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文化本位社会”视角看深圳城中村

章星球

原载南方都市报深圳时评(12月14——《一千个理由也不足以让城中村维持现状》，有删节，上个完整版。



“文化本位社会”视角看深圳城中村

章星球　



陈宏文章《城中村并不是深圳的耻辱》，我想其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城中村不是深圳原住民的耻辱。陈宏的文章，着眼于城中村对深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贡献而论，毫无疑问，城中村为数以百万计深圳寻梦者解决了创业之初的居住问题，令即使如王石这样的房地产大腕，也对曾为自己提供居住方便的城中村心存感恩，足见城中村的确不是深圳的耻辱，而是成就深圳辉煌的基石。如果没有深圳原住民自发的建楼热情、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庞大廉租房市场，来深圳创业的拓荒牛们只能住进由政府计划供应土地的高价房里，很难想像深圳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必须承认的是，城中村又确实缺少规划、存在“脏乱差”、“握手楼”， “亲嘴楼”等诸多问题，与所谓“国际花园城市”形象有所不符，而城中村的反对者们也很容易从中总结出“严打严管”的理由来。然而，造成城中村种种负面形象的主要责任却并不在深圳原住民。从历史经验看，城中村的种种负面问题恰恰是政府一轮又一轮“严打严管”政策造成的，诸如“一户一栋”等限制从一开始就不利于城中村以社区模式发展。实际上不止“城中村”，改革史上，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的种种“黑市”都证明，任何市场如果遭到政府的扭曲后都必定是以畸形的方式发展。设若政府一开始不是打压，而是采取积极引导、合理规范的政策，我相信深圳的“城中村”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幅景象。所以，如果城中村真的是一种耻辱，那绝不是深圳原住民的耻辱，而只能视为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


城中村“不是深圳耻辱”或者“曾是深圳荣耀”，都不足以成为城中村维持现状的理由，城中村改造或“升级”才是真正的主题，问题材只在于“怎么改”。而今天的城中村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蛋糕，政府利益，开发商利益，原住民利益、住房消费者利益，错综复杂，如果仅仅将视域局限在维护某一阶层利益上，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宏观的视野来为各阶层利益寻找结合点，而城中村问题就自然上升到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高度。



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社会，就自然接受了相应的道德价值体系，因而也就拥有了相应的价值判准。因而，在奴隶社会，主流道德对奴役现象就无法作出恶的判断。同理，在物质主义的当下中国，当物质利益已经上升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时，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在官员、房地产商、消费者和原住民之间，到底哪个阶层的利益更具道德正当性，事实上任何阶层的代表们都是那么振振有词。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人不能仅仅是物质享受的人，还必须是文化的人，社会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本位的阶段，而必须向文化本位的阶段前进，经济活动的重心应该在满足了国民的基本需要后转向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主。当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占据了社会经济的较大比例时，我们可以从如下香槟塔得到直观的认识，那将是一个高度繁荣而又结构稳定的社会，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本位社会。附图:香槟经济塔
文化本位社会消费结构.jp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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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里，富有阶层将不再依赖于豪宅别墅名车来表现他的成就，而是会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提升生活品质，显然这将导致财富之流大幅撤出房地产市场，转向新的竞争领域，人们会在精神文化消费方面开始新的攀比和竞赛。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精神资源是相对无限的，当富人将消费竞争转向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并且国民在消费价值观上普遍崇尚低资源消耗、高数字（货币）水平和高文化含量的新型“高消费”时，整个社会将自然而然的趋向和谐，而经济增长将获得质的提升。

但是，遗憾的是，在深圳，这种新消费文化潜在的弄潮儿们——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的中青年一代却大多蜗居在被我们称为“城中村”的出租屋内。因为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他们消费的家居物品诸如电器家具等基本是以二手货和假冒伪劣产品为主，床是睡一年就可以扔的，电视是老式的地下工厂组装货，衣柜是折叠式的。本应是消费时尚领导者的中国青年，连香槟消费塔第三层的滋味都未尝到，更遑论实践文化本位的消费伦理、主导精神文化消费潮流？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就必须让租住在“城中村”中的青年创业者们尽快结束租住状态，拥有自己的房子，只有让他们多数拥有了住房，中国人享受性的物质与文化消费需求才会真正开启，内需驱动型经济才成其为可能。显然，面对这样的社会发展目标，一千个理由也不足以让城中村维持现状。改造和升级，从一堆拥挤的火柴盒变成井然有序的小区，才是城中村合理的未来。深圳城中村能否成为未来的荣誉，也就取决于这一改造工作的成功与否。



但关键是谁来主导这一改造工程，如果这一改造由政府垄断，我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当前中国的“商品房”市场因其核心元素——土地由政府计划供给，决定了这一市场只是建立在计划体制的根基上，相反，“城中村”作为这一计划供给体制的主要竞争体、反而显示出更多市场品格，甚至可以说，城中村才是未来中国房地产真正市场化的原动力。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城中村改造和升级的主动权交到村民们自己手里，让“城中村”变成“城中花园”，政府仅提供标准和质量规范，近年来，深圳南岭、宝安等地的小产权房社区建设证明了村民们是完全有可能把城中村建得和商品房一样宜居舒适的，政府不应该阻止这样的改革突破，而应该予以鼓励和规范，让这些社区建得更好。



深圳乃至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急需向内需主导转型，而深圳城中村改造有可能对此作出历史性贡献，假如深圳政府能够高瞻远瞩，对城中村进行合理规范和疏导，大力培育这一新的住房市场，城中村自会成为深圳原住民和深圳政府新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