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徐梵澄:跨越中、印、西的大学者

  “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标准。我希望人们都能够与徐先生这样的人生活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许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

  张文江

  《徐梵澄传》
  孙波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一版
  462页, 69.00元


  虽然只在1991、1993年去北京时谈过两个半天,说起来,我也算是当年亲炙徐梵澄先生(1909-2000)并有所受益的人之一吧。近年来,陆续读到了《徐梵澄文集》、《徐梵澄传》,真是感慨系之。应友人之约,略谈一下我对梵澄先生学术的认识。
  梵澄先生自述简历云:“自少至今,未尝离学术界一步,经营任何事业,长期之求学时代也。”(《徐梵澄传》,410页;以下简称《传》)大学者的生命就是他的学问,根据《文集》和《传》,梵澄先生其人其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相当于1909年至1945年,一至三十六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鲁迅(1881-1936);二、尼采(1844-1900)。其间最大的事件是1928年5月,徐梵澄因为听鲁迅的演讲而通信结识,从此预流于中国现代学术,开启了内心的灵明,这是他一生走出独特学术道路的起点。
  研究鲁迅的学术师承,可以追溯于章太炎(1869-1936)。研究章太炎,可以追溯于德清俞樾(1821-1907)。俞樾的座师是曾国藩,他本人私淑的是乾嘉学派的高邮王氏父子。俞樾自同治七年(1868)起,主讲杭州诂经经舍三十余年,门下如吴大澂、张佩纶、缪荃孙、吴昌硕,皆一时之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章太炎。章太炎门下亦济济多士,有黄侃、朱希祖、吴承仕、钱玄同等,而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则是鲁迅、周作人。出入于鲁迅门下的青年,有柔石、萧军、萧红、胡风等,而另外走出学术道路的则是徐梵澄。中国近代学术史此类事例甚多,既反映了社会和学术的激烈动荡,也相合于鼎卦初爻“得妾以其子”之易象。
  在鲁迅的鼓励和帮助下,青年徐梵澄翻译了数种尼采,成为中国尼采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从1935年翻译《尼采自传》(ECCE  HOMO,即《看哪,那么一个人!》)开始,他陆续译出了《朝霞》(1935)、《快乐的智识》(1939)。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了《苏鲁支语录》(1936),以前鲁迅、郭沫若仅翻译了部分,至此第一次完成了全书。尼采是西方富于激发力的思想家,全面理解尼采,不仅要关注尼采在中国,还要关注尼采在西方。徐梵澄《人间的,太人间的》译者序:“正如在旅行的长途中偶尔发现一两片小标志,指示前人曾此经过,则当能更有勇力前行,而且突过以往的限度。”(《传》,90页引)深入研究尼采,必须研究他的古希腊图景,除去众所周知的以外,还需要注意两点。一、尼采以为古希腊哲学是前无古人的独特现象。这虽然是哲学史家的共同之说,但仍应注意古希腊和巴比伦、埃及文化之联系。二、尼采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划界,采用的不是前苏格拉底,而是前柏拉图。此与哲学史家之说不同,涉及他的判教,可以深入追究。
  此一时期,可以辨析的还有两件事。其一,他的小学地理老师是毛泽东(《传》,11页)。这是徐梵澄传奇人生的开始,应该视为同乡关系的巧合(徐是湖南长沙人),对他的学术走向没有实际的影响。徐梵澄自述:“我一生得力于两位老师,一位是启蒙的老师,一位便是鲁迅先生了。”(《梵澄先生》,23页)这位启蒙老师应该指的是王闿运(湘绮)的再传弟子(《传》,10页),而不是毛泽东。徐梵澄一生的诗文功底当由此而来,尽管也可能导致了部分译品过于古奥。当年《陆王学述》出版前,我曾有幸先睹手稿,记得其中提到“已故毛泽东主席教示”云云,然而出版后变成了“毛泽东教示”云云(《文集》卷一,419页),推想出于编辑的删改。此于全书而言,固无伤大旨,然而于文辞中隐含的对故人的感情、对开国领袖的尊敬,以及读书人的自重身份,也随之消失了(“教示”是特有的敬师口吻,参见《星花旧影》)。
  其二,关于鲁迅晚年和徐梵澄一度意见相左(《传》,97-99页),除了一些生活细节上的误会以外(《传》,70-71页),更大的可能是由于两人处于不同的思想阶段。此时鲁迅的思想早已成熟,而且主张新的,反对旧的,主张外的,反对中的,正是“五四”那代人的主要立场。鲁迅极力支持徐梵澄翻译尼采,甚至不惜代为校对,所谓“耶稣替门徒洗脚”(《传》,89页),不仅出于鲁迅为社会造才之心,也是因为精神取向的相同。而徐梵澄正欲于此道深入,此时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给鲁迅,就容易被认为打退堂鼓了。师生间的此一错失,就局部而言,徐梵澄确有少不更事之处。然而就整体而言,恰恰因为有此错失,徐梵澄才可能在学术上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此一发展,上承章太炎晚年欲学梵文之心,完成沟通东方民族之间文化的遗愿(《传》,78页),下启他以后进一步衍出和阿罗频多思想的联系。然而鲁迅还是徐梵澄一生之恩师,徐梵澄在晚年写出了充满感情的《星花旧影》,以表寸心之不忘。据说此文的精华被好友冯至担心违碍而删去,留存的其实都是扯淡的文字(《梵澄先生》,74页)。即便如此,在我所见到的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星花旧影》仍然是其中最好的一篇,其精光不可磨灭。
  
  第二时期,相当于1946年至1978年,三十七到六十九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室利·阿罗频多(■ri  Aurobindo,1872-1950);二、院母密那氏(Mira,1878-1973)。阿罗频多是印度三圣之一,其余二人为圣雄甘地、圣诗泰戈尔。室利是尊称,表吉祥等义,与佛教文殊师利(又译曼殊室利)的“师利”意同。阿罗频多早年参加革命,为印度独立而奋斗,1908年在狱中悟道,1910年至琫地舍里隐居四十年,开创了阿罗频多修道院,对印度现代思想贡献巨大。徐梵澄1945年底参与中印文化交流,至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1949年因政府中断资助,于1951年转入阿罗频多修道院,从而开启另外一段生命历程。院母密那氏是法国人,其兄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她1914年到印度主持院务,修道院规模由此渐渐扩大。二人思想完全一致,在风格上阿氏雄强阔大,试图建立综合瑜伽的新体系;而密那氏似更直见性命,体贴入微。
  徐梵澄入院时,阿罗频多已去世,他见到的是院母密那氏。他们交流用的语言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不存在障碍(《传》,208-209页)。此一情景我完全相信。在我有缘遇到的学术界人物中,梵澄先生是其中沟通障碍最少之人。我的强烈印象是,他能完全听得懂你,即使他的话中夹杂着湖南口音,即使你表达得并不怎么好。梵澄先生善于倾听,并且时常呼应,和他谈话,有如沐春风之感。在此我想记录的倒是一个例外。我曾经问起他一位也是长居印度并用英语写作的佛教人士,先生没有回答。多少年来我一直思考此事,于此逐渐有所领会。虽然我的领会不一定对,但是对于此路学问的认识,确实因此而加深了。
  徐梵澄由于“母亲”的欣赏,在学院单独建立了华文部。他不但受到了生活上的照护,而且获得了精神上的激励。“母亲”说的“我和你在一起”(《传》,216页),可以认为是加持或加被(《文集》卷四,40页)。徐梵澄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七年,完成了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
  
  第三时期,相当于1979年至2000年,七十到九十一岁。此一时期试抉出两个关键词,一、奥义书(约公元前700-前500);二、陆王(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1472-1528)。徐梵澄于1978年末归国,游子返乡,正值景运方新,心情一片舒畅。此时他已年届高龄,来日无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努力做,赶紧做,其他一概不管。”(《传》,435页)鲁迅晚年在上海临终前说:“要赶快做。”(《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师生之间,其精神一脉相承。
  为什么选取印度的《五十奥义书》(1984)?因为这是印度系列之始。本书是他一生翻译和学术生涯的顶峰,徐梵澄被称为“当代玄奘”即由于此,在归国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亦始于此。犹忆此书出版时,我还是学生,得书如获至宝,多买数本以送人,促成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转折。
  有了此书,于印度系列的进路已完全清晰:古代著作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今人著作为阿罗频多、密那氏。为什么将古今分为两段?因为《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和阿罗频多、密那氏,两者还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后者蔚为大宗,但是还可能存在其他解释。《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之下,以《薄伽梵歌论》完成衔接,因为阿罗频多在狱中读《薄伽梵歌》而见道(“《薄伽梵歌论》手稿小引”,《文集》卷四, 24页)。辅之以《瑜伽论》,此外还有《瑜伽的基础》和《瑜伽书札集》。最终以《神圣人生论》殿后,此书为阿氏生平巨制,辅之以《社会进化论》和《周天集》。具体理解或可由《母亲的话》入门,当年甘地曾读之,曰:“此乃滴滴甘露也。”(《传》,204页)
  为什么选取中国的《陆王学述》?因为这是中国系列之终。徐梵澄1988年出版《老子臆解》,1994年出版《陆王学述》,由此贯通古今,完成相应的中国系列。《老子臆解》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的解老最佳作,徐梵澄在归国初参观马王堆可能有所感发,而内容酝酿于胸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梵澄先生》,31页)。《陆王学述》是为中国思想寻出路的有为之作,“中国本土之哲学,只有这一套最觉得声弘实大”(《文集》卷一,405页)。1992年,徐梵澄谈起自己可以传世的著作有三种,《五十奥义书》、《薄伽梵歌》,此外还有《老子》(《梵澄先生》,69-70页)。这里试图再增补一种陆王,因为可能是梵澄先生的思想归宿。徐梵澄译介印度典籍,并非单纯为了引进,其目的是为了中国。他曾经说:“印度是个大国,中国也是个大国。印度可以不懂中国。可是,中国不能不懂印度。”(詹志芳《琐忆徐梵澄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梵澄先生选择陆王,和当代提倡宋学者不同,主要是取其和精神哲学的相应。而且和阿罗频多比较,先生似更倾心于陆王。我不能确定此一印象是否正确,姑志于此,以俟识者辨之。
  在印、中两大系列以外,梵澄先生于学术尚有其他进路。其一,著有《希腊古典重温》(1988),他由早年的尼采,经阿罗频多《赫拉克利特》(亦即《玄理参同》),至此上溯希腊。其二,试图校勘《圣经》,已开始做准备工作,最终未能完成。其三,他还向西方介绍“孔学、小学及中土所传唯识之学”(《文集》卷四,170页),用英文写或译了不少中国文化典籍。论者称许他为跨越中、印、西的大学者,真实不虚。
  
  行文至此,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徐梵澄传》278页提到,在“母亲”去世后,院方想收回房子,梵澄先生略略无奈。然而,这些人不是“母亲”的继承者吗?不是也在修习“无上知觉性”吗?此类情形,日常生活中往往可以遇到,在学术上怎么理解?《传》247页提到“不愿看某些人的嘴脸”,275页提到“他们也巴不得他赶快回去”,370页称“可是他们却压下来不给发表”,世界真的是按照理想进化吗?其理论是否还有无法说明之处?
  此外,《徐梵澄文集》的编纂花了极大努力,有功于天下后世。但有一处稍存可议,即第四卷从原书抽出序跋单独编辑,这样做虽然方便了检索,而且有先例可循,即《鲁迅全集》1981年版把古籍、译文的序跋编为专集。然而将原书和序跋分割开来,在阅读时也可能有所损失。
  最后,我愿意抄录《传》中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1990年,二十年前曾经在印度担任徐梵澄助手的一位美国姑娘,写信告诉徐梵澄的邻居,梵澄是她一生最为惦念之人:
  遇到了他,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是我衡量自己的标准。我希望人们都能够与徐先生这样的人生活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能认识到许多事情是有可能存在的。(《传》,256页)
  对于一个人而言,在我看来,这是梵澄先生所能得到的最美好的赞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