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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专家：有根据也有些夸张 汪晖：回国后会回应
著名学者汪晖成名作被指抄袭真伪待鉴
本报记者 王晶晶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3-30 [打印] [关闭] email推


     日前，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和《南方周末》上发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质疑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198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名应为《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以下简称《反抗绝望》）不仅文理不通，还存在多处剽窃问题。

    该文随即引发学术界热议，钱理群、孙郁等鲁迅研究专家认为，汪晖的确存在引文不规范问题，但不应算剽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引文只是技术细节，这件事更多的是学术伦理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教授、《反抗绝望》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严家炎3月28日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王彬彬对汪晖的批评有一定根据，但也有些夸张。“如果是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就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对汪晖这个地方的批评是可以的。关于这种问题，我觉得只能由汪晖自己来回答。”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多次与汪晖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他目前正在美国费城参加亚洲年会，无法查阅书和相关资料。但他表示，愿意在回京后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和讨论，回应这些问题。

    学术失范还是剽窃？

    《反抗绝望》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被认为奠定了汪晖的学术基础，王彬彬称之为汪晖的“第一桶金”，该书经常出现在中文系研究生的论文参考书目中。

    据汪晖在《反抗绝望》第二版序中记载，该书写于1986年~1987年间。1988年4月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随即交给出版社出版。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繁体字版。次年，该书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该书的增订版。

    王彬彬举出该书涉嫌“抄袭”的12处共计4000余字，涉及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国学者桑福德·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以及张汝伦《意义的探究》4位学者的5本著作。这12处均集中在论文的第一编第二章的前两个小节（“传统与传统”、“历史与价值”）。

    他称，汪晖的抄袭手法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他无法接受在引用别人文章时不加注释以及“偷意”的做法（指两段字句上并无太大相同，但核心概念和思想一样）。

    中国青年报记者前往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收藏中心，将上述指认内容与《反抗绝望》论文原件进行对照，发现，王彬彬指出的12处问题大部分存在，也有细微出入：

    王彬彬认为抄袭李泽厚》作品有3处，1处句中标注“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1处无标注，但该句前半句（王彬彬未引）标注了“参见”；1处近400字无与李泽厚有关的标注。

    认为抄袭列文森一书有6处，1处汪晖确实用“鲁迅”替代了列文森原文的“梁启超”，但有标注；1处无标注，但该句上句有标注（此二句参考的应是同一页）；1处句式基本一样；3处被认为是“偷意”，无标注。

    认为抄袭林毓生一书有1处，无标注，但有网友考证，此处疑似抄袭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一文。

    认为抄袭张汝伦一书有两处，1处王彬彬称“独立自然段没有冒号也没有引号”，原件显示并非独立段落，且有“参见”标注；1处无标注，原件显示，王彬彬引述该句时开头少了“在伽达默尔看来”7个字。

    “只要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注释、不说明，那就是剽窃，这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说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应该算剽窃。”王彬彬3月26日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这样写道。他还认为，即使那些用“参见”做注释的，也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抄袭手法。“‘参见’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严家炎则表示，“参见”本身就是交待、注明出处，表明了一种渊源关系，不能都当做剽窃来批评。但也有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很多文字基本上相同，“如果是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前后也没有说明交待，用了一段跟别人几乎不差几个字的文字，你说（这部分算）抄袭，我觉得可以说。但是由此否定汪晖的论文，还是不准确的，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还是他自己的。”

    严家炎同时认为，王彬彬指责“偷意”的地方，从严格角度说，汪晖也应该加以注明。

    有学者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严家炎表示，“即便是那个时候，也不能搬别人的东西。对于研究生来说，都应该知道要加注释，如果整段搬是不允许的。但可能（规范）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

    从专业争论到公众议题

    学术问题进入公众议题后，已经溢出学术争论范围，“动机论”再度流行，有网友将此事解读为“南北暗战”和“派系斗争”。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王彬彬文章，而这一问题真正进入公众视线，得益于两周后发表该文的《南方周末》。随即，天涯论坛关天茶舍转载。3月25日，《京华时报》发表《清华大学教授被指抄袭》一文；次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跟进，在本市新闻版和娱乐新闻综合版上刊发相关报道，《京华时报》也刊登追踪报道《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

    舆论迅速划分为“挺汪派”和“倒汪派”。有网友讽刺王彬彬是“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而支持汪晖的则很容易被戴上“你是汪晖的学生吧”这样的帽子。

    据刊发《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的《南方周末》责任编辑刘小磊介绍，大概两周前王彬彬将该文给他，“他当时跟我讲，《文艺研究》星期五进厂，但是到读者手里还有1个星期左右。这个杂志发行量也就2000~3000份，他还是希望也给我们。”刘小磊表示，拿到该文后，他将王彬彬指出涉嫌被抄袭的5本书和汪晖《反抗绝望》几个版本的书亲自对照，还修改了两三处《文艺研究》上不太准确的引文，“核对一遍后，我觉得大体来说文章比较扎实。”

    “局限于圈子里的东西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圈子里的人也不好说话。”他说。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学术争论经过媒体“炒作”后会被刻意放大。“王彬彬这篇文章本来就很长，可能外行人看来觉得很有道理，汪晖就是抄袭。而且这几年学术腐败的事情非常多，读者很容易就把汪晖作为一个靶子，打上一个宣判。”《文化纵横》杂志一位编辑这样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拨打王彬彬的座机均无人接听。他曾表示，不希望学术争鸣成为媒体热炒的两个对立面。“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须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不希望此事成为一个闹剧。”

    涉嫌被抄袭者之一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一向健谈的鲁迅研究专家孙郁表示“没有新的观点了。我不再接受采访，因为这个事情特别复杂。”

    汪晖、王彬彬曾分别因《读书》换帅风波、批评“文坛三户”（余秋雨、金庸、王朔）成为公众人物。值得关注的是，汪晖的“新左派”身份在争论中被多次提及。新浪微博上，ID“傅国涌”说：“新左派代表之一汪晖长期主编《读书》，以故弄玄虚的晦涩语言唬住了不少人，以为那才是学术。这次《南方周末》公开披露他的成名作多处抄袭真相，竟然有教授出来为他辩护。今天之中国大学真是可怜、可悲、可鄙。”同时，也有支持汪晖的人认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南方周末》与“左派”汪晖存在“派别之争”，所以才会刊发此文。

    “媒体只是平台，不存在派别。”刘小磊说。他认为，如果能由此规范“参见”式的注释，这种讨论会更有意义。

    既往不咎，今后从严要求？

    究竟是学术剽窃，还是学术失范，目前清华大学尚未对此表态。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二者有性质的区别，主要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又有程度上的区别，如少量的抄袭、或抄袭的内容本身或在全文中的作用并不重要，一般可作为学术不规范处理。

    针对有学者提出20世纪80年代尚缺乏学术规范、特别是引文规范的看法，葛剑雄表示，这有历史的原因，如老一代学者往往只注意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学术规范方面要求不严；年轻一代缺乏学术规范方面的要求和训练；加上国家急于求成，学术界青黄不接，造成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学风；研究生数量大增，但导师本身不懂学术规范，更不可能言传身教，以至于研究生到学位论文通过时还不知学术规范为何物。“但汪晖论文的背景我完全不了解，不能肯定他的情况是否如此。”

    葛剑雄认为对加强学风建设应“既往不咎，今后从严要求”。他表示，对发生在20年前的一般性学术不规范行为，应以自己认识纠正为主，不必作公开的、具体的批评。如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可对此现象作批评，一般不必涉及具体的人。但对仍在重复或延续错误的作品或人物、对至今有重大影响或仍在引用的作品不在此例。对具体的人和事，重在批评教育，不必要求当事人公开表态。

    “一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只能用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态度来证明，要相信学术界和公众有判断能力，也要相信学术史不是一个人写的。”葛剑雄说。

    据悉，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葛剑雄已就学风建议递交提案，并已立项。

小玉

俺以上两帖全是“剽窃”，呵呵，那些书我都没看过，看不懂。但上面各位的批评我看懂了，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认真的对照过原著，但开骂一个比一个激烈。 ddnessd" /> 12d" /> 12d" />

tian295

清华大学汪晖抄没抄，到底谁说了算？
来源：新快报  2010-3-29   
文章摘要：1月赴美访学至今未归的汪晖，曾通过短信作出公开回应，表示自己没有看到王彬彬的撰文，并称“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被指抄袭》追踪，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抄袭一事爆出后，迅速在学术界和网络上引起热议，而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如何才算是“抄袭”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学术界人士还是众多网友，双方均有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时热闹非凡，众说纷纭。日前，北京又有多名专家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声称汪晖文中确实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定义为“抄袭”恐难成立。

　　多名专家称“抄袭说”难成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采访。三名专家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专家们受访后，王彬彬亦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对上述专家观点做出回应。 （京华时报　欧钦平）

　　焦点一：不够规范还是剽窃？

　　汪著是否构成剽窃？这是本次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钱、孙、赵均表示，因为时代的因素，该书引文确实有不规范之处，但与剽窃是两个概念。而王彬彬则认为，这样的理由“说不过去”。

　　孙郁：这本书在引文方面确实有不够规范的地方，但这属于技术上的问题。不过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要更加注意这些问题。

　　赵京华：王彬彬举的那些例子，80%属于引文、注释不规范，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是道德层面的剽窃。这两个概念要划分清楚。他在最后举的那个例子，汪晖在书中使用了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这本书的一段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这本书写于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严格地讲究学术规范，是90年代以后的事。另外，像“参见”这一注释方法，现在还在用，只要不是整句整段引用某人的著作，可以不打引号，注明“参见”某某书就可以。

　　王彬彬：把这些问题解释为80年代的学术规范和现在不一样，这说不过去。30年代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还引起轩然大波呢，80年代就不要学术规范？只要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注释、不说明，那就是剽窃，这不是规范不规范的问题。你引用人家4段文字只说明了其中3段，另一段都应该算剽窃。而且，你要说80年代不如现在规范，这本书多次再版，最近一次是2008年，这些问题你也没改啊。

　　焦点二：汪晖研究梁鲁不辨？

　　王彬彬在文中举例，称汪晖只是将文中的“梁启超”换成“鲁迅”，便直接把美国学者勒文森解读梁启超的一段话用到鲁迅身上，忽视二人差别，是“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

　　钱理群：我认为这是套用，和剽窃是两个概念。当然，这样的套用，我也觉得是有问题的，这个可以讨论。这说明他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学术思考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那个时候汪晖也就是一个博士研究生，不成熟也正常。

　　赵京华：这个地方是有点问题，希望他今后修订的时候能改一下。

　　王彬彬：他完全套用勒文森解读梁启超的方法来解读鲁迅，这是有问题的。梁启超和鲁迅有相通之处，但鲁迅毕竟不是梁启超，鲁迅不可能成为保皇党。他过分强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过分强调“历史中间物”，会误导很多人。这个今后可以单独写一篇文章。也希望有水平更高的人出来做做这篇文章。

　　焦点三：王彬彬动机何在？

　　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也有人将此事与王彬彬此前对王蒙、蓝棣之等人的批评联系起来。

　　赵京华：王彬彬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王彬彬在文中大谈文风，我恰恰对他的文风很反感。你看他在文中那种冷嘲热讽、那种洋洋得意，让人不舒服，这不利于善意的批评。另外，作为国家核心期刊的《文艺研究》怎么也会发这种格调不高的文章？

　　王彬彬：因为这些事，我给自己树敌还少吗？我吃的亏还少吗？不过我不在乎。有人把一个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审小偷，反而问我扭送的动机，这叫什么道理？

　　链接

　　汪晖“抄袭”事件回放

　　在3月10日出版的《文艺研究》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撰文称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抄袭自己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并将该文命名为《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汪晖存在多处抄袭，并比对列举出其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以及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抄袭手法。

　　王彬彬文章一出，在学术界与网络上顿时掀起了关于抄袭“界限”的热议。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认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但这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他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况且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

　　而1月赴美访学至今未归的汪晖，曾通过短信作出公开回应，表示自己没有看到王彬彬的撰文，并称“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买甘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因工作条件限制，本人上网不很方便，也缺少其他论坛账号，本帖欢迎大家转帖传阅。随意转帖，只要保持文章完整即可。要说明的是：本人离开大学和曾经的“研究”生活已经有了些时候，虽一直关注学界，但在资料采集和整理上难免欠缺条件和功夫。一些豆瓣网友的发言为我指引了线索，几位有条件的老朋友帮我查核了不少资料，历时近两天，所以它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错谬当然全在本人。（浪费了我不少宝贵时间，以后不干这等事了。本文没啥动机，主要是考据癖发作了+一点点学术关怀~）


汪晖《反抗绝望》一书抄袭证据补遗


汪晖的抄袭并不止王彬彬提到的那些地方，豆瓣一个网友已经指出了一个新证据：http://www.douban.com/note/65202440/。抄袭之直白和字数之多都让人替汪晖捏一把汗。当然也看到一个网友为汪晖辩护，说那段话是时代背景材料，人人皆可得而用之。不过我觉得他在使用的时候也还是要小心一些。
另外，我也搜索到一些例证，贴出来与大家共享。我把我发现的汪晖的抄袭证据分成两个类型来讨论：正文抄袭和引文注释抄袭，并请大家特别关注我提出的第二种抄袭方式。接着我又举了两个结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抄袭案例。因为条件限制，差错怕也难免。不管大家持何观点，希望都能够耐心阅读，然后发表意见，以使这篇文章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使用版本：《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与王彬彬的版本不同，不过好像我用的这个版本更常见。】

一、正文抄袭

我没有太细查找，也没有那个条件和功夫，只举一条较长的例证。为了尽可能减少争议，这是个任何注释都没有的例子。

《反抗绝望》第三编第三节《人称与非人称叙事的交织》：pp.390-391
一般说来，叙事模式的划分依据三条标准：故事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是或不是故事中活动的人物。叙述者表达还是压抑他的主观态度、评级等等。根据这三条标准可分出两种六类叙事模式，即第一人称客观（objective）模式，第一人称修辞（rhetorical）模式，第一人称主观（subjective）模式；第三人称客观模式，第三人称修辞模式，第三人称主观模式。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鲁迅的戏剧化小说和心理小说基本属于此类。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鲁迅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多属此类。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明天》与《阿Q正传》就属于修辞模式，叙事过程无论以第一还是以第三人称出现都不掩盖局外的叙事人的态度。——当然，他的态度是变化的，其特点是由客观的或如同传统说书人的那种社会上普遍公认观点的一般评价，转变为主观的或体现作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描写和评论。按照普实克的观点，这两种态度正标志着中国小说中传统叙事模式与现代叙事模式的重大差别，而鲁迅将两者汇于一体，显然体现着小说叙事模式正处于变化和过渡的阶段。

抄袭来源：加拿大学者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米兰娜•杜勒兹乐娃-维林洁洛瓦；或译M．D．维林吉诺娃）Narrative Modes in Late Qing Novels一文，收入她本人编的The Chinese Novels at the Turn of the Cengtu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一书。该文有中译《晚清小说中的叙事模式》，谢碧霞译，载于（台北）《中外文学》，1985年14卷4期，1985年9月，第138-160页。同时收入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3月版。因为没有注释，所以不知道汪晖是否参照了该汉译，好像是没有。为方便对比，以下使用该文汉译。

《晚清小说研究》pp.545-546（英文本pp.58-59）：
【开头这段是我的概括】M．D•维林吉诺娃借用Lubomír Doležel的模型指出了两类六种叙事模式：两类包括“第三人称形式”和“第一人称形式”，每一类又含“客观的”、“主观的”和“修辞的”三种，故总共六种叙事模式：（1）第三人称客观模式；（2）第三人称修辞模式；（3）第三人称主观模式；（4）第一人称客观（旁观者）模式；（5）第一人称修辞模式；（6）第一人称主观（个人）模式。然后她展开了分析，以下为作者原文：

在此六种可能产生的叙事模式中，本文所分析的晚清小说只占三种：
（一）第三人称客观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仅有传达故事的作用，不表达个人的主观态度与价值判断，只执行陈述的任务。但必须强调的是，叙事者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作品缺乏意识形态上的旨趣，只是这种旨趣无法从指定给叙述者的言论中明白地呈现出来，而是透过叙事结构的其他成分（亦即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对照）和风格技巧（如寓意、象征和讽刺）来表达。
【为方便对比，以下插入上引汪晖原文：客观模式意味着叙述者不是行动的人物，不表示主观态度和价值判断，小说的意识倾向必须由叙事结构的其他部分如情节、人物对比来表达，也可能通过风格手段如比喻、象征、讽刺来表达…】
（二）第三人称修辞模式：叙事者不是行动角色，但是，与客观叙事者不同的是，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的主观判断及意见。叙事者主要的陈述作用与诠释作用化而为一。
【汪晖：修辞模式则介于前两种模式之间，叙述者不是活动的人物，但与客观叙述者不同，他可以自由表达他的主观评价和观察，在这里，叙述者的介绍的基本功能是和解释、评论的功能相伴随的。】
（三）第一人称个人模式：叙事者是行动角色，与故事的关系密切，其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反应与批评皆不受限制。在这个模式中，叙事者具有三种作用：陈述、诠释，以及行动。
【汪晖：主观模式则意味着叙述者是参与故事的人物，他具有介绍、解释和行动三重功能，而不囿限于他的主观评价、反应和评论…】

点评：汪晖抄袭本已不对，但直白地抄袭尚且可以传播知识；他在抄袭过程中，又扭曲原文，破坏了作者原义，更不应该。因为从引文就可以看出，汪晖对三种模式的概括其实只是作者对三对模式中其中一个种类的概括，也就是说，汪晖把对六种模式中的（1）的概括同时用到了（4）的头上；把对（2）的概括同时用到了（5）的头上；把对（6）的概括也用到了（3）的头上。如此岂不悖谬？所以王彬彬的一句话放到这里是对的：“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二、引文和注释抄袭

第二种抄袭类型大家关注较少，我这里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即引文和注释抄袭。众所周之，学术著作难免要引用他人的文字，如此必须加注。有时候属于转引，那就需要把转引出处一并标出。而在汪晖的注释中，直接转引出处基本都被省略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反抗绝望》一书有不少英文注释，引自各种英文原版书籍。看到这些，我们想必都会对汪晖博士的博学叹为观止。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汪晖的英文注释，几乎绝大多数引自二手文献，而二手文献本身则都被他删去了。同时被删去的当然是二手文献作者的贡献。最有意味的则是，在2000和2008年的新版本中，在多数情况下，汪晖都会把在二手文献里是用中文书写的原始出处，改写成英文，有时还要改换一下版本遮人耳目【重点参看下面第3条例证】。于是我们完全可以把汪晖的这种行为视作对他直接引用的二手文献作者劳动成果的剽袭，这当然也是汪晖试图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标志。要说明的是，汪晖该著1991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个别地方的注释反而更加规范，标出了转引来源。在新版本中，这些直接来源多数都被删去。不是80年代学术规范缺乏、汪晖才出了错吗？为什么到了2000年代之后，汪晖那里的学术规范反而更加稀缺了？
【注：如果1991年版的注释和2000年版有不同，我会予以说明——差别细微且无关紧要处例外。1990年台湾版和1991年版基本相同， 2008年三联版和2000年版也基本相同。另外，我所用的2000年版本里面的英文注释拼写错误颇多，我已径行改正，姑且认作是编辑之失吧。】
下面举一些例子：

（1）《反抗绝望》P.216：
……它“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忧思”【注1】——这种“忧思”的深广内容当然不是“个人”所能解释的。……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8.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34：
布莱雷东在引用尤纳缪诺的词句之后，这样说道：“根据这些引文，所谓‘悲剧感’是指一种哀愁的性情，亲密地联系着关于死亡和个人命运的优思，此外再没有更明确的解释。凡是缺乏‘意识’的人，就不会有悲剧感的经验。思想或理性都不会达到这种境界。在尤纳缪诺看来，这种悲剧感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的心理状态。” 【注1】……
注1：Geoffrey Brereton: Principles of Tragedy,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Coral Gables, Florida, 1970, p.56，p57，p58.

点评：陈瘦竹的引文共三段，汪晖用了最后一段，所以取了最后一个页码p.58。

（2）《反抗绝望》P.257
解释学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说过：“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抄袭来源：
肖俊明：《当代西万哲学中的解释学》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与哲学史》，1985年第9期：
德国宗教哲学家施菜尔马赫首先把解释学发展成为一门哲学学科。他的解释学来源于先验哲学和浪漫主义。施菜尔马赫从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概念中得到了启迪，发现了解释学的规律，即作者的每个思想与其整个发展过程是关联的。他认为，所有心理思维都含有这样一个基本特征：只有理解整体，才能理解局部，这种理解也是一个循环过程。他指出：“完整的知识包含着一个明显的循环，每一个局部只有根据它所属于的整体才能理解，反之亦然。”【注1】
注1：施莱尔马赫：《解释学》，1977年，英文版第113页。

点评：这个抄袭虽然去掉了直接引用出处，但尚且老实，没有把汉字再转换成洋文。也许是没有找到具体的洋文版本信息吧。

（3）《反抗绝望》P.341
“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 【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67, P643-644)
【1991年版的引文存在于注释之中（p.227）：“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N. Y. 1978年第643-644页)：‘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也没有出处说明，虽然在同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及了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谈及的也完全不是这个注释的内容。请注意：汪晖91年版的注释用的是1978年英文版。】

抄袭来源：
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p.42。
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中说：“象他所观察的宇宙一样，悲剧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剧人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受难。为什么会受到苦难呢？他说：“但是最根本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如果悲剧人物能够说，‘我犯了罪，所以我受难’，或者说，‘他（或者他们，或者上帝）犯了罪，所以我受难’，他的问题就可得到解决，而他那刻骨铭心的苦难也就可以超脱。如果他感觉到自己完全是自由的或者完全是命定的，那他就不成其为悲剧人物。但他两方面都不是——简而言之，他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人，‘世界之谜’。”【注1】
注1：Richard W. Sewall: The Tragic Form(Drama and Discussion, Edited by Stanley A. Clayes, Prentice-Hall N. Y. 1978, p.643, p.644)

点评：汪晖抄袭陈瘦竹的引文和注释的同时，同样丝毫没有提及出处。而且，欲盖弥彰的是，陈瘦竹用的是1978年版（第2版），汪晖在2000和2008年版中把自己的注释改写成了1967年版（第1版）。有人肯定会说了：以汪晖的才华，他就不可能确实自己也看了1967年版吗？这不可能，因为他和陈瘦竹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篇文章的作者根本不是Richard W. Sewall，而是Richard B. Sewall。陈瘦竹是粗心之失，汪晖则是抄袭之失。

（4）《反抗绝望》第一编第二节 P.70：
在他（引注：施蒂纳）看来，“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
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6.
【1991年版（p.29）注释：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第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5页：
最后一段是：
“神的事是神的事业，人的事是‘人’的事业。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是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我是唯一的那样。”【注3】
注3：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6页。（原文为“同上，第6页。”）

点评：同样是让自己更加有学问的转换，从麦克莱伦的汉译本、到1991年版、再到2000年版，转变完成的轨迹清晰可循。

（5）《反抗绝望》P.81：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他（引注：基尔凯廓尔）给“孤独的个体”定义道：
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2】
注2：A. Kierkegaard Anthology, ed. By Robert Breta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340.
【1991年版注释为：《基尔凯廓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抄袭来源：
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p.46：
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克尔凯郭尔给“孤独个体”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人是精神。但是精神是什么呢？精神就是自我。自我又是什么呢?自我是一个与自我本身发生关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自我所处的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它自己发生了关系；因而自我不是关系，而是一个关系把它和它自身联系起来了这一事实。”【注1】
注1：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载《克尔凯郭尔选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40页……

点评：汪晖把原文的1951年版又改成1973年版，欲盖弥彰乎？
【不过在1991年版中，汪晖在紧接下来的引用中标明了转引出处，所以这条例子只针对新版本成立。关于这一问题，下面还会有讨论，请耐心阅读。】

（6）《反抗绝望》P.105：
个体性原则意味着一切外在于“我”的法则的毁灭。施蒂纳说：“任何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我”代替上帝而成为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注3】
……
卡拉玛佐夫问道：“如果没有上帝，一个人岂非什么事都可以做？”——当施蒂纳大胆宣称“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5】时，他没有意识到失去了偶像的世界成了偶然的世界，个体的自由使人们面对着荒诞的、绝望的世界；不再有期待，不再有寄托，每个人都必须独自承担起存在的责任……
注3：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注5：Max Stirner: The Ego and His Own, London, 1912, P496.
【1991年版（p.57）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抄袭来源：
（英）戴维•麦克莱伦（D. Mclellan），《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P.134-135：
……如开头时那样，该书也是从宣称个人的唯一性结尾的：
“我是我的力量的所有者，而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在唯一者中，所有者自己又回到他所诞生的那个创造性的无那里去。任何在我之上的更向本质，不论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唯一性的感觉，而且只有在我的唯一性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它才会暗淡下去。假若我关心的是我自己这个唯一者，那么我所关心的就只是我自己的那个生死无常的创造者，而这个创造者也即是我自己，这样，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我的事业的基础’。”【注1】
注1：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英文版，第496页。

点评：汪晖同样在窃取了别人引文的同时，把别人注释中的汉语转换成了英文，同时舍弃自己真正的引文来源。
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看看一个诚实的学者应该怎样引用：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引用了施蒂纳差不多同一段话（p.249），他的注释是：“转引自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4-135页。”

三、正文和引文注释抄袭之结合

下面这两个是集合了以上两种抄袭类型的例证。
（1）《反抗绝望》P.82：
五个注释（正文不再引）：
注1：Ibid, p. 26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p.48-49】
注2：Ibid, p. 156.【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3：Ibid, p. 218.【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4：Ibid, p. 157.【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0】
注5：Ibid, p. 153.【抄袭自《存在主义哲学》，p.51】

点评：1991年版中这五条注释连标，标注的也是英文1951年版（p.88），但后面加了段“译文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社科版）”。——由此可见，如果辩解说由于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汪晖才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么到了2000和2008年出新版本的时候，汪晖的学术规范怎么反而更加缺乏了呢？1991年版尚且指出译文来自二手资料，之后修订的新版本，反而去掉来源说明，转换成英文赤裸上阵了。看新版本的读者一定又要膜拜大师了。

这五个注释，不仅引文和注释直接抄袭自徐崇温主编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同时把汉语注释转换为英文），而且在注释所属这一段的具体行文上，也直接抄袭了《存在主义哲学》一书。试做对比如下：
《反抗绝望》p.82：
……因此，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作为一位宗教哲学家，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基尔凯廓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这样，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本体论定义，它表示了一个存在着的认识主体和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

抄袭来源：
《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50：
……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中，个人才是人类生存的中心。个人的存在要由自己来选择，这种选择是绝对自由的，是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因此人的内在本质就是自由。他认为，人的这种内在本质是不能从外部客观存在的现实得来的，它只存在于个人的主观意识之中。而“个人的主观意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怀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就意味着学习真理”，所以克尔凯郭尔断言：“主观性就是真理”。“因为我所信仰的真理是在我内部，只有通过我自身显现出来，甚至苏格拉底都不能将它给予我，正象一个赶牲口的人给马增加了负荷，尽管他可以用鞭打来帮助它前进一样。”

（2）《反抗绝望》pp.134-135
历史与价值的悖论关系深刻地体现为：他们对西方思想和价值的追求以深厚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为基础，而后者则主要起源于对西方入侵与掠夺的憎恨。这就形成了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9.

抄袭来源：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p.14：
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则主要是对西方入侵的回应。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价值等差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的献身远超过对于其它价值与信仰的倾心。其他价值与信仰是否被接受，端赖它们是否能够与民族的维护和发展有关，反之则非是（即：对于民族主义的献身却不依靠它能否维护与发展其它的价值与信仰）。”【注1】
注1（p.32）：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p.19。……

点评：
【注：1991年版注释为（p.85）：“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堪布里奇，麻萨诸塞，1964年），第19页。转引自《中国意识的危机》第14页。”虽然1991版标出了转引出处，较2000版诚实，但也难逃抄袭之嫌，因为他并未说明他使用的观点也来自林毓生。】
汪晖这段文字，既在正文抄袭了林毓生（“参见”也没有）；同时抄袭了林毓生的引文和注释，而且把汉译本的中文注释转换成了英文，未对自己的引用出处做任何说明（这个指责只针对2000、2008两个新版本）。
从上面举的例证也可看出，汪晖在《反抗绝望》的后续版本中，本来可以删去或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以前抄袭的内容，使它合乎学术规范，以洗刷“原罪”，但遗憾的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离学术规范更远了。

四、总结（随感）

王彬彬在很多地方都被人群起围攻，那么他的“罪过”何在呢？第一，因为他批评了汪晖的学风道德问题，破坏了偶像的光辉形象——这是王彬彬最大的“罪过”。第二，因为他所揭露的汪晖的抄袭行为牵涉出很多学界论文写作的潜规则，很多学界中人对汪晖做的事情，已习以为常，并曾经身体力行，这时候如果有谁指出这也是赤裸裸的抄袭，难免产生自危感，以致群殴揭发者，好一点的则报之以沉默。要分析前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实在太难，大概要懂得些宗教心理学之类的学问，我知难而退，不说话。下面重点分析后一种情形，虽然我觉得第一项才是王彬彬被围攻的最普遍原因，但后一情形和学界的具体问题更近一些，也便于分析。那么汪晖的抄袭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论文写作潜规则，包括哪些方面呢？
据王彬彬一文，以及其他网友和我的调查，汪晖的抄袭证据确凿，只有理性能力极度欠缺的人才会完全否认。而且，他的抄袭比王彬彬文中指责的还要广泛和严重。但应该承认，从抄袭的内容的性质上来说，汪晖的抄袭多半不是文中的核心部分，多数核心观点应该确实是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的（好吧，这个我不懂，还要请更专业和有公信力的学者来判定）。这种对文章的非核心部分大量抄袭的行为，在学界普遍存在，多数人都不以为意。这是因为多数学者都专注于自己那块狭小的研究领域，对临近领域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涉入能力，于是导致往往直接取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普遍，所以也就随意和安全，剽袭起来没多少顾虑。当然这其中也有区别，有些人剽袭是研究自己专业的必要，有些人则是要炫示自己的博学，以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本。在抄袭方式上，有些人技巧高，有些人技巧低。
说到抄袭方式，汪晖和其他人并无不同。抄袭这一行为，比较笨拙的表现为直接抄袭而不加任何注释（裸奔式抄袭），精明些的则表现为大段摘抄后注上一个“参见”（“参见”式抄袭），更精明的则是把摘抄的内容打碎后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一遍（不隐瞒地说，这几种方式我也几乎都用过，如果风险系数大、时间较充裕的话，会更加倾向于后面的方式）。我们如果把前两种抄袭方式叫做“偷形”的话，用王彬彬所谓的“偷意”来形容第三种方式倒也是恰如其分。对裸奔式抄袭可以说中国学界基本没有多少容忍度（但对汪晖这样的名人或某些有权势的人还有些例外），否则中国学界也太没希望了。而“参见”式抄袭和“偷意”抄袭，在中国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成为中国学术界整体水平落后的表征，如果有人试图破坏这一论文写作潜规则，学界中很多人难免感到自危，担心殃及池鱼，于是破坏者也就要被围攻，起码得不到必要的道义声援。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在汪晖抄袭事件中的表现只能判为不及格。很多学者选择沉默，当然是出于学术上的审慎，或本性不喜公开发言；但学术界的几乎集体失声（在网络匿名发帖或私下谈论不算），和上面提到的原因怕也有密切的关系。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550693/

彼亦一是非

钱理群、孙郁、赵京华应该闭嘴，太臭了，臭不可闻。

周泽雄

置事实于不顾，却掉头质问旁人的动机，这是最乏味的——如果不是最怯懦的话。
学术名头越大，需要面对的学术质疑也就相对越严，这和行政职务越大，需要面对的职务问责越厉，原是一个道理。

自觉的梦游人

钱孙赵三位酱紫说话，怎么就让人觉得惺惺惜惺惺的味道忒浓且重涅？要知道，这在抄袭问题上作惺惺惜惺惺状，可是“学家大忌”哦！

网事情缘

tian295兄，你发的63楼和64楼的帖子完全一样，删除了其中一个，特告。

阿吕

王彬彬：因为这些事，我给自己树敌还少吗？我吃的亏还少吗？不过我不在乎。有人把一个小偷扭送到派出所，你不去审小偷，反而问我扭送的动机，这叫什么道理？
————————————————————————
好！

李大兴

呵呵，为抄袭的鸟人辩护者，混人也。

童志刚

各方面的意见都搬来参考参考。

钟 彪：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转载)

《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刊发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以下简称《学风问题》）中，王彬彬对汪晖在1988年完成、1990年代初出版的著作《反抗绝望》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二是抄袭与剽窃。1汪晖被人批评语言晦涩或文理不通不是第一遭，这一方面王彬彬没有什么“创新”，他在文章中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做汪晖文字的刀斧手，是想表明：非如此就无法撑得起这篇文章。但是改别人的“病句”之所以能够改到《文艺研究》上，是因为他在后面藏了个“杀手锏”，那就是汪晖的“抄袭与剽窃”。这年头，说谁“剽窃”，基本上就是把他置于“千夫所指”的位置，别在学术圈混了，这是一种置人于死地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也因此，需要探个究竟。
　　
　　一 　　
　　
　　王彬彬在文章开头部分说了自己是如何“发现”抄袭痕迹的，即《反抗绝望》整体上比较晦涩，但有时也会遇到几段平实晓畅的话，于是对这种突变产生疑惑，做了查考，最后发现这些话原来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2我刚读这篇文章的时候，的确被这样讲出来的故事吸引了，叹道，王彬彬很神。
　　不过接着读下去，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王彬彬举的第一个证据，是《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一段话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段话之间的关系，开始分析了这两段话的相近之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似乎铁证如山，但是，紧接着王彬彬说汪晖在中间其实做了注释，“提示读者‘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
　　人家已经注明“参见”了，为什么还指人家“抄袭”？且不说这本书成于19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学术界大规模讨论学术规范之前），即使在今天，将“参见”式引用当作抄袭，道理在什么地方？
　　王彬彬是这样论述“参见”式注释与抄袭之间的关系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参见”这个注释用语做点辨析。这里的“参”，乃“参考”之意。做出某种论述后，让读者“参见”某书某文，意思是说：在那本书那篇文章里，也有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读者如有兴趣，或如果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去“参考”一下。当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原原本本地、或搅拌式地剽袭他人，却又做一个“参见”的注释，称之为“掩耳盗铃”，是很恰当的。4
　　为了寻找“剽窃”的证据，王彬彬显然对“参见”做了狭隘化的处理。如果王彬彬给“参见”的注释下的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会成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定义之一。它打造了一台威力达到恐怖级别的辨别仪器，足以把三十余年来无数学者的无数著作都戴上“抄袭或剽窃”的帽子！
　　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参见和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一个学者可以从头垒一座泰山，恰恰相反，合格的学者必须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否则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工作就没办法推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比如，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难道是说必须和康德“英雄所见略同”？相反，凡是宣称自己在参见的时候，都是“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是吹牛，要不就是撒谎。
　　我暂且按照，来扫描一下案头随手可及的几本书，有关“参见”的例子俯拾皆是：
　　一类是，不仅用了“参见”、“参看”或者“参阅”等注释用语，而且堂而皇之地在正文中用引号标注直接引文。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大模大样、原原本本的“抄袭”。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166页这样论述：
　　有学者把《左传》引诗之方分别为“断章取义”、“摭句证言”、“先引以发其下”、“后引以承其上”、“意解以申其意”、“合引以贯其义”等。
　　作者对这一句的注即为“参看杨向时《左传赋诗引诗考》，中华丛书，1972年，64页。”在这里，陈来当然不会认为“参看”只是用来表示“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正文部分也明显包含了直接引用。此处的直接引用提示，所引著作有更详细的论述。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明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34页：
　　梁启超于1897年提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如斯而已。”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见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59-60页。”这里也是用“参看”来表示直接引用。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版）13页：
　　首先，“西学东渐”乃大势所趋，章太炎等人之“救学弊”，至多不过是“扶微业，辅绝学”。
　　作者对此的注释是，“参阅章太炎的《救学弊论》和《国学会会刊宣言》，均见《章太炎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
　　可见，在实际应用中，“参见”和“见”都可用于引导直接引用。
　　另一类是，“参见”等词用于间接引用的场合，但这些间接引用仍然是引用，绝不是王彬彬所说的，“用‘参见’做注释时，就表明自己是独立进行了这番论述，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就表明自己的论述不是对那个作者的‘引用’，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从王彬彬的角度来看，这是“掩耳盗铃式”的“抄袭”：将别人的话原原本本地抄下来，或者抄录时稍作文字上的调整，没有冒号、没有引号，但做一个注释，让读者“参见”某某书。6
　　如，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193-194页：
　　根据童书业的看法，卿大夫分置侧室、贰宗，……这些侧室、贰宗往往有室、有家、有邑、有臣，其后代在春秋战国的地位日渐重要。（引者注：中间省略部分无直接引语。）
　　作者对此的注释为“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153-154页。”
　　又如，罗志田《国家与学术》54页：
　　但庚子前此类“调和满汉”的观念在民间相当流行，后来提倡革命的章太炎也曾同意孔子纪年说，……并写出《客帝匡谬》，公开进行自我批判。
　　作者的注释为“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81-111页。”
　　再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306页：
　　清理这一思想背景，必须在抛弃“挑战—应战”的研究模式的同时，防止过分执著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因而漠视西学的巨大影响。
　　此处注释为“参阅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7
　　这两类用“参见”为引用做注释的情况都非常普遍，这里只是随手举了几例。从这些现象的普遍程度来看，可以从中归纳“参见”一词运用于注释的沿用成习的惯例。目前“参见”等词的习惯用法，既可以表示直接引用，也可以表示间接引用，还可以表示王彬彬所说的“与那本书那篇文章没有渊源关系”的独立论述。
　　王彬彬没有从已有的具普遍性的语言现象中理解词语含义的意识，而且在论证的关键环节给出词语释义的时候，也没有引证对此一词语的权威解释。因此，从王彬彬对“参见”的解释如此偏狭来看，这一认定汪晖“抄袭”的关键依据根本站不住脚。作为中文系教授的阅读积累难道不会提醒他，“参见”的习惯用法其实有多种？像王彬彬这样喜欢琢磨人家的语文水平并且“诲人不倦”的人士，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参见”的其他的用法呢？王彬彬大概已经感觉到自己对“参见”用法的断定并不牢靠，因此在篇章安排上没有把对“参见”式抄袭的指证作为首要的重点。
　　在王彬彬批评汪晖、强调“学风”的时候，他对“参见”一词所做的辨析既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学术规范，没有引用已有的与此有关的讨论（并不是没有），也没有援引此前与此有关的“案例”，没有“回头”看一看至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运用“参见”式注释的大体状况，只是通过他自己的词语释义就确定了一条分辨是否“抄袭与剽窃”的学术规范，而从目前已有（还不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具体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来看，并无王彬彬这种将部分“参见”式注释视为抄袭的明确规定或者惯例。就此而言，究竟是谁的“学风”有问题呢？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在一个批评者开始随意践踏他人的名誉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品格也已经弃若敝履。但是《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对“‘参见’式抄袭”这类与既有的引注习惯存在严重冲突的说法，竟然毫无进一步辨析的意识，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样的纰漏。
　　其实，只是从九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才大规模开始倡导学术规范化。《反抗绝望》的编辑出版正好处于1988-1991年这一段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当时具体的学术规范状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汪晖在该书重印时的对“主要参考书目”的“注”中说：“本书初版时，应出版社要求，删去了全部参考书目。现在这份书目是重新编定的。”8在今天，出版社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这却是常态。不用说《反抗绝望》成稿的1980年代，就是到了现在，中国人文社科学界也不像美国那样有明确的写作格式规定，或者用《MLA 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或者用《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因此目前在论文格式、注释方式、语汇使用上有相当大的混淆，包括对“参见”等词的使用场合或范围缺乏清晰说明，这对治学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也许以后可以制定统一的中文论文格式，并通过不断修订来完善，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格式问题绝不应该成为对学术思想的遮蔽。如果认为八十年代的文章格式不规范，八十年代的文章就都不足观，这就本末倒置了。
　　在王彬彬所指出的例子中，的确存在三处脱注现象，但它们都紧邻“参见”式注释。一是《反抗绝望》第59页“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内容。但《反抗绝望》第59页这一段在结束处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引用，也未注明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的引用。紧接此处的下一段第一句“如果说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治学术还带有极端狭隘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特征”（第59-60页）则给出了注释：“以上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74页。”其中“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还多少停留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圈子内打转”也引自前引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的有关内容。9
　　二是《反抗绝望》第69页“按照列文森的观点，‘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感情上的义务，……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给出注释“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3-4页”。接下来的一句：“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10同样引自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未注明出处。
　　三是《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释为“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紧接着的下一段中的“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反抗绝望》第65页），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179-180页，未注明出处。
　　这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但从上下文的引证来看，作者并无掩盖与前述几本著作的关系的意思，因为在这些段落的前后，作者都曾引及这些书。而且这里的引述主要都是历史背景性的或理论背景性的叙述，是参照性质的，并不涉及作者的中心观点。疏失和剽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王彬彬有意识混淆，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就无限上纲，想要全面否定《反抗绝望》一书，这是无法成立的。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并且发明“偷意”式剽窃法，也是迫不得已吧。 　　
　　
　　二
　　
　　王彬彬认为《反抗绝望》“主要”是抄来的、“偷”来的。而按王彬彬所说，“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名著”，11如果它“主要”来自于痕迹明显的拼凑，如何能在这二十年间蒙混过关？因此，王彬彬要证实自己给出的惊人判断，就要把那些看不出“参见”之类“剽袭”痕迹的地方也贴上“剽袭”的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偷意”。
　　按王彬彬的说法，“偷意”集合了多种“剽袭”手段，“是搅拌、组合、拼凑等手段一齐用”，“在字句上尽量不留痕迹”，这是“最让人反感的”“剽袭”方式，它“在《反抗绝望》中是更严重地存在着的”。12也就是说，王彬彬认为“偷意”是《反抗绝望》最重要的一种“剽袭”方式。虽然他对“偷意”现象的举证只有三处，“偷意”例证的数量与其重要程度并不相称，但“偷意”有着不可替代的妙用：由于“偷意”在字句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因此判断是否“偷意”也就不必寻找字句上的相似之处，有心人可以非常随意地下判断。
　　正因为辨别是否“偷意”带有非常强的随意性，为了保证辨别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为了避免这类判断沦为“莫须有”式的诬陷，就应该想办法为这种没有什么有效凭据的判断确立一些相对明确的标准和规范。如果难以围绕“偷意”确立这类标准和规范，就有必要斟酌“偷意”这一概念的有效性。
　　但我们在王彬彬的文章里看不到任何审慎思考避免随意判断的迹象。王彬彬列出几处涉嫌“偷意”的引文之后，基本不做分析，直接下个“‘意’，完全相同”之类的判断即可，甚至根本一个字的解释都不需要。在《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第134页，我们可以看到“裸奔”的两段引文摆在那里，什么解释或者介绍都没有，甚至连一个“例如”都没有：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第70页）
　　这等见所未见的写法出现在讲究语言文理的王彬彬教授的笔下，的确令笔者拍案叫绝。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写法能比这种“裸奔”的手法更好地显示，辨别“偷意”的基本原则就是“莫须有”？
　　由于王彬彬对“偷意”缺乏清晰界定，他在具体举证时也只有这一处缺乏效力的说明，如果只是跟着王彬彬的臆断来追问他所举的例子究竟是否“偷意”，会一头雾水。首先要看王彬彬提出“偷意”的问题究竟要说什么，这些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缺乏说明、流于臆断的“偷意”在王彬彬给出的“剽袭”分类中反而最为重要，才能清楚他对“偷意”的臆断为什么无理。
　　王彬彬在分析《反抗绝望》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两书的“剽袭”关系时说明了要点。就《反抗绝望》与《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关系，王彬彬如是说：
　　……（汪晖）常常无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区别，把勒文森分析梁启超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套用于对鲁迅的观察。13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4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但是王彬彬只当没看见：
　　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入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入。……15
　　紧接此后的两段，汪晖都对列文森的看法有批评性的对话。难道王彬彬将自己文章的读者都预设为偏听一方、从不翻书、以讹传讹之人？也许《文艺研究》的个别编辑是这类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一个口口声声讲“学风”的教授，“学风”竟然如此低下，也算是匪夷所思。
　　就《反抗绝望》与《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关系，王彬彬说：
　　（《中国意识的危机》）这本书也给予了汪晖很大帮助。《反抗绝望》只在一处引用了林毓生原文，且做了注释，但却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而在真正借助林毓生的地方，则不做任何说明。例如，《反抗绝望》中，用“整体反传统”这一理论，对鲁迅这一代“五四”人物的思维方式进行了论述，而这就完全是对林毓生的学舌。16
　　《反抗绝望》第54页引用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一处原文，但也正是在此处引用之后，汪晖这样分析和对话：
　　（林毓生）这种分析从变动不居、纷纭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某种恒定不变的“同一性”——不是具体的历史内容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因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和中国文化特征的某种途径。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束缚在一个问题上，沉溺于同一的问题之中。不是的。……17
　　王彬彬认为这里“引用得让人莫名其妙”。难道是王彬彬过分沉迷于做“引注规范”的“纠察队员”，只要一看到引注就条件反射式地与抄袭联系起来，以为“非引注即抄袭”，以至于认为只要一引用就必然意味着全盘接受？以至于如果看到别人在引用的同时竟然还表示不同意见，则会觉得“莫名其妙”？
　　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作的人，他这个愿望已经强烈到一个极端敏感的地步：如果他意识到汪晖竟然还在引用前人研究或看法的同时展开批评性对话和讨论，要么装作看不到，要么被刺激到“莫名其妙”。
　　其实，在引述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或观念的时候，有时采用暗引的方式，不交待出处，但因为所引看法在当时学术界众所周知，这种做法是惯例。比如《反抗绝望》第62-63页：
　　这是否意味着，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把实际政治斗争看成不是根本之图，而把文化伦理批判即思想革命置于首位时，他们在思维模式上又回到了传统？
　　汪晖在这里就暗引了林毓生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倾向来自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汪晖在后面的论述是对林毓生这一观点的批评性对话。汪晖在此并没有将林毓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核心观点。而按王彬彬的逻辑，这样的地方应该也是汪晖“偷意”的表现。
　　对于那些被王彬彬指为或者可能被指为“偷意”的地方，有必要放在当时知识界特别是鲁迅研究界的共同知识•和积累的背景中来考虑。这里不再一一讨论。从根本上说，人文学术研究是在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学术共同体中展开的，可以说，任何严肃的研究都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否则，其学术研究的价值恰恰是需要怀疑的。根据“偷意”这样一个极不严格的概念，如果没有步步为营地做注释，那么，几乎所有不做注的地方都可以戴上“偷意”的帽子，则所有的学术文体都会崩溃。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王彬彬对“偷意”的无界限发挥，恰恰是在摧毁学术共同体的基础。这是用诛心之论代替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是以学术规范为大棒，处心积虑、深文周纳，通过攻击别人以谋取自己的声名，其流弊应该得到肃清，“莫须有”的文字狱必须关闭，唯此，才能维护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批评的生态。
　　
　　
　　注释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2同上，第126-127页。
　　3 同上，第131页。王彬彬以类似逻辑指出的例子还有，《反抗绝望》第64页“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一段，注明是对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部分内容的“参见”，王彬彬认为是“抄袭”。
　　4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1页。
　　
　　5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0页。
　　7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18页。
　　8 《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9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第57页；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32-133页。
　　10 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1 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第126页。
　　12 参见同上，第134页。
　　13参见同上，第133页。
　　14 参见同上，第133-134页。
　　15 汪晖，《反抗绝望》，第68-69页。
　　16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见《文艺研究》2010年3月号，135页。
　　17汪晖，《反抗绝望》，第54-55页。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

李大兴

汪晖《反抗绝望》第58至第59页（三联版第121页）：
其次，五四反传统主义以“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思维内容上直接承续了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关于中西文化尖锐对比的精辟分析，以及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学说，但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理解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示。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8页：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又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谭嗣同对封建纲常的沉痛攻击，严复于中西文化的尖锐对比，梁启超所大力提倡的“新民”，就都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

汪晖《反抗绝望》第60页（三联版第122页）：
……那么，康、梁、谭、严等后期改良派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显示了对“传统”的更为彻底的批判和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更为彻底的肯定。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74页：
……应该充分估计到，开始产生了一整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巩固的理论基础，是这一阶段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

汪晖《反抗绝望》第59页（三联版第121-122页）：
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两大主张，尽管其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主张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从洋务派的 “船坚炮利”、“中体西用”，到冯桂芬等人要求 “博采西学”，努力学习资本主义工艺科学的“格致至理”和史地语文知识，从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对内政外交军事文化的改革要求，到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托古改制”，“君主立宪”，总之，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王按：加引号的话为马克思语）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39页：
……魏源……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海国图志》……在这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表现了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外市场中的矛盾而企图加以利用的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则是在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虽然它的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的建议，但这正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各种具体的优劣条件和鸦片战争的实际经验而总结出来的现实办法。由于历史的限制，魏源“师夷长技”的内容和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但重要的是，与当时及以后占统治地位的顽固思想不同，魏源在其时代的可能情况下，最早具有和提供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一种新鲜思想，它具有着新的原则指导意义。尽管“长技”内容随时代和认识的深化而大有不同，但“窃其所长，夺其所恃”的“师长”（“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却一直是以后许多先进人士为挽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思想方向。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57页：
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思维的逻辑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

汪晖《反抗绝望》第二章第二节，题为《重新诠释历史/价值的二分法》。所谓“历史”与“价值”，也是勒文森用来分析梁启超的一对重要范畴。这一节，汪晖这样开头（p68/p134）：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p46）：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汪晖《反抗绝望》第69页（三联版第134页）：
……但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历史与价值的这种内在统一性被无情地撕裂：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页：
……梁启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为这样一个人登上文坛：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

勒文森说：“如果说追求中国与西方平等的观念深藏于梁启超的思想中，那么它也会深藏于每一个近代中国人的——从最保守的到最激进的——文化理论中。”（p10）
汪晖说：“追求民族的独立与平等的意识深藏于鲁迅日本时期的文化理论中。”（p70/p136）

下面，先抄一段《反抗绝望 》 中 的 话（pp61—62/pp124-125）：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

下面看看《中国意识的危机》中的一段（pp49—50）：
辛亥革命以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确演变成了一个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工具，它将中国传统看作是一个其性质是受中国传统思想痼疾感染的有机式整体而加以抨击。这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潜在的整体观，是在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下才形成的。这些因素是：五四反传统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和道德所采取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激愤；他们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操，对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迫切要求；即对建立一个基于新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价值的新中国的渴望；由于袁世凯的无耻篡权和夭折的帝制运动和张勋的复辟（这两者增强了他们要求变革的迫切感）而使他们产生的对整个社会旧邪恶势力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的极度疏远。总之，普遍王权崩溃后所遗留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将五四反传统主义者认为溯源于传统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发展成一种整体观的分析范畴，反传统主义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范畴才形成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pp49—50）

汪晖《反抗绝望》第64页（三联版第128页）：
这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决定作用。
我们再看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175—176页：
……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者还是文本，都内在地嵌于历史性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这一历史性。我们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特殊的家庭和社会的视界，有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我们必然要在传统中去理解，理解的也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理解在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

汪晖《反抗绝望》第65页（三联版第129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意义的探究》第179—180页：
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时，忘了理性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因而也无法看到自己也有成见，自己也要接受权威——理性的权威。启蒙运动在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时，没有看到，理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理性也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自己。归根结底，理性只有在传统中才能起作用……（此处跳过张著引用的伽达默尔一句原话）传统的确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就先于我们，而且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东西。它是我们存在和理解的基本条件。……（此处跳过16行）因此，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分理解对象——文本。……（此处跳过两行半）所以，理解并不是主观意识的认识行为，它先于认识行为，它是此在的存在模式。

网事情缘

有时候想想，抄就抄吧，反正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比较绝望——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但相当一部分实在不抱什么希望了。

南东

我不解一些所谓的自由派在汪晖事件中表现的这么偏激、刻薄，这是更令人担忧的。

周泽雄

南东兄：抄袭就是抄袭，抄袭与门户之见无关，抄袭自成一个委琐山头。
从我来讲，假如朱学勤先生或秦晖先生被指抄袭，我的鄙夷肯定不减分毫，说不定还会更加激烈。
把抄袭问题转化为门户之见，会有转移目标之嫌。我不否认存在一些人，仅仅因为汪晖隶属的门派而加意痛捣，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就好像抄袭真的只是门户问题。
对我来讲，大概只有一种人抄袭，我会选择沉默：我的师长或友朋。——沉默只是恪尽友道，绝非认同，更不会曲意辩护。

南东

周先生我只是汪晖事件的看客，或许这个事件真的很复杂，我无意客观评价，只是不愿看到那种偏激与刻薄的表现，特别是一些自由派，从中更折射出中国人文与现实中的问题，坦率地说对于这种情况无论任何人我都不会大声斥责的。

周泽雄

把简单的事情往深里看，一件事实清楚、边界不大的抄袭案，非要搅动窗帘，看出背后的宫闱情结来，在我，总是觉得可笑。
想起两大棋士古力与李世石的一盘棋，前一天李世石被古力杀了一条龙，导致惨败。次战，李明明形势占优，却存心报复，非要杀回一条龙，让古力好看。古力当然不是善与之辈，结果，李世石死得更加难看。——这个例子说明，动机是存在的，一方不仅要赢棋，还要让你死得难看。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动机，而是你自己的棋是否能瞪圆两只眼睛。你瞪圆了两只眼而对方还是独眼龙，算你狠，否则，起立认输。
回到汪晖的例子，首先要看对方的举证是否成立（即汪晖是否有两只眼），只要成立，就认栽，别的，都属没出息的废话。
动机，太多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哪管得过来。甚至，同一门户里还可能存在“大义灭亲”“清理门户”的心理，敌意未必都来自敌对阵营。面对抄袭，还是老老实实地围绕举证事实为好。不去面对事实，而是在门户、派别上大做文章，那是玩兵法，斗心计，耍江湖，非关学术正道。

李大兴

把一件简单的事，看得过于复杂，往往折射出这个时代在起码的判断力方面的阙如。八十年代学术界不规范，主要是指缺少注释、对文献引用的不清不楚，但仍然不能成为72楼所引的那种文抄公的借口。

南东

我也是希望不要将简单的事复杂化，但是既然复杂了就希望能够表现的好一些，最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李大兴

南东兄，在我看来，好的方向应该是，凡是文抄公，不管是汪晖还是别人，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受到应有的惩处，而不是继续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人师表误人子弟。

南东

我认同李先生的意见，不过文抄公或是知识分子等概念很难达成共识的。

李大兴

南东兄，在一个缺乏常识、谎言充斥的国度，本来并不复杂的概念也会混乱，因为人们听惯了谎言之后，也会不自觉地根据一己利害指鹿为马。

南东

我还没有李先生这么悲观，这也是我发言的一个前提。

心中有刀

半年前我刚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是在当当以折扣价买的。汪的文字确实有点装神弄鬼，常常把明白话说得云遮雾罩，属于我不大喜欢的类型。这回没想到此人竟敢大段大段抄别人的书，铁证如山，不鄙视不行啊！

刘春

暂且不谈汪晖的问题。我现在只想说，经过这件事，钱理群在我心目中的好印象从此坍塌。

南东

看来刘春先生很脆弱，一个脆弱的人若生活在李先生所描写的现实中是非常痛苦的，呵呵！

心中有刀

我认同李先生的意见，不过文抄公或是知识分子等概念很难达成共识的。
南东 发表于 2010-3-31 13:07

南东兄：

我相信，对于什么是抄袭，我们不难达成共识。

南东

有刀先生：抄袭应该是有规定的吧，但是具体的个案是多样的，如何看待肯定存在争议的。

周泽雄

抄袭，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判断抄袭是否成立，也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这是事实，但不宜把它弄成个规律，导致我们明明看到简单拙笨的抄袭，还要把它复杂化。以我见到的例子，汪晖抄袭，已可落槌定性了，本身并不复杂。
那些为汪晖辩解的人，似乎缺乏对抄袭的认知常识，抄袭之成立，专在表现形式，只要形式上构成抄袭，抄袭即可成立。抄袭也不以内容的多寡为依据，只要个别地方存在抄袭，哪怕其余99%均属原创，抄袭亦已成立。至于汪晖的主要思想是否来自自身，纯属另一回事。
抄袭的例外项是：思想不构成抄袭。著作权法不保护思想的专属权，而是鼓励思想流通。汪晖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在抄袭别人表达方式的同时，竟然还每每歪曲他人的思想。梁冠鲁戴就是一例，结果好像成了这样，他偷盗了一摞假币。

永德

[原创]天下无贼--看清华大学汪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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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无贼--看清华大学汪晖事件
                                                     风中小淞文

    先说一个笑话，说是在一辆行进的火车上，两个人为了换座位抬起杠来。抬着抬着，其中一个人突然指着对方说：看你这唧唧歪歪的样子，一定是个文人。被指的人听到这话，先是一愣，然后象是被驴踢了一样喊了出来：“你他娘的才是文人”。然后两人象突然发现知音一样地笑成一团……
    一个笑话，不必较真。但不能不说，这个笑话反应了当代一些人对“文人”形象的一种态度，如同网上流行把教授说成“叫兽”一样。
    最近，就有一件因文人而起的事件，说是事件，是因为此事的演进有形成矛盾冲突的可能，也就是民间喜欢说的，这事有戏。
    事件的两个主角，一个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同志，另一个是曾担任过《读书》杂志主编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同志。两位都是当代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于是，这种人物关系引发的事件，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看点。
    事件由王彬彬同志的一篇文章引发，该文已经在《文艺研究》杂志和《南方周末》报上刊登，标题叫“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大家如果想对事件的起因有个详尽的了解，可以在网上看到，这里就不学舌了。
    归结起来，事件的火药点是关于汪晖同志成名作《反抗绝望》是否剽窃？为此，王彬彬同志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原文进行比较，看起来态度应该是严谨的。
    这事发生后，在国外公干的汪晖同志本人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只是表达了请国内学术界主持公道的意思。而汪晖同志所在的单位清华大学则表态说，此事学术界尚有争议，校方将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讨论，目前没有进一步举措。
    倒是有一些学界的大腕级人物被媒体追逐着登场，发表了一些言论。仔细看了看，觉得他们的回答都很谨慎，符合文人面对此类事件做出反应的标准。让我们就以其中一人的言论为例来说说这件事，看看他们的反应中包含了一些什么“与时俱进”的信息。说明一下，引用下面这一段，是因为这个同志的言论基本上跟其他学术界的人所表达的意思相近，而且其身份和研究领域又与汪晖成名作《反抗绝望》的研究内容契合。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清华回应汪晖教授论文被指抄袭》中这样写道：“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北大教授钱理群近日向媒体回应王彬彬的批评文章时表示，《反抗绝望》一书的核心观点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容否定。以今天的学术标准看，书中有些文字在引用他人观点时，注释做得可能确实不够严格，但这需要考虑到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在当时看来，只要大致标注出你引用了哪些资料就可以，不像现在，每引用一句话都得加引号。’钱理群表示，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而且需要考虑当时语境。”
    注意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话里的两个支点。

    一、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
    二、使用引文不够规范和剽窃是两个概念。

    尤其是支点一，基本上目前就此事件发过言的学术界人士都表达了这个意思。本人理解，支点二其实就是支点一的意思延伸，是在做一种尽量缩小“剽窃”范围的努力。
    看完这些同志的发言，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现在在学术界求上进的同志们没赶上好时候。
    第二个反应，是想起了《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的一句话，好象是有人说当时的明朝社会没有黑社会，因为那会儿全是黑社会。
    第三个反应，是想到，或许应该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增加一门课程，那就是关于规范与剽窃的分界，这样做可以避免下一代的很多人稀里糊涂的输在起跑线上。
    第四个反应，是想起了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同志扮演的贼帮老大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反应有点多，有点电影蒙太奇的意思。
   
    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清华回应汪晖教授论文被指抄袭》最后一段引用了王彬彬同志对其他同志言论的回应：“针对钱理群教授和网友们的争论，王彬彬昨天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用‘当年的学术规范远不如现在严格’做借口难以服众，‘80年代就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吗？’王彬彬说，《反抗绝望》一书出版后多次修订，如果有“注释不严格”为什么修订时不改？”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部叫《公平与正义》的哲学现场课系列片，主讲的是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生动的片子，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酣畅。
    觉得面对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同志是否剽窃引出的言论，或许可以从《公平与正义》这个现场课的互动中得到一些启发。
    《公平与正义》用的是案例教学法，不断地举出一些让当事人两难的案例让现场的学生们进行涉及到道德、正义、公平、法律等人生基本问题的选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部片子找来看看，或许再回头来看汪晖事件，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对那些就汪晖事件发出的声音，你会听出更多的弦外之音。
    在相关的言论和争吵声中，还有一些把事件跟学界的流派之争，南北之争等等问题挂钩的声音，这种做模糊焦点的努力背后的意思也很耐人寻味。
    但不管怎么做，这个事件的关键点应该还是两点：

    一、怎样才算是剽窃？
    二、是否没有明确规范的时候剽窃就是可以的？

    在本人看来，上面两个问题应该是原始部落时期就不用再讨论的问题。
    别人作品中的文字，你拿来用了没有注明出处并署了你自己的名字，不管你用来做了卫生间边角料还是厅堂梁木，不管有没有明文规范，我想都应该是不合适的。当然，没有规范是可以不进行制度或法律追究，但本人以为，这并不表示这件事里的基本是非也可以被暧昧掉。
    当然，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孔乙己同志是表达过读书人偷书不算偷这样的意思，但看小说的人心里应该没人认同孔乙己先生的这种界定。
   
    说实话，看到那些学界大腕关于汪晖事件的言论后，本人的心情很复杂，有种整个人“被”暧昧蹂躏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汪晖事件的演进还在继续中，应该相继还会有人出来说话。
    本人拭目以待！

    附本人与人短信往来时写的一组句子：

      倒骑青牛出函谷，
　　前进后走会有无，
　　险滩名山都不远，
　　来往去处把酒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