苏联作协组委会，工作出色，受到高尔基好评。但很快便被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在这岗位上他表现得同样出色，深受青年团员们热爱。1937年 2月调回莫斯科等待重新分配工作。这时他已感到凶多吉少，主动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效忠信。但斯大林最不喜欢有性格的人。同年 4月23日《列宁格勒真理报》刊登一则消息：“人民敌人阿维尔巴赫已被揭露。”阿维尔巴赫被捕的消息令他的对头们欣喜若狂。以《乐观的悲剧》成名的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把阿维尔巴赫1931年写的小册子《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赠送给列夫派作家阿谢耶夫，扉页上恶狠狠地写道：“写于布尔什维克作家同托洛茨基匪帮了结旧账的日子。他们害死了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此书便是罪证。让我们用它投向敌人。”“他们害死马雅可夫斯基”是从后者遗书中那句“应当同叶尔米洛夫对骂到底”引伸出来的，实属牵强。至于认定阿维尔巴赫是托洛茨基分子，众口铄金，谁也不知听谁说的。大概因为托洛茨基曾为阿维尔巴赫1922年所写的《列宁与少年运动》一书作过序。但阿维尔巴赫写的是列宁，而1922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座次排在斯大林前面。以此断定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未免荒唐。亚戈达是他姐夫，便把他说成亚戈达的亲信，是把亲属关系当成政治勾结了。
    1961年 6月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为阿维尔巴赫平反，但并未为亚戈达平反，足以证明他们纯属亲属关系。阿维尔巴赫到底为什么被捕呢？1973年西蒙诺夫才向列文道出真情。列文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阿维尔巴赫因卡巴科夫‘案件’被捕。卡巴科夫是1914年党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书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出了事故。在当时那种气氛中定为破坏活动，于是便制造出卡巴科夫案件。阿维尔巴赫担任过该工厂党委书记，此时虽已返回莫斯科但仍被牵连进去。他是1937年4月4日在莫斯科被逮捕的，被押解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已被折磨到痛苦的极限，押他上楼的时候，他从楼梯口跳下摔死。”阿维尔巴赫的确有性格，自知已无生望，不让别人枪毙他，自己杀死自己。
    阿维尔巴赫虽已平反，但在不少人眼里仍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是有人把拉普的劣迹通通推到他的身上。为了把他同在作协担任要职的前拉普领导人区别开，甚至说法捷耶夫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看清这位克里姆林宫小少爷的真面目。1961年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中有他致高尔基的信。1932年 3月14日的信中写道：“……卢戈夫斯科伊和我过得非常友好，我们大家拼命干活。”删节号所删去的正是阿维尔巴赫。在其他信中还多次向高尔基夸奖阿维尔巴赫：“您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是难得的好同志，在文学界工作并非偶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文学事业。他的工作极为有益。”这些话从文集中通通删去。仿佛拉普的错误都是他一个人犯的，法捷耶夫等人皆白璧无瑕，因为同他素来不和。这个神话一直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
    阿维尔巴赫1903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五岁辍学参加共青团工作，被选为第一届莫斯科团中央委员，尔后又被选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主编《少年真理报》，尚不满十六岁。又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成员，派往国外参加共产国际运动。曾到意大利索伦托看望高尔基。回国后，十七岁担任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青年近卫军》主编，1922年同其他文学小组成立十月文学社。十月文学社即拉普前身，自此阿维尔巴赫便算加入拉普。1926年24岁时被选为拉普总书记。有的文章称他为克里姆林宫小少爷，大概是因为他舅舅斯维尔德洛夫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又娶了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女儿，算是高干子弟吧。但他从未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庇荫。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列宁死后邦奇便失去权势，阿维尔巴赫单枪匹马打天下。他死后妻子被关进劳改营，邦奇收养了他的遗孤，并把他培养成物理数学博士，这便是邦奇对阿维尔巴赫的唯一恩德。
    阿维尔巴赫资质聪颖，过目成诵，善于辞令，能滔滔不绝讲四个小时听众无倦容，又极为机智，如他讲话时有人恶意提问，他能以诙谐口吻令提问者当众出丑，文思泉涌，在短短五年内写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我们的文学分歧》、《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等七部书，加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二百万字。他对苏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不遗余力，并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他是拉普公认的领袖。法捷耶夫说“有事只同阿维尔巴赫商量”。但他也有令人生畏、反感以致讨厌的一面。他少年谢顶，于是剃成光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乍一见面给人一种奸猾的印象。他恃才傲物，过分相信自己，时常出言不逊。对论敌不分青红皂白打棍子，对战友则千方百计庇护。他的缺点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同他少年得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维尔巴赫变得稳重、随和多了。1933年夏天初出茅庐的作家阿夫杰延科见到他时印象就不同了，觉得他像位和蔼的兄长。高尔基先是不喜欢他，后被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工作的狂热所感动，称他为天才的小伙子，并邀他一起编辑文选《十六年》。斯大林也曾看中他，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性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拉普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而把这一切全部推到阿维尔巴赫一人身上，把他当成拉普一切错误的化身，有欠公道。阿维尔巴赫平反已三十年，至今提起他来仍人所不齿。20世纪60年代苏联理论界已实事求是地开始评价拉普的功与过，难道20世纪90年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阿维尔巴赫的功与过吗？功大也好过大也好总应给予公正的定评，不能让他永远背着“诅咒文学的同位语”的黑锅。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阿维尔巴赫怎会有墓呢。
    （原载《读书》1996年 7月号）

ys1937

26、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

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

蓝英年

    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谁没读过他的抒情诗《等着我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重整山河的时代，多少青年人肩负着革命的理想，奔赴祖国各地。分手的时刻，哪个男同学没在自己钟情的女同学纪念册上偷偷抄上这首诗？西蒙诺夫那时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了，特别是这首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诗《等着我吧》。我怀着当年读这首诗的激动心情，把它抄录下来，以飨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年轻读者。
    《等着我吧》
    ——献给瓦·谢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念……
      可你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表达了千万苏联人的心，其鼓舞力量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相比。前线士兵和后方妇女把它当作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望，从前线凯旋归来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诗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诗是献给瓦·谢的。瓦·谢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谢罗娃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体态姣好，容貌俊俏，从照片上看，有几分像美国的性感明星梦露。她曾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在根据短诗《等着我吧》拍摄的同名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丽莎·叶尔莫洛娃。《俄国电影百科词典》评论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时写道：“她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在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西蒙诺夫对谢罗娃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结婚，不久便分开了。西蒙诺夫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谢罗娃随列宁青年团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据作家鲁宁回忆，西蒙诺夫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同《真理报》编辑部位于同一座楼里。一天，西蒙诺夫从打字室返回他冰冷的小屋——在这里，爱情曾温暖过他的身心，现今，别离折磨着他的心——路上碰见《真理报》主编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请他到办公室喝茶。波斯佩洛夫抱怨报上都是官样文章，很少有打动读者的东西，问西蒙诺夫有没有合适的作品。西蒙诺夫说他有首诗，但对《真理报》未必适用。他曾把这首诗寄给《红星报》主编奥腾贝格，奥腾贝格看过后说：“这种诗不适合军报，别再刺激士兵了，别离已让他们无法忍受。”波斯佩洛夫让西蒙诺夫念给他听，波斯佩洛夫听了非常喜欢，但不喜欢“那愁煞人的黄雨”中的“黄雨”两个字，雨怎么会是黄的呢？在场的爱伦堡替西蒙诺夫辩解，说他喜欢的正是“黄雨”两个字。爱伦堡以黄泥质土为例，又援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副主编也说他见过黄色的雨，这两个字可以保存。他们一直争论到凌晨，波斯佩洛夫终于决定冒险，第二天便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这首诗。没想到反响极大。西蒙诺夫一夜间成为全国闻名的诗人。这首诗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还注意到诗的作者。西蒙诺夫一举成名正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是因为怀念妻子，一腔柔情从心里喷涌而出。诗中一连重复了八次“等着我吧”，已经是乞求了，诗人多么希望妻子等着他啊。这里隐藏着对妻子的怀疑，谢罗娃会不会等他呢？这种下意识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曾轰动莫斯科，郎才女貌，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平衡，谢罗娃的感情不像西蒙诺夫那样热烈。谢罗娃虽在影片《等着我吧》中“揭示出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但在现实中却没等待自己的丈夫，背叛了他。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时候，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演出，遇见正在那里养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那时他还是将军，1944年晋升为元帅）。素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掀起感情狂澜，谁知叱咤风云的元帅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谢罗娃同西蒙诺夫感情的裂痕，而且给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后仍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张望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如果斯大林不出面干预，这种三角关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一次，斯大林会见罗科索夫斯基时问他，在他看来，女演员谢罗娃是谁的妻子。元帅回答道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我也这样想。”斯大林回答道，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三角关系，谢罗娃留在西蒙诺夫身边，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往波兰担任波兰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直到1956年波兰爆发波兹南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坚决要求下，赫鲁晓夫才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感情纠葛并未耽误西蒙诺夫的前程，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三十一岁便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后又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作协第二号人物。最惨的是谢罗娃，她同西蒙诺夫离婚后万念俱灰，终日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一代优伶便这样香销玉碎了。
    斯大林发现西蒙诺夫后，看出他有为自己效劳的多方面才能，便把他列为自己的文学侍从。除西蒙诺夫的才能外，斯大林还看中他的家庭出身。西蒙诺夫的母亲原是奥博连斯卡娅公爵小姐，一战时期嫁给沙俄军官西蒙诺夫上校，不久上校失踪。她又嫁给沙俄将军伊万尼谢夫，即西蒙诺夫的继父。十月革命后，伊万尼谢夫作为“军事专家”被分配到萨拉托夫军校教战术。西蒙诺夫的三个姨妈柳德米拉、索菲娅和达里娅（当然也都是公爵小姐）1935年统统被赶出列宁格勒。索菲娅和达里娅之间不知是谁流露出对苏维埃政权“不热爱”的情绪，牵连到另一位，一起被捕，双双死在牢里。斯大林喜欢使用履历上有“污点”的人，这样的人便于使用。他们心里凝聚着恐惧，生怕“污点”被揭发出来。他们只能死心塌地地为斯大林效劳，忠心耿耿地做违心事，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人性格岂能不被扭曲？法捷耶夫是自觉的被扭曲者，真心相信斯大林的每句话，扼杀自我。因此他所经历的痛苦异常剧烈，消除痛苦的手段同样剧烈——用手枪击中心脏。西蒙诺夫是被迫的扭曲者。他虽盲目崇拜斯大林，但对某些事仍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过深藏在心里，自我并未被扼杀殆尽。一旦出现表现自我的时机，他便会变成另一个人。
    西蒙诺夫以诗闻名，并获得斯大林的青睐。他写过不少诗，最广为流传的是《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然而，他的抒情诗所以风靡一时，除去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心灵的颤动外，还有一个可悲的原因：白俄时代的老歌手们已被迫停止歌唱，诗才远远超过西蒙诺夫的同时代诗人，如舍夫佐夫和波杰尔科夫等人或被流放或被枪决了。好诗世代相传，如普希金和莱蒙诺夫的诗，但西蒙诺夫的诗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俄罗斯的中青年人可能听说过西蒙诺夫的名字，但对他的作品却一无所知。他的书早已没人看了。
    西蒙诺夫不仅是诗人，还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是斯大林奖六次获得者，打破了个人获奖次数的记录。按获奖的时间顺序，它们是：《我城一少年》（1939年）、《俄罗斯人》（1943年）、《日日夜夜》（1946年）、《俄罗斯问题》（1947年）、《友与敌》（1948年）和《异邦暗影》（1950年）。《日日夜夜》是小说，《友与敌》是抒情诗集，其余都是剧本。因为剧本适于迅速反映政策，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在这四个剧本中，《我城一少年》算是好的。剧本塑造出少年卢科宁生长的过程。卢科宁是伏尔加流域某城市的顽皮少年，后进入坦克学校。毕业后在西班牙和蒙古作战，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剧本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说教的东西相对少一点，从中能感到西蒙诺夫的真实感受。《俄罗斯问题》就不同了，它是西蒙诺夫向斯大林赎罪的表示。此前，西蒙诺夫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炊烟》。他到斯摩棱斯克选区投票，看到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想起他在美国采访时见到的富庶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他想用美国物质的富庶同俄国精神的坚毅对比，歌颂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小说发表后得到日丹诺夫的好评，指示一名编辑给《文化与生活报》写评论。这位编辑也喜欢《祖国炊烟》，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文章发排后，日丹诺夫见过斯大林后匆匆赶到编辑部，下令将文章撤下，另写一篇猛烈抨击小说的文章，即发表在《文化与生活报》上的那篇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斯大林不喜欢这篇小说，不允许西蒙诺夫做这样的对比。西蒙诺夫马上猜到斯大林对美国的真实态度：美国想要战争，美国资本家通通是战争贩子。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写成剧本《俄罗斯问题》，并在列宁格勒的杂志《星》上发表，他知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发行的报刊，必看这份杂志。斯大林看了非常满意，下令莫斯科五家剧院同时上演。对这个剧本我不想多说，它拍成电影后曾在中国放映过，不少老年人看过，只摘录在1990年《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文章就足够了：那时西蒙诺夫（1947年）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他曾短期访问过美国，回国后便写出这个剧本。苏联三百家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西蒙诺夫抨击的是美国新闻体制。斯坦贝克简要地叙述了剧本的内容：一位美国记者多年前到过俄国，写过一本称赞俄国的书，现在替一位报业巨头工作。报业巨头希望竞选获胜，准备在自己报纸上刊登俄国准备进攻美国的文章。他交给记者一项任务，让他到俄国去一趟，回来写一本俄国要同美国打仗的书。老板预付了记者三万美金。记者刚刚破产，并准备同一位相爱的姑娘结婚，在长岛郊区买住宅。他完成任务后这些打算便能实现。他接受了老板的条件，动身到俄国去。但他看到俄国人并不想同美国人打仗。他写了一本完全违背老板意愿的书。老板看了大怒，撕毁了合同。记者没钱买住宅，姑娘也离他而去。不仅如此，老板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出书，无法找到工作。“这就是剧本《俄罗斯问题》的主要情节，也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这样回答：第一，不管剧本用哪种语言演出，都是一个不好的剧本；第二，主人公说的话不是美国人说的话，他们的举止不像美国人的举止；第三，即使美国有不好的出版商，但他们决没有剧本所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第四，美国出版商不服从任何人的指令，例子便是西蒙诺夫先生的书《日日夜夜》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最后，我希望写一本真实地介绍美国新闻体制的书，但很遗憾，这个剧本不是那样的书。这个剧本不仅不符合美国人的见解，而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西蒙诺夫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接触过各阶层的美国人，难道不了解美国人不想要战争？他写这个剧本完全是为讨斯大林的欢心，以弥补《祖国炊烟》造成的不良印象。
    比《俄罗斯问题》更恶劣的剧本是《异邦暗影》。西蒙诺夫在回忆录《我这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简称《回忆录》）中沉痛地写道：“我现在只有强制自己才能重读这个对我是可耻的，对一个作家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当时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写。如果有勇气不作践自己，完全可以不写。”1947年 5月，斯大林把作协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叫法捷耶夫宣读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苏联卫生部党组织致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的呼吁书，揭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出卖国家机密的罪行。他们研制出抗癌制剂，并出版了学术专著《癌症生物治疗法》。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1946年访美时，受两位教授的委托，把这本书带到美国，作为学术交流活动。苏##组织（即斯大林）认为他们出卖了国家重要机密。要求将学术秘书帕林以间谍罪判刑，并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交“荣誉法庭”审判。法捷耶夫读完文件后，斯大林说：“应当铲除妄自菲薄的心理。应当用这个题材写长篇小说。”西蒙诺夫脱口说：“这个题材更适合写剧本。”西蒙诺夫后来说，他认为这类题材更适合写剧本，但他自己并无意写这个剧本。斯大林却认为西蒙诺夫答应写剧本了，便让日丹诺夫把有关材料交给西蒙诺夫看，西蒙诺夫不得不写了。这便是《异邦暗影》的写作由来。剧本是完全按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模式写的。细菌研究所所长特鲁布尼科夫是苏联著名微生物学家，研制出抗癌病微生物制剂。特鲁布尼科夫的大学同学奥库涅夫来找他，交给他美国学术同行的一封信。美国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表示怀疑，请求他把研制药剂的工艺寄给他们，他们才能确认特鲁布尼科夫的科研成果。特鲁布尼科夫出于学术权威的自尊心，准备把手稿的第一部分寄给美国同行，但遭到研究所同事的一致反对。奥库涅夫被揭发出来，原来他是美国间谍。特鲁布尼科夫由于对外国学者卑躬屈膝，严重丧失警惕性，等待人民惩处。斯大林看过剧本后给西蒙诺夫打了个电话。《回忆录》写道：“1947年 1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新世界》看稿，《消息报》主编助手突然进来，告诉我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找我，让我按下面号码给斯大林打电话。我到《消息报》总编室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说：‘我读了您的剧本《异邦暗影》。我觉得写得不错。但有个问题写得不对，需要纠正。特鲁布尼科夫认为实验室是他的私人财产，是不对的。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投入劳动，所以实验室是他们的财产，也是不对的。实验室是人民和政府的财产。您的剧本里没有政府，只有科学工作者。然而问题涉及国家机密。我想马科耶夫（剧本中正面人物）到莫斯科去后，利欲熏心的奥库涅夫自杀后，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预，可剧本里政府并未干预，这是不对的。我认为剧本应当这样结尾：马科耶夫从莫斯科回到实验室，当众同特鲁布尼科夫谈话，说他见过卫生部部长，部长向政府做了汇报，政府责成他把特鲁布尼科夫留在实验室里，尽管他干了错事，但政府并不怀疑他品行端正并有能力把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我看您应这样修改。具体如何修改您自己清楚。改好后发表。”
    斯大林对剧本的修改意见，实际上是指示西蒙诺夫如何写。斯大林宽恕了特鲁布尼科夫，正合西蒙诺夫的心意，但在当时那种反对崇洋媚外的气氛中，他决不敢宽恕特鲁布尼科夫。作协书记处在讨论推荐斯大林奖作品时，不少人批评剧本的结尾，痛斥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西蒙诺夫一旁暗暗发笑。他怕不说出结尾是按斯大林指示改的，可能让法捷耶夫闯祸，便悄悄地告诉他了。法捷耶夫听了哈哈大笑，称赞西蒙诺夫还算有良心，没让他陷入尴尬处境。剧本发表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同时上演。斯大林特别重视《俄罗斯问题》和《异邦暗影》这两个剧本，为他策划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做舆论准备。二战期间，上百万苏联军人到过国外，看到外国人的生活。他们不禁同自己的生活对比，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像他们所听惯的宣传那样坏，本国的生活并不像从小灌输的那样好。一股渴望自由和民主的思潮悄然兴起，这是斯大林决不允许的，必须扑灭。斯大林的手段是镇压，揪出“人民的敌人”。他提倡告密，大肆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马罗佐夫，弄得人人自危，互相提防。斯大林的深远谋略西蒙诺夫未必料到，但他对国内的恐怖气氛却深有感受，他自己便是受害者。十六岁那年继父被捕入狱，他和母亲被从军校宿舍赶到街上。母亲患病，他不得不独自寻找住所。他在文学所学习时，亲眼见到同班同学被捕，自己也差点倒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谈到作协书记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讲一讲你在文学所是如何散布反苏维埃言论的。还想写奥尔仲尼启则呢，却赞扬白匪。”西蒙诺夫一下子吓懵了，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赞扬过白匪。“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同课堂讨论指导教师的谈话。他先问我为什么喜欢英国作家吉卜林，接着问我如何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没有兴趣，在阿克梅派诗人中我只喜欢曼德尔施塔姆。指导教师说：‘您不喜欢古米廖夫，对他不感兴趣，是没有道理的。他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却是诗人。作为诗人，您不能不喜欢他。’接着便朗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这些诗他记得很熟。有的我读过，有的没读过。有的喜欢，如《迷途的电车》和《雪豹》。于是我说，当然喜欢古米廖夫这些诗，但我仍然更喜欢吉卜林。”这已经是陷阱了，西蒙诺夫掉了进去，幸亏没受到惩处。西蒙诺夫吓破了胆，以后做事常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另外，西蒙诺夫三十岁便达到荣誉顶峰，不想失去所获得的一切。他的成功同斯大林的直接关注相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说，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的时代，我中学毕业，并上了职工技校，当了工人，进了文学所。在他的时代，我开始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战争前夕吸收为预备党员，后来转正。在他的时代，我当了战地记者，六次获得斯大林奖，其中一次受之有愧，其余五次当之无愧。在他的时代，我先后担任过《新世界》和《文学报》主编，作协副总书记，中央候补委员，我多次获得过他的信任……”西蒙诺夫的性格被扭曲了。一旦环境宽松，他便显露出本性，做过一些好事。但他不得不按斯大林旨意办事，不能不适应当时的环境，也干过不少坏事。现在俄国有人说西蒙诺夫是斯大林的帮凶，便与事实不符了。说他是斯大林的宠儿，意思并不错，斯大林确实喜欢他，但不如说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知道西蒙诺夫是从读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开始的。1947年，有三本书在我们同学中间流传：《恐惧与无畏》、《虹》和《日日夜夜》，都是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对《日日夜夜》的兴趣不如前两本书大。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一条街上，红军奋力夺取被德军占领的楼房。战斗极为惨烈，红军官兵个个英勇非凡，这便是我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其次，便是营长萨布罗夫和女护士阿尼娅的恋爱。小说没有曲折的情节，人物没有鲜明的性格。另外，译文疙里疙瘩，也影响阅读兴趣。
    西蒙诺夫1952年至1957年写了四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战友》、《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战友》讲述的是蒙古境内的哈勒欣战役。后三部小说的题材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由主人公谢尔皮林和辛佐夫贯穿全书。谢尔皮林是高级指挥官，担任过集团军司令，牺牲前被授予上将军衔。辛佐夫原是军报编辑，后任谢尔皮林的副官，获少校军衔。《生者与死者》写于1955年至1959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前后。书中写到战争初期的失利，苏联飞机还未起飞便在机场上被炸毁。德军闪电般地占领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红军溃散，陷入包围，谢尔皮林率领一个师突出重围。他在军事学院执教时，因主张研究德军的战术并充分估计德军的军事实力，1937年被清洗，1941年才被斯大林从科雷马召回并派往前线。红军将士并非个个英勇，也有贪生怕死的人，如巴拉诺夫上校。方面军政委利沃夫将军对被清洗过的谢尔皮林一直心存疑虑，多次请求斯大林解除他的职务，但斯大林没有接受他的请求。在《生者与死者》中，作者已经提到斯大林是否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了。谢尔皮林对妻子说：“我不懂，为什么敞开胸口等着挨打——我不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竟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相信他们没向他报告。”在《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中，谢尔皮林对斯大林的批评变得激烈起来：“是的，是斯大林！这就说明一切了，尽管你比别人更了解他，你知道战前发生的事，知道战争初期发生的事，还知道怎么也无法解释的事。他的钢铁意志何时消失，他的顽固自负何时开始。他的顽固导致千百万人丧生，无数军事仓库被毁，这都不是一下子能明白的。”这部小说写于1960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时期，也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的年代。到1970年出版的《最后一个夏天》，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改变了，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对谢尔皮林深信不疑，谢尔皮林牺牲后，还命令将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又发生了变化。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积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而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1954年12月在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出西蒙诺夫创作草率，追求速度，并以大作家自居：“西蒙诺夫每年只管写出一个剧本、一首长诗、一部长篇小说，还不算其他小作品，例如诗歌、随笔等，也就是说他保证一年可以得三枚奖章。今天，西蒙诺夫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还可以作为文学的年轻主人迈着矫健的步伐，再过十五年，他享有盛誉，人们将不是搀着他走，而是用车子拉着他走。”接着，肖洛霍夫批评西蒙诺夫的小说没有艺术性。那时，肖洛霍夫还只读过《战友》，没读过《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肖洛霍夫毫不留情面地说：“年轻的作家能从西蒙诺夫身上学到什么呢？难道只是写得快，以及对一个作家来说并非必须的外交家的举止吗？对于一个大作家来说，说实话，这些才能是很不够的。他的最后一本书（《战友》）让人特别担忧。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圆润光滑、秩序井然，而掩卷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你很饿，有人请你赴宴，但请你喝的是一盘面包渣做的汤，而且不让你喝够。于是你懊丧，你饥饿，你在心里咒骂主人的吝啬。
    “西蒙诺夫同志不是头一年写作。他应该回头看一看他所走过的作家之路，应该想一想，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聪明的人，或一个有眼力的孩子，指着西蒙诺夫说：‘皇帝光着身子呢！’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赤身裸体，因此请你不要生气，请接受我们的善意劝告，快点穿得厚实些，而且要选一件一辈子也穿不坏的衣裳。”
    1946年，西蒙诺夫被任命为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进入作协领导核心。他还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他一接手便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伊万诺夫的家庭》，叶尔米洛夫马上在《文学报》上发表抨击文章《普拉东诺夫的诽谤小说》，给了西蒙诺夫当头一棒。文章未必是根据斯大林的旨意写的，因为没有下文，是法捷耶夫给自己新助手的一个下马威。西蒙诺夫顶住了，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对这位屡遭打击的作家重返文坛是一种鼓励。1947年，西蒙诺夫又发表了一年前遭到日丹诺夫猛烈抨击的左琴科的小说。他问斯大林可以不可以发表左琴科的作品，斯大林回答道：“您是主编，认为应当发表就发表。发表后我们看了再说。”话里暗含杀机，但西蒙诺夫还是大胆发表了，向左琴科伸出援助之手。1948年，西蒙诺夫发表了多布罗沃利斯基的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写的是复员军人融入和平生活——上大学的故事，与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齐名。这两本书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我们都读过。《三个穿灰大衣的人》一发表，《真理报》马上刊出了批评文章，吓得作者连连向《新世界》编辑部道歉，把没用完的稿费退了回来。西蒙诺夫再次顶住了压力。1956年，西蒙诺夫发表了杜金采夫的小说《不单是靠面包》。小说轻描淡写地揭露了官僚主义，没想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作家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就是对《不单是靠面包》的反击。西蒙诺夫不仅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也支持和鼓励有才华的作家，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的作者维·涅克拉索夫。这些都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西蒙诺夫也不得不做坏事，伤害过不少作家。
    1954年，一群英国大学生到列宁格勒旅游，请求会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确认他们是否健在。官方满足了他们的请求，安排了会面。大学生问左琴科同意不同意《决议》对他的批评，左琴科回答不同意，大学生们为他鼓掌。左琴科的回答惹恼了作协，他竟公开反对《决议》。列宁格勒立即召开批判左琴科大会。西蒙诺夫从莫斯科赶来坐镇，为大会组织者柯切托夫等打手助威。一位会议的参加者回忆道：“左琴科站在主席台上激愤地说：‘你们要我怎么样？你们要我承认我是败类、流氓、胆小鬼？我是获得过几枚乔治十字勋章的俄国军官，我并不像《决议》里所说的逃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在城里同其他人一样在楼顶上值勤，扑灭燃烧弹，直到让我和其他人一起疏散……我的文学生涯结束了，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吧。’说完从台上下来，向大门走去。大厅里一片死寂，很多人低下头，不敢互视。这时主席台上响起西蒙诺夫的声音：‘左琴科同志哗众取宠。’接着又讲一些极为严厉的话。”（《作家逸闻》）左琴科可能没听见西蒙诺夫的话，但大厅里的人听见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主义者作家竟如此缺乏同情心。可西蒙诺夫能不那么讲吗？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希望在该杂志上发表。西蒙诺夫没有理解小说的意义，拒绝发表，还写了一封编辑部致作者的信。这封信在全国围剿帕斯捷尔纳克的1958年发表：“您的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表明作者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无法挽回的灾难。”信由西蒙诺夫起草，费定等四位编委签名。如果西蒙诺夫删去小说中碍眼的地方，在《新世界》上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便可免去一场浩劫。西蒙诺夫拒绝发表《日瓦戈医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新世界》1956年分三期（8—10 期）发表了杜金采夫的《不单是靠面包》，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月后，1956年11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把匈牙利人民起来反对拉科西的独裁统治和在匈牙利的苏联人的蛮横无理同裴多菲俱乐部联系在一起，担心支持《不单是靠面包》的作家会在苏联组成类似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必须压制下去。西蒙诺夫吓坏了，不久便被撤销《新世界》主编的职务。1958年发表编辑部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
    西蒙诺夫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的恶劣表演。老作家雷巴科夫和纳吉宾在谈到西蒙诺夫时，都直率地指出这一点。中国读者对雷巴科夫并不陌生，他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20世纪8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曾风行一时。他在《小说体回忆录》中写道：“……西蒙诺夫登上大会讲坛（指1949年 2月18日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说了许多极为恶劣的话：‘……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艺术寡廉鲜耻的敌人……打击先进的剧作家。’他所重复的这些话令我恶心。经历过镇压年代的我，觉得他下面的这几句话格外可怕：‘这些反对爱国主义的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难道西蒙诺夫不明白，按‘反革命宣传罪’条款才能这样定罪，要判十年劳改，按‘建立并参加反革命组织罪’条款定罪，要判死刑？这是从西蒙诺夫嘴里说出来的，就是从那位勇敢的战地记者，那位写出过《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的诗人嘴里说出来的。”雷巴科夫对西蒙诺夫做了总的评价：“西蒙诺夫是从文学进入党和政治的，战争和苏联时代使他成名，他也忠心耿耿地为这个时代效劳，不亚于索弗隆诺夫和格里巴乔夫。不同的仅是他是知识分子，是有教养的宫廷显贵，不是党棍。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养成平易近人的作风。他不仅是公民诗人，也是抒情诗人。御座周围需要这样的人，这一点斯大林心里明白。现在斯大林不在了，但西蒙诺夫仍不能置身于权力之外，仍需要高居奥林匹斯山顶。斯大林在世时他为这个体制效劳，斯大林不在了，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人物，他仍为这个体制效劳，西蒙诺夫决不允许触及政府官吏所维护的体制。”
    纳吉宾的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便介绍到中国来，80年代翻译得更多，他在中国也不算陌生。1979年 8月29日，西蒙诺夫去世的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西蒙诺夫被认为文学所的第二名诗人。他身材修长，体格健壮，充满自信，是一名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大家对他期望很高，他也不负众望。我对他的钦慕与日俱增。我喜欢他的第一个写爱情的剧本，喜欢他同美女谢罗娃的风流韵事，喜欢他的许多诗，特别是《等着我吧》。喜欢他的举止大方，他的不畏惧死亡的勇敢。我不嫉妒他，而是由衷地钦慕他，为他每次获奖感到欣慰。然而战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发生变化。他从莱蒙托夫变成唯利是图的人。浪漫主义情调消失净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斯大林并不复杂的意图——民族主义、排犹和反美的意图的猜测者。反世界主义的运动中他彻底垮了，成为格里巴乔夫和索弗隆诺夫意志的无所顾忌的推行者。连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退缩了，而他却勇往直前，全身沾满血和粪。”纳吉宾对西蒙诺夫从爱到恨。
    写到这里，不能不谈反世界主义运动了。这次运动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造成多大损害？我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系统资料，只能从作家的回忆录中寻找答案。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 5月13日，斯大林召见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他商讨文艺方面的问题。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斯大林说：“有个重要的题材，作家应当关心，即我们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就说我们中等知识分子吧，如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和医生，他们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感情不足。他们毫无根据地崇拜外国文化，总觉得自己比不上人家，永远处于学生的地位。这是自甘落后的传统，来自彼得大帝。”斯大林发出信号，很快便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崇拜外国的运动。斯大林知道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对体制不满的情绪，像《日瓦戈医生》结尾处所说的：渴望弥漫在空气中的自由的征兆。这种情绪斯大林是决不允许的，必须彻底铲除。斯大林发出号令，法捷耶夫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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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要谈反世界主义运动，还得从索弗隆诺夫的《莫斯科性格》和苏罗夫的《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这两个剧本谈起。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剧本并不陌生。这两个剧本曾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上演过。我在北京都看过，还记得两句台词：“什么男人的骄傲？应该是莫斯科人的骄傲。”邵燕祥兄记得后一个剧本里桑娜和男友看农舍窗花的细节。我当年看得津津有味：还被感动，可见那时我何等幼稚。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两个剧本，因为1953年以后没上演过，也没人再提起过。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讲的是保守与改革的矛盾。索恩采娃是纺织厂厂长，一心扑在工作上。她只顾完成生产指标，不管产品有无销路，花布图案多年不变，落在人民需要的后面。索恩采娃的女儿桑娜中学毕业后进入纺织厂。她自幼喜爱美术，主张改革，设计新图案。母女发生矛盾。索恩采娃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意桑娜和她的伙伴做一次印制新花布的试验，但开印时总工程师捣了鬼，试验失败。党委书记库列平领导工人继续试验，桑娜到农庄采集民间图案，美术学院对纺织厂的试验给予支持，试验终于成功，印制出鲜艳美丽的花布。索恩采娃转变态度，积极支持改革。《莫斯科性格》的主题是改革与本位主义的矛盾。莫斯科机械制造厂厂长波塔波夫为三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率领全厂职工拼命干活。邻近的纺织厂需要更新设备，请机械厂为他们研制新型印花机。女厂长谢韦罗娃向波塔波夫求助，但遭拒绝，研制新产品会影响他们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波塔波夫的妻子是纺织厂工会主席，支持自己厂长的改革。夫妻间产生矛盾。谢韦罗娃请求区党委解决机械厂拒绝替他们制造印花机的问题。区党委召开会议，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波塔波夫的妻子支持谢韦罗娃，并批评自己的丈夫。波塔波夫不接受批评，离家出走，但意识到应当接受订货。经过党委的教育，改正了错误，答应替纺织厂制造新式印花机，并同妻子言归于好。在剧本的结尾，党委书记说出什么是莫斯科性格，莫斯科性格就是说了必定做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并勇于改正错误。这两个剧本都获得斯大林奖。
    1946年 8月26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善措施》的决定，批判了由尼林编剧的《伟大的生活》。这个决议像一阵秋风，吹得戏剧舞台百花零落，只剩下马留金的《老朋友》和拉甫列尼约夫的《为海上的人祝福》两个剧本，全国剧院都演这两个戏。《莫斯科性格》、苏罗夫的另外两个剧本《绿灯》和《命大》以及罗马绍夫的《伟大的力量》算做《决定》后的新成果。我没介绍《绿灯》和《命大》，因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是苏罗夫的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出苏罗夫的剧本是什么货色，那两个剧本等而下之，不值得介绍。1948年11月，在莫斯科讨论1947年至1948年剧目的时候，这四个剧本遭到剧评家的尖锐批评。剧评家指出，剧本里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人物斗嘴。人物毫无个性，只是宣传符号。语言蹩脚得刺耳，听起来起鸡皮疙瘩。他们还指出苏罗夫的剧本前后风格不统一。这可冤枉了苏罗夫，因为所有署他名字的剧本都是别人替他写的。一个剧本两个人写，风格如何统一得起来？剧评家哪里想得到，几个月后，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他们则成为这两位剧作家的俎上肉。
    1948年12月 5日，基辅召开乌克兰作家代表大会，法捷耶夫率莫斯科作家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头四天，法捷耶夫没出席会议，躲在宾馆里为两周后将要召开的苏联作家理事会准备报告，论述苏联戏剧的现状和任务，充分肯定《决议》后的成果。法捷耶夫是具有文学修养的人，知道这四个剧本算不上新成果，因此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12月10日，即大会结束的那天，法捷耶夫作了发言。他谈到戏剧不景气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优秀剧本，并指出缺乏优秀剧本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剧作家对新鲜事物没有真实的感受，甚至全然无知，他便不能成为戏剧冲突的主人，只能成为它的奴隶；其次，剧作家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某些特征认识不足；第三，苏联剧作家不肯在形式上花工夫。法捷耶夫的发言刊登在1948年12月12日的《乌克兰文学报》上。他的话说得不错，如果剧作家一味配合政策，粗制滥造，如何能产生好剧本。可惜法捷耶夫后来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话。法捷耶夫乘车返回莫斯科时，闷闷不乐，不与人交谈。忽然听苏罗夫说，斯大林在模范剧院看了《绿灯》，在小剧院看了《莫斯科性格》和《伟大的力量》，并称赞了这三出戏。法捷耶夫精神为之一震，仿佛中了头彩，从穷光蛋变成大富豪，手里一下子有了三个杰出剧本，可以拿到理事会上炫耀了。但苏罗夫的话未必可靠，因为1950年1月21日，叶尔米洛夫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莫斯科性格》批评得体无全肤，将它送进坟墓。如果斯大林肯定过，那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叶尔米洛夫绝没那么大的胆子。拉大旗做虎皮是苏罗夫惯用的伎俩。他曾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舍贝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称赞他的剧本。他自己不会写剧本，他的剧本都是“苦力”替他写的。20世纪50年代，“苦力”纷纷揭发他，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苏罗夫终于保不住了，1954年 4月被开除出作协，但仍保留党籍。苏罗夫原是共青团干部，有强大的后台，他们多次保护他，但这是题外话了。1949年，苏罗夫炙手可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法捷耶夫对这两位剧作家不是没有看法。一次他对西蒙诺夫抱怨太累了，西蒙诺夫建议他到肖洛霍夫那儿钓鱼去，休息休息，法捷耶夫说：“我不去，索弗隆诺夫一定缠着跟我去……我们喝多了不知会说出什么话来，不去。”法捷耶夫对索弗隆诺夫有戒心，对苏罗夫更看不上眼了，但还得依靠他们。
    法捷耶夫回到莫斯科准备立即召开作协理事会，并让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因为他是杰出剧作家之一。但谁也没料到，半路上杀出一个谢皮洛夫来。谢皮洛夫主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作协。谢皮洛夫精力充沛，思想敏捷，绝非等闲之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1957年赫鲁晓夫击败了政敌，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其追随者谢皮洛夫定为反党集团，谢皮洛夫那时是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地位已经很高了。谢皮洛夫想弄清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不同意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建议理事会延期举行。法捷耶夫是中央委员，谢皮洛夫不是，但两人势力旗鼓相当。法捷耶夫不买谢皮洛夫的账，12月18日作家理事会如期召开，并仍由索弗隆诺夫作主报告。索弗隆诺夫除夸耀戏剧成果，并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施泰因的剧本外，对几个月前剧评家对《莫斯科性格》和《绿灯》等剧本的批评未做任何答复，只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大厅里一片沉寂，无人发言。剧评家博尔夏戈夫斯基上台发言，他指出索弗隆诺夫的报告不能引导大家认真讨论，如果坐在主席台上的著名剧作家都能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大家一起分析，便能找出戏剧落后的真正原因。法捷耶夫骂了一句脏话：“日他妈，他讲到点子上了。”
    午间休息后，法捷耶夫发言，题目是《论苏联戏剧落后的某些原因》。法捷耶夫认为戏剧落后的原因“是剧评家打击反映苏联生活中新事物的剧作家”，“他们妄图动摇剧院对苏联现实题材的信心，给上演反映苏联生活剧目的剧院泼冷水”。他的发言同他脏话的意思相反，也同一个月前他在基辅的讲话矛盾。法捷耶夫从艺术家变成了政治家。接着，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发言，他支持法捷耶夫的讲话，提出戏剧矛盾是“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矛盾”，还讲了他亲自经历过的一件事：遥远的乡村里居住着一位女庄员，种甜菜的能手，弥留之际一定要见他一面。他风驰电掣地赶往那里，幸好赶上她还没咽气。女庄员向他伸出衰弱的手，抓住他的手低声说，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但要当心呀，要加强战斗精神，不然那些剧评家会把他们害死。在没有剧院的穷乡僻壤，一个没进过剧院的农庄妇女，竟有如此高的觉悟。不知为何，出席会议的人感到一阵不自在，垂下眼睛。会议匆忙结束，并通过一项日程上没有的关于剧评家的决议。谢皮洛夫同样不买法捷耶夫的账，不承认理事会，下令报刊不许刊登理事会决议及会议发言。法捷耶夫无奈给谢皮洛夫打电话，问他作为作协总书记和中央委员，有无权利发表文章。谢皮洛夫回答，他个人当然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刊登会议决议和代表的发言。两人僵持不下。如果没有大人物干预，不知还会僵持多久。波波夫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同时兼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是索弗隆诺夫的保护人。波波夫说《莫斯科性格》是他的“定货”。1949年 1月，波波夫向斯大林汇报完工作后，顺便提到法捷耶夫受欺负的事，斯大林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对法捷耶夫同志典型的反爱国主义的攻击。”谢皮洛夫被赶出办公室，法捷耶夫大获全胜。马林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和老牌两面派扎斯拉夫斯基（曾攻击过列宁和高尔基）写文章还击。他们两人联名写的文章《揭露戏剧评论家中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1949年 1月2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点了七位剧评家的名：博尔夏戈夫斯基、博亚吉亚耶夫（亚美尼亚族）、古尔维奇、尤佐夫斯基、霍洛多夫、马留金（俄罗斯族）和瓦尔沙夫斯基。其余五位均为犹太族，名单有浓厚的排犹色彩，与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相呼应。文章写道：“在戏剧评论界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余孽的集团。他们钻进我们的报刊，在《戏剧》杂志和《苏联艺术报》上不断发表文章。他们是苏联人民十分憎恶的，与苏联人民敌对的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的代表。他们阻碍苏联文学的发展，他们同苏联人民的骄傲感格格不入。”文章从尤佐夫斯基批判起。尤佐夫斯基是著名的高尔基研究专家，他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高尔基的必读书。尤佐夫斯基热爱高尔基，但对他并不顶礼膜拜，既肯定他的卓越成绩，也指出他创作中的不足。如他认为《小市民》中的尼尔像个政论家，发表议论过多，与剧本的结构不协调。文章抨击道：“……尤佐夫斯基妄图用假面具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的反爱国主义的真面目，竭力贬低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的勇敢而高尚的形象……”强词夺理到如此地步。
    法捷耶夫和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后，全国报刊争先恐后地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批判的浪潮溢出戏剧界，波及各个领域。法捷耶夫是始作俑者，但真正的操纵者是索弗隆诺夫和苏罗夫。这两个毫无才华、嫉贤妒能的“剧作家”对批评过他们剧本的人恨之入骨，无情打击，同时也不放过有才华的剧作家。他们对有才华的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批评过他们的人，想独霸戏剧界。被点名的七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但除霍洛多夫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均未被逮捕，只开除党籍公职并赶出住宅。名单之外的人同样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阿尔特曼是191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长期做党的工作，是法捷耶夫的老朋友。他曾任《戏剧》杂志主编，1940年因发表批评考涅楚克的剧本《在乌克兰原野上》被撤职。法捷耶夫让他到犹太剧院当文学部主任，支持伟大的犹太演员米霍埃尔斯，因为他是犹太族。阿尔特曼赋闲数年，迫切需要工作，但拒绝法捷耶夫的建议。法捷耶夫百般劝说，阿尔特曼就是不肯从命。法捷耶夫只好祭起组织原则的法宝：“你到他那儿工作一年，仅仅一年！我们得支持米霍埃尔斯，他需要顾问和政委。这是党的委派，你一定要接受。”阿尔特曼只好服从。他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揪出来。怀疑是有道理的：不懂犹太语的人怎能当犹太剧院文学部主任，一定另有企图。阿尔特曼耻于申辩，等待法捷耶夫为他说话。总有一天法捷耶夫会说：“同志们，别再提文学部主任的事了，我怎么劝说他都不干，最后我对他说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才去了。”但这些话法捷耶夫始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运动虽然在全国展开，但正派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加，他们甚至同被点名的人来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压力不够，还需要增压，再作一个与反爱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任务落到西蒙诺夫头上。西蒙诺夫在知识分子当中素有自由主义的美誉，是适合人选。1949年 2月的一天晚上，博尔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诺夫高尔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西蒙诺夫回答道：“我考虑一下，过半小时给你回电话。”这是联共（布）中央政工人员马斯林受马林科夫委托打来的电话，委托西蒙诺夫作反对世界主义的报告，即纳吉宾所说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不肯作的那个报告。没过十分钟，西蒙诺夫就给马斯林回电话，同意作报告。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不能再粗野谩骂了，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帮助很多人，这也许更为重要。”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
    1949年 2月18日，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西蒙诺夫作了题为《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的报告。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但报告的火药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们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打击先进的剧作家，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他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纲也上得太高了。还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有核心，当然还有外围，帮凶，追随者，怂恿者，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于是美术界、音乐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性的损失。1949年 4月 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运动戛然而止。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从1949年 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 4月 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多少人被开除出党，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
    反世界主义是必然的，因为是斯大林的意图，但从批评几个剧作家开始却是偶然的。为增加政治压力作与世界主义斗争的报告是必然的，由谁来作则是偶然的。西蒙诺夫自己就曾怀疑是马斯林捣的鬼。但他并非非作不可，弄潮儿的心理在他心中苏醒了，在惊涛骇浪中弄一次潮将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也会背上骂名。后一点，西蒙诺夫未必没想到。他对这场运动应负多大责任呢？他不作报告，同样会有人作。这当然是他的污点，但也不必像纳吉宾那样过分谴责。西蒙诺夫一度是苏联文学的风云人物，现已被人遗忘。像许多苏联作家一样，他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少年时光，我对他总还怀有几分怀恋。我想起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见到苏联著名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所设计的黑白相间的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将如何为西蒙诺夫设计墓碑呢？但马上就想到西蒙诺夫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许，他想到还是不留坟墓好，免得将来受人亵渎。
    （原载《收获》200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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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蓝英年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对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1928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价值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押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斗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1919年春天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1921年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1923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戏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20世纪30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毒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观看，然后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场。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领导人和教授们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对准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还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向出口处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并肯定了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之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场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个面带杀气。有40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烈，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三部出版。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原载《随笔》1995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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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蓝英年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作者。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 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性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被释放，重返莫斯科。他依旧那样天真、真挚、充满正义感，以散文家，说得更确切些，以杂文家的姿态投入扬善惩恶的斗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对索契民警局宣战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长的恶棍行径：把女儿送进疯人院，仅仅因为她爱上普通司机；而把司机关进监狱也就因为他胆敢接受民警局局长千金的爱情。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民警局差点把卡普列尔投入监狱，幸亏赫鲁晓夫得知后发了脾气，卡普列尔才得以幸免。
    为了恢复影片《女友们》的作者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权，卡晋列尔四处奔走，恳求知情者主持公道，还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吁文章。在卡普列尔的感召下，许多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剽窃女作家作品的导演发表声明，承认被无辜镇压的女作家的著作权。但影片导演仍不吭声，结果卡普列尔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其实，卡普列尔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亲非故，为恢复她的著作权而战斗，不过是想伸张正义，恢复人们对正义的信心罢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向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交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交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地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相。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原载《博览群书》1995年 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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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蓝英年：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日丹诺夫报告的背后

蓝英年

    日丹诺夫在中国知名主要因为他所做的《关于〈星〉和 <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是一篇极其粗暴的批评文章，并开中国粗暴批评的先河。中国人越不喜欢粗暴的批评，便越批判日丹诺夫的粗暴批评，他的名声也越大。但在苏联却恰恰相反，《报告》所以出名是因为它是大名鼎鼎的日丹诺夫所做的。做这个报告的时间是1946年 8月，他已跃居为苏联第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和逻辑混乱的报告，令与会的列宁格勒作家困惑不解。一位与会者回忆道：“报告人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话。几分钟后，会场出现一片死寂。他越讲越呆滞，三个小时后变成一块大石头。”
    话得从日丹诺夫调到列宁格勒说起。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日丹诺夫便成为列宁格勒首脑。列宁格勒被德国人围困期间，日丹诺夫和州委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领导全市人民忍受了无法忍受的困难，守住苏联北方名城。靠的是什么呢？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是宁死不屈的伟大民族，宁肯饿死也不会为一点残羹交出城池。这种精神在那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胜利后，民族主义精神非但未消弱，反而增强了。列宁格勒人已不满足这座由彼得大帝亲手创建的城市在苏联处于莫斯科的小兄弟的地位，渴望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时市苏维埃干了一件后来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恢复普希金、果戈理时代的街名、广场名，把十月革命后命名的街道、广场又都改回旧名。10月25日大街改回涅瓦大街；红色指挥员大街——伊兹梅洛夫大街；革命牺牲纪念广场——马尔索沃教场；沃罗夫斯基广场——伊萨基辅广场；无产阶级胜利大街——大街；穆索尔斯基大街——中街；热列兹尼亚科夫大街——小街。二十处街道和广场恢复了原名。命令是市苏维埃主席波普科夫签署的，显然得到日丹诺夫默许，但斯大林并不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始终不放心，一直担心苏联出现两个中心，另一个中心将代替他所代表的中心。而日丹诺夫恰恰想把列宁格勒变成另一个中心，筹备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并把已有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从莫斯科移往列宁格勒。这又是个敏感问题。斯大林一直不允许俄罗斯联邦像其他加盟共和国那样建立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日丹诺夫不仅打算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俄罗斯部长会议迁往列宁格勒，并已酝酿好未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被任命为俄共中央第一书记，日丹诺夫本人担任总书记。日丹诺夫跟斯大林多年，深知斯大林冷酷多疑，在他首肯前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此事虽已确定却未实行。日丹诺夫暂时所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人安插到关键岗位。把库兹涅佐夫拉进中央书记处，并让他监督国家保安机构。库兹涅佐夫监督内务部的工作，不仅要了解内务部的现状，还想阅读内务部的历史档案。这不仅严重侵犯贝利亚的利益，而且对他构成莫大威胁。一旦库兹涅佐夫站稳脚跟，贝利亚就没命了。日丹诺夫又推荐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是真正的经济专家，学识和能力都远远超过马林科夫，所以马林科夫不能不为自己的地位担忧。为此马林科夫同日丹诺夫结下不解之仇，联合贝利亚一起同日丹诺夫明争暗斗。日丹诺夫抓住马林科夫所主管的航空工业出现飞机质量问题，把马林科夫赶出书记处，放逐到塔什干。日丹诺夫又同库兹涅佐夫同心协力从贝利亚手中夺走安全部部长的位置。这是战后日丹诺夫最辉煌的时刻，但并非真正的胜利。不管贝利亚还是马林科夫谁也不承认自己失败。他们伺机反击，机会终于出现。
        要想在斯大林面前告倒日丹诺夫并不容易，必须拿出他对斯大林怀有二心的确凿材料。他们选中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作为攻击日丹诺夫的炮弹。左琴科是列宁格勒的王牌作家，很受列宁格勒苏维埃的重视。1939年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此前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为《文学现代人》杂志编委。他的小说《日出之前》在斯大林授意下遭到严厉批判后，1946年7 月他又被任命为《星》杂志编委。如斯大林知道会生气的，但斯大林毕竟老了，有些小事不提醒他会忘记。1946年在《星》上发表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发表这篇小说除提醒斯大林注意左琴科外很难做别的解释。《星》是大型文学刊物，不登为儿童写的故事，也不转载发表过的作品。而《猴子奇遇记》是为学龄前儿童刊物《脏孩子》（音译《穆尔齐尔卡》）写的逗笑故事。接着又收入星火丛书，即已发表过两次。《星》发表时并未征得作者同意，所以左琴科看到后很惊讶，问主编萨扬诺夫是怎么回事，萨扬诺夫笑着回答：“让你多领一次稿费有什么不好？”两千字的故事能有多少稿费？这不是理由。逗笑的儿童故事放在大型严肃刊物中便显得分外扎眼，容易引起斯大林的注意。很可能是贝利亚的人设下的陷阱。因为贝利亚知道斯大林不喜欢左琴科，并且也知道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刊物格外注意。
    斯大林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呢？苏联著名作家纳吉宾在回忆录中转述了左琴科对他说的一段话：“斯大林恨我，找了个机会跟我算旧账。《猴子奇遇记》先前发表过，可没人注意它。不是《猴子》，即便是《树林里长了棵小枞树》，我也在劫难逃。战前我发表《列宁与哨兵》后，斧子就悬挂在我头上。战争使斯大林无法分心，他一得空便收拾我了。
    “我犯了一个职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列宁与哨兵》中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举止上马上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可我并不想指具体的人，便随手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可那时谁留小胡子？小胡子已成为斯大林的特征。……您回想一下，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宽恕我。”
    由此看来厌恶左琴科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一贯看斯大林眼色行事。他在批判自己认为好而斯大林认为不好的作品时往往格外粗暴，以势压人。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小说《祖国炊烟》日丹诺夫很喜欢，让《文化与生活报》写一篇赞扬文章，但他到斯大林那儿去了一趟后一切都翻了个过儿，赞扬文章改为批判文章，文章写得强词夺理，逻辑不通。西蒙诺夫看了大惑不解，便请日丹诺夫告诉他错在哪里，没想到日丹诺夫又把批判文章的观点重复了一遍，样子显得很尴尬。
    日丹诺夫对阿赫玛托娃同样怀有好感，把她视为俄罗斯文化的代表。没有日丹诺夫，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六书选》未必能在1940年出版。1941年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从列宁格勒疏散到塔什干是市委直接下达的指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回忆道：“日丹诺夫本人通过政府专线给塔什干打电话，指示关照阿赫玛托娃。”但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日丹诺夫却说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准确点说，既是修女又是荡妇，在她身上淫荡和祈祷混合在一起”。日丹诺夫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从赏识到谩骂，可能是一种策略。他看到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现状明显不满，加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他左右夹攻，便舍车保帅，牺牲他们两人以保住更重要的人物。从对他们两人的处理中也能看出日丹诺夫的真实态度。20世纪30年代受到过如此严厉批评的人不是枪决便是关入劳改营，但他们仅被开除出作协。开除出作协便无法领取作家面包票证，有挨饿的危险。市苏维埃代替作协发给他们票证。没有日丹诺夫的默许，市苏维埃决不敢这样做。
    1946年 8月14日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决议前，还有一次鲜为人知的活动——8 月 9日上午 8时，斯大林在大理石厅会见文艺工作者。斯大林一开口便提到《猴子奇遇记》：“小说丝毫不能令人信服。《星》是本好杂志，现在为何给拙劣作品提供园地？”接着谈到左琴科：“他没见过战争，没看到战争的残酷。这个题材他没写过一个字。左琴科写的鲍里索夫市的故事，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不能！……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专门写没有思想性的东西，不允许他位于领导岗位上，……社会不能按照左琴科的意愿改变，而他应改变自己适应社会，如不肯改变就让他滚蛋！”
    斯大林的话似乎仅定下批判左琴科的调子，但日丹诺夫却从中听出弦外之音。《星》是列宁格勒州委领导的刊物，竟发表左琴科的拙劣作品。任命他为《星》杂志编委的决定，是在州委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的。州委领导人的警觉性到哪儿去了？参加会见的作家发现那天日丹诺夫神气沮丧，表现不自然。他在强大压力下，为保住自己地位，保护列宁格勒州、市两级领导人，不得不拿两位作家开刀。他做了打棍子式的粗暴的报告，从而落得千秋骂名。但实际上只是同对手的一次交锋，不过这个回合他败了。
    日丹诺夫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斗争越演越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只要日丹诺夫的人沃兹涅先斯基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林科夫便永无出头之日；库兹涅佐夫担任书记处书记并监督安全保卫部门，贝利亚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人结起伙来对付日丹诺夫。斯大林对他手下的人明争暗斗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希望某个人权力过大，当时让他担心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日丹诺夫恰恰起到遏制这两个人的作用，所以支持日丹诺夫把马林科夫调出中央书记处。但1948年初贝利亚不知怎的说服斯大林把马林科夫调回莫斯科任书记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助手。这对日丹诺夫不亚于当头一棒。如果不是日丹诺夫儿子尤里·日丹诺夫闯了大祸，斗争结果尚难逆料。血气方刚的尤里猛烈抨击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称他为伪学者，触怒了斯大林。李森科是斯大林宠幸的学者，被他树为苏联科学家的旗帜，尤里竟敢骂他伪学者，斯大林怎能容忍。他让尤里公开承认自己诽谤李森科院土，并向李森科赔礼道歉。这对日丹诺夫又是一次打击，他精神支撑不住了，离开莫斯科到瓦尔代疗养院休养。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给日丹诺夫打了一次电话，目的是气得他心脏病发作。谢皮洛夫达到目的，日丹诺夫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这里有不少贝利亚的人，贝利亚可以大显身手。科斯特尔勤科在《红色法老》一书中根据克格勃的档案材料得出结论：“日丹诺夫的治疗甚至不能说草率，刚毕业的医生也不会这样对待病人。心电图室主任利季娅·季马舒克（后因所谓“医生事件”显赫一时）确认心肌梗死，但其他医生一定让她改写成肝硬化和高血压所引起的功能性紊乱，暗示酗酒过度而死。”1948年 8月31日日丹诺夫死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日丹诺夫病逝同基洛夫遇刺一样是苏联历史上无法揭开的谜。日丹诺夫之死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消灭列宁格勒各级领导人扫清道路。库兹涅佐夫立即被逮捕，沃兹涅先斯基虽未被捕但已撤销一切职务。连斯大林对这种做法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记得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曾不止一次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沃兹涅先斯基之前，不让他工作是不是一种浪费？’他们总是回答：‘是的，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过些日子斯大林重提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让沃兹涅先斯基负责领导国家银行。他是位经济学家，一位真正的金融方面的奇才。’没人反对，然而毫无下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自己的打算：把日丹诺夫的干部一网打尽后统统消灭。借口很快便找到。1948年底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全俄商品批发交易会。交易会是根据1948年11月11日马林科夫主持下的苏联部长会议例会通过的决议举办的。但1949年 2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却把交易会定为反党活动，随即通过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和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反党活动的决议”，列宁格勒州、市中层以上干部统统撤职，其中不少人被捕。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大获全胜。2 月21日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发狂似的向列宁格勒的党员们喊道：“你们筑造了反党老巢！编造了列宁格勒特殊‘围困，命运的神话！贬低了伟大斯大林的作用！准备伟大斯大林来的时候进行恐怖活动！”1949年 8月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以及州、市党政负责人统统被枪决，两千名干部被赶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他们的位置被马林科夫的人占据。这是苏联战后最大的一次清洗，历史上称为“列宁格勒事件”，这是斯大林暮年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场权力之争，主要是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之争，他们两人都有接替斯大林的可能。日丹诺夫触犯了贝利亚的利益，才迫使贝同马林科夫结盟。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使斗争第一次公开化。苏联领导层一向对外掩盖列宁格勒事件，把关于两杂志的决议同整个事件分开，有意把日丹诺夫制造成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的形象。不应仅凭日丹诺夫所做的报告评价他的文艺观点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但也不应忘记他是斯大林时代的人，那个时代人的特点他也应有尽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当中，日丹诺夫的文化修养还应算高的，对知识分子比起别的领导人来也还算客气。
    附带提一句，1988年10月2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作为一项错误决议予以废除。
    （原载《随笔》1996年 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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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蓝英年

一

    大约十年前，严秀先生对我说，他约请几位先生撰文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头头日丹诺夫。他说日丹诺夫开打棍子先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尤为恶劣，不清除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艺术难以健康发展。但他约写的文章参差不齐，终未能结集出版。我插了一句：“苏斯洛夫比日丹诺夫更坏。”严秀先生兴奋起来，说道：“苏斯洛夫控制苏联意识形态的时间比日丹诺夫长得多，带来的危害肯定更大。可连日丹诺夫都写不出来，更不用说苏斯洛夫了。”那时，我便产生了写苏斯洛夫的想法。
    可是要写苏斯洛夫确实困难很多。我掌握的资料太少，对他的反感多于了解，没有充分的资料，如何动笔？2001年再次到俄罗斯远东大学执教时，便着手搜集苏斯洛夫的材料。先找到1982年为纪念他逝世而出版的《苏斯洛夫三卷集》。翻开一读，叫苦不迭。一面读，一面想，要是惩罚一个人，用不着对他施行体刑，强迫他读苏斯洛夫的文章就行了。三卷集的内容用两句话便能概括出来：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坚决镇压；苏联各方面的成就辉煌，苏共光荣伟大，路线一贯正确。从1946年至1982年，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三十八年间，在各种场合翻过来倒过去讲的就是这么一点意思，没有一点新鲜东西。接着便搜集散见报刊上的资料，多半都是1989年以后发表的。这时苏联开始实行“公开性”，作者们已无顾虑，苏斯洛夫四十多年来的劣迹逐渐被披露出来。苏联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的形象在我眼前也逐渐明朗起来。

二

    苏斯洛夫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朝的股肱之臣，但与两位主公的作风完全不同。赫鲁晓夫是冲动型的人，一旦奇思突发，便会干出意想不到的荒唐事。如随口答应替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他性格粗鲁，动辄对政治局委员们大发雷霆，竟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时脱下皮鞋敲讲台，成为外交史上的笑料。但赫鲁晓夫思想活跃，看到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的危害，不改变不行了。勃列日涅夫性格平稳，为人随和，但好出风头，拼命在各方面表现自己。他不仅冒充天才的统帅，还以卓越的作家自诩。勃列日涅夫贪图享受，酷爱打猎，有专门的狩猎场扎维多沃。他思想保守，对集权体制情有独钟。所想的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势，最担心的也是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手下的人只要不影响他的权势，干什么他都不管。苏斯洛夫性格阴鸷，不易激动，对人客气，极不喜欢抛头露面。特别是他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很多事都不亲自出头，指挥别人干。不知道他厉害的人，同他初次接触时，对他的印象往往不坏，连桀骜不驯的索尔仁尼琴都如此。
    “1962年12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带我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会面活动”，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写道，“他带着我在大厅里转，有选择地介绍我同作家、电影工作者、画家认识。在电影厅里有一个瘦高的人，长着一张聪明睿智的脸，向我们走过来。那人使劲握着我的手，说他读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非常喜欢，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摇摆，仿佛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其他人见面都自报姓名，只有他没说自己是谁。我问特瓦尔多夫斯基同我说话的人是谁，他低声对我说，声音里含有责备：‘这是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我耸了耸肩：‘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是谁？’特瓦尔多夫斯基加重责备的口气说：‘就是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对我不认识他并没生气。我不懂得他为什么如此热情欢迎我，因为这时赫鲁晓夫并不在旁边，也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看到他同我握手——就是说，他没有讨好任何人的意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真实感情的流露？硬装出自己是政治局里最有民主作风的人？——党内头号理论家？难道果真如此？”这段话是索尔仁尼琴后来写的，从这次会面到写《牛犊顶橡树》，他对苏联政权的看法发生根本转变，但从中仍能看出他对苏斯洛夫最初的印象还是不坏的，因为此时，他对苏斯洛夫一无所知。
    但是深知苏斯洛夫权势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了。苏联评论家拉扎列夫在《第六层楼》（《各民族友谊》）一文中描绘出《文学报》主编、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电话的一幕。“一次，我成为有趣的一幕的见证人。柯切托夫因为一篇稿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时‘红机子’响了。‘米哈伊尔·安得列耶维奇’，柯切托夫向对方问好（我知道是苏斯洛夫打来的），立即站起来，整个谈话过程，他都保持立正姿势，说话的口气也同立正姿势相吻合。从柯切托夫的辩解上判断，苏斯洛夫在训斥他。柯切托夫一再保证，一定听从党的指示，并立即执行。我猜到他们谈的是《文学报》下一期将要发表的抨击恰科夫斯基的小说《生活中的一年》的文章。这篇批评文章是按照柯切托夫的意思写的。柯切托夫对恰科夫斯基素无好感，能在报纸上打他一个耳光非常开心，再说《生活中的一年》并非杰作，批评一下并非不可。但苏斯洛夫喜欢恰科夫斯基，认为发表批评恰科夫斯基的文章是个错误。批评文章马上撤下来，扔进字纸篓里。”柯切托夫在苏联也算大作家了，写过《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在作家当中飞扬跋扈，在《文学报》里称王称霸，但在苏斯洛夫面前竟如此奴颜婢膝，因为他了解苏斯洛夫的为人，知道他的厉害，他的一句话便可决定自己的命运。柯切托夫后来被逼自杀，逼迫他的人当中便有苏斯洛夫。
    “我们已经说过苏斯洛夫对荣誉头衔不感兴趣，随时感到自身的权势才是主要的。他在私人生活上是禁欲主义者。他不修建豪华住宅，不举办盛大宴会，喝酒从不过量，不大关心儿女的前程：女儿玛伊尼娅和儿子列沃利从未担任过要职。苏斯洛夫没有学位和学术职称，也并不渴望得到。在这一点上，跟另一位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特拉别兹尼科夫不同，前者获得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后者几经波折最终当上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恰恰相反，中央委员会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禁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获取学位。苏斯洛夫置身于以勃列日涅夫为榜样的席卷苏共高层人士的受勋的浪潮之外。”（梅德韦杰夫《原地跑步或向后转》）苏斯洛夫对待子女的态度不仅跟政治局的同事不同，而且跟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大相径庭。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借老丈人的光当上《消息报》主编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本人确有才能和见识。勃列日涅夫的快婿丘尔巴诺夫在老泰山的庇护下一步登天，无恶不作，一直逍遥法外，除证明勃列日涅夫的袒护外，不能做别的解释。苏斯洛夫要比他们干净得多。还可以补充一点，苏斯洛夫衣着毫不讲究，始终穿苏共很多领导人早已不穿的旧式西装和套鞋，很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苏斯洛夫每年把党中央的会计叫到办公室来两次，向他报告自己半年收支的情况，拉开抽屉，把剩余的工资全部上缴。他到外地视察，一定要交饭费。我在《涅瓦》杂志（1989年）上读过作家格拉西莫夫的小说《美好的愿望》，描绘了苏斯洛夫是如何交饭费的。苏斯洛夫到某州府视察，州委书记知道中央大员莅临事关重大，接待好坏影响自己的前途。其他方面的精心准备自不必说，单说如何准备苏斯洛夫的午餐。主人问他明天想吃什么。苏斯洛夫感谢主人想得殷勤，随口说，亲爱的同志们，难道你们忘了，明天是全国食鱼日，大家都吃鱼呀。州委书记马上派人飞往莫斯科，打听苏斯洛夫爱吃什么鱼，得知中央书记最爱吃鲑鱼后，又立即派专机飞往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买鲑鱼，因为那里出产的鲑鱼最好。次日午餐时端上鲑鱼，苏斯洛夫吃得津津有味，夸奖鲑鱼鲜美。吃完问应付多少钱，书记说半卢布，苏斯洛夫从钱夹里掏出半卢布放在桌子上，微笑着离开餐桌，对自己的廉洁非常满意。他真不知道鲑鱼的价钱？也许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斯洛夫的思想却比赫鲁晓夫保守得多，甚至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僵化。他信奉的教条是：在思想领域中不可能“和平共处”，现阶段思想意识斗争日趋尖锐，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坚决斗争。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斯大林分子。对一切违背教条的言行都坚决打击，彻底铲除，毫不留情，这一点又同《套中人》的别利科夫憎恨一切新鲜事物一样。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中叙述了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经过。
    “我走到老广场，料到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父亲在世时，我见过苏斯洛夫几次，但从未说过话。父亲去世后，他同柯西金一样，一见到我便问道：‘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上班？’我提起呈交柯西金的那封信，我说：‘我的请求是否批准了？这是我们两人共同的请求，难道不能满足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么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谁也不能责备我们没医治他的病。他是病人，死了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战后我到英国，飞机一降落，一伙举着标语的人就朝我喊起来：把妻子还给我们！你明白吗？’‘我不明白这算什么挑衅’我说，‘我不明白你们何苦为我操心，如果真遇到这样的事，难道我不能应对？’‘你一到国外就会被记者包围。你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句话，到处都有政治挑衅，我们不愿意你受折磨。’白费口舌，谈不到一起去：各说各的，从不同的观点谈论不同的问题……‘你干吗非要出国呢？’他最后说，好像我申请出国旅行。‘你看我们全家，包括孩子们，谁也不想出国！没意思！’他为全家的爱国主义颇为自豪。我走了，带走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石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苏斯洛夫的爱国主义就是不让斯大林女儿把身患重病的丈夫送回国医治。她丈夫辛格是印度共产党员，在气候温暖的环境中长大，不适合莫斯科的气候，后来果真病死在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护送到印度德里，印度使馆发给她一个月的签证。但阿利卢耶娃到德里后，苏联驻印度大使命令她在两周内必须回国。深谙苏联政治内幕的阿利卢耶娃当然知道限期回国意味着什么，只得选择“叛逃”这条路了。她的“叛逃”完全是苏斯洛夫逼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让阿利卢耶娃在德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不逼她，她是会回国的。赫鲁晓夫尚有同情心，苏斯洛夫没有。但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无法照顾阿利卢耶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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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斯洛夫是1902年生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十月革命时，他还是少年，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考入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毕业后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和工业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1989年，我到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去看望俄国朋友伊格尔，他说我来晚了，不然便能看到新闻系有趣的“人文景观”。苏斯洛夫逝世后，苏共中央决定在他教过书的教室门前挂一块“苏斯洛夫曾在此执教”的木牌以资纪念。但挂上后经常被人用颜料涂抹，校方只好重换一块。换了又被涂抹，弄得校方挠头，没有中央的指示又不敢摘下来，只好用铁皮包上，上面写着“修理”两个字，直到1988年才摘下来。他告诉我，1988年校长征求师生的意见，摘不摘木牌的时候，很多师生竟不知道苏斯洛夫是何许人，而此时离苏斯洛夫去世仅仅六年。
    苏斯洛夫到莫斯科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已经是在斯大林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进行大清洗之后了。斯大林把老干部杀得七零八落，空缺的领导岗位急需填补。那时，苏斯洛夫不时向《真理报》投稿，他的文章旁征博引，经常大量引用领袖们的话，特别是列宁的话，深得主编梅赫利斯的赏识。这里得顺便对梅赫利斯介绍几句，因为中国读者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梅赫利斯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凶残狠毒的人，作恶多端，他对苏联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下于贝利亚。卫国战争期间，他是大本营的代表，即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代表大本营到各战区督战。他来到刻赤方面军监督作战。他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反而对指挥官们指手画脚，结果红军被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被迫撤出克里木半岛。一年后，红军重又夺回刻赤，史称刻赤—费奥多西亚战役。司令官们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惩处，梅赫利斯却有惊无险，但也吓坏了。他给斯大林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请您饶了我这条犹太癞皮狗吧！”斯大林原谅了他。他真是斯大林的一条恶犬，主人让他咬谁他就咬谁。梅赫利斯卒于1953年 2月，死在斯大林前头。死人对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之争已无影响，何况当时，赫鲁晓夫全力对付权倾天下的贝利亚，无暇顾及梅赫利斯，因此梅赫利斯未受到公开的揭发批判。此后，时过境迁，批判这么一个死人对各届领导人都没有现实意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揭发批判过梅赫利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第一个赏识苏斯洛夫。以后每当《真理报》需要引用列宁的话时，梅赫利斯便找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准能找到适当的引文。梅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
    布尔拉茨基亲眼见过苏斯洛夫的这种“本领”：“没想到三十年后，我会替苏斯洛夫准备演讲稿。演讲稿是我和其他顾问忙了一夜写出来的。他看了表示满意，但有一处想用列宁的话‘增强力量’。他快步走向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抽出一个图书馆才有的卡片抽屉，把抽屉放在桌子上，用瘦长的手指飞快翻阅摘录列宁引文的卡片。取出一张，看了看，不对，又取出一张，小声读着，还不是所需要的。最后取出一张，‘这张合适。’他满意地说。读了一遍，确实是一段好引文。”（《领袖与顾问：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并不止关于他们》）苏斯洛夫摘抄引文的本领不断提高，不仅能迅速找到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和讲话的引文，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等人讲话的引文也能手到拿来，这些人听了心里自然受用，大家一致看好苏斯洛夫。还有一种说法，苏斯洛夫是因20世纪30年代宣传告密少年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有功而升迁的。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我将在以后文章中细说。不管哪种原因吧，也许两种原因都有，反正苏斯洛夫很快便调任罗斯托夫州委书记。他在这个州的政绩平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长，1941年便调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他在这个州里工作了四年，由于处理##“成绩斐然”，1944年作为解决##的能手被斯大林派往立陶宛。
    苏斯洛夫是如何解决##的呢？1943年德军被赶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后，在新捷别尔达市发现德国党卫军屠杀儿童的残骸。“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兽行，血液都会凝固”，1943年6月9日的《红色卡拉恰伊报》写道，“德国人在捷别尔达、新捷别尔达和下阿尔黑兹屠杀了从列宁格勒、克里木和顿河畔罗斯托夫疏散到疗养地的保育院的儿童。”几个专门委员会对现场进行了调查，证实惨案是德国人制造的。但到了1943年秋天，苏斯洛夫却把罪行扣到“当地民族主义分子”的头上，逮捕了十二个人，逼迫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行”。1988年，十二个人当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博塔舍夫向苏联总检察长提出申诉：“我忍受不住拷打，被迫承认：‘孩子们是我杀害的。’我所以‘招供’，是因为与其忍受非人的折磨还不如把我枪毙了。”博塔舍夫被送进监狱医院，遇见老乡恰马耶夫，从恰马耶夫口中知道，“他也被打得死去活来，逼得什么都供认了。”卡拉恰耶夫人（苏联少数民族，人数约十二万）被从故土迁往苏联中亚。苏斯洛夫在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把卡拉恰耶夫人从山沟里迁走，现在还要把他们的精神从这里驱散。”惨案甚至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查清，是德国人干的，为无辜的卡拉恰耶夫人平了反。然而仍不允许卡拉恰耶夫人重归故里。1956年，以卡拉恰耶夫州前州委书记托卡耶夫为首的代表团从中亚来到莫斯科，要求恢复自治州，并允许卡拉恰耶夫人民返回故乡。苏斯洛夫拒绝接见代表团，只在电话里对他们说：“放弃你们的幻想吧！”
       
四

    苏斯洛夫成为苏共中央解决##的能手，受到斯大林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1944年被任命为立陶宛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是斯大林专门设立的立陶宛最高党政机构。斯大林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对立陶宛的语言、文化和民俗一无所知的人担任立陶宛最高领导人呢？显然是因为斯大林对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对长期担任立陶宛联共（布）书记的斯涅奇库斯的不信任，需要一位铁腕人物在立陶宛建立苏维埃体制，而苏斯洛夫是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根据附加条约于1940年强行占领的。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苏联把三国外长请到莫斯科，警告他们如果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办，就休想回去。这三国的政治体制同苏联的体制完全不同，要想把苏联的体制强加给它们，谈何容易。苏斯洛夫要办的就是这件难办的事。
    立陶宛并入苏联后很快又被德国占领，没经过“苏维埃化”。再加上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很难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许多知识分子1940年后纷纷迁居国外，留在国内的看到德国法西斯对祖国的蹂躏，以及苏联红军把他们赶出立陶宛，对苏联的看法逐渐转变，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苏维埃政权上，并想为重建祖国出把力。然而苏斯洛夫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把他们当成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把他们从各种岗位上撤下来，不让他们担任任何工作，有的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1944年底到1946年春天，根据苏斯洛夫的请求，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抽调六千多名干部，接替立陶宛人的工作。这种做法更加剧了立陶宛人民同苏维埃政权的矛盾。苏斯洛夫解决一切矛盾所使用的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暴力。立陶宛作家博卢塔经过普列奈市时，看见被处死的“林中兄弟”暴尸广场，受到极大刺激。博卢塔在作家会议上用拳头击桌子，抗议苏斯洛夫所推行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政策，并公开嘲笑那些歌颂“领袖和导师”的肉麻的诗。博卢塔被人告发了，立即被逮捕。许多作家上书苏斯洛夫，要求赦免博卢塔，但苏斯洛夫置之不理。苏斯洛夫迫害立陶宛教师、作家、科学家、音乐家和画家等知识分子的事例很多，但这些人中国读者多不熟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苏斯洛夫在立陶宛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遭到立陶宛人的激烈反抗。出现了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组织“林中兄弟”。这个组织成分复杂，有同德国人合作过的人，有富裕农民，有战争时期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当然还有勤劳耕作的农民，因为他们的土地也被剥夺了。他们组成小分队，四处出击，打完便躲进森林，故称为“林中兄弟”。立陶宛联共（布）中央书记斯涅奇库斯提出同“林中兄弟”对话，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便保证他们生命安全，以便分化瓦解这个组织，但遭到苏斯洛夫的拒绝。苏斯洛夫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这时，苏斯洛夫大权在握，当地驻军和内务部的部队都归他统辖。他不仅要消灭“林中兄弟”，连同他们接触过的人也不放过。一位医生因替受伤的“林中兄弟”治疗便被判处徒刑。苏斯洛夫终于消灭了“林中兄弟”，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被打死，大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苏斯洛夫的这种做法正合斯大林的心意，所以1946年他返回莫斯科后，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六大书记之一。其余五位是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波波夫和库兹涅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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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斯洛夫同日丹诺夫一起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实际上，他只是日丹诺夫的助手。日丹诺夫看不起苏斯洛夫，认为他根本不是理论家，缺乏文化修养。1947年的一天，担任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处处长的日丹诺夫的儿子小日丹诺夫，来找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李森科又赶走某位院士，并侮辱了另一位院士，不能再让他横行霸道了。谢皮洛夫让小日丹诺夫在全国宣传员进修班上揭穿李森科的伪学者面目。没想到，李森科得知后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偷听。一两天后，斯大林突然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斯大林一脸怒气，质问在场的人，谁批准小日丹诺夫作报告的。大家都不说话。苏斯洛夫是宣传鼓动部部长，说不是他批准的。谢皮洛夫说是他批准的。斯大林开始骂谢皮洛夫，问他知道不知道，苏联农业全靠李森科一个人支撑着。“这样不行。不经中央批准，擅自批评李森科。”斯大林说，“要严厉惩罚老日丹诺夫和谢皮洛夫。我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件事。”斯大林说完就忘了，老小日丹诺夫都没受到惩罚，这时，小日丹诺夫还是斯大林的女婿呢。自此，日丹诺夫便不再理睬苏斯洛夫了（丘耶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访谈录》）。苏斯洛夫还得罪了另一位书记——马林科夫。大概因为苏斯洛夫在立陶宛主持工作时，没搞掉马林科夫的对头、立陶宛书记斯涅奇库斯。苏斯洛夫离开立陶宛后，马林科夫又派了一个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代表团到立陶宛调查斯涅奇库斯，代表团仍未调查出斯涅奇库斯什么问题来，气得马林科夫直跺脚。
    1948年 8月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全国意识形态工作。此后，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界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同苏斯洛夫有关。1949年全国展开反对世界主义运动，从戏剧评论开刀，后扩展到整个学术界和科学界，都是苏斯洛夫领导的。法捷耶夫等人不过是木偶，苏斯洛夫是幕后的牵线人。作家格罗斯曼因小说《生存与命运》受到残酷的迫害。1961年手稿被没收，格罗斯曼万般无奈，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归还手稿。苏斯洛夫接见了他，谈了将近三个小时。苏斯洛夫夸奖格罗斯曼给中央第一书记写信的勇气，说党和国家对他写的小说《人民是不朽的》、《斯杰潘·科利丘金》和其他军事题材的小说和特写给予很高的评价。“至于《生存与命运》”，苏斯洛夫说，“我本人没读过，但我的两位顾问读了，他们都是文学的行家里手，我信任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同一结论——出版这部小说会给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带来危害。”接着，苏斯洛夫问格罗斯曼靠什么生活，格罗斯曼回答靠翻译亚美尼亚作品为生。苏斯洛夫表示同情，并指示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格罗斯曼五卷集，当然不收入《生存与命运》。格罗斯曼要求退还《生存与命运》的手稿，苏斯洛夫回答道：“不行，不能退还，我们给您出五卷集，可这部小说您连想都不用想。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格罗斯曼编好五卷集，但没人给他出版。苏斯洛夫为了宽慰他，开了空头支票。（利普金：《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这是苏斯洛夫惯用的手法。他接见格罗斯曼是执行赫鲁晓夫的指示，而对大批来信从不答复。
    萨哈罗夫院士在《回忆》（《旗》）中谈到他同苏斯洛夫的一次会面。“1957年末，年轻的理论力学家巴伦博拉特找我求援，他父亲，著名的内分泌医生，被捕了。罪行是医生向病人讲过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的绯闻，有人告发了。但告发的并不是病人，而是他的要好同事。我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委派苏斯洛夫处理这件事。几天后，苏斯洛夫接见了我。我们对坐在一张小桌前。苏斯洛夫说认识我很高兴，‘您是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巴伦博拉特医生，我坚信不应给予他刑事处分。他是个诚实的人，优秀的医生。’‘我看了他的材料’，苏斯洛夫说，‘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他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他家里搜查出三十万卢布（旧币），可他却在学生食堂吃通心粉。’我听出苏斯洛夫话里的弦外之音，但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堂堂大国首脑岂怕几句流言？巴伦博拉特医生在战争中表现得很好。他的几句话同他的战功相比算不了什么。苏斯洛夫总重复一句话：他说了不允许说的话。巴伦博拉特医生被判了两年徒刑，但一年后就释放了。”议论领导人的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看来可怕，但比起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进步了。苏斯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竭力维护赫鲁晓夫的威望，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赫鲁晓夫越走越远，苏斯洛夫已经跟不上了。1962年，赫鲁晓夫突然任命伊利切夫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大大削弱了苏斯洛夫的势力。苏斯洛夫为了阻止赫鲁晓夫的步伐，恢复自己的权势，导演了一出“练马场闹剧”。
    莫斯科革新派画家在练马场举行画展。参展的六十位画家都出自别柳京画室。别柳金在《赫鲁晓夫与练马场》中回忆道：“‘头头在哪儿，别柳京先生在哪儿？，赫鲁晓夫问道。柯西金、波利扬斯基、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谢列平、伊利切夫和阿朱别伊的头都转向我。这句话结束了我们的‘地下’状态。我和我的学生们所做的一切成为公开的事实，为了确认这个事实，十几辆黑色轿车停在过去沙皇的马厩前。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沿楼梯走上来，我们站在楼梯口。我们约三十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很多人蓄浓须，留长发，脸色阴沉，一声不吭。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上来时，我们向他们鼓掌。‘谢谢’，赫鲁晓夫说‘，他们说’，他用手在背后挥了一下，‘你们这里的画很差劲。’我耸了耸肩膀，打开我们各各地（耶稣蒙难处）的大门，赫鲁晓夫停住了。耀眼的灯光照耀着挂在墙上的风景画、肖像画和其他油画。在强烈的灯光下，油画的色彩和构图极具表现力。我为了挑选画，两天两夜没睡觉，想把画展办得好懂一些。抽象派作品挂在另一展厅的角落里。有的画赫鲁晓夫也许喜欢，他便多停留一会。他因为未达到预定的目的，很恼火，脸色马上变得阴森可怕。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本来可以消除赫鲁晓夫的怒火，但他没想到这一点，而苏斯洛夫却想到如何激怒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大谈画家们故意画这些丑八怪、谁也不需要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并解释人民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赫鲁晓夫走到梅奇尼科夫的油画《各各地》前，提高声音问道：‘这是什么玩意？你们是男子汉还是该诅咒的鸡奸犯？你们怎么能这样画？你们还有没有良心？是谁画的？’梅奇尼科夫走过来，他是退役的海军上尉，沉着冷静。赫鲁晓夫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这是他向每个人都提的问题），他尊敬不尊敬父亲。画家回答记得父亲，当然尊敬他。‘他怎么看待你画的画？’‘他很喜欢。’另一位画家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画家，完全不同的人，看到的世界也不相同。我们在出版社做了许多工作。别柳京帮助我们把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表现在画布上，我们非常感谢他。’‘好吧，现在给我讲讲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说。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他讲解绘画艺术，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一场风暴可能过去了。但这时，苏斯洛夫低下头，对着赫鲁晓夫的耳朵说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看了看我平静的脸，突然爆炸了：‘你说什么？这怎么会是克里姆林宫呢？这是对它的嘲笑。墙上的雉堞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太笼统和无法理解了。别柳京，你听着，我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对你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苏联人民所需要的。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话吗？’苏斯洛夫转过身来，指着米罗诺夫画的沃利斯克风景画问道：‘这表现的是什么？’‘沃利斯克市’，我回答道，‘生产水泥的城市，那里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灰色粉末，可人们仍然出色地工作，仿佛没注意到粉末。’‘你怎么说有粉末呢！你到过沃利斯克没有？’苏斯洛夫喊起来。‘这不是虚构，而是写实。’我回答道，‘您可以调查嘛。’‘那里干活的人都穿白大褂！干净极了。’苏斯洛夫继续喊道。白大褂……我记得那座灰色城市，树都蔫了。几公里以外都能看到笼罩在城市上空的灰尘。‘这是什么工厂？画的是《红色无产阶级》工厂，是吧？怎么那么多烟筒？这个工厂只有四根烟筒。’苏斯洛夫仍不甘休。他故意装作愤怒，表明他同赫鲁晓夫的看法完全一致，指出这些画不仅差劲，还丑化苏联工业。‘这跟烟筒有什么关系？画家画这个城市时，为了加强印象，有权多画几根烟筒。’我顶撞道。‘你们这样看，可我们认为他无权这样画。’苏斯洛夫继续说。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同我的辩论感到厌倦，便走进隔壁的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涅伊兹韦斯内（赫鲁晓夫墓像的塑造者）的雕塑作品。涅伊兹韦斯内回忆道：‘赫鲁晓夫对我吼叫起来，说我白白浪费人民的钱，塑造出来一堆大粪，我则指责他对艺术一窍不通。辩论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他受人挑唆，陷入可笑的处境，因为他不是专业人员，不是评论家，缺乏应有的美学知识……我对他说，这种挑唆不仅针对知识分子和自由化，还针对他本人……”（《各民族友谊》）画家没提到站在他们旁边的苏斯洛夫，但苏斯洛夫却记住了他。1976年涅伊兹韦斯内申请出国，安德罗波夫已经允许了，但他仍无法出国，因为苏斯洛夫反对，苏斯洛夫要把他在国内折磨死。
    苏斯洛夫一贯仇视《新世界》杂志，因为这家杂志反对个人迷信，呼唤民主和自由，它的主编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思想活跃，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的方针，发表大量揭发斯大林集权体制的作品，要求作家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同那些粉饰生活的作品做坚决的斗争。《新世界》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思想激进、渴望改革的作家，形成进步知识分子的营垒。而这正是苏斯洛夫所不能容忍的。苏斯洛夫是斯大林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同极权体制熔铸在一起。他迷醉于陈腐的教条，不接受任何鲜活的思想。他早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脚踢开，但特瓦尔多夫斯基并非等闲之辈，是苏联有影响的诗人，在知识分子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法轻易免除他主编的职务。苏斯洛夫对《新世界》采取全面围剿的策略。《星火》杂志发表《十一人的来信》，猛烈批评《新世界》给党和国家的历史抹黑。《真理报》等大报发表建筑工人和出租车司机们致编辑部的信，谴责特瓦尔多夫斯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转述西蒙诺夫的话，不久前杰米切夫（党中央书记）在列宁格勒讲过一次话。他回答提问中的两个问题：‘你们准备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同他斗争，抵消他的影响。’另一个问题：‘你们如何对待《新世界》？’‘这件事比较棘手’，杰米切夫回答道，‘首先，著名作家、作协第一书记费定是编委；其次，这个杂志有个特点：善于发现天才。’‘第三呢’，特瓦尔多夫斯基笑着说，‘我这样理解，让他们给我们发现更多天才，如果少了，我们就取缔他们。’”（孔德拉托维奇：《〈新世界〉日志》）接着又采取组织措施：1966年解除了编委扎克斯和杰缅季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苏斯洛夫争吵了二十分钟，拒绝工作，抗议不经主编同意便撤换编委，而苏斯洛夫用党的纪律威胁他，叫他必须留任。”1970年，作协书记处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新世界》编委会的决议，解除孔德拉托维奇、拉克申、维诺格拉多夫、马利亚莫夫和萨茨（即《新世界》的全部老编委）的职务，使特瓦尔多夫斯基孤掌难鸣，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苏斯洛夫却劝特瓦尔多夫斯基正确对待人事变动，相信党中央。
       
六

    1946年，苏斯洛夫进入权力中心——苏共中央委员会，担任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选入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其中还设立有常务委员会），成为二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这当然是斯大林的意思。但斯大林死后，主席团缩小为常务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政治局，他没能进入，但仍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 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交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重用苏斯洛夫，让他负责协调与兄弟党的关系。1964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历数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的错误。但苏斯洛夫并不是倒赫的核心，他是最后才知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倒赫的阴谋的。他听了吓坏了，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只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呀？会爆发内战的。”报告不是他写的，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两人都不肯念，主席团最老的成员米高扬始终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当然不会念，只好轮到苏斯洛夫念了。苏斯洛夫哆哆嗦嗦，匆匆忙忙念完，“十月政变”便成功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才真正成为苏共的第二把手、控制意识形态的凶神恶煞。把作家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剥夺了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劳动英雄称号并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审判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封杀《新世界》杂志，等等，等等，都是他干的。他为了控制舆论，把头脑僵化、不学无术、听命于他的人安排在宣传阵地的关键岗位，如任命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 4期）?

ys1937

32、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

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

蓝英年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十九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接触了不少，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 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子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决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对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搀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2 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 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2月对他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决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2 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 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出版界的一大幸事。我把这部近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ys1937

33、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

比罗比詹的噩梦

蓝英年

    1989年至1991年，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却没去过邻近的伯力市。1995年秋天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学生伊琳娜邀请我到伯力去玩。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仅汉语说得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居然能理解，还把几首译成俄文。她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却没有条件。她没到伯力师范学院当老师，也没到电台当编辑，因为两处工资都太低，无法赡养退休的父母。不得已到中俄合办的肉联厂当翻译，每月挣四百美金，这在俄国算很高的工资了。我接受伊琳娜的邀请来到伯力。伯力比海参崴小，除阿穆尔河和博物馆外，没有特别值得看的地方，两天就逛完了。我提议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看看，年轻时读苏联小说《勇敢》就曾向往过那座城市。伊琳娜说外国人要办通行证，一两天办不下来。她说明天要到比罗比詹市签合同，那里买他们肉联厂的猪肉。她一人开车去，两小时的路程，不用办通行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比罗比詹！”我惊奇地叫起来。比罗比詹是苏联犹太自治州，我早就知道，也知道它在远东，却没想到离伯力这么近。我当然想去看看，便同伊琳娜一起上路了。路上，她告诉我，比罗比詹地名来自流经这里的比罗河和比詹河，1928年定为犹太自治州。斯大林想把全苏联的犹太人都迁到这里，但没办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走了。现在比罗比詹人口不到十万，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朝鲜人。但这里的人做生意讲信用，中国公司都愿意同他们做买卖。伊琳娜告诉我他们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男同学都结婚了，稳重的女同学结婚的不多，活泼的都嫁人了。说着说着，汽车开进比罗比詹。这是俄罗斯常见的小城，有点像同中国绥芬河接壤的戈城，不过街道、建筑物整齐些罢了。伊琳娜谈生意的时候，我独自在街上徜徉，在潜意识里寻找历史的遗踪，可这里又有什么遗踪可寻呢？一场历史大悲剧发生在比罗比詹之外。我陷入沉思，乘车返回伯力时仍沿着思路想下去。伊琳娜同我说话时，我漫不经心地搭腔，她以为我累了，便也沉默下来。
    事情得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说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从成立到消亡不过短短七年，却经历了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反映出二战后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凶狠残暴。但这段历史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1989年后才有人认真研究。由于许多档案材料尚未解密，仍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真相逐渐清晰。
    委员会哪年成立？就有两种不同说法。1952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委员会成员的判决书上写的是1942年 4月，但199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却是1941年8 月。说来奇怪，两个日期都正确。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苏联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波兰两位社会活动家埃利希和阿尔特向苏联政府建议的。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崩得”的领导人。“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人总联盟的简称，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解散后，部分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1939年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后，这两位犹太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好，便投奔苏联，向苏联政府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正在度短暂的蜜月，苏联怎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埃利希和阿尔特以反对与苏联友好的德国的罪名被捕入狱。世界各社会党出面干预，要求释放这两名犹太人。苏联置之不理，但也未马上将他们处决。这一拖延使他们得救了。    1941年 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两位被关了一年半的波兰犹太人领袖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从囚徒一下子变成贵宾，未免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觉得自己成了反法西斯英雄。他们1941年 8月向苏联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     所以说委员会成立于1941年 8月是正确的。8 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犹太人代表大会，苏联海内外知名学者纷纷在大会上发言，如科学院院土、物理学家卡皮察，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导演爱森斯坦，作家爱伦堡等。爱伦堡激愤地说：“还需要说一说这些‘雅利安，畜生们对犹太人都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当着母亲们的面杀死她们的孩子。他们强迫生命垂危的老人像小丑那样故作丑态。他们强暴女孩，用刀子割她们，拷打她们，用火烧她们。比亚韦斯克、明斯克、别尔季切夫、文尼察等城市都将作为提起来令人发指的地名永留于世。话说得越少越好——因为需要的不是说话，而是子弹。要知道，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是畜生。他们自己一直在说，对他们而言，芬兰的母牛比海涅的诗更高贵。他们在法国哲学家贝格森即将去世前还百般凌辱他——对这些野蛮人来说，他只不过是个犹太佬。他们下令把波兰诗人图维姆的著作丢到士兵茅厕当手纸：犹太佬。爱因斯坦？犹太佬。沙加尔？犹太佬。当他们竟然强奸年仅十来岁的少女和把活人埋进坟墓的时候，难道能够同这种人谈论什么文化？每当我想到一个希特勒德国的存在，想到这个国家已使十个国家沦为奴隶，我就感到羞于直视朋友的眼睛，害怕听到亲人的声音——说纳粹像人类，哪怕表面上像，都无法令人容忍。”（《真理报》）大会还通过一项“致全世界犹太兄弟宣言”。团结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气氛高涨。斯大林极需世界犹太人的帮助，因为他们当中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金融界寡头、工商业巨子、左右世界舆论的报业大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呼之欲出了。埃利希和阿尔特认为自己是委员会理所当然的领导人：成立委员会是他们发起的，他们在西方是人所共知的反法西斯斗士。然而这时，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并向苏联派遣大使。埃利希和阿尔特立即拜会大使，接受大使的指示。指示之一是寻找失踪的波兰军官，阿尔特还准备到乌拉尔集中营探查关押在那里的波兰士兵，以便把他们组成军团同红军一起对德军作战。他们完成任务后将前往伦敦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这两位过分积极的波兰斗士触到苏联的隐秘。四千名波兰军官的遗骸早已埋葬在卡廷森林的黄土中，万一被两位波兰人发现，世界上定会掀起轩然大波，极大地损害苏联的形象。这两人又在苏联监狱里关了一年半，对苏联监狱的真实情况相当了解，如放他们到英国去，不知会向西方说什么坏话。堵住他们嘴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永远无法开口。苏联国家安全部邀请他们商议事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去了，从此再没出来。直到1943年，维辛斯基在莫斯科、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在华盛顿，才同时宣读莫洛托夫的声明：“埃利希和阿尔特释放后仍从事敌对苏联的活动，号召红军战士立即停止同德军作战，并同德国签订和约。”声明之荒谬，用不着解释。
    斯大林迫于财力和物力的需要，于1942年 4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把希特勒改为法西斯，所以这个日期也是正确的。这个委员会并非国际组织，只是苏联一国的组织。任务更加单纯：向美国犹太阔佬要钱。但苏联没有西方知名的犹太人，国内犹太作家所写的作品多半是歌颂苏联政府如何关怀犹太人的宣传品，没翻译到西方去，更谈不到流行了。再伟大的演员不到国外演出，外国人也不会知道。没办法，只好矬子里拔将军，把在苏联稍有名气的犹太作家、演员和艺术家选入委员会。其中还有几位只用犹太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译成俄语后在苏联才拥有读者。我只介绍几位本文将多次提到、但中国读者完全陌生的委员。米霍埃尔斯是苏联犹太剧院最著名的演员，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他极富表演才华，把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演绝了。米霍埃尔斯天真善良，像个大孩子。他不仅在犹太人中间，在苏联各民族中间都享有崇高的威望。米霍埃尔斯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费费尔和马尔基什都是诗人，可我不仅没读过他们一行诗，连他们的名字都是读档案时才见到的。费费尔和马尔基什是一对冤家对头，什么都谈不拢，互相看不起对方的诗作。费费尔1942年便担任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代号为佐林。他自恃有后台，除米霍埃尔斯外，别的委员全不放在眼里。他被任命为副主席，以便监视非党演员米霍埃尔斯。委员会里所发生的事，委员们的言行，不管好的坏的，他都向安全部报告。波林娜·热姆丘任娜不仅是政府要员莫洛托夫的妻子，本人也非等闲之辈。她当过渔业人民委员、轻工业部纺织与日用品总局局长，战前还是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她在委员会里级别最高。委员会名义上属苏联情报局领导，实际上听命于安全部。情报局副局长是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虽然并不管事，但名义上是委员会的领导，后来也和其他委员一起被处决。1948年以后，安全部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定为“犹太复国主义反苏地下组织”，为首的仍是洛佐夫斯基。
    委员会成立的首要任务是向国外有钱的犹太人弄钱。但在莫斯科守株待兔是办不到的。斯大林非常恼火，莫洛托夫一再训斥洛佐夫斯基。于是产生了到国外募捐的想法，募捐的人选很快便确定了：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费费尔仍肩负监视米霍埃尔斯的使命。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监视他们两人在美国的活动。米霍埃尔斯在美国用犹太语演讲，热情洋溢，富于表情，很快便赢得美国犹太人的好感。他即兴表演《李尔王》片段，美国犹太人大为倾倒，感叹苏联演员对莎土比亚理解得如此深刻。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同美国各种政治倾向的犹太人打交道，向他们介绍犹太人在苏联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苏联工农业的成就，丰富的资源。当然都是根据莫斯科拟定的提纲讲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中，不少美国人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对苏联产生空前好感，所以许多犹太人慷慨解囊，对苏联大力支援。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满载而归，不辱使命。他们觉得自己对国家作出贡献，有些飘飘然了。战后胆子越来越大，把委员会变成团结苏联境内犹太人、寻找失踪的犹太人、处理各地犹太人事务的类似政府机构的中心了。费费尔更不知天高地厚。“费费尔从美国带回两件贵重礼物”，戏剧评论家博尔夏戈夫斯基在《命运宠儿的札记》一书中写道，“两件纽约犹太毛皮工匠缝制的价值连城的皮袄，一件给自己，另一件给……斯大林！可以想象斯大林如何恼怒，永远恶狠狠地记住这件礼物。竟然把美国犹太人按照他的身材缝制的犹太长老穿的皮袄……献给他，只穿军大衣和皮靴的半个世界的主宰！同样的颜色，同样贵重的皮袄献给斯大林和费费尔！这只能出现在幻影中，噩梦中，卓别林的闹剧中。费费尔还不如从美国给自己带回一件殓衣呢！”费费尔如果知道斯大林从骨子里蔑视，仇恨犹太人，决不会干出这种蠢事。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由来已久，大约受过他先前的老战友后来的死对头的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如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越飞等人。他们在文化修养、演说才能和人际交往上都超过斯大林。列宁对他们的重视也远远超过对斯大林的重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举了一个斯大林仇恨犹太人的例子：“我记得在莫斯科工作时，第三十飞机制造厂发生某些骚动，通过党的渠道和国家保安机关向斯大林报告了。在斯大林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正当我们坐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时候，斯大林转身对我说：‘工厂里正派工人应该发给棍棒，让他们在下班时把这些犹太人打个臭死。’他说这些话时不单是我一个人在场，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在场。”布尔什维克老一辈领导人（包括犹太人）不是被斯大林消灭，便是被他打入冷宫。
    委员会还负责向美国报刊提供苏联人写的歌颂祖国成就的报道。美国犹太人办的报刊乐意刊登这些文章，如美国共产党办的《自由晨报》。这些文章经过层层审查转到委员会，再由委员会提供给美国报刊，文章在政治上决不会有问题，但后来成为委员会的罪状之一。
    委员会管的事越来越多，竟对各州市发生的排斥犹太人的事件直接发函干预，这已超出它的权限，引起各地官僚的不满。费费尔还提出远东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地域狭小，环境恶劣，不适合犹太人居住。他提议向政府要求把克里米亚定为犹太自治州，代替比罗比詹。费费尔的提议在委员会里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赞成，认为苏联有五百万犹太人，比罗比詹容纳不下，再加上气候寒冷，没人愿意到那种地方去。克里米亚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不但吸引苏联的犹太人，还吸引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成立一个在苏联管辖下的犹太自治共和国。外国的犹太人来了，还会带来资金，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反对费费尔提议的人指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祖居地，以通敌罪名把整个鞑靼民族赶出克里米亚并不公正，个别鞑靼人通敌不能牵连整个民族，所以鞑靼人也是受害者，应返回故土。犹太人是受害民族，但不能强占同样受害民族的土地。米霍埃尔斯摇摆在两种意见之间。他知道比罗比詹不能吸引犹太人，但占据别的民族的祖居地良心不安。
    于是，米霍埃尔斯便找著名犹太作家和政治家征求意见。他派几个委员找爱伦堡商量，爱伦堡认为占据别人领土违背道德：“你们干吗要设立犹太人区呢，谁也没有把你们往那里赶。你们大概闲得没事干了吧？”米霍埃尔斯亲自去找卡冈诺维奇。《命运宠儿的札记》的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米霍埃尔斯和卡冈诺维奇交谈的场景：
    米霍埃尔斯请求卡冈诺维奇接见他。只有卡冈诺维奇能消除疑惑并提出忠告。
    卡冈诺维奇立即把话题转到他喜爱的轻歌剧《婚礼舞》上去。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来同您商量。”米霍埃尔斯等卡冈诺维奇夸奖过《婚礼舞》后，怯生生地说，“我们委员会里产生了向克里米亚移民的想法……”
    卡冈诺维奇没听见对方说的话，说话的声音更响了，洪亮的声音充满办公室。
    “每个演出季节都能演出《婚礼舞》那样的节目就好了！决不仅犹太人爱看。那舞蹈，那歌曲，谁看了都愉快，都快活。”
    “您说得对，我们在探索，但并不容易。像俗话所说的，婚礼一辈子只举行一次。他们议论克里米亚，可这是别人的祖居地呀。”
“犹太剧院办不办学员班？”卡冈诺维奇问道，声音震耳，“学员也参加《婚礼舞》的演出吗？那就对了，增添青春活力嘛。”
    “我们委员会里有分歧，我想同您商量……”
    “没有青年演员剧院就没前途。”变“聋”的卡冈诺维奇愉快地说，“你们剧院办学员班真太好了。”卡冈诺维奇挽起米霍埃尔斯胳膊，把他送出办公室，并答应剧院有困难他帮助解决，把怅然若失的来访者送出门外。
    卡冈诺维奇什么都听见了，这一点米霍埃尔斯看得很清楚，但他不会想到他们所说的一切窃听器都会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却再清楚不过了。委员会内争论不休，无法决定要不要向斯大林请求以克里米亚代替比罗比詹。他们的活动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没有任何表示。斯大林不表态，没人敢吭声。

ys1937

续

    “这时，大约在1947年底”，马尔基什的##在《如此漫长的回忆》中写道，“以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为首的犹太社会活动家应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邀请去参加座谈会。马尔基什不在被邀请之列，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他是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到的，他是主席团成员。座谈会上谈到‘高层’讨论过比罗比詹的未来。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的计划流产了，最高领导层准备重新考虑建立犹太自治州的问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建议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信已拟好，叫马尔基什签名。马尔基什断然拒绝签名，理由是鞑靼人有权返回克里米亚，并认为这种请求是露骨的挑衅。就在这时，马尔基什得知，成千上万在战争中活下来的犹太人给委员会写信，要求帮助他们到巴勒斯坦去。这些信自然很快便到了安全部。马尔基什断定这都是费费尔的主意。”
    没有斯大林的指示或暗示，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决不敢向委员会提出这种建议。这是计划中消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第一步，也是全面解决犹太人的问题的前奏。犹太人竟敢要克里米亚，然后出卖给美国人。这就是斯大林衰老头脑中荒谬的逻辑。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乌克兰一解放，洛佐夫斯基的委员会（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就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给斯大林的，其中包含一项建议：鞑靼人被逐出克里米亚后，克里米亚应成为在苏联管辖范围内的一个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他宣布，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们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里夺走克里米亚，并在我们海岸上建立一个直接威胁苏联安全的美帝国主义的前哨据点。斯大林让他的想象朝这方向胡乱发展。他突然产生了疯狂的报复念头。洛佐夫斯基和米霍埃尔斯被捕了。不久，热姆丘任娜（波林娜，莫洛托夫的妻子）也被捕了。对这个小集团的调查花了很多时间，但结果，几乎他们所有人都落到悲惨的下场。洛佐夫斯基被处决，热姆丘任娜被放逐，最初我以为她被处决了，因为除斯大林外，任何人都得不到情况报告，而斯大林本人则决定处决谁，赦免谁。”
    赫鲁晓夫这段话大体上是对的，但有记忆上的错误，有的地方并未说出现象背后的隐秘。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叫委员会给斯大林写信（即赫鲁晓夫所说的文件），要求把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繁衍生息之地，并让大批犹太知名人士签名，便是暗中设下的圈套。写了信，签了名，便是“从苏联手中夺走克里米亚”的证据。然而在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劝说下，甚至在洛佐夫斯基的直接指示下，仍有人未签名，其中就有米霍埃尔斯。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佐林，即费费尔，一再劝说米霍埃尔斯，但他仍不签名。倒不是他识破了斯大林的圈套，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只是不愿乘人之危，占据他人的祖居地。没有委员会主席的签字，无法形成正式文件，所以米霍埃尔斯的命运已经注定，非除掉不可。斯大林不允许在莫斯科干掉他，只能在外地下手，地点选在明斯克。米霍埃尔斯被派往明斯克评定女演员亚历山德罗娃的艺术成就，应否给她颁发斯大林奖。可她这时并不在明斯克，而在莫斯科。陪同米霍埃尔斯去的是剧评家戈鲁博夫，因为他是明斯克人，毕业于明斯克铁道工程学院。他们在明斯克受到热烈欢迎。晚上看完节目，导演把他们送回宾馆。此时“房间里电话铃响了，找戈鲁博夫。戈鲁博夫说了几句话便捂住听筒对米霍埃尔斯说，老同学打来电话，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一定请米霍埃尔斯去，哪怕呆半小时，他们也会记住一辈子！”（《命运宠儿的札记》）一向爱凑热闹的米霍埃尔斯便同戈鲁博夫一起去了。他们一去便没回来。次日清晨发现他们躺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脑袋被打破，已经冻僵了。谋杀被定为车祸，因为这是斯大林随口说出的。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在她写的《仅仅一年》中写道：“莫斯科那时（1948年）的气氛异常沉重，大逮捕再度开始。莫斯科犹太剧院查封了。当时该院的院长是米霍埃尔斯。宣布这个剧院为‘世界主义的温床’。米霍埃尔斯是位著名演员、知名社会活动家……那时我极少同父亲见面。偶然一次在别墅同父亲会面时，我走进他的房间，正好听见他在和一个人通电话。我等在一旁。是别人向他汇报，他听着。后来，他像下结论似的说了一句：‘好吧，一起车祸。’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询问，而是肯定，是回答……打完电话，他就同我打招呼，过了一会他说：‘米霍埃尔斯被汽车撞死了。’第二天我到大学上课的时候，一位女同学——她父亲在犹太剧院工作了很长时间——哭着告诉我，昨天米霍埃尔斯在明斯克乘汽车的时候惨遭杀害。各报写的都是车祸。他是被人杀害的，根本没发生车祸。‘车祸’是我父亲听人汇报时随口说出的……我的头轰的一声。我太知道父亲了，他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
    赫鲁晓夫也谈到米霍埃尔斯之死：“更独特的是对那个有教养的、犹太语戏剧最伟大的演员米霍埃尔斯的残酷惩罚。他们像野兽般地杀害了他。他们把他秘密处死。然后，谋杀者们得到了奖赏，他们的被害者则得到了厚葬。这真令人思想混乱！据宣布，米霍埃尔斯是被一辆卡车撞死的。实际上，他是被抛到卡车前面去的。这件事干得很巧妙，很有办法。是谁干的？斯大林干的，至少是根据他的指示干的。”
    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捕后供认：“当时已得知，米霍埃尔斯已同他的一位我记不得姓名的朋友一起到了明斯克。将此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时，他立即指示就在明斯克以不幸事故为借口干掉米霍埃尔斯，即让米霍埃尔斯及其同伴死于汽车轮下。”
    凡是见过米霍埃尔斯和戈鲁博夫尸体上没有被汽车撞出痕迹的人都被捕了。莫斯科还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但很多人仍不相信他是被汽车撞死的。“当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米霍埃尔斯的女儿在《我的父亲米霍埃尔斯》一书中写道，“我的好友尤利娅·卡冈诺维奇也来了，她是卡冈诺维奇的侄女。她把我带进浴室，两人单独在一起，悄悄对我说：‘叔叔向你们致意，吩咐我转告你们，任何时候不要向任何人问任何事。’我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以色列于1948年 5月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并向它提供武器抗击与其作战的阿拉伯人。斯大林希望以色列成为苏联在中东对抗美国的盟友，他认为以色列领导人多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自己的人”。以色列领导人却对斯大林友好的姿态反应谨慎。他们不想得罪斯大林，因为苏联尚有五百万犹太人，是以色列未来的公民。但也不想投靠苏联，他们来自苏联，对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状况相当了解。他们同美国的关系比同苏联的关系密切得多。他们依赖美国，投入美国怀抱。斯大林想填补英国在中东留下的真空的打算落空了，于是改变了对以色列的态度，把一腔怒火都发泄在苏联犹太人的身上。
    1948年 9月，以色列首任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到莫斯科上任。梅厄夫人素有铁娘子之称，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曾任以色列总理。她生于基辅，十一岁移居美国。俄国给她留下饥饿和屈辱的印象，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无好感。梅厄夫人一到莫斯科便到犹太教堂做礼拜。“递交国书后的星期六是犹太教安息日，梅厄夫人率领使馆全体人员到犹太教堂去做礼拜。做礼拜的犹太人知道梅厄夫人的身份后，都热切地望着她。显然，以色列国——犹太民族自己的国家——引起他们的宗教的和民族的感情共鸣。礼拜结束后，梅厄夫人作了自我介绍，以她出色的口才，在这种场合下，几分钟便感染了周围的听众。他们把她当成以色列的化身，为她祈祷、祝福。”（《犹太名人传》政治家卷）
    梅厄夫人在莫斯科受到苏联犹太人欢迎的盛况，安全部立即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准备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的问题，先拿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开刀。
委员会成员、莫洛托夫妻子波林娜同梅厄夫人的会面更给斯大林的怒火上浇了一瓢油。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莫洛托夫为莫斯科驻外使团举行招待会。波林娜以轻工业部纺织总局局长身份参加了招待会，与梅厄夫人见了面。梅厄夫人在多年以后出版的自传中谈到这次会面：波林娜走到她跟前，表示很高兴同她认识，并用犹太语说想见见公使夫人的女儿，还问起以色列居民点建造的情况。“我们谈了半天，”梅厄夫人写道，“分手时波林娜说，如果你们那儿一切都好，那么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好。”斯大林马上知道了她们的谈话。斯大林为波林娜和梅厄夫人见面痛斥莫洛托夫，气愤地对他说：“你应该跟她离婚。”波林娜对此的反应是：“如果这是党的需要，我们就离婚。”不愧为受过多年党的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离婚手续于1948年末办好，1949年 2月，波林娜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
    莫洛托夫曾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同他平起平坐。游行群众并排举着他和斯大林的画像。战后，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发生变化，斯大林渐渐疏远他。但莫洛托夫对斯大林的愚忠至死不渝。斯大林则没有永远的战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力，不断调整同战友们的关系。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就借口波林娜工作疏忽，取消了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二战结束后，1945年夏天，斯大林到南方休假，由莫洛托夫主持政府工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莫洛托夫说国内将发生一些变化，如将放宽新闻检查制度。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加了几句话：莫洛托夫可能再度担任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身患疾病，不久将离开岗位。斯大林看了大怒，要把莫洛托夫开除出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莫洛托夫求情，说莫洛托夫并没讲过那些话。莫洛托夫知道斯大林对他不满时伤心得落泪了。斯大林鄙视地说：“他是贵族小姐，还哭鼻子？”但没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访美期间，美国人知道苏联领导人不同普通百姓同乘一节车厢，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尊重，给他单独提供一节车厢。斯大林认为提供单独车厢是便于进行秘密勾当，美国人收买了莫洛托夫。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说，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一中全会上听到斯大林痛斥莫洛托夫，骂他胆小、投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次是斯大林死前对莫洛托夫憎恶的一次大发泄。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斯大林因波林娜与梅厄夫人见面对她的惩处。斯大林不仅要在政治上压服波林娜，逼迫她承认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要在精神上摧毁她，即我们常说的把她搞臭。斯大林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邀请积极分子参加，作家法捷耶夫也参加了。法捷耶夫前妻格拉西莫娃回忆道：“不仅指责波林娜从事破坏活动，还揭发她同自己的秘书通奸。秘书是外国间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概是美国的吧，安插在波林娜身边。波林娜利用她同莫洛托夫的关系，窃取国家机密，并通过秘书把机密交给我们的敌人。”（《尚未揭开的秘密》）法捷耶夫前妻的回忆有误，因为波林娜任纺织总局局长时，秘书是女人，她同自己的上司一起被捕。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对总局的两名男干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认两人轮流同年过半百的女布尔什维克“上床”。安全部的揭发击毁了波林娜，她再无反抗之力。莫洛托夫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亲耳听到下流无耻的诽谤，并举手赞成把波林娜开除出党，不敢弃权了。1955年，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在苏联养病期间在医院里遇见莫洛托夫，这时斯大林已经去世，问他：“您是政治局委员，为什么竟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回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更应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斯大林拿委员会开刀，还因为他的一块心病，不消灭委员会，他的心病就好不了。这是同委员会毫不相关的另一件事，同他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有关。娜杰日达1932年自杀后，斯大林1948年逮捕了她的姐姐安娜、嫂子叶夫根尼娅和侄女基拉。斯韦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但写得零散，我只能转述了。
    娜杰日达的哥哥帕维尔长期在国外工作，20世纪20年代末便担任苏联驻德国商务参赞的助手，嫂子也随他到德国。帕维尔不时托人给妹妹带些小礼物，香水、童装之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经常批评娜杰日达使用外国香水。1938年帕维尔调回苏联装甲兵局，这一年“因心脏骤然停止跳动，死在办公室里”。娜杰日达的姐姐安娜是位心地极为善良的美人儿，身上有一种原谅一切的基督精神，正是斯大林最憎恨的，说“她的善良比卑鄙更坏”。她丈夫雷登斯是波兰布尔什维克，捷尔任斯基的老战友，1938年被镇压。斯韦特兰娜在《仅仅一年》中写道：“过了几天，我获悉姨妈（安娜）和舅妈（叶夫根尼娅）被捕的消息。这两位上年纪的女人从不过问政治。不过我知道，安娜姨妈的回忆录让父亲震怒，对舅妈叶夫根尼娅再嫁，并且嫁给犹太人也极为不满。于是她们一起被捕。‘知道得越多，便说得越多，这对我们的敌人有利。’父亲这样给我解释她们被捕的原因。”
    叶夫根尼娅和她女儿基拉被捕的原因是“叶夫根尼娅多年来经常在自己寓所会集反苏分子，并向他们恶毒诽谤苏联政府首脑”，即斯大林。几天后，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安娜。接着又以同样的罪名逮捕了老布尔什维克克拉西科夫的家庭成员、剧评家沙图诺夫斯卡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由于家庭的关系，曾在滨河街公寓住过，认识叶夫根尼娅和安娜。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滨河街公寓。三十年前，我曾翻译过苏联作家特里丰诺夫的著名小说《滨河街公寓》，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作家所描写的阴森恐怖的大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90年，我在莫斯科穿过别尔谢涅夫大街时见到过这座大厦，但当时并不知道大厦中的一套住宅已开辟为纪念馆，没进去参观，至今后悔莫及。大厦共有五百零五套住宅，供给中央委员、政府部长、军队将帅和特殊人物居住。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和朱可夫元帅都在这里住过。叶夫根尼娅也住在这座大厦里。不少人被捕就是因为他们同她同住在一幢大厦里，有的还同住在一个门里。赫鲁廖夫大将的妻子被捕是因为她疏散时结识了叶夫根尼娅，战后到滨河街公寓看过她。雷达技术委员会副主席乌格尔同叶夫根尼娅在一套住宅里住过，因此被捕。类似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斯大林怀疑高级领导干部的犹太妻子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外国犹太人传递情报，开始了大逮捕，连在他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他不可缺少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也被逮捕。她同委员会毫无关系。阿利卢耶娃一家人又同委员会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出在沙图诺夫斯卡娅身上，她本人并不是犹太人，但她是剧评家，认识米霍埃尔斯，并时有往来。“于是一个蹩脚的剧本便编造出来了：以米霍埃尔斯为首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群下贱的走狗，盘踞在委员会里。他们通过沙图诺夫斯卡娅从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那里获得诽谤伟大斯大林的机密情报。阿利卢耶娃家庭成员为娜杰日达和帕维尔的死向斯大林报复。委员会领导人把这些‘诽谤情报，交给美国间谍，至于美国间谍要这些情报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这种私人动机最能刺疼斯大林，对促使事件飞快转动起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尚未揭开的秘密》）谁是蹩脚剧本的编者，说不出准确的作者来，但肯定在安全部里，并揣摩透了斯大林的心思。
    与阿利卢耶娃一家毫不相干的人都受到严厉惩处，何况娜杰日达的挚友波林娜！1932年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十五周年的晚宴上，由于斯大林不得体的举止，娜杰日达愤然离席，随同她离开的就是波林娜。她们围着克里姆林宫绕了几圈，娜杰日达才渐渐平静下来。波林娜是娜杰日达自杀前最后见过她的人，单凭这一点，她也必然成为斯大林的牺牲品。
    1948年 1月米霍埃尔斯被害后，便开始逮捕委员会的其他成员。1 月26日，逮捕了“首犯”洛佐夫斯基，委员会的名义领导人，接着是全体成员，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复存在。侦察员强迫他们互相揭发，非得揭发出对方是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不可，否则动用重刑。费费尔大卖力气，以为自己是“佐林”——自己的人，但他的口供仍不能让侦察员满意，屡遭毒打。对质的时候，他先前的同事看他已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费费尔终于明白人家并没把他当成“佐林”，还将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被枪毙。审讯用刑极为残忍。委员会的秘书索尔金，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活了下来。1954年 5月，他讲述了受审的经过：“1948年从 1月24日到 2月22日，我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里，他们每天用橡皮棍打我，打遍全身，主要打屁股，打得伤口不能愈合，养了四个月才养好。六年后，医生发现臀部上还有许多星状疤痕。”（《尚未揭开的秘密》）
    委员会成员经过侦察员一次次审讯，在严刑拷打下，什么可怕的罪名都承认了，但一直没有结案，因为斯大林没发话。案子拖了将近四年，1952年 8月才执行枪决。斯大林为什么不发话呢？有两个原因。由于斯大林的战友们权力斗争的结果，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到那个案件上去了，因为牵扯的人的地位比委员会里的人高得多。安全部的侦察员也都投入那个案子中去了。“列宁格勒案件”简单说就是斯人林借口列宁格勒领导人不听中央的话，即他的话，处决了二战期间率领人民坚守城市的英雄库兹涅佐夫等人。这个案子在斯大林眼里比委员会的案子重要得多，所以先放下后者。第二个原因是安全部后院起火。大案要案侦察员留明中校向权倾天下的阿巴库莫夫部长发起突然袭击。留明和1918年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布柳姆金都是凶残的同义词。安全部逮捕了著名的犹太医生埃廷格尔，罪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并有反苏言论。这类罪犯在安全部总部卢比扬卡多如牛毛，并未引起阿巴库莫夫部长的注意。没想到埃廷格尔病死狱中。这在卢比扬卡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仍未引起阿巴库莫夫的注意。留明便利用埃廷格尔的死上书斯大林，状告阿巴库莫夫是怂恿图谋刺杀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恐怖分子。埃廷格尔突然死亡是因为他知道的事太多，阿巴库莫夫怕他泄露出去杀人灭口。这封信如何到了斯大林手里，难以想象。一个中校的信不通过层层关卡决到不了斯大林手里，很可能某位大人物帮了留明的忙。斯大林看了信说：“瞧，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安全部的职能理解得何等深刻，而部长却不清楚。”1951年 7月，阿巴库莫夫被捕，而留明晋升为将军，并坐上安全部副部长的交椅。随着阿巴库莫夫的垮台，他的一批亲信也随之垮台，从昔日审讯犯人的侦察员变成今日受人审讯的犯人。审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阿巴库莫夫变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委员会的案子移交给军事审判庭。主持军事审判庭审讯的是正直的切普佐夫中将。1951年 8月15日，切普佐夫将军在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朱可夫元帅的信中详细汇报了他接手这个案子后所发生的事。他认为犹太作家的作品中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应当受到批判；委员会要求克里米亚作为犹太人的迁居地并在那里建立犹太自治州是错误的，可以向他们解释，因为在远东比罗比詹已设立犹太自治州；经过多方调查，并不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口供都是逼供出来的，案子应当重审。但将军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切普佐夫请求总检察长萨卡诺夫同他一起向党中央说清案件真相，遭后者拒绝，对他说：“你有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去执行吧。”最高法院主席沃林也不支持他。切普佐夫只得找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建议他找中央书记马林科夫。马林科夫接见了他，并把留明也请来。马林科夫对他说的原话如下：“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前下跪？这个案子是人民核准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过三次，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吧。”从马林科夫那里出来，留明把切普佐夫臭骂了一顿，扬言他再敢提重审委员会的案子，就准备逮捕他的材料。但留明飞扬跋扈的时间不长，一年后，他已经让斯大林讨厌了，看出他是蠢货，下令逮捕了他。
    留明被捕前为斯大林出了个好主意，制造了医生杀人犯案件。消灭委员会和与此同时展开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都是针对犹太人的，但在苏联普通人心里煽不起对犹太人的疯狂的仇恨，无法按斯大林的意愿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医生案件能煽起广大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于是女医生季马舒克便应运而生了。她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    1953年 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医生杀人犯》的社论，季马舒克揭发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都是犹太医生有意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害死的。按照斯大林赞同的留明设计的阴森恐怖的方案，事情应如此发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攻势后，便对医生案件公审，立即判处死刑，并在红场上执行。愤怒的人群从行刑队手中抢夺这些杀人犯，要把他们活活打死。但行刑队不允许群众这样做，他们要把医生杀人犯吊死在红场旧时的行刑台上。接着全国掀起排犹狂潮。之后先在《真理报》上刊登，然后由电台广播全国犹太知名人士致斯大林的公开信（实际上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请求用把犹太人驱逐到远东比罗比詹的办法消解人民心头的万丈怒火，让他们到那里为自己民族的杀人犯和叛徒赎罪。斯大林仁慈地满足了犹太知名人士的请求。留明的方案不知为何只部分地实行了。医生们并未被处决，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还是写了。公开信由明茨、米丁两位院士和塔斯社社长马里宁共同执笔。米丁是哲学家，他写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20世纪30年代由沈志远先生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学生中很有影响。明茨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他们起草的公开信让苏联各界知名知识分子签名，大多数人都被迫签名了，连作家格罗斯曼都签名了。但也有人找出各种借口拒不签名，如男低音歌唱家赖森和老作家卡维林。作家爱伦堡拒绝签名，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劝他签名，因为在犹太知名人士当中他影响最大。爱伦堡回答道：“我郑重声明，发表这封信会破坏世界和平运动。我有约里奥·居里等西方著名活动家的声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医生杀人犯案不是捏造的，他们将退出和平运动。我无法签名，因为党和斯大林同志委派我负责世界和平运动，我要对党和斯大林同志负责。”马林科夫建议他把拒绝签名的理由写信报告斯大林，并警告他后果极其危险。爱伦堡还是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由于我遇到的问题极为严重，我自己无法解决，只得打搅您了。
    今天明茨同志和马里宁同志给我看了准备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公开信，并让我签名。我认为同您交流我的疑虑是我的责任，并想听取您的忠告。
    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彻底的办法是同化，即犹太血统的人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民族融合。我担心仅以种族属性联合在一起的俄苏文化代表的联名信会加剧民族主义危险的趋势。
    我特别担心，《致编辑部的公开信》将对我们深入而广泛展开的世界和平运动的努力是一次打击。每当在各种委员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问我苏联犹太语学校、报纸为何消失的时候，我总理直气壮地回答，战后“犹太人居住区”已完全取消，犹太血统的新一代苏联公民不愿意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人民隔离开。公布这封由犹太学者、作家和作曲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有使卑鄙的反苏运动复活的危险。
    对进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英国人来说，“犹太人”这个词不表示民族属性，而纯粹属于宗教属性，因此诽谤者会利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
    敬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您明白我无法当即作出决定的原因，所以斗胆给您写信。问题涉及到重要的政治步骤，我恳求您委托某个人告诉我您对我拒绝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态度。如果负责同志告诉我刊登这封公开信和我的签名将有益于保卫祖国和推动和平运动的话，那时我将在《致编辑部的公开信》上签名。
    爱伦堡这封信是1953年 2月底发出的。这时按照斯大林的部署，远东已搭建了许许多多连牲畜都不适合豢养的木棚。莫斯科各铁路备用线上停满了升火待发的铁闷罐子车，各大城市民警局已造好花名册，远东地区已收到接收犹太人的命令。斯大林准备把几百万犹太人，整个民族，从苏联各地迁移到比罗比詹，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像二战期间“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的问题一样。但爱伦堡的信发出后，斯大林的计划停顿下来。有人说爱伦堡的信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这未免过高估计爱伦堡的作用，对斯大林的性格完全不了解。是死神制止住斯大林，他 3月 6日去世，死前几天已失去知觉。
    我始终不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干这种荒谬绝伦、伤天害理的事。苏联很多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国防工业设计师和工程师都是犹太人，他们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军力的增强起了巨大作用。他们唯一的原罪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俄罗斯学者姆列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他的看法开阔了我的思路，抄录如下：
    历史学家们试图弄清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长期对犹太人的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起了极端恶劣的作用，但仍不是主要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冷战”概念已失去可怕的内涵。但在当时，美苏两国在心理上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大约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做法都因为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对安全部的侦察员们说过这样的话。
    他在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上直截了当说，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未来的叛徒。他们现在已经为美国搜集情报并进行颠覆活动……
    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斯大林的原话。不久前有人发现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的一本工作日志。日志详细记录了伟大领袖1952年12月 1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者。”（《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斯大林断定苏联犹太人是美国的第五纵队，所以要消灭他们，要把他们赶到荒无人烟的远东原始林去。肃清国内敌人是准备同美国打仗。
    我们现在觉得，二战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再爆发战争。其实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大大地扩展了苏联帝国的边界，关心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美国，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不惧怕战争。美国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还没有导弹，唯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前驻西德大使、曾主管过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法林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文件中看到，为了对付想象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蓄实力方面走得多远。根据我掌握的第二手材料，我只说一句：独裁者死得正是时候。”（《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汽车驶入伯力市区，伊琳娜转身对我说：“到伯力了，您睡着了吧？”我说：“睡着了，还做了一场噩梦。”
    （原载《收获》2003年第 1期）

ys1937

34、朱正：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读苏多普拉托夫回忆录

朱正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作者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者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作者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作者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妇。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枪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作者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作者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阴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作者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监听，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作者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交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作者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作者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作者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作者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作者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 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作者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作者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作者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 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作者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 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毒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Ｘ——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交家劳尔·瓦伦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 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 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剧毒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 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作者，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作者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原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 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作者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妇案”。这对美国夫妇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作者说：
    罗森堡夫妇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性质。罗森堡夫妇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妇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交换的问题。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作者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作者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派进行清洗。本书作者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作者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作者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交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阴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 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阴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阴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 4月至 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交部长基亚诺”（138 页）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261 页等多处）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310 页）通译为柯伦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347 页）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416 页）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203页）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217 页）；布尔加林（274 页）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360 页）；作者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384 页）；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465 页）。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51页）。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55页）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87页）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279 页）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出钱出枪）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原载《随笔》2006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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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蓝英年：利季娅打官司

利季娅打官司

蓝英年

一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简称利季娅）是苏联作家，是苏联著名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之女，她的哥哥尼古拉和女儿叶莲娜也是作家，一家三代人都是作家。这样的家庭在苏联并不多见。老丘科夫斯基20世纪初便已成名，交游甚广，同时代的文化名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既同高尔基交往，也同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和苔菲往来。他同列宾同住在芬兰湾小城库奥卡拉（今改名列宾诺），两人交往甚密。夏里亚宾曾专程到库奥卡拉看望他。他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写童话故事、散文随笔、俄国作家和诗人评论及文学回忆录。他精通英语，翻译过莎士比亚诗剧。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儿童故事《唉呀疼医生》和《洗呀洗干净》，20世纪50年代初期便译成中文。他在苏联文坛处境一直不佳，重要作品均未译成中文，所以在中国远不如法捷耶夫等人知名。
    中国读者更不知道利季娅了，因为她的作品没有一篇译成中文。我也是1989年才知道她的。一天晚上，我在俄国朋友家看电视，从美国来的白俄时代老太太尼娜·别尔别罗娃身旁坐着一位老太太，她把放大镜贴在眼睛上看字条。我问俄国朋友那个视力差的老太太是谁，他们惊讶地回答：“她是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你怎么连她都不知道？”我自惭形秽，在国内怎么没听说过？自此，我开始注意利季娅。1990年读了她的《开除经过》，极为震撼，对她的胆识和才华敬佩不已。1997年又读了她的《与阿赫玛托娃交往札记》，更加敬佩她了。前年，我把她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译成中文。对这篇作品，我就不多说了，还是让她自己说吧。我只指出一点，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 2月，即她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那时，大清洗阴森恐怖的气氛仍笼罩着全国，她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写出这篇纪实小说。
    利季娅写道：“我在小说中想写出谎言对社会毒害到何等程度，如同军队使用的毒瓦斯一样。我没选择姐妹、妻子、恋人和朋友做主人公，而选择象征忠诚的母亲。我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失去独子。在有意识地歪曲的现实中，她所有的感情都被歪曲，甚至母亲的感情——这便是我的构思。她是寡妇，儿子是她的生命。儿子科利亚被捕，判处劳改，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她相信报纸和官方人士超过相信自己。她相信检察官的话，仿佛儿子‘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应判十年劳改。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心里清楚，儿子什么罪也没犯，也不可能犯罪。她知道儿子绝对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工厂，忠于斯大林同志。如果相信自己而不相信检察官，不相信报纸，必将天塌地陷，她生活和工作中仅有的一点慰藉将一扫而光。于是她想既相信检察官又相信儿子，终于神经错乱。我这本书想写的是神经错乱的社会。可怜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发疯了。她绝非抒情主人公。她是我所塑造的所有相信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和正义的人的综合形象。‘我国不会平白无故关押人’，不相信这点便无法活下去，只好上吊。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无力概括自己所感受的一切，不能因此而责备她。因为一个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向她灌输的一切荒谬的东西，她怎能理解这种有意制造出来的混乱？况且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接着，利季娅不无骄傲地写道：“这篇写1937年的小说是我两年探询亲人消息后立即写出来的。我至今（1974年）仍未见到一本在这里、在那时写1937年的小说。”
    利季娅的小说用紫墨水写在一个厚笔记本上。自己家里自然无法保存，她的家已被搜查过三次了，全部财产被没收。她请朋友替她保存笔记本。这是极端危险的事，但朋友答应了。战争爆发后，利季娅疏散到塔什干，她在那里得知，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朋友饿死了。临死前，这个朋友把笔记本交给妹妹，对她说：“如果你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把笔记本还给她。”这样，利季娅的小说被保存下来。苏共二十大后，利季娅把小说打了几份，分送给朋友们看。    1962年 9月，她把小说寄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看了非常赞赏。立即同利季娅签订合同，1963年 1月，预付了60％的稿酬。3 月排出清样，配好插图，马上便要开印。总编辑卡尔波娃和社长列休切夫斯基一致肯定小说的价值。但1963年，形势急转直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上面”改变了路线，对文学过分“深入”个人迷信的后果表示不满，要求多写成绩，别再写“错误”，因为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都改正了。活下来的已从劳改营和监狱中释放回家，并给他们提供住处，甚至还安排工作；死了的给家属颁发恢复名誉证书，还需要什么？何必往伤口上撒盐？个人迷信的后果已经消除，大家忘记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1963年 3月，利季娅被叫到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对她说，小说虽已排好，并预支了60％的稿酬，但仍不能出版。编辑用犹豫的口吻说出明确的决定。利季娅感到编辑们都热切地希望她的小说出版，“但编辑部决定不了什么该出版什么不该出版。”利季娅写道。“命令就是命令，禁止的题材就是禁止的题材。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夸奖过我的小说的卡尔波娃。我对她说：‘揭发个人迷信后果仿佛描写卫国战争，三个短篇、三个中篇和三个长篇外加三首长诗就足够了。’‘别往伤口上撒盐’，可每个家庭都有人被害，或父亲，或丈夫，或兄弟，或儿子，而有时一家四口通通被害，亲人们沉痛怀念被害者。战争只进行了四年，可个人迷信持续了三十年。有时全家未留下任何痕迹。战争是骇人听闻的事，但它的原因和危害容易理解。可个人迷信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的产生原因和危害就难理解得多。任何一份文件对后代和研究者都十分珍贵。其中也包括我的小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卡尔波娃厚着脸皮说，“您的小说思想上是有害的。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党的文件已经讲得相当清楚了，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更进一步地阐述清楚了。我从未看错您的有害的立场。”“您真不害臊！”利季娅反而不知所措了。“您还要感谢出版社呢”，卡尔波娃说，“我们还没让您退稿费呢。国家在您的小说上白白地浪费了不少钱。”“钱？”利季娅反问道，站起来，“您无权让我退稿费。对签订合同的作品，你们应付全部稿酬。我将通过法院索取。”
    文学界都知道卡尔波娃是撒谎能手，所以在作家当中有句名言：“像卡尔波娃那样撒谎。”我不知道卡尔波娃写过什么作品，但知道她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总编辑必然同作家打交道，免不了得罪作家。应当为卡尔波娃说句公道话：她并非天生爱撒谎，上面政策变了，她不得不紧跟。称赞利季娅小说是一个时期，认定她作品有害则是另一个时期。她不能不服从上面的指示，又无法向作家说明改变观点的原因（有党的纪律），就只好经常说谎了。作家兄弟们怎么这么不理解总编辑的苦衷呢？
    利季娅向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区法院上告苏联作家出版社，1965年 4月24日开庭。被告法人代表未出庭，由律师代表。出版社的律师指出，编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形势下脑子发热，没看出小说的错误，现在学习了党的一系列新决议，用另一种眼光看小说，便发现了问题。律师接着说：“并非我们自己理解了这类题材的危害性，而是党向我们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出版这类题材的作品，因为没有必要，主要是没有益处。”利季娅的律师则强调合同的严肃性，毁约一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律师辩论后，法庭请原告利季娅发言。利季娅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充满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当然，当时发表这类信不亚于给自己判死刑。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她的小说不过记录了过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对那些有意反思过去的人仍有裨益。被告律师没再发言。法庭判决利季娅胜诉，出版社应支付她全部稿酬。
    前面说过，利季娅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打印了几份，在朋友当中传阅，但不知怎么被地下出版社印刷了，并很快流传到国外。但利季娅从未想在国外发表作品，她是为苏联读者写小说，希望小说帮助人民认识过去，反思过去。如人民都认清过去，那么过去很难重返。稍有重返的迹象，便会引起人民的警惕。然而自此，利季娅便成为作协的眼中钉，以后她所遭受的种种打击都是由此而引起的。
       
二

    1965年开始了竭力遗忘个人迷信的后果并颂扬这一时期成绩的过程。所有出版物不再披露历史真相，采用逐渐减少最终缄口的手法。先披露一半，后披露四分之一，再后披露十分之一，最终什么也不披露了。新的一代对过去将一无所知，无法从父辈和祖辈的血迹中吸取任何教训。
    请看1965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1965年，斯拉文出版了《肖像与札记》，其中谈到苏联驻法西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克多·金：“在那些年代，金说过，他将活到人民起义绞死墨索里尼的那一天。金的预言实现了，但他没活到那一天。他无法预见自己出了骇人听闻的事。”作者没说出是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金1937年被处决。1972年，发表了回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州第一书记贝塔尔的文章，文章中有一段感人的话：“男孩子和女孩子在纳尔奇克（州府）的街道上奔跑……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们时常来到广场上贝塔尔的纪念碑前，望着贝塔尔的铜像抹眼泪。”作者应当告诉孩子们，爷爷奶奶之所以望着贝塔尔铜像落泪，是因为他们怀念这位1937年被处决的书记。是作者不敢写他被害还是编辑根据指示删去了？在1973年出版的由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巴赫金著的《诗学与文学史问题》一书中，序言是这样介绍作者生平的：“巴赫金出版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后便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库斯塔奈市。”巴赫金为什么从资料丰富的列宁格勒迁往偏僻的小城库斯塔奈呢？难道那里反而比列宁格勒的研究条件更好？实际上，巴赫金因在研究中发表了独创见解而被流放到那里，作者不敢挑明。最可笑的是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介绍了。1973年，诗人文库出版了《曼德尔施塔姆卷》，序言介绍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平。他一会儿住在克里木，一会儿住在莫斯科，又住在彼得格勒，然后又回到克里木，接着又到第比里斯、埃里温、罗斯托夫、彼尔姆、阿布哈兹，最后来到沃罗涅日，创作道路至此中断。序言给读者的印象是曼德尔施塔姆酷爱旅行，像果戈理一样，只有在旅途中才有灵感，但序言偏偏漏掉曼德尔施塔姆旅行的终点海参崴。其实曼德尔施塔姆不是到各地旅行，而是被流放到各地，1938年病死在海参崴劳改营转运站。招致杀身之祸的是那首《我们活着，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这些序言，作者都只字不提。不掩饰他的生平，诗集便无法出版，这也算为出版诗集所付出的代价吧。
    利季娅是苏联作家，也写过迎合政策的文章。她坦率承认：“说起来，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对社会真相保持沉默。对每个人来说，总有一天真理会扼住他喉咙，并永远钻入他灵魂。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在我亲爱的城市血流成河时来临的。我睁开眼睛是不是太晚了？当然晚了。农业集体化时我未睁开眼睛，但我一睁开眼睛便写了《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我并非为了发表，只想记下丧失理智社会的一个方面。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我同很多人一样，萌生了发表的希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一旦我明白我国又开始剥夺记忆，我彻悟了：不论给我任何财富，我也决不出让我用痛苦酿造出来的成果。可以永远不印我写的一行字，就让我的创作构思永远无法实现。我也不允许从我著作中删除牺牲者的名字。”利季娅作出决定，但实行起来谈何容易。不出书收不到稿费，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很多作家都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让步。他们戏称这种让步为贴邮票，贴上邮票信才能邮走。利季娅也贴过邮票。1955年，她写过一篇评论日特科夫创作的文章《隐藏的遗产》。日特科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维克多·瓦维奇》，但他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家。利季娅却认为《维克多·瓦维奇》才是他最重要的作品。《文学报》准备介绍《隐藏的遗产》，但提出两个条件：一，不提《维克多·瓦维奇》，因为法捷耶夫否定了这部小说；二，把标题改为《走进成人国度》。这篇文章便算作日特科夫作品集的序言。为了能使日特科夫作品集出版，利季娅接受了《文学报》的条件。后来她写道：“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是否只做过这一次让步呢？回想起来万分惭愧。我在1951年出版的《十二月革命党人——西伯利亚的研究》一书中，竟然歌颂斯大林宪法和斯大林对西伯利亚的工业改造，尽管那时我十分清楚宪法和工业改造的代价，但我仍屈从公认的贴邮票理论。”
    1966年，法院审判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都判了刑。六十二位作家联名致信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认为量刑过重，要求减刑。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二十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为此，利季娅写了《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投寄作协罗斯托夫分会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苏联作协理事会、《真理报》、《消息报》、《锤子报》、《文学俄罗斯》和《文学报》。利季娅公开谴责肖洛霍夫那些不负责任的话。她投寄作协和各报刊，公开表态，并准备承担责任，这在1966年算得上壮举。但没有一家报刊敢刊登她的公开信。肖洛霍夫是碰不得的。尽管肖洛霍夫看不起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不允许批评肖洛霍夫。当时地下出版社大量印发这封信，造成极大影响。利季娅同作协的关系更加恶化，并且双方都不再妥协。几乎丧失视力并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女作家同强大的作协对立，结果可想而知。
    1966年10月，即《公开信》流传后，利季娅写了一篇回忆马尔夏克的文章，纪念他逝世两周年。她认识马尔夏克四十年，一起工作过九年，当然有值得写的东西。她把文章拿给儿童文学出版社，可编辑连看都不看。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家出版社采用了。稿子发排前，编辑部打来电话，请利季娅删去两小段。第一段：“1937年至1939年，马尔夏克的几个朋友被捕失踪，他为受迫害者申辩，有时居然成功。”第二段：“岁月流逝，斯大林死后人们开始返回城市并获得新生。1955年，格尔曼在《文学报》上著文称赞三十年代马尔夏克所领导的‘列宁格勒’编辑部。马尔夏克读后对我说：‘仿佛打开砌死的门。”利季娅拒绝删除。稿子没有发表。
    1966年，儿童文学出版社请利季娅为米尔奇克小说集写序。这是一部讲述童年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沙皇时代，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米尔奇克是位老同志，十月革命时期任工兵苏维埃代表，参加过左派社会革命党。米尔奇克30年代发表小说时，责编正是利季娅，所以她是写序最合适的人选。米尔奇克的儿子也请她写序，写写渐渐被人遗忘的父亲。利季娅碍于情面答应了。序写好后，出版社社长看了极为满意，但要求删去下面的一段话：“1938年米尔奇克被捕。马尔夏克的编辑部被捣毁，有的编辑被逮捕，有的被撤职。”社长说：“我们是儿童出版社，何必让沉重的过去给他们的生活蒙上阴影呢？”利季娅拒绝删除，序无法使用，影响了小说集的出版。利季娅不仅得罪了出版社，也得罪了米尔奇克的儿子。同年 4月28日，利季娅收到出版社的一封信：“作为责编，我很痛心，您不肯删去序言中的一段话。我知道您的指导思想，但您也应为读者想想。您的拒绝使读者无法阅读同小说如此和谐的序言。祝您和令尊五一节快乐，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最后这句话使利季娅十分恼火。什么“春天和欢乐的节日快乐”？她回了一封不客气的信，摘译如下：“您隐瞒了我们争吵的真正原因，因为您的信是用公文纸写的。印着出版社印章的公文纸既无法坦诚地谈论恐怖期间的牺牲品，也不敢提到您必须遵从的删除它们的指令。我则用普通信纸以私人身份回信。没必要隐瞒问题的实质。我同出版社的争论并非有关‘一段话或一个句子’，而是有关人的鲜血和人的言论自由。您预定出版的小说集的作者米尔奇克是位卓越的作家和我的挚友，一位老工人和两次革命的参加者，在斯大林暴政时期同千百万无辜的人一样被杀害。下一代人，被害者的子辈和孙辈该不该知道这一切？我坚信应该知道。对暴行不仅应抽象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来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利季娅的拒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包括米尔奇克的家属。“他们向我解释，如保留您的序言，对很多人来说便保留了这个人的生动形象。您拒绝删除，出版社只能用简介代替序言，读者便看不到他的形象了。只要在括号中标出作者的生卒年月，删掉这段话读者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利季娅毫不动摇，因为她知道没有她的序言，书仍然能出版。同日特科夫的书不同，没有她的序言书未必能出版，所以那时利季娅只好妥协。
    1967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和《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在国外发表，上面有人下达指示：禁止再版利季娅的旧著和发表她的新作。1968年斯大林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利季娅写了一篇题为《不是处决，而是思想，而是言论》的文章，投寄《消息报》。文章自然没登出来。文章较长，只能摘译其中的一段：“我想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研究这架机器如何把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人变成冰冷的尸体。必须对这架机器作出判决，并大声喊出。不能销账，在上面心安理得地打上‘销账’，而要解开其原因和后果的线团，严肃认真地、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分析……千百万农民被划入‘富农’或‘准富农’一栏，被驱赶到荒无人烟的北方，驱向死亡。千百万城市居民被划入‘间谍、破坏分子和人民敌人’一栏，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整个民族被指定为叛徒，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异邦。是什么把我们引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国家机器为何扑向无还手之力的人呢？为什么国家安全机构同负有维护法律尊严的检察机构融为一体？为什么以声张正义为宗旨的全国报纸都有计划地、机械化地、千篇一律地诽谤受迫害者，对所谓被揭发出来的、出卖给外国情报机构的死不悔改的人民敌人说了数不清的假话？”
    “这样的事是何时发生的和怎样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学者们至今所知道的最可怕的化合物。为什么能够化合？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及时，今天便不会审判言论了。”这篇文章不胫而走，并很快流传到国外。
    利季娅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作协党组书记瓦西里耶夫（曾是契卡分子），1969年10月提出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的建议，但隔了四年，他的建议才得以满足。利季娅暂时只受到警告处分，但从此，官方不仅不准出版她的作品，连她的姓名也禁止在出版物上出现。
    1967年，列宁格勒报刊书籍出版社决定出版阿赫玛托娃的文集《诗歌与散文》。这是女诗人逝世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利季娅是阿赫玛托娃多年的朋友，详细记录了她同阿赫玛托娃每次的接触。她不仅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构思，也知道许多技术上的细节。如某诗写于何年何地，阿赫玛托娃本人反而会弄错。出版社请利季娅作注释，她父亲老丘科夫斯基作序，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们同编纂诗人丛书《阿赫玛托娃卷》的日尔蒙斯基院士交换意见，一起确认编辑过程中发现的新材料。出版社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利季娅同德鲁扬发生争执。如德鲁扬要求删去《最后的玫瑰》的被奉献者的名字——布罗茨基，即后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时，布罗茨基在苏联名声很坏，被称为寄生虫。为保存这首诗，利季娅同意删去布罗茨基的名字。利季娅作完注释送给日尔蒙斯基院士审阅。院士看了大为赞赏，并写了极高的评语。1968年6月，利季娅看完清样，1969年2月看完三校样，书马上就要发排了。这时，责编德鲁扬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书停印，开印日期未定。书稿尚未审批。”为什么停印？谁尚未审批？无人回答。连日尔蒙斯基院士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利季娅知道，书稿不能发排是因为她，如印出来将出现：利季娅注释，而她的姓名是不准出现的。出版社不仅退了她作的注释，也退了老丘科夫斯基写的序言，但都付了稿酬。父亲沾了女儿的光。
    1969年10月，老丘科夫斯基病逝。作协已无顾忌，可以放手收拾利季娅了。像丘科夫斯基那样著名的老作家逝世都要成立文学遗产委员会，利季娅却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丘科夫斯基住院时完成了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文学俄罗斯报》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利季娅在朋友的帮助下整理出文稿，但过了一个月，文章仍未发表。利季娅觉得蹊跷。这时，她收到报社总编辑的电话。利季娅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总编辑回答道：“我们乐意发表，可是很遗憾，我们无法发表。文章下脚注明：利季娅整理。”利季娅说她乐意删去自己罪恶的名字，只要文章尽快登出来。总编辑回答道：“口头允诺不行，必须出具书面声明。”利季娅万般无奈，不得不写书面声明：“得知我所整理的我父亲的文章《一个老说故事人的坦言》由于文章下脚提到我的名字而无法发表，我声明同意发表时删除我的名字。”报纸收到她的声明后，文章马上发表了。
    利季娅同父亲感情很深，并深受其影响，自然想写点怀念父亲的文字。丘科夫斯基活了八十七岁，经历过很多事。利季娅只选择了自己的童年：父亲如何教孩子们划船，教他们英语，在海里向他们朗诵巴拉丁斯基的诗。内容绝无问题。但在《文学俄罗斯报》的事发生后，利季娅不再抱向报刊投稿的幻想。利季娅记得《文学俄罗斯报》总编辑对她说的话：“共产党员的良心迫使我不允许您的名字出现在我们报纸上。上面没有任何人指示我们。”《家庭与学校》的编辑伊万诺娃大概同文学界有些隔膜，不知利季娅的名字已成禁忌，竟想看她写的回忆父亲的文章，看后大为赞赏。利季娅共写了十五节，但只建议伊万诺娃发表丘科夫斯基在海里给孩子们朗诵诗的那一节。伊万诺娃不知天高地厚，要发表十五节。利季娅不想坑害这位好心人，坚持只发表一节。两人竟讨价还价起来。最后商定发表七节，三期登完。1973年《家庭与学校》第九期以《在海岸边》为标题发表了第一节，结尾处印着“待续”。刊物上不仅出现了利季娅的姓名，还刊登了一幅1915年马雅可夫斯基为利季娅画的肖像。伊万诺娃胆子太大了。但第十期只登了几个段落便“全文完”了。伊万诺娃显然为自己的大胆或粗心大意付出了代价。
    以后，所有回忆丘科夫斯基的文章中都没有出现利季娅的名字。比如写到客人来了，利季娅去开门。朋友们在客厅谈话，利季娅在一旁作陪，作者就把“利季娅”改成“某人”。但这样改也不行，因为“某人开门”、“某人在一旁作陪”太滑稽了。最后，只好把有利季娅的句子通通删掉，于是利季娅没去开门，利季娅没作陪，利季娅不存在了。

ys1937

36、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

蓝英年

    从1973年 8月末开始，苏联国内所有报纸一齐攻击作家索尔仁尼琴和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手法还是老一套：或把他们说的话的意思颠倒过来，比如他们说拥护和平，那一定是渴望战争；或是他们把自己出卖给外国情报部门。“大众传媒工具掌握在同样的一伙人手中”，利季娅写道，“给毒瓦斯进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人们每天从每页报纸上都吸入毒气，怎能不中谎言的毒？怎能不恨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1973年萨哈罗夫成立人权委员会后，更被报纸骂得狗血喷头，把和平斗士变成战争贩子。让利季娅痛心的是科尔莫戈罗夫院士、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艾特玛托夫和贝科夫两位作家也加入迫害者的行列。他们都是知名人士，在自己的领域中作出过卓越贡献，有的还受到过斯大林的迫害。他们并非是在拷打或威逼下才说谎的。他们本应挺身而出，声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然而相反，却诬蔑他们。但人民相信他们，因而也就相信了谎言。他们的表现令利季娅震惊，于是她写了《人民的愤怒》，戳穿谎言，并亲手把文章交给美国记者。《人民的愤怒》很快便在##广播了。文章指出，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了人民的眼睛，使他们丧失了辨别事物的能力。报纸上刊登成千上万的农庄庄员和各行业的工人对这两个人的抗议信，但他们谁也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也不了解萨哈罗夫主张销毁核武器的真正意义，却按着报纸的调子辱骂他们。利季娅举了一个例子。1958年围攻帕斯捷尔纳克时，她乘坐出租汽车外出。司机座旁放着一份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真理报》。年轻的司机对利季娅说：“您知道吗，揭发出大坏蛋帕斯捷尔。”利季娅告诉司机，他不姓帕斯捷尔，而姓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伟大诗人，不是祖国叛徒。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司机火了：“不管姓帕斯捷尔还是姓帕斯捷尔纳克，还不都一样。您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不看报，竟说这种话？”司机气得连小费也不要了。被谎言毒害的百姓又能怎样想呢？
    利季娅以往流传到国外的作品都非出自自己的意愿，只有《人民的愤怒》是她主动交给外国记者的。《人民的愤怒》激起作协极大的愤怒，于是1973年12月28日利季娅被召到作协莫斯科分会。分会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在办公室接见她，儿童文学作家梅德尼科夫在座。理事会书记传达了十天前儿童文学部会议的决议，六名与会作家一致要求莫斯科分会理事会开除利季娅作家协会会籍，接着念了每位作家的发言记录。发言水平不高，没触及利季娅的“要害”——在国外发表《人民的愤怒》，反而更多地谈论她的家庭。如有人说利季娅同父亲关系不好，因为性格太坏。利季娅对不邀请她参加会议提出抗议，并一一驳斥了那些作家的发言。
    这次谈话是作协的一次演习。理事会书记仍希望利季娅承认错误，写出检查。没想到利季娅态度如此强硬，讨论开除她的理事会就不能不召开了。利季娅接到通知，1974年 1月 9日到作协第八会议室开会。这是开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一群朋友陪同利季娅来到第八会议室门前，他们也都是作协会员，但守门人不许他们进门。他们向主持会议的诗人纳罗夫恰托夫请求旁听，但遭主持人拒绝。朋友们请求允许进去一个人陪同利季娅，因为利季娅是半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视力极差，他可以照顾她，但仍遭拒绝。于是利季娅抱着夹着一摞白纸的木板夹、放大镜和泡沫塑料吸水笔走进第八会议室。指定她坐的位置光线很暗，她拿着放大镜仍不能看不能写。她只好转移到光线充足的窗台上，把随身带的东西也摊在窗台上。
    出席会议的有二十至二十五名理事，他们精神抖擞地坐在主席台周围，做好战斗的准备。主持会议的诗人宣布开会。先由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介绍利季娅的情况。他通报了去年12月18日儿童文学部通过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建议。接着介绍了12月28日他和梅德尼科夫同利季娅的谈话经过。他说利季娅承认《人民的愤怒》是她亲手交给外国记者的。他罗列利季娅的罪状：
    1966年支持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位作家；
    1967年写出《致肖洛霍夫的公开信》，该信被外国电台多次广播；
    1968年著文投寄《文学报》——反驳抨击索尔仁尼琴的文章；
    1968年支持金兹堡和加兰斯科夫等作家；
    1969年致电苏联作协理事会，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
    在国外发表《索菲娅·彼得罗夫娜》等两篇小说。
    “我们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她的公开信和她的小说，并根据作协相应的章程对她进行处理。”理事会书记结束了开场白。接着是大会发言。这些作家，中国读者多不熟悉，除重点发言人外，我只用男作家和女作家表示。
    男作家一：我很难发言，请同志们原谅。利季娅的表现令我感到悲痛。不久前新西伯利亚市一个少年向卫兵开枪，这太可怕了。这是收听利季娅等人言论的结果，根源便是《人民的愤怒》。同志们原谅我，我太激动，讲不下去了。
    男作家二：《人民的愤怒》，她以人民的名义表示愤怒，您是愤怒人民的代表？
    利季娅：相反，我在文章中强调，我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不代表任何人。报纸先“组织”名人对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表示愤怒，后“组织”劳动人民表示愤怒，模仿的愤怒。这是可怕的游戏，因为会引起真正的愤怒。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男作家二：您的文章蔑视人民，蔑视工人、汽车司机和农民。现在谈谈索尔仁尼琴。我们有幸读过他写的反苏的、充满君主主义思想的作品，可您却站在他的立场上。您临终前还追求这种廉价的名气。
    利季娅：为什么临终前？我还没准备死呢。
    男作家三：我想向大家指出，她带着事先写好的答辩到这儿来，你们瞧那一大摞纸！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早商量好了，并排练过。我支持儿童文学部开除利季娅的建议。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对人民和作家的诽谤，是对我们政权的诽谤：仿佛政权和人民之间横亘着一道墙。这是对以科热夫尼科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诬蔑。她写道：“把科热夫尼科夫放出来攻击索尔仁尼琴。”同志们，狗才“放出来”呢，可科热夫尼科夫不是狗，而是人。
    利季娅：科热夫尼科夫当然是人。狗不会写文章，既不会真心真意地，也不会怀着特殊的目的把读者引入迷途。
    男作家四：《人民的愤怒》是一篇诬蔑文章，结尾处有明显的威胁。发表这种文章的人不仅不配做作协会员，也不配做苏联公民。
    男作家五：一想到利季娅姓丘科夫斯卡娅，心里便难受。我脑子里怎么也不能把她同丘科夫斯基连在一起。
    利季娅：您这样崇敬丘科夫斯基，报刊上诬蔑他的时候您在哪里？
    男作家五：萨哈罗夫是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但在政治上是可怜的自由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一肚子夙怨。可您为什么？嫉妒他们在西方的名声？索尔仁尼琴充其量不过是二流小说家。他在国际市场上搞反苏言行投机，为自己挣产业。他哀悼沙皇。
    利季娅：没法听您胡说八道，竟说索尔仁尼琴投机！他什么时候哀悼过沙皇？在《1914年8 月》一书中，他把沙皇写成微不足道的人。微不足道的沙皇和一群无用的将军断送了整个军队。
    （会议主持人提醒利季娅不要打断别人发言，将给她发言时间）
    男作家五：由于苏联政府的努力，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但阶级斗争尖锐了，反苏言行越来越猖獗。反苏言行在西方得到优厚犒赏。您以为 BBC能使我国人民离开正确的道路？您不过是为反苏宣传机构提供材料的可悲的供应商。我支持儿童文学部的建议，必须把利季娅开除出作协，并通过报纸向广大读者公布。
    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
    （大家齐声称赞丘科夫斯基，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人民心爱的作家。利季娅分辨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声音）
    利季娅（对社长）：您完全可以表现出您对丘科夫斯基的敬仰，您所领导的出版社哪怕再出他一本书也好呀。他死后出书很困难。他论述契诃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书，他的回忆录，他为成年人写的书，早已绝版，读者已无法读到他的书了。
    巴尔多：我们热爱他，怀念他，他教导我们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为召唤人们做好事。我保存着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夸奖我的诗，向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凶狠。您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娅，善良些吧。
    利季娅：丘科夫斯基是不记仇的人。用不着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对您的诗的看法。您的诗同他的诗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诗来自民间文学，您的诗另有源头。他客观地评价您的诗，特别称赞您朗诵诗的本领。他感谢您在他组织的儿童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可您却以怨报德。    1930年在《文学报》上刊登的抨击民间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开信上有您的签名。1944年抨击丘科夫斯基的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把他军事题材的故事称为“招摇撞骗者荒诞不经的鬼话”。他立即被召到作协，是为了保护他？不，我国作协从未保护过自己的会员。《真理报》说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庸俗化。作协主席团同样严厉批评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时我问他谁表现得最恶劣，他说巴尔多。
    巴尔多：我不明白，难道就不能批评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评了他一个故事。
    利季娅：有人认为批评是科学，也有人认为是抒情诗，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协主席团支持的那篇文章，最坚决支持的便是巴尔多，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为批评，而是官僚主义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的事真骇人听闻。她抱着敌对的态度到这里来。巴尔多如此真诚地对她说了那么多动人的话，她却把反苏言论强加给巴尔多。我们都被巴尔多的话打动，可她却吹毛求疵。反苏主义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动旗帜，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是反苏分子。
    利季娅：我早想弄清“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这两个概念确切的含义了。这两个概念变幻无常。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写告密信被看成是“苏维埃式的”，很短一段时间为从地狱归来的人安排工作是“苏维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进监狱的。“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如此含混不清，变化无穷，就连您，社长同志，这方面的大行家，有时也会弄错。1962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写1937年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时你们认为这篇小说是十分“苏维埃式的”，因为它揭发个人迷信。可几个月后下了命令停止揭发个人迷信，我的小说又被否定了。你们马上在书里发现错误，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维埃式的”了。现在小说在国外出版，便成为“反苏的”了。
    社长：您的小说从未被出版社接受。我们只预付您20％的稿酬（社长说这话时脸不红，利季娅后悔没当场用法律文件戳穿他的谎言）。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利季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人民对她只是牲口。瞧这儿是怎么写的（社长翻《人民的愤怒》）：一按电钮他们立即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苏言论，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她这篇文章的结尾公开号召暴乱，威胁我们：人民起来造反，把我们通通扫除掉，可我们还在这儿开会讨论。
    （突然，社长出了什么事，利季娅看不清楚，只见他一只手捂住胸口。但她听见大家说的话。有人说，社长，您别激动，您有心脏病，她不值得您激动。利季娅口袋里装着治疗心肌梗塞的药，但不敢递给社长。有人说，您记住，用不着激动，我们是战胜者的国家！我们拿下了柏林！何苦为一篇小文如此激动呢？）
    利季娅：用不着激动，社长同志，我的文章里没有号召暴乱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号召暴乱，而是呼吁停止有意欺骗读者的虚假宣传。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同志，请您读我文章的结尾。
    （斯特列赫宁读了，但剩下最后一句没读）
    利季娅（喊道）：您没读完，请读完最后一句。
    斯特列赫宁读道：这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这种结果。
大会发言结束，主持人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念发言稿）：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和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早已把我同读者分开，不再版我的旧著和不出版我的新书。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你们不再版我写的关于米克卢霍—马克莱、赫尔岑、十二月革命党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论文和《在编辑实验室中》一书——于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许在发行量少的书中援引我的话。现在你们连这一点也禁止了。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后，你们中断了在《家庭与学校》上连载的我回忆父亲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在国外广播后，你们从回忆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忆录。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残酷的年代，你们制造了诬蔑人的“丘科夫斯基习气”。想想1944年某个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时你们维护过丘科夫斯基吗？恰恰相反，你们加剧对他的迫害。可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那时尤金只能作为一篇恶劣文章的作者载入文学史，如果他能载入的话。你们那时应保护丘科夫斯基不受尤金的攻击，现在却保护他不受我的影响。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托尔斯泰说过：“话语是心灵的瑰宝……话语是我们认识的一种神灵。它创造世界。”话语是精神，在你们身上已消失殆尽。话语无法领导，即便长着两只有力的长手。话语在我国已陷入绝境：如有人说话不符合当前的观点，便被宣布为反苏分子；如国外有人批评我国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而心灵的瑰宝岂能被领导？能使用话语令人心醉神迷，能医疗创伤，使人幸福、被揭露和惊扰，但却不能领导它。领导只会给话语造成障碍，阻拦话语，给话语设置堤坝。撤销出版计划中的书，取下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把作家开除出作协，把1974年的出版规划拖到1976年，而把纸张据为己有，大量出版受宠作家的书——这就是在你们领导下所干的事。
    我们国家和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以萨哈罗夫为骄傲。他最先指出拯救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各民族的团结一致。每个人的命运对萨哈罗夫来说都是他亲人的命运。现在所说的“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正是萨哈罗夫的思想，但被歪曲为为个人命运而斗争。
    （利季娅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惊得她手里的稿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下来。她什么也看不清了，把掉下的稿子和眼镜捡起来。发言稿的页码完全乱了，她无法继续念下去）
    利季娅：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你们预言，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必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命名的街道。
    （男作家雅科夫列夫插话说，还会有以马克西莫夫命名的小胡同，引起哄堂大笑）
    利季娅：还将有以作家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利季娅被作协开除了。
    十五年后，1989年 2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 1月 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
    （原载《大公报》200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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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

利季娅——真正的作家

朱正

    我曾经热心阅读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就是不知道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这位作家。不过我想我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呢。这也难怪，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翻译介绍过来的都是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利季娅的作品不为主流所接受，在她本国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怎么可能介绍到中国来呢。
第一个把她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蓝英年吧。在他出版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这本书里，有两篇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那一篇著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这本十三篇文章（连前言）的书里，这三篇占了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
    现在就从她的这篇小说说起。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个寡妇，她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独子科利亚的身上。科利亚也真是个好独生儿子，在学校里功课好，工作了也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研制出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刀具，连《真理报》也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妇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像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的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9年11月到1940年 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 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 1月 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
    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伦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2001年 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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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

朱正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同中国关系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可是，不能不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其实是很少了解的。这种很少了解，主要是因为苏联努力不让别人了解它的真相。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福尔采娃就坦率地说过，苏联的宣传总是“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相”，“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苏联文学也大都是粉饰现实的宣传品：从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苏联呢。
    中国人也写过好些“苏联研究”的书，大抵是编译或转述苏联自己印的那些宣传材料，作者们并不了解多少真情，写，与其说是为了提供知识还不如说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读者乐于接受它们，也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中，苏联寄托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过了许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总会剥落的。苏联的真情实况于是逐渐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当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之后，出现了不少反思这一现象的文章。就我看到过的说，在这方面，写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蓝英年。这一位俄苏文学的教授，从他的本行出发，对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桩一桩事件逐一加以评说。苏联解体，克格勃档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罗斯的出版物中间。蓝英年前往讲学，收集了许多。他写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解密的档案，许多都是中国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不仅是以新的材料取胜，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更显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一篇是讲格罗斯曼的。通过对这一位作家的介绍，人们知道了苏联文学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法捷耶夫以为写得好，可是要发表它，就必须作一些技术处理：一是书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二是不要把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置于中心位置，要添一个人物，是这人的老师，成就更大，并且是俄罗斯人；三是专门写一章歌颂斯大林。作者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小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却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这封告密的长信当作书评在《真理报》发表，不仅使格罗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检讨。
    从这篇文章里，人们还知道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
    这本书不仅仅涉及文学领域，它对于苏联历史的许多方面以及中苏关系都有所涉及。例如，谈到苏联的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职业军人组成的白军纪律比红军要好。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集体化彻底摧毁了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关于中苏关系，这本书就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兵员的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却长期不让说，1957年龙云说了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是可以说了，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就对他说，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在鲁迅生前，曾经有人称他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个说法的，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就是中国人鲁迅”。对于这两个作家的异同，蓝英年用一句话表示出来了：“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对于高尔基，蓝英年指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当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声望，一面又厌恶他为保护知识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对于怎样利用，怎样厌恶的情况，书中都有很具体的说明。
    再说鲁迅。这位有着崇高声望的中国作家，对苏联一直持友好态度，为介绍苏联文学到中国来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译了《毁灭》等长短篇小说，还为神州国光社策划过一种专收苏联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对于鲁迅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蓝英年指出：“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并且指出他也介绍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品，这是确实的。当年鲁迅写的一些关于苏联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他的那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论就论据还是论点看，都大成问题。不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为鲁迅作过一句辩解：“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相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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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

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

朱正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真相。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文汇原创丛书”推出了他的新书《回眸莫斯科》，就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知识和新启发。
    这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先生以西蒙诺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日日夜夜》为例，说：“《日日夜夜》等小说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承担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年代，即遵从中央的旨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旨意，创作出来的，所以不真实，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在《日日夜夜》之后，西蒙诺夫又写了四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候写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对斯大林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了。书中评论说：“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砌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
    费定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鲁迅翻译过他的短篇《果树园》，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却再也没有什么作品了。书中说：“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这一时期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苏联的作家并不全都是这样的，像特里丰诺夫就是位讲真话的作家。1976年蓝先生曾经翻译他的名著《滨河街公寓》。蓝先生说，那时，“回家打开一看，立刻被小说吸引住，但书中所描绘的苏联现实同我脑子里的苏联相去太远了。”书中在介绍了特里丰诺夫另外几部作品的内容之后概括说，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仍是一个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为了改变停滞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红军与白军作战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资本主义，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原地。代价何其惨重！”
    说真话的作家书中还写到了格罗斯曼。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写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沦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这布宾诺夫也算个作家，也出过一本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白桦》，中国还出过译本。可是没有人要看。也许是出于嫉妒才去当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这告密信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没有造成一场大的文字狱。
    讽刺作家左琴科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这样，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击。1946年，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欲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夫便在会上发言反对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抗议的是女作家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作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到了1966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比日丹诺夫时代软弱了不少。讽刺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因为在国外发表作品被捕判刑了。这可不同于当年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那样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一回对这两位讽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向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抗议。由爱伦堡、卡维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领衔的六十二位作家，联名上书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主席团，要求保释两位作家，并指出：“因讽刺作品而对作家审判开了极为危险的先例”。在这里，人们看见了苏联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看见了苏联社会进步的足迹。
    这篇短文，我只介绍了书中谈及文学界情况的点滴内容。全书的丰富内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绍得了的了。
    （原载2004年 9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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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

朱正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应该细细研读的书。
    十年来，写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出得不少，有叙述事件过程的，有分析这事发生的原因的，有不同的角度，更有不同的深度，更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读者也是有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立场和态度的，因此，对于哪些书中的意见能够赞同，哪些书中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就各不相同了。对于阿尔巴托夫的这一本回忆录，读者能不能接受呢？为了确定这一点，不妨照多年前的老规矩，先对作者作一次“政审”。
    阿尔巴托夫，1923年生，1941年至1944年服兵役，炮兵连长，在苏德战争中负伤，立有战功。1943年加入共产党。战后升学，成为历史学博士。曾任《共产党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等杂志编辑和评论员，并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几年。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这就是他的身份。比身份更重要的是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说：“198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带着怀疑和失望但仍然是忠诚的共产党员。”“直到1987—1988年，我仍然相信党的新生是有可能的，党将能帮助这个制度进行改革。”就是到了苏联和苏共都不复存在以后，他还说：“不管国家的现状如何，我不同意说我们的失败已使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终结这种意见。社会主义思想是随文明的发端而诞生的，它过去有，现在仍然有追随者，它有真正的生命力。”看了他的这种表态，我想，我们中国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亲切地叫他一声“阿尔巴托夫同志”了。他不是一个##者，可以放心地读他的书。
    这本书主要是写斯大林之后的四十年。斯大林在1953年死去，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大堆矛盾和问题。这是一宗沉重的可怕的遗产，不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这部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了。在他之后掌权的人都面对了这样一个现实。
    斯大林的问题，斯大林的遗产，最初是以“个人崇拜”一语来概括的。最初揭露出来的是他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那种体制，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造成了深重的创伤。这里只讲一个它在思想方面所造成的后果。阿尔巴托夫指出：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们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们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第 6页）
    在斯大林时期，起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后来则变成了宗教。更有甚者，如果用这一类比来看的话，那么先是急急忙忙地从教徒那里把旧约收回，后来又把新约收回——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有列宁著作的真实思想。留给教徒们的只有唯一的“宗教教科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它的可悲的出了名的第四章）以及“伟大领袖”的文集、小册子、文章和讲演。（第 9页）
    在斯大林时期，恐惧不仅使人们不敢说禁止说的事情，而且也往往不敢想被禁止的东西。（第15页）
    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之一就是不能把社会科学置于宣传框架之外。社会科学的地位被降低到只能充当政策的奴仆，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领导人的每一个新的政治花招，即使这种花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第98页）
    不但在国内政策方面，就是在同外国的关系上，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也是够沉重的。只是他以后的几任继承人大体上都继续执行了他的对外政策，这一点放到以后再谈。
    总而言之，这多年形成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这时，赫鲁晓夫接掌权力，于是历史就将改革者的使命赋予他了。当然，正如阿尔巴托夫指出的，再加上他在权力斗争中的需要，1956年他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那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秘密报告，苏联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改革之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困难的道路。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当天晚上，阿尔巴托夫就知道报告的细节了。是出席大会的弗兰采夫告诉他的。弗兰采夫是《真理报》主管国际问题报道的副主编，著名的埃及学家和哲学史家，担任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还谈到了自己的感想：“我曾经想过，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发生，也应该发生，但我没有想到，我会活着看到这一天。”（第55页）这事迟早要发生，它早已在苏联人的意料之中，岂不是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完全成熟了吗？
    阿尔巴托夫说：
    现在回顾当年，也许可以说，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第56页）
    可是，这改革却十分艰难。首先，在党内，就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最高领导层，政治局（当时叫做中央主席团）中很大一部分成员，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不同意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中也有阻力，阿尔巴托夫指出：“我们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变革毫无准备。很多人过去长期受的教育和灌输就是要他们循规蹈矩，完全按照规定的方法行事；他们不会或者害怕表现任何首创精神，进行任何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和承担任何责任。”（第 190页）“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的老的领导干部在最初不知所措之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极力把代表大会思想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那些郑重地接受二十大并希望走得更远些的人加以惩处”。（第60页）
    还有赫鲁晓夫本人的情况。正如阿尔巴托夫深刻地指出的：“从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和精神素质来看，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产儿’。”（第72页）“如果他不是在自己的某些很重要的信念和素质上以及在自己的性格上成为真诚的同斯大林思想观点一致的人，他不仅无法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而且也可能无法活下来（甚至许多彻头彻尾的斯大林分子也没有活下来，要知道这是事实）。因此，也只有赫鲁晓夫那样一个多少具有这些缺点的人，才能起到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73页）“当然，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推动了革新社会的深刻的政治过程。这是赫鲁晓夫的巨大功劳。但是，要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不了解也看不到其他任务，因此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第141 页）“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对于进行这种揭露的必要性本身是没有理由去怀疑的。可是这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然而，赫鲁晓夫却只字未提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和改革。虽然那时在苏联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显示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当时许多人都已感觉到赫鲁晓夫及其政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空转打滑、毫无作为的地步，虽然他离开了习惯了的斯大林政策的此岸，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彼岸。换句话说，他失掉了人们对他的信任和个人的声望”。（第 139页）
    赫鲁晓夫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这样，就鼓舞了一小撮阴谋分子发动一场政变。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甚至是低能的、弱智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的领袖。阿尔巴托夫说这个人，“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及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个能力弱的人，而许多人认为他是个临时性的人物。我不排除，也正因为这样，政变参加者把他作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担任领袖角色的人，那么别的领导人就会设法寻找妥协人物，尤其是尽可能选能力差的人，而不选被认为是能力较强的人”。（第 154页）
    苏联的这个选拔干部的原则，不但对于最高领袖是如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也是如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如基里连科、契尔年科、波利扬斯基、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索罗缅采夫、格里申、杰米切夫等等，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这些平凡琐碎之辈之所以能够爬到如此之高，在一个伟大强国中占据如此要职，只是由于斯大林专制制度造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罢了。”“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第 331页）阿尔巴托夫痛心地说：“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第 267页）“斯大林个人迷信，如果如实地说，他的残酷的暴政、专制、专断的令人最痛心的后果之一，就是他将国家的未来置于危险境地，其中包括使国家陷于整整几代的软弱无能的领导之手”。（第 163页）
在勃列日涅夫平庸的乃至低能的领导之下，更错过了不少时机。这里只说一件事：那时，世界上正开始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阿尔巴托夫等有识之士多次提出需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免被抛到世界发展的后面。他们向上面提交了一份长达一百三十页的文件。阿尔巴托夫回忆说：“后来我才明白，全部问题在于领导不准备在经济上进行认真的变革，而且根本就不准备解决严重而复杂的问题。呈报的文件正是在这方面简直使他们恼怒，因为他们期待的是某种‘平稳’得多的、圆滑的、宣传性的、满篇好话的东西。”（第 217页）后来戈尔巴乔夫看到了它，称它为“一个有意思的文件”。可是时间白白过去了二十年！问题更加重了。
    阻碍改革进程的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成见。阿尔巴托夫指出：“苏共二十大后形成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党宣布了斯大林活动中的错误和罪行……但与此同时，大家认为，并常常说意识形态本身、列宁之后的社会主义概念和党的路线本身一直是正确的。”（第74页）他还指出：“至于说到较广大的社会阶层，那么在这里改革的经验也雄辩地证明，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和阻力也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说实在的，我国宣传工作几十年，灌输的社会意识——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所有制和社会公正的肤浅的、有时是歪曲的理解——回过头来都打到了改革者头上。因此最先进的经济学家早就提出的那些思想长期以来在社会公正那里简直得不到支持，而往往被曲解。”为了破除这种阻力，他呼吁：“我们必须停止把由官僚们管理的国有财产说成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公有财产。我们必须让私有财产具有合法地位。”（第 296页）
    还有一些人反对改革，其目的不过是害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害怕丧失自己享有的特权。阿尔巴托夫指出：“他们实际是在保卫专制秩序，更精确地说，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第 191页）“特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革命以后，由于我们的困难的生活条件，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特权不仅仅是收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种手段。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上层的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特权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至少是作为生活中不受注意的一个方面，才得以存在下去。”（第115 页）“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第 312页）不仅这样，它不仅当时能够为这个权力结构正常运转服务，还能够为抵制改革、保卫这结构永世长存服务。阿尔巴托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也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了，却并没有让特权收买他的良心、是非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而把它揭露了出来。且看看他的一段描写吧：“高级机关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官方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官方定价为 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他们的餐券到那里去买各种食品，买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第 113页）有的人就因为舍不得失去这些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里可以分做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两项来讲。同中国的关系是个大题目，在这篇短文里容不下，不说了，只说东欧的那些国家。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些国家在我国的积极参与下，甚至是按照我们的意旨，在四十年代末期被迫接受符合我国（要加上：当时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国内秩序。这是我国政策最重大的失误之一。我们宁愿舍弃相互尊重的良好的睦邻关系，热衷于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并对邻国内部事务进行粗暴干涉。当时就付出了诸如柏林、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等等的代价。然而真正受惩罚时刻的到来则是在八十年代末。”（第 360页）谈到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他说：“匈牙利为这些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代价。首先是我们国内已经遇到许多困难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和改革政策被刹住车了。”（第70页）对此，他作了这样概括的总结：“历史证明，一个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之后，留存下来的常常是一片烧焦了的土地，历史上曾有过许多例子说明，在这种专政之后，跟随而来的或者是长时期的社会萧条，或者甚至是国家和社会的解体。的确，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最终牺牲品的不是所谓的东欧卫星国，而是我们国家自己。”（第 4页）
    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只说一个美国。苏美关系方面书里说到的题目很多，这里只提一个军备竞赛问题。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第 279页）“在这个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向美国、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表明，我们要赶上他们的任何新军事计划，有时甚至用两个或三个计划回答他们的一个计划。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情况下，这件事开辟了一条可靠的（主要的是）对于他们没有任何风险的破坏苏联实力的道路，归根到底，通过在无望的军事角逐中的经济消耗，有可能使苏联遭到彻底失败。正是在里根时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构想，制订了军事建设计划，其目的专门在于‘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成为过时的’，他们借助自己的计划，强迫我们在非常不利的、代价高昂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第283 页）戈尔巴乔夫接掌权力之后，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他提出“新思维”，重要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可是已经晚了。
    阿尔巴托夫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还有没有未来。”（第332～333页）
    还有没有未来？这问题提得太尖锐、太可怕了。阿尔巴托夫作为一位高级干部，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当然是力图避免这“没有未来”的结局。为此，他曾经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决策人，都没有结果。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机遇被白白错过，眼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误积累起来，最终出现了他力图避免的可是又是意料之中的结局。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了一种无力回天的痛惜之情。
    （原载《随笔》2002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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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译者的误注

    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提供了许多过去公众不知道的史料，还提出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题目，是近年来最吸引我的书籍之一。译笔也好。译者还加了一些注释，提供了有关背景材料，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可是，正如卷首《译者的话》中说的。“因翻译时间比较匆促，错误在所难免”，确实有注错的地方。
    在第 464页，正文有这样几句：
    “我确确实实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相当不少的著作和思想。我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父辈’，也把社会党国际的杰出的领导人，还有像葛兰西、卢卡契、布洛赫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人都包括在内。”
    对于这里提到的四个人名，译者都有注。其中注（3） 是这样的：
    “（3） 布洛赫（Ernest  Bloch，1880-1959）瑞士作曲家。”
    这显然同正文不相衔接。于是去查工具书。果然发现是误注，原书说的是另一人。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此人是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提出“希望的哲学”。旨在完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在的不完善观点。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1948年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不同于正统的说法，遭到了东德官方的非难，他的著作受到批判，主编的杂志也被封，1961年逃到西德。
    书中提到的四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从正统的眼光看来，又都或多或少有点异端的味道。明白这一点，对正文中的这一段话就容易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的几个人的注文虽然没有错，却有不足之处。例如注 （2）：
    “（2） 卢卡契（Lukace Gyorgy，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18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文化委员。共和国失败后流亡国外，1930年起住在莫斯科。著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哲学史等著作。”
    此人通译卢卡奇，注文中说的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了和正文相衔接，却至少应该补上两点：一、他在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独特的评价，但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他是积极参与者，事件期间任文化部长，失败后被捕，后来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获准回国。
    再如注 （4），马尔库塞，通译马库泽，原注也没有错，只是没有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
    此书重印的时候，以上意见或者可供参考吧。
    说起译者的误注，还可以举另一例。这不是我发现的，是听蓝英年先生说的，那是在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斯大林秘闻》的第 576页上。书上有这样一句：“希特勒在1944年底联合了三巨头”，译者对“三巨头”加注：“指德、意、日。”这就使读者难以理解了。第一，“三巨头”通常是指三个人，怎么会是三个国家呢？至于说，第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并不是“1944年底”的事，早在1941年 9月27日，就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了。再说，第三，到了“1944年底”，哪里还有这三国的联合呢？早在这年的 9月 9日，意大利就向盟国投降，退出战争了。
    原来这是因为没有看懂原文而弄出来的误译和误注。这一句的原意是：“希特勒在1943年底促成了三巨头的联合”，指的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 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德黑兰会议！正文把1943年误为1944年，只是不知道是原本就弄错了，还是译本弄错的。听蓝英年先生说，这书中的问题还不止这一处，就看这一处，也就够吓人了。
    （原载2002年 7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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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蓝英年：拉利萨，你好吗？

拉利萨，你好吗？

蓝英年

    1989年 9月，我应苏联教委邀请，到苏联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汉学系教授汉语。我乍到异邦，很多地方不习惯。吃饭就是难关。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商品匮乏，尤其是食品，副食店货架空空如也，海参崴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教研室主任博洛京娜对我说：“您现在就像瞿秋白当年那样，经历《饿乡纪程》。”
    1989年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能同1920年相比，但比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差得多。进学校饭厅先得排队。我到苏联新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哪位排在最后？”拿着塑料托盘依次排到放食品的台前，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给我一份一份地往托盘上放菜，面包自己取。然后再到收款处算账付钱。饭厅里虽有座位，但早被学生占满，只得站着吃。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吃不到蔬菜。买水果吧，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不是不熟的便是半烂的，都是我在国内不吃的。没有办法，只好去买，可等我下课去买时，早被俄国人抢光了。
    到远东大学后，在我结交的第一批俄国朋友中，便有图书馆管理员拉利萨。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同管理报刊阅览室的拉利萨渐渐熟了。拉利萨毕业于远东大学英语系，人逾中年，风韵犹存。她对我非常热情，甚至允许我把报纸带回宿舍看。有一次我对拉利萨抱怨没蔬菜吃，她同情地望着我，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去看报的时候，她在空罐头瓶里装了半瓶蔬菜送给我。此后她每天都给我带半瓶蔬菜。她不值班的时候，我去看报时，蔬菜瓶压在刚到的报纸上。一连几个月都如此。一个外国人这样关心我，我着实感激。菜不断变化，有胡萝卜、西红柿、茄子还有蕨菜。我原想他们吃什么就分给我一点，但蕨菜并不是俄国人常吃的菜，副食店里虽有，但由于价钱高，无人问津。她家如何吃得起蕨菜？她家的生活状况如何呢？我很想知道。冬去春来，半年过去了，我只知道她有一儿一女，丈夫在列宁格勒美术学院读研究生。
    这时已经有俄国朋友请我做客了。我初次走进俄国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住房条件都很差。多半是两室一厅，但面积很小，约三十多平方米。卧室兼客厅，靠墙摆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白天推进去坐人，晚上拉出来睡觉。连远东大学副校长的住宅也如此。副校长是汉学家，她要到中国曲阜参加孔子讨论会，叫我帮她准备发言稿，所以我到她家去过几次。与其说帮她“准备”，不如说代她捉刀。我把她的一点肤浅的意思用汉语写出来，然后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我一句一句教她念，还替她录了音，她自己跟着录音练。她丈夫是海员，商船上的大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我的学生。他们生活水平比普通教师好一些，因为她丈夫像所有海员一样，从日本贩运汽车。她丈夫喝了酒话多，得意地对我说，他们的船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运回十几辆日本人报废的汽车。日本人要报废汽车还得交钱，他看得出哪个日本人要把汽车开往报废站，便在路上把他截住，请他把汽车开到苏联船上。日本人免了交钱，何乐而不为，而他们得到报废的汽车。由于他有这种本事，船长看重他，船员爱戴他，船员把报废汽车中最好的两辆一辆给船长，一辆给他。他这些话让当妻子的副校长感到难堪，生气了，让他住嘴，可这个二百五不但不听，反而朝她喊起来：“不靠我的汽车，就靠你那点工资，让全家喝西北风呀！”弄得我很尴尬，装作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副校长知道我全能听懂，更加生丈夫的气。
    海参崴（包括纳霍德卡港）是苏联远东最大的港口，海员非常多，所以从日本运回来的报废汽车也非常多。说来奇怪，汽车在日本报废了，可在苏联还能跑上几年。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偶尔有一辆苏联产的“莫斯科人”或“拉达”夹在当中，像天鹅群中的丑小鸭。海员家庭的生活水平比一般家庭好，这从衣着上也能看出来。我的穿戴漂亮的女学生，家里必定有海员。
    我每天都见到拉利萨，也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和其他小礼品送给她，她每次接受的时候脸上都现出惊喜。可她从不请我到家里做客。有一个星期天我不请自去。她住在阿克萨科夫大街，得爬一段山路。我前面忘记交代了，海参崴是座山城，很像青岛。原来是中国领土，1860年被沙俄侵占了。阿克萨科夫大街紧挨着果戈理大街，对面是杰尔查文大街和莱蒙托夫大街。我心里想，俄国大作家怎么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想着他们的作品，想起阿克萨科夫对果戈理的崇拜，不觉来到拉利萨住的地方。门牌没错，就是找不到她的住所。问小孩，他让我往前走，走到围墙尽头就是。我走到尽头，才发现一间地下室。我按电铃，拉利萨穿着旧连衣裙出来开门，见到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客气地把我让进家里，我随着她走下铁扶梯。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大概曾经是仓库吧。看来他们一家四口都住在这里。拉利萨一人在家。她身边有一堆刚采摘回来的蕨菜嫩芽。蕨菜在中国和日本算名贵菜，苏联菜市场上也不便宜。但海参崴得天独厚，周围的树林里有的是。春天采摘它的嫩芽，腌起来，冬天可以吃。拉利萨告诉我，她在別墅（实际上是自留地，每个居民都有）里种的菜，不够一家人吃，还得采些野菜。原来她每天送我的菜不是种的便是采的，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她告诉我，她每月工资 160卢布，丈夫读研究生，只领不多的助学金。儿子读中学，下课后在远东大学做木工，挣几十卢布，女儿到纳霍德卡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很紧。我的工资 500卢布，比她高得多。我知道她这点钱不够用，想帮助她，但不知如何开口。我请她下班后教我俄语，每小时10卢布，每周三次。她听后笑了，说道：“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您的俄语水平我教不了。我还有別的工作。”我好奇地问她还做什么工作。她说每天打扫四个教室，一月80卢布，加起来就 240卢布了。我后来见过她打扫教室。她拎着一桶水，一遍遍拖地板，累得满头大汗。她的心愿很是希望一家温饱，丈夫回来能找到工作，最好在远东大学任教。
    我喜欢钓鱼，常常同朋友们乘快艇到海里钓鱼。鱼群在水下，鱼线要放到25米以下。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群也变化。春天是一种鱼，夏天又是一种鱼。但每次出海都能钓到十几条甚至几十条鱼。我在快艇上认识了谢尔盖，后来成了好朋友。谢尔盖原是军医，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不知为什么复员了。复员后没有工作，只领 250卢布的退休金。他妻子原是音乐学院教师，因耳疾失去工作，在他们住的楼里管理电梯（电梯坏了打电话找人修理），也能挣几十卢布。他们有两个上学的儿子。谢尔盖要养活一家人，一心想挣钱。他同几个同事成立了一家公司，同中国七台河市某公司做生意。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合同：七台河用苹果换他们的鱼。七台河按照合同把苹果运到海参崴，但他们始终没向七台河供应鱼，把七台河坑害苦了。那时中俄边贸互相欺骗是家常便饭。一天我到谢尔盖公司去，看见里面堆满苹果，每人都在吃苹果。谢尔盖见我来马上请我吃苹果，并送了我一箱苹果。他们公司每个人都分了一箱苹果，仿佛苹果是中国人慰问的。除谢尔盖之外，从经理到职员谁也没想过履行合同。只有谢尔盖想以此为起点，慢慢做大。但他不是经理，做不了主，只好同流合污。以后再没有中国公司同他们公司做生意，公司也就消失了，谢尔盖只得另谋生路。谢尔盖是犹太族，犹太男人比俄国男人顾家，谋生办法多。他又做木材生意，向日本出口木材。但苏联政府禁止出口木材，他们便把原木做成俄式木屋，卖给日本。这宗生意也没做下去，但谢尔盖赚了一点钱。总之，谢尔盖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
    我在远东大学交的朋友都不是汉学系的，而是俄国语言文学系和历史系的教师。这与我在中国大学外语系任教，可交的朋友都在中文系和历史系相似。我同这两个系的教师更谈得来。远大语言文学系的老谢尔盖（与军医同名，故加“老”字，以示区別）教授便是我时常拜访的朋友。他比我稍长几岁，是远东大学的著名教授。莫斯科出版过他的书。他住在百年大街，离学校很远，也是两室一厅的小单元。他的书多，本来就狭窄的走廊摆上书架更狭窄了，穿过时小心翼翼。在国内我只在漫画家丁聪先生家里见过这样狭窄的走廊。老谢尔盖的工资同我的一样，老伴已退休，领取不多的养老金。按照苏联当时的生活标准，老两口不愁吃喝。可老谢尔盖仍在別的学校兼课、替报社审稿、在市作协任职，这些都是有偿劳动。有一次我们对酌，我望着他满头杂乱的白发，觉得他有点像贝多芬。他忽然长叹了一声，对我说：“还得为儿孙做马牛啊。”他有一儿一女，都已婚配，女儿离异，成了单身母亲。苏联有不少单身母亲。她们宁肯做单身母亲，也不愿堕胎。老谢尔盖不得不帮助女儿。
    我回国那年，苏联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化，每个公民都领到一张私有化证券。卢布疯狂贬值。从 1美元兑 4卢布，到20卢布，到40卢布，到 200百卢布，到2000卢布……今天俄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金融寡头正是那时候发迹的。我在国内为俄国朋友们发愁，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拉利萨，她是朋友当中最弱的，她丈夫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找到工作了吗？
    五年后，1996年，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苏联已经变成俄罗斯。我先去看拉利萨，她丈夫瓦列里已学成归来，但找不到工作。他原是远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又学了艺术专业，可远东大学不聘请他。不聘请他是有道理的。他的俄国文史知识很肤浅，还爱吹牛。他忽然提出要讲中国文化，拉利萨恳求我跟汉学系系主任说说。系主任同意他讲一次。他讲中国当代作家，在课堂胡说八道，把李先念、薄一波说成高玉宝那样的作家。我给他指出错误，他不但不感谢，反而说：“就您听得出来。”我很恼火，讽刺他是“活着的经典作家。”没想到这家伙听了乐坏了，大声叫拉利萨：“你听听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呢。”拉利萨脸色阴沉，对我说：“教授，您何苦挖苦一个酒鬼呢？”瓦列里曾经是酒鬼，后来戒了。他回来后，家庭担子仍压在拉利萨身上。我想帮她一把，把瓦列里介绍给中国商人开车，从海参崴到绥芬河接送中国人。有一次他接送的是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的胞弟孔德墉。孔先生大概很有钱，给了他五百元，他大喜过望，给拉利萨买了衣服，还把饭店里吃剩的菜带回来，一家欢天喜地。然而好景不长，不少中国商人呆不下去了，对我说：“跟俄国人没法做生意。”撤回国了。雇瓦列里开车的中国商人也准备回国了，我请他把旧汽车留给瓦列里，他慨然允诺。瓦列里便开着这辆车在街上拉客。瓦列里的“财富观”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拉利萨的“财富观”仍是一家温饱。
    这几年谢尔盖都干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在家赋闲，但生活有保障．还买了一辆汽车。他妻子不再管理电梯，因为楼里的电梯早已不能使用。他把我拉到离海参崴几百公里外的原始林。请我吃饭，出手大方，同瓦列里大不相同。我同瓦列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问我的头一句话是：“您有没有俄国钱？”我回答：“有！”他喊了声“乌拉”，马上跟我要钱买啤酒。俄国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步履维艰，不懂得游戏规则，被美国记者称为“狂野和放荡不羁的资本主义”。一些精明人士则利用私有化的机会趁火打劫。尤克斯石油公司董事长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国的首富，原来不过是莫斯科某区的共青团小干部。他看出私有化证券有利可图，便大量收购一般俄国人看不上眼的私有化证券，很快成为工厂大股东，又几次倒卖股票，资产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等金融寡头都是这样富起来的。金融寡头在俄罗斯人数极少，数得出来的只有七位。俄国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只有普通百姓和金融寡头。生活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寡头们有了钱便干预政治，资助杜马中的反对派。霍多尔科夫斯基甚至觊觎总统宝座，向普京挑战。但都不是普京对手，各个败下阵来。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拘留。
    老谢尔盖教授的生活一如既往。女儿不再需要他帮助，他不再兼职。工资六千新卢布，老两口仍能过温饱日子。但要请人吃饭，老伴还要动一番脑筋。
    2001年我第三次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朋友们变化都不大。拉利萨的女儿伏拉达生的女儿已经是小学生了，伏拉达也是单身母亲，并且没有工作。她虽然和父母同住，但同父亲关系不好，经济独立。从她穿戴打扮来看，日子过得并不坏，钱从哪里来的，我感到蹊跷。儿子到秋明油田去了。瓦列里的汽车已变成一堆废铁，无法再拉客挣钱。他为远东大学校长临时写点东西，仍不是正式教师。如校长要访问韩国，他便赶写出介绍韩国的书，其中有几幅插图分明是中国的。拉利萨的家庭负担轻了一些，但仍压在她肩上。她除管理图书阅览室外，有了新工作，替教师同学复印资料。她已步入老年，每星期六还来复印。谢尔盖仍时常请我吃饭，依然丰盛。我问他在哪儿工作，他说夜里给一家商店看仓库，每周去三次，钱挣得比教授还多。他的儿子米沙自费到中国学汉语，也说明他的经济实力。不久前米沙给我打过电话，告我父母安康，并转达他们的问候。
    三年又过去了，我最牵挂的还是拉利萨，但没有她的消息。拉利萨，你生活得还好吗？
    （原载《看世界》2003年第 3期）

ys1937

42、蓝英年：谁歪曲历史

谁歪曲历史

蓝英年

    拜读了张小曼女士的《不能歪曲历史》一文（《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 5月 3日），不知为何马上联想起我同俄国朋友的一次辩论。张女士写道：“如果不是1945年 8月上旬苏联百万大军及时出兵援助，仅仅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能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打败号称百万的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解放东北全境，使蹂躏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八年抗战中杀害数千万中国同胞的日寇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吗？”1995年我在俄国执教，两位俄国记者来看我，谈到哈尔滨经济发展比海参崴快。一位忽然说，要不是我们出于国际主义义务，帮你们打败日本关东军，你们能有今天？接着说了同张女士意思相同的话，只是说得没有张女士那样气势磅礴。我听了老大不快，反驳说苏联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中国人民是感激的，但你们并非出于国际主义义务，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占领了我们的旅顺、大连。另一位说旅顺、大连怎么是你们的，是日本人从他们手里夺走又被他们收复的。并告诉我他本人就出生在旅顺。我同他们辩论起来，从历史上讲俄国如何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日俄战争俄国如何战败，二战后旅顺、大连理应归还中国。他们说有条约，我说那是不平等条约。他们说我们出兵打日本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他们的看法又同张女士的看法相似：“……请苏联红军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在局部问题上作出某些让步，从大局来看不可避免……”不过比她说得露骨。这两位记者代表不少俄国人的观点。我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张女士的文章是反驳马斗全和朱正两位先生的，并说马先生“跟着朱正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马先生的文章我没读过，朱先生的《怎样的天火》我是读过的，现在就看看“歪曲历史事实，断章取义”的是朱文，还是张女士的文章？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今天本已不存在争议，张女士的文章反倒引起争议。她不遗余力称赞这个条约，把它说成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条约。她的这种评价显然与中苏领导人的评价不同，也与中国人普遍的评价不同。“最初提到条约问题，是在1949年 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时候。当时，是苏方主动提出，1945年 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286页）1950年毛泽东到莫斯科签订中苏新条约时，“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指斯大林）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师哲《我的一生》，第 301页）邓小平也明确地对到中国访问的戈尔巴乔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3页）苏联领导人承认条约不平等都有一个借口：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这种借口站不住脚。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先后向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要求重新处理外蒙古问题，均遭到拒绝，不论1945年还是“多年以后”，不论横着看还是竖着看，不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此我不得不同张女士一起温习温习历史。
    1945年 2月 8日下午 3点，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在苏联雅尔塔列瓦基宫讨论太平洋战区的军事行动。丘吉尔到达会场前，斯大林向罗斯福提出对日参战的条件，在远东要有个不冻港，具体指的是大连；旅顺应成为苏联海军基地，由苏联租借；中国长春铁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保持外蒙现状。“斯大林元帅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1—162页）斯大林建议罗斯福总统征得蒋委员长对上述条件的同意。苏联愿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政府得知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非常恼火。但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派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谈判。宋子文携蒋经国等人于1945年 6月30日抵达莫斯科。租借旅顺口是焦点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侵占了辽东半岛。在沙俄和德、法等列强逼迫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索取三千万两白银作补偿。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动了侵占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念头。沙皇说：“据外交大臣收到的情报，英国船只正在靠近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海面上游弋，如果我们不拿下这些港口，那就会被英国人夺走。”于是沙俄“要求中国将整个关东州连同旅顺口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为期三十六年。而且这次租借有些特点：无论俄方还是中方，都未提出租借费的问题。中国政府拒不同意租借”。但俄方以武力逼迫中方让步。“协定于1898年 3月15日签署，中方的代表是李鸿章和张荫桓，我方代表是我们的代办。”（《维特伯爵的回忆》，第106—111页）俄国把日本逼走后，自己侵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日本当然不干，于1904年 2月 8日突然袭击俄国驻扎在旅顺口的舰队，次年 1月攻占旅顺口，把俄国打得落花流水，连舰队司令罗热斯特文斯基也被日本人俘虏了。这对俄国是奇耻大辱。斯大林记住了这一点。苏联作家斯杰潘诺夫1941年写的小说《旅顺口》，斯大林偏偏在1946年给他颁发斯大林文学奖。作家西蒙诺夫写道：“但是1946年斯大林认为，这本书的用处在于它具有极端的当代性，它可以使人想起四十年前沙皇和沙皇俄国所失掉的东西，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国家现在夺回来了；使人想起那时候也像这次战争中的苏军官兵一样勇敢作战的军官和士兵，但是他们在另一种指挥、另一种领导下却不能取得胜利。”（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里的斯大林》，第163—164页）斯大林同样把旅顺口和大连湾视为俄国征服的领土，“收复”领土是他对日参战的目的之一，怎肯归还中国。
    中国打败日本后在中国领土上出现“租借”，中国人民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交代。宋子文不同意苏联租借旅顺口。苏方态度极为强硬，不仅要完全控制旅顺，还要求将旅顺周围一百平方公里以内列为港口腹地，置于苏军控制之下。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苏方同意把“租借”改为“委托”，给中国一点面子，但条约的实质并未改变：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该基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苏联政府在该基地内随意建置该基地之设备；旅顺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其民事行政人员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当局之同意为之。斯大林还要把大连置于苏联控制之下，宋子文与斯大林争执不下，最后在杜鲁门的干预下，达成如下协议：大连市政归中国，但管理大连港口必须任用苏联人，即大连港口主任由苏联人担任；大连要指定码头和仓库租予苏联；苏联凡是出入该港的货物及器材均免除关税。这同占领有什么区別？苏联在旅大也充分表现出占领军的嘴脸。
    丁群先生的《党内抵制苏联大国主义第一人》（《百年潮》1999年第 9期）一文中对苏军在旅大的霸道以至强盗行径多有披露。苏军占领旅大后，zhonggong中央东北局派刘顺元同志任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这可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他又遭到怎样的侮辱呢？“从安东到旅大赴任吋，在火车上，他看到原来是双轨的南满铁路，正在被拆去一边。一列列满载着铁轨、机器和其他物资的火车，呼啸着向北驶去。原来苏联人正拼命地在东北拆铁路、拆工厂。刘顺元心里又嘀咕开了：‘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运走，东北的工业基础不就破坏了？’在火车上，刘顺元还看到一种极不顺眼的现象：车厢里的苏联士兵，看到比较年轻的中国妇女，便吹起口哨，嬉皮笑脸地高喊：‘哈罗素！’有时还奔过去，把中国妇女抱在怀里，在身上乱捏乱摸。刘顺元忍不住骂了出来：‘这是什么红军？是混蛋！’”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抢劫财物，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不少人就是因为对此表示愤慨而被划成右派的。“苏军在东北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妇女）造成很大的伤害，东北所有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到苏联去了，还赶走了大量牛羊等牲畜。”这不是强盗行径又是什么？“高岗简单介绍了苏军在我东北的劣迹，斯大林表示了歉意。”（师哲《我的一生》第 302页、306 页）高岗是1949年 7月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反映苏军在东北的劣迹的，在zhonggong极需苏联支持的形势下，只能轻描淡写地反映一下，但斯大林仍表示歉意。可见斯大林知道的一定比高岗反映的严重得多。
    刘顺元到达旅大后，发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旅大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仍为苏联军队所占领。这里的行政、防务、金融、海关，甚至报纸、广播，全由苏军控制和监督”。虽成立了中国关东行政公署，但任何事情都得听苏联人的，稍有不逊，便被扣上反苏帽子。苏军司令部遇事从不派人到关东行政公署同中国人商议，而是把公署的官员召到司令部去训话。“训话时苏联人高高坐在台上，关东公署的中国官员坐在台下。苏联人要中国官员回答问题或汇报时，中国官员必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先说一声：‘报告，我是关东行政公署的某某某。’”刘顺元心里想：“这不是帝国主义者对待殖民地的一套吗？”苏方制定的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决定必须无条件执行。苏方为抵制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 6月初到大连视察，“宣布立即进行货币改革，并且限定在 5月23日至27日这 5天内完成”。刘顺元向斯大林亲自任命的苏军最高司令官梅尼兹柯夫（应译为梅列茨科夫）陈述货币改革的利害：“采取这种办法，一下子就会把旅大经济活动搞死了，工厂没有流动资金，资本家也会恐慌起来。”梅蛮横地说：“我们管不了这些。”刘顺元要求宽限几天，以便收购一些粮食，现在仓库里存粮不多了。梅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说：“必须完成，一天也不能拖延。”从梅的坚决态度上来看，梅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梅战前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知道如何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由于刘顺元一再同苏军抗争，被苏军赶出旅大。梅事事向斯大林直接汇报，赶走刘顺元很可能是斯大林的决定。所以斯大林记住了刘顺元的名字。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用。我希望今后中苏合作中，不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这便是苏联“委托”旅大的真实写照。
    宋子文与斯大林谈判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管理权和经营权的问题。斯大林说要经营先共有，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中国对该铁路投资极其微小，并已得到偿还。宋子文反驳说：“苏联早已把中东路廉价卖给日本了。”斯大林有意贬低中国修筑中东路所付出的财力和人力。中东路经过中国，中国以筑路租让地的方式向华俄道胜银行投资，租让地总计两百多万垧（每垧合15亩），折合多少卢布说不清，总之不小。筑路的劳力主要是中国工人，他们的劳力又折合一大笔卢布，怎能说“投资极其微小”呢？宋子文说的倒是实情：“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苏联政府在1935年 3月23日擅自以 1.7亿日元的代价，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伪当局（满洲国）。”（《风雨浮萍》第 253页）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有，共同经营，但其经营管理须在苏联人任铁路局长和任监事会监事长的条件下进行。铁路实际上被苏联所控制，苏方又占了上风。
    谈判最关键的地方是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即对雅尔塔条约中的“外蒙古现状应予保持”的理解。斯大林认为“保持现状”即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实际的国家地位。他说：“外蒙古之现状，实际上就是独立外蒙古在1921年业已独立”希望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国家。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呢？“1921年 6月，苏军在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外蒙古。7月6日占领库伦（今乌兰巴托）。恩琴的军队被苏军击败后四处溃逃，恩琴本人被苏军捕获……此后苏军约六千人驻扎在库伦，而蒙军不足两千人。”（同上，第 225页）恩琴是白军首领，被苏军击败后窜入外蒙古，苏军追入外蒙古并占领了外蒙古，并让苏联所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党（1921年 3月成立）组成临时革命政府。1924年11月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独立”是苏联一手策划的。宋子文对“维持现状”的解释是继续维持中国对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主权地位。斯大林和宋子文都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只得回国向蒋介石请示。宋子文返国期间，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乔巴山抵达莫斯科，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午宴，并为蒙古独立而干杯。后来，1946年3月9日，斯大林对乔巴山讲述他同宋子文谈判经过：“我们曾经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那我们就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斯大林把苏联出兵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宋子文返回重庆后，不愿再到莫斯科参加屈辱的谈判，怕背上千载骂名。他请求免去自己所兼任的外交部长，由王世杰接替自己到莫斯科谈判。王世杰也不想承担丧权辱国的罪名，希望在中苏谈判结束之后再上任。蒋介石一定要宋子文去，他和斯大林都是政府首脑，不然谈判不对等。宋子文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临行前蒋介石向宋子文保证，他本人对中苏条约及其后果将负完全责任。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8 月14日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不仅中国知识界惊愕，北平等地学生还上街游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当然也有张西曼那样对条约的热情赞颂者。所以说，“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不同的看法”，并非如张小曼文所说“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对条约确实存在不同的看法。张女士在文章中提到莫洛托夫1945年 4月 5日召见日本驻苏大使，提前一年单方面废止《苏日中立条约》，却未提到张西曼对这份条约与众不同的态度。既然说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就这一条约“恶毒攻击”了张西曼，张女士理应批驳朱正的“恶毒攻击”这才“不能断章取义”。可张女士既没讲明条约的内容，也没写出张西曼对该条约的态度。我不得不替她讲清楚。《苏日中立条约》是1941年 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两天后《新华日报》全文发表。既然“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这份报纸并不难找。条约较长，不引用了，只引用它最后的宣言：
    遵照苏日于1941年 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 4月13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
    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条约”与“宣言”发表后，中国舆论哗然。日本1931年侵占东北后，成立“满洲国”，苏联誓当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当时同样是中国领土。趁中日战争时机，老列强的后代再次瓜分中国。中国救国会的几位领袖发表了一封《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指出条约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在这封由王造时执笔拟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和沙千里等知名人士。张西曼却对《苏日中立条约》“有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苏联因感在远东之孤立，而西方反动派更在加紧鼓励吞灭欧陆的希特勒德国执行‘防共同盟’的十字军任务，为减轻东顾之忧和分化轴心阵线起见，乃于 4月13日与日寇订立一时权宜的中立条约，为期五年。但对援华初衷并不损害。”
    张西曼是站在苏联立场上解释这一“条约”的，所以得到西曼诺夫的绰号。
    对苏德入侵波兰，张西曼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1939年 8月23日苏德外长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协定了瓜分波兰的步骤。该年 9月 1日德国进攻波兰，半个月后便占领了华沙。9 月12日苏联向波兰发兵，占领了根据密约划给苏联的部分波兰领土。波兰第四次被瓜分。苏军俘虏了一万五千多名波兰军官，后来都被枪杀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杀害了四千余名波兰军官，即著名的卡廷惨案。1990年春天，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到卡廷拜谒亡灵，那时我正在苏联执教，在电视上看到雅鲁泽尔斯基和身后的波兰人手持蜡烛在森林中行走。
    张西曼是如何看待苏联出兵侵占波兰的呢？他写道：“苏联的出兵东欧阴谋中心的波兰，是在保卫那原有而被宰割的同胞……以革命的武力来谋本族或他族的解放。就是‘争取和平’的真义。”当今日公众已经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对张西曼的这种“高论”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张小曼女士的文章结尾有一段话：“每个评论历史的人，也应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而不是人云亦云，理当详细查阅历史资料，再做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符合客观历史真实的判断。如果背离历史背景，甚至歪曲历史，那样的结果只会害人害己、误导读者。”张女士是否应对照着这段话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谁歪曲了历史。
    （本文使用了《蒋介石为何向斯大林低头》的部分材料，谨向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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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朱正：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

眼看世界，心想中国——读《冷眼向洋》增订本

朱正

    “冷眼向洋”是一句歇后语，毛泽东有诗：“冷眼向洋看世界”。说“冷眼向洋”就是“看世界”的意思。即使不曾联想到毛诗也可以，从清朝说的“出洋考察”到前些年说的“洋为中用”，都是把“洋”字解释做外国的意思。说“冷眼向洋”，就是用冷静的眼光去看外国。资中筠、陈乐民主编，资中筠、陈乐民、冯绍雷、刘靖华几位合著的这一部《冷眼向洋》，副题就是“百年风云启示录”，就是用冷静的眼光观察20世纪这一百年美国、欧洲、俄罗斯（其中有七十年是苏联）有些怎样的风云变幻，特别是它们的这些成败得失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从主编写的前言中可以知道，全书于1999年 8月定稿，这是20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这世纪之交，有不少人也在思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本书在2000年 4月问世，立刻受到读书界的欢迎，五千部书很快售罄，才几个月出版社就安排了第二次印刷。几年过去了，作者们又增写了一些新的章节，修订了一些旧说，以四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这个增订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材料，也反映出了作者更深入的思考，这就更见精彩了。我想在这里择要介绍一下书中的某些论点。
    谈到20世纪西欧国家和美国社会稳定、没有发生##和革命的原因，书中指出：
    并非是西方国家的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的互相揭短、攻击，客观上也起监督和制衡作用。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
    不久以前，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出版了《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一书（中文译本是2007年 4月出版的），对美国现状有所批评。资中筠发表的书评《另一种主流的声音》（见《博览群书》2007年 6月号），指出：
    在当前美国社会物欲横流，对外不可一世的形势下，卡特似乎有点特立独行，似乎是偏离主流的异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代表的也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事实上在美国社会中这样的批评和反思是很常见的现象，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因为当权者总是很有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当错误越来越严重时，来自各方面的反思和声讨也就越来越强烈，纠错机制就会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希望所在。美国的政治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逻辑，因此面对美国社会的反对声音和浪潮时，不必大惊小怪，当各方面大声疾呼“危机”时，也许正是“转机”。对于前总统卡特的书也应作如是观。
    这篇卡特著作的评论，也可以看作给《冷眼向洋》书中补充的一个实例。
    美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把最先进的科学成就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却更着重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书中举19世纪爱迪生的门罗公园实验室和20世纪贝尔实验室为例，“这说明了有眼光的企业家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决不是急功近利的，不着眼于立竿见影创造财富，但是归根结底将带来更大的财富。”美国的这一条经验很值得我国##门的决策者思考。
    对于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部分的作者资中筠作了一个独特的概括：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一般人都认为既然外交是内政的继续，那么美国对外的种种“不民主”的霸道行为是否意味着它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假的呢？或者倒过来，既然它是民主国家，那么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它自己所说，就是在推行民主呢？对这个问题，作者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简单说来就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美国的内部制度有完整的权力制衡，有弱势群体和平反抗的渠道，而国际上尚无这样的机制，像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和公认的国际准则只有道义上的、软性的约束，没有硬性的权力，所以到目前为止，国际上还是强权政治起主要作用，美国作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就不足为怪了。新版的书中对美国“以天下为己任”的霸权思想的历史根源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原来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诞生，那些呼吁美国独立的思想先驱已经以“改造旧世界”为天降大任了！
    书中第十章“9·11 以后”是这一个增订本中所新增加的。书中说：“本书的范围限于20世纪，详细论述21世纪以来美国内外政策不是本书的任务。”之所以“对近几年的事态作一审视，主要是看它是否造成新的转折，足以修改本书的论点，换言之，促成美国20世纪富强的那些因素是否能继续其生命力，对外行霸权，对内立民主之说是否还能成立。”“9·11” 之后，美国攻打阿富汗，进军伊拉克，还提出“罪恶轴心”，国内政策也大幅右摆。可是权力的制衡和公众的批判仍旧在起作用。美国政府在“9·11”之后采取的那些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都受到了舆论的公开反对，而且日益强烈，有可能促使钟摆回摆。据此，作者认为“9·11”以后的新发展还不足以修正书中原来的论点，从而也反映出了这部著作的生命力。
    在20世纪的这一百年里，世界上变化最多也最大的地方，头一个就数俄罗斯了。沙皇俄国一变而为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再变而为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苏联，后来又变回俄罗斯了。就是在苏联的七十年里，也是戏剧性变化不断。
    所有这些变化又都同我们这个近邻息息相关。多年以来，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普遍关心的题目。《冷眼向洋》的主编和几位作者都谈到了俄罗斯和苏联，发表了好些精辟的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书中这样谈到列宁和斯大林：
    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什么人成为最高领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党全民都能接受他或帮助他的高压统治。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写过的一段话。那是在1998年出版的《1957年的夏季》的结束语中，我就《人民日报》一篇反右派的社论中引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这句话评论说：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则”。意思是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苏联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为过。
    在读了《冷眼向洋》之后，我发觉我这里说的“十月革命之后立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是与事实不符的。书中“从多党并存走向一党集权”这一节中，作者指出：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起草法令，提出在苏维埃中实行‘基础是承认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进行选举’的比例选举制。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情况。”后来怎样走向一党专权的过程，书中作了清楚的叙述和分析。
    列宁在那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大镇压开始之前就死了，因此在一些人的印象（或者说想像、愿望）中，他比斯大林要仁慈一些。本书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档案，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列宁的铁腕。1922年 3月 3日他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
    “以为新经济政策将结束恐怖的想法，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将会回到恐怖，回到经济恐怖。”在这一年里，他还下过这样一些命令：“处死传教士中的为首者”，“对一般神父同样适用死刑”，“必须提出一个名单，几百个这样的绅士们必须被毫不怜悯地驱逐国外。我们可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中把俄罗斯清扫干净。”为了这件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的事，1922年 5月19日他在写给契卡首脑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1921年枪决诗人古米廖夫，就是执行列宁这一系列命令的一例。后来斯大林只不过是循着列宁开创的这条道路走下去罢了。
    书中指出，苏联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而不必过分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这是极有见地的。陈独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说：“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那种认为“是由于史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持这种看法的还可以提到杜威。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说：“虽然他（指杜威）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书中这样对应地提出“个人的因素”和“制度的因素”这两者的轻重主次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当时确实有人宁愿用斯大林的个人因素来解释这一切，以免污损对这一制度的包装。赫鲁晓夫提出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就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全部归罪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煌煌大文也是这样做的，说“决定的因素”是斯大林的“思想状况”。这种从当时宣传的需要而作的文章其实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后来他主持起草新的历史决议，就不得不面对写不写毛泽东个人责任问题。他说：“我们在起草的时候，一开始就下决心不提个人的问题，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等。”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里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这个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就解释了吗？”“没有讲出个道理来”，也就是对他那篇旧文的自我评价。经过几十年时间的淘洗，一切都可以看得更加分明，本书所说，大约可以看作这一公案的定论。应该指出，本书还提出了“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就比只提出理论的、制度的因素要更深一层。确实，在斯大林现象中，是包含了从旧俄（例如沙皇专制主义传统、民族习俗等等）继承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贴上“社会主义”、“苏联先进经验”的标签输出到中国的也不少。
    书中历数了苏联体制的种种弊端。例如描画出了社会结构上所形成的一个“畸形的金字塔”：
    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西方社会的贫富不均状况尚留有一条个人通过奋斗向上爬的道路，在这过程中同时有所创新，为提高社会生产率作出贡献。而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相反。对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而言，尽管形式上宪法赋予无比的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证，也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者和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的上层官僚机构的新的畸形的金字塔。
    这里说得很概括，而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却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阿尔巴托夫也是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对他本人享受过的“特供”（特殊供应）一项，就有过很生动的描写：“当我第一次把我的四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百分之十，而普通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阿尔巴托夫还指出：利用这些人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促使他们乐于服从上级，与上级保持一致，因此“特权一直是保持极权统治的有效工具”。
    苏联自从建立的时候开始，即以输出革命为自己经常的任务，出钱出人，到世界各地去鼓吹社会主义思潮，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取得了成绩，在各国都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可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克星”出现了，这“克星”倒不是敌对的宣传，而是苏联自身的形象，书中指出：“‘反面教员’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
    苏联革命初期的经济困难和生活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理想幻灭，而且使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其不满的人鉴于号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的。”在这里有极大的讽刺意义。
    使同情者感到尴尬的事，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1935年他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同他作了一次一个多小时的长谈。他这一位苏联的同情者向斯大林说，苏联的一些行为很难向外国公众解释，比如不久前颁布的可以对十二岁起的“儿童罪犯”处以死刑的法律，这样的事情要说服自己都不容易，怎么能够去向别人作解释呢？
    矛盾的不断积累，使苏联一步一步的走近了自己的末日。最后败亡的结局，征兆其实早就显现了。书中指出：
    可以认为，苏联败亡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根本无法适应高科技条件下的灵活多样的市场要求和实行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的改革声浪销声匿迹之后，苏联领导阶层已经不指望在改革体制方面有什么作为，主要是靠向世界市场出售原料与初级产品来维持生计。
    戈尔巴乔夫上台，有心振作一番，提出了他的“新思维”。本书评论“新思维”说：“它反映了变迁中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些合理逻辑，也反映了苏联国力衰竭，已无力支撑与西方的全面对抗的现实。”特别是：
    在他那本广为传播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几乎毫不提及在多样化国际社会中俄国本土价值的特色，而是一味地仍然以冷战时与美国对等的超级大国的身份自居。理论创制过程中自我定位不切实际与过于虚妄，表明理论创制者并不清晰自己所处环境与地位的独特性，而对这种独特性的忽略，正是任何转型国家发生动荡的由头。事实上西方的观察家们早就认识到，非但苏联今日已远不是美国的对手，而且迟早将要有一场灾难性的变动。
    亚拉耶夫他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结果事与愿违，终于成了给苏联催命的最后一击。苏联和苏共，就留下了无数引人深思的题目进入了历史。
    本书的“后记——全球化与中国”中说：
    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心中没有须臾离开过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以及它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我们是把世界经验作为自己的参照来看待的。
    这句话很令人感动。我在阅读中，也确实时时感觉到主编和作者们的忧国之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考这些材料和意见来思考中国的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让外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成为我们的财富。

ys1937

44、朱正：后记  

后记

朱正


    这是我和英年兄关于俄国（包括其中七十多年苏联时期）、关于中俄关系文章的合集。
    这本书的来由是这样的：我写过些这方面的文章，自己觉得有几篇还有一点意思，想把它印成一册，只是字数太少，于是想出了找英年兄合作的主意。这方面是他的专门，写得多，请他选出这些篇，这样，一本书就编成了。
    书中所收他的文章，都是据原来刊印的书刊录入，没有改动。我的几篇，即《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两个朋友》，因为写得较早，写的时候没有能够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这次收入本书的时候，我即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中的材料作了一些改写和增补，同最初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已经颇不相同。在修订中，我感到宽慰的是，这些新见到的档案资料使我发现自己原来有说得不足的地方，即据以补充；却还没有发现档案资料表明我原来有什么说错了的地方，需要据以纠正的。
    我们的这些文字当初发表的时候，有人提出过批评，书中末一篇英年兄写的《谁歪曲历史》就是对一位批评者的答复。我却无意于去写答辩的文字。因为我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的见解是极难的事，就比如我自己，决不会因为看了这些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意见一样，也就从来不曾奢望有谁会因为看了我的答辩就收回他的批评。文章发表，有人赞同，我当然觉得高兴，毕竟还有文章知己；有人指批评呢，我也完全尊重他的言论自由，您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介意的，就当没有听见一样。
    朱正
    2007年 9月 3日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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