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老师，从前该称先生。可他的名字却叫后生。因此，调皮的学生都直呼其名：陈后生，只是把重音放在“后”字上。起初，陈后生有点不快，很快就适应了，应得很爽气。 那年，师范大学毕业后，陈后生从省城分配到偏远的天平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后，大约被教育得差不多了，就调到公社中学去教育贫下中农的子女。
初次见他，我吃了一惊。他的脸太白，白得瘆人。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词：白血病。那时候，我以为白而无血色大概和白血病有关。不知为什么，广阔天地的阳光雨露对他不起作用。
陈后生是公社中学破天荒第一个本科大学生。他教数学，业务很精，其它学科的知识似乎也很渊博。有一次，我们班是政治课，老师讲修正主义就是不要阶级斗争。恰好被走廊里经过的陈后生听见，便闯进教室当堂纠正：修正主义实质上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是不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弄得政治老师万分尴尬。我们似懂非懂，只觉得到底是大学生，学问大，心里就生出许多敬意来。
陈后生工作认真，生活上却郎当。他从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像只鸡窝。一年四季，都穿黑色衣服，三寸剪一尺的布料，皱巴巴的，裤脚常常一只卷起、一只落下。有时甚至连衣服扣子都会上下错位。明眼人看出，陈后生是在刻意糟践自己。然而，也许是他的脸过于白皙，所以无论咋整都掩不住浑身的书生气。
学校里有位颇具风韵的年轻女教师，姓金，名叶枝。与陈后生面对面办公，但相互之间很少交谈。有一次，陈后生不知是那根筋搭牢，憋不住要幽它一默，竟拿金叶枝的姓名做起文章来，朗朗吟道：金枝玉叶采不得，一枝一叶总关情。金叶枝的脸微微一红，从此对陈后生有了点意思。但那点意思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就难以为继了。学校里的老师、进而到小镇上的街坊，随即风传陈后生是独身主义者。至于他为什么要独身，大家虽然感兴趣，却苦于无从知晓，一时如有奖猜谜，众说纷纭。
将近而立之年的陈后生依然心如止水，人们对他的热心渐渐冷了下来。就连公社里最擅长做媒的于大姐也咬牙切齿地宣布：“随他吖光棍去！”然而，恰在此时，陈后生却突发了一段痴情，让小镇上的人饭后茶余议论了好多年。
71班新来了一名插班的女生，叫王萍，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女儿。王萍长得不算出众，却很清纯。满月似的脸盘，常常洋溢着明快的表情，使人感到愉悦。第一次点到王萍的名，陈后生显然惊诧，注视王萍的目光有些迷离。那节课，陈后生推说身体不好，让同学们自修。
71班的同学很快就发现陈后生对王萍很特别。在女生面前，陈后生向来是一副“棺材板面孔”（女生们原话），凶巴巴的。可是，他对王萍却总是和颜悦色，简直是“不要太温柔”。课堂上，陈后生特别喜欢提问王萍。王萍答得出，他就释然。倘若答不出，他就着急，就撇下预定的授课进度不管，很耐心地一步步启发，直到王萍答对为止。课后，陈后生寻找各种理由，频频把王萍叫到办公室谈话。说是谈话，其实，很多时候师生间无话可谈。只是默默地干坐着。陈后生还把心爱的钢笔（当年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得的奖品）送给了王萍。懂事早的女生，拔出了苗头，都提醒王萍要当心。但王萍本人似乎并不介意。
陈后生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到缝纫店里做了两套“的确凉”青年装，穿在身上的确年轻了一大截。他还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天蒙蒙亮就起床锻炼身体。成天精神气爽，一派“旧貌变新颜”的形势。
每个星期六，陈后生都要来回十里路，送王萍回家，风雨无阻。他把王萍送过青山渡，在看得见部队岗哨的地方停下来，然后目送王萍消失在军营的林荫道里。回程中，陈后生老是坐在渡口的凉亭里，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发呆，直到船工大声喊他上船才恍如梦醒。
陈后生再次成为天平公社新闻人物，大多数人认为他是花痴。中学的胡校长，感到事态严重，赶紧找陈后生谈话。严正警告他千万不要任凭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千万不能破坏军民关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陈后生却全然不予理会，依然我行我素。胡校长怕出事，负不起责任，就将情况通报了不但。王萍的父亲，那个从淮海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闻讯勃然大怒，决定“非教训那龟孙子不可”。
那是一个春天的午后，田野里油菜花金黄、麦苗碧绿，风景很好、陈后生的心情也很好。他和往常一样送王萍回家。不料，半道上被王萍的父亲截住。他用手枪支牢陈后生的脑门，恶狠狠地骂：“你要是敢动萍萍半点歪心思，我就打烂你的狗头！”陈后生声音很低，却很清晰地辩白：“我没有什么歪心思！”
王萍的父亲终归放心不下，很快叫女儿转了学。
王萍转学后，陈后生学会了抽烟、喝酒，并且很快达到了一天两包“大红鹰”、每餐半斤“枪毙烧”的水平。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喝了很多酒，吐出了埋在心底的秘密。原来，陈后生在大学里谈过恋爱，是同班同学。“文革”开始后，两人因观点不同成了两派。陈后生是“井冈山”的智囊，而他的女友是“山鹰”的干将。有一次，两派大辩论到白热化，文斗不能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斗争的规格就上升到武斗。结果“山鹰”落败，“井冈山”猛追穷寇。陈后生的女友誓死不当俘虏，情急之下从二楼窗口往下跳。不料，头先着地，竟然送了性命。
陈后生的女友偏巧也叫王萍，也是满月似的脸盘。陈后生还拿出一张压在箱底的照片问：“王萍和王萍像不像？”大家都说像。听了这段故事，所有人似乎都醒了酒，闷声不响。陈后生端起碗，又把半碗烧酒喝了下去。
粉碎“四人帮”后，搞“揭、批、查”，有人揭发陈后生是“三种人”。工作组让陈后生“讲清楚”，可他就是不开口。审讯的人启发他交代“王萍事件”的始末，陈后生顿时变了脸色，两眼发直，喃喃自语：“我有罪，我有罪，可我不是‘三种人’。”工作组负责人知道陈后生历来有点神经兮兮，生怕把他逼疯了，就放了他一码，不再追问。
“文革”期间，斗死人、逼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王萍的死，主要责任似乎在她自己。可是，陈后生却把责任揽了下来。他一介书生，沾了自己恋人的血债，从此不得安生。
我们那时候上学，不那么读书，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但陈后生对我还是对我寄予希望初中毕业时，他送我一本书《中学物理解题方法》，大概是他当年高考时用的参考书。他对我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将来总要恢复高考。”他希望我能考上大学。遗憾的是，我终于辜负了他的希望。
初中毕业后，我再没有见过他。听说恢复高考后，他教书育人热情高涨，培养了许多数学尖子，有的还考进了重点大学。与人交谈时，陈后生三句不离本行，常常掰着手指头数那些考上大学的得意门生。有时还提到我：“施勇的天资不错，可惜上进心不强。”老师的评价，让我感到内疚。
可惜陈后生终于戒不了酒瘾。发展到后来，几乎长醉不醒。他沉湎于壶中岁月，渐渐不能教书了。教育局领导把他调到另一所中学当门卫。他和新同事——一起管门的吴老头成了很要好的“酒搭子”。
| 
发表于 2010-4-19 17:15
| 
发表于 2010-4-21 08: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