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玩

1、恐怖主义也是以弱者报复强者的姿态出现，该当何论？
2、警察作为“符号”是强者，作为个体未必是强者。杨佳作为个体是弱者，当他拿着刀对着毫无防范的警察时，已经不是弱者。
3、追求正义与报复行为是两码事。追求个人正义如果同样以伤害无辜的行为出现，已经不在正义的范围之内。无论无何都是应该谴责的。
4、当然，人们看了暴力凶杀的镜头，看到对暴力的赞美，是否就真的会作出暴力的行为呢？也许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这种事件频繁地出现在镜头前、屏幕上、报纸、网络上时，它所起的麻痹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也就是人们会产生对血案的冷漠感，这一点才是问题的实质。
这就像医生面对血淋淋的场面多了时候，他势必对别人的痛苦产生一种麻木感。媒体暴力问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是引起重视的问题。

李小玩

本人在 杨佳案发生时，是坚决谴责暴力的，本人写了一篇《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同情心》被网易博客屏蔽，发在论坛上也招致不少骂。同情楼主的心情。

李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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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匠转的文俺也看到了，正想要不要转过来呢？
    是否可以有一比，学童案里的凶手，就像孙二娘和李逵，那学童就是馒头馅（恕俺不敬，先道歉了）或李逵斧下的无辜受害者。而杨大侠正像武二郎，报复有因，但 ...
ys1937 发表于 2010-5-4 12:13

《水浒》中的正义观，如果用阶级分析法来理解就容易多了。地主是坏人，地主的老婆、儿女、亲戚当然也就是坏人咯，当阶级对立的时候，好和坏，则阶级分。
杨佳杀警，仍然在阶级仇恨的范围之内。

李小玩

杨佳杀警和南平杀幼，从事件上似乎是没有联系。但是跟媒体对暴力的渲染绝对有关系，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媒体对暴力行为过度渲染的话，它的传播功能就会使人们对暴力行为的认识产生混乱，客观上纵容暴力行为的发生，弱化对暴力的谴责，对后来者来说，他们心理的道德负罪感就会更加丧失。如果一个群体长期处于媒体关于暴力血腥案件负面的报道之中，客观上会使人们产生麻木不仁的感觉，由于赞美暴力行为的言论，会导致对暴力的容忍度增加，其实也客观上助长暴力行为的发生。从这点上说，杨佳杀警很南平血案，当然有联系。

一个社会对反人类杀人暴力行为越是不宽恕，其滋生暴力行为的心理环境就越艰难，这点上媒体和网络舆论应该担当起社会责任。

李小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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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补充一点。
    “地主是坏人，地主的老婆、儿女、亲戚当然也是坏人了”这句话似乎绝对了点。
    俺不知道老马、老恩是否认可中国的“阶级分析”方法，不过，如果用这种分析方法去分析老马、老恩、 ...
ys1937 发表于 2010-5-5 12:42

呵呵，所谓阶级分析法，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是否背叛自己原来所属的阶级。要不怎么那么多人要宣布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和反革命的亲朋好友划清界线呢？
老马、恩格斯是为无产阶级说话的，他们自然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怎么Y先生对他们的阶级成分有疑问？

李小玩

转一篇07年我收藏的一篇余世存的文章，暴力血案在早几年前就有了，当时影响没那么大。余世存这篇文章从社会发展的软环境（文化失落）去思考，我比较认同，一个社会生存环境有多恶劣，人性就有多恶劣，暴力犯罪的增加，与人性的异化是有必然联系的，一个社会的软环境破坏才是滋生暴力的土壤。

余世存：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写下这个题目，才想起这是精神分析学大师霍伊一本书的书名。霍伊承续弗洛伊德、荣格等人解劫度厄的心力，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本书，她的病理揭示应该有着一战的阴影和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如今的问题该轮到我们来解答，来处理了。
  
以此来评论近年我们社会的跨省作案、连环杀人案、校园血案，让人实在不能轻松。半个月前，一个北大的朋友来聊天，谈起北大第一附属医院幼儿园的血案，仍为那些在园里被追杀的孩子萦怀于心，朋友说，得让那些孩子有一个专门的治疗阶段，有着经常的看护程序。否则，血案将给孩子们留下一生的阴影。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前在北京街头被抢劫，他说，那之后的一个月之内，他走在北京的街头都觉得周围是阴暗的、危机四伏的。另一个朋友的妻子，被抢手包，一年之内都没能恢复过来。更遑论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本来脆弱，极易受伤害，需要同类给予更大的力量：爱、关怀等等来抚慰身心创痛。
  
那么，怎么解释灾难的制造者们，特别是校园血案的那些不可理喻者，他们是怎么变成了精神病人的？ 2004年9月11日，在苏州白云街小剑桥幼儿园，砍伤28名儿童的杨国柱据说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而且平时很疼爱孩子，但他砍伤的儿童中，最大者只有6岁。2004年9月20日，在山东莒县第一实验小学砍伤24名学生，其中致1人重伤，10人轻伤，7人轻微伤，凶犯贾庆友的女儿就在那所学校上学。2004年11月25日，在河南汝州市二中，闫彦明闯入一男生宿舍，对熟睡中的学生行凶，共造成8人死亡、4人受伤。闫本人也只有21岁。
  
这些精神病人最经常的表现是正常，他们之成为凶手的一瞬间却有着极深的精神病理历史，有着极偶然和极单纯的行凶原因。这正是事情的可怕所在。我们不知道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多少这种精神病人，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病人随时会伤及无辜弱小，并使后者成为精神病毒的携带者。用我们曾熟悉的词，他们随时会反社会、反人类（弱者）。他在头脑中向社会宣战，而我们却一无所知；他在控诉我们，却不告诉我们。
  
分析社会发展不平衡需要像霍伊那样的心智。但我们的解读自有身历其境的会通同情。快速发展的社会在给个体提供生存的竞争机会时，也给了个体或幽闭或荒漠般的处境，即他越深地卷入社会人群之中，他越意识到自己的孤独无依。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愈是确定无疑地经由知识而进入无知的不安之中，就愈是进入到一种个体的边缘化状态。而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有着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
  
对我们来说，这种处境正是一种文化失落的结果。那种以传统伦理道理制约人的言行的文化，注定消亡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礼崩乐坏。传统中国数代同堂的家教、医者父母心意的精神慰藉、农民社会的差序格局，全部为现代转型的车轮粉碎。传统文化“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圣人用心，也为现代生活的功利算计所置换。失掉差序格局的个体失去了生存的位置，失去了群己权界的意识；没有心灵保护或精神防线的仪式化，个体的伤痛也就变异成病毒；没有家教，父母兄弟亲人自身的生存都不能自信，空有关怀而无责任，空有口惠而无实至，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个体的敬畏感、同情心也就丧失殆尽。费正清曾说中国之个人不得不面对国家而无社会的归宿感，也正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只领教了生存的险恶，却没能分享社会化生存的温情。我们的文化本就脆弱，如今它让位于市场，自然一切病症争相发作。国家（家庭、学校）退出了个体的生活，个人被抛到社会上、市场中去，他就成为我们时代有待救治的精神病人。这些匹夫个人的权利归宿沦丧，正是顾炎武所区别的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他们成为“道路相率食人”的狼。据统计，今天的大学生到社会上工作几年后，多有心力交瘁，亚健康的神经质感、孤苦感。
  
以我们一二九一代和四五一代为例，一二九一代已经少有个人的德性力量来示范教化周围了，四五一代的青春少年更是受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少有个性品质的自信和坚守，今天，他们在生产方式上要让位于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生活资料上要请教自己的孩子一代。在现代转型，这种不免咄咄逼人的历史进程里，他们在孩子和社会面前少有做人的信仰、少有自己独立不移的价值观、少有生活自我规定的品德、少有人格力量。而他们的孩子，自然更无法无天。他们今天所谓的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不过是变本加厉的原子化生存。个体从家里走到社会上来，也就如童子一般无知幼稚，如罪犯虎狼一样无畏无忌。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等等所谓的主流价值宣教，实在构成不了他个人生存的底线。说到底，今天的学校和社会（媒体）多只是供其消费、供其娱乐的。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很少教化他如何做人。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受污染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自然环境受污染的程度。
  
因此，说我们时代跟霍伊分析的时代一样，有着众多的精神病人，实非虚语。这些精神病人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却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感、没有言行的底线和准则。就是说，在生态环境之外，我们的世态和心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据说我们一年用以环境治理保护的费用占财政支出的一点四个百分点，用于心态治理的投入恐怕会远远超过这个数。

李小玩

弱和强不过是群体符号，用符号思维取代具体的人，这正是暴力凶杀者的思维特征，也就是说他们眼中已经把具体的人给“非人化了”，变成了抽象的符号，这恰是人格扭曲的表现。是暴力凶杀者的共性，无论杀“强”，还是杀“弱”，本质是一样的。
人们赋予暴力凶杀者行为的正义性，是因为人们从他们的行为中找到了符号认同。

李小玩

是呀,恐怖主义就是以"强者"为袭击目标,可是伤害的却是无辜.
所以有人叫好,有人悲伤.
叫好者,看到的是"强者'符号;悲伤者;看到的是亲人、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