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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老程
是整张120×60cm，但较薄，厚度仅1cm都不到，如给收购的人大概这张桌子50元都不值。我带回来一块整板厚樟木，大小也有上述的，厚度在1寸以上，有些变形，但经处理能搞平整，当时化10元买来，两年前因装修房子，寄在小区仑库里被偷了。虽我也派不上用场，但它跟随我转辗多地，已有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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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四：给盛气凌人的人一点颜色看
      又是涉及司机的话题，当时交通不便，我看到司机非常头痛，不求他有时真不行，求他又不愿失去自己的尊严。我做到尽量不去求，若万不得已要去求则先试之，看看不行早些退出，免得使自已陷入大怒的状况。
      然而，大怒的状况还是发生了。
      有一天我到县里出差，在卫生局里看到有一辆地区卫生局的救护车正在装木料，想必他们是买了木料带回去做家具的。我打听到他们正好要回去了，途中必经X公社，我想大家是同一个系统的人，就试探着请司机带我一下，并挑明我是公社里的医生。其实带人若有难处，只要好好说，我也是个知趣的人，不会太勉强。不料此司机却骄横狂傲，出口不逊，惹得我太难堪了，我强压怒火，心想你等着瞧吧！
      出了卫生局，正好赶上班车，我先于那辆救护车到达X公社，即奔木材检查站，向那里的值班人报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装有木料，很可疑。检查站有两位50来岁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原“四野”的退伍老兵，东北人，豪爽义气，这点事本来就是他们的责职范围，因此他们就严阵以待，我就等待这出“好戏”的上演。
      不一会儿，救护车到了，停下来接受例行检查。平时一般看到救护车，也都不仔细检查，稍作停留即放行。可今天却不一样，要开车门检查，驾司员慌了手脚，又递烟，又陪笑，又点头哈腰地说了些好话……检查者一脸严肃，不吃这一套！问道：“木材哪里买的？请出示发票和林业局的通行证！”司机傻了眼，跺脚也没有用，因为他拿不出木材通行证，结果车上所有的木材全部扣下。山区的木材属国家控制采伐、控制外流的物品，出县境的道口都设立检查站，凡手续不全的一经查实即予以没收。这件事，估计后来通过县卫生局补办了通行证，才将此批木材放行，但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
      这件事算是让我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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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五：人心思变
      时间过得很快，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已闯荡了六、七年了。因为工作需要，有些下放的干部也陆续被调回原单位，毕业分配下来的人，凡有点路子的也已远走高飞了。我们卫生院就有一位男医生被上调至地区人民医院。在这种形势下，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会有所盘算：难道一辈子这样干下去吗？难道让我们的下一代也永远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下去吗？父母年老多病谁来照顾？而我的父母亲在上海一头也正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问题的症结是：能去哪里？假如有了去处，这里肯放吗？
      这两个难解的题目最终都是由我父母亲帮助下解决的。我现在回忆起这些事，觉得自已太幼稚，虽已过了“三十而立”之年，但却无从找到解开这两大难题的钥匙。
      那个时候不敢妄想调入上海，因为调入上海的户口一直处在冻结状态。我们只能退一步，采用迂回的策略，即先行进入上海的周边小城镇后再说。方向确定后，我父母联系亲朋好友，希望他们能牵线搭桥，助一臂之力。婚姻是调动理由中最具说服力的硬道理，但对于当时的大学生来说也并非一件易事。当时谈对象最吃香的是解放军，接下来是工人，革命干部。在江西当时流传着一句骂大学生的口头禅是“×毛灰大学生”，意即没有用的大学生。而对于我来说，除了是个“×毛灰大学生”外，又是在农村基层工作的赤脚医生，并且还多了一个患有肾炎的难以启齿的疙瘩。一桩终身大事，假如向对方隐瞒自已身体上的瑕疵，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是浙江W市人，从小在上海学习长大。W市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离上海也不远，因此我家一致认为调往那儿是最理想的事。那么第一步首先要在那儿确立恋爱对象，此路才能走下去。从现在的角度来说，我的学历及身貌“硬件”应尚属可以吧，但在那个年代还是很难“推销”出去的，加之自信心差，主观能动性缺乏，因此这件事也一直拖着并无着落。家乡的姑妈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帮我在W市N镇物色了一位姑娘，是一个小单位的出纳，牵线后正值过年回家探亲，顺便去家乡相互见了一次面，彼此也没有多聊什么，说好以后通通信，了解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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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六：调动之事悄悄地行动了
      其实我这次回去过年，身负一个重任，即要去老家相亲。在我动身之前，发生了一桩使我感到两难的事，W公社卫生院女中医W，她向我表达了爱意。这爱意说突然吗是有点，但也应属情理之中。因为卫生院几个大学生中，只有我俩是单身，她一直沉浸在父亲不幸身亡的悲痛之中，而我陷入了病痛之中，两颗受伤的心难免不会产生相怜之情，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呵。另外她人比较老实，易受人欺侮，而我暗中经常会给予一些帮助，平时也看得出她对我的好感。当时，我是一个患有难治疾病的人，她既然知道此事，还能勇敢地表露这个心迹，真使我十分震憾！但一想到，如果在此成家，调动一事岂非泡汤？真是两难啊！我带着这个矛盾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回到上海，这个难题又抛给了我的父母亲。一般来说，由于受到共同生活的熏淘及遗传因素的作用，子女的性格很多方面与父母会十分相似，我们家也是逃不出这个规律。父母亲也觉得处理此事很为难，对于W医生不嫌我有病，这点也使我父母亲产生了感激之情，并认为应十分珍惜；但一想到正在启动调动之事，突然出现这一幕将会使调动变得更为困难和渺茫，又感到十分为难，真是莫衷一是。考虑再三，我父亲最后还是倾向于与W建立恋爱关系，要我不要太顾忌回沪之事了，并要我与姑妈介绍的人，礼节性的见一次面。因此，后来只写了一两封信之后就断了关系。
      1975年前后，分配在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在蠢蠢欲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呵，都在为自已能“挪窝”而作不懈努力。在这种背景下，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也在千方百计地想着要“挪窝”，而作为婚姻为理由的调动方式，已无法采用，只能另找他法。
      后来通过亲戚关系，联系到浙江W市A县能接受我，我真是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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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七：遇到了拦路虎
      浙江W市A县，地处浙西北，是一个美丽富饶而风景秀丽的地方。A县我虽未到过，但它是我出生之地W市下属的一个县，那儿的有关部门欢迎我调往并答应给我安排到县城的笫一人民医院工作。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我激动不已，万感交集，兴奋得夜不能寐，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自从踏上工作岗位后，我从来都没有这样高兴过！
      但我想，这样的好事会否被这里的有关权力机关搞砸呢？心中不免掠过了一丝担扰。我在这里工作已经7年之久了，自已也有了一个社交圈，很多“官场”中的潜规则也略知一二。毕竟经过几年的历练，也有了些长进。我与一些知心朋友商量此事，理出了必须通过的层层关卡：第一步是公社卫生院领导同意，第二步是公社领导同意，笫三步是县卫生局同意，笫四步是县人事局同意，第五步是县委分管医卫系统的常委签字同意。如此五大关口，要层层通过难度是非常大的，几乎是不太可能的。据我分析，卫生院、公社这两关做些工作也许能通过，但后三关却力不从心了。
      我与W医生恋爱关系确立后，为了调回老家，我说服了她，暂不能结婚。为了让她放心，我通过公社里的朋友，私下办了一张结婚证（不是假证，那时也没有假证），各持一本，以表达我“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态度。但不能公开，安其心而让其等之，实出无奈。这些工作都在悄悄地进行着，但县里的三个拦路“虎”经试探后，得到的信息却是“虎威”森严， 关卡很难逾越
      说也奇怪，国内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校毕业生分配到Z县，连县医院那样的“小庙”都无资格进去；生了病要他们照顾一下，希望留在县城的卫生院工作，他们也是敷衍推诿，拖延不办。而现在我有了去处，他们还是不肯爽快放人。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权力大于一切的专制主义多么可怕，每每回忆到这里，心中难免升起一股怨火！
      有人给我出点子，必须与这些人搞好关系，使用“柔术”，要学会磨的工夫，另外要借助来自他们上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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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八：母亲在关键时刻出手了
      调动之事暗中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但县里的三只拦路“虎”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如坐针毡，心头辘辘。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上海方面却传来一线希望。
      我母亲就职于上海一家钢铁厂，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厂，是厂中最早的女职工之一。她待人乐善好施，虽无职无权但受人尊敬，大家都亲切地叫她为L大姐。就在我调动陷入僵局时，我母亲突然想起了厂中的一个同事，文革前已调往江西某单位担任领导。这一发现如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将此想法告知厂领导并请求给予帮助，厂里也知道我家的情况，对此也深表同情。有两位我母亲的同事自告奋勇，愿前往江西去找这位领导同志帮助斡旋此事。于是厂方郑重其事地打印了一份请调报告，并以公出的方式让这两位同志出差去江西南昌省城。
     听说，出差的同志一路十分顺当，到了南昌找到了这位领导同志，因为大家以前都认识，一听是L大姐儿子的事，很快就答应与当地有关部门协商办理此事，并让秘书与Z县的上级部门W市地委领导通一下气。为了把事情做得更牢靠，两位出差的同志要此领导修书一封，他们再去W市地区革委会落实一下之后才回沪。
     此事进展程度，出人意料地顺利，简直是一气呵成！不言而喻，原本“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事，至此却转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后办理此事就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只是走程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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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九：手榴弹为我送行
      至此，调动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各个职能部门都开了绿灯，拦路“虎”都已无踪影了。朋友们知道我将要调走，都纷纷表示祝贺。唯有我理论上的夫人W总显得有点闷闷不乐。我走后她当然会感到孤独，生话上也会带来了许多困难。虽然结婚证已持有，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以大婚仪式为准的，此别对她来说多少还带有些前途未卜之感。我自然对自已所作出的婚姻抉择不会再变卦，但过多的甜言密语没有必要，我也不会说，主要是看行动。
      来时只带了一只旧的皮箱、一床被褥及几套衣服，只是几年下来却增加了许多家具，这可是个负担。我准备将所打的家具全部带走，我相信夫人不久也会离开这里。
      1976年2月某日，约了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朋友C，W公社武装部长Z，还有本卫生院江医毕业的C，晚上到我处一聚，次日我将正式离开这里调往浙江省A县。
      晚上人到齐后，四个男人围坐一桌，点上煤油灯，我从自已的菜地里摘了各样的蔬菜，当然少不了胎椒系列，还买了些肉、鱼之类，虽然只是土法烹制的农家菜，谈不上珍馔佳肴，但尚属丰盛。我依次在各位的杯中斟满了谷吊白酒，向兄弟们表示感谢，拜托他们今后对我夫人多加关照……我们从傍晚吃起，一直吃到了深夜，北京C及Z部长两人放开豪饮，我与同事C不胜酒量，只略酌相陪。大家趁着酒兴，真是无话不谈。到后来，两位豪饮的朋友都醉了，北京C突然向Z部长提出要摔几颗手榴弹来助兴一下，为我送行。北京C说，很多枪他都玩过，就是没摔过手榴弹……Z部长迷迷糊糊地说，家中有，民兵训练用的还剩有……这一下让我着急了，我想我好不容易调动成功，你们酒水糊涂地玩真手榴弹，一旦出事，岂非功亏一篑，坏了我的大事！两位老兄走着醉步要去取手榴弹了，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急得我直冒冷汗。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与他们讲了一个条件：去拿手榴弹可以，但你们二位酒醉不能摔手榴弹，这个任务由没有喝醉的C医生来执行（C医生军训时练过）。他俩总算同意了。
      没多时，拿来了两颗手榴弹，四人一起走到一处溪滩边，我们三人都卧倒，C医生不愧训练有素，很规范地先后摔出了两颗手榴弹，顿时在不远的溪滩上发出了两声清脆而响亮的爆炸声。我被这巨响震得浑身热血沸腾，这是多么奇特而又饱含朋友情谊的送行方式呀！
      我清醒地意识到，调动终于取得成功了，这决非是做梦！
      此时东方已吐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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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十：后记
      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就如同天气，时晴时阴时雨，可遇风和日暖，也可遇暴风骤雨。我实录了自己初出茅庐时的一段经历，虽是一个平凡人，但正好赶上文革“上山下乡”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从这一点来说，也算是当时大学毕业生去农村工作生活的一个缩影，因此我大言不惭地说，或许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吧。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虽然在我的青春年华失却了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留下许多遗憾而深感痛惜，但对于我锻炼性格、磨砺意志，以及了解社会、感悟人生都十分有益。可见世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吧。
      人总会在因难的时候得到好心人的无私援助，我在这七年多时间里，每每遇到困难或跨不过坎的时候，总会遇上贵人相助，使我走出困境。因此我感悟到：做人不能太吝啬，助人一把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护、牵挂总是无处不在，但这种体会往往要到自已为人父母时才会更深切地领悟，想要报答父母的恩情很可能已经晚了。在我调回上海不久，父母先后离开人世，他们为抚育、培养子女付出了自己辛劳的一生。
      我是1969年1月去江西Z县，1976年2月调离去浙江A县，我夫人又历尽艰辛于三年后即1979年1月才离开江西Z县与我团圆。
      我的恩人即“傻瓜”的主人老Z、老X之子作为人材引进，于93年调入上海，这其中我是助了他们一把力的，可算是知恩图报吧。现二老随子定居上海。
      好友北京C在我调走后不久调往河北省保定市，在政法战线上工作。
      好友F医生夫妇（介绍我找其父看病的）先调地区所在地W市，后调回上海某市医院。
      同事W公社卫生院C医生后调江西医大附属医院工作。
      ……
      
作者70年代在江西Z县留影

75年在Z县烈士纪念碑前留念
右1县文化馆老Z，右2北京人C，右4作者，右5上海F医生

右1F医生，右2作者，右3北京C

W公社卫生院部分人员合影
前右1中医W，后右1作者，后右4江医C医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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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傻瓜也快乐
看到此画着实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得的？你太有特工的本领了！佩服！当然我很快想起你的来源，其实我很想画一张自画象，这张太不象了！我是在徵求他人意见时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