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荒唐的四个面向政策

姜河月

60年代末，上海在南京市郊建了一个炼铁基地（梅山），该企业编制9300人，其中却有5000人是“四个面向”干部，王洪文的弟子陈阿大，在江湾体育场开会，动员他们当“七十 年代的新工人”，貌似让这些原来的干部去当工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实质是喜欢政治斗争的文革派对知识分子、对异己的一次排挤和迫害。
这5000人来自上海市、区机关，来自公交、财贸、文教、出版、科研、机电各个系统，其中文史哲专业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近2000人。在厂里，衡量他们成绩的依据是挖了多少土方，安装了多少设备，埋设了多少管道，等等。把他们当民工使用还看作是成果，而他们如果从事自己原来的职业------局长、处长、科长、作家、教授、编辑、记者、工程师、设计师、农艺师、会计师，社会效益又是多少呢？
这些“新工人”中有上海县县长刘少林，上海市委农村政治部付处长赵超，市某局办公室主任施明堂，房地局局长秘书俞炳坤，他曾写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后来改编成电影《大浪淘沙》。
“新工人”中原来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的工作安排让人啼笑皆非，搞导弹的在食堂搓圆子，研究潜艇的在驳船上卸矿，研究水力发电的在锅炉房抄仪表，古典文学付教授负责出车间的黑板报，华东电网的总调度当了值班电工，研究海洋捕捞的在沉淀池里打捞矿粉，击剑运动员操作风镐在筑路……烧结厂男浴室的四个管理工，竟是两个著名记者，一个人口学家，一个翻译家。
上海电台的沪语播音员万仰祖，主持的“阿富根话家常”曾红火过，只因节目名中有一个“富”字，就到梅山当炊事员了。
印染公司的工程师是一位著名的印染专家，曾为国家赚回了大量外汇，却到工地上当了茶水工。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上海足球队的队长，后来“中国足球三大后卫”之一的李桂福，曾是62年全国优秀足球运动员，他来基地当了管子工，后来工伤，造成严重脑震荡。中学操场上经常有各厂之间的足球比赛，我们很早就对足球有了兴趣，和这位仁兄是分不开的，他要是不受伤，会是一个很好的足球教练。
著名记者吴星源，46年在南京采访过周恩来，他和冯英子等人曾被誉为新闻报界的四大秘书，他来工地做了浴室管理工。
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盛志明，是国家十级干部，被造反派打成“上海牛鬼蛇神的总代表”，发配来工地当了自来水厂的工人，上三班，抄水表，看水压，清除杂物等。粉碎“四人帮”后，他回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对“四个面向”问题，他曾愤慨地说：“涂炭知识，涂炭人才，涂炭干部，涂炭的是我们国家的命运啊！”
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芭蕾舞的沙金，曾教过祝希娟排演沙翁的《无是生非》，60年代初，她翻译了四十万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技巧》。她来工地做过车工、吊工、生活员，也做过妇女工作。她是我的邻居，她是一个温和的人，好象有点忧郁，她的小儿子比我大两岁，我到他家玩，喜欢看地理知识等杂志。79年梅山影剧院演职工自己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沙金在剧中扮演一个内心复杂、精神压抑、似疯非疯的角色，非常成功。
还有不少，如上海劳动局付局长李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付教授史文清、社会科学院付研究员章嘉琳、上海人口所所长张开敏等都曾是梅山的“新工人”，都曾受到文革派荒唐的“四个面向”干部政策的迫害，那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时代，当权者敢于藐视科学、藐视知识、藐视规律，也敢于与科学斗、与知识斗、与规律斗，当然，愚昧落后也就不可避免的了，曾经的过去我们的社会很愚昧很落后，也还不是太遥远。


（文中引用了王承志的报告文学《炼狱壮歌》资料）

邱晓云

我们单位看门的，一个十六级干部，一个四级工程师，惹得当地人纷纷传说：这家单位看门的都拿两百四-----三十六元万岁的年代，这工资满吓人的。

老木匠

当时这个工程的代号好像叫做“九四二四”，据说是为了纪念九大开幕的日子。

这个项目的“下放”，是当时上海新政府试图一次性解决掉积压下来的干部、知识分子人员政策的组成部分。9424算是比较极端的，在市区也有所谓的“战高温”，把机关人员集中弄到工厂去，只要原来单位没有人想起，就一直战斗下去。

文中提到的史文清老师，后来是我的同事。一生多坎坷，到了80年代又主动要求去**，没想到一去身体就垮了。修养离开很长时间后，调到上海大学去了。

自觉的梦游人

好像那个后来禁书的邬书林也是从“九四二四”那里冒出来的。

姜河月

真巧，俺厂的原“职工”也曾是老木匠的同事。
69年4月24日是九大闭幕的日子，也是该工程开工建设的日子，所以叫9424，后来才改为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