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续


    刘杞夫，又名刘栖风，湖南宁乡人。他的妻子、1915年出生的钱椒椒才16岁，可想而知，刘杞夫也只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大男孩。
    钱壮飞简单的把情况讲给刘杞夫听——不能讲多了，地下工作，即便是自己最亲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另外讲多了刘杞夫也记不住。并叮嘱刘杞夫，马上带着钱椒椒，坐当天晚上的最后一班车赶到上海，务必找到李克农，把情况汇报给他。并将联系方法教给刘，让他重复了几遍，准确无误之后，才放心让其离去。
    行前，钱壮飞特别叮嘱刘杞夫，找到李克农之后，必须马上返回南京，了解进一步的消息，即便敌人已经侦知了钱壮飞的真实身份，也要回来。
    刘尊嘱而去。
    钱壮飞又到另一个潜伏的工作同志处，以约定暗号向其示警后，又回到了徐恩曾的办公处，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作为徐恩曾的秘书，徐的一切银钱往来，均由钱壮飞经手——钱不愿意“落”这个话柄在敌人手中，给人感觉好像是卷走了徐恩曾的钱、临了还贪小便宜似的。
    整理好了一切账目，钱壮飞静候天明。
        4 月26日一早，徐恩曾从上海潇洒归来，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 6封“亲译”电报交给徐，之后悄然而去。随即登上了当天的第一班车，赶往上海。
    1931年 4月26日，凌晨。按照钱壮飞的指示，刘杞夫找到了李克农。
    几经辗转，钱壮飞的绝密情报终于送达了周恩来。
    这场赛跑，至此打赢了一半，钱壮飞抢在顾顺章开口之前，将消息报告给了中央。
    现在要看周恩来的了。
    此时，周恩来面临着一个抉择——如何判断这个情报的准确性。
    并非不相信钱壮飞的忠诚——
    整个中共中央要来个大转移、大搬迁，会有多大的动静，可想而知，还得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还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大范围的搬迁，本身就不保险、就面临着造成某种暴露的可能。
    敌人是狡猾的，如果是假情报，反间计，中了敌人的圈套，这个损失可就太大了。
    此时，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他一下车就到电报局，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但电文是暗语：“克潮病笃。”
    “克”自然是李克农、“潮”是指钱壮飞的另一个别名“钱潮”——“俩人同时都得了重病”，胡底看了，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接着，钱壮飞辗转找到了刚刚到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报到、归队。
    钱壮飞的归来，促使周恩来确信——顾顺章已经叛变，一场空前的大逮捕已迫在眉睫，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了。
    顾顺章的叛变，后果很严重：
    首先，凡顾顺章认识的人，包括在沪的中央领导、中共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党的基层干部、工作骨干，其真实身份和掩护身份，全部暴露。
    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份名单，这是此前三个月刚刚经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共核心领导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
    除顾顺章外，余下15人中，项英、任弼时、毛泽东 3人在中央苏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要不是为送他还出不了这场祸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其他的10人都在上海。
    其他的，尚包括陈赓、陈云、康生、李维汉、博古等等。
    由于顾顺章工作的特殊性，他对这些同志太熟悉了，包括他的家人，几乎都在党的各种机关里，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人都认识几个中央领导。
    其次，所有党的办公地点、落脚点、联络点、交通站、电台，全部暴露。
    第三，所有的密码、接头暗号、联络方式，全部作废。
    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太紧张了。
    然而，对于周公来讲，时间已经足够了。
    ——所有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和工作同志，马上安排转移；
    ——所有顾顺章熟识的工作岗位，立刻换用其他同志；
    ——所有联络点、交通站和电台，全部停止使用；
    ——原有的联络方式，全部废止；
    ——所有与顾顺章可能发生联系的工作关系，全部切断。
    以上种种，终于抢在敌人之前，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损失。唯一的例外是关向应同志，当时他在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由于此前机关已遭敌人破坏，他没有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结果在接头时被捕，后被营救出狱。
    当晚，周恩来率赵容及中央特科除奸人员，对顾顺章的家属进行了必要的处置。
    此时，已经是 4月26日至27日的夜间。
    这场比赛，我们终于跑赢了。
    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回南京。
    4 月27日，从从顾顺章的口中，徐恩曾得知了他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徐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
    岂止大为惊讶，对于徐恩曾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
    开始，徐恩曾似乎还有点不信：他说：“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当时，徐恩曾还抱着侥幸心理，派人去找钱壮飞，手下去查，回报说昨天就已经失踪了。
    事情麻烦了，而且是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
    ——徐恩曾的秘书是共产党。
    ——因徐恩曾的“失察”，造成对原本极有可能的对中共中央的彻底破坏“泡汤”。
    ——徐恩曾的上司是陈立夫。
    ——陈立夫的团体是”CC”系。
    这个责任谁来负！
    一旦“蒋先生”追究起来，那就先不用考虑“摧毁”中共中央的问题了——先想想“CC系”会不会被蒋先生摧毁吧。
    而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徐恩曾。
    “蒋先生”可能摧毁不了“CC系”，但他可以“摧毁”徐恩曾。到那时，陈立夫面子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恰在此时，蒋介石官邸打来电话，令蔡孟坚押送顾顺章前去“谒见”。
        现在，是到了整个“CC系”上下同欲、齐心协力、共同蒙骗“蒋先生”的时候了。
    跟徐恩曾一样，钱壮飞的“失踪”，对于顾顺章来说，也如同挨了一个劈雷——不，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
    一是上海的中共组织一定会在瞬间消失，他所谓的“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显然已经泡汤。
    二是他的家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好比“庄”上的一把好牌，本拟弄个庄提，结果不但没“提”着，反而给别人点了一炮。
    顾顺章马上请徐恩曾派人到上海，去保护他的家眷。徐很够意思，马上派人去办。
    徐恩曾后来回忆：“当即由他（顾顺章）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
    这时蒋的电话来了，顾顺章终于有机会见他最想见的蒋介石了。
    张道藩很机灵，一听说蒋要见顾顺章，而且点名要蔡孟坚陪同，马上飞也似的地先跑去“安排”。
    安排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
    蔡押着顾顺章前往蒋介石处。路上，蔡孟坚问他，“你是否在轮船上已写好共党归服我中央之大计？”
    能有么？肯定没有啊！
    顾顺章全然没有想到，刚下船就要去见老蒋，根本没有全盘的筹划。再说了，顾顺章是个特工人员，打打杀杀是长项，搞政战，他不是这块料。
    于是顾顺章说，我准备请蒋先生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并改编其军队。
    顾顺章又说，“如钱壮飞逃上海租界，向周恩来告密，我的前程则必艰险。”
    到了蒋处，张道藩已经在那儿预先等着了。
    此时，蔡孟坚已经意识到：“张道藩了解了陈立夫组织内藏了大间谍，感到自己必会受到大惩罚。他自顾自的团体，就不谈忠党爱国了。”
    见到老蒋，蔡孟坚介绍说：这位顾顺章是共产党重要人物，希望能见到您，汇报他的一些想法。
    蒋就站在客厅里，也没有让座。顾顺章伸出手来，准备与蒋握手。
    蒋没有理他那个碴，只是很简单地说：“你投向我方，甚为欣欢。以后将由蔡同志领导。”
    此时，顾顺章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蒋又对蔡说，你把他送回去，再来见我，我还有事跟你谈。
    蒋的态度，如同兜头一盆冷水。回去的路上，顾顺章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值钱了，于是破罐破摔，迫不及待地开始叛卖：
    “有一案你可即办，因中共重要分子恽代英在沪被捕，伪称自己为赤色群众，已押送南京。我用钱运动了军法处，就这数日内释放。你可查明，重审判罪。”
    恽代英，江苏武进人，1895生于武昌。恽代英1921年入党，属于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了，同时他也是共青团早期重要领导，《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创刊的。
    恽代英也是黄埔人，曾任军校政治教官。当时他与邓演达、高语罕和张治中等都属于左派，被军校中的右派分子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任上海任沪东行动委员会书记，同年 5月 6日被捕，当时他化名王作霖，后被判处 5年徒刑。正如顾顺章所说，由于中央做了工作，敌人正准备提前释放他。
    顾顺章又对蔡孟坚说：“你是我救命恩人，以后一切要依靠你。”
    顾顺章、蔡孟坚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俩见的最后一面。
    蔡孟坚将顾送回徐恩曾处，再回去见蒋介石。张道藩仍然在老蒋那里等着他——等着“看着”他。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1897年生于贵州。张道藩从小就很聪颖，后于1921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学习，成为该院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张道藩是一位极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其人英俊潇洒、兼且多才多艺，号称民国时期“艺术全才”。否则，作为一个政客，也不至于会闹出那么一段天下闻名的婚外恋来。不过由是观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宽容的。
    据说张道藩在国外时就追求过蒋碧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1923年，张道藩还在伦敦上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陈立夫，随即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伦敦总支部评议部部长，这也是他走入政界的开始，从此终身不离“CC系”。
    你别看张道藩一个画画的，他也干过特务。1928年，陈立夫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科主任，继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的就是张道藩，不过他干的时间很短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
    张道藩之后，第三任是吴大钧、第四任是叶秀峰，徐恩曾是第五任。
    从这儿论起来，张道藩还是徐恩曾的前辈呢！
    挺有意思，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这几个头头，陈立夫和叶秀峰是学矿的，吴大钧是学统计的、张道藩是学美术的、徐恩曾是学电机的，都跟特务八竿子打不着。
    张道藩是“CC系”的核心成员，作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张道藩是替陈立夫看家的，前面我们说过，当时的“秘书”与现在的秘书不是一个概念，是很管事的。从哪个意义上讲，张道藩都要维护陈立夫、维护徐恩曾。
    反观蔡孟坚，他并不是“CC系”的人，严格地说也不属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只不过机缘巧合，老蒋赏识他的才气和干练，让他主持一个地区的反共工作，等于为陈立夫义务打工。作为蔡孟坚，他并不想也不可能融入“CC系”，相反，对于这些人的做派，蔡孟坚还十分反感。
    尤其是出了钱壮飞这个大娄子之后，蔡孟坚已经成为“CC系”眼中的一颗“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张道藩在这里坐等蔡孟坚，随时准备“打岔”。
    蔡孟坚是何等聪明的人，早就看出来了：“张道藩仍留在会客室，以便监视我向蒋公密报陈立夫、徐恩曾手下掩护钱壮飞间谍案，足见陈家党组织坚固。”
    蔡孟坚在张道藩的“陪同”下，再次谒见老蒋。蒋告诉蔡应“如何利用顾顺章作向导，再破重、要案。”
    蔡孟坚就便把恽代英的事告诉了蒋介石，蒋毫不犹豫，令蔡将恽代英立刻处决，
    蔡孟坚有点负气地说，这事您最好交给张道藩先生去办。
        1931年 4月29日，恽代英同志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就义，年仅36岁。
    从蒋介石官邸回到徐恩曾的办公处，令蔡孟坚没有想到的是，徐恩曾已将顾顺章转移，不知藏到哪里去了。
    要说徐恩曾这事办得也真是够小家子气的，再怎么说，顾顺章也是人家蔡孟坚抓来的，要处置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假装商量商量啊。
    这人没劲！
    没有办法，利益面前，顾不了那么多了。
    偏巧张道藩还不放心，又追到饭店里来，对蔡孟坚说：如果按照蒋先生的指示，你确实应该留在南京，继续指导顾顺章一案。但是你是“两湖特派员”，南京、上海两地不是你的工作范围，对此，你要慎重考虑。
    看着“CC系”这帮人这样明目张胆地“把持朝政”，欺上瞒下，蔡孟坚极为愤慨，南京，他是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张道藩刚走，徐恩曾的搭档、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又来找他，说：你抓了顾顺章，“功在党国”。以后回到武汉，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公事、私事都可以。
    这个话听在蔡孟坚耳朵里，基本上等于直接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赶紧回武汉！还在南京这儿待着干嘛呀？知道不知道自己讨人嫌啊！”
    至此，蔡孟坚真的是已经心灰意冷，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年仅二十三岁（原文如此。实际当时蔡孟坚应为26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
    实际上，我们仔细体察张冲的话，还不是那么简单。张冲其人，可不是一般水平。
    张冲，1904年生，浙江乐清人，字淮南，因此许多人习惯称其为张淮南。
    张冲也是大学生，1922年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1925年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并加入国民党。
    张冲曾于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短期学习，后来因反对张作霖被逮捕，给判了三年徒刑。张学良上台后，张冲被释放，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特派员，从此逐步进入“CC系”核心层。1929年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总干事。
    由于张冲的特殊经历，他在调查科中，被看做“留俄系”。张冲通俄语，他的第二任太太就是苏联人，因此，张冲跟陈立夫等留学西洋回来的相比，属于另一路，独树一帜，有自己的班底。
    张冲与徐恩曾，并不是太对付，听他对蔡说的话，明显有拉他的意思，希望能为己所用。
    生擒顾顺章、“功在党国”的蔡孟坚，不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窝了一肚子气。一怒之下，蔡孟坚当即飞回武汉，旋即辞去“两湖特派员”职务，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
    蔡孟坚的一生，以“铲共专家”著称，俗话说：“炒股炒成股东，炒楼炒成房东”，蔡孟坚则是“铲共铲成专家”。
    其实，他全部的“铲共”生涯，不过 9个月而已！在其96岁的一生中，只占很小的篇幅。
    1932年底，蔡孟坚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进入政界，“一心改良警政机构”，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弃守。
    后来，蔡孟坚曾任兰州市市长，颇有一番作为——建设兰州，才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
        蔡孟坚的故事，暂时讲到这里，以后，在“张国焘案”中，还会讲到他。
    1931年 4月28日，徐恩曾、张冲，率领大批特务，杀气腾腾地来到上海。
    为防止“红队”的暗杀，顾顺章并未与他们同行。
    徐恩曾鼓励他手下的特务说：
    “此次上海大搜捕，有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是匪党中央、江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一是共党匪首。两个目标，哪怕只有一个成功，就是不朽殊荣。届时，我将亲自面陈蒋主席，为诸位请功晋升！”
    由于周恩来的紧急部署，避免了大的损失，但是，毕竟只有一、两天时间，全部转移难度很大，因此，还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用徐恩曾自己的话来说：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除恽代英以外，直接被顾顺章出卖的，还有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生，湖南湘乡人。
    1918年，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创办了新民学会。当时大家评价说：“林彬（蔡和森字“林彬”）是思想家，润之是实践家。”
    后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并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同妻子向警予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上，被蔡和森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被中央派去恢复刚被破坏的广东省委。因广州已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到香港。
    1931年 6月，经顾顺章叛卖，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于 8月 4日英勇就义，时年也是36岁。
    顾顺章叛变的第三个恶果，是间接导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并叛变。
    1931年 6月22日，本已安排转移的向忠发，因故耽搁，结果被捕，并立即叛变。
    向忠发的叛变，相对损失不大。究其原因，向虽是“挂名”的总书记，但从他上台，实权就不在他手中，一开始是李立三、后来是瞿秋白、再往后是在米夫支持下的王明，至于军事工作，有周恩来去做，秘密工作，具体的都掌握在顾顺章手中。他本人是高高在上，听着好听，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掌握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向忠发“叛”是叛了，可是跟顾顺章不一样，他手中没什么可“卖”的，不值钱。
    另外，向忠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贪图享乐。最后出事，也是肇因于此。
    所以，连国民党特务都瞧不起他，认为他不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徐恩曾回忆说：
    “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
    一个人，如果让敌人都看不起，那这人就完了。
    1931年 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枪决，时年51岁。
    顾顺章叛卖的第四个人，是杨登瀛。
    杨登瀛是著名的双面间谍了，也是个传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他为人机警，始终没有引起怀疑，结果这次也被顾顺章一并“抖搂”出来。
    出事之前，陈赓曾向其示警，但杨登瀛自恃与张道藩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没有撤离。事实也是如此。
    用蔡孟坚的话来说：“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话里话外，对此也颇为不齿。后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
    杨登瀛的事迹，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网上去查，笔者就不写了，否则这个章节就太长了，真成大杂烩了。
    1970年冬，杨登瀛在上海去世。
    顾顺章叛变的第 5个后果，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是中共中央最终不得不迁离上海。
    尽管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的组织机构，但保护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能够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由于中央所有的落脚点均已不能使用，领导人员和领导机构每天忙于转移、隐蔽，常常是刚找到一个适合的落脚点，突然又传来消息，某某又叛变了，请立即转移。很显然，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第二，所有的联络点、交通站和联络方式均已暴露，彼此之间联系的渠道被切断，各种命令、指示都难于发布出去，遑论执行！
    因此，在顾顺章叛变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处于瘫痪状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以立足，危险程度越来越大。
    我们经常使用“白色恐怖”这个词来形容中共早期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31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白色恐怖”应该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不得不决定，逐渐将党的重要领导同志撤离上海。
    最先离开上海的，是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一把手”王明。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这一去，王明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11月。
    临行，王明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云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以博古为“总负责”。
    这一“总负责”，博古一下从1931年 9月负责到1935年 1月。在早期的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当中，既是时间最长的，也是年纪最轻的——“下台”的时候，都不到28岁。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江苏无锡人，博古是其俄文名字的译音（俄语“上帝”之意）。
    1925年，博古相继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上海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干事，同年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博古是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 5月回国，1931年 1月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 月任团中央书记。1931年 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总的责任，当年，博古刚满24岁。
    第二个撤离的，是处境最危险的周恩来，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当年年初就已决定让他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临时中央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终于无法立足，于1933年 1月转入中央苏区。
    从此，上海结束了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顾顺章事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方面，它给我党带来了严重损失。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促成了中共中央的一次新生。
    试想，如果没有顾顺章事件，中共中央依然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毛泽东等人依然被视为“土包子”、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依然属于被批判的角色，此后的革命进程，会是一个什么走向，还真不好说。
    相反，中共中央迁到瑞金，虽属无奈之举，客观上却大大加速了理论派与“土包子”的融合，虽然在“融合”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毕竟“吹尽狂沙始到金”，选择与淘汰的过程本就是这么残酷。最终，中国的革命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丧心病狂，1931年12月 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虽然顾顺章没有破获中共中央，但从总体看，徐恩曾对顾是满意的，也看中其在特工方面的经验和“才气”，他说：
    “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因此，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顾顺章着实过了一段风光日子。
    先是经特务王思诚介绍，顾顺章新娶了一个太太，徐恩曾为其大办婚事，据说蒋介石还亲自送了礼金，令顾颇为露脸。
    接着，为了发挥顾顺章的长项，徐恩曾给顾顺章委以重任——为调查科培训特务。
    对此，顾顺章可谓倾情投入。
    一方面，顾把他从苏联学来的东西和他自己的体会，编写出了一套教材，分为《组织工作》、《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等 6大部分，徐恩曾看了极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另一方面，徐恩曾从特务中挑选了一些“可教之才”，由顾顺章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史济美。
    史济美，军校六期，1930年 6月进入党务调查科。1931年 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特务之一，接受了顾顺章的三个月培训。1932年11月，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派任调查科上海区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不到一个月，史济美即逮捕了卢福坦。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卢福坦是王明离开上海前圈定的“临时中央” 3名常委之一。卢被捕以后很快叛变，成为继顾顺章、向忠发之后叛变的极少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
    另外，史济美还曾在上海逮捕了陈赓、廖承志等人（后均被营救出狱）。
    1933年 6月，史济美被我“红队”击毙。
    在特工技巧方面，顾顺章的“专业”水平得到了特务们的交口称赞。
    黄凯是1929年加入调查科的“老资格”了，他说：
    “顾顺章自首后，俨然成了天之骄子，中统与军统都尊之为奇贷，什么缘故呢? 1． 他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维妙维肖。2． 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3． 鼓其如簧之舌，坚决表示以后终身反共。”
    曾在顾顺章举办的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学习的特务林成荫则说：
    “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由于有了顾顺章，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反共”水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个飞跃。比调查科晚成立几年的特务处，之所以始终在反共方面拿不出像样的“成绩”，也跟戴笠手下缺乏顾顺章这样的“人才”，有很大关系。
    因此，戴笠也曾“慕名”请顾顺章去为他们进行训练，黄凯回忆说：
    “顾顺章原本由徐恩曾、张冲二人亲自领导的，最初戴笠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后来戴笠请求老蒋条谕中统负责人，有一段时间由顾襄助军统工作。顾顺章就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从中挠拨离间，徐恩曾与戴笠简直如仇敌一样。当时在中统、军统两个组织中有一种说法，顾顺章经办的大案归军统，小案归中统。有时中统和军统为争夺案件的承办权在老蒋面前大吵一场。”
    可想而知，顾顺章总这么“脚踏两只船”，肯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两大特务头子之间搞平衡，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结果！
    另外，据许多中统特务回忆，有一段时间，顾顺章野心膨胀，企图在国民党特工内部建立自己的班底，还企图成立政治组织。
    如黄凯所说：
    “顾顺章经过 1年多的苦心经营，已在特工系统掌握一部分权力，经他训练的行动大队有1000人，他有权进行调遣。自首人刘英等向徐恩曾检举顾顺章招兵买马，妄图组织新中国共产党，并蓄谋把千人行动大队作为他的武装基础，聚众起事，消灭包括老蒋在内的党政要员。”
    徐恩曾则认为，顾顺章曾暗中与中共有所联系，他说：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
    以上说的，都来自于对方阵营的回忆，没有任何其他佐证。个人认为，顾顺章重新与我党联系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顾顺章的政治水平再低，也明白一个革命的叛徒，再回到“那边去”，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徐恩曾说的，极有可能是出于想干掉顾顺章的需要而“栽赃陷害”。
    至于说他企图培养自己的班底，倒是有这个可能，顾顺章本是一个胆大妄为又不知轻重的人物，这种人最容易容易忘乎所以。大家伙你吹我拍地这么一通煽呼，头脑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管因为什么吧，顾顺章最终被枪决，时间在1934年12月到1935年 6月的这段时间里，枪决的地点，一说在苏州、一说在镇江。
    顾顺章的生卒年，在历史上的记载都不甚清楚，所以，只能说他活了约31岁。
    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也带来了深刻的教训。
        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同志，曾于1938年以“杜宁”的署名写了一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深刻反思了顾顺章事件的根源与教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警示和教育意义，特附录于本章节最后。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钱壮飞、胡底显然已经不适宜继续留在上海工作，1931年 8月，二人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此后，钱壮飞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某部部长、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中革军委情报局( 二局 )副局长等职。
    很可惜，钱壮飞在长征中死于宵小之徒手中，时间大约是在1935年的3、4月间。
    换句话说——从1931年 4月25日送走刘杞夫，直到牺牲，钱壮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胡底更可惜，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的他，于1935年 9月被冤杀。
    据说，钱壮飞离开南京的时候，曾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徐善待自己的家眷，话说得很客气，但留了一个很不客气的“尾巴”——否则，就要公布徐的一些隐私。
    这件事，正史不载，徐自己当然也不可能提起来。不过，他确实没有过于为难钱的家眷倒是真的。
    当时，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在上海医院妇产科当医生，得到李克农的通知，张提前躲了起来。4 月28日，徐恩曾派人到上海钱壮飞的家中搜查，只有钱的老母亲在家。特务们骗老太太，说“有一大笔钱等着钱壮飞签字，签了字，这笔钱就是你们的了。”
    孰料，老太太确实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特务们拿一个老太太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悻悻而归。
    1931年 4月26日，钱的女婿刘杞夫在把情报交给李克农之后，遵照钱的嘱咐，准备即刻返回南京，打探进一步的消息。当时李克农非常不忍，因为谁都知道刘杞夫一回去，马上就是被逮捕，不是等于回去送死么？
    但岳父的话同时也是党的指示，刘坚持要回南京，李克农只好嘱咐他一切小心。
    据钱椒椒解放以后回忆，4 月26日上午，他们夫妇二人回到南京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逮捕，押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三个多月以后被释放。
    不久后，党组织派人与他们联系，告知钱壮飞已离开上海，让他们们暂回刘杞夫的老家湖南乡下。此后，刘杞夫一直在湖南搞教育，抗战胜利后去世。解放以后，钱椒椒带着孩子回到上海，于1977年去世。
    钱壮飞的两个儿子钱江、钱皇（后改名为钱一平）后被组织送往陕北公学学习，钱江后来成为导演。
    钱壮飞的另一个女儿黎莉莉于2005年去世，享年91岁。
    “龙潭三杰”中唯一见到革命胜利的是李克农，1955年，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逝世，享年63岁。
    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
    一个是指认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这个家伙居然给他活到了解放以后，化名为游浮，潜伏在某部级单位，在“肃反”中被揪了出来，于1953年被枪决。
    另一个是叛徒宋惠和。1931年 1月22日，陈华等人本拟将宋杀掉，但匆忙中没有杀死。宋捡了一条命，伤愈后化名周大烈，任武汉行营侦缉处少校特务长。后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第三科调查组组长、南昌行营特务队副队长、保定行营调查科代理科长等职。1937年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一科科长。
    解放前夕，宋惠和在四川新都宝光寺受戒为僧，法名果印。1950年 3月，宋惠和向我公安机关自首，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附录：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

    顾顺章，上海本地人，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做工七年。在最后的几年他是在厂担任工头的工作。于一九二四年的罢工中加入共产党。入党后他担任南洋工人支部的书记，曾领导过几次南洋工人的罢工。后来他担任上海区委的工作。于一九二六年年底起，他担任训练武装上海工人的工作，即准备上海各次的暴动。在暴动之中及之后他是上海武装工人纠察队的队长。自四月事变后，他即担任中央特科工作，直到他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间被捕时止。
    顾顺章的特点：
    1、 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
    2、 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 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 生活浪漫。
    于一九三一年三月或四月间，中央要他赴汉，为的要他去布置白区与赤区的交通路线。路线尚未布置完善，而他被捕了。他被捕之后，先把他所知道的在两湖的共党机关和军队中的关系告密，同时他供出了中央五个重要地方：向忠发的；周恩来的；瞿秋白的；中央秘书处；特科的机关。
    因他的告密，在两湖的白军中的重要同志和负责同志被捕。幸而中央得报很速，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预先遣移，警察们白白地慌乱了一次。但是顾顺章解京后，他积极地替国民党做破坏共党的工作，他在国民党做了剿共特务队的队长了。他的方法如下：
    1、 利用他的家属关系来找党找同志，但因当时中央组织严密，不得发生效验，反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了一个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
    2、 他经常的利用同志们的社会关系。譬如他知道同志们家庭的关系、戚友们关系或戚友的戚友关系。他经常的布置着走狗等着。我们同志去发生社会关系或盯梢，或利用反动分子找关系。他曾用这样的方法威逼过我与秋白，但因我们及时得报，与社会关系刮断，不得乘机。他知道向忠发的老婆不是同志，并知道她是一个不懂向忠发是有共产党关系的不会戒备的人。他就利用这个弱点，——他在未捕去前曾介绍一个女佣人给向忠发的老婆过的。但在老顾告密之后，向即解雇而搬了房子。可是搬了房子之后，向妻与过去的裁缝店仍旧始终发生关系。因此老顾就利用被解雇的女佣人去问裁缝店，由此而知道向搬往何处。并且老顾派此女佣人直接跑到向家。当时向即借口而从后门逃出，对妻说绑匪来了。当天中央就设法搬向妻和陈林同志妻( 她与向等同住在一处 )。但敌人已追踪此关系，结果向忠发即被捕。
    3、 利用一切被捕叛党分子，满布街头，尤其在重要交通的十字路上、电车站上，甚至小菜场上，见重要的即下手，见不重要的即盯梢。一九三三年中央军委的破坏，陈赓同志的被捕，即因叛徒们在小菜场见了陈赓之妻盯梢的结果。而陈赓之妻的被捕即在于顾知道陈赓之妻的娘家的关系，她到她的娘家去即被捕。
    4、 他布置房子出租，见有可疑的房客即下手。因为他知道我们同志的行动、服装等。
    5、 他布置走狗当旅馆、轮船上的茶房，侦察来客。
    6、 布置暗探到党的机关里来，特别在江苏方面。罗敦〔登〕贤同志的被捕，即被全总的秘书告密而致。
    总之，他用很巧妙的方法来破坏我们。自然敌人得他帮助之后，破坏共党机关的方法比过去要进步得多。而我们也得到了些宝贵的教训：
    1、 党对于同志们思想上、政治问题上的检查很缺乏。象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而同志们并没有来注意这一个问题。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在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没有加以研究。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是实在的，但是他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为保护自己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阶级的叛徒。顾顺章便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
    2、 党对于同志们日常生活上的检查很缺乏。例如对于顾顺章生活的腐化( 吸鸦片甚至玩妓女 )、打老婆等等的行动没有加以研究和注意，以致他借口特务工作的关系一日加一日的堕落，没有惹人的注意。然而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知道，他的叛变不是偶然的。而我们对于他不好的倾向——叛变的预兆，没有加以及时的警惕。
    3、 虽然自他被捕后当时的中央及时的加以戒备，以致他所告密的五个重要地方无一人被捕，但是中央机关的同志还是缺乏经常的警惕，例如向忠发的被捕，完全可以避免而没有去避免。
    4、 虽然顾顺章所负的工作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给他知道许多不必要知道的地方。这不但对于他，就是对于一般的同志，在地下党生活时候，每个负责同志知道党的机关必须有限止的。否则，一人被捕即动摇了一切机关。
    5、 在顾顺章的叛变的教训里，使我们党提拨干部时必须加以质量上的选择，就是说人的质量。顾顺章是工头出身，是有极浓厚的流氓性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相信他必须有限度的。自然我们可以利用他的长处，但是必须警防他的短处，不能给他占据党的最重要的领导工作。
    6、 对于工人干部的教育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对于有流氓性的工人干部，可以说过去对于顾顺章的教育工作，做得极少，甚至可说没有做。他入党直到出走，没有改变他丝毫的习性。如果我们对于他抓紧政治教育，特别在实际工作的政治教育，我不相信经过长期的党的生活之后不能改变他的性格。这个教训对于党有极大的意义。如果我们好好教育他，不但有可能去改变他，而经过他可以改变在他周围的工人群众，因为在上海象他一类的工人成份——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占有相当的地位。
    杜宁写于克拉奇克疗养院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ys1937

18、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头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说了等于没用。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了自己的东西，才谈得到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是上海人，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
    李范一，1891年生，湖北应城人。
    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 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 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 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 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肖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肖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大倒热灶，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 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 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觉得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还需要一定的记忆力，还要求手指的灵活性等等，不是谁都适合学的。特别是年龄，最好是小青年，接受能力比较强，学这个最好。
    魏大铭之所以成为电讯专家，有他自己的特质。据特务们回忆，魏大铭的发报，以指法熟练，发报“均匀”而著称，这个“指法熟练”，通过一定的训练不难达到，而发报“均匀”就不是谁都能做得到了。你发报不“均匀”，就会给收报者造成困难，一份电报发了两三次，对方还是译不出来，有这么两回，你这碗饭也就别吃了，这可是军事情报啊！
    所以，警校的多数学生，像毛森这样的，从警校毕业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六了，记忆力也减退了，手指也不灵活了，你让他们来学这个东西，会很吃力，也学不好。
    第二，还有一个脾气秉性的问题。
    我们看电影，凡是反映女特务，多半都是穿着一身美式军服，戴顶船形帽，眉宇间多少带些妖冶之气，手里拿个夹子：“咔”的一个立正：“报告！南京密电。”坐着的长官不动声色地说“念”。多半是这样一种形象吧？
    多少有点脸谱化，但应该说，电讯人员确实以女性为多，因为干通讯这一行，除必要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求坐得住，静得下来。你想，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手拿着电键按来按去，或是拿个密码本查来查去，干一天还行，干一辈子，想想都可怕。所以电讯这个事，不是谁都适合做的。
    当然，也不一定说男的就干不了。干电讯干出名堂的，有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姜毅英；也有男的，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张我佛，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报务员，所以还是那句话，什么都不是一定的，看个人造化了。
    警校的学生，就尤其不适合，当警察的人，一般比较外向，因为他要与人打交道，所以选材的时候就选的那些头脑比较灵活、能随机应变的人。这些人，你让他学电讯，无异于苦刑、受罪。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第一期的时候，从警校挑学员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费挺大劲也只挑出十来个人，就是这个原因。
    因此，魏大铭向戴笠提出建议，干脆直接办一个无线电学校，挑选那些年纪比较小，又有一定无线电基础的年轻人接受专业训练。也就是说，通过无线电学校，先培训专业技能，然后再从这些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进入杭训班，进行特务训练和“政治”教育，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关于费用，魏大铭说，办这样一个学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因为一旦开办起来，就有收入，以后就可以“滚”着走了，因此，最初的开办费，有几百块钱就行了。
    有这样的好事，戴笠当然是完全支持——培养学生的事，戴笠最重视，最肯下本，别说花不了多少钱，花再多的钱，戴笠也会去想办法。于是责成魏大铭全权负责，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加任何干涉，只要能给我培养出合格的学生就行了。
    经过一番调研，魏大铭把学校设在了上海，上海是当年的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无线电事业十分发达，国外进口的各种最先进的设备都是最先进入上海，因此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好几家无线电制造厂商，同时也有几家无线电方面的培训学校，因此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魏大铭有办法，不知他用了什么说词，说动了上海一家叫“三级锐电公司”的厂商，用它现成的名字，建立了一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把杭训班的学员队长萧坚白调来当了所长。教务长，魏大铭请来的是当时国际电台的报务长方砚农。
    方砚农也是当年著名的的无线电专家，著有《无线电报务员应用知识》。方并不是黄埔出来的，但此后在军统中落了户，抗战中曾任国民党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注意：这个组织并不是军统的）第四组少将组长。1946年 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接收哈尔滨电信业，取消哈尔滨电政管理处，成立“交通部哈尔滨电信局”，出任局长的就是方砚农。
    另外还有一个“所长助理”陈祖舜，负责对学员进行调查，了解掌握每个学员的家庭背景、思想倾向、日常言行、社会关系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再发生徐恩曾式的“悲剧”。另外当然也包括对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身体条件等等，毕竟把这些人挑选出来，将来是要当技术特务的，光是思想上合格不管用。
    陈祖舜，1901年生，广东始兴人，军校六期。后曾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国防部二厅七处少将处长。
    “三极无线电传习所”第一期共招收了40多个适龄青年参加无线电培训。结业以后，根据上述标准，萧坚白、陈祖舜等挑选了十几个“优秀分子”，以及其他方面报送的几个“好苗子”，一起送到杭州，继续进魏大铭的杭训班，在“三极”所进行的无线电基本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特工技术的培训以及政治训练，培养出来，就是特务处的报务人员了。
    至于没有选上当特务的那些孩子，魏大铭也不是就不管了，相反，他还负责给推荐工作，魏大铭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把学员们推荐到外国的轮船公司、推荐到国际电台，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热门的单位。
    既然有这样好的出路，就不愁没有生源，“三极”的全盛时期，居然连轴转，日夜各两个班次，把另外那几家培训学校挤得都不行了。
        由于有“三极”作为基础，大大提高了杭训班的工作效率，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魏大铭在杭州共举办了11期培训班，为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人力支撑。
    话务员有了，下面亟待解决的解决的就是设备问题。
    当时没有专门用于谍报的小型收发报机，都是军用的，最小的就是 5瓦手摇发电机式的，体积很大，另外还有15瓦充电发电机式的，更是庞然大物了，根本无法用于秘密工作。于是魏大铭与康宝煌研究，能不能搞点技术革新，研制一种小型的收发报机。
    康宝煌是当时著名的无线电专家，也是南洋公学电机工程科出来的，跟徐恩曾是前后同学，去台后任台湾电信管理局总工程师、台湾电信总局终身顾问等职。
    康宝煌就是康宝煌啊，经过研究，他说：“把收报机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就可以有信号，虽然电力微弱，应该可以试一下。”
    以上是康宝煌的原话，什么意思，笔者不是学工科的，不明白，不知道有多难、或者是有多简单。
    不管什么意思吧，反正是这个技术革新一举成功，研制出来的，就是后来广泛运用于军统秘密工作中的 2.5瓦小型电台，小到什么程度呢，据记载，除了电池、听筒和电键以外，只有“两只饼干桶”那么大。
    这个比喻同样不论不类，饼干桶可大可小，谁知道是多大？但按照沈醉说的，他可以把发报机藏在婴儿身下，通过日本人的岗哨，那应该是不会太大。
    这个小小的技术革新，一举奠定了特务处、乃至后来军统无线通讯的基础，因为军统干的是谍报工作，如果没有适合敌后使用的小型无线电台，其一切工作都等于零。
    1933年 7月，蒋介石在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戴笠特地要求魏大铭带着他新研制的袖珍发报机跟着他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他要给老蒋露一手。
    当时，庐山与各地通讯，也是靠电台，就是军用的15瓦的那种，架在牯岭。庐山是著名的多雾气候，一天到晚大雾弥漫，电力的损耗很大，因此信号特别弱。庐山电台台长花克强，也是个无线电好手，每次发一封电报，有时一、两天都发不出去。收报就更困难了，要一点一点地调整刻度盘，去捕捉微弱的信号，旁边的助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每收一封电报，花克强都紧张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次，戴笠就是要让魏大铭带着他的 2.5瓦袖珍机，去挑战花克强的15瓦军用机。
    挑战的过程不说了，因为笔者实在不太懂，描绘不出来那种精彩。反正最后的结果令老蒋开了眼界——魏大铭不但帮助牯岭台改进了天线设备，促进了通讯质量和效率；同时，魏大铭让老蒋看到，特务处新研制的 2.5瓦袖珍机，同样完成了与南京通讯的任务。老蒋高兴地对魏大铭说：“你好好干吧，我会有工作给你的。”
    戴笠的这一趟庐山之行，一举三得：第一，他让老蒋知道自己手下有出色的人才，第二，他通过老蒋的话，鼓励了魏大铭。
    还有第三，此后不久，老蒋就批准了戴笠的报告，准许他建立一个无线电工厂，费用嘛，自然不用特务处掏钱了。
    无线电工厂建立起来以后，不仅制作袖珍发报机，康宝煌又想出了一个新招——他把民用的普通收音机改装为发报机，便于通过敌人的盘查。要使用的时候，只需要买几个随便哪儿都有的普通配件，一装上，马上就成了一台特工用的收发报机。
    随着各地派出机构的增加，大家都配发了 2.5瓦袖珍机，新的问题又来了，大家的信号都很微弱，这就要求南京的总台必须强大异常，否则根本无法与外地保持通讯联络。
    魏大铭开始着手建立南京总台，一下增加了7、8台收发报机，电力达到1、2百瓦，每台机器之间相连，可以在总台远程控制发报机，通话距离达到一、两千公里。
    后来，随着军统的不断扩大，仅沦陷区的秘密电台就达到 300多座，一个总台不敷使用，又建立了第二总台，到1944年，又建立了第三总台。全盛时期，几百名话务人员八小时一班，每天24小时工作，总台的电灯从来没有熄灭的时候。
    戴笠梦寐以求的无线通讯网，终于建立起来了。
    1938年 8月，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魏大铭就任第四处（电讯处）处长，少将军衔。

ys1937

19、兵不血刃，敉平“两广”（1）

    说起特工，大家往往对行动工作比较感兴趣，尤其是暗杀啊、破坏啊。这很正常，一是情节曲折，二是总有一些细节往往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行动工作只是谍报工作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如果说情报是一切谍报工作的基础的话，那么，策反就是谍报工作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在策反方面，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有过不少成功的案例，比如前面在殷汝耕案中讲到的，对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就是通过策反达成的。虽然后来又被殷汝耕这个汉奸跑掉了，但不能因此而抹杀策反工作的成功。
    在特务处的策反工作中，要说最成功的，就是在“两广事变”中的表现了，那真可以说是“蓝衣剑客踏雪无痕”，各条工作路线分进合击，丝丝入扣，兵不血刃，敉平“两广”。实在令人击节。
    两广这块地方，挺有意思。
    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两广，反而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
    广东的军阀，中山先生都拿他们很头痛。先是陈炯明、然后是他请来的滇军的杨希闵、桂军的刘震寰（这两个人到了广东的所作所为，像极了汉末的李傕、郭汜）。等把这一干人等打垮了，中山先生也去世了。上来的是另一个广东军阀陈济棠，接着跟老蒋对着干。好不容易到1936年广东归并了“中央”，没几天抗日战争爆发，广东很快又沦陷了，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算起来，从1923年 3月 1日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成立到1949年，广东就没消停过几天。
    广西就更不得了，从1917年 6月20日，陆荣廷唆使广东督军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联盟通电，宣布两广自主开始，广西始终把持在老桂系和新桂系手中，这当中，还有3、4年的时间，桂系连广东都抓在手里。
    说起桂系，绝对是旧中国的一个“异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成立于1927年 4月，姑且从此就算他为统治全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直到1949年退出大陆，一共22年，其间，多少军阀都被蒋剃了头，唯一保持相对独立，且在国民党内、军内始终保持相当影响力的，唯有桂系。
    去台以后，国民党内部曾经有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丢失大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桂系总在那儿“搅和”，争权夺利几十年，造成“党国”的不团结，最后大伙一块儿“洗洗睡”。
    这种说法，失之于表层化，且有推脱责任之嫌，但细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
    1948年 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此前，李宗仁曾征求老蒋的意见，问就职仪式上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蒋说穿西服，于是李去赶做了一身燕尾服。等到典礼头天，老蒋又通知李宗仁，说改穿军服，于是李穿上他那身一级上将的军装、别上几大排勋标，威风凛凛地就去了。结果到现场一看，老蒋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风度儒雅之至。俩人站在一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宗仁是蒋介石的保镖呢。把李副总统给气得都快疯了。
    一个“党国”的一、二把手之间，脑子都用到这些地方了，你说这个党、这个国，还能好得了！
    广东和广西的关系，颇为独特，一会儿打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一块扯旗造反；有明明是广东人，却被称作桂系军阀的，有明明是广西人，却属于广东军阀的；就在这打来打去之间，打出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广西的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等，大家比较熟悉了。更早的，还有老桂系的陆荣廷，这个中学课本上是有的，其人功也、罪也，到今天还说不清。
    同样，广东的军阀中，也颇有些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是陈炯明。
    陈炯明的一生，以1922年 6月16日“炮轰总统府”而著称，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而且每当提及，必顺带提起宋庆龄女士在转移中流产之事，并着重指出此事导致宋庆龄终身不育。
    实际上，除“六一六事件”以外，陈炯明还做过许多事情，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比如他对广东的建设、比如他坚决禁赌、比如他的不蓄私财、比如他一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为中国致公党，至今还是我国参政议政的一个民主党派。
    1925年，被彻底打垮的陈炯明退居香港。1933年，陈炯明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香港，年仅55岁。
    陈炯明死时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没有，身边的人，只好用他为其母所备的一口棺材殓葬。
    时人曾送给陈炯明一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
      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谤满天下，名亦随之”，是反用曾文正公的说法，用在陈炯明的身上，极为贴切。的确，“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只这一件事，足以使他“谤满天下”了。
    其实，究竟有没有“炮轰总统府”这回事，或者是究竟谁往广州城里开了炮，历史上还有争议。当然，不管有没有，“六一六事件”都意味着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决裂，这是没有错的。
    唯一从“六一六事件”中受益的，那就是成全了蒋介石。
    1922年 6月18日，痛感身边没有军事干部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当时正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接到电报之后，在熊市的不利局面下，托虞洽卿又“操作”了最后一把，于 6月25日携款 4万直奔广东，并于 6月29日，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此举令中山先生终生难忘，甚至当时就露出了“传位”的意思：“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蒋介石一举奠定此后一生的事业基础。
    人哪，其实一辈子就是那几步，走对了就走对了，走错了，也就甭怨天尤人了。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陈炯明之后，就要数陈济棠了，与老陈相比，小陈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陈济棠，1890年生，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
    陈济棠17岁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并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辛亥革命后进入粤军，积功升至团长。其中，还曾经有一段时间投在宿将林虎手下。
    陈济棠在这之后的经历，实在太过复杂，一会儿跟着这个打那个，一会儿随着这个“通电”反那个。当然，不仅陈济棠，那会儿的军阀大都如此，尤其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就跟演戏似的，今天“通电”“反”某某人，明天就“通电下野”，后天就留洋，大后天没准又杀回来了。
    不奇怪，那个时代政治的运作方式和规律跟现在完全两样。
    陈济棠是个很会利用机会的人。
    从1922年开始，先是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当上了旅长。
    然后——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济棠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
    然后——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陈济棠积极响应：“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这一响应，陈济棠又升了一格，1928年 3月，任第 4军军长兼西区绥靖委员、广东编遣特派员。
    然后——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陈济棠积极支持老蒋，成了第 8集团军总司令。
    然后——1931年，借着老蒋扣押胡汉民，陈济棠又通电“反”蒋，顺带手赶走了自己在广东最大的对头——广东省长陈铭枢。
    然后——1931年 5月，汪精卫等于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改任第 1集团军司令，独揽军权。
    最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宁、粤复合，戴在陈济棠头上的帽子——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两个机构的常委，集广东的党政军权于一身。名义上的负责人胡汉民，不过摆设而已。
    如此这般，经过陈济棠这一番闪展腾挪，拳打脚踢，不过 9年时间，陈济棠就从粤军的一个团长成为雄踞一方的“南天王”，这时陈济棠才41岁。
    被他“闪”了的，包括老“天王”陈炯明、包括他在“护国军”时的老上司林虎、包括他当营长时的上司陈铭枢、包括他当旅长时的上司李济琛，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再过几年，陈济棠还要再“闪”一次蒋介石，不过这次没弄好，跟他的老前辈陈炯明一样，把自己给“闪”到香港去了。赔了。
    前面说了，蒋介石曾于1935年封了 9个一级上将，其中除了何应钦以外，全是各地的实力派和过气军阀，好像这种背 4颗星的上将，专门就为安置这些人的。
    这其中，除了张学良实在太过年轻，咱不跟他比——跟他也没有可比性，他的产业是继承的，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其他的，就是李宗仁比陈济棠小一岁，1891年生。其他的，都比陈济棠岁数大，像阎锡山、冯玉祥这样的老前辈，比陈济棠大7、8岁呢，几乎差出“半辈”人去了！
    军阀割据，对于国家来讲，自非善事。但作为一个某地区来讲，军阀主政，只要是本地人，桑梓情深，往往有他的好处，东三省、新疆，都是在军阀主政的时候发展起来的。
    广东也是如此，你别看陈济棠一个军阀，他还是一个搞经济的长才，从1931年到1936年，号称广东建省的“黄金五年”。
    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与我们要谈论的主旨关系不大，这里主要说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
    说起整军，陈济棠利用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前面说了，1931年 5月，以汪精卫为首，在广州又出现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已经是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分裂了。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仗着他手里的军权，抢了当时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的权，史称“宁汉合流”，这是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分裂。
    1930年1O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此时，春风得意的蒋介石觉得当国民政府主席有点不太过瘾了，各方掣肘太多，办起事来太麻烦，不如改为总统制，当总统。于是提出：“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选举总统。”
    当总统，不是想当就当的，那得选出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这都不是蒋介石自己说了就算的，要做许多工作。
    蒋介石的主张，从立法院那儿就过不去，胡汉民说了，“现在是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只能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不能作为权力机关。训政已有建国大纲作依据，不应再来一个什么约法，搞得不伦不类。”
    胡汉民是立法院长，他不同意，这事还真是挺麻烦，没法往下操作。
    胡汉民，1879年生，广东番禺人。
    胡汉民可是国民党的元老了，想当年，胡汉民、汪精卫号称中山先生在世时的左辅右弼，1911年12月，胡汉民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的时候，蒋介石才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
    说起来，胡汉民还是蒋介石的恩人呢，当年老蒋在南京“另立中央”的时候，大家都不买账，全仗着胡汉民帮他，说这个劝那个，出了好多主意，才把这个局面撑了下来。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的恩人，现在成了对头。
    经过蒋再三做工作，经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同意，于1931年 5月 5日召开国民会议和代表选举。
    蒋介石会搞小动作，胡汉民也不是吃素的。打仗打不过你姓蒋的，搞政治，那可是我的长项——你蒋介石不是要选总统么？选吧。
    我让你选不上！
    老蒋派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到各地去活动，了解一下代表产生的过程和结果，这一了解可坏喽！
    没几个支持老蒋的，因为谁也不愿意选一个“新军阀”当总统，那选出来，肯定他一人说了算，大家还不全成摆设了！
    相反，胡汉民是文人，当总统放心，大家都支持胡汉民当总统。
    这不麻烦了？做了一锅饭，给别人吃了！
    老蒋请出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让他劝胡汉民“离职休养”。吴去了，结果被胡汉民痛骂，说他是“无耻之徒”。
    骂走了吴稚晖，这下蒋介石也没办法了，连吴稚晖的老面子都不给，还有谁能去跟胡汉民过话？
        没办法，胡汉民的资格太老了，谁也奈何不了他。
    要说哥们就是哥们，正在蒋介石一筹莫展之际，他的义弟戴季陶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
    戴季陶说，胡汉民不同意？这事好办哪，你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么！
    蒋介石心想你可真会出主意，胡汉民是立法院长，能随便抓么？
    还别说，戴季陶虽是文人，却比“武人”蒋介石胆子还大，敢想敢干。
    戴季陶说没事，各路军阀不都已经被你给码平了么，估计没人敢说什么。这事交给陈果夫他们兄弟俩去办，没问题，放心吧。你就甭管了。
    甭管了？出大事了！
    1931年 2月26日，蒋介石给胡汉民送来一封请柬，请他于28日到陆海空总司令部赴晚宴。
    胡汉民哪里知道这是“鸿门宴”，就去了。去了一看，只有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在，国府秘书高凌百拿出蒋给胡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蒋介石口述，高凌百的记录稿，一共有十三、四张纸。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信中，还添加了许多注解，信上先写蒋如何如何尊重胡汉民，然后就开始数落胡的不是，说他处处与蒋过不去。据曾在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处工作过的邱庆锟回忆：一共有十条“罪状”：
    1、 勾结腐化军人许汝为（崇智）。2、 包庇叛逆陈人鹤（群）、温健刚。3、 破坏行政（意指胡唆使中常会通过代理国府主席之事）。4、 垄断立法（意指立法院不通过交通部所提出之邮政储金法案等）。5、 独揽党部大权（意指胡对陈立夫等之提案，梗阻不能顺利通过），6、 暗行运动两粤军人（意指胡与陈济棠、白崇禧等时有电报来往）。7、 反对国民会议制定约法。8、 在公开场所任意诽谤本人（蒋）。9、 行政任用人员均加以反对（意指冯、阎、张等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事）。10、蔑视新进革命有功的同志（意指胡轻视陈果夫、陈立夫等）。
    最后，蒋说我是干革命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革命到底，这是我的光荣职责！
    信是写的冠冕堂皇，把胡元老气得够呛，又不好跟底下人发脾气，于是说：你去请介石来，我有话跟他说。
    对方当然不会去请，只是说请您先吃饭，有什么事情吃了饭再说。
    胡汉民说我吃什么饭！你去请介石来，我要问问他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蒋先生没什么意思。
    这下胡汉民也火了：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什么意思，搞什么鬼？
    对方看胡汉民急了，只好说了实话，说“蒋先生想请您自己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
    胡汉民一听更生气了，说行啊，不让我干可以。但必须介石来跟我说，何必躲着我，这是能躲得了的事么！
    快夜里12点了，蒋介石还真来了。胡劈头就问：“你最近有病吗？”
    蒋介石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说我没生病啊。
    胡汉民说“那好，我以为你得精神病了。”
    蒋介石哭笑不得。
    俩人坐下来，胡汉民开始给蒋介石上课。胡汉民比蒋介石大十来岁，又是国民党元老，给蒋上上课，一点不新鲜，蒋也只有听着的份。
    胡汉民逐条驳斥了蒋介石信上罗列的罪状，最后说，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干了，不管了。你爱干嘛干嘛。
    蒋一听胡汉民说不干了，还挺高兴，说：我是最尊重胡先生的，以后有什么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天您肝火太盛，我又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肯定说不过您。但我肯定不会乱说，不会冤枉你胡先生的。
    蒋介石说自己“不会说话”，当然是一种自谦之辞。但是，单就这几句而言，还真是说得不甚得体，徒然给对方递“话把儿”。
    蒋既然表示尊重胡汉民，胡乐得倚老卖老，数落得更起劲，说：你做得不对的事，只有我能教训你，现在你不一样了，除了我，还有谁能教训你。你不要以为我怕你，我这么大岁数了，太太可以自立，孩子也大了，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除了党国，没有我胡汉民再惦记的事了。
    当着手下的侍卫，蒋介石听着心里直蹿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不是站不是。好不容易胡汉民说完了，蒋介石赶紧说：您休息吧，我告辞了。
    第二天，胡写了一封辞呈给蒋介石，辞去立法院长职务。蒋介石把胡汉民送到南京汤山，从此就算被软禁了，后来胡汉民回忆那段时间的情况时说：“幽居一室，空气恶劣，窗外便是兵警，擎着枪，枪影从窗中照映入来，更令人难堪! ”
    蒋介石以为这就算完事了，让著名的老好人林森接替了胡汉民立法院长的职务。好了，没有人捣乱了，这下可以选总统了。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一个堂堂的立法院长，蒋介石居然能给抓起来，登时舆论哗然，美、英、法等国严厉抨击，斥为“践踏民主”。
    各路军阀，倒是的确没人出来管这个闲事。炸了窝的，是党内的“同志”们——你蒋介石还没当总统呢就这么猖狂，以后当了总统，还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全宰喽！
    大家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你蒋介石不是能耐大么，你自己干吧。
    首先辞职的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然后是立法院长林森，接着是司法院长王宠惠，去了欧洲。
    一共五个院长，走了俩，其中的王宠惠还是“约法”起草委员，都走了，这个总统还选个头啊！
    1931年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萧佛成、邓泽如等 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陈济棠首先从香港把古应芬接到广州，通过古应芬，赶走了压在自己头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广东省长陈铭枢。然后联系了去年还打得昏天黑地的桂系李宗仁，建议他们联合反蒋。
    接着，5 月 3日，陈济棠领衔粤军各将领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
    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都陆续到了广州。
    5 月24日，汪精卫、孙科、许崇智、唐生智、陈友仁等各路党国元老、过气军阀齐集陈济棠的公馆，会商“党国大计”。
    5 月27日，在粤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
    5 月28日，这些人彷照中山先生在“护法战争”时的做法，同时也是效蒋介石的故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陈济棠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汪精卫倚为干城。
        这下娄子大了吧，你看戴季陶这馊主意出的！
    既然是“军事委员会”常委了，陈济棠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陈济棠的粤军，在此之前的名称，叫做“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
    1931年 6月，陈济棠将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整编为第 1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常委嘛，自然要排第一。
    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把他的部队恢复为原有的名称“第 4集团军”，至于2、3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原本是准备等广东国民政府“做大做强”以后，给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留着的。
    改名以后，陈济棠将原来第 8路讨桂军总指挥部所辖的 3个师扩编为 3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警卫旅五个。另外还有 1个宪兵司令部、1 个虎门要塞司令部。经过不断的扩编，到1932年 8月，第 1集团军的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
    陈济棠还学蒋介石，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学校。1931年，在第 8路军军官教导队和军士教导队的基础上扩编而成，驻广州沙河燕塘，故又称燕塘军校。陈济棠自任校长。你有黄埔，我有燕塘，你是蒋校长，我是陈校长。
    除了强大的陆军以外，陈济棠与各路传统军阀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这才是陈济棠敢称“南天王”的最大本钱！
    广东的空军，最早是在华侨的资助下，由孙中山先生建立起来的，在1922年前后，即孙中山先生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创立了航空局，后来又创办了航空学校。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部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
    1931年，陈济棠以广州“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广东航空处及所属的航空部队扩编为“广东空军总司令部”，隶属于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
    没过几个月，等广州“国民政府”一取消，陈济棠马上以用武力接管广东空军，撤销“广东空军总司令部”，改为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以黄光锐为司令。
    这样一折腾，原本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广东空军，从汪精卫的“广东国民政府”过了一道手，成了第一集团军的了，陈济棠等于分文没花，白捡了一支空军部队。
    到1932年，第 1集团军空军司令部辖 4个飞行大队，拥有各式飞机 130余架。另外还有空军教导总队、三元里空军学校等等。
    这样的一支空军，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无可匹敌，被视为陈济棠的王牌军，后来陈敢于起兵反蒋，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陈济棠的海军，其由来与空军如出一辙，也是巧取豪夺而来。
    本来，陈济棠的海军实力比较有限，只有一些用于海防、内河的小型舰艇，另外还有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1933年 7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其海军的实力。陈济棠又先后从国外购买鱼雷艇 4艘、扫雷艇 1艘、驱逐舰 2艘，自制改装炮舰、运输舰各 1艘，共 9艘，建立了鱼雷艇队及其基地，并自任海军总司令，
    至此，接着广东国民政府这个“壳”，陈济棠孵出了自己的“蛋”，那就是强大的陆海空三军。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陈济棠“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的目标完全实现，可以跟蒋介石掰掰手腕了。
    拜手腕，需要一个机会，或者说，需要一个借口。
    这个借口，还是胡汉民给提供的。
    事情仍然要从国民政府的分裂说起。
    戴季陶出的主意，把老蒋的“总统”彻底泡了汤，政府都分裂了，哪还有心思选什么总统！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不成，老蒋的总统，迟到了整整17年，而且还只当了一年，就跑到台湾去了。
    既然总统不选了，也就别再关着胡汉民了。10月14日，蒋介石臊眉搭脸地把胡汉民放了出来。
    这下胡汉民算是把蒋介石给恨苦了，从此回到广东，真的开始“处处”与蒋介石作对。
    从1931年 5月，中国就有了两个国民政府，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广州，各说各话，互不买账，如果不是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情，谁也说不好要僵持到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种分裂。
    这个意外事件，就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不远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３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这就是作为“九一八事变”导火索的“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日军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并同时开始袭击北大营。
    到1931年11月，仅两个月的时间，黑、吉、辽三省重要城市已陷落殆尽，情势极为危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必须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党国”的大计。
    问题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和代表“国”的政府，都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开？
    能开。中国人的智慧，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地方。
        既然说不到一块儿，那就索性各开各的。因此，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成了世界上最滑稽的一次代表大会。
    翻开国民党的历史，你会发现，国民党的“四全大会”，在三个地方、开了三次。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派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的决议》，还通过《恢复党籍案》，宣布过去几年间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恢复党籍。
    汪精卫一看，你蒋介石也太过分了，我都没在，你自己就把会给开了。你开我也开。
    六天之后的1931年11月18日，汪精卫等其他派系在广州也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开得不是太成功。此时，陈济棠已经逐渐暴露出了“曹操”的本色，通过大会安排了很多自己的人，排斥汪派等其他派系。汪精卫跟他说有几个人需要安排，被陈一口拒绝。
    汪精卫没有想到，在南京要受蒋介石的气，回到自己的老家广东，居然又要受陈济棠的气。一气之下，汪精卫说：“与其做小军阀的走狗，毋宁做大军阀的走狗。”于是带着汪派、西山会议派等 200多人中途退出大会。
    但广州“四全大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退出而休会，而是继续召开并选出了以胡汉民为首的“临时中央执行常务委员”等等。
    退出了广州的“四全大会”，汪精卫越想越生气，一不做二不休，非得把这个会开了不行。于是跑到上海，于1931年12月 3日，重新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 163人，会议补选了“中委”。
    国难当头，总这么僵持着也不是个事。况且光开了一个“四全大会”也没有用，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产生，于是南京方面邀请粤、沪两方到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胡汉民没有理这个碴儿，汪精卫还比较给面儿，说回去可以，但蒋介石必须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桌上握手，桌下踢脚的斡旋折冲，以蒋介石“下野”为前提，各方势力终于又坐到了一起。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也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一周之后的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出席了开幕式之后即回到家乡浙江奉化。会上对南京、广州、上海三次“四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执监委员一概承认。经中央执监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轮流当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为孙科。
    广州方面，亦于12月底结束反蒋的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1932年 1月 1日，按照宁粤议和时的妥协，在广州设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则担任两个机构的常委，大权在握。

    按：孙科好不容易当了行政院长，可他这个院长当得实在不是时候，刚一上台，面临着的就是“一二八事变”。此时，几个原来主事儿的，行政经验比较丰富的，蒋介石在乡下老家；胡汉民在广东，连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都请假了，没有参加；汪精卫担任的是一个党的职务，不在前台。大家都在饶有兴味地观看孙科如何应付这个局面。

    此时大家才知道，没有蒋介石还真是玩不转。无奈，怎么把人家轰走的，还得怎么把人家请回来。
    1932年 1月25日，孙科内阁辞职。1 月28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恢复于1928年10月明令“停止运行”的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等人为委员。
    3 月 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举行，如愿当上了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投桃报李，提议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从此之后的14年，蒋介石一直被称为“蒋委员长”，直到1946年 5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其所有职能划归国防部。
    3 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就职。
    从此，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架构形成，并一直维持到了抗战开始，这也是国民党政坛难得清静的几年。

    按：正是在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在黄杰的倡议下，一部分黄埔学生酝酿成立了“复兴社”。1932年 4月 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正式成立。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南两机构”）两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怪胎，而且还是连体婴儿。
    你可以查一查，在民国时期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这样一级介乎于省和中央之间的机构，无论是国民党系统，还是政府系统。
    这是因为，“西南两机构”是在广州的“四全大会”上决定设立的。按当时的议案，是这样设计的：
    “为修明政治，防止独裁起见，在若干省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在国府指导之下监督各省行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监督各省市党部。”
    从条款上理解，不仅“西南”，全国各地都要按片成立这样的两个机构。但不久之后，宁粤复合，广州“四全大会”的议案自然也就不作数了，但已经成立起来的“西南两机构”，就作为彼此妥协的一种条件，给保留下来了。
    “西南两机构”的人员：
    “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设常委 6人：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刘纪文、陈策、李扬敬。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则有委员27人，其中常委 5人：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
    名义上，“西南两机构”均由胡汉民主持工作。
    大家一定很奇怪，明明是管辖两广的机构，为什么叫“西南”，而不叫“华南”。这是因为，按最初设计的“西南两机构”，管辖范围并不止两广，尚包括云南、贵州等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云贵还把持在军阀手中，“西南两机构”的权利所及，只能管到两广。
    实际上，两广中的另一广——桂系，对“西南两机构”的号令，能服从到什么程度，也是天知道。
    好在胡汉民并不是十分想管那么多省，那么多事，他只是把“西南两机构”作为他反蒋的一个大本营，专心致志地搞他的“新国民党”。几年下来，卓有成效，本就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又多了一个“西南反蒋派”。
        蒋介石真应该好好感谢他那位义弟戴季陶。
    大家会发现，作为广东的实力派人物，陈济棠是唯一在“西南两机构”中同时担任常委的，由于胡汉民的“恬淡”，“西南两机构”的大权完全掌握在陈济棠手中，胡汉民正好给他做了一堵挡风的墙。
    其实“西南两机构”本身并没有多大权力，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顶多了，可以说它算是一个联络机构。但是，有没有用，要看这个“空架子”掌握在谁的手中，此后几年，陈济棠的整军经武，治理地方，之所以得心应手，卓有成效，与他打着“西南两机构”这个“空架子”的大旗不无关系。
    最明显的例子，原广东的空军、海军两个司令部，就是陈济棠打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旗号先给取消、然后“拔”到广州“国民政府”名下、然后又划到他自己的第 1集团军去的。
    可惜好景不长。
    1936年 5月12日，胡汉民与他的大舅子、“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的时候，因思虑过度，突发脑溢血，延至当晚不治逝世，享年57岁。
    临终时，胡汉民留下政治遗嘱：
    “余以久病之躯，养疴海外，迭承五全大会敦促，力疾言还。方期努力奋斗，共纾国难。讵料归国以来，外力日见伸张，抵抗仍无实际，事与愿违，忧愤之余，病益增剧，势将不起。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胡汉民的死，令陈济棠顿失凭依。
    早就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看着有气的蒋介石，终于把胡汉民给“等”死了。5 月13日，蒋派孙科等大员为代表，到广东吊唁胡汉民，顺便向“西南两机构”——实际上是向陈济棠——提出了蒋介石对广东问题的意见：
    据陈济棠的旧部凌仲冕回忆，孙科等人先是给陈带了几顶高帽子，如“举国团结，系于一身”等等。跟着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等等。最后，是蒋介石的主旨：
    ——取消“西南两机构”；
    ——改组广东省政府；
    ——广东部队各高级军官由军事委员会任命；
    ——取消广东货币，代以法币。
    这几条，好像每一条都是冲着陈济棠去的。
    ——本来就是。
    蒋介石要动手了。
    陈济棠怎么办？
    实际上，陈济棠憋着反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济棠有个哥哥叫陈维周，是个阴阳术士，早年在老家防城给人看相、看风水，陈济棠最信他的话。
    1935年年底，陈济棠曾派陈维周代替他前往南京述职。并求见蒋介石。
    陈维周的这一趟，还真是不白去，给陈济棠带回两个惊人的消息。陈认为他哥哥这趟南京去得太值了。
    其一，蒋介石向陈维周透露了下一步“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国民党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不变。”并要他给陈济棠带话，让陈积极配合。
    陈济棠听了以后，高度怀疑蒋的动机，因为两广虽然是对头，但在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桂系完了，蒋腾出手来，就要对付广东。所以，陈济棠不但没有听蒋的，反而与桂系的联络更紧密。
    其实，老蒋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策略，故意刺激陈济棠，促其早露反迹，早反遭收拾嘛。
    否则，以老蒋的身份，与一个江湖术士谈这些东西干什么？
    其二，陈维周到浙江奉化去察看了蒋介石的祖坟，其结论是“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
    “伯南”是陈济棠的字——当年，他听了陈维周的话，曾经以天价买下了广西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安葬其母，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地方。现在一看蒋家的风水不如“芙蓉嶂”，陈济棠还能不高兴。
    现在，该是我收拾你老蒋的时候了！
    胡汉民去世，各路人物都来吊唁，桂系派来的，是白崇禧。
    据陈济棠的旧部李洁之回忆，白崇禧在与陈济棠的会晤中，先是给陈狠灌了几碗迷汤，说他治理广东“成绩斐然”，我们都很钦佩等等。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劝陈起兵“反蒋抗日”。
    白崇禧说：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绝无余力可以南犯。
    白崇禧又说，“如老兄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以全力支持。”
    不愧是“小诸葛”，为打消陈济棠的顾虑，连进兵的路线，白崇禧都给他设计好了，白说：湖南的何键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因为他不敢承担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无法抽出大军阻止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
    白崇禧最后说：至于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系。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代表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注意，白崇禧一开始说的是“反蒋抗日”，中间说的是“挂起抗日的招牌”，最后的几句话，透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抗日是口号，是招牌，反蒋则是实实在在的。
    本就认为老蒋“气数已尽”的陈济棠，被他的宿敌白崇禧给说动了。
    第二天，他就约自己手下的心腹、第 1军军长余汉谋等人到公馆中商议，让大家自己去考虑，但不得外传。
    听了陈济棠的话，大家议论纷纷，心存疑虑，有些人明白对陈说，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为人不老实”，他的话你也能信？
    要说这人啊，在某些重大关头，可能谁都会失掉自己的判断力——陈济棠看大家对此都不感冒，居然让白崇禧直接跟大家见面，意思是让他给自己的手下做工作。
    于是，白崇禧又把他与陈说过的那一套鼓吹了一番，并补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
    接着，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又把他与日本驻粤总领事馆联系，并取得对方谅解的情况介绍给了大家，意思是让大伙放心，日本人都支持我们，还怕什么。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只有余汉谋比较直爽，他站起来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粤汉、平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
    此后几天，大家都在私下里谈论这件事，逐渐形成两派，李洁之他们属于反对派，曾经想请余汉谋牵头，劝陈济棠打消造反的想法，甚至想到“制止无效时就必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 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陈。”
    中间，陈济棠曾经放出风来，说已经打消此意，让转告大家，可以回驻地了。大家额手相庆，以为陈济棠终于想明白了。
    5 月30日晚上，余汉谋在家里宴请手下的高级军官，准备践行后就回驻地江西大庾。正吃着饭，谁也想不到，陈济棠忽然来了。
    陈济棠一来，自然反客为主，对大家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现刚好大家都在这里。
    陈济棠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了。近几天我又作了反复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陈济棠最后说：“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使蒋背腹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完了，聪明一世的陈济棠，就这么活活地让白崇禧给带到“沟”里头去了。
    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几天中，陈维周曾为陈济棠扶乩，显示的结果是“机不可失”，陈济棠遂下定了决心。
    6 月 1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言“抗日”，并发动了游行示威，以壮声势。
    6 月 2日，陈济棠以“西南两机构”的名义发出“冬”电，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抗日。
    6 月 4日，第1、4两集团军将领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发出“支”电，请“西南两机构”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在这里，“冬”电是幌子，“支”电才是真的，没有“支”电，两广的出兵就没有借口。
    按白崇禧给陈济棠的设计，走的是与当年太平天国一样的一条进军路线，北上，走湖南。
    湖南，就是白崇禧口中“决无障碍”的何键。
    可惜，陈济棠听白崇禧的，何键好像不怎么听。
    在热情接待陈济棠使者的同时，何键将两广的打算通报给了蒋介石，并听任中央军占领了衡阳，北上的路给堵死了。
    双方几十万军队集结于湖南，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这时，忽然从角落当中，站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戴笠。
    针对各路军阀搞情报，是戴笠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面我们说过，戴笠在西北曾经通过向影新做过杨虎城的工作。包括与张学良的交往，其实都是特务工作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前者是暗的，后者是明的；前者让人知道了生气，后者嘛，戴笠会与人打交道，张学良跟他关系还处得很好。
    两广的情况很特殊，如同铁板一块，很难派进人去，否则，“制裁”王亚樵也不用费那么大周折了。
    戴笠只能在周边想办法，当然，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港澳。
    特务处有许多广东人，要不，也不会形成一个“广东派”。当然了，广东人再多，也不如特务处的湖南人多；湖南人再多，也没有浙江江山一个县的特务多。
    派到香港的，是邢森洲。
    邢森洲，生于1895年，广东海南文昌县人。
    戴笠的手下，多数都比他小，有的比他小十几岁，所以戴笠在特务处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骂这个骂那个，跟骂自己儿子似的，一方面是长官的权威，另一方面，跟他岁数比别人都大，也有一定关系。
    邢森洲是特务处里少有的比戴笠岁数还大的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公”。
    邢森洲是学中医的，1916年毕业于厦门中医学校，然后就返回家乡文昌，开了一个诊所，挂牌行医。
    中医这个行当是讲究经验的，所以大家都愿意找“老中医”看病，邢森洲当时只有21岁，可想而知，不会有多少人去找他开方子。
    诊所开不下去，邢森洲心想，中国的中医比较多，没有人来找我，那么我出国，到外国去，看中医的一定有的是人。于是，1918年，邢森洲去了新加坡，开了一家叫“华山医寓”的诊所。
    没想到，跑到新加坡，当地人与国内一样可气，照样不认“小中医”，无以谋生。邢森洲是学中医的，读过不少线装书，笔下很来得，于是他找了一家报馆，白天在诊所看摊，晚上到报馆兼职，当编辑。
    时间长了，邢森洲才知道，他所供职的这家《新国民日报》，是国民党人在新加坡办的一份报纸，目的是在海外宣传国民党的主张，扩大影响。于是，为谋求工作的稳定，邢森洲加入了国民党。
    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各地国民党的分支机构都要派代表出席。新加坡也选出了几名代表，到回国的时候，其中一名代表临时有事不能成行，空出了一个名额，于是邢森洲要求顶这个名额回国出席大会。
    就这样，阴差阳错，在国内都没有混出名堂的邢森洲，居然在海外成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上，中山先生决定开办黄埔军官学校，并要求代表回到各地以后，积极保送“优秀青年”到黄埔受训。
    对此，邢森洲很当回事。新加坡的中国人多得很，经过邢森洲的认真物色，他发现一个咖啡厅的茶房，也是海南文昌人，条件不错，于是邢森洲将他作为“优秀青年”推荐回国，报考黄埔。
    邢森洲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辈子，都得仰仗这个人混饭吃。
    根据邢森洲的推荐，这个“优秀青年”回国，顺利地考入军校第二期，他就是郑介民。
    到了1927年，郑介民摇身一变，以蒋介石副官的身份，负责华南地区情报工作。后来，郑介民之所以不愿意屈就在戴笠手下，就是这个原因。他给蒋介石当副官、主管方面工作的时候，戴笠才考上军校一年时间，连“领袖”长什么样，都只能从相片上看呢。
    郑介民是个很念旧的人，饮水思源，如果没有邢森洲，自己恐怕还在新加坡给人家端盘子呢。于是，他邀请邢森洲回国，驻香港，为他收集情报。
    1932年特务处成立，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邢森洲任特务组香港组组长。
    正是在这个时候，胡汉民以“西南两机构”为依托，开始进行反蒋活动，因此，戴笠交给香港组的任务就是全力监视胡汉民的活动情况以及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军阀的情况。
    1934年，邢森洲曾调回南京特务处本部做督察长。1935年，因两广情势越来越不稳定，戴笠将香港组升格为香港站，邢森洲遂成为香港站第一任站长，任务是全力做好对两广的情报和策反工作。
    接着，戴笠又派出龚少侠潜入广州，暗中联络黄埔同学。
    龚少侠，1902生，广东乐会人，军校第一期第二队。毕业后龚少侠曾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二营排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连长等等，所以他认识的军校同学特别多，很快，就在广州安插了一大批“钉子”和眼线。
    戴笠还怕不保险，又将原上海区区长吴乃宪派回了广东。吴乃宪也是广东海南人。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曾经把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四个区域，每区派出一个特派员，这个特派员并不具有指挥权，仅仅负责工作督导。刺杀张敬尧的时候，郑介民就是以特务处副处长的身份兼任华北区特派员。
    同一个时期，吴乃宪则担任华南区特派员，所以他对广东的情况也非常熟悉。
        有这么多的广东人在做工作，几年下来，到1935年、1936年的时候，戴笠对两广、特别是陈济棠的情况，可说了如指掌。
    说起来，戴笠对陈济棠部下的策反，早在他造反之前就开始了。
    最早下手的，是海军。
    前面说过，1933年 6月，原属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和“肇和”3 舰投靠陈济棠，大大增强了广东海军的实力。
    “海圻”是一代名舰，原属于北洋海军。
    大家可能会很奇怪，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而且当年也没有“海圻”这么一号啊。
    1894年，北洋海军惨败，到1895年，威海卫军港失守，北洋海军剩下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全部被日军掳走。只有一艘被解除武装的“康济”号，因载运就义的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遗体，被交还中国。
    到1896年，清政府决定重建北洋海军，不惜血本从西方各国订购了大批军舰，到辛亥革命前夕，新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包括“海圻”、“海琛”和“肇和”等 3艘巡洋舰在内的各类舰艇十余艘。
    其中的“海圻”舰于1899年投入使用。排水4300吨，是中国最大的军舰之一了，其装备的两门8 吋主炮在当时首屈一指。
    进入民国，这些军舰成为各路军阀争抢的对象，到1933年 6月，当时归属于东北海军的“海圻”、“海琛”、“肇和”等 3舰因内部纠纷而出走，在姜西园的带领下投奔了陈济棠，7 月25日，3 舰抵达广东，陈济棠将他们改编为粤海舰队。
    据黄埔海军学校十八期毕业生许耀震回忆，由于当时“海圻”冉鸿翮、“海琛”关继周、“肇和”杨超仑这三个舰长都与陈济棠没有任何渊源。为了达到控制 3舰的目的，陈济棠采取“掺沙子”的方式，逐渐撤换 3舰的东北籍军官。他先是把“海琛”舰长关继周派到海南岛负责秀英炮台；后又派自己的“福游”舰长陈浩任“海琛”舰长，将“海圻”副舰长唐静海调“福游”任舰长。
    另外，还派出一批黄埔海军学校18期刚见习期满的学员到 3舰上监视大家，许耀震就是其中一个。
    对此，率领 3舰出走的姜西园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他自己也在向陈济棠靠拢。
    1935年 4月，陈济棠通过姜西园控制了 3舰之后，突然宣布把粤海舰队并入第 1集团军，自己兼任总司令，姜西园、张之英为副总司令。
    这件事成了导火索，3 舰本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现在又连形式上的独立性都失去了，整个被陈济棠吃掉，大家都很不满。恰在此时，邢森洲、龚少侠等找到了他们。
    3 舰的军官，多出身于各个海军学校，邢、龚等人通过中间人，联系上了原“海圻”舰长唐静海、“海琛”军官陈精文等人，约定趁适当时机，再次出走，投奔“中央”。
    1935年 6月15日夜，乘姜西园及“海圻”舰长方念祖均不在舰上，陈精文率“海琛”官兵绑架了舰长陈浩，与“海圻”原副舰长唐静海“带舰出走”。“肇和”舰因主机损坏正在修理，不能行驶，只好将“肇和”舰东北籍官兵接来一同离去。
    陈济棠得到报告后大怒，适逢当晚 2舰通过莲花山水域时，因天黑且遇退潮，“海圻”舰搁浅，“海琛”舰拖带时也一并搁浅。陈济棠令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轰炸，但下属提醒他；全国军舰本就不多，目前日寇正虎视眈眈，如果炸沉 2舰，自毁长城，要考虑舆论因素。
    陈济棠听了决定劝降，但到了白天涨潮，2 舰于当晚冲过虎门炮台，安全到达香港。
    特务处香港站站长邢森洲送来了蒋介石的电报，称“一切问题均可解决”，并派出空军护航，7 月12日，“海圻”、“海琛” 2舰抵达南京。
    唐静海于抗战胜利之后任军政部海军教导总队总队长，陈精文后积功升为海军少将。
    1937年 9月25日，为保卫江阴防线，“海圻”、“海琛”和“海容”、“海筹”等 4舰自沉于江阴。
    留在广州的“肇和”舰，在1937年 9月14日凌晨的虎门海战中，被日军击沉。舰长方念祖，经军法审判认定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被执行枪决。
    至于当年率领“海圻”、“海琛”和“肇和” 3舰从东北海军出走、后又被陈济棠任命为第 1集团军海军副司令的姜西园，于日军侵华以后落水当了汉奸。
    1940年，姜西园任伪“海军部”政务次长，1943年任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副指挥，1945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姜西园晋升伪“中将”军衔。
    1945年 8月16日，姜西园被军统以“通谋敌国”罪逮捕，后被执行枪决。

ys1937

20、兵不血刃，敉平“两广”（2）

    广东空军是陈济棠的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最大本钱，因此，如能策反广东空军，不啻为釜底抽薪！
    担负这个艰巨任务的，是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
    梁干乔，生于1903年，原名梁昭桂，广东梅县人。
    军统的梅县人很多，除梁干乔以外，还有二期的张炎元、十一期的邹宇光，另外还有刘志陆。
    梁干乔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由于家里穷，中学没有毕业，就供不起他了。于是梁干乔就帮他的表哥照料一家米店。梁是有文化的人，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结果亲戚家的人不但不感谢他，反而怀疑他要把小店据为己有。梁干乔一气之下走了，不管了。
    离开亲戚家，梁干乔去当了五年小学教师，适逢军校招生，梁干乔的族叔梁龙是北京法政大学校长，也是当时的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经他的推荐，梁干乔到广州报考黄埔。
    当年，要到广州，须先到香港再转往广州。在去往香港的船上，梁干乔没钱，只能睡通铺，其实也就是甲板。这时，过来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走路不看地下，一脚正踏在梁干乔的身上。踩了人，这个贵妇居然没事人似的，看都不看梁干乔一眼，扬长而去。
    梁干乔大怒，待要与她理论，又觉得好男不跟女斗，不要失了身份，于是在心里暗中咒骂：“总有一天，要打倒你们这样的人，让你给我当佣人！”
    事情就有这么巧，多少年以后，梁干乔家雇用了一个做饭的陈嫂，正是当年踩了他一脚的那位贵妇！
    军统这些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净出这种邪事儿。
    梁干乔虽然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但他很爱学习，曾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注释《庄子》，诗也写得不错。以他的水平，考军校自然一考即中，进入军校一期三大队学习，同一个队的，就有后来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吴乃宪。
    1924年5、6月间，梁干乔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
    毕业以后，1925年，梁干乔等一批军校一、二、三期毕业的同学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有后来与他并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的同期同学萧赞育、贺衷寒、邓文仪；二期的郑介民、三期的康泽。另外还有张炎元，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宪兵创始人之一的张镇，我们这边的有抗日名将左权。
    在苏联，梁干乔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一名“托派”。而且梁干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从不藏着掖着，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托派”似的。
    1928年11月 7日，十月革命节，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梁干乔居然敢跳出来，用俄语高呼支持托洛茨基的口号，那还能有好结果！当场就给抓了起来，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还别说，这老兄还真是有点本事，不知他想了什么办法，居然搞到一本假护照，又买通了看守，从西伯利亚这等地方逃回国内，真不是一般人，难怪后来当了特务。
    回国以后，梁干乔搞了一段时间的“托派”小组织，跟着就彻底投向了国民党，1932年，作为“十三太保”之一，梁干乔参与创办了复兴社。
    后来梁干乔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并继李果湛、张严佛之后，担任书记长。
    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梁干乔被戴笠派回广东，承担策反广东空军的任务。
    此时进入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陈济棠早知特务处势力无孔不入，盘查得很严，“中央”的势力很难侵入。
    粤军第 5军第16师师长练炳章，是一个老军头了，据他自己说，“前清末年在河北省保定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旅之事时，曾与蒋介石同学。”后练炳章为戴笠所罗致，利用他在粤军中的老关系策动军队，并企图控制民团，结果为陈济棠发现，杀掉了练炳章。
    梁干乔本就是广东人，又当过教师，当地熟人很多——正是因为他熟人多才派他回去的。但是，反过来说，也很容易暴露。
    梁干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他化装成一个人力车夫，潜入广州，与他的族侄梁伯仑取得了联系。
    梁伯仑是广东空军的电台台长，通过梁干乔的工作，梁伯仑同意投向“中央”——这是策反广东空军的必要前提。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非同小可，如果没有通畅的联络，不可设想。
    这边做通了梁伯仑的工作，南京的戴笠，找到了魏大铭，让他与一个名为“X SF—DE—XHOB”的电台联络。
    这个任务有点没头没脑，既无波长、也不知道方位，怎么联系，还真新鲜了！
    那也没办法，戴笠交办的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也不能讲价钱的。
        魏大铭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著名话务员——张我佛。
    一个话务员，有什么可“著名”的？
    张我佛还就是一个“著名”话务员，而且他的成名，尚在魏大铭之前。
    张我佛的成名，缘于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护卫过蒋介石。
    张我佛，原名张俎鸿，生于1909年。中原大战时期曾在蒋介石“随节电台”任话务员。
    1930年的中原大战，对于蒋介石来说，远不像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到的那么轻松，如果不是张学良在关键时刻的武装“调停”，最后是怎么个结果还很难说。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曾几次身处危局，最悬的一次，就要数1930年 6月18日那一天了。
    1930年 5月 8日，正是战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蒋介石从南京北上“督师”，他乘专列走津浦路，奔陇海线，6 月18日，其“行营列车”停靠在商丘火车站。
    不知怎么，冯玉祥得到了这个消息，其实也不奇怪。蒋的专列，本就是个很大的目标，那个时候保密的意识还没那么强，况且又是战争年代，每天疲于奔命，哪里还想得到保密。
    没那闲功夫！
    于是，冯玉祥派他手下的暂编骑兵第 2师师长郑大章偏师偷袭，直取商丘。
    郑派出了 500多骑兵，着便装夜行，绕开交战地点，“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于 6月18日夜，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商丘车站。
    等到警卫发觉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机车已经被破坏，跑不了了，只能就地抵抗了。蒋的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三百多人，全部下车，将蒋的专车车厢团团围住，由于没有重武器，战斗态势极为被动。
    除了警卫连，“行营列车”上最大的单位，就是“随节“电台了，除电台台长张杏生外，还有四个话务员，另外还有几个搬运兵、勤务兵，再就是伙夫等等工勤人员了，一共有四十多人。
    据记载，蒋介石当时非常镇静，端坐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其中是不是有美化的成分。不过，作为一个军人、“三军统帅”，稳如泰山也是应该的。
    他镇静，别人可镇静不了。“随节列车”的“秘书长”、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高凌百——就是帮蒋介石起草指责胡汉民的那封信的那位——发现情形不对，马上把剩下这几十号人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专列的车厢上，都有供向外射击用的枪孔，大家每人把着一个，参与作战。
    孰料，没过一会儿，居然有一颗子弹从射击孔钻了进来，当场将四个话务员中的一个打死，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子弹有多密集。
    高凌百立马慌了神，这要是一颗子弹钻进来，正打在蒋介石的那颗光头上，会是个什么结果！照他想，蒋介石最好趴到车厢的地板上，最为安全，但这不可能，他也不敢向蒋提出这种建议。
    当时在蒋身边的，正是张我佛，高凌百叫他过来，悄悄告诉他：“你站在总司令的身前，一步也不要离开，看我的手势，只要我示意，你马上抱住总司令，滚倒在地上。”
    张我佛奉命惟谨，站在蒋介石身边。一会儿蒋问他：“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回答：“奉命。”蒋应该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正在危急时刻，奉命开往前线的中央军校学员 100多人听到密集的枪声，发现正有人在围攻“随节列车”，马上加入战斗，黑暗中，对方摸不清来了多少增援部队，不敢恋战，趁夜退走。
    据说，天亮以后打扫战场，只发现了 100多匹死马，却没有发现一具对方的死尸，蒋介石这边，连死带伤的，也有 100多人。
    商丘一战，张我佛舍身护主，赶上三国时的曹洪了，就此一举成名。
    中原大战之后，张我佛考上了厦门大学，念书去了。1933年，魏大铭着手为戴笠建立通讯网，张我佛正读到大学三年级，奉魏之命，牺牲学业进入特务处，担任报务员。
    张我佛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每天晚上上班，从12点开始联系这个电台，一直叫到天亮，连续三天，毫无结果。
    戴笠急得什么似地，但急也没有用，总不能自己上台子去叫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第四天夜里，张我佛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奇怪电台，他马上报告魏大铭，魏不敢怠慢，立即打电话给戴笠。
    戴一听高兴极了，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跳到床下，守在电话机旁。
    特务处总台设在白鹭洲，张我佛开始接收对方的电报，为节约时间，他把记录下来的电码告诉电台值班主任于炽生，于直接通过电话打给鸡鹅巷53号戴笠公馆的值班译电员姚敦文，姚翻译后交给戴笠，这一夜一共收到50多个字，双方约定上午 8点再次联络。
    然而，有这50多个字已经足够了。
        因为，郑介民那边已经得手了。
    同时做广东空军工作的，还有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不过他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在香港。
    军统的很多老人，回忆起来，都反映说郑介民这个人胆子特小，从不敢身处险境。
    整个军统，戴笠还就是对郑介民比较客气一点，叫他“郑先生”。不像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了在名字后边加个“同志”俩字儿。同样是搞策反，郑介民就不去广东，戴笠拿他也没辙。
    不管他去没去，反正人家郑介民把事是给办成了。
    郑介民是华侨，广东空军有个飞行员叫陈振兴，也是广东籍华侨。这个陈振兴是运动员出身，游泳、舞蹈无不擅长，交际很广，郑介民通过他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卓林。
    陈卓林，1892年生，广东台山人，曾在美国蒂莱斯特航空学校学习飞行。1923年回到广州。1924年，任广东军事飞行学校的飞行教官。1932年，陈济棠通过“西南两机构”成立广东空军司令部，陈卓林任参谋处长，后来升任参谋长。
    陈卓林是广东空军的老人了，事情进展很快，联系上不少飞行员，准备投向“中央”。郑介民将陈秘密约到香港，谈妥了条件。
    此时，郑介民遇到了一个困难——前期的运作，需要 8万港币。
    8 万港币不是小数目，据说相当于 5万大洋。郑介民没有这么多钱，有也不敢做主，于是他打电报给戴笠，请他去想办法。
    戴笠也没有这么多钱，他去找航空委员会，对方不但不给，还皮里阳秋地说：“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啊。”
    戴笠没法跟他们喘这个气，于是要交通科长胡子萍去买两张当天晚上的车票，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第二天戴笠就回来了，挺兴奋地对胡子萍说，5 万元算什么，不是被我搞到了。我们什么时候“乱花”过领袖的钱！只要能把陈济棠的空军夺过来，50万也值得！
    原来，戴笠回上海，是去找上海的一个名女人许兆贤。
    当年，许兆贤是上海交际场上的一个名人，也是戴笠的红颜知己，社会关系很广泛，戴笠去与她商量，看找谁能借 5万元。
    没想到，许兆贤当时就取下自己戴的的一条项链，说这条项链你拿去质典，至少能值 5万，你拿去先办事，其他的以后再说。
    戴笠十分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
    许兆贤后来嫁给了广东同乡熊少豪，熊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委员会“做事，两口子都曾帮过戴笠不少忙。
    五万元汇给郑介民，一切OK。通过陈卓林，又联系上了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
    黄光锐，1899生，广东台山人。黄自幼随父亲去美国，加入美国籍，并考取飞行执照。1922年回国，1923年 7月，黄光锐协助广东航空局长杨仙逸研制出一架飞机。孙中山命名这架飞机为“乐士文号”，1924年，黄光锐继任航空局局长。陈济棠夺取广东空军以后，任命黄光锐为空军司令。
    黄光锐、陈卓林找到了手下的几个中队长马庭槐、陶佐德、何泾渭、谢莽、邓显刚、敖伦等几个人，对他们说准备投向“中央”，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
    敖伦记得，当时黄光锐问他们：“怕不怕枪毙？”他们说“跟着陈济棠打内战是死路一条。”黄光锐很满意，令他们保守机密，等待时机。
    当时，敖伦他们还建议，说第二中队中队长丁纪徐等几个人与陈济棠关系密切，暂时不要告诉他们，以免泄密。
    据敖伦后来回忆，大家为什么心这么齐：一个是由于陈济棠打着抗日的幌子，“倒行逆施”，大家生气。第二，凡人群就有左中右，广东空军派系林立，高层生活腐化，飞行员们心里不痛快，人心思变。第三，陈济棠整日被他那个哥哥陈维周装神弄鬼，搞得团团转，早就看不过眼。陈的老部下第 2军军长香翰屏曾经好意劝他“远离小人”，结果被陈济棠撤了职，大家早已心灰意冷。
    此时，戴笠这么一介入，恰如一个导火索，轰隆隆大厦将倾。
        谁也没想到，还没等黄光锐下令，6 月16日，已经飞跑了 7架飞机！
    “擅自”出走的飞行员，分属第二中队和第五中队，队长分别是丁纪徐和敖伦。
    黄志刚，第五中队飞行员，黄志刚与陈振兴是航校六期的同学，受陈的策动，准备投向“中央”。接着，经黄志刚又串联了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黄居谷、蔡志昌等，密谋起事。
    6 月16日，利用训练的机会，黄志刚率四架轻轰炸机，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三架驱逐机，在天河起飞，当天降落在南昌机场，并由 7人连衔发表了声讨陈济棠的通电。
    后南京政府将黄等编为空军第十七中队，任命黄志刚为中队长，其他飞行员全部晋升为上尉军衔。
    据第二中队飞行员钟锦棠回忆，6 月16日早上，黄居谷准备出发的时候，曾建议钟锦棠与其一起做编队训练，意思是让他同走。结果钟没有会意，说先练习着陆，再飞编队不迟。黄不好说得太明了，只好自行出走。后钟锦棠见黄等一去不返，后悔不迭。
    黄志刚等人的“擅自”出走，打乱了黄光锐、陈卓林等的全盘计划。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集体“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露出形迹。出了这样大的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假装疯魔地派陈卓林前来兴师问罪。
    一来，先把黄居谷所在的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抓了起来。
    丁纪徐平素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一些，大家都对他有些忌惮。正好把事情的责任硬栽到丁纪徐的身上，这样既可表示出以公心，又正好借以恶心陈济棠，可说惠而不费。
    钟锦棠与飞走的七人都是航校六期的同学，黄居谷等三人又是在与钟共同训练的时候跑的，自然也是调查重点。
    当时陈卓林做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问钟，昨天发生的事情，丁纪徐事先知道不知道？
    此时，钟锦棠作为一个下级飞行员，并不知道黄、徐已经与南京达成协议，准备“出走”的事情，此番前来，纯属做作，给陈济棠看的。
    但初生牛犊不怕虎，钟锦棠毫不躲闪地说，丁纪徐不知道，他要知道了，飞走的会更多。
    陈卓林又问，你事先知不知道？这次钟锦棠答得更脆：“黄居谷昨天确实暗示我了，但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否则，我肯定跟他们一起飞走。”
    陈卓林听了，心里暗中满意，但又不好过多表现出什么来，只好说，“我并不是审讯你，只是了解情况。”于是给了钟锦棠 200元港币，让他“安心工作”，然后心满意足地押着丁纪徐找陈济棠复命去了。
    按下葫芦起来瓢，几乎与此同时，海军又出事了。
    ——跑了两艘鱼雷舰。陈济棠从英国、意大利购买的 4艘鱼雷舰，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是陈济棠海军中的精锐。
    据许耀震回忆，策反鱼雷舰的，是原广东海军司令陈策。
    陈策，1893年生，广东海南文昌人。广东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毕业，1923年，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命陈策为广东舰队司令，1932年，陈济棠强行将广东海军划归第 1集团军，陈策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陈策是旧中国海军的一位风云人物，广东海军的许多人物都曾是他的下级，由他出面策动海军，再合适不过了。
    据当时在鱼雷舰上服役的李鼎新、汤生等人回忆，当时，陈策联系了 4艘鱼雷舰的舰长邝文光、麦士尧、陈宇钿、邓萃功，准备同时出走。临到走的那一天，由于联络不畅，没有找到麦士尧。陈宇钿倒是找到了，结果他在回舰时，公共汽车中途又抛了锚，等赶回军舰时，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只有一、四两舰按计划出走成功，逃到香港。
    陈济棠垮台以后，一、四两号鱼雷舰又返回广东海军。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1937年的虎门海战中，4 舰均被日军击沉。
    海、空军接连出事，陈济棠气得七窍生烟。7 月 6日，陈济棠召集所有空军人员训话。他说，“广东空军人员应以整体为重，切勿妄动。若离开团体，投奔他处，寄人篱下，其结局是悲惨的，希望大家以大局为重。”陈济棠讲了近一个小时，说到伤心处，竟至声泪俱下。
    此时，陈济棠还没有想到，十天过后，更加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待着他。
    为了防微杜渐，陈济棠明令，所有飞机一律锁在机库当中。如有训练任务，只加满足 1小时飞行的油量，以限制长途飞行。
    7 月10日，蒋介石派来 3架侦察机，到广州上空抛洒传单。黄光锐趁机向陈进言，你看，我们的飞机都在机库里，无法随时出动，否则，不就可以把蒋的飞机打下来了么。陈济棠听着也有道理，慢慢放松了管制。
    接着又有人建议，说可以把广东空军所有的飞行员的家属接到某处，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对此，提出反对的是陈维周。他说，不用这样做，我看过这些飞行员的面相，没有一个是脑后有“反骨”的，可以信赖。
    最后，陈济棠派他第 1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李鹤龄到空军来监视大家。于是，陈卓林派大家轮着番地请客，天天陪着他花天酒地，根本无暇外出了解情况，执行监视任务。
    接着，大家又集体请愿，要求释放丁纪徐。由于查无实据，7 月13日，陈济棠释放了丁纪徐。
    这丁纪徐才叫冤枉！被黄光锐、陈卓林平白无故地把一宗大罪扣在头上，其实他也不过是表面上看着与陈济棠走得比较近而已，并无其他企图。在 7月18日的“胜利大逃亡”中，丁纪徐也逃到了香港。
        海、空军的事，暂且放在一边，因为，陈济棠的陆军那边又出事了。
    对陆军的策反，最初是老蒋亲自抓的，时间还在对空军的策反之前。只因一开始没有找对门路，结果反而落在空军之后“见响”。
    老蒋曾当过粤军的参谋长，对广东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的。因此，他打算亲自出马，策反陈济棠的陆军。
    派谁去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林虎身上。
    林虎，原名林荫清，1887年生，广西陆川人。
    林虎从16岁起就一直在广东、广西当兵。“二次革命”时曾任江西讨袁军左翼司令，1918年 5月，林虎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1924年 5月，北京政府委任林虎为广东督办。1925年 3月，林虎被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军打败，此后一直避居香港。
    林虎在广东、广西打了二十年，可谓门生故旧满两广，而且陈济棠也曾经是他的手下，派林虎去联络两广军人，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老蒋跟林虎有交情，因此，他准备派人去香港会见林虎，请他“出山”。
    此时，林虎在九龙新界隐居，不过问任何政事，也不与政界的任何人打交道，所以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去，才能跟他过上话。
    先出马的，是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杨永泰，他派了香港中国银行的一个经理去，结果连门都不让进。
    杨永泰的面子不够，蒋介石想，杨永泰与林虎没有任何渊源，不见也正常，我派一个他的广西老乡去，总可以吧。
    于是，蒋介石让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去想办法，黄是广西容县人。于是黄绍竑让自己的旧部黄权、当时也在九龙，就近前去拜访，结果仍是不得其门而入。
    两碰钉子，老蒋也觉得很栽面，于是，他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戴笠。
    戴笠打电报给潜伏在广州的梁干乔，让他去想办法。
    梁干乔是广东人，让他去找门路、联系广西人林虎，确实有些难度。于是，他找到了军校同学邓匡元。
    邓匡元，1904年生，广西柳城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此时同样担负策反两广的任务。
    邓匡元一听也很挠头，像林虎这个层次的人物，两个省主席都见不到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两个人对着发愁。
    偶然中，邓匡元与他的老乡，广州市社训总队第 1团团长何峨芳谈起此事。
    何峨芳，1908年生，广西苍梧县人，军校六期骑兵科毕业。
    还在军校入伍生队的时候，何峨芳被编入第一总队骑兵队骑兵第二连，与徐亮是一个连的。我们知道，戴笠也是军校六期骑兵科出来的，徐亮与他一起参加了“密查组”的工作，并因此而成为特务处的得力干部、军统“十人团”之一。
    徐亮很欣赏何峨芳的才干，早就劝他跟着戴笠干。何峨芳却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早听说特务处纪律峻厉，他不大愿意受这个约束，于是婉拒了徐亮的邀请。但表示说，如果需要自己帮助，会尽最大的努力。
    这不，需要何峨芳帮助的事情就来了。
    何听了邓匡元的苦恼，马上对他说：你去找陈文波，他能够见到林虎。
    何峨芳对邓匡元说，有个广东人陈文波，与陈济棠是同宗，不知怎么与陈济棠不对付了，还是有什么血海深仇，居然派人挖了陈济棠的祖坟，陈济棠要宰了他。结果陈文波跑到上海经商，此人长袖善舞，很快成了上海的巨富，你去找他吧，他有办法。
    1940年，何峨芳任军统局广西站站长，到底还是做了戴笠的手下——戴笠看上的人，无论好事坏事，一般来讲，是跑不掉的。
    梁干乔根据何峨芳的指点，到上海找到了陈文波。一说来意，陈哈哈大笑：“你要我干别的，不一定行。你说要见林虎，我敢担保，他会待我以贵宾之礼。”
    粱问陈文波，你认识林虎么？
    陈说：不认识啊。
    梁干乔自然要请教其中原委：“那你凭什么要林虎把你当成贵宾呢？”
    陈文波说，我有两个侄子在跟着林虎当副官，现在他倒霉了，依然跟着他。不仅如此，林虎的儿子在上海念大学，我每月资助他儿子 200元，两年了，林虎说我这个人讲义气。你说，现在我去看他，他会怎么对待我？”
    梁干乔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见戴先生。
    陈文波说：“是这样，我只能带你们进他家的门。但是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你们要让他干什么，这个我不管，你们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我一块去。”
    戴笠手下，“能说会道的人”多了，而且净是广东人，陈亦川、陈质平，这两个人还记得吧？都是广东人。
        这次，戴笠派出的，是另一个广东人张君嵩。
    张君嵩，1898年生，广东合浦人（今属广西），军校一期毕业。
    张君嵩时任广州市社会军事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何峨芳的顶头上司。当时，张君嵩正在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第 2期受训，于是被戴笠派到广东，游说林虎。
    陈文波带着张君嵩，果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林虎。不知道是张君嵩会说，还是蒋介石的亲笔信起了作用，林虎第二天即动身前往广州。
    上面这一段，是军统的说法。据林虎自己说，他并没有介入此事，策反广东高层的，尚另有其人。
    通过各方面的工作，陆军中不少高级将领表态愿意归顺中央，其中最重要的，是李汉魂和陈手下的第一悍将余汉谋。
    李汉魂，1895年生，广东中山人，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进入粤军以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路干到师长。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的时候，提拔他为第 3军独立第 3师师长。
    据余汉谋的部下胡铭藻回忆，7 月 1日，他见到李汉魂，李一见他就气冲冲地说：你知道陈济棠要干什么吗？他这是要带我们走死路啊！我已经与邓龙光、莫希德（均为陈手下的高级将领）一道请幄奇（余汉谋字幄奇）负起“倒陈的责任”，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干。可幄奇一直犹豫，还说要到香港去发表通电。到了香港，离开部队，还有什么用？
    李还说，明天我就要回汕头，很快通电反陈，希望你把这个话带给幄奇，如果他不出这个头，那就算我看错他了！
    次日，李汉魂回到驻地，然后仿照关云长“封金挂印”去了香港，7 月 6日，李汉魂发出“鱼”电，声讨陈济棠。
    李汉魂的作为，触动了余汉谋。
    余汉谋，生于1896年，广东高要人。
    余汉谋也是保定军校第 6期毕业的，跟李汉魂是同学。毕业以后，余进入粤军，其经历跟李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从最底层干起，一个台阶不拉地干到师长。
    不同的是，余汉谋一直是陈济棠的直接下级，陈提升一格，他就跟着水涨船高，陈当师长，他当副师长，陈当军长，他当师长。直到第 1集团军成立，余汉谋任第 1军军长，属于陈济棠的精锐部队。
    尽管如此，陈济棠对余汉谋并不信任，1932年，陈济棠借口帮蒋介石“剿共”，把余汉谋第 1军的驻地从广东调到江西，远离家乡，早有宿怨。
    同时，余汉谋对陈济棠的许多做法，并不认可，不值其为人，尤其是对他事事听从他那个哥哥陈维周的摆布，早就看着有气。
    据余汉谋的副官处长卜汉池回忆。1932年 6月，余汉谋曾对他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民众都在抵制日货，唯独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利用他担任“两广盐运使”的便利条件，派缉私舰艇从香港载运日货运回广东境内贩卖。
    因此，余汉谋派卜汉池回广州，让他告诉第 2军军长香翰屏：余汉谋要和香一起去见陈济棠，劝他阻止其兄的走私行为，如果陈济棠不听，余汉谋和香翰屏就一起辞职不干了。
    临行，余汉谋特别强调，提醒香翰屏，千万不要单独去见陈济棠，一定等余有机会回到广州的时候，俩人一块去找他进言，力量更强一些，法不责众嘛。
    香翰屏，1890年生，广东省合浦县人（今属广西），合浦是名将之乡，粤军的很多都出身这里，比如陈铭枢，李扬敬、张枚新等。其中陈铭枢与香翰屏还是姑表兄弟，李扬敬是第 1集团军第 3军军长，张枚新则是香翰屏的老部下。前面说到的策反两广的张君蒿，也是合浦人。
    1912年，香翰屏入广州法政学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加入粤军第 1师第 4团，师长即他的表兄陈铭枢，团长就是陈济棠。
    1932年，陈济棠扩充第 1集团军，香翰屏被任命为第 2军军长。
    卜汉池奉命去见香翰屏，把余的意思转告了他，没想到，香翰屏却有不同的见解。
    他说，以陈济棠的性格和他对陈维周的信任程度，不要说两个人，就是再多去几个人，也照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与其两个人一起垮台，不如由我一人牺牲不干，留幄奇作为将来替代陈济棠的地位，这样做较为上策。”
    香翰屏把陈济棠看得很透，早知道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既然如此，不如以这样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提前与陈济棠“掰”掉，划清界限，把自己的脚步站住，以便在未来的新格局里确保一席之地。所以他自己做公孙杵臼，留着余汉谋做程婴，“吾任其易，君任其艰”。
    此后，香翰屏果然单独去见陈济棠。
    不出所料，陈济棠听他说陈维周的“坏话”，立时大怒，不仅强迫香翰屏自行辞去第 2军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把香翰屏赖以起家的第 2军第 2师师长张枚新也给撤了，最后连香翰屏兼任的中区绥靖委员也给抹了，一撸到底，成了老百姓。
    此事一出，对余汉谋刺激极大，衔恨于心。
    当初，在陈济棠策划造反的时候，余汉谋就提出反对，但陈不听，余汉谋也没有办法。此时见李汉魂这么做得这么决绝，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7 月 6日，余汉谋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 月 8日，余汉谋乘蒋派来接他的飞机飞抵南京。
    行前，余汉谋明人不做暗事，把要去南京的事告诉了陈济棠，并表示对他的造反坚决反对。
    7 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西南两机关”，取消第 1、第 4两个集团军番号，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 4路军总司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同时，撤销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了一个空头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至此，陈济棠已是众叛亲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可叹的是，此刻的陈济棠，依然没有意识到他在广东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7 月16日，陈与李宗仁分别就任“抗日救国军”正、副总司令。
    同一天，挑起倒陈大旗的余汉谋，从驻地江西大臾率部入据广东韶关，并发表通电，令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
    此时，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
    黄召集空军全体人员集会，把准备投向“中央”的意思告诉了大家，并说：“大家要镇定、行动要一致。我不会带你们走黑路，一定带你们走一条光明之路。”当时，有的人还对黄光锐把话讲得这样露骨感到惊讶，怕消息一旦泄露而出事。
    实际上，黄光锐早已经安排好了。
    7 月17日，黄给每个飞行员发了 100元安家费，并指定了每架飞机的驾驶员、机械人员和搭载人员。没有分到飞机的，则于次日自行前往香港。
    7 月18日，广东空军82架飞机先后从虎门、天河等机场起飞，除一架坠毁外，均于当日分别抵达韶关、曲江等处，出走的飞行员、机械人员达 150人之多。
    另外、黄光锐、陈卓林以及广东航空学校校长胡汉贤等头脑则直飞香港，与特务处接头。
    不明不白地被冤枉的丁纪徐，憋了一肚子气。被释放以后，直接回了家，不打算上班了。黄、陈等后来去看他，表示抚慰，他也很冷淡，认为他们二人故意整人。7 月17日，赋闲在家的丁纪徐也没有分到飞机，而是于当晚自行乘车到了香港。
    据 7月18日第一个抵达曲江机场的飞行员钟锦棠回忆，当他落地以后，见到余汉谋，钟报告说是来投奔“中央”的，余问他事先怎么不通知？钟说，时间太紧，来不及。
    余汉谋说你们这事干的太危险，差点没让高射机枪给你打下来。
    原来，为防止陈济棠的空军轰炸韶关，蒋介石特派了南京防空总监黄振球随同余汉谋一起南下，并在余军驻地布防。
    钟一听忙说，别打，后面还有大批飞机要来呢。
    正说到这里，“大批飞机”遮天蔽日般盘旋而至，地面登时乱作一团，都以为是陈济棠派来轰炸的。
    余汉谋大喜，赶忙传令不要开火，并妥为引导着陆。
    当晚，余汉谋摆盛大宴会款待大家，并发给每人慰问金 400元。
    1936年 7月27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了投奔“中央”的所有飞行员，中队长以上人员颁发“五等云麾”勋章一枚。
    1936年 8月 6日，黄光锐被任命为为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校长，丁纪徐为教育长，陈卓林则被任命为南昌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
    1938年 4月，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易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黄光锐仍为校长。抗战胜利以后，黄光锐晋升空军中将，旋即退役，后赴美国。1986年，黄光锐在美国洛杉矶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陈卓林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3年 3月，陈卓林任“央航”总经理。1949年11月 9日，陈卓林和刘敬宜一起组织了“两航起义”。1965年，陈卓林在香港逝世，享年73岁。
    空军的集体出走，对于陈济棠来说，好比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直到此时，陈济棠才搞明白，他哥哥陈维周“扶乩”得到的那个“机不可失”的结果，其真实含义并非“机会不可丢失”之意，而是“飞机绝对不可以失去”。
    既然飞机没有了，那么一切也就都没有了。
    7 月18日下午 5时，陈济棠给余汉谋发出了最后一通电报：
    【幄奇兄：
    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报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
    济棠
    18日】
    从电报中看，在这场赌博中败到了家的陈济棠仍不失大将风度，看他的口气，既坦承事败，又不失老上司、老大哥的身份，国家、桑梓、同志，一一谆谆嘱托，最后还不忘来句客气话，不愧大家风范。
    胜者有胜者的骄傲，败者有败者的尊严。
    信夫！
    电报发出以后，陈济棠从鱼珠炮台乘“海虎”舰转英国军舰，黯然前往香港。
    巧了，就在前几天，已经完成策反任务的梁干乔，也是从这里逃往香港的，走的跟他是同一条路线。
    抗战爆发以后，陈济棠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农林部长。解放前夕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
    去台后，陈济棠任台湾“总统府”资政。
        1954年11月 3日，陈济棠因脑血管病突发去世，年仅63岁。
    7 月22日，余汉谋率部进入广州，就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香翰屏被任命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10月28日，国民政府授予香翰屏中将军衔，后又加上将衔。
    香翰屏在四年前就为陈济棠、余汉谋和他自己设计好的结果，终于实现了。
    1936年 8月，蒋介石到广州，会见了余汉谋以下的全部广东高层人物。在此之前，戴笠电告广东的特务谢镇南，让他做好蒋在广州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
    谢镇南，1902年生，广东梅县人，军校三期毕业。1932年，谢镇南由他的同乡梁干乔、张炎元介绍进入特务处，潜伏在广东省政府缉私处工作。此时，陈济棠垮台，潜伏了4、5年的谢镇南终于可以见光了。
    问题是谢手下没有人，当时的缉私部门还不归特务处运用，这个保卫工作如何做法？
    谢灵机一动，找到了他的朋友、天河机场警卫营营长鄜植民，鄜也是复兴社分子，跟他借了几个人，一人分了一把手枪，一辆自行车，成立了一个“警卫组”。
    蒋下飞机的当天，谢赶到机场，看到余汉谋等人已经在停机坪前等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在那里聊天，他们的车子也停放得乱七八糟，很不成体统。
    于是，谢镇南带着他的几个人上前，先是把车子轰得远远的，然后又指挥余汉谋等，告诉他们这样不行，请他们按职务大小排成队伍，规规矩矩地迎候“领袖”。
    余汉谋等不知道这几位是何许人也，看他们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心想肯定是“中央”派来的，哪敢说个不字！
    多少年以后，谢镇南回忆起当时一干广东大员对他奉命唯谨的情景，还暗自好笑。
    广东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广西。
    没有了在前面顶缸的陈济棠，事变的中心一下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一看大事不好，主动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于 7月24日给南京打电报：
    “奉军事委员会 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兹遵于 8月 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盼。”
    没想到，你想下这个台阶，蒋介石还不让下了。次日，南京给他们发来电报，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与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对调，白去浙江，黄到广西当绥靖主任。
    桂系最怕的就是离开广西，蒋介石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看到广东解决得很容易，于是想干脆顺带手把广西也灭了算了。
    李宗仁大怒，痛斥蒋介石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当时李、白二人在商议今后行止时，曾有过“破釜沉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准备跟蒋干到底。
    其实，蒋也有蒋的难处，看到广西轻易不好相与，也有转圜之意，于是，经过两个月真假难辨的来来往往，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9 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常委，广西省政府主席则派了广西人黄旭初。
    至此，“两广事变”不费一枪一弹，就此偃旗息鼓。
    一番折腾，广西依旧。只是苦了广东的陈济棠，被桂系当枪使，最后弄出事来，丢了自己的地盘不说，还要为广西顶缸。
    得到实惠的，自然还有老蒋，从民初以来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广东，终于“收归国有”。
    其实，放开眼光来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受益的绝不仅仅是两广，或是几个军阀，而是全中国。
    “两广事变”是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事件，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地位，给我们的感觉，仿佛印象不太深刻，关键是因为没有打起来。
    否则，一旦打起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会亚于中原大战。
    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中原大战又怎么样。
    实际上，中原大战可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
    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离亡国，仅一纸之别而已。
    下一次，是40年之后的“庚子国变”，与上一次差相仿佛。
    第三次，就是了中原大战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原大战间接导致了失去东北——没有中原大战，就没有东北军入关；没有东北军入关造成的东北空虚，日本就不会轻易取得东北，也就没有后来一步步地蚕食华北，日军也就没有后来发动“七七事变”的桥头堡。
    因此，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两广事变”打起来了，则兵连祸结，生灵涂炭，不知伊于胡底。更重要的，不要忘记此时已经是1936年，日本在华北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如果把有限的国防力量全部用于内战，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
    对全民族来说，“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实在是再好也没有了。

ys1937

21、西安事变：箭在弦上

    特务处时期，即抗战开始以前的军统，其重点关注的地区，主要有几个，东南是上海、南京，即旧称的京沪地区。原因何在，我们前面说了。
    上海以外，主要就是华北了。
    华北也分为几个阶段，其关注点不断扩大。最初是以北平为核心的平、津、冀地区，主要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极力推进所谓“华北自治”，这里是对日谍战的前哨阵地。
    1933年 3月，热河省沦陷，并被日军划入伪“满洲国”，接着，德穆楚克栋鲁普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察哈尔的形势骤然复杂。因此，特务处的关注点向西扩大，察绥地区成为新的重点，涌现出了许多出类拔萃的特务，如马汉三、张际春、乔家才、高荣，等等。
    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西北地区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特务处的关注点再度向西延伸到陕西、甘肃一带。
    从此，直到抗战胜利，整个中国的北部都成为了军统的重点工作地区。所不同的，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地区属国统区，戴笠是在跟共产党打交道。而察绥、平津是沦陷区，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是在做地下工作，是在与日伪斗争。
    所以，同一个军统，一方面在与自己的同胞做对；另一方面，又在与国共两党以及全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
    所以，对于军统这样一个特务组织，为什么有的时候总是感觉很难评价，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总是同时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同一个人，今天在向我党开枪，明天可能就在对日战斗当中捐躯了，比如王文；
    再换一个人，今天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给整肃了，比如马汉三；
    又换一个人，今天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比如白世维；
    还有很多人，今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明天被捕可能就落水当了汉奸，成了自己同事、下级的制裁对象，比如王天木、陈恭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殊难评价。
    ——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特务处西北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建立的，并逐渐发展成为军统工作的重点。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顿时热闹起来。
    尾随而至的，是胡宗南。
    1932年 4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成立，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进攻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根据地；同时任命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进攻我中央苏区，这两部分军事行动合起来，即所谓对我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1932年 5月，时任第 1军第 1师师长的胡宗南在南京参与创建了复兴社之后，随即被调到大别山区“围剿”我红四方面军，这是鄂豫皖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魏大铭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胡宗南进入特务处的。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不舍，直追到陕南，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也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刘湘放进了红军，却不放“中央军”。胡宗南被堵在陕南，眼看着红军，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
    这一呆就是三、四年，直到1936年 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奉命进攻已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从此直到解放前夕，浙江人胡宗南一直盘踞在西北，并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西北王”。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眼下的西北，还是杨虎城的天下。
    杨虎城，1893年生，原名杨九娃，陕西蒲城人。
    杨虎城的经历，有点像贺龙，从劫富济贫开始拉队伍，先是成立了一个“中秋会”，然后加入帮会组织“哥老会”，从此慢慢起家。后来投入冯玉祥手下，1927年，杨虎城部被改编为冯玉祥西北军的第 2集团军第10军。1929年蒋冯决裂，杨虎城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时，杨虎城将部队扩编为三个师，6 万多人，驻西安。
    由于杨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陕西，蒋介石虽然十分忌惮却又鞭长莫及，只好就坡下驴，将杨虎城部升格为第17路军，任命杨虎城为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2年又兼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在西安，张学良一直称杨虎城为“杨主任”，就是从这里来的。
    由于杨虎城也起家于西北，并与冯玉祥有过一段渊源，因此杨虎城的部队也被称为西北军。前面说了，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已不复存在，因此，为了与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区分开来，后世一般将杨虎城的部队称为“新西北军”。
    此时的杨虎城，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破了杨虎城地盘上的宁静，接踵而至的，除去多了一个未来的“西北王”不算，还又新来了一个“东北王”。
    这个“东北王”，不问可知，自是少帅张学良。
    从1930年 9月入关到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 6年，基本上可以用三个“一年”和两个“一年半”来分段，也是他从人生的顶峰沦为“阶下囚”的轨迹。
    前面说了，“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有功的张学良，于1930年10月 9日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
    这是张学良人生的顶峰，从这儿以后，张学良就开始走背字儿。
    过了一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2月15日，因丢失东北闹得民怨沸腾的张学良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过了一年半，1933年 3月 4日，热河抗战失败，承德失守。出来承担责任的依然是张学良，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出洋考察。
    又过了一年，1934年 3月 1日，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武昌。

    按：张学良在豫鄂皖代替蒋介石主持“剿共”期间，他的东北军被我红二十五军歼灭了两个师，即 115师和 120师，另外东北军还有一个 129师。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用的就是原属东北军序列的这三个师的番号。
    再过一年半，1935年10月 2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驻西安。
    跟着张学良一起入陕的，还有原驻扎在河北、湖北两省的东北军几乎全部精锐，第51军、第57军、第67军、第53军 105师，约16万人。

    按：1930年，张学良出关的时候，带出来 9个旅的兵力（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曾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单位，一共有25个步兵旅、6 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共10万人，编成两个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1931年 7月，为讨伐石友三，张又从东北调进 3个旅和两个炮兵团，共 8万人，这样，关内的东北军一共是18万人左右。
    张学良在北平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将入关的东北军以师为单位，编成51、53、57、67等四个军，除了已被消灭的部队，此次悉数入陕。

    在西安，张学良度过了最后一个“一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再往后，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禁锢生涯了。
    至此，西北集中了四股力量，除胡宗南的中央军可以信赖以外，红军是“中央”要消灭的对象，西北军和东北军则是被监视的对象。
    戴笠岂能坐视不管！
    最先派到西北的，是马志超。
    马志超，1902年生，甘肃平凉人，在陕西长大。军校一期毕业。
    在军校的时候，马志超被分在四大队，与胡宗南、宣铁吾、范汉杰、冷欣等等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同学。
    我们知道，戴笠自己是六期的，资历比较低，在复兴社中往往被人轻视。所以他特别喜欢网罗早期的军校同学，能不能干都没关系，关键是装点门面，特别是一期的，来一个要一个。
    无奈，一期同学的眼界都比较高，所以，数来数去，戴笠手下也就是咱们说过的那几个广东人，梁干乔、龚少侠、张君嵩、吴乃宪，另外还有一个湖南人史铭，我们后面会说到，再加上西北人马志超。
    马志超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
    正是在南京，马志超傍上了同学胡宗南，还有六期的师弟、胡宗南的铁哥们戴笠。这俩朋友交的可值了，从此以后直到去台，马志超前半辈子的饭碗都是这两个人给的。而且是一会儿靠这个、一会儿靠那个，在胡这里觉得没劲了就去戴那里，戴那里混不下去了又回到胡那里，来去自由，左右逢源，也是军统当中的一个异数。
    这里又要从胡宗南说起。
    1924年11月，胡宗南从军校一期毕业，在参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和讨伐杨、刘之后，又参加了北伐。1927年 5月，攻克上海的胡宗南任第 1军第 1师副师长兼第 2团团长，少将军衔，成为军校学生中的第 1个将官。
    这时胡宗南才31岁，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从浙江孝丰县立高等小学的一个国文教师摇身一变而为国民革命军少将！
    同年10月，胡宗南升任第 1军第22师师长。在“二次北伐”中，第 1军第22师被改编为第 1师第 2旅，胡任旅长。1929年第 2旅改成第 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 6月，胡宗南任第 1军第1 师代理师长。1931年 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 1师师长。

    按：胡宗南的升迁速度，之所以在黄埔中数一数二，与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互为因果，国民革命军第 1军是“党国”起家的队伍，胡宗南从第 1旅、到第 1师、到第 1军，逐次上升，从1926年参加北伐到1936年 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 1军军长，兼第 1师师长，就没离开过这支队伍，相比于其他同学，当然占便宜了。
        所以，到1947年 3月19日，胡宗南“攻克”空城延安之际，他说什么也得让第 1师第 1旅抢这个先。很多人认为胡宗南是出于私心，让他的老底子立“攻克”延安的首功，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最关键的，胡宗南是要给他的蒋校长脸上贴金！

    胡宗南当了师长，大家都来投奔他。前面说过，这个时候的戴笠，还在以“密查组”的名义，义务为老蒋搜集情报，既无报酬，更无工作经费，办公地点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
    还在胡宗南当旅长的时候，他就在南京设立了第 1旅驻南京办事处，此时已升级为“第 1师驻南京办事处”，地点就在在鸡鹅巷53号。于是，胡宗南给戴笠安排了一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等于无偿地为戴笠提供了一个办公地点。
    这下可好了，戴笠和他手下的那所谓“十人团”终于有了个待的地方，连带着戴笠的家眷，也都有了落脚的地点。
    这时，马志超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没事的时候经常到“驻京办”来盘桓，一来二去，与戴笠混得挺熟。他看到戴笠没钱买办公用品，于是经常给他提供一些文具什么的，东西虽然不值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人在倒霉的时候，对于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记得最清楚的。等人家发迹了你再往上贴就晚了，不值钱了。
    到1932年，特务处成立，不久后胡宗南奉调前往鄂豫皖“剿共”。临走，除了将鸡鹅巷53号送给戴笠以外，还送他两个人，一个是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了。
    魏大铭自不待言，正是戴笠需要的人。马志超嘛，虽然没看出有太大本事，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期“学长”，他的存在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于是戴笠将马学长安排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
    1934年，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是西北人，又是在陕西华阴长大的，人地相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的负责人。
    临走，戴笠与马志超谈话，说派你去西北工作，公开身份是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
    马志超觉得挺突然，说我哪会当警察局长啊？
    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吧？会吃大餐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更不明白了。
    戴笠说，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
    马志超好像明白了，于是说那好吧。
    考虑到马志超没有受过谍报工作的专门训练，戴笠给他派了一个帮手，让岳烛远去给他当书记。
    岳烛远，河南确山人，1903年生。岳烛远也是军校六期毕业生，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与另一个军统特务龚仙舫是同学。
    马志超没有辜负戴笠对他的殷切期望，去了西北以后，果然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同时，特务处在兰州设立了甘肃省站，担任站长的，是另一个一期生史铭。
    史铭，原名史书元，1902年生，湖南醴陵人，军校一期毕业。
    1923年，史铭中学毕业，到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

    按：“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是程潜在担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时，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创办的。由于程潜本人是湖南醴陵人，负责招生的的李明灏和柳漱风也是醴陵人，结果这个学校招来的基本上全是湖南学生，而其中又以醴陵人居多，到最后，几乎把陆军讲武学校办成了湖南醴陵人在广东的“子弟学校”。为了避嫌，程潜有一段时间曾硬性规定不得再录取醴陵籍的孩子入学，结果大家只好改自己的籍贯，像陈明仁就是把籍贯改成浏阳才得以入学的。

    1924年底，陆军讲武学校整体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为了安置这个学校的学生，黄埔在原有的4 个大队以外，专门成立了一个六大队。所以军校第一期独缺五大队，就是为了区分原有的学生和后转进来的陆军讲武学校学生，当然，在待遇上并无分别。
    也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军校一期的湖南学生中，醴陵人占了绝大多数，比较出名的，除了史铭、陈明仁以外，还有左权。
    史铭在陆军讲武学校就读期间，黄埔军校建立。可能是看着黄埔更好吧，年经轻轻的史铭，居然带着几个同学，跑到黄埔去见蒋介石，说陆军讲武学校在办学中存在许多问题，要求蒋录取他们进入黄埔学习，可想而知被蒋拒绝。
    不久，史铭“吃里扒外”的行为被被陆军讲武学校得悉，当即将他和那几个同学全部开除。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蒋第一件事自然是找他那几个铁杆“粉丝”，一问说早就给开除了，于是蒋责令找回史铭他们几个人，编入六大队。
    史铭崇拜蒋介石，但他入的却是共产党，毕业以后，史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团副党代表。1927年春，史铭任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名将许继慎，后许在战斗中负伤，史铭升任团长并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史铭随周逸群等在湖南搞武装斗争。
    1929年，史铭被派到广西，因在“百色起义”中工作不力被上级领导批评，怀恨在心，旋即投入国民党怀抱。1932年，史铭加入特务处，任“浙警”训练处主任、学生总队长。
        1934年，史铭被戴笠派到兰州担任甘肃省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挂少将衔。
    1935年10月，蒋介石将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对付到达陕北的红军。戴笠的嗅觉很灵敏，马上着手成立特务处西北区，以统一指挥西北的谍报工作。
    派驻为西北负责人的，是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是曾经找陈恭澍谈话的那位。
    张毅夫也是湖南醴陵人，跟史铭是同乡，但他的资历可就老得多了。张毅夫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毕业以后，投入醴陵前辈程潜手下，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司令部任职， 1927年，蒋介石在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不见容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后经双方妥协，以蒋介石暂时“下野”的代价，换取了“宁汉合流”。在蒋“下野”的这段时间，据后来成为“CC系”重要成员的萧铮回忆，他们曾成立了一个叫做“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团体，致力于蒋介石复职、并由陈果夫、陈立夫执掌党务。到1928年 2月 1日，蒋介石复出，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该团体的目的完全达到。据认为，这个“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就是“中央俱乐部”即“CC系”核心组织的由来。当年，任“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总执行秘书，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张毅夫。后来，受同乡邓文仪的邀请，张毅夫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科，任主任秘书，成为邓文仪的副手。后调查科整体并入特务处，张毅夫继李果湛之后，任特务处书记长，又成为了戴笠的幕僚长。戴笠对张毅夫的特别重用，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同学，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像陈恭澍这号的，能到高中毕业就不错了。张毅夫是大学毕业生，当然值钱。第二，张毅夫做过党务工作，而且是国民党中央层次的党务，由他来搞情报，可以想见，比戴笠原来的手下要高出多少个档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戴笠要在调查科转过来的这些特务们心目中，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形象，以示自己“一碗水端平”，对于后来者无畛域之分，所以，一下把张毅夫放在特务处“第三把手”的位置上。问题是，戴笠这么想，他原有特务处的那些手下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认为张毅夫枪了自己的饭碗，你一个“外来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还知道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偏巧张毅夫又是一个干工作非常负责任、一丝不苟的这么一个人。遇上这帮特务天天儿给他下绊子、使阴招，见了面儿亲热无比，扭过脸去就是一脚，照死了往里头“搁”张毅夫，弄得没几天就干不下去了。正好西北区成立，张毅夫是党派工作专家，身份地位又相称，派去陕西再合适不过了。1935年10月，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特务处书记长，则交给了加入特务处时间不长的梁干乔。据张毅夫回忆，军统局西北区区本部、即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下设有两个股。第一股股长是丁敏之，主要做情报工作，包括“指挥各地组织搜集共产党、进步人士情报，以供对边区的军事防剿和后方镇压破坏决策的参考。”  
    丁敏之这个人，虽然是个搞情报的，却是个刽子手，杀害宣侠父的就是此人，抗战期间曾任重庆看守所所长。
    第二股则负责行动。如特务组织的布置、特务人员的派遣，同时策划指挥侦捕、刑讯与暗杀等等，股长是李翰廷。
    李翰廷，1904年生，湖南宁远人，军校六期。
    李翰廷是戴笠在骑兵科的同学，而且是跟戴笠一块儿被开除出黄埔的三个人之一，另一个是郑锡麟。但李参加特务处的工作比较晚，不像郑锡麟从学校一出来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并成为“十人团”之一，所以李翰廷在特务处内地位也不高，
    李翰廷同时也是西北区所属的西安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长。
        张毅夫确实有才干，西北区成立以后，组织发展得很快。据张回忆，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将近20个特务组织。另外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前，作为警示，已经出了几次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几件事都发生在马志超身上。
    马志超临走的时候，戴笠跟他说，你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只要这两个人找对了，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当你的警察局长了。
    督察长，马志超用的是岳烛远，事实证明岳很够格，最后马志超出事，跟岳烛远没有关系。
    侦缉队长，马志超用的是许忠五。
    许忠五，1903年生，军校五期政治科毕业，跟赵理君是同学。
    据各种黄埔军校的史料记载，都写许忠五是湖南道县人，但军统所有老人的回忆录，都说许是湖北人，有可能跟马志超类似，原籍是某处，但在另一个地方长大。
    许忠五是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早在戴笠“密查组”时期，他就跟着戴笠。换句话说，许忠五够“十人团”级别的，但他善始却没有善终。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密查组”是戴笠起家的根源，在这里有必要集中介绍一下。
    所谓“密查组”，要从胡靖安说起。胡靖安这个人挺有意思，他本来是戴笠的上司，弄来弄去，反成了戴笠的下级。
    胡靖安，1903年生，江西靖安县人，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
    胡靖安幼时家中比较贫寒，没有念过什么书，后去了广州，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也就是说，胡靖安与史铭是校友。
    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之后，胡靖安进入军校二期步兵科。毕业以后，胡靖安跟着蒋介石做副官，到1926年，军校六期入伍生队进入黄埔，23岁的胡靖安一跃而为六期入伍生队政治部主任，挂少将军衔！
    此时，戴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了两次，才刚刚进入六期入伍生队，做一名学兵。

    按，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早期，军制、官制都不甚严格，所以经常会看到某人年经轻轻就做将军。比如范汉杰，进黄埔之前就是粤军的少将，当时他才30岁。1925年，李之龙当上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授海军少将的时候，也才28岁。

    1926年 7月 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令胡靖安和另一位军校二期毕业生蔡劲军各自找了些军校的学生，为蒋介石搜集情报，其主旨是“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密查组”。胡靖安的这一组，主要有被军校六期开除的戴笠，还有五期的成希超、许忠五，六期的东方白，等等。
    1927年 4月，蒋介石“开府”南京，造成国民党分裂，后经双方妥协，蒋介石被迫于 8月13日“下野”。

    按：蒋介石“下野”的这段时间，他并没有闲着。其一，他去了一趟日本，以求得日方人士的支持。其二，1927年底，老蒋忙里偷闲，与宋美龄成了婚。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1929年 1月，蒋介石送胡靖安去德国留学，“密查组”留给了戴笠。戴以此为阶梯，一步步地走到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
    据军统特务郭旭回忆，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曾对他讲过戴笠当年的窘迫。蒋介石下野之前，撤销了“密查组”，给每个人发了三个月“维持费”。当时戴笠等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结果胡拿了这笔钱之后，并没有发给大家，只是给他们留下一些伙食费，然后自己带着家眷悄悄回了江西老家。
    戴笠等人无钱度日，于是就抬着胡靖安家的箱子去质典，打开一看都是小孩子的衣物，当铺根本不收。这下可坏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这时，许忠五知道戴笠认识杜月笙，建议他去找杜借贷。
    戴笠找到杜月笙，借了50元钱，交给许忠五，让他统一打理大家的伙食。结果许忠五拿了这笔钱，也学胡靖安，溜之大吉，回了武汉。
    戴笠只好又找杜月笙借了50元钱，才得以度过难关。幸亏不久蒋介石复职，戴笠接胡靖安的班，继续“密查组”的工作。这时，许忠五居然厚着脸皮又回来了，表面上，戴笠没有记他的仇，但从此对许印象极坏。
    就这样一个人，马志超用他当侦缉队长，怎能不出问题！
    据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叫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藏头露尾，被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鸣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
    实际上，有些情况张毅夫并不了解，他只看到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被泄露，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白冠五，1906年生，陕西神木县人。
    白冠五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地下党。1930年底，刘志丹在策动军运的时候不慎被捕，白冠五与地下党员南汉宸等同志通过杜斌丞的关系积极营救，经杨虎城批准，将刘志丹释放。后白冠五曾在刘志丹的游击队担任副大队长。1935年，白冠五进入陕西省会警察局任职。1936年，刘志丹牺牲以后，白冠五失去了组织关系。
    从上面的情况看，当时还是地下党员的白冠五显然是有意将“监视宋绮云”的事情泄露出去，以便向宋示警的。
        派共产党员去监视共产党员，马志超用许忠五这样的人，能不误事！从此，马志超名扬西北。杨虎城知道马志超在搞宋绮云，大怒。等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杨虎城第一个要抓的就是马志超，要宰了他！
    特务处有一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
    特务处工作的初期，纯粹做的是秘密工作，因为它不掌握任何公开机关，比如陈恭澍的北平站，王天木的天津站，全靠几个特工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去开辟情报渠道，所以非常吃力，尤其是遇有刺杀等行动工作的时候，每每力不从心。
    逐渐，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戴笠慢慢的把一些公开单位抓在手中，最先是上海。据沈醉回忆：
    “到一九三五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约在一九三五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
    上海是特务处工作的重镇，也是戴笠开始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此后，戴笠的触角逐渐伸展到各地的警政部门，到抗战开始以后乃至国民党退出大陆，警察一直是军统、保密局的禁脔。
    手里掌握的公开部门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孰主孰次的问题，这个主次，不仅仅是谁指挥谁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的问题，也就是说“谁是脑袋、谁是屁股”的问题。
    对此，“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这个原则，很明确地指出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谓“秘密运用公开”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所有公开机关单位的特务要绝对尊重秘密组织，强调所有公开机关都必须接受当地秘密特务站的运用；二是指利用公开机构为特务工作提供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就像沈醉说的，特务处控制了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之后，“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这样，所谓“公开掩护秘密”就好理解了，一是公开单位只是一个“壳”，其存在的必要，是掩护特务身份，二是明确了“脑袋”与“屁股”的关系，明确告诉大家，秘密工作是你的本行，不要搞拧了。
    在这个原则当中，保密是唯一的目的，用张毅夫的话来说：军统局对特务人员严格要求的第一条是“秘密”，第二条还是“秘密”。
    要想保密，“运用”是关键，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得当，对工作是个促进，运用不当，给你再好的条件，也是白扯！
    马志超基本上就属于“白扯”的那种。
    本来呢，马志超以陕西省站站长而兼任警察局长，省去了秘密单位与公开单位之间的摩擦与扯皮，一手托两家，多好的便利条件！
    而且戴笠还告诉马志超，找一个督察长、一个侦缉队长，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把警察局长干好。实际上是告诫他，不用花太多精力放在警察局长的工作上，关键是利用警察局长的便利条件，干好陕西站站长的工作。
    对于马志超来讲，戴笠的话太隐晦了，过于深奥，他以为自己懂了，事实上没有搞懂。
    根据“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所有的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可言。尤其强调的是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绝对隔离，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
    偏生马志超不信这个邪，这老兄可好，一到陕西，先到警察局就了任，然后就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并搬进了警察局，他倒会省事，把公、秘机关来了个“合署办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
    对此，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等到特务处西北区成立，等于是在陕西站上面加了一层“盖子”，张毅夫成了他的上级，包括后来的江雄风、王天木，都是老牌特务了。但戴笠换人换得实在太勤，基本上仨月换一个区长，结果谁也没有过问这个事，闹的西安城内人尽皆知，警察局长马志超是戴笠派来的特务，特务机关就设在警察局里。马志超一天到晚还挺美，心想你不是说“公开掩护秘密”么，我把陕西站“掩护”在警察局里，总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吧。
    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是这么块料，他用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是那么块料，西北区的领导层又是如此的动荡。张、杨之所以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有所“异动”，而西北区几乎懵然无知，也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因此，最先对西北形势有所警觉的，反倒是远在北平的特务廖划平。
    廖划平，原名廖维忠，1898年生，四川内江人。
    廖划平是非常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了。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之后，1919年，廖划平加入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廖划平与吴玉章等人，一起作为四川省籍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廖划平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当时廖划平教授的课程是《社会进化史》，讲义是他自己编写的，后经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正式出版。
    当时，文强是军校四期学生，听过廖划平的课，给他的印象，廖划平是一个“肥胖臃肿”的人，一口四川口音。
    此后，廖划平参加了北伐，大革命失败以后，廖回到家乡四川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0年以后被派到北方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
    1931年，廖划平被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并叛变，旋即加入特务处，戴笠令他就地潜伏，以“北平宪兵司令部法官”的掩护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给他指派的联系人，就是陈恭澍。
    据陈恭澍回忆，他在军校时也听过廖划平讲的《社会进化史》这门课，想不到再相见时，彼此竟是这样一种情况。廖划平属于上级“交联”的人物，所谓“交联”，即交给你负责联络，但不归你指挥。此后，毛人凤、毛万里兄弟先后奉戴笠之命联系向友新，也是所谓“交联”。
    北平宪兵司令部司令邵文凯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与西北军联系很广，廖划平不愧是原共产党员，非常敏感，他从邵文凯处得到了张、杨“有所异动”的消息，并及时报告了戴笠。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工作检讨中，特务处因保护“领袖”不力成为众矢之的，为证明自己工作的有效，特务处曾经查出了“事变”发生之前，经他们上报的关于“张、杨异动”的全部情报，给大家看，表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言外之意，西安事变这事可不赖我，我报了，委员长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就差说委员长去西安，结果被扣，纯粹是他自投罗网、自讨苦吃了。
    不管特务处有没有上报相关的情报，也不管报了多少。事实上，是“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在这个大前提下，你就是说破大天去，也是失职。
        试想，你的情报再准确、再有效，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有什么用！你找谁去推这个责任？找老蒋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安事变，蒋的被扣，还真是咎由自取。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当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是这样说的：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据军委会“监印官”姜辅成回忆：
    “次日（12月26日）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大家乘五、六辆公用汽车到机场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面有赧色，不如平日那样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旁人观察的“面有赧色”，与蒋自称的“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是统一的，此时蒋介石心情的复杂程度，殊不是我们这些后生小子可以臆测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党国忧危，元气耗损”的起因，在于蒋轻率地身蹈险地，“督教无方”有没有道理，咱们另说。“防范不力”倒是真的，给国家造成了大麻烦，差点酿成巨祸，这是蒋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作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其行止不是个人的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中，不能使自己处于危险地境地，是最起码的一条，在这里，“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值得渲染的美德。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也先，之所以大臣们拼死反对，怕的就是出事，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土木堡之变”，明英宗全军覆没，几乎动摇国本，如果不是天照应，朝中有个于谦，大明王朝在传到第75年的时候就挂了。
    因此，12月28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辞职一端，更多的，固然是政治人物的一种惺惺作态，但确实也是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如同封建时期的“罪己诏”，谁也不会相信他真的出于本心去辞职，但最起码做出了一种姿态，传递出一种信息，表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并为此表示不安。
    西安事变之后，很多人在探讨，蒋介石在明知道张、杨有所“异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这样轻率地跑到西安去？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出事么？
    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回忆：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我察觉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上述情况后（即指张学良对于“剿共”战争产生动摇的相关情况），特以书面详报蒋介石，从而建议：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我还亲自把报告送到广州交他核阅。”
    当时因处理两广事件，蒋介石正在广东，住在黄埔岛上。蒋看了材料以后的反应，令晏道刚啼笑皆非——蒋批示了几个字：“胡说，交张副司令阅。”
    当然，蒋介石此举，更多的是政治手段，让张学良相信，彼此亲密无间。
    然而，这段有名有姓的回忆，明确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老蒋已经确切无误地了解到张、杨在西安的状况，绝非懵然无知。
    明知可能发生不测，而仍然要不顾一切地跑到西安去督战，究竟是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仅仅用“大无畏的什么精神”去解释，显然过于肤浅。
    蒋自信不会出事，这种自信缘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也缘于他对张学良的认识。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此时的老蒋，“声望日隆”，几乎达到了他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点。

    按：最高点是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带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接着其他各国竞相效仿。此举，意味着中国在法理上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家，老蒋的声望就此达到顶峰。

    人一旦自我感觉过好，就容易失去判断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乾隆天纵聪明，年轻的时候乾纲独断，何等英明，没有人能蒙他，但再英明的人也架不住五、六十年如一日地听别人说“皇上圣明“，到一定程度就糊涂了。
    另一方面，老蒋认为，他了解他这个把弟张学良，讲义气，重然诺，蒋自己认为他完全对得起张学良，也能把握张学良。至于张在西北的种种“异动”，不过“年幼无知”而已，但绝不会对自己有二心，更不会不利于己。
    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自己，老蒋并不看重，因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杨虎城。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西北就不会出问题。
        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
    作为后人，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许多大事件，仿佛很自然地就应该发生，到了那天，到了那个点，就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
    其实不是，许多大事件，往往起于偶然，起于并不起眼的小事情。比如前面谈到的“通州事件”，假如不是日本特务细木繁在通县文庙大门口遇到张庆余，并充满挑衅意味地问了那么一句话，冀东保安队的反正不一定是那一天，也许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历史人物之所以为历史人物，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小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会引发大事情；他的个人情绪，喜怒哀乐，会影响历史的走向。而换成我们，所谓的高兴与不高兴，一般来讲，也就是自己生生闷气，充其量也就是会影响一个家庭，一顿晚饭吃得不痛快，如此而已。
    我们读历史，往往被教诲，某事某事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这话说起来肯定没错，凡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一不“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否则，也就不成其为“重大事件”了。然而，如果仅仅是这么来解读历史，对每一个事件都这么解释，往往给人一种稍显空泛的感觉，也就是让人觉得说了基本上等于没说。
    或者是换个说法，我们打个比方，历史，本来是一台彩电，色彩十分丰富，让我们一解释，成了黑白的了。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一方面是蒋轻率地身蹈险地。另一个主角，就是几乎比他小一辈人的义弟张学良了。
    西安事变，以张学良为主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张学良在事后怎么说，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张学良都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而不可能是杨虎城。
    道理很简单，以张学良的性格，不是一个别人能够轻易对他施加影响的人，以张学良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要做的事，杨虎城反对也没用；反过来，杨虎城要做什么事，张学良如果不同意，这事也办不成。
    要说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一百一。当年，如果不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哪来的老蒋北伐成功，统一中国的“不世奇功”；如果没有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蒋、冯、阎，谁能笑到最后，还在未定之天！
    反过来，蒋对张也不薄。
    1930年10月 9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蒋介石派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致词，并特地派了 9架飞机飞到沈阳上空，散发传单，以增张的威仪。
    1930年11月12日，张学良应邀赴南京，老蒋派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到站台迎接。张学良过江时，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鸣礼炮19响欢迎张上将莅临。接着，蒋介石夫妇以对等的身份为张学良举行欢迎酒宴，并与张共同检阅部队，拜谒中山陵。
    更令张学良意想不到的是，不仅蒋介石和自己结拜为盟兄弟，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还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宋霭龄、宋美龄与于凤至结拜为干姐妹。
    老蒋可谓给足了张学良面子，张学良在给东北部属的电报中，受宠若惊地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的想象。”
    正因为彼此是这样一种关系，蒋对张深信不疑。而张学良之所以能出以“兵变”的激烈手段来对蒋，其内心深处所受的煎熬，远非我们今天的人翻翻书、上上网，看几篇历史文章，不咸不淡地评论几句那么简单。
    关于张、杨二人“联共”的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在这里重复一遍，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当事人写得更新鲜，写多了且有“抄袭”之嫌。

ys1937

续

    因此，仅就西安事变的酝酿过程以及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当中，一些关键的节点列在这里，以说明问题。

    甲：三次惨败

    1935年10月 1日，即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前一天，东北军67军 110师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
    1935年10月29日，第67军 107师 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正是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
    1935年11月22日，第57军 109师被歼，走投无路的师长牛元峰令副官将自己打死。
    甫入西北，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张学良就失去了两个整师外加一个团，其心情可想而知，当109 师出事的时候，张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接到消息，张学良马上返回陕西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张学良痛责部下“无能”，并声称再这样下去，他就要“引咎辞职”。
    张学良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他预想的激励作用，且遭到部下的激烈反弹。有的说：“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 ”
    还有的就更直截了当：说“（张学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张学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
    此后，张学良请求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蒋介石不但没有如数拨给，反而将第109、110两个师的番号都给取消了。

    按：东北丢失以后，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所有军人的家眷都要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入陕的，不仅包括部队自身，几乎有多少军人就有多少军人家属；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

    东北军的老底子，是军阀的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靠的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
    面对这样一支部队，此时，张学良的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初入陕西的三次惨败，是对张学良的第一个重大刺激。用他自己的话说：“……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乙、“艳晚事件”

    1936年 8月29日，东北学生代表宋黎等人被特务以陕西省党部的名义抓走，一同被抓的还有张学良的秘书等人。幸亏宋机警，在被押解的途中示警，把事情闹大，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张闻听此事怒不可遏，当夜即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叫来质问。
    据邵回忆：当时张以为他同时也是陕西省党部负责人，于是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和部属吗? 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邵赶忙解释，“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然后赶快叫人去了解，才知道是特务干的。
    盛怒之下，张学良不计后果，当即派第51军第 105师副师长谭海率部武装劫回了被抓的宋黎等人。同时，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一块给抄了，据说查出了许多东北军的“黑材料”，张学良令全部销毁。
    当天是29日，在当时习惯使用的电报代日韵目为“艳”字，因此这件事史称“艳晚事件”。
    动用军队查抄国民党省级机关，跟“武装叛乱”没什么区别。事情发生以后，冷静下来的张学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给蒋介石打了个“自请处分”的电报。
    据宋黎回忆，张学良在电报中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等等。
    如前所述，晏道刚曾亲自到广州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情况，其中就包括“艳晚事件”在内。当时，蒋还特地从广州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发电，了解情况，并询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邵复电为张缓颊说：“省党部事，张已复电中央，且已完全结束；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张对抗日事仍必服从命令。”
    连国民党的省党部都敢抄，还能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老蒋对张学良的“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极为愤怒。但以当时“两广事变”余音尚在，蒋正集中精力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不愿横生枝节。为避免刺激张学良，不得不对张格外假以辞色。于是蒋给张学良复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
    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这样马马虎虎过去了。
    当然，蒋不会想到，4 个月以后，张学良还会干出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大事。
        “艳晚事件”是对张学良的第二个刺激。
       
    丙、三次“进谏”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南京“避寿”。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按：蒋介石生于1887年，中国人办整寿，有庆“九”不庆“十”的风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为了给蒋介石祝寿，他的子侄辈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想出了一个“绝招”——发动全国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
    应该说，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借此整顿军备，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主意，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时间内收到捐款1200多万元，从美国买进了50多架飞机。
    “献机”祝寿仪式，定于10月31日、蒋的生日当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对日形势，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决定赴外地“避寿”，他在日记中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在与张、杨谈话中，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痛斥。据说盛怒之下，蒋说出了诸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之类的极端语言。
    这是张第一次“进谏”被拒。
    10月27日，蒋介石借着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高级干部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的机会，再一次指桑骂槐，敲打张、杨。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10月29日，蒋离开西安赴洛阳。次日，张学良特地请上了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以祝寿为名飞抵洛阳。当天张学良等拜会蒋介石，第二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当即问他们：“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
    此时正逢绥远形势紧张，张学良要求率部增援百灵庙。蒋介石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不然，就把你换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在谈话中，彼此越说越僵，张学良气极之际，口不择言，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11月 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训话中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听了这话，张学良登时如堕冰窟，他后来回忆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说，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则将他们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驾军用飞机孤身前往洛阳，第三次进谏。
    这次张做好了“尸谏”的思想准备，行前，张声称，如果蒋介石不满意，随时可以把我当场打死。
    然而，这次谈话，再一次不欢而散。于是，张学良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蒋介石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也是他的一个小兄弟，哥哥的话，他可以不听，但绝不会做出什么对哥哥不利的事情来。
    据晏道刚回忆：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 钱大钧 )车厢里等你们。”
    三次“进谏”无效，张学良已经几乎绝望。
    据张后来回忆，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提出了“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建议，张学良“闻之愕然”，然后说：“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杨虎城讽刺张学良“以私忘公”。
    张学良则表示：“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杨虎城）之意见也。”
        张学良还在犹豫，想趁着蒋介石到西安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
       
    丁、最后的努力

    12月 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行营”设在西安迤东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随即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谈话，蒋介石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如果有人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
    谈话以后，蒋介石向张、杨下“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自己选择。
    其一：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
    其二：如不愿“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为此，12月 7日晚间，张学良赶赴临潼，第四次向蒋“进谏”。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张学良说“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听了暴怒不已，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 ”蒋介石置之不理，拔脚便走，把张“晒”在了一边。     
    至此，双方已经决裂。
    在蒋，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对张学良容忍到了家，换做别人，早已不客气了。
    殊不知，张学良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张学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这一下，老蒋是真把张学良给骂急了、骂出火来了。在张看来，蒋介石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逼得走投无路。
    张学良本就是一个性格极易冲动的人，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他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离开临潼，张学良横下一条心——把蒋扣起来，再跟你说，看你同意不同意！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头子！”
    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便找到杨虎城，决定对蒋进行“兵谏”。考虑到西安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而捉蒋的主意又是自己出的，于是张、杨二人商定，西安方面交给17路军，临潼方面，由张学良的东北军动手，约定时间，双方同时下手。
    据东北军第51军第 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12月 8日，蒋介石约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他去临潼吃早饭：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同时警告王以哲：“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回去以后，王、刘赶快去找张学良汇报，说这下可坏了，委员长知道咱们跟红军有来往了。当天下午，王又找到刘，对他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
    第二天，1936年12月 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省府由邵力子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
    后面的事，记载不一，多数文献是说这时忽然有人开枪，打伤了学生。这下学生们不干了，于是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见情况紧急，赶紧给蒋打电话通报情况，并建议蒋接见这些游行学生，结果再一次被蒋严词拒绝：“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据孙铭九记载：张学良看这种情况，知道学生们去了临潼，一定会出事，出了事则后果无法收拾，于是亲自乘车去劝阻，终于在灞桥追上了游行学生，对他们说：
    “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同学们，相信我吧! 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 ”
    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听张学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学生比较满意，于是折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最后一次赶到临潼，把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对蒋又说了一遍。
    在张，是抱着仁至义尽的态度，同时，也是寄希望于万一，毕竟“兵谏”是最后的办法，能不用尽量不用。
    在蒋，却认为张学良的话殊不可解：他质问张学良：“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 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西安半月记》，其中也记载了事变发生以前，张与他最后的这一次谈话。
    他是这样写的：“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但他还不知道，这样说话的后果是什么。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当天，张学良怒气冲冲地从临潼回到金家巷公馆，对孙铭九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
    一会儿，刘多荃也来打探消息，张学良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
    并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 王以哲的号 )找来。”
    王以哲到后，张学良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
    张学良又叫来骑兵军第 6师师长白凤翔，令他届时承担捉蒋任务。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指蒋介石），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
    张学良带着白凤翔和白凤翔的第17团团长刘桂五参加了会议，让他们二人认准蒋介石的长相，并借机仔细观察华清池内的情形以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当晚，张学良将王以哲、刘多荃、白凤翔、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缪瀓流、刘桂五等高级军官召集到金家巷公馆，当时在座的还有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接着，张学良又叫来了第51军军长于学忠。
    于学忠一进屋，张劈头就说：“我要造反！”
    此前，于学忠并未与议此事，不明白张学良要造什么反。
    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
    于学忠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 ”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 指蒋介石 )。”
    至此，“兵谏”已是箭在弦上。

ys1937

22、西安事变：捉蒋

    捉蒋的人选，毋庸置疑，孙铭九是一个。
    孙铭九，原名孙明久，1909年生，辽宁新民人。
    孙铭九于1928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是同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张学铭手下。后张学铭将其介绍给张学良，1936年时任张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是张最亲信的人了，亲兄弟介绍的嘛，还能有错？
    但孙铭九一个人肯定不行，况且他只是一个营长，分量不够，只能是动手抓人的角色，还得有现场指挥，掌控全局，以及居间调度的。
    经过深思熟虑。张学良选中了这样几个人，白凤翔、刘多荃、刘桂五。
    白凤翔，1897年生，河北围场人。
    白凤翔出身草莽，1928年，其部被张学良改编为骑兵第 6旅，白任旅长。1934年，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白凤翔升为骑 6师师长。
    白在庐山训练团受训时，蒋介石曾有收买他的意思，但白不为所动，从此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
    刘多荃，1897年生，辽宁凤城人。刘多荃与白凤翔同岁，但与白不同的是，刘是东北军的老底子。
    刘多荃是科班出身，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 9期炮科后即入东北军。1929年 1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张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以后，刘担任他的北平行营卫队统带，后改任北平绥靖公署卫队统带部少将统带。所以，刘多荃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属于嫡系中的嫡系。
    1933年，刘多荃任东北军独立第 105师师长。
    刘多荃的堂弟刘澜波是共产党员，曾利用刘多荃的关系在东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刘桂五，1902年生，辽宁朝阳人。
    刘桂五是白凤翔的老部下了，1928年随白一起投奔张学良，任骑 6旅18团 1连连长，1935年 6月升任骑 6师第18团上校团长。
    东北军骑 6师17团团长李崇忠曾经给刘桂五当副手，刘桂五曾对他讲过：
    “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 ’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 ’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从此以后，张对刘桂五格外信任。
    据刘桂五回忆：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 ’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不敢? ’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你害怕了吧? 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 ’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
    至此，捉蒋的人选已经有了，其他的，就是发动的时间了。
    12月11日下午，白凤翔、刘桂五根据张的要求来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见到二人，沉吟许久，又站起来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似乎心情十分沉重。最后，张学良说：
    “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
    白凤翔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就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刘桂五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张学良听了很满意，他说：“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
    张特别叮嘱：“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白凤翔说：“反正就是要活的不要死的! ”
    张再次强调：“你们可特别注意不要伤害他。”
    二人诺诺而去。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原定于在西安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宴请在陕的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中央大员，不料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蒋介石突然打电话叫张学良、杨虎城去临潼参加军事会议。
    原来，当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忽然觉得西安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他即赴临潼告蒋。于是，蒋介石临时决定当晚令张、杨到临潼开会，以为试探，如果不来，就证明有问题。
        据张学良的秘书李荫春回忆：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通知以后，因不知蒋的意图，又怕消息已经走漏，颇为疑虑。经与杨虎城商量，因担心如两人都不去会引起蒋的怀疑，决定杨仍按原定计划在绥署请客，自己去临潼。孙铭九怕有不测，要求陪他同去，张学良坚决拒绝。
    晚上 8点，张学良才由临潼回来，亲自驾车，拉着陈调元、陈诚、陈继承、卫立煌、蒋作宾等等一同到临潼开会的“中央”大员，一起回到绥靖公署。张不动声色，会同杨虎城尽地主之谊，席间，宾主尽欢。晚10点左右，席终人散，张学良回到金家巷公馆。
    此时，除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外，全部东北军高级军官均已到齐，张学良开始动员，据孙铭九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
    张说完后，仍然是比较沉稳老练的于学忠问了一句：“第二步怎么办? ”
    张说：“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于学忠两次提醒张学良，抓起来以后怎么办，他问的是对的。张学良凭着胸中一股激荡之气，扣押了蒋介石，后面怎么办，他真的没有想过。
    此外再无人提问，于是张学良对孙铭九说：“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小心！”没等孙铭九说话，张又郑重吩咐：“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
    孙领命欲去，张学良又盯问了一句：“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
    孙说：“有把握！”
    这时张学良十分郑重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接着又说：“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孙铭九敬礼说：“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啦！”
    王以哲则鼓励了一句：“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动员完毕，留下缪澂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他带着其余的11员大将赶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
    12月12日凌晨 2点，打点好一切的白凤翔、刘桂五赶到灞桥，孙铭九率卫队营已经提前在这里等候。
    搞“兵变”不是小事，况且让部队劫持自己的“统帅”、“革命领袖”，这话还真不容易说出口。为了节约时间，在最短的时间里让战士们“统一认识”，白凤翔在事先已经想好了一套说辞：
    “我们都是东北人，为什么回不去老家? 蒋介石不抗日，还把抗日的张副司令扣起来了，卫队营的任务，是保护长官的安全。我们要把蒋委员长请到城里换回张副司令，但不要伤害他。”
    白凤翔的这番话效果不错，在场官兵听到这个消息都是悲愤交加，有的都哭了。
    白又接着说：“副司令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打死蒋委员长，要活的。能不能完成任务? ”
    大家说：“能！”
    白说：“很好，出发！”
    白凤翔等一出发，张学良那边就只有坐等消息的份了，西安这边，要看杨虎城的。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17路军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
    据赵回忆：12月11日晚 9点多钟，杨虎城令17路军38军军长孙蔚如、陕西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陕西警备第 2旅旅长孔从洲来到他的公馆。经商议决定由杨和孙蔚如在绥署掌握全局，“动手“的任务则交给赵寿山和李兴中。
    恰在此时，张学良带着11名重要将领来了，张一进门就开始打哈哈：“虎城兄，干不干? 不干了就取绳子，我将我的这十一员大将都带来了，你赶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给你升官领赏。”
    当时孙蔚如说：“副司令，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出卖朋友。”
    张说他已派白凤翔、刘多荃、唐君尧、刘桂五和孙铭九五人去临潼作准备，问杨准备好了没有。
    杨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当时二人商定，待临潼方面动手以后，根据情况决定西安的发动时间。
    大约到12月12日早上 4点多钟，临潼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赵寿山经请示张、杨之后，随即发出“开始行动”的信号弹：
    按事先的安排：由陕西警备第 2旅旅长孔从洲“担任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长驻的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 当时蒋系在西安机场停有数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的任务。”命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特务营及卫士队各一部分士兵负责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系军政高级官员。”
        西安，一场全城的大搜捕开始了。
    相比于临潼，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到 8点钟为止，已经解决了所有蒋方势力的武装。
    陕西省政府是要重点控制的。据邵力子回忆，头天晚上，他因为参加张、杨的招待酒会，夜里12点才回来就寝，因为疲劳，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一会儿，杨虎城派人来，告诉他“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并将邵力子“请”到了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从名义上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虽然是张学良的部下，但他们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来。
    晏道刚，1889年生，湖北汉川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蒋“剿共”的那一段时间，他身边有两个人曾红极一时，然后几乎同时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两个人似地。
    这两个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说过的杨永泰，已经于一个多月前在汉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刚了。
    晏道刚1907年入武昌陆军中学堂，1911年18岁入伍成为一名学生军排长，三个月后恰好赶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纪轻轻的晏道刚，参加过武昌首义，这在当时的“革命者”当中，是一份极度不平凡的简历。
    此后，晏道刚进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学习，随即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两个学历，在当时的军界，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学历了，老蒋也不过是一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嘛！
    1926年，晏道刚以陆军第 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至此，晏道刚具备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只等着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刚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第一厅就是前面说过的所谓“三分厅”，厅长是贺国光。1933年 3月，晏道刚更进一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参与密勿。
    所谓“侍从室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卫士，睡觉的房间离蒋介石的寝室最近的那个人了。有什么紧急电报，都是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蒋介石从睡梦中叫起来，听蒋说完了处理意见，再把记录交给机要拍发出去。不是最亲信的人，干不了这个位置。
    到1935年10月，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原班人马几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入陕。
    于是，张学良只好向蒋介石保举了三个人：贺国光、晏道刚、林蔚，请蒋介石选择一个任参谋长。最后蒋定的是晏道刚，晏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说：“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1936年 2月，晏道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
    张学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刚弄到陕西来，可算是把晏给害了。当然，包括蒋介石、还有晏道刚本人，都不会想到，晏的政治生涯，会在1936年底，走到尽头！
    据晏道刚回忆：
    12日凌晨，他听见城里枪响，马上打电话给特务处暂代西北区长江雄风，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江又来电，说好像杨虎城的部队兵变了，正在抢银行。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晏道刚呆不住了，打电话给张学良金家岭公馆，张不在家。晏道刚还怀疑因为杨虎城的部下兵变，张学良跑了。于是又往临潼打电话，结果线路不通。
    没办法，晏只好打杨虎城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张学良，张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晏道刚判断，如果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与张学良，那么张学良怎么可能替杨虎城接电话呢？再联想张平时的言行，肯定是张、杨有所举动，扣押了蒋介石！
    晏道刚猜得不错，早上，张学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岭公馆，见到了留守的缪澂流，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并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随即派车将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软禁。
    来陕的“中央”大员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时，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集中营”，晏道刚一看：陈诚、马占山、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还有先送来的邵力子，另外还有来陕公干的蒋作宾，除了“随节”的钱大钧、蒋孝先，该来的基本上都到齐了，只少了一个邵元冲。
    因为在拘禁他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邵元冲在乱军中被打死。
    邵元冲，1890年生，浙江绍兴人。
    我们知道邵元冲，多半都是因为周恩来，因为邵元冲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前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他只干了一个月。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和张继打架——不错，就是在1935年11月 1人汪精卫遇刺现场非常勇敢的那位张继。
    我们知道，戴季陶的早年，本就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而当时又逢国共合作时期，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自然更要摆出一副“左派”的脸孔。但由于戴在国民党里，本就属于“后生新进”，一班元老，哪里会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其中，顶看着戴季陶不顺眼的就是张继。
    某次，俩人一语不合，居然扭打起来，戴季陶是一介书生，写文章可以，打架是不行的，居然被年长他 9岁的张继打得鼻青脸肿。戴当场大哭，扭脸就走，政治部主任不干了。
    继任的就是邵元冲。
    邵元冲也是国民党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为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冲也是遗嘱见证人之一。
    1924年 7月，戴季陶不辞而别，邵元冲继任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合适。究其原因，邵元冲虽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发动啦、政治宣传啦，团结青年啦，这些，让邵元冲这样一个旧式文人来做，显然是勉为其难。
    于是到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经征询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共产党推荐一位合适人选接替邵元冲，这就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邵元冲任杭州市市长。
    12月 4日。邵元冲应蒋介石之命来到西安。出事当天，邵听到枪声，即从窗户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动，邵仍欲跳出窗子，结果被开枪击中，尸体掉出窗外，当场身亡。
    此外，比较狼狈的还有陈诚，这老兄一听到枪声，马上钻到一只啤酒桶内，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来。
        唯一令杨虎城遗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马志超，没有抓到，被他跑了。
    12月12日一早，原定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队的日子，内政部长蒋作宾就是专门为此事到西安来的，不料，也被当做“中央大员”打在网里。
    与他一样躬逢其会的还有蒋百里。蒋刚刚从欧美考察回来，此次是专门来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的。12月11日才到西安，下午汇报，第二天凌晨就给抓了起来。
    检阅仪式定在12日一早，所以马志超当天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就打算去上班。走到革命公园附近时发现情形不对，此公还算机警，找个黄包车夫，花高价买下了他的车子和一身行头，转眼之间，特务处陕西站长就变成了一个黄包车夫。为避免阴差阳错、万一有人来用他的车，还特地把一个轮胎弄瘪，拉着车子跑到莲湖公园、他一个熟人处躲了一天，借了一身衣服，然后就直奔潼关，投奔他的一期同学、也算是陕西同乡、冯钦哉部的副师长郭景唐处去躲起来了。至于警察局和陕西站，马志超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据当时《西北文化日报》、《工商日报》派驻潼关的兼职记者徐文华回忆：
    “就在次日夜幕来临之际，潼关县政府传达室的陈彦亭接待了一位陌生农民打扮的人，要见县长马潜（长安人）。经传后，才知是西安市警察局局长马志超（华阴人，军统特务），他化装农民从西安仓惶逃出，日夜兼程跑了二百八十华里。马潜急忙请进他到房子吃饭压惊，并着人到商店为其制作缎袍料衣服，给狼狈不堪的马局长换上了新装，马潜还和田科长陪马志超到公道澡塘洗澡。”
    同样跑了的还有江雄风，但他比马志超负责任，逃跑的路上，找了一个没有暴露的电台，匆匆给特务处发报，简单地报告了情况。
    没跑了的是大多数，比如马志超的下属喻耀离。
    喻耀离，1902年生，江西万载人，军校五期毕业。
    喻耀离也是洪公祠出来的，也就是说，他跟陈恭澍既是军校同学，也是洪公祠的同学。不过他提拔得没有陈恭澍那么快。
    喻从洪公祠出来以后，戴笠先是让他到河南“实习”了一段，然后回江西老家当赣南组组长，当时的江西站站长是军校三期的柯建安。赣南是粤军余汉谋的驻地，喻利用军校同学的关系搞余汉谋部的情报，卓有成效。1933年，喻被提拔为江西站副站长兼临川办事处主任，临川办事处书记就是曾澈，后来去了天津，跟陈恭澍搭档。
    1935年春，喻耀离升任江西站站长。1936年10月，喻被派到西安，任陕西省会警察局第二分局局长，也就是说，喻耀离是马志超的直接下级。
    当天，由于有警察检阅，而且喻耀离是检阅的总指挥，因此他凌晨三点钟就起来了，招呼值班的警察起床、吃饭。四点钟，喻耀离派出警察分头去召集一同参加检阅的义勇队队员们到分局来集合。
    一会儿，出去的警察都回来了，说戒严了，出不去。
    喻耀离很奇怪，说没接到戒严的通知啊，再说了，戒严也是由警察来执行的，怎会不让警察出去呢？
    喻耀离给总局打电话，找马志超，不在——马志超早就跑了，当然没人接。
    总局值班的让查明再报。一会儿派出的警察回来了，说出不去，只看到“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都被包围了”。
    此时枪声响起来了，喻耀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让大伙儿抄家伙，紧闭大门。顷刻之间，分局已经被包围——西北“剿总”的办公地点，正在第二分局的辖区，所以杨虎城的人来的很快。
    外边喊，让赶快缴枪，喻自然不干，下令开火。杨虎城的部队虽然是杂牌军，但那也是经过正规训练的军人，警察显然不是对手，不一会儿打死好几个。大家一看情况不妙，一哄而散，身边只剩下一个会计和喻的随从刘明山。
    杨军冲入分局，将喻捆在廊下，开始搜查。
    喻最担心的，是他与特务处通电的密码本。果不其然，被杨军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万幸的是，杨军不是特务，没注意这个小本子，扔在了一旁。喻的随从刘明山由于不是警察，因此杨军没有捆他，但这个人非常忠实，一直守在喻的身边。此时，喻给他使了个眼色，刘赶紧拾起来，悄悄收好。
    这时。杨虎城派来接收分局的人也到了，喻请他将被打死的警察先给收殓了，然后去找回了一部分警察，其中有一个叫赵和生的外事警察，是喻的亲信，受过特务训练。赵悄悄放了喻耀离，将他送到可靠地方藏了起来，并用喻的密码本，通过没有暴露的电台给南京发报，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情。
    在12月12日，除了西安、临潼，响应西安事变的，还有西北剿总管辖范围内的甘肃兰州。
    东北军第51军的驻地在甘肃，军长于学忠同时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则是朱绍良。12月上旬，朱、于都被召集到西安参加蒋的军事会议，行前，委托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分别代理朱绍良、于学忠的工作。
    此时，于学忠参加了西安事变，朱绍良则已被软禁在西京招待所。
    据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从政回忆：12月12日下午，他正在省府主持一个会议，陕甘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匆匆跑来找他，说西安出事了，随即取出于学忠的电报，电报中说：
    “今晨—时左右，张副司令和杨虎城主任共同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主张，已将蒋留在西安，并对在西安的中央军政要人限制自由，希即将胡宗南部的两团、绥署特务营及与军统有关的部分警察解除武装，对重要人员要限制自由，结果如何，盼电复。于学忠文印。”
    对于学忠的指示，周从政、刘忠干没有异议，坚决执行。
    经研究，二人决定，周从政只负责解决特务处甘肃站站长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即可，其他方面，均由刘忠干派51军负责解决。
    史铭是特务，是随身带枪的人，这个人怎么个抓法，可要仔细思量，弄不好别让他跑了可是后患无穷。
    周从政想了一个办法——他找省府的报务员伪造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兰州于主席，据确报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有重大违法事情，着即看管，听候查办。”
    然后找了几个警卫，告诉他们要抓史铭，让他们着便装在办公室的外屋等候，然后约史铭来谈话。
    史来了以后，周从政不动声色，上茶，请他抽烟，然后说：“请你来是为了商量一件想不到的事，今天接西北总部一封电报，我感觉愕然。”然后就把电报拿出来给他看。
    史看后“面色灰败”，于是周从政说：“我们干工作的不免碰到这类事情，就来电看，并不是就认为是事实，还须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皂白自可分明。现下主席公出，就省府来说，不能不遵照电令处理，我想请你在后花园四照楼暂住几天，下一步请西北总部核示。”
    史说：“同意，请秘书长关照吧！”
    周从政为缓和气氛，说：“你是省会警察局长，若说你有问题，我们省府也不得辞其咎！”此时警卫进来，下了史铭的枪，随即押到四照楼看管。
        到12日晚间，兰州方面的蒋方势力全部解决。
    西安、兰州都还比较顺利，但关键在临潼那边、关键是老蒋。
    否则，跑了老蒋，西安这边，人抓得再齐也没有用。张、杨最担心的，是老蒋在乱军中出了事，子弹可不长眼，别像邵元冲那样糊里糊涂挨一枪，又怕老蒋一时想不开别再自杀了，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劫持“领袖”是一回事，杀害“领袖”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特别是张学良，以他与蒋的关系和感情，跟杨虎城相比，自然又不一样。所以临潼的任务，张学良必须让自己的部队、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去执行，别人他不放心。
    从临潼的枪一响，张学良就在焦急地等待消息。据赵寿山回忆，在西安的行动结束之前，刘多荃曾从临潼打过来一个电话，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
    一会儿张又要临潼的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大怒，说：“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 ”
    困“坐“愁城，这个时候张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调整情绪，张、杨二人到室外去散步，省得坐在屋里，总盼着有电话来，来了电话又怕是坏消息。
    赵寿山也出来跟在他们后面，听到张学良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 ”
    杨说的，其实正是张最担心的。
    此时此刻，张学良嘴上说的，虽然是捉蒋之后的事情。但心里想的，百分之百是如果捉不到蒋、或者蒋出了事怎么办、如何收场！
    幸好，就在此时，振奋人心的消息来了。打电话来的是白凤翔，报告蒋已捉到，正往西安送来。
    张学良长出了一口气。
    12月12日凌晨 4时左右，白凤翔等人开始进攻华清池的蒋介石行辕，与蒋的侍卫部队交火。
    蒋介石行辕的安保，分为四个层次，最外面两层，由张学良的卫队营负责。
    最外一层，是十里铺到临潼的交通检查，有一个骑兵连，另外在灞桥（就是白凤翔他们集合出发的那个地方）驻有一个排。
    再往里一层，是华清池头道门以外和周边地区的驻地警卫，又是一个连。
    再往里的两层，就是“中央“派来的了，
    从头道门、禹王庙那儿到“华清胜境”二道门，为第三层警卫圈，驻扎着70名蒋从南京带来的宪兵，就住在禹王庙里。
    进了二道门就是华清池，上有小桥一座名“飞虹桥”，过了桥就是蒋的宿卫之处“五间厅”了，这是第四层警卫圈，也是安保的核心，由蒋的贴身侍卫日夜巡逻值守，侍卫长就是侍从室一处处长钱大钧，副侍卫长则是宪兵第 3团长蒋孝先。
    外边两道防线是东北军自己人，张学良事先已通知他们全力配合。
    里面的两道。可是真刀真枪的干！
    当晚值守的，是蒋介石的族侄孙蒋孝镇，他听到枪声，知道不好，赶忙叫起老蒋。这时又来了几个警卫，眼看前门是出不去了，蒋孝镇背起老蒋，穿过东小门就往后院跑，到得后院，没想到后门上了锁！
    后门上锁，这是警卫工作的大忌！一旦出了事，别人肯定从前门攻进来，你让“领袖”往哪里跑，等死么？
    此时，蒋介石就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蒋孝镇等几个人搭起人梯，送老蒋翻墙而过，没想到墙里墙外不一样高，墙外要高得多。老蒋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迥不复当年身手，黑灯瞎火中，不慎摔了一跤，摔伤了腰，从此终生受腰疾困扰。
    华清池的墙外，就是骊山。翻墙的时候，急切中，蒋介石的鞋子也掉了一只，忠心耿耿的蒋孝镇，脱下自己的鞋子给老蒋穿上，扶着他就往山上跑。不一会儿，蒋孝镇的脚就被磨烂了，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让老蒋自己往山上去。
    西安事变之后，蒋孝镇被送进医院，治了好几个月才把脚治好。
    再说孙铭九，冒着枪林弹雨抢入“五间厅”，一看蒋没在，顿时心里凉了半截，抓不到老蒋，可怎么向张副司令交代呢？
        确实，如果老蒋出了事，那就不是向张学良“交代”的问题了，而是从张学良起，大家一块全得“交代”喽！
    这时是凌晨 4点半，据孙铭九回忆，当时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还有一定温度，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命令搜查各处，但仍不见踪影。
    此时贵妃池那边激战正酣，孙以为蒋介石在那里，于是赶快过去令对方缴枪，说“你们不要抵抗了，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又说“再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炸死！”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扔了出来。
    经搜查，没有老蒋，孙大失所望，赶快去向捉蒋的总指挥白凤翔报告。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刘多荃也来了，赶快给张学良打了一个电话，说“尚未找到委员长”。
    孙铭九紧接着又回到“五间厅”，经仔细观察，他“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
    蒋介石没有搜到，搜出了他的侍卫长钱大钧，躲在一个窑洞里，还挨了一枪。
    钱大钧，1893年生，江苏吴县人。
    蒋的手下，素有“八大金刚”的说法，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黄埔军校教官出身。
    钱大钧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21年到广东投入粤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钱大钧成为军校战术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钱大钧任广州警备司令兼广州市公安局长，替北伐军看家。
    钱大钧虽然有一份日本士官学校的履历、而且还是军校的教官、而且还是专教“战术”的，但他却不怎么善于带兵打仗，所以更多的时候，钱都是以一种高级幕僚的面目出现。
    1935年 3月 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主任张学良，钱大钧任参谋长，“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1935年10月 2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改组为西北“剿总”，钱拒绝赴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侍从室”第一处负责总务、参谋和警卫工作，因此，保护老蒋，正是钱大钧的职守。
    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当天晚上，在与张学良的谈话中，他觉得张“形态奇异”、“形色匆忙”，“精神恍惚”，怀疑是“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再加上陈诚当天下午的提醒，使他产生了某种不祥之兆。因此，12月11日晚上，蒋曾有意召唤钱大钧，告诉他对“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但因太晚了，就没有叫他。结果真的出了事。
    在乱军中，钱大钧被流弹击中胸部，打穿了肺叶，只好躲在一个破窑洞中。被孙铭九发现，其实真的是救了钱大钧，否则时间长了，非死了不可。
    据白凤翔的副官回忆，当时钱大钧被送到白凤翔处，钱像见到了救命恩人一样，拉着白的手问：“瑞麟( 白凤翔字瑞麟 )，是怎么回事? ”
    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 ”
    钱说：“晚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
    要说这钱大钧可真行，委员长让你当这个“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就是要你陪着“在一起吃点心”的么！挨这一枪真是不冤！
    想起来也是报应——当初张学良让他入陕就任西北“剿总”参谋长，他说什么也不肯来。让你不来，这回挨一枪！
    挨一枪，钱大钧总算还保了一条命，蒋孝先可是连命都给丢在临潼了。
    蒋孝先，1900年生，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军校一期毕业。
    蒋孝先是蒋介石堂兄蒋周益的孙子，因此，他跟蒋孝镇一样，也是蒋介石的族侄孙，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学校以后，适逢老蒋主持黄埔，遂前往投考，入军校一期一大队。
    蒋孝先参加过东征和北伐，此后一直干宪兵，1928年任宪兵第 1团第 1营营长。1930年曾赴日本考察宪兵业务，回国后任宪兵第 3团上校团长，1933年升任北平宪兵副司令。后调回南京，任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次随蒋介石入陕，相当于副侍卫长，是钱大钧的副手。
    蒋孝先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
    侍卫长钱大钧，不管他尽到责任没有，怎么说出事的时候他还在老蒋身边。
    蒋孝先呢，作为蒋介石的副侍卫长，居然跑到西安“搓大饭”去了。
    前面说了，12月11日晚，张、杨二人在绥靖公署安排了一个饭局，请来陕的“中央”大员吃饭，饭后还有堂会，请了戏班子唱秦腔。
    按蒋孝先的地位，还不够“中央”大员的层次，但他是老蒋的亲戚，又在蒋身边工作，大家都让他三分，久而久之，你吹我捧，弄得自我感觉好的不得了。于是，听说张、杨请客，蒋孝先也人五人六地去了。
    吃了饭、听了戏还不够，蒋孝先没有尽兴，又凑了一桌麻将，潇洒了一夜，早上 4点多钟才往临潼赶。
        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顿饭、最后一场戏、也是一桌麻将了。
    12月11日，张学良卫队营副营长商同昌奉张之命，会同孙铭九一同赶赴临潼执行捉蒋任务，当天凌晨，他赶到十里堡会齐了孙铭九。当时因几辆车子的水箱出了问题，于是孙带一部分人先走，商同昌在十里铺等候，这时是 4点多钟不到 5点。
    据商同昌回忆：“就在这个时候，从西安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公路，小汽车开不过去。我上前一看，见小汽车上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
    我问：“你们是那里的？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干什么的？”小汽车上一个人掏出名片给我并回答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情。这一位是×××（我忘了他的姓名和职务）。”

    按：另一个人是侍从室的财务人员蒋和畅，也是蒋介石侄孙辈，但他隔得比较远一点，所以不按“孝“字排行。

    我接过名片一看。上边印着两行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官”，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中间三个字是“蒋孝先”。
    我看了名片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的。车子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我把我营部政治指导员张××找来。我告诉他说：“这小汽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名卫队坐在他的车子上，别让他们跑了。要他跟着我的兵车后边走。捉到蒋介石后，再处理他们。”我回头带领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到小汽车前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子坐不下，我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吧！”这时蒋孝先和那一个人面如土色，一句话也没有说。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后，就上了小汽车。这时我们大汽车已装好了水，我率领第八连张万山部队的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随即到了临潼。当我率队到达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的第七连已打死华清池外围卫兵冲进大门了（大门内分几个单独小院子）。我即刻加入战斗。
    至于蒋和畅，他脑子还比较快，一看势头不对，于是说自己是搭车的，由于他当时没穿制服，结果幸免于难。
    商同昌将蒋孝先送到临潼，派人将蒋看管起来，随即投入战斗。适逢白凤翔、刘多荃检视俘虏，一眼看见蒋孝先，刘多荃登时想起张学良曾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
    蒋孝先在北平当宪兵副司令的时候，多次与东北军发生冲突，因此东北军个个恨之入骨。此时，刘多荃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白凤翔说：“还把他( 指蒋孝先 )送进城里干什么？”于是白对自己的副官说：“把他弄下来给拾掇了。”
    冲撞了张学良的蒋孝先就这样死了，少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按：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追晋蒋孝先为中将军衔，埋葬在奉化老家。不久后，张学良也被送到奉化幽禁，张还送了蒋孝先的遗孀一笔钱以“超度亡魂”。

    这时，一个战士发现了蒋遗失在墙下的鞋子，赶快报告孙铭九，孙由是断定蒋已经上山了，赶快又去找白报告，并跟着传令搜山。
    首先发现的是脚已经扎坏的蒋孝镇。孙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不说，孙急了，用枪比着他：“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 ”
    蒋孝镇还是不肯说，但不由自主地往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随即让人把他押下去，然后上山搜查。
    不管怎么样，蒋孝镇在枪口之下，也没有直接透露蒋介石的下落，已经对得起他那位“叔公”了。
    这时天已大亮，卫队营班长陈思孝（商同昌回忆中名为陈至孝）忽然发现一个洞口似乎有人，一闪又消失了，于是喊：“是不是委员长? 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里面传出声音：“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随即，一个人站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
        孙铭九闻讯，赶忙抢将上来，定睛一看，不是蒋介石而谁？
    据孙回忆，当时蒋介石冻得“浑身发抖”。
    蒋从 4点多钟跑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鞋子也跑丢了，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两、三个小时。12月的天气，还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着一股“逃生”的欲望在顶着，换一个人，冻也冻死了。

    按：西安事变解决以后，蒋介石把他在此期间的日记整理为一本名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老蒋总想着表现自己在逆境当中那种“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饰当时的窘迫之态。
    其实大可不必，当时那个情况下，换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逃生”，没有什么丢人的。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说说而已。再说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不跑那是傻子，换了苏洵，也是一样，别听他吹大牛。
    “三军统帅”的威严，其实并不来自统帅本人，而来自于他所面对的人群和这个人群所持的态度，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种特定环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平日里在单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贸市场去买菜，他照样得换一副脸孔，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认识他，如果还弄“假牛×”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变”面前，“三军统帅”的威仪，一钱不值。

    孙铭九捉住了老蒋，喜不自胜，当时就跪在地上给蒋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孙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为抓不到老蒋，或是老蒋出了事，他真的没法跟张学良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确实是救了他。
    另外，孙铭九的这个举动，从客观上确实缓解了蒋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把蒋当做“上官”的，你不用紧张，我绝对没有恶意。因此，从这件事上来看，孙铭九还是很会来事的，难怪张学良把他引为亲信，确实办事让人放心。

    按：孙铭九磕头这件事，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蒋介石日记和商同昌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这俩人应该不会瞎编。

    于是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
    孙说：“是东北军! 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
    于是蒋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回答：“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又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 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这时蒋可能是实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气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这时孙不再与蒋啰嗦，同时他也看出蒋确实摔坏了腰，于是背起蒋送到山下。
    这时，商同昌已经集合了部队，白凤翔、刘多荃以及 105师第 2旅旅长唐君尧也赶来了，大家一道劝蒋去西安，蒋说什么也不去，口口声声说“让你们副司令来”。
    但这时由不得老蒋，大家半请半推地把蒋介石拥上汽车，由唐君尧带着孙铭九将其“护送”到西安。
    唐君尧，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
    唐君尧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前身东三省讲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 105师第 2旅旅长，他的师长就是刘多荃。12月 4日，刘多荃飞赴西安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由唐君尧暂代师长。12月11日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急召唐君尧到西安，并令他担任进攻临潼的“内线”总指挥。
    唐君尧是个大块头，据说身高在 1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适不过了，谁也跑不了。
    12月12日上午 8点多钟，蒋介石被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楼。
    至此，张学良的“兵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临潼两地的战斗中，蒋方的重要伤亡，除邵元冲、蒋孝先以外，还有蒋的秘书萧乃华、宪兵第 1团团长杨镇亚等人。
    杨镇亚，1902年生，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
    西安事变时，杨镇亚任宪兵第 1团上校团长。12月 9日，蒋介石闻听西安的大学生要来临潼请愿，曾派杨镇亚带宪兵到半途截击，如果不是张学良到灞桥劝阻学生，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杨镇亚率仅有的几十名宪兵死守华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蒋孝先、杨镇亚等人“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将每年１２月１２日定为“宪兵节”，“以缅怀西安事变壮烈牺牲之宪兵烈士”。
    据《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
    另据商同昌回忆，在临潼的战斗中，蒋方死伤共为17人。

ys1937

23、西安事变：军统活动

    当天，以张、杨领衔，通电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还包括在陕的一部分“中央”大员。
    据晏道刚回忆：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由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兹全文附录于后：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
    暨各部院会勋鉴：
    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巨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惜，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抢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邪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澂流叩。文。】
    从12月12日凌晨，张、杨分头在西安、临潼“动手”时起，两地与南京的通讯就中断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杨手下有军队，事变一开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军事通讯设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报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势力在陕的全部机构，没有一个来得及向外部发出任何一个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陕西站，由于马志超创造性地将站本部和电台与警察局合署办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从周来了个连锅端，马志超仅以身免。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蒋出行在外，其“行辕”与南京的联络，是无一时中断的，一旦中断，则出事无疑。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做一团。国不可一日无主，平常大家都看着蒋介石不顺眼，这时候才明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还真是不行，国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没有人做主了，挺不习惯。
    老蒋出事的时候，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事宜，听得西安情况有异，马上飞回南京。
    特务处的电台，可说是全中国最勤奋敬业的，所有报务人员三班倒，每人八小时，不论什么时候，南京总台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确保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台、甚至分台、组台的联络。
    眼下，总台与陕西的联络，居然全部中断，令戴笠大为光火，心中早不知把马志超的祖宗问候了多少遍，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几点之前必须叫通”的死命令。问题是那边无人应声，你有什么办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着无线电波飞到西安去！
    第一个报道西安出了问题的，正是曾报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当天，张道藩突然打电话问赵，“有没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赵说没有，张又问，“西安有没有路透社记者？”，赵又说没有。张接着又问“能不能与西安联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领。于是，张道藩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赵敏恒是记者，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对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找铁路方面的熟人，问陇海路是否畅通，对方告知只能到华阴。
    根据这些情况，又联想到张道藩的紧张情形，赵敏恒第一个发出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依据完全正确。
    跟着，张、杨发布《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瞬间传遍全球，轰动了世界。
    这个时候，国民党衮衮诸公的众生相，用句俗语：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半啦月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这下机会来了”的感觉，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南京有一个何应钦，另一个是还在国外的汪精卫。前面说了，1935年11月 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欧洲将养身体，事变发生时，汪正在法国戛纳。
    但戴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众生相”。
    因为，当前的戴笠，与哈姆雷特一样，正面临着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豪无疑问，如果蒋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没有公职，不是经过政府任命的特任、简任或荐任的官员，只是一个群众团体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而这个群众团体，是以保卫“领袖”为天职的。现在，领袖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阶下囚，可以想见，这个团体，面临着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果不其然，老蒋一出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戴笠。首先开火的就是复兴社的那些军校同学，原来关系越近，现在骂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种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大家众口一词：
    “特务处负有保护领袖的责任，今领袖蒙尘，戴某人不得辞其咎！”
    “戴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
    “应杀戴笠以谢天下。”
    “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戴笠算帐！”
    从他们的言辞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领袖”的张学良更“可恨”。
    之所以这样，并非戴笠人缘不好，相反，戴笠很会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两道平趟，与他朋友多、“路子”广直接相关。
    但是，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以来，不到几年时间，后来而居上，俨然成了蒋的亲信，大家看着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几分嫉妒。
    另外，仗着蒋在背后，戴笠作风越来越强势，处理问题越来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虽然拥有着相当的权利和影响力，但在背后，并没有与此相当的政治地位来匹配。所凭依的，唯有老蒋的信任而已，离开了蒋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马志超一样，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处境，似乎已经离“白扯”不远了。
    如果老蒋从此不再回来，那什么都别说了，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蒋回来了，那与戴笠也没什么关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这样，还能指望校长给你什么好脸子不成？最起码是捆送军法执行总监部，问成个“失职”，其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样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这样的结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一块白绫子，找一根承重的横梁，往上一栓，再把自己往上一吊。或是让胡子萍去买一坛戴笠最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搀，一喝，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认了，听天由命了。况且，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起来，就像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所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了”。
    戴笠不这样看，戴笠从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人，否则，凭他一个农家子弟、一个高小都没有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黄埔又被赶将出来、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人，绝挣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坚强、他百折不挠，认定一个目标，坚决往前走，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蒋，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团体。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救出老蒋，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团体，也就保住了今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在这当中，尚有一层重大的关节，即在救出老蒋的过程当中，必须体现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则，即便救出老蒋，没有戴笠的功劳，那么仍旧要追究你“失陷领袖”的责任，说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时，宋子文给了戴笠一个机会。
    据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在他12月20日第一次赴西安并与张、杨初步讨价还价之后，他决定要做几件事情：
    其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其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其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次日，宋子文返京，并分别与宋美龄和戴笠交换了意见，据他回忆，“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
    宋子文的建议，等于是给戴笠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多方设法，终告无效的情况下，戴笠的眼前，出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亲赴西安，营救领袖。
    在这里，“营救领袖”是虚的，一个大权在握的戴笠都救不出领袖，跑到西安自投罗网，对“营救领袖”能起到什么作用？别说我们不信，连戴笠自己都不信。
    对戴笠此时的处境，前人曾评价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确如此。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头伸出去给别人砍。隋炀帝曾揽镜自顾：“好头颅，谁当斫之！”换成戴笠，这句话再贴切不过——这一刀，就是要砍，也得让张学良来砍；这颗头颅，就是要掉，也要掉在校长身边。
    说得再明白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在用自己的命赌博，赌的是他和“校长”都能活着回来，他好收这“身入虎穴，舍命勤王”的“不世”之功。到那时，即便去了西安什么也没做，“校长”心里怎么会看他，还用说么？
    戴笠不愧是戴笠，换任何人，不敢走这么一条“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校长”的路——不一定是想不出来，关键是能不能豁得出去，蝼蚁尚且贪生，谁不想多活几天！
    不过，也就因为这一念之差，让我们知道人之为人，终究是有高下之分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说戴笠的西安之行，完全是去送死，也不客观。戴笠不是傻子，一点不靠谱的事，他是不会去干的。
    戴笠也会分析形势，之所以他敢去，最大的凭依是，自己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当年的人们，头脑中的神鬼概念还比较深刻，不会完全把结拜时发的恶誓当成“放”那种“气”。因此一般来讲，对结拜兄弟，最起码得差不多。当然，政治人物另说。
    张学良这个人最讲义气，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为了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左右两个肋部各插上一把刀子的话，那么张学良一定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有张学良在，戴笠怕什么，踏踏实实去，大大方方回，怎么去，怎么回。
    不过，在这种信心面前，有一个事实，必须予以充分考虑，那就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是拜把子兄弟，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
    因此，虽然宋子文的日记中写得很轻巧——“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对宋子文兄妹来说，去趟西安，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张、杨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但对于戴笠而言，此行是玩命！
    张学良不是一个头脑中有许多框框的人，领袖他敢扣、省党部他敢抄，共产党他敢联络。在张学良的字典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只看他想不想做。用张自己的话说，“长这么大，我就从来没有过上级！”
    从这个逻辑推而广之，作为“领袖”的义兄可以劫持，另一个义兄不是领袖，杀掉又何妨！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亲兄弟、亲侄子都敢杀。杀了又怎么样？改一改史书，照样是千古明君。
    翻翻历史，凡是搞兵变的，或是搞所谓“清君侧”的，不管他说得有多好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奔着上边盘着九条金龙的那张黄椅子去的。最典型的，除了李世民，还有赵匡胤。不过赵匡胤没有李世民那么狠，所以他死了，位子就让他弟弟给夺了，直到 187年以后，才由宋高宗赵构还给赵匡胤的嫡传子孙。
    既然如此，谁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万一他想问问传说中的那几个鼎到底有多重，杀个把义兄也没什么新鲜的！
    再说了，就算张学良有意维护戴笠，别忘记了那边厢可还有一个杨虎城，戴笠可以与张学良攀交情，跟杨虎城可攀不着。1935年，戴笠就曾通过向影心搞过杨虎城的情报，派马志超去搞杨虎城，又被白冠五把消息给捅破。杨虎城虽然认字不多，记性可很好，17路军好几万人，万一谁的枪走了火，正好打死戴笠，也未可知。
    还有一层——西安的共产党。据说当年军校政治部的周主任，目下正是张学良的座上客，万一他看见当年被开除的的学生、眼前的“国特”，还是头子，一生气，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戴笠思来想去，此行，生还的可能性固然存在，最坏的算盘也不能不打，因此，行前，特地召集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个告别会。
    会议在洪公祠 1号特务处本部召开，想当年，这处宅子，正是张学良赠送给戴笠的。
    大家都很明瞭，说是话别，极有可能相当于临终的嘱托，因此会场沉闷至极，几同丧仪。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是这样说的；
    “领袖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校长。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尽忠报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了。”
    听到这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些跟戴笠时间比较长的、感情深的，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戴笠看到大家这样，非常欣慰，于是说：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我们革命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俯仰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大家应该为我高兴才是，我不要你们用泪水为我送行，大家应该以掌声壮我行色。”
    当时会场上掌声雷动。
    会上，戴笠指定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
    话别之后，戴笠回到鸡鹅巷53号，此前，他已经叫回了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的独子戴善武。要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儿子不能不见一面。
    最后，戴笠来到母亲蓝月喜房中，拜别母亲。戴笠是个孝子，凡出远门，必事先向老母辞别。
    但这次，他不知道怎么说了。
    最后，他说：“母亲，自从迎养你到南京来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要离开你，去很远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做了国家的儿子，以后，可能……”
    说到这里，戴笠实在是说不下去了。
    蓝月喜是一个非常明理的老太太，她看戴笠如此，心知必有“非常大事”发生，也意识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诀，但她没有说破，也没有哭哭啼啼，只是说：“今天看到你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我很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有这样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会与家人回乡居住，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上面这段对话，也出自乔家才的记载，戴笠母子的谈话，乔当然不可能在现场，但衡之以情理，应该与实际情况差相仿佛，故照录于此。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端纳以及戴笠等人飞抵西安。这是十天之内，“中央”第三批来陕人员了。
    第一批是12月13日，蒋介石夫妇的私人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
    第二批是12月20日，宋子文。
    第一夫人驾到，非同小可，张、杨亲自在机场迎候，张学良且到飞机上问候宋美龄。
    寒喧之后，宋美龄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说：“岂敢！岂敢！”
    实际上何待她言，倾慕宋美龄的，不仅是胡宗南，张学良也是其中之一。
    戴笠可就没这个待遇了，戴是最后一个走下飞机的，刚一露头，就被杨虎城看见了，随即示意卫士上前搜身，下了戴笠的手枪，此事令戴笠始终耿耿于怀。
    此后，据多数文献记载，都说张学良马上令从人将戴笠单独送走，弄到金家岭公馆，找了个地下室，软禁起来。
    但据宋子文记载：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
    谈话之后，张将戴笠送到自己公馆的地下室里，实际上是对他的一种保护。
    戴笠没有想到，连跟蒋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至于“营救”云云，更是闲话一句了，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在此期间，戴笠曾留下一份遗书，这份遗书，军统一直保存，做为后来培训干部的重要教材。遗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地下室。”
    这份遗书，本人高度怀疑是后来补写，当然仅仅是怀疑，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是真的，那就算笔者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毕竞我们是常人，而戴笠不是常人，因为历史上有他一笔，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可以肯定，不会出现在将来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
    戴笠有点过于悲观了。谁也想不到，事情的转机来得这样快。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于当日亲自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
    如同事变的发生一样，事变的解决也毫无征兆，三天时间就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在西安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张学良单方面释放了老蒋。
    之所以特别强调“单方面”，是因为张的举动，未得到任何一方面的充分谅解，张学良再一次表现了他不为任何人左右的一面。
    事变的发生，固然以张学良为主导，但并不意味着张有权漠视他人的存在。
    首先，张的坚强盟友杨虎城（此时已经成了难兄难弟），对此坚决反对。这一点，张本人的回忆，宋子文的日记，都透露了这一点，无可怀疑。两人一度争论得非常激烈，据张回忆甚至“拔枪相向”。短短三天之内，两人已经几乎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
    杨虎城不同意，张学良的另一个盟友共产党也不赞成，因为蒋并没有在双方协定上签字，只是口头保证“以领袖人格”担保，一定会履行诺言。问题是，蒋介石是政治家，政治家的人格，能不能用来担保，恐怕还要讨论。
    当然，这个诺言，老蒋后来确实兑现了，但非常费劲，要不是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国共双方到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还很难说。
    再有一点，就是张学良自己的东北军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直接站在捉蒋第一线的那些人，如刘多荃，再就是以应德田、孙鸣九、商同昌为代表的那些青年军官、中下级军官。张学良贸然地送走了蒋介石，而且在事前未与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通气的情况下，在即将与蒋介石一起登上飞洛阳的飞机之前，交给杨虎城一道“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张学良此举，连蒋介石都觉得不妥，据《西安半月记》记载：
    “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
    张学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手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哪里是杨虎城能够指挥和约束的。张只看到了他们对自己唯唯诺诺的那一面，而忽视了这些人的独立人格，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
    这不奇怪，因为——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就不甚成熟，遑论其手下！
    张走后不久，东北军内部就发生了兄弟阋墙的悲剧，最终导致东北军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军事集团于不久后的土崩瓦解。
    12月25日，蒋介石到达洛阳，并在洛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
        当老蒋与特地赶来迎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的时候，他身边站着的，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之外，还有面带微笑的戴笠。
    戴笠没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败中取胜，最终“咸鱼翻生”。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赌注的这一场豪赌，取得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举摆脱自己了“失陷领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务处，而且因祸得福，PK掉了所有对头和潜在的对手，在重多的特务机构中，隐隐然取得了一股独大的地位，为今后的军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笠真应该好好感谢宋子文。事实上，此后多少年，戴笠与宋子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蒋回到南京，开始秋后算账，除了张学良要上军事法庭以外，还有其他人。
    第一个应该是玩忽职守的蒋孝先，可他人已经死了，又是蒋的后辈，俗话说“人死万事休”，不但无罪，且追晋中将，予以厚恤。
    再一个是侍卫长钱大钧。
    12月 8日，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对他说，委员长专列的机车出了问题，要开到西安去维修一下，很快就会修好，问钱有什么意见。钱哪知其中有计，当下一口答应，也没有报告老蒋。
    回到南京，满腔怒火的蒋介石找钱大钧算账，问他为什么与张学良串通一气，把机车弄到西安，导致专列无法开动，是何居心。
    钱大钧赌咒发誓，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纯属为张所愚弄。蒋看在他为自己挨了一枪的份上，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处处长的职务，让他去疗伤。抗战开始以后，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钱大钧当上了挂名的军统局局长。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便宜了。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被张学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 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 ”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 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 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 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 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 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被蒋痛斥为“不知廉耻”的曾扩情，事发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曾扩情，1895年生，四川威远人。军校一期毕业。
    曾扩情在一期生中，属于岁数比较大的，1924年入学的时候，曾扩情已经快30岁了，比很多教官都大，因此大家都很尊重他，叫他“扩大哥”。

    按：军校一期生的年龄差距特别大。曾扩情生于1895年，还不是岁数最大的，最大的是1893年生人，有四个。还有像一期生中比较出名的李之龙，是1896年生的，都属于岁数比较大的那一拨了。
    相反，一期生中最小的，是1907年生的，入学时才17岁，相比最大的同学，足足小了14岁，几乎差了一代人。

    曾扩情他们这些个岁数比较大的，比较起那些十几岁的小孩子同学，肯定要成熟得多，机会又好，有的提拔得特别快。
    像李之龙，从军校毕业出来，第二年就当上了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海军少将，这时他才29岁。1926年，李之龙又代理海军局局长，晋升为海军中将，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曾扩情也是如此。1931年11月，36岁的曾扩情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曾是黄埔同学中第一个当上国民党“中委”的，比胡宗南都早。
    1932年，曾扩情参与创建了“复兴社”，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由于他的岁数比较大，大家称之为“大太保”。

    按：曾扩情是一期一大队的，这个队厉害，“十三太保”中占了仨，除曾扩情外，还有贺衷寒、邓文仪。

    1934年 4月，曾扩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政训处处长，实际上是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所以在这个阶段，曾扩情与华北分社书记郑介民是搭档。
    这里所说的“搭档”是指复兴社的工作，而不是指特务处的工作。复兴社与特务处是两条线，而且复兴社是大概念，特务处只是复兴社的一个部门。
    但是这种区别，外人是不了解的，往往把复兴社与特务处混为一谈，一说复兴社，就是特务。另外，在事实上，复兴社及其在各地的分枝机构，其工作内容，也确实包含着对军情、政情、社情的搜集，只是不那么太专业而已。所以，说复兴社整个就是一个特务机构，也不算冤枉他们。
    因此，在1935年 7月 6日，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中，日方特别提出了：“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以及“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的要求。
    1935年11月26日，蒋介石通过行政院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该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调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
    12月12日，被外界视为“复兴社特务”的曾扩情，被杨虎城拘禁。
    事发之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跟他谈了谈，希望他能够公开发表一个讲话，把“西安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同意了。
    据曾回忆，在此期间，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说“蒋委员长在张副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很为平安。西安所发生的事变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有关人员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第二，给地处要津的黄埔同学胡宗南、贺衷寒等人写信，告诫他们“奔车之上无仲尼”，意思是说，如果想“领袖”平安，只能谈判，不可动武，否则，“象孔丘那样的人，坐在狂奔的车子上，也难免会跌倒的。”
    第三，给“校长”也写了一封信，托张学良转交，其实就是张让他写的。信中，曾扩情先是自我检讨：“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咎。”
    然后话锋一转，为张、杨“开脱”：“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最后，曾扩情又说了句官话：“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
    “扩大哥”办的这三件事，把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几乎要毙了曾扩情。
    要说这老蒋也没法不生气，自己都被人给抓起来了，曾扩情作为自己的学生、而且是重点培养的学生、亲信的学生，不与张、杨拼命也就罢了，居然还胳臂肘往外拐，为张、杨去讲“公道话”，说他们“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
    试问：张、杨是“为了国家存亡”，那我老蒋是为了什么？曾扩情岂不是指着校长的鼻子在骂大街！
    有这样的学生，当校长的蒋介石怎能不生气、怎能不寒心、怎能不说他“不知廉耻”！
    因此，曾扩情一回到南京，在机场等候他的，正是军校的同学、复兴社的“同事”、西安事变的难兄难弟、不久前还命悬一线、如今却红得发紫的戴笠。
    尽管如此，戴笠对曾扩情还是很客气，毕竟是一期的老大哥，戴笠这点顺水人情还是会做的，他还是亲热地叫着军校的“官称”，对曾说：“扩大哥，校长请你反省一下。对不起了。”随即将他送到羊皮巷，关押起来，并嘱咐看守善待老大哥。
        这一下曾扩情被关了两年多，直到1939年，才由一期同学胡宗南给保出来，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但此后再也没担任过什么太吃劲的重要职务，与西安事变前的曾扩情相比，是风光不再了。
    第三个倒霉的，又是一个“复兴社”的高级干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
    跟滕杰一样，在国民党史上，贺衷寒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黄埔的学生，后来搞出名堂来的，大抵可分为三种出路：
    一是带兵官，俗话说就是打仗的，这类人最多，在军内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是最高的。这批学生，以军校一、二期的早期毕业生为主，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宗南，杜聿明也算一个，地位既高，同时也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这类人另外还有很多，大家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很多。
    第二类，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军衔也最多是个少将，但极有影响力。
    第三类，就是在国民党和军队当中专门搞“政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发轫于复兴社的成立，戴笠等人当初也属于此类，只是后来干得越来越“专业”，终于自成体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戴笠、郑介民等几个干特工干出名堂的，其余的人，几乎始终在国民党和军队中从事所谓“政训”、“政战”工作。所以为什么一提起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总让人觉得与特务工作好像是一码事，因为在最初他们是一个群体。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贺衷寒。
    提起贺衷寒，在当年的军校，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想当初，曾经有“黄埔三杰”的说法，依次为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还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两个传说当中，都有贺衷寒在内。
    贺衷寒，原名贺忠汉，1900年生，湖南岳阳人，军校一期毕业。
    贺衷寒从小就是个才子，先上私塾，学了一肚子线装书，后来到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所以，贺衷寒脑子中的“旧”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手，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写诗词，新式国文也写得好，要不后来在军校怎么闯出一份“文有贺衷寒”的名头来呢。
　　贺衷寒参加革命很早，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中共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将于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出席，成员当中，还有同样年轻有为的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蒋伏生等人。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贺衷寒在中共党内的发展，前景估计错不了。没想到，此次苏联之行，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反而使贺衷寒蜕变为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一大”选出的中共核心领导层三人之一，张国焘本就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面对这些“毛孩子”，怎么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整日里颐指气使，今天训这个，明天骂那个，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偏生是21岁的贺衷寒要出这个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贺衷寒是大才子，从小也是被旁人吹吹拍拍惯了的，哪里肯吃他这一套。
    据说，某日，张国焘又在摆谱，说什么“不是我张国焘，你们还想到苏联来！不听话，我把你们全开除。”
    大家都不做声，心想你愿意说就说吧，有本事真把我开除喽。
    贺衷寒听着心里有气，于是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张先生，我们是中央书记处派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们？我看你这个团长当的是不是不耐烦了？你如果不想当了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几句话噎得张国焘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张国焘何曾被人这样顶撞过，何况是一个小字辈！再说，当时的张国焘，虽说是“中央”领导，不过也只有24岁而已，同样是年轻人。听了这话，立时拍桌大骂，叫贺衷寒“滚出去”。
    贺一听：“要滚你先滚！”谁怕谁啊！扑上去就要跟张国焘“放对”。旁人赶快上来你拉我拽，好歹是把俩人给劝开了。
    如果换一个人，这事可能也就算了，以张国焘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最基层的青年团员计较。但这不是张的性格，回国以后，张国焘一句话，果然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
    从此，一个热血青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国以后，贺衷寒到武昌一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经国民党元老詹大悲介绍，贺衷寒与自己在湖南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好友蒋伏生结伴南下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当时他们先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轮再到广州。
    不料，等他们赶到码头时，开往广州的船已经启航。要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胆子是真大，贺、蒋二人居然雇了一只小舢板出海追赶。
    好不容易追上大船，怎么上去成了问题，幸亏大船上的一个年轻人援手，帮贺、蒋二人攀登上船。
    三人互通姓名，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名叫胡宗南，浙江人，也是到广州报考黄埔的。这是贺、胡订交的开始。
    赶到广州，军校一期已经录取完毕。他们又结伴去找军校党代表、招生负责人廖仲恺，陈述自己“参加革命、反帝反封”的决心。谁知这时胡宗南又遇到一个新困难，因他个子矮小，不符合军校的录取标准。胡一听当场大哭：“谁规定的个子小就不能干革命！”
    廖仲恺是个爱才的人，当即决定补录三人进入军校学习。贺衷寒和蒋伏生分别入一、二大队，胡宗南则进了四大队。
    在军校期间，贺衷寒把他的反共决心和“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深得蒋的欢心。
    1926年，受国民党委派，贺衷寒再度前往苏联考察，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31年，蒋介石任命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
    1932年，贺衷寒与其他黄埔同学一起创办了复兴社，复兴社的《章程》，就是贺衷寒起草的。
    1932年 3月，蒋介石亲自召集了复兴社的成立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
    蒋指定滕杰、贺衷寒、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

    按：复兴社成立的初期，由于当时老蒋的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复兴社主要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搞军队的情报，其中包括嫡系、非嫡系部队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军官的思想情况。
    因此，大家一提复兴社，马上想到这是一个特务机关，因为它在成立的初期，确实是搞情报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明确规定，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不得吸收军校毕业生中那些带兵的主官担任，因为复兴社要监视的正是这些人，当然不能有他们。
    但胡宗南是个例外，蒋介石指定胡必须参加，并且，戴笠也是胡所援引的。

    1932年，贺衷寒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蒋介石在军队当中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也是复兴社活动的载体。比如，曾扩情曾先后担任处长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和西北“剿总”政训处，就相当于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的派出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做复兴社的派出机构）。
    因此，从1932年到1936年，贺衷寒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为依托，用了 4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军“政训帝国”，到最后，居然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新的派别。所以，说贺衷寒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贺衷寒和复兴社的命运，在1936年底，被彻底颠覆了。
    怪只怪贺衷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2月12日，老蒋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此时，最活跃的就是何应钦了。
    自国民党建军，何应钦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蒋做黄埔军校校长，何当总教官；蒋成立军校教导团，何当第 1团团长；军校学生改建为国民革命军第 1军，蒋是军长，何当师长；蒋做北伐军总司令，何升任第 1军军长；1929年，国民党统一陆海空军，蒋做总司令，何做总参谋长。
    这回，总司令老蒋出事了，何应钦顺利成章地成了“代总司令”，这是没有异议的，没有人会去跟他抢。
    有异议的是何应钦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个“代”字去掉，还是急于把老蒋救出来，他好接着去做那个军政部长。总之，从老蒋一出事，何就特别积极地要组织“讨伐”，要跟张、杨决一死战。
    在何应钦的挟持下，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权何应钦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最高统帅在对方手里做“人质”，要打，是个什么结果，三岁孩子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学。连对蒋最“苦大仇深”的冯玉祥等人，都能顾全大局，主张政治解决。
    反倒是何应钦这个老蒋的同学、亲密战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国民党内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动武。还给汪精卫打电报，请他回来“主持大计”，真的把老蒋当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样。宋美龄求他都不听，反而讥刺为“你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来，某些人似乎只等着两边打起来，老蒋在“讨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机来个“凤凰涅槃”。
    所以，也难怪蒋介石毕生不相信任何人，就这么一帮人，也着实不可人疼。
    静极思动的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贺衷寒。他找到刚刚经改选上任的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建议有所举动。邓文仪年纪轻，被他撮弄，召集了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这还不算，贺衷寒、邓文仪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打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旗号。
    其实，贺、邓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谁也看不出西安事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既然老蒋已经靠不住了，还不趁早另做打算，还等什么呢！谁不想着“拥立”之功啊，再晚了，让别人抢了先，什么事都耽误了。
    贺、邓的打算，并没有错，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了。
    遗憾的是，这次，贺衷寒、邓文仪跟错了。
    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把他叫去一顿大骂：“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这时，还是戴笠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说这事还真不怨邓文仪，都是贺衷寒在后面出的坏主意。
    蒋介石又找来贺衷寒，痛斥他忘恩负义。老蒋曾对胡汉民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会说话，最起码很会骂人。贺衷寒被骂得羞愧不已，放声痛哭，蒋看他哭，更生气了，说“你还有脸哭，给我滚出去哭！”随即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
    此后，贺衷寒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不复往日的风光了。
    实际上，老蒋对贺衷寒依托复兴社和“政训”工作，逐渐坐大的态势，早有忌惮，借着这次事变，正好归罪于复兴社，打掉“政训”这个山头，岂不快哉！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 4月 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1938年 7月 9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蒋介石自任团长。至此，前后维持六年的复兴社走到了尽头。
        要说算账，最应该清算的，自然是何应钦，但这个人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老蒋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骂骂算了。
    老蒋的帐算得差不多了，该戴笠了。戴笠要好好的把账算一算。
    追究责任，首先是陕西站，马志超。
    马志超不但事先没有得到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且由于违反特务工作的保密原则，导致在意外发生时，站部和电台被别人连锅端掉。这还不算，面临危险，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第一时间悄悄溜走，置工作与“同志”的安危于不顾，可恶至极！
    论错误的情节和性质，马志超象极了陈恭澍的那次“畏罪潜逃”，但区别在于，陈恭澍的“擅自离职”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而马志超这次可是老蒋被扣，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
    因此，马志超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对他执行特务处“最严重之处分“，并不为过。
    但是，处理马志超，有一层重大滞窒，马志超是胡宗南的关系，又是一期学长，处分了他，胡宗南面子上“须不好看”。
    所以马志超这件事，戴笠非常难办。考虑再三，只能学老蒋——算了。把他晒了一段时间，抗战开始以后，又将马志超派到兰州，去当甘肃站站长。
    原来的甘肃站站长是史铭。提起史铭，此君差点丢了一条命。
    在西安事变的副产品“兰州事变”中，史铭给抓了起来，一直软禁在省府。12月24日，即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周从政还安排在次日召开审判大会，拟当场处决史铭的。孰料12月25日，以张学良亲自送蒋飞离西安为标志，宣告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是，兰州方面赶快把会议给取消了。同日，于学忠回到兰州，释放了史铭，史死里逃生，险过剃头，捡了一条命。
    抗战开始以后，史铭任粤汉铁路警察署少将署长，兼军事委员会铁路运输司令部粤汉线区司令部警务处长。
    马志超处理不了，接下来就是西北区暂代区长江雄风。江对陕西站的工作显然有失查、失管之过，要负领导责任。问题是此时的江雄风已经调到胡宗南部，等于是以“客卿”的身份，在给戴笠帮忙。况且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万般危险当中，还给特务处发报，报告了西安出事的消息，虽然是马后炮，总归是忠于职守的表现。不能处分。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坚持原则，提醒马志超，不要把公秘单位混在一起。因此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升任河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河南站副站长尚玉，曾参与策反张庆余的工作。
    陕西省会警察局第 2分局局长喻耀离，坚守岗位，有功。调任公开职务，任国营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兼上海水陆交通总站站长。
    这个有功，那个无过，难道这样大的事就算了不成？
    那不行，别说戴笠不干，外界也不允许啊。西安事变，“校长”都给抓了，你特务处一个人都不处理，也太说不过去了。
    看来看去，戴笠看见了远在上海的王新衡。前不久，本来是让他接替王天木去西北的，结果他说有事，要耽搁些日子，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这下就好办了，戴笠当即以失职之名拘禁了王新衡，送到羊皮巷，与曾扩情就伴去了。
    王新衡无端受过，当了戴笠的出气筒。直到抗战开始以后，王才被放出来，接替邢森洲当香港站站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不久之后，抗战的烽火就将燃遍神州。

ys1937

24、西安事变：周恩来调停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同机离开西安，持续了两个星期的西安事变，至此和平解决。
    当天下午，杨虎城等西北将领发出“有”电，向全国报告“蒋氏离陕”：“限即刻到（衔略）。自委座留驻西安，对于副座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示完全容纳，即定返京施行。……爰于本日下午四时，由副座恭谨陪送赴洛，特电奉闻。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
    西安事变解决得这样“圆满”，形势如此急转直下，是任何人都没有意料到的。
    后人看历史，总仿佛一切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比如西安事变，无非是张学良抓了蒋介石，劝他停止“剿共”，蒋介石同意，张学良放人，就这么简单。
    其实不是，事实上，在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西安事变可以“政治解决”的，换句话说，没有多少人“幻想”蒋介石还能活着离开西安，都觉得他此番凶多吉少，包括老蒋本人。
    12月15日，即西安事变发生三天之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就给宋美龄写了一封诀别信，托随端纳来西安打探虚实的黄仁霖带出去。
    黄仁霖，1901年生，祖籍江西安义，生于上海。
    在老蒋的心腹中，黄仁霖是个“异类”，因为他并不是黄埔系出身，相反，黄是留洋回来的。
    1920年，黄仁霖考入东吴大学预科，1922年赴美留学，1926年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专业。1926年回国，任上海青年会干事。
    还在美国的时候，黄仁霖就结识了孔祥熙。经孔详熙介绍，1929年，黄仁霖任励志社副总干事。
    说到励志社，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机构。
    励志社的全称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 1月 1日，最初设在南京中央军校院内，蒋介石自任社长。
    与复兴社、力行社等等一样，励志社的成立，笼统地说，也是老蒋为了保持黄埔“革命精神”，把黄埔学生团结在他周围而建立的。关于励志社的宗旨，孔祥熙在与黄仁霖谈话时，是这样说的：“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这是总司令的一种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动一种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
    根据这样的宗旨，老蒋曾经为励志社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并规定了“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的十条戒律。
    可见，励志社的最初，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机构，更多的，偏重于“养气”、“修炼”，而没有承担特定的什么工作任务。
    慢慢的就不同了，首先是在南京成立了励志社总社。蒋介石的侍卫张毓中曾经回忆过他随侍老蒋驻在励志社总社时的情况。
    张毓中，1910年生，浙江永嘉县人。
    浙江永嘉是个很出名的地方，曾产生过一个“永嘉学派”。
    张毓中于1930年考入“浙警”正科第二期，1932年毕业。此时，正赶上戴笠控制“浙警”，张被戴笠看中，选入“特训班甲班”学习，该班对外称“中央警察研究所”，班上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名闻遐迩的姜毅英，不过此时她还叫姜岳根。
    在“特训班甲班”学了三个月，1933年 1月，张毓中又被戴笠送到“洪公祠”特训班第二期学习，同时去的还有毛森、石人宠、程慕颐、张人佑等等，后来均成为军统的中坚力量。
    此时，陈恭澍等第一期学员还没有毕业，据张毓中回忆，在他们眼里，陈恭澍等人“全出身军校前期，资历深，能力强，富社会经验，和我们纯学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1934年 3月，连续上了两个特训班的张毓中，被戴笠保荐到“委员长侍从室侦察班”担任“护卫领袖”的工作。侦察班的班长，就是前面说过的黎铁汉，副班长则是军校六期的陈善周。
    1935年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回到南京，住在中央军校。黎铁汉的侦察班则驻在不远的励志总社。
    据张毓中回忆，励志社总社“面临明故宫机场，是新建的宫殿型西式洋房。占地广大，建筑雄伟，设备精美，装潢堂皇。设有礼堂、会议室、套房、中西餐厅等。并附设跑马场、游泳池、篮球场、网球场、弹子房等，是当时首都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场所，也是国内外闻人政要下榻之处所。”
    蒋介石给励志社的题词“立人立己，革命革心”就镶嵌在大礼堂的墙上，现在还保存完好。
    从张的回忆可以看出，所谓励志社总社，其实是一个附带酒店的高级会所，在当年属于高消费的地方。只不过，这个地方，单是有钱还进不来。
    另外，励志社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全盛时期，拥有“社员” 15000人。
    用当年曾任励志社副总干事侯鸣皋的话说：励志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尖、卡、斌”三个字。“尖”者不大不小也；“卡”者，不上不下也；“斌”者，不文不武也。即说它不大，比不上国民党其它党政机关，说它不小，它在全国都有分支机构，事事可以通天；说它不上，它仅仅是一个服务机构，说它不下，社长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说它不文，它的工作人员都穿军装，说它不武，它的工作人员又不享受武官的待遇。
    至于励志社的主要任务，据侯鸣皋回忆：大体是这样的：
    “一是接待国外军政要员，二是充当蒋介石的内廷供奉。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社，后来发展到担任文化娱乐工作。如蒋氏夫妇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一手操办。同时，蒋宋的油画肖像、宴会或晚会演出的节目，都是由励志社里的美术股、中西餐部、戏剧股、音乐股负责办理的。宋美龄喜欢看美国电影，也由电影股派人到中央电影部取片在励志社内放映。蒋氏夫妇很少到剧院看戏，却常在励志社看。蒋介石喜欢看京剧，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由代理总干事侯鸣皋邀请梅兰芳、纪玉良合演《龙凤呈祥》，周信芳主演《四进士》，童芷苓演《拾玉镯》，以上演出都是在励志社大礼堂。此外，励志社内还设有网球场、篮球场、手球场、跑马场等，经常举行网球、篮球、弓箭比赛及国术表演等，地域颇大。”
        当然，励志社远非这么简单，还承担着其他的一些职能，但因和我们要探讨的东西无关，所以不提也罢。
    如果把励志社比做老蒋的“内务府”的话，那么，黄仁霖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励志社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不久就换成了黄仁霖。
    据侯鸣皋回忆：“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据张毓中回忆，1935年，老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团部设在报国寺。另在新开寺找了一个孔牧师，借他的家为老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邸”，至于为什么找个牧师家里，据张毓中猜测，是由于蒋介石夫妇均笃信基督教，这里有一座小教堂，方便他们做礼拜。
    这个临时“行邸”就是黄仁霖给找的，改建工程，也是由励志社派来的一位张干事操办的。
    蒋“驻节”新开寺不久，蒋介石赴峨眉山游览。据张回忆，因蒋前一天与宋美龄不知何故闹别扭，宋一气之下不去了，蒋很不高兴。结果当天发了两次脾气，先是说旅游路线选择不当，太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知何故饭菜迟迟上不来，饥肠辘辘的蒋介石大怒，先是把侍卫长何云叫来痛骂，又找励志社的张干事，叫他“马上滚”。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蒋发怒，他说：“我因此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知道领袖是寸步难离夫人的。”
    由于工作关系，加上孔祥熙的援引，蒋介石夫妇对黄仁霖极为信任，侯鸣皋说：“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事实上，老蒋此次赴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行邸”，也是由黄仁霖派的“一位可靠的干事”张玉荪负责安排的。
    这位张玉荪，与峨眉山那位“马上滚”的张干事，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可真不适合给高级领导搞行政。
    12月12日，黄仁霖被宋美龄叫到上海的寓所。宋当时因生病留在上海，因此没有同蒋介石一道去西安，没想到出了事。黄仁霖则正好在也上海照顾他生了病的太太。
    宋美龄告诉黄仁霖老蒋在西安被扣押的情况，黄回忆：“我当时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终于我勉力告诉她，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好了。”
    宋美龄很满意，旋即带他回到南京，参加12月13日在孔祥熙公馆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当时蒋介石是行政院长，孔是副院长，此时已被授权代行院长职责。
    会上，经激烈的争论，最终大家认可了宋美龄的提议，即“派遣一批可靠而能信赖的人员，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作初步的接触，以期确知蒋先生的安全健康情形，他是否身体健康，或是受了伤，或是如所怀疑的，已经遭遇不幸? 然后再谈其他。”
    由于端纳与黄仁霖均与张学良有旧，且同时亦得到蒋、宋夫妇的绝对信任，决定由黄仁霖陪同端纳赴西安探听虚实。同时，端纳虽然长期在中国，却不会讲汉语，黄仁霖去了可以当翻译。
    行前，孔祥熙特别叮嘱黄仁霖：“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见蒋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之后，马上回来向我和夫人报告，你所看见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当天，端纳、黄仁霖和励志社干事黎离尘乘飞机前往西安。因为天气不好，三人只能在洛阳过一夜，第二天再前往西安。
    在洛阳，黄仁霖等听到的消息非常可怕，他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因此，黄“把全盘局势，重新琢磨了一下，深感我的任务艰巨，能够达成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倚靠端纳的影响力和上帝的帮助了。”
    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黄仁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活着从西安出来，于是他决定，不带黎离尘到西安去了，他写好了遗嘱，令黎带回南京。
    12月14日，黄仁霖和端纳抵达西安，被直接送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公馆。
    黄仁霖与张学良，早有渊源。黄的父亲曾在东北一个叫做泗水场的小镇当铁路站长，而张学良小时候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当然，黄仁霖当时并不认识张学良，但是见过他的父亲张作霖。
    “东北易帜”以后，作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经常到南京公干，专负接待职责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自然少不了与张少帅打交道。黄是喝过洋墨水的，凡洋人的消遣如骑马、网球样样精通，很对张学良的路子，于是，“彼此有了不寻常的友谊”。
    因此，双方无须寒暄，张学良很直率地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
   
    按：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黄仁霖也实话实说：“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
    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
    张学良还与黄谈到：“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
    这时张学良第一次对外界透露，他可能会与蒋同赴南京。
    谈了半个小时，张学良带着端纳去见蒋介石，黄仁霖则被看守在张公馆的门房。
    见不到老蒋，可怎么回去向孔祥熙和“夫人”交代呢？黄仁霖一晚上没睡着觉，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2月15日，黄求见张学良，向他提出，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自己能看见蒋，但蒋看不到黄，不就行了么？
    对此，张表示同意，让他的副官长谭海带着黄仁霖去看老蒋。
    到了新城大楼蒋的“卧室”，门上的玻璃已经用白色的油漆涂上，只是在门把手的上方留下了一下一小块空隙，作为看守的“窥视孔”。
    黄仁霖蹲下身子向里看去（黄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九零），此时，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腰上，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声张，悄悄看一眼就行了。
    黄回来回忆说：“我看见委员长直坐在床上，在和端纳谈话。……张少帅则站在床的末端，显得非常注意。委员长的下身则用毛毯盖得非常暖和，他看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没有疤痕、没有擦伤，亦没有绑带。有些时候，他间隙性的，把手举向他的头发，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姿势。我最后判定，他并没有收到严重的伤害。……”
        看了老蒋的情况，黄仁霖说：“我告诉谭将军，我已经完全满意，并准备回南京去，报告委员长的平安情形。”
    黄回到张公馆，等到下午，张学良回来了，两眼通红。黄对他说，“我已经满意了，蒋先生是安全的，这样便可使得问题很快地解决。我希望就能动身，并且到达南京时，不致天色太黑。”
    这时张学良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你还不能走! 委员长要接见你! ”
    黄大喜过望，马上说：“好呀! 你是否愿意让我去见他呢？”
    张说：“我亦没有办法，他坚持要见你呀! ”
    黄仁霖说：“那么，很好，让我现在就去见他吧! ”
    张学良说，没那么容易，有几个条件，咱们事先得说清楚。“第一，在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准和他说话。如果你对他说了任何话，你就不准出去了。”
    对此，黄表示同意。
    张又说：“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见面时，他亦不可以对你说什么话，假使他说了，你就不能回去了。”
    黄反驳说：“我如何能阻止他对我说话？他是我的长官! 只能由他高兴，和想不想说话。”
    张学良说：“这些就是条件，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这些。”
    黄仁霖回忆：“在那时候，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去看看蒋先生，因此我对于这两个条件都接受了。
    张学良亲自陪着黄仁霖去见蒋。路上，黄心想，按照张的条件，自己见了老蒋连话都不能说，岂不是很失礼，最起码得打个招呼，否则俩人见了面，大眼瞪小眼，成什么话！
    经黄争取，张同意他“可以向蒋先生问好致意”。
    终于见到了蒋介石，黄仁霖向他鞠了一个躬，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探望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
    老蒋似乎知道他的难处，真的没有跟黄说话。但是，他做了一件令黄仁霖更加难办的事情。
    蒋介石令身边的“看守”，给他拿来笔墨纸砚，老蒋要写一封信。
    黄仁霖回忆，蒋写了第一稿之后，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张，直到第三次才定稿，然后对黄说：“我把这封信，读给你听。”
    蒋介石一连读了三遍，黄仁霖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很显然的，他要我记牢这封信。如果这封信被人搜去或遗失的话，我仍能记忆。同时只要我能活着，我就能够带这个口信。”
    黄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查到，这就是蒋写给宋美龄的遗书，内容是这样的：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个老蒋啊，也是糊涂了，这样的一封信，黄仁霖怎么可能带得出去！不但信带不走，连黄仁霖自己都走不了了！
    黄的反映很快，当他一听到信的内容，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离开西安的可能了。他说：“当蒋先生读第一遍时，我偷偷瞧了少帅一眼，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激动。”
    黄“把这封信藏在中山装的内袋里”，告退出来。
    张学良跟着追出来，用英语说：“更糟，更糟了。”
    黄仁霖还在装糊涂，说：“哪里不对了？”
    张学良很生气地说：“样样都错了，委员长没有信守诺言。”
    张所说的蒋介石“没有信守诺言”，是因为在黄见蒋之前，张学良已经与蒋说好，蒋不能与黄谈任何“公事”。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也承认，张请他“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但蒋在信中所说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等于是让南京进攻西安的命令，这样的信，如何能让黄仁霖带出去！
    对此，黄还企图打“马虎眼”，这不过是“一封家书”，并向张学良保证“决不会加油添醋地使局势更为恶化”。
    但张学良不听他的“保证”：“条件便是条件，因为委员长把内容读给你听了，你不能出去了。”接着上来“把我的衣服拉开，用强力把那封信拿走了。”
    跟着，张学良派人来，将黄仁霖关到了他的卫队营。从此黄仁霖就失去了自由，直到蒋被释放。
    既然信带不出去，12月20日，自忖必死的老蒋又写下了遗书，而且一下写了三份，分别写给妻子宋美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另外还有一份《告全国国民》书，相当于政治遗嘱。
    这三份遗书，分别是这样说的。
    给宋美龄的一份，与15日的那封信内容相若：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按：蒋经国1925年就到苏联去学习，当时他才15岁。在此期间，蒋经国加入了共青团，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蒋经国曾经发表“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的公开讲话。1930年 3月，蒋经国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而且，老蒋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被扣押的几乎同时，蒋经国于12月15日被批准转为联共正式党员。
    因此，老蒋会在遗嘱中说“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因为他对这个长子的情况，实在是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感觉。
    相反，蒋纬国虽然并非蒋介石亲生，但老蒋对这个义子的爱护甚至超过了蒋经国。这主要是由于蒋与原配毛福梅没有感情，连带着蒋经国也受到连累。另外，老蒋很早就“投身革命”，与家人聚少离多，等到年纪稍长，明白了为人父者的责任所在，蒋经国已经长大了，错过了耳提面命、培养父子感情的最佳时机。因此，蒋介石把对于蒋经国的愧歉，全都弥补在了蒋纬国这个“螟蛉义子”身上，成天抱着，喜欢得不得了。
    蒋纬国小时候，得过一次脑炎，请了有名的西医来看也治不好，蒋介石和他的侧室姚冶诚束手无策，急得不行。当时他们住在陈果夫家里，陈果夫的太太朱明见他们俩人磨磨唧唧那个劲头，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朱以“大义责备贤者”的姿态对蒋说：你们两口子是出来干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把孩子给我，治得好就治，治不好也只能听天由命！
    蒋介石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朱明是旧式妇女，不听西医那一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偏方，狠下心来，用“恶治”的办法，大剂量地往下灌，没想到当天就见了效，再过几天就好了。当时要由着蒋介石整天抱着干心疼，闹不好蒋纬国这条小命就没了。
    正因为老蒋对蒋纬国爱若己出，所以他自信“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的一份：“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蒋中正。”
    由此可见，直到12月20日，老蒋还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当天赶到西安进行“调停”的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的三份遗书，于12月21日交给了宋子文，并要他拿给张学良看。
        同样，这几份“遗书”，也不可能带出去。据宋说：“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可能预见得到，就在宋美龄于12月23日到达西安的三天之内，张学良不但释放了老蒋，而且亲自陪同他们飞离了西安。
    西安事变的发动，既然以张学良为主导，同样，释放老蒋的关键，也在张学良身上。
    根据《西安半月记》的记载，自蒋介石12日被执，头三天一直被软禁在西安新城大楼即西安绥靖公署，这其间，张学良来看过他 9次。
    前几次见面，俩人就没怎么正经说话，因为彼此之间根本就不具备谈话的基础。张一直在解释出以此举的苦衷，老蒋则正在气头上，对张的话根本不听，也听不进去，只是一味的“痛斥”张学良不该发动“叛乱”。彼此始终处于一种“抬杠”的状态，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听对方的讲话有没有道理。

    按：在西安事变的初期，由于临潼捉蒋的任务是由张学良的部队执行的，蒋并不知道杨虎城也参与了此事。当他由唐君尧、孙铭九、谭海三人“陪着”往西安去的时候，唐曾问谭海，把蒋送到哪里，谭说，“新城大楼。”当时蒋还觉得奇怪，因为新城大楼的西安绥靖公署是杨虎城的办公地点，张学良发动“叛变”，怎么会把自己送到杨虎城处？继之又想到，头天晚上自己召集军事会议，独杨虎城未到，肯定是在那时已经被张抓了起来。
    接着，蒋看见路上执勤的士兵，都戴着“十七路军”的袖章，又猜想是张学良的部队控制了西安，抢了“十七路军”的军服以掩人耳目。但他始终没有想到杨虎城与张学良会做了一路，因为“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事实上，正因为新城大楼是杨虎城的地盘，由他来看守老蒋，张不太放心。所以，在此后几次见面中，张学良一直在劝蒋介石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样，就可以顺便换成东北军来看守老蒋，才能确保安全。
    对张的这番“好意”，蒋全不领情，一口拒绝，且开始绝食。
    直到12月14日，端纳来到西安，蒋在他的劝说下，才明白“彼（指张学良）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于是同意移居高公馆。

    当天下午，即将被抓三天之后，张、蒋二人才开始就西安事变“进一步交换意见”，也就是说，直到12月14日，张、杨的“八项主张”才正式跟老蒋见面。
    这“八项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同时，张学良告诉蒋，对他们这些意见，“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
    说白了，就是告诉老蒋，我们提的这几条，你不一定全同意，但怎么也得答应我几条，否则大家面子上过不去，肯定不能放你。
    对此，蒋的态度是：“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
    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
    蒋说：“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
    张说：“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蒋说：“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
    这话就没法谈了。半晌，张只好换一个话题，说：“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
    蒋说：“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
    说到这儿彼此又开始抬杠，张学良说：你看的书都是《韩非子》、《墨子》一类，还不旧么？
    蒋介石则说：你看的书新，你看过几本新书，都是什么书？是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共产主义的书？这样，你把你看过的书说几本，有不懂的问问我，我教教你。我告诉你，你看过的这些书，我15年前就已经不知道“披阅”过多少次了。
    从此时到12月19日的五天之内，张学良与蒋介石又见了 9次面，到第 9次时，张学良让了一步，对蒋说，“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明确告诉他“八项主张”的后四条可以不提，但前四条必须坚持。
    蒋则说：“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然而，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态度，他自己的说法与宋子文的回忆有出入。
    宋子文是12月20日到西安的，一到机场，张学良就对他说：“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发动抗日运动；释放被捕七人。”

    按：“被捕七人”即指“七君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热潮空前高涨，1936年 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同年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宋子文还记载：“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 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 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 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
    也就是说，早在宋子文赴西安“斡旋”之前，蒋介石已经对张学良做出了让步。但是，对蒋的让步，张、杨二人并不满意，认为他避重就轻，因为蒋介石所允许的“第一与第三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
    不管蒋的话是怎么说的，但内心已经发生变化。
        事变的解决，关键在于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到西安之后的三天，然而，关键的关键，却在于和他们谈话的那个人。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据张学良回忆：“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 徬惶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按：另一人为叶剑英。

    坦率的讲，到了此时，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已经非常难办了。
    首先，西安事变的发动，本来就是张学良感情冲动的结果。事变之前，没有任何通盘的谋划，于学忠曾两次问张学良：“抓起来怎么办？”张的回答都是“抓起来再说。”
    “抓起来再说？”说什么？怎么说？
    在张，想得比较简单，觉得我要求抗日没有错，你不听，那就把你抓起来，你还能不听么？
    问题是，蒋介石不是轻易听别人话的人。老蒋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从黄埔军校校长摇身一变而为“革命领袖”，他没那么简单，否则他不会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那怎么可能你一说他就听呢，他要听的话，不是早就听了么？原来不听，现在抓起来了，倒听了，这个“领袖”以后还能当么？
    其次，各界的反响，与张、杨预想的不一样，全国各界、国内外舆论都在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12月14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中，明确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称张学良及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完全错了，错误的要亡国家，要亡自己。”《申报》则说“（蒋介石）失却自由，这就是统一的中国重复趋于涣散的危险”。
    胡适在《叛逆张学良》中说：“中国本是统一的，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对中国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张学良搞糟了这一切，他使中国在世界上名誉扫地。他正在毁灭中华民族的活力，阻止中国的进步。毫无疑问，张学良的行为是对国家的背叛……”
    国内，老百姓走上街头游行，学生罢课示威，军校学生写下“血书”要求与西安开战。
    在国际方面，除了日本基本保持“缄默”以外，欧美各国一致反对。
    原本，按张的设想，只要“逼蒋抗日”的大原则不错，民众必会支持。等事情出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抗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一旦蒋介石出了事，中国马上就要回复到不久前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的状态，到那个时候，日本乘虚而入，则后果不肯设想。这是大家所担心的，也是张学良所没有想到的。
    张学良现在是骑虎难下，整天在高桂滋公馆里“卧床休息”的蒋介石，放又放不得，不放又真是难办。
    面对难题，张学良连个商量的人都找不着，他手下的人肯定不行，不够那个档次，杨虎城也不行，只有找共产党。张学良说：“事变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
    12月23日，以“三位一体”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为一方、宋子文为一方进行了谈判。
    想想当时的谈判场景，本是一场国民党内部围绕着是否继续“剿共”而闹出的争端，反而是被他们“围剿”的共产党在居间斡旋，劝劝这个、劝劝那个，再谈些自己的主张，挺有意思。
    谈判之前，蒋介石曾经指示了相关要点，据宋子文回忆，当时蒋表示，如果周恩来能够同意如下四点：
    “（1） 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
    （2） 取消红军名义。
    （3） 放弃阶级斗争。
    （4） 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那么，蒋介石将同意：
    “（1） 国共联合。
    （2） 抗日容共联俄。
    （3） 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针对蒋的“四点”，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六点”，即“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如果蒋介石“能够接受并保证实行”，则“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
    对此，宋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在此基础上，宋也谈了一些意见。
    当晚，周恩来电中共中央请示：“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 即前述六项 )。宋答可先见宋美龄( 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周、宋之间的这次谈判，是打碎坚冰的第一块石头。
    12月24日，宋子文拿着周恩来提供给他的“备忘录”去见蒋。蒋表示：“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蒋还表示：“1、 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 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 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宋子文将蒋介石的态度告诉“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现在，周恩来、宋子文、甚至蒋介石都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后边，就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了。
    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张、杨二人的意见不能统一，发生了激烈争执。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对于同一件事，宋子文的日记说得更详细一些，他说：“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
    对此，张学良“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
    据张学良后来回忆：“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愿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何必当初乎? ”
        张学良说：“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
    在是否放蒋的问题上，如果张、杨不能达成一致，蒋介石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比12月12日还要危险。
    张学良的东北军都部署在西北各省，在西安只有一个团，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却有九个团在西安周边，一旦双方决裂，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因此，12月24日，张找到宋子文，对他说：“他（指张学良）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认为）：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
    宋子文与张学良还探讨了悄悄放走蒋介石的可能，“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记载：12月25日，一早，宋子文就来找蒋介石，跟蒋商量“潜离西安”的建议，即张“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
    同时，张学良找到宋美龄，也是商量这件事，被宋美龄一口拒绝：“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
    这是上午的事，到下午，事情忽然发生了转机。
    据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
    早上还不能走，到“下午二时”就可以走了，这其中的变化，岂不太突兀？
    并不突兀，老蒋的《西安半月记》当中，把两个星期中所有的事都写得很清楚，连谈话时每人的表情都写下来了，唯独在当天上午，少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当天上午，高桂滋公馆来了一个客人，跟老蒋谈了些事情，这件事，老蒋没有写。
    这个人，自然是周恩来。
    老蒋没写，宋子文写了。
    当天上午，宋子文兄妹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希望见蒋谈谈。宋子文回忆，当时他“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
    实际上，头天晚上，蒋介石已经跟周见了一面，当时是由宋美龄和张学良两人陪着，时间是10点多钟，蒋介石已经睡了，坐起来跟周握手，然后说：“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就告辞走了。
    对此，蒋介石没有提出反对。于是，国共双方的首脑人物，在彼此敌对了十年之后，终于又坐在了一起。
    双方谈话的内容，由于当时只有宋氏兄妹陪同，蒋不写，宋美龄也没有明确地写，那就只有听宋子文的了。从宋的回忆看，双方在谈话中的姿态都比较高，周恩来对蒋很尊重，完全是把蒋作为“领袖”来看待的，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面对“阶下囚”的盛气凌人之态。他说：
    “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1） 停止剿共。（2） 容共抗日。（3） 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蒋介石的谈话亦表现出了一定的“推心置腹”：“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跟蒋介石谈完了，具体的还得着落在宋子文身上。周恩来对宋说：“有几件事必须落实：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对此，宋子文做了保证。
    周说：“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宋子文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周说：“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宋答应“将予安排。”
    周要求“逐步释放政治犯”，宋答应“尽力而为。”
    周恩来说完了，该宋子文说了。宋子文的要求很简单：“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
    对此，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
    事实上，宋子文也承认，“正是他（指周恩来）最终说服了杨。”
    决定性的时刻终于到来，蒋在《西安半月记》中是这样写的：“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
    宋美龄的回忆，要详细得多：“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
    这时张学良提出一个建议——天太晚了，明天早晨再走如何？（“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
? ”）
    宋美龄大声说：“尚欲等候耶? 离此愈快愈佳! 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 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 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 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迟疑。”
    张学良又提出：“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
        张所说的“侍媪”，是宋美龄的仆妇蔡妈。宋美龄说：“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 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最后决定将蔡妈交由黄仁霖带回南京。
    从12月15日被张学良扣留，黄仁霖已经在监禁中关了11天。
    黄回忆：“以后的11天囚禁，真是痛苦，并不是他们给我严酷的待遇，而是我很关切将来会有何种遭遇。第三天过去之后，我盼望能有些军事行动的迹象。如果不是轰击的枪炮声，或作战行动等，其他如空中侦察，投掷传单，或者即使是轰炸也是好的。由于处在不明情况中，对我真是一桩苦事。但我并不在为自己担忧，我的理论是我的生命和命运已和蒋先生连在一起了。如果他能够正正当当地安全脱险，我自然也会被释放的。如果对蒋先生发生任何不利，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西安的。”
    12月25日这一天，黄仁霖说：“圣诞节的清晨，曙光明亮而洁净。太阳已将地上的雪花融化了，我正在懊丧，要在囚牢中度此普天同庆的佳节。我的确有一点思乡病，想到正在病中的妻子，她还不知道，我竟已入此虎穴，又想到我的两个小孩，都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双亲。但当我想到国家的命运，现正在倒悬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我把口袋中的《圣经》拿出来，重新再温习耶稣降生的故事。”
    当天上午大约十点，来了一个副官，坐着吉普车，说张学良叫黄仁霖去，黄很紧张，以为是要“枪决”，于是“连外衣也不曾穿，照相机亦不曾带。”
    但很奇怪，他发现自己被带往“蒋先生所住的宅院去”。
    一下车，就看到了端纳，他走过来，很高兴地说：“嗨，仁霖，祝你圣诞快乐!”
    黄仁霖不知就里，说：“还有什么快乐可说的? ”
    这时，端纳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们正要出去了! ”
    黄仁霖大喜过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说“这个消息好像在我臂上刺了一针”。黄说：“那才真是圣诞快乐了! ”
    这是，黄听到“墙外蒋先生告诫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
    确实，蒋介石正在给张学良、杨虎城“上课”。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不知道张学良会亲自陪同他回南京，因此，自己这一走，西北就成了张、杨的天下，自己又已经允诺他们不再“剿共”，以后，天知道这俩人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再说了，作为“革命领袖”，让两个下级给关了两个星期，临走了，如果不对他俩说道说道，任谁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当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可以行矣”的时候，蒋说：“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
    于是，蒋介石“命（张学良）约虎城来见。”据宋美龄回忆：“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里是这样写的：“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宋子文则说：“委员长招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
    从这三个人的回忆看，仿佛当时的谈话十分轻松，老蒋一番“温谕”，张、杨心悦诚服。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就在他们隔壁，黄仁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 ”
    这时，宋美龄来找黄仁霖，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
    蒋介石的“训话”大约有半个小时，谈完已经 4点了。据宋美龄回忆，他们“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
    只是，谁也想不到，张学良，也与他们同机飞离西安。

ys1937

25、附：七七事变

    1937年 7月 7日，22：00，北平、宛平县、卢沟桥。
    驻丰台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第 1联队第 3大队日军所部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集合归队的时候，以一名日军“失踪”为借口，要求入宛平县城搜索，并开枪示威。
    丰台怎么会驻有日本军队，这话得追溯到30多年前的“庚子国变”。
    1900年 6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仓皇离京，行前，诏令“补锅匠”、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应付残局。
    经过长达11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 9月 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俄、日、德、美、法、意、奥、比、西、荷11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过后，李鸿章就在北京贤良寺溘然长逝，享年78岁。
    李鸿章从广东出发来京时，曾有人问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李说：“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此时，最后的和尚死了，再没有人给大清国撞钟了。
    根据《辛丑条约》第 7、第 9两款之规定，允许上述11个国家在北京以“保护使馆”为名驻军；驻守地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地方。
    当时日本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军 400人，在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驻军1250人。另外，在《辛丑条约》签字之前两个月，日本以“护路”、“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驻屯军，其名曰名“清国驻屯军”，司令部驻天津。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这支部队，有叫“中国驻屯军”的、也有叫“天津驻屯军”的，我们一般称其为“华北驻屯军”。这是日本在中国驻军的缘起。
    1935年，先是汉奸白坚武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夜袭”丰台火车站，到11月28日，日军强行占领了丰台。次年 4月，日本向华北增兵6000人，在北平设立旅团司令部，其中驻丰台日军2000人。
    到1936年 9月18日，通过两次“丰台事件”，29军被迫撤出丰台。就此，日军突破了《辛丑条约》有关外国在中国驻军的限制，独占了丰台。这样，北宁、平汉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丰台，被日军死死掐住。
    北平的南大门——宛平，已暴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
    关于宛平，值得多说几句。
    在前清，北京的地方行政机构叫顺天府，辖24州县，其中宛平、大兴两县的管辖范围，是以北京的中轴线为界，以东为大兴县、以西为宛平县。今大兴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所在地，就是原大兴县署，宛平县署则在西城区的东官房。
    因此，在前清，大兴、宛平两县是北京城的“首县”，外地高官进京，“首县”要负责接待、迎来送往。所以，“首县”的县官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经常见大场面的人，几年“首县”干下来，都锻炼得特别会来事。前清有个“十字诀”形容这些人侍奉高官、左右逢源的本事，极为传神：
    “红、围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精工、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语言从容、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当然，像李鸿章这类“宰相”级的高官进京，就不劳“首县”伺候了，不单不用伺候，连面都见不到，也就是到辕门递一个“手本”，听里面说一声“挡驾”，就算当了差了。
    这是前清，进入民国，北京被改为北平特别市，宛平县署迁到卢沟桥拱极城，即宛平县城。大兴县署则迁至黄村，归属于河北省。
    1952年，宛平县所属地区复归北京，并入附近各区县，“宛平县”的建制被撤销。
    其实，宛平县撤掉可惜了，应该留着纪念抗战。
    宛平县县长是王冷斋，他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该公署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四县。
    王冷斋，1891年生，福建福州人。
    王冷斋虽是文官，却是军校出身。从小入福州陆军小学，1909年18岁时，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与李宗仁、白崇禧、秦德纯等都是同期同学。
    毕业以后，王冷斋从军，参加过讨伐张勋的战争，后入北洋政府工作。在此期间，王冷斋还曾经办过报纸，后因抨击贿选等丑闻，与邵飘萍等人被军阀通缉，被迫南下上海。
秦德纯主政北平之后，于1935年请自己的老同学王冷斋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 1月 1日，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宛平、大兴、通县、昌平等 4县，王冷斋被任命为督察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由于该区域的特殊性，王冷斋同时担负着处理中日交涉事宜的艰巨任务。
    最先接到报告的，就是王冷斋。
    王冷斋很敏感，得知此事，马上意识到日人此举显系构衅无疑，于是，王冷斋第一时间将此消息汇报给了“外交”主管部门——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
    如果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下边设有一个叫“外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以处理“冀察”地区与外国某地区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相关事务，那并不奇怪。
    但现在的问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下边居然设立有“外交委员会”，可谓荒唐至极！
    所谓外交，主体是国家，外交权是指国家元首、政府、外交部门和使领馆所拥有的职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居然拥有外交权，岂非咄咄怪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的华北，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有多么尴尬了。
    接报的，是“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还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
    兹事体大，魏、林二人不敢擅专，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此时北平的最高长官秦德纯。
    秦德纯，1893年生，山东沂水人。
    与其他多数老西北军高级将领不同，秦德纯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山东陆军小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校一路念下来，毕业以后投入直系部队。秦德纯并不是西北军的老人，很晚才到冯玉祥手下，到1928年“二次北伐”，冯玉祥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秦德纯任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
    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被打散，冯手下的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人的部队都被打得稀里哗啦，不得不退入山西。
    经过一番艰苦折冲，1930年11月，蒋介石终于同意将西北军残部和一部分晋军改编成边防军，受张学良节制，秦德纯就在这个时候与宋哲元走到了一起。
    1931年 1月，东北边防军第 3军成立，宋哲元为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为副军长，下辖两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同年 6月，在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的整编中，东北边防军第3 军被改番号为第29军，后来扩充为 5个师。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6 年之后，这支部队在现代史上，会有那么大的名头。
    1937年的秦德纯，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东北诗人刘哲和后来当了汉奸的王揖唐）、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宋哲元不在，北平的一切事都由秦德纯说了算。
    7 月 7日下午，秦德纯还在市政府开会，邀请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张知本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会后又吃饭，到晚上10点才散。
    据秦回忆：当夜11点40分，他接到魏宗瀚、林耕宇的电话，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当时秦德纯详细指示了对日方答复的口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同时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与日方交涉。
    秦的答复，首先明确指出日方侵犯了中国主权，站住了自己的脚步——明告诉你，“走失士兵”跟我们没有关系，“进城检查”更是想都别想。但是又允诺“代为寻觅”，算是给对方一个面子，不当面揭穿你在胡说八道。应该说，这套说辞，既有政治家的圆通与滴水不漏，又不失守土军人的堂堂正正。
    同时，秦德纯还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本着上述原则与日方交涉。二是通知部队、特别是卢沟桥守军严加戒备。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帽子下，所有冀、察、平、津二省二市的行政长官均由29军高级军官兼任，所有二省二市均由29军负责守卫：
    宋哲元：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秦德纯：29军副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29军副军长。
    冯治安：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警备司令。部队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等地。
    张自忠：29军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部队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等地。
    赵登禹：29军 132师师长。部队驻河北大名、河间等地。
    刘汝明：29军 143师师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部队驻张家口、张北、怀来、涿鹿、蔚县等地。
    郑大章：29军第 9骑兵师师长。部队驻通县，南苑等地。
    根据上述兵力分布情况，守卫北平的，是冯治安的部队。因此冯虽然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却兼任北平警备司令。
    守卫卢沟桥的，是37师 110旅 219团第 3营。旅长是何基沣、团长是吉星文、营长是金振中。
        几个小时以后，29军37师的这几位中层将领，就要名扬四海。

    据王冷斋回忆：“1937年7月7日夜间，日军又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忽有枪声数响发于宛平城东门外，城内守军当即加以严密注意。”
    “12时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话对我说：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向我方提出交涉，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混乱，结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已被我方拒绝。究竟真相如何，迅即查明，以便处理。”
    “我接到电话后，就通知城内驻军营长金振中切实查询各守兵。经查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更可证明。另一方面，我又令警察在各处搜索，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
    王冷斋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做了报告，随即按秦德纯的指令，赴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交涉。
    据王冷斋回忆，当他到达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部时，已经是 7月 8日凌晨 2时左右。当时在座的，中方有“外委会”主席魏宗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则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辅佐官寺平忠辅和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等人。
    彼此坐定，松井说：“日本军队正在卢沟桥一带演习中。你们驻回龙庙的军队突向日本军队用步枪射击，约有十四五发，所以决定双方派人到现场视察一下。”
    王反驳说：“枪声方向是在宛平城东门外，我方在这里并无驻军，可知绝不是我方所发。就是城内守兵，也查明并无开枪之事，每个守兵所带子弹不少一枚。所谓失落日兵一名，经派警察向各处搜寻，也毫无踪影。”
    松井坚持说：“演习日兵确实有一人失踪，城外搜索无着，必须进城搜索，方可明了究竟。”
    王冷斋心想你在胡说八道：“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 就是退一步说，果有失落，也绝和我方无关。是否效当年南京日领事藏本自行隐匿的故伎，企图作要挟的借口？”
    松井当然不会承认有此等事，最后决定先由中日两方面派员同往宛平城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于是商定由王冷斋、林耕宇、周永业和日方的樱井、寺平及秘书斋藤共同前往日本兵营“调查”。
    据周永业回忆，当时他与樱井一辆车，王、林和寺平一辆车先后开往卢沟桥。
    正在此时，王冷斋得到报告说“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 500余人并炮 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进发，事态甚为严重。”与此同时，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 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约见王冷斋。
    王等只好途中改道，与林耕宇、寺平一同前去会见牟田。
    牟田口廉也，1888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毕业。
    1936年，牟田口廉也来到中国，任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第 1联队联队长，下车伊始的 9月18日，牟田口廉也即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
    当天，驻丰台的29军37师某部孙香亭连演习归来，正与日军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怒目而视。这时，日军小队长岩井少尉催马冲入我军队列，踏伤了士兵。孙部士兵用枪托袭击马背，日军当即将孙香亭连包围，并劫持了孙香亭。这时，驻北平的牟田口廉也当即亲自率部增援，将我丰台驻军分割包围起来。
    在此事的处理中，宋哲元经再三权衡，仍旧采取了忍让的办法，于次日将丰台驻军撤走，从此，日军独占了丰台。
    在1937年 7月 7日当天，适逢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赴秦皇岛检阅步兵第 2联队，由牟田口廉也代理旅团长职务，因此，作为事发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廉也成了挑起“卢沟桥事变”的罪魁。
    见到王冷斋等人，牟田口廉也劈头就问：王专员此行，能不能对事件的处理负全责？
    王说：“顷间在机关部所商，系负调查使命，事态未经明了，尚谈不到处理；此事责任应由何方担负，此时亦不能臆断。”
    牟田口廉也又说：“假使事态明了，总以当地处理为宜。日本方面现已决定，由森田联队附全权处理，因事机紧迫，势或不及请示，阁下为地方行政长官，发生事件，系在贵署管辖境内，自有权宜处理之权。”
    王冷斋心想你少来这套，事关两国关系，我怎么能答应你“全权”处理，于是坚持先进行调查，处理的事以后再说。
    彼此僵持了有半个小时，牟田口廉也见王非常坚决，只得答应“先行调查”。
    这时，彼此已经扯了有一、两个小时，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在王、林二人与日本人一同乘车回宛平“调查”的路上，先后见到 8辆军用汽车，满载日军往卢沟桥方向进发，战争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当王冷斋回到离宛平城约一里的东北角沙岗时，“见该处已为日兵占据布防，士兵多数伏卧，均作射击准备。”
    此时，寺平忠辅突然喊停车，让王、林二人下来，并取出一张地图，指指划划地对王说：“现事态已十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专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地点，再行谈判。”
    王冷斋心想你算老几！于是说：“此系在贵机关部商定先从调查入手，适间牟田口所求处理责任，我已拒绝，贵辅佐官所云，离题太远，究奉何方命令，本人实未明了。”
    寺平又说：“平日日军均可穿城而过，已有先例，何今日演习不能进城？”
    王说：“恐尔来华不久（寺平到特务机关部任职不到 3个月），尚未明了此间情况。向来日军演习，均在野外，从未有一次穿城而过；尔所谓先例，请指出某月某日事实，以为佐证。”
    寺平被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称：“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事在必行！请君见机而作，以免危险。”
    此时，与王、林二人同行的、被牟田口廉也授命“全权”处理“日军士兵失踪”案的森田联队附见说不通王冷斋，于是转而劝说林耕宇。他请王、林二人下车，让他们看日军的阵容，并警告林：“要请王专员迅速决定，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立即爆发，枪炮无眼，殊为君等危！”
    王冷斋是军人出身，上过战场的，这点伎俩怎么可能唬得住他！于是王说：
    “仅奉命调查，他非所知，危险更无所顾虑。且第一步调查办法，系在特务机关部决定，前后方不应矛盾如是。此处非谈判之所，如君等依照后方决定原则办理，即须在城内从容相商，否则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见王冷斋不为所动，森田、寺平无奈，只得让寺平同王、林二人进城“谈判”。
        此时已是 7月 8日早上将近 5点钟了。
    据秦德纯回忆，7 月 8日凌晨 3点半左右，他接到驻守卢沟桥的37师110 旅 219团团长吉星文报告：“约有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连，正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我方已将城防布置妥当。”
    吉星文，1908年生，河南扶沟人。抗日英雄吉鸿昌，就是吉星文的族叔。
    吉星文也是属于“投笔从戎”那一类的，1923年，吉鸿昌回乡省亲，将当时还在扶沟县立师范学校念书的吉星文带到了西北军。
    吉星文是读书人出身，又会些国术，可谓文武双全，在西北军这样一支比较缺少文化底蕴的队伍中，可谓凤毛麟角般的人才，因此，15岁的吉星文很快就被提拔为军官。
    中原大战之后，吉星文进入29军。到1933年，已经成为37师 110旅
219 团营长。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３月３日，得知平泉失守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即放弃省会承德，逃往丰宁。次日，日军占领承德。
    偌大的热河居然两天之内即陷于敌手，舆论大哗，已经在“九一八事变”中付出了代价的张学良再一次站出来承担责任。上一次，张学良丢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这一次，张学良没有更小的官可当，只好辞职、出洋“考察”去了。
    热河的丢失，其损失是战略上的，华北就此失去了最后的屏障，日军从东北推进到关内，从此之后，就是日甚一日的“华北特殊化”了。否则，到“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也不至于遍地都是鬼子。
    日军占领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关口。３月９日，日军进犯喜峰口，3 月11日，29军赵登禹、王志邦等率部夜袭喜峰口，以大刀砍杀鬼子，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从此以后，宋哲元“抗日英雄”的称号不胫而走。

    按：喜峰口在今河北省迁西县境内，是明大将徐达在燕山山脉首建的32座重要关隘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惜在1976年修成了水库，把喜峰口淹了，否则作为革命教育基地是再好不过了。

    吉星文也参加了喜峰口之战，因作战勇敢，人送外号“吉大胆”，并积功升为37师 110旅 219团团长。
    同年 5月26日，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打起了反蒋的旗号，不久后事败，吉鸿昌被迫流亡国外。从此，吉鸿昌、吉星文这叔侄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在北平被枪决。
    1935年 6月29日，以“白坚武事件”为契机，29军进驻北平，37师
110 旅 219团团长吉星文奉命驻守卢沟桥。
    此时，秦德纯向年仅29岁的吉星文团长做出了一番部署：
    “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秦德纯的这番话，在此后的岁月里，被无数人无数次地引用，尤其是最后一句，堪称中华民族八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写照。
    同时，久经战阵的秦德纯指点吉星文：“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离内（三百至四百公尺）我们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
    形势已经非常险恶，得知情况的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警备司令冯治安此前已经从驻所保定赶回北平。
    冯治安，字仰之，1896年生，河北故城县人。
    在29军的高级将领中，冯治安是最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历史上很少提及，顶多了，就是在讲述张自忠为国捐躯之前，会说到张曾给他的副手、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写过一封绝命书：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 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 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 死 )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此后仅10天，张自忠即在对日战斗中牺牲。
    由于29军的多位高级将领均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因此，冯治安的声光，全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人所掩，甚至不及他的下属何基沣、吉星文。
    实际上，在当年的29军，冯治安虽然仅是一个师长，但以影响而论，却当仁不让的是仅次于宋哲元的“第二把手”。
    1912年，16岁的冯治安投入西北军，最初当伙夫，因勤学好问，提升很快，到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冯治安已被提升为师长，年仅30岁。
    1930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被打散，在萧振瀛的奔走下，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一力拥戴宋哲元成立“东北边防军第 3军”，后来一同成为29军的骨干。1937年，当宋哲元离开北平回老家山东乐陵期间，指定秦德纯负责“外交”事宜、而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负责军事工作。

    按：很多人认为，副军长“官”很大，如果宋不在位，理当由秦德纯或29军的另一位副军长佟麟阁来代理军长，怎么会是冯治安？
    道理很简单，战争年代，一个军人的实际地位，决定于你手下有没有军队。有自己的部队，哪怕你当连长，也能独占一方，否则，你就是叫“司令”，也是白搭。因此，除宋哲元以外，29军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几个师长手中，这其中，冯治安既是西北军的老底子，又是宋哲元的心腹，因此，特别受到宋的信任。
    秦德纯就不同了，他是“东北边防军第 3军”成军以后才到宋哲元手下的，与历史上的西北军没有任何渊源，手中又没有直接掌握的军队，就是让他“代理”了军长，也跟“假的”一样。但秦德纯资格老，为人圆通，与“中央”又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命他主持冀察的“外交”工作，也算得其所哉。
    佟麟阁就更不可能。1933年，佟麟阁曾与吉鸿昌、方振武等人一同参加过冯玉祥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败之后心灰意冷，在香山隐居。是宋哲元将佟麟阁请出来，主持29军在南苑举办的“军事训练团”，并任命他为29军副军长。这个“副军长”基本上是一个虚衔，完全是为了听着好听的。
    正因为冯治安在29军的这种特殊地位，他才得以一个师长而任冀察地区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河北省政府主席，并以其37师拱卫北平。
  
    1937年 7月 8日 4时50分，按捺不住的日军终于开火，吉星文团第 3营营长金振中奋起还击。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就此打响了。
    金振中，生于1902年，河南固始县人。
    金振中1924年进入西北军“西北边防陆军干部学校”，中原大战之后进入29军，任37师 110旅 219团第 3营营长。1933年，金振中参加了喜峰口战役，1936年春，奉命接管宛平城和芦沟桥防务。
    29军37师 110旅 219团侦察参谋孙文涛于1937年春被派往宛平，组建“前方团部”，与金振中和王冷斋都打过交道。据他回忆：
    “前方团部设在（宛平）城西门里路北第一个大门。房东也姓孙，是个久居的老住户。第二个门是营部，第三个门是三营包扎所。我到任后见到了营长金振中。金振中是个身材不高而彪悍的河南人，约长我几岁，带兵英勇善战。1933年喜峰口抗战立过功，受到冯治安师长嘉奖；1936年在京西斋堂村捣毁“冀西防共自治政府”的战斗中率部打先锋，勇于穿插敌后，俘敌千人，还有二十多名日军顾问，获得特等奖，不愧为抗日的民族英雄。金营长介绍部队防务和日军演习情况，还谈了冯师长对守桥、城的指示精神：我们既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又要保住本军的现实处境，以不惹事，不怕事为原则。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与王县长也熟悉了。战斗打响后，他来前方团部的次数就更多了。王冷斋曾自办远东通讯社及《京津晚报》，他发表的文章正直开明。现在我与之朝夕相处，从他文质彬彬的外貌中透出了干练，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强手。”
    金振中营是个“四四编制”的“特大号”加强营，虽然叫“营”，其实比“团”都大。据孙文涛说：该营“辖 4个步兵连。事变爆发后，团部又配给它 1个机枪连，轻重迫击炮各 1个连。该营还收编了 1个保安队（连），合计约1400余人。相当于军队一个半正规团。每个步兵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或掷弹筒，弹药很充足。像这样强火力的部队，在旧中国军队中是罕见的。”
    得益于金振中营有这么强大的火力，从自 7月 8日凌晨至 7月11日，该营先后击退日军 5次进攻。在战斗中，为保卫铁路桥东端阵地，该营第11连死守龙王庙，打到最后只剩下连长和司号员两个人。
    据孙文涛回忆：“龙王庙是守铁桥的要地，失守三次又被夺回三次，战斗惨烈。最后时刻只能由司号员爬到死尸上找子弹，用压弹机为连长压子弹。当敌人进攻时，连长打机枪，司号员躺在战壕里仰天吹冲锋号。我一生参加过多次战斗，像11连这样顽强悲壮的阻击战还遇到不多。”
    7 月11日凌晨 2时，金振中率部强攻铁路桥东端，终于将阵地夺回。在战斗中，金振中身负重伤，先是被炸断了左腿，接着又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但金营长命大，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没死。据金振中回忆：
    “在我指挥追击逃敌时，不意竟被隐匿之敌以手榴弹把我左腿下肢炸断，紧接又射来一发手枪子弹，从我左耳旁钻进右耳下穿出。随从兵急忙抢救，将我抬出战场，护送到长辛店车站，及时送往保定医院救治，得以痊愈。住院期间，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慰问，我感愧之余，只有继续努力杀敌，以答举国同胞的盛情和期望。”
    在金振中营的浴血奋战之下，从 7月 7日直到 7月29日、29军撤离北平，宛平城和卢沟桥始终掌握在中国手中，令日寇不得越雷池半步。
    卢沟桥打起来的时候，王冷斋等人还在同日本人“谈判”。
    据王回忆，7 月 8日约 5时，他与林耕宇会同寺平进入宛平，到达专员公署，此时，周永业、樱井、斋藤等已经在此等候，刚坐下还不到 5分钟，枪声就响起来了。
    此后，从 7月 8日凌晨到 7月11日，以王冷斋为主的“交涉小组”与日方四次达成“停火协议”，日本人四次背信弃义，每一次都是中方正在执行“协议”的时候，日本人采取军事行动，然后再谈、再协议、日本人再动武。
    供职于上海《新闻报》的记者陆诒，曾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到北平采访，据他后来回忆：
    “（1937年 7月19日）午刻到长辛店，首先至警察局访问驻在那里的宛平县长王冷斋。他是卢沟桥事变中的新闻人物，来往于宛平县城与长辛店之间，既要办理宣抚居民、供应军队需要的各种物资，又要经常与日军谈判交涉，每天办公达十二小时以上。
    他在百忙中抽暇和我谈话，略述事变经过。自从丰台被日军强占以后，日军经常到卢沟桥举行实弹演习。七月七日晚上又来演习，收队时说失踪日军一名，坚持要进宛平县城武装搜索，我方据理拒绝，日军即开枪挑衅，引起武装冲击。
    到八日清晨，日军牟田口联队长亲率步、炮兵四百多人，发起攻城，我军奋起抵抗，一排人壮烈牺牲，后援部队闻警赶到，始稳住阵地，不让日军冲进城内。八日下午三时，日军送来两封信，限我军于六时前撤退。当天晚上八时，王冷斋正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在县政府谈判之际，城外日军即以重炮攻城，炸毁县政府及附近民房。九时后，我军忍无可忍，冒着敌人的炮火展开反攻，即将卢沟桥夺回。九日上午，日军一面提出要求停战，一面仍坚持必须撤走原有驻军，改由保安队换防。日军要求停战只是一种烟幕，事实上从未停止其咄咄逼人的进攻，尤其令人愤概的是当换防的保安队通过大井村时，竟遭到日军从背后袭击，我军伤亡甚多。从十日起，战斗时断时续，我军仍在原有阵地，始终坚守卢沟桥与宛平县城，而外交谈判则从当地转移至平、津进行。”
    从王冷斋和陆诒等人的回忆，都间接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个时期，日本人也在犹豫。
    犹豫什么呢？
    ——日本人在考虑，对“七七事变”的处理，究竟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是将其扩大化呢，还是像以往每一次中日冲突那样，先是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借助军事上的强势，逼迫中国让步，就像以往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那样，一步步地蚕食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以达到其推进其“华北特殊化”的目的。
    之所以日本人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犹疑不决，并非鬼子心慈手软，而是在此时，他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工作。况且，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北平的牟田口廉也、秦皇岛的河边正三所能决定的，甚至也不是天津的华北驻屯军司令、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田代皖一郎所能决定的。
    因此，日本人只好借着“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做出最后的决定。
    所以，也不妨这么说，日本人的挑衅、不守信义，固然是事实，但他的“谈判”，也不能说完全是假的。
    以 7月11日为前后界限，日本人开始变脸，变脸的标志，是“五相会议”。
    日本的所谓“五相”，是指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
    1937年 7月11日，首相近卫文麿、外相广田弘毅、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和藏相贺屋兴宣举行了“五相会议”，会议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小时。
    会议的结果，统而言之，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不扩大”；二是向中国增兵，并决定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患了炭疽症、快要病死的田代皖一郎中将。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决定，导致了“七七事变”最终成为日本全面侵华的导火索。
    我们再把视野放得开一点，1945年的 8月 6日和 8月 9日，日本连续两次尝到原子弹的滋味，这个结果，似乎早在 8年前的 7月11日，就已经决定了。
        只是，当年开会的这 5个人，还想不到这个结果。
    根据陆诒的记载，当年他还采访了抗战第一线的吉星文团长：
    “二十日清晨，由王县长派向导带路，徒步走五里到达卢沟桥。桥南入口处堆满沙袋，防卫森严，只能让一人侧身通过。桥上二十九军战士横擎着上刺刀的步枪，胸前束着沉甸甸的子弹带和两颗木柄手榴弹，肩荷系有红色绸带的大刀，目光炯炯，注视前方。核对口令后，始通过此横跨永定河上的大桥，进入宛平城，我发现城门口已改由保安队布岗。进城后，先到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所属的团部，访问吉星文团长。
    吉团长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之侄，当时年仅二十九岁，长得粗眉大眼，身材高大，具有豪迈的军人气概。由于指挥作战中负伤，头部还裹着几层厚厚的纱布，两眼因连续失眠而发红，但他绝无倦容地接见了我。他说：‘事变前，刚从南京中央军校高级军官训练班受训归来，原想告假回乡探亲，继思日军常到卢沟桥我团驻地演习，军心愤懑，可能会引起冲突，还是先回部队的好。军人守土有责，人若犯我，我们绝不能毫无抵抗。这次作战，与连年内战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民众十分踊跃支持军队作战，宛平城内居民大部分没有逃跑，愿为我军挖战壕、做工事、挑水、烧饭，协助部队守城。’”
    与民众的“踊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9军军长宋哲元。

ys1937

26、附：29军浮沉录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生，山东乐陵县人。
    宋哲元只比冯玉祥小三岁，资格非常老。而且在老辈军人中，宋哲元属于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1910年毕业于北洋陆军武备学堂。1912年，袁世凯窃国，宋哲元进入袁32左路备补军”前营任哨长，基本上相当于排长吧。
    前营的“管带”就是冯玉祥，相当于营长。因此，宋哲元在冯玉祥还在做基层军官的时候就跟着他，俩人是老关系了。
    冯玉祥的老西北军，素有新老“五虎”的说法，所谓“新五虎将”，指的是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刘汝明，“老五虎将”，则是指鹿钟麟、宋哲元、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几个人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宋哲元任旅长。
    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所部被改编为“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
    此后，直到1930年，宋哲元一直跟随冯玉祥，在冯所经历的“五原誓师”、“二次北伐”和中原大战等足以载入中国现代史的几个大事件中，那一次也没少了宋哲元。
    正是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走了麦城，从此再也没翻过身来。
    跟着他同时倒了大霉的，自然也少不了宋哲元。1930年11月 4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名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宋哲元等则退往山西。11月16日，宋哲元、孙良诚等26人给蒋介石、张学良发报，称“阎已下野，请祈训示”。
    这一通电报，如果换成老百姓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认输了，以后怎么办，听你的。”如果再说得“白”一点，就是“算你狠，请你放我一马。”
    的确，此时的宋哲元，手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了，如果蒋介石、张学良准备赶尽杀绝的话，只能任人宰割。
    但谁也没想到，中原大战的事败，居然是宋哲元“咸鱼翻生”的开始。
    令宋哲元“东山再起”的关键人物，是萧振瀛。
    萧振灜是一位奇才，往近了说，丝毫不亚于杨永泰，往远了说，跟春秋战国那帮子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的人比，也不逊色。
    萧振灜，字仙阁，1890生，吉林扶余县人。
    萧振灜是西北军中少有的东北人。
    1916年，萧振灜毕业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此后就进入了东北军，在孙烈臣手下当营长，后来以武改文，当上了吉林田赋局局长，因政绩卓著，于1922年当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

    按：孙烈臣是张作霖的得意干将，据说他死以后，张作霖曾抚尸痛哭半个小时。

    但是萧振灜在东北没弄好，原因是他在吉林搞所谓“民治促进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抨击政治，结果被当时的吉林省省长王树翰给抓了起来，经东北军的元老刘哲、莫德惠等人力保才给放了出来。
    这时孙烈臣也死了，萧振灜在吉林呆不下去，遂经好友李鸣钟介绍，于1924年投入西北军。这时萧振灜已经34岁了。
    李鸣钟是冯玉祥的老“五虎”之一，因此，萧振灜最初很受冯玉祥的重视，曾经作为西北军的代表被派驻苏联工作。
    1926年12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当时的五原县县长正是萧振灜。同年，冯军攻克西安，宋哲元任陕西省省长，萧振灜则被任为西安市市长兼第四方面军军法处处长。
    正是在西安市市长任上，萧振灜捅了个大“娄子”。
    那是1927年，冯玉祥响应蒋介石的“清党”，在自己的辖区搞反共，抓了大批共党“嫌疑分子”，令萧振灜处理。
    萧振灜可有主意，他认为这都是些爱国青年，不过言语激烈一些，有什么罪！于是，他跟谁也没商量，也没请示任何人，利用自己“军法处处长”的职权，把这些人全给放了。
    冯玉祥闻讯大怒，令陕西省省长宋哲元杀掉萧振灜。
    宋哲元早就认识萧振灜。
    那还是萧振灜刚刚进入西北军的时候，当时他在绥远省临河县任职，这是宋哲元部队的驻地，萧振灜竭尽全力为宋办粮台，深得宋的赏识，这是宋、萧两人订交的开始。后来，冯玉祥“五原誓师”，宋将萧要过来，当自己的西路军军法处长。后来宋当陕西省省长，推荐萧振灜主持西安市政。
    眼看着萧振灜性命堪忧，宋哲元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他联合了西北军的一些老人力保，救了萧振灜一条命。但西安市长是干不成了，调他到第二集团军当了个总参议的闲职。
    从此，冯、萧二人决裂。
    不过，此时宋哲元还想不到，自己的后半生，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多半都着落在萧振灜的身上。
        眼下，宋哲元倒霉了，萧振灜投桃报李的时候到了。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把处理西北军残部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这就好办了，萧振灜是东北人，与张学良能说得上话。
    萧先是给宋哲元发了个电报，告诉他自己要去看他，随即到奉天找到了张，与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张学良说，“恐中央不满其收留西北军”。话里话外，张本人并不反对“合作”——也是啊，谁不愿意手下多点部队啊！只不过此时张学良也是刚刚开始与老蒋“合作”，对他这位“义兄”不甚了解，所以比较谨慎。
    听了这话，萧振灜心里就有底了，我们且看他下面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像不像战国的那些策士。
    萧赶到太原，在山西大酒店见到了潦倒不堪的宋哲元。
    此时的宋哲元，斗志全无，精神已接近崩溃，他握住萧振灜的手，一边哭一边说：“只待汝，唔后即回天津（宋的母亲常住天津），兵溃散仅余千人，已嘱交与刘汝明。”
    言下之意，打算归隐林泉，从此不问世事了。
    萧一听那哪儿行啊！随即给宋的参谋长张维藩打电报，告诉他：部队先不要交，等着我萧振灜，过几天去找你面谈。
    接着，萧又鼓励宋哲元：“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邪？今应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计”
    宋说：“我等错误跟随冯，到如是地步，队伍已溃散，起义已晚，奈何？”
    萧随即责以“大义”：“可邀集能合作的将领共建部队，起义无早晚，今日起义是吾等认识了冯的军阀本质，而投向中央是为了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央必然欢迎。”
    宋方寸已乱，毫无主张，只是一迭连声地问：“何人能来，如何进行？”
    萧振灜告诉他：“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可邀，同生共死，我去中央说明起义之诚，争取收编。”
    宋一听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于是提醒萧振灜，“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其他的，“里外安排，我由你决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际遇，跟性格、跟许多先天的东西是有关的。比如乾隆，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当皇帝的。萧振灜也是，好像天生就是为了当“大哥”而生的。
    萧振灜这个人，会说话、会来事儿、有见识、有担当，兼以足智多谋、世事通达，乱世中生存的本事他几乎全都具备，许多人都很佩服他。所以，萧虽然到西北军时间不长，却很吃得开。加上他年岁比较大，西北军的封建色彩浓厚，特别喜欢搞“拜把子”那一套，大家都叫他一声“萧大哥”，格外尊重。正是因为萧有这样的人脉，所以他敢在宋哲元面前夸下海口。
    首先要做工作的，就是后来成了抗日英雄的张自忠。
    张自忠部驻在曲沃，此时还有5000人，是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中势力最大的一股，他的态度举足轻重，张自忠如果不同意拥宋，其他的全是“白扯”。
    果不其然，张自忠对拥宋有异议。不过也可以理解，你那儿1000人，我这儿5000人，凭什么服你当首领啊！但他也想听听萧振灜的意见，“以定未来”。
    萧开始摆“大哥”的谱：“都是患难兄弟，弟等既听余，余拥宋，皆为兄弟之义，汝与仰之（冯治安）分率部队，赵登禹等依次，刘汝明若能来，另作安排。”
    萧振灜这番话，听上去很简单，实际上意思很丰富。
    首先，暗示张自忠——如果能争取到一个军的编制，那么张自忠和宋哲元的亲信冯治安则可以各自锁定一个师长的位置，你的部队，依旧是你自己带，别人不会插手。
    其次，赵登禹、何基沣等等，只能委屈当旅长。
    第三，关于刘汝明。刘汝明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论在西北军中原有的地位，几可与宋哲元相捋，比张、冯等人要高出一个档次，双方不是一路人。
    所以，萧明确告诉张自忠，刘汝明即使来了，也是“另作安排”，不会影响张的位置。
    另外，宋所说的“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也是顾虑到刘原来在西北军中的位置，担心他来了影响张自忠等人的积极性。所以，宋哲元的脑子，其实也是很清楚的。
    萧振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当师长、继续掌握自己的部队，对于此时的张自忠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张说：“只要大哥领导来做，我必服从到底。”
    离开张自忠部，萧振灜到运城找到了张维藩，张本是宋哲元的参谋长，宋打剩下那1000多人，此时就是他在带着，对于拥戴宋哲元，张自然是举双手赞成。
    下一个是赵登禹了，萧振灜准备让他当旅长。赵手下也有一部分部队，而且他原来是25师师长，当旅长等于是降了一格。所以要听听他的意见。
    赵登禹也是一个血性男儿，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儿，一听萧的来意，慨然应允：“干不干由大哥决定，能报国，作团长营长都行。”
    班子基本上搭起来了，萧振灜把这些人统统召集到运城张维藩处，有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等。会上，萧振灜告诉大家，他准备拉起一个军的编制，组织“起义”，推宋哲元为军长、张、冯为两个师长、张维藩仍为参谋长，其他人都当旅长。
    班子是搭起来了，但目前的一切还都是萧振灜在“自说自话”，不作数的，需要得到南京的认可。于是，萧振灜回到山西，向宋哲元汇报了一切，就准备启程奔南京。
    当时这俩人真是穷啊，穷得叮当响，没钱，连去南京的路费都没有。好在山西的钱庄、票号多得很，最后，萧振灜从太原“聚义银号”借了两千块钱，作为川资，就只身去了南京。
        接下来，且看萧振灜如何用这两千块钱，去“套”那一个军的编制。
    萧振灜来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
    他首先要见的，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中极为少见的西北人，原籍陕西泾阳，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
    于是前清举人，后来到上海震旦学院读书，在此期间与邵力子等人共同创办了复旦公学（后改名复旦大学）。1906年，于右任赴日本考察，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为交通部次长。1924年，于右任出席了国民党“一大”。会后，根据大会的决定，他推荐了许多“优秀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董钊、郭景唐、周凤岐、杜聿昌、阎奎耀、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杜聿鑫、萧洒等等。军统的马志超，也是由于右任推荐的。军校一期之所以会有那么多西北人，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周凤岐、杜聿昌、关麟征、张耀明、杜聿明、马志超等人加入国民党，也是于右任介绍的。
    在历史上，于右任与西北军曾有相当的渊源，想当初，受李大钊委托，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参加北伐的就是于右任。冯“五原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时，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监誓、授旗的也是于右任，并任国民军联军副总司令。
    在1930年11月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于右任刚刚当选为监察院院长。正因为于是西北军在“中央”少数能说得上话的人之一，因此萧振灜首先就要托他办事。
    于右任很痛快，答应帮忙。
    接下来，就是“挂号谒蒋”了。“挂号”这个说法是萧振灜遗著中的原话，极为传神，而且特别像现代的表述方式，大家要知道他这本《华北纪实》可是1944年写的。
    老蒋的“号”当然不好挂——此时，正是老蒋志得意满的时候，正因为准备当“总统”，跟胡汉民闹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个“号”一挂居然挂了将近一个月。
    好不容易见到了蒋，说明“宋及余等救国救民之志，故乃重组部队起义”等等。
    其实，萧的这套说辞当中，存在一个重大漏洞——你们早干什么去了！队伍都给打得稀里哗啦了，想起“起义”来了，不嫌晚了点么？
    而且蒋介石似乎挺了解萧振灜，因为据萧回忆，当时蒋特地提到“我曾去苏联以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历史。”对此，萧“答以实际”。
    不承认也不行啊。
    幸好，老蒋似乎并没有“翻旧账”的意思，他说：“于院长特推荐汝为西北军中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
    原来是于右任起了作用，看来“朝中有人”确实好办事。
    接着，老蒋让萧振灜去找何应钦，商量具体的事情。
    何应钦是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这个角色很厉害，大凡“陆海军建设改进、人马之维持补充、交通通讯之整备，及全国总动员之筹划”、“陆海军军需、粮秣、被服、装具、营缮及其他军需品之筹办、分配”、“军械弹药之筹办分配、场厂仓库之建设管理”等等，统归军政部管理。
    据郭汝瑰回忆：“在国民党军事高级指挥人员中，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外，便是军政部部长权力最大。”这与何应钦在国民党军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是相称的。
    所以，具体办事的何应钦比蒋介石的“谱”还大，他对萧振灜说，因为“原有二十七路军编制，业行取消”，因此“容侯安排”。
    这个所谓“容侯安排”，其实我们现在也经常说，就是当别人托你办事，而你又不想办或者觉得不太好办，但又不愿直接拒绝的时候，你会说：嗯，好吧，再说吧，看机会吧。
    比如，你找单位领导，谈到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比如调动啦、薪酬啦，等等，听到的，经常是这么一句话。
    对，何应钦也是这么一句话，就把萧振灜给打发了。
    看起来，何应钦对萧振灜所讲的“起义”的故事不太感冒，这事情还真难办了。何应钦是实权人物，老蒋同意了，何拖着不办，萧振灜是一点辙也没有。
    困守愁城，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何应钦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显然是根本就没打算办这件事。
    想到远在太原眼巴巴等待消息的宋哲元，还有在寒风中缺吃少穿的士兵，萧振灜急得不行，还得找老蒋！
    可找老蒋说什么呢，总不成告何应钦的状吧，说“你批了的事，何部长拖着不办，你看这事怎么整？”
    这天，萧振灜在中央饭店看报纸，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萧振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了，找老蒋进言的机会来了。
    问题是蒋介石的“号”着实难挂，再等一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临走借那两千块钱也所剩无多。不行，还得托人。
    萧振灜通过第二集团军（即西北军未打散前的番号）的政治部副主任凌勉之，把老蒋的秘书高凌百约了出来，请他吃饭。
    席间，萧振灜直截了当提出来，有事情想面见“蒋总司令”，请高帮忙。
    高说，总司令很忙啊。
    萧说，这件事关系到北方的局势，否则我不会随便求见总司令的。
    别说，这个高凌百还真是信人，当晚，萧振灜就接到通知，让他次日一早六点到老蒋官邸等候“晋见”。
    兹事体大，为了想好第二天见了老蒋怎么能够把话说得更得体，一向能说会道的萧振灜居然一宿未眠。
    早上 5点，萧振灜整肃衣冠前往蒋官邸，行政院长谭延闿已经率“文武百官”，肃立等候老蒋训话。
    少顷，蒋着军服下楼，见到萧振灜，问：“萧代表有事？”
    萧说：“现在是五时二十五分，可否三分钟谈话？”
    蒋很客气，说“不忙，请坐下。”
    萧说：“昨见报载奉天宪兵至太原，将接收兵工厂事，总司令见否？”
    蒋说：“是的。”
    就此，萧开始谈古论今，这一大段话，颇值得全文引用，学学人家萧振灜是怎么说话的：
    “民国以来中国循环内战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北方患者，非其才能有过人之处，特太原地势使然，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乃军事枢纽，东控冀鲁，北接察绥，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各要害，尽易于掌握。自古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始克入主中夏，赵宋集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不能胜，卒以诱计降杨业，北汉始行瓦解，故得太原者得天下。今张学良据东北，人才大聚，如得太原而得地利，则革命将增艰难矣。”
    估计头天这一晚上，萧振灜肯定是看了一夜《三国志》，要不说的话怎么那么像《隆中对》呢，只不过是把荆州换成了太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这一番话，显然是打动了蒋介石，跟着就问：“然则如何？”——那你说怎么办呢？
    萧振灜要的就是他这一问：“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晋主席一时不予更换，温寿泉在上海，可使归晋策动。”
    第一句话好理解，“使晋中八将拒张以迎中央”，是向蒋建议由宋哲元为首整理西北军残部，这也是萧振灜见蒋的主要目的。
    后面几句话多少有点费解，需要解释一下，又得往前翻一下历史。
    “中原大战”之后，事败的阎锡山、冯玉祥于11月 4日同时通电下野。冯玉祥下野之后去了山东，到泰山隐居去了。阎锡山却赖着不走，他当然不想离开经营了半辈子的山西。但老蒋不干，明告诉阎锡山，必须出洋，否则就要派飞机轰炸太原。阎锡山无奈，只好于11月29日潜往天津，12月22日赴大连隐居。
    行前，阎锡山将所有的班底都交给了他的老伙计徐永昌，因此，阎虽然“下野”，却躲在大连，通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暗中操纵一切。
    正因为山西依然掌握在阎锡山的手中，所以，萧振灜给蒋介石出主意：从目前的情况看，山西省政府主席一时半会儿换不了，不听指挥，可以派温寿泉“归晋策动”。
    温寿泉是山西洪洞人，阎锡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在山西军政界很有影响力。因此，萧振灜建议蒋介石派他回到山西，暗中策动山西反对张学良入晋。
    对萧的建议，蒋介石显然很感兴趣，马上传令谭延闿让大家散了，今天不训话了，并让夫人宋美龄下楼，一同请萧共进早餐，并“详询一切”，“半日方毕”。
    谈话过后，老蒋让萧去找孔祥熙——何应钦不办事，索性不找他了，改找孔祥熙了，找孔干什么呢，要钱——萧振灜不是没钱了么。
    见了孔祥熙，说明一切，孔还真是大方，一下批给萧振灜两万块钱。
    接着，蒋介石又发表萧振灜为军委会中将参议——萧的原职就是第二集团军参议，不过此参议不同于彼参议，那个是杂牌军的，这个可是“中央”任命的。
    此时，山西方面的消息也到了，在温寿泉的策动下，山西各界群起反对东北军入晋，张学良只得作罢。
    不久后，蒋正式批准，由宋哲元集合西北军残部，给他一个军的编制，在山西运城整训，并令萧去向张学良“请派令”。
    萧的神机妙算，全部成功。所以为什么说得看历史书呢，学点历史，不光可以“知兴替”，还有助于“办实事”。
    不过，老蒋的批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萧振灜还要去对付被他暗中下了绊子的张学良。
        此时的张学良，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节制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均归张学良管辖。因此，萧振灜的“建军”计划，可以绕过何应钦，但绕不过张学良。
    西北军已经是稀里哗啦了，大家都面对一个改换门庭的问题，谁也没有等着天上掉馅饼。
    因此，惦记着投奔张学良的，不光是宋哲元，孙良诚也很热衷。
    孙良诚，1893年生，天津静海（当时还属于河北省）人。
    孙良诚是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一，1912年投入冯玉祥部，1927年北伐的时候已经是军长了，到1929年，已经当上了西北军的副总司令。论资格，不比宋哲元差什么。
    替孙良诚奔走的，是郑道儒。
    郑道儒，1897年生，天津市人。
    郑道儒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吴国桢都是前后同学。据吴回忆，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周名列第 5，抡元的就是郑道儒。抗战胜利以后，郑道儒曾任吉林省政府主席。
    郑道儒也算是西北军的人，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郑道儒在其外交处做事。因此，孙良诚就托他这个天津小老弟来找张学良，希望以自己为首来“整理”西北军残部。
    12月 6日，张学良刚从南京回到天津，此次南京之行，张学良风光至极，不仅自己跟老蒋拜了把子，夫人于凤至与宋美龄结为干姐妹，还列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并于11月17日的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演说，当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正式完成了从军阀到封疆大吏的转变。
    此时的张少帅，位高权重，找他的人可多了，想挂他的号，跟挂老蒋的号，难度差不多。
    萧振灜依然是他的老招数——托人。萧振灜办事，为什么一办一个准儿，因为他从来都是事先做好了铺垫再去，绝不会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
    萧振灜本就是东北出来的，熟悉颇多的高层人士，如刘哲、万福麟等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抢在郑道儒前面见到了张学良，帮宋哲元抢到了这个军长。
    12月17日，宋哲元会同庞炳勋、傅作义一起从山西到天津拜谒了张学良。
    12月24日，张学良宣布，晋军缩编为 4个军（均为二二制的乙种军，每军 2师、每师 2旅、每旅 2团），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任军长。西北军缩编为 1个军，另 1个师，宋哲元为东北边防军第 3军军长，庞炳勋为步兵第 1师师长。
    前面说过，“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曾经把东北军整编过一次，整编之后，以“旅”为基本建制单位。1930年入关时，张带了10个旅约 8万人，编为东北边防军第 1军和第 2军，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为军长。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驻河北、王驻天津。
    所以，这次给宋哲元的番号，是跟着入关的那一部分东北军起的。
    东北边防军第 3军下辖两个师，按照萧振灜与大家的约定，第 1师师长为冯治安，第 2师师长就是张自忠。
    此时，商震惦记上了散在山西的这些西北军残兵，因为冯玉祥下野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由商震统领西北军余部。于是，商震托人给萧振灜带话，责备他不应自行成军。
    萧振灜听了这话，怒不可遏，此前一直以“策士”、“说客”、“纵横家”等一类面目出现的老萧，此时终于露出了军人本色：“何物商震，此乃余等各自纠合起义，与冯何与！我等，商亦敢来指挥耶！”
    谁都怕横的，萧振灜一瞪眼，商震马上缩了回去，再不掺和这事了。
    事情办成了，萧振灜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做了汇报，随即准备回山西召集部队。行前，蒋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困难。萧说，东北边防军第 3军的经费，每月只有 5万元，如果每个月能有30万元“特别费”，即可“逐月补充成军”。蒋听了随即下了一个手令，每月批给萧振灜30万元，第一次先发两个月的。
    萧振灜一句话，就带回60万元，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款子了，西北军的士兵，这是首次拿到全饷，有了钱，很快就把部队整合起来了。
    次年 6月，东北边防军改为“国军”番号，边防第三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参谋长为张维藩，为宋哲元立下汗马的功劳萧振瀛仍然干他的老本行，军法处长。
    宋哲元以次，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副军长，排在前面的，是刘汝明，手下没有部队，给了他一个副军长的虚衔。到1932年，将他的部队以暂编第 2 师的名义编入29军，这样，29军就扩大成了三个师。
    排在后面的，就是秦德纯。
    秦德纯比萧振灜到西北军的时间更晚，他是在北伐前后才因偶然的机缘到冯手下的，当23军军长。最初的一段时间，秦颇不得志，因他觉得自己跟冯素无渊源，带部队多有不便，于是连续 6次请辞，冯都不批，最后让他跟冯治安对调，冯去23军，秦当14军军长，秦仍不干，于是冯调他做副总参谋长，这回他去了。
    秦德纯对自己的估量是对的，他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但军人跟军人不同，秦德纯是一个极好的幕僚型的军人，站在主官背后出谋划策，时隐时现，当个“智囊”、“军师”，他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但并不太适合带兵打仗。
    据秦回忆，有一次，冯玉祥与秦闲谈，请他对西北军和冯本人“尽量批评”，态度很诚恳，于是秦说：
    “我到这里时间很短，部队没有详细看过，不十分清楚。但我在总司令部看到各处负责人员，一切都奉命唯谨，对于重要的决策从来不做主张，所有军政大计，统统由总司令个人决定。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加以考虑。”
    秦德纯劝诫冯玉祥：“用师者王，用友者霸，总司令要能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有更好的效果。”
    秦德纯不愧是秦德纯，就这几句话，正说在西北军的病根儿上。
    冯玉祥听了，极为满意，他也是老军头了，对自己部队的毛病，岂能不知。于是站起来，与秦握手，然后极为郑重地说：“绍文先生，此后总部分两方面办事，一方面是决策部门，由各处首长分别负责；一方面是执行部门，由各处办事人员根据原则自行处理。务必请你站在指导的地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冯的这番话来看，他还真是一个头脑十分清楚的人，不过西北军的用人问题已经积重难返，岂是一个秦德纯所能解决的。冯最后的事败，也肇因于此。
    “中原大战”之后，秦德纯在北平闲居，秦的长处，宋哲元是了解的，于是请他当自己的参谋长，整理部队。到了山西以后，秦德纯说“经年苦战，心力交粹，不想再担任作战的任务”，于是改任总参议，后改任副军长，专事宋哲元的对外交往。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宋哲元，在萧振灜的一番折冲樽俎之下，居然一跃当上“国军”的军长。
        这还不算完，下一步，萧振灜还要让他入主平津。
    宋哲元入主平津的前奏，是控制察哈尔。
    29军成军以后，最初驻山西阳泉，日子过得很滋润。人员也渐次来归，逐渐壮大，为吸取西北军败亡的教训，避免内讧，宋哲元跟萧振灜俩人商量，“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吾二人为核心，凡事八人共议，谋定而后动。”
    这是一个领导集体的内部排名，不能公开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排名很有讲究，并没有按照官阶大小，也没有完全看资历，挺有学问。
    宋哲元排老大没什么说的，萧振灜既是宋的灵魂，又是大家的粘合剂，他排第几都没有关系，影响力在那儿摆着呢。
    接下来，是张自忠和冯治安。张、冯、还有张维藩三个人，号称“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张自忠、冯治安各占领29军的半壁江山，排名靠前很正常。
    张、冯之下是刘汝明。刘是西北军元老，论资历仅次于宋哲元，比之张、冯等等，不是一个级别的，排第 5已经够委屈的了，不能再往后排了。
    赵登禹，29军成军以前，赵登禹的部队，是除了张自忠部以外最为完整的了，结果委屈他到冯治安手下当了旅长，所以得排在张维藩之前。
    秦德纯，与西北军将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瓜葛，基本上属于宋哲元的私人朋友，帮宋哲元个人办事，不太参与军事意见，只能排在最后。
    应该说，宋、萧的这一招很有创意，避免了西北军自己打成一锅粥的传统。用萧的话说，“在此组织下，大家群策群力，我军逐步成长壮大。”
    正在“成长壮大”的时候，29军遇到了他们成军以后的第一次危机。
    因为——阎锡山又杀回来了。
    自1930年底，阎到大连“隐居”，半年多了，虽然暗中操纵一切，毕竟静极思动，于1931年 8月悄悄潜回老家山西五台县河边村。
    说是“悄悄”，以阎老西的身份，哪能保得住密，张学良马上就知道了，严令阎锡山，必须离开山西，否则不客气。
    正在这个当口，“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张学良因丢失东三省闹得民怨沸腾，只得自请解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老蒋更忙，不仅被“九一八”事变搞得焦头烂额，还因为选总统与胡汉民决裂，想召开个“四全大会”都开不成，哪里还有心思跟阎锡山较劲。
    不单不能较劲，老蒋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于是，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上，蒋介石指出：
    “我们自己若还不能团结一致，戮力对外，则党国的危亡就在目前。”
    “我们这一次真正做到牺牲一切的自由权利，无论在选举上或是在讨论和决议上，一切都以党的团结为最大目标，无论怎么牺牲都可以。”
    在蒋的主导下，先是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后又恢复了因国民党内部党争而被开除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1932年 2月27日，阎锡山回到太原，就任太原绥靖主任，就此东山再起。
    “阔别”一年多的功夫，阎锡山忽然发觉自己的眼睛里多个钉子，一向视山西为禁脔的阎老西，怎么能容忍自己的独立王国中出现一支“中央军”！
    于是，阎派徐永昌到北平，鼓捣张学良，让他把29军调离山西。正好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缺少部队，于是命令29军赴江西。
    电报是打给萧振灜的，萧当时在天津，他意识到事情不妙，马上回电：“电悉，我另有建议，请侯余到行辕面呈。”
    当天，萧即动身返回阳泉，与宋哲元、秦德纯、门致中等人商议对策，宋哲元表示不能离开山西。他表明了态度，萧振灜就可以替他拿主意了：
    “太原重要，山西现为我军根据，何能轻离。今汝（指宋哲元）赴平向张报告阎返晋后更换军官及召集人员在河边村办公等情况，并对调军剿匪表示服从；由门、秦二位分访万福麟、戢（音ji）参谋长（指戢翼翘，时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请为转张。余再面张详陈利害，当可解决。”
    所以为什么说萧才是29军的灵魂，第一是萧头脑清楚，遇事能拿出办法；第二是有担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全心全意为别人出谋划策的，因为他会考虑到很多其他的因素。
    经过宋、秦、门轮番进言，张学良初步认可了29军的说法，于是张找到萧，问他“将如之何”。
    萧早有准备：“我军可藉此调动之机，进驻榆次、阳泉，以扼太原咽喉，则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
    萧的意思是，不但不撤离山西，反而接着这次调动的机会，把部队拉到阎锡山的眼皮子底下，威胁阎的根本，令他再不敢轻举妄动。
    经张批准，1932年 3月，萧安排张自忠等军事主官假意按照阎锡山指定的路线开拔，萧还邀请了阎的代表黄胪初一块到平遥去观摩，意思是请他监督，29军真走了。
    为了让29军尽快离境，阎锡山还安排沿途各地位29军预备了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慰劳士兵，对军官，则以盛宴款待。对此，萧振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意是“阎司令待我军之厚，今后至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等等，让黄去向阎报告。
    第二天，29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赵登禹部进驻榆次车站，炮口直指太原；张自忠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进驻和顺，与阳泉形成犄角之势。
    阎锡山做梦也没想到29军给他弄了这么一手，气急败坏地派人找萧振灜，说“山西地界，不准任意驻扎”，萧哈哈大笑：“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驻此，即可驻此也。”
    随即，萧振灜面蒋，对他指出：“29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之残余，保存爱国之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作用，请对此予以支持。”
    蒋沉吟半响，没有直接答复，而是在不久之后的1932年 8月17日，发表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灜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间接地对29军的作为表示了肯定。
    察哈尔省是29军直接掌握的第一块地盘，从此不再仰人鼻息。用萧振灜的话说，“29军团体从此进入又一新阶段”。
        控制察哈尔，是宋哲元称霸华北的第二部曲。
    29军初露锋芒，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3年 1月 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开始酝酿进攻热河。
    3 月 3日，一架日本飞机对热河首府承德进行了轰炸，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吓得心胆俱裂，当即携细软逃到滦平。
    汤玉麟，1871年生，辽宁阜新人。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曾救过张的命也曾背叛过张。汤酷爱老虎，1929年 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枪杀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督军常荫槐，“老虎厅”中摆着的两只老虎标本，就是汤玉麟献给张作霖的。
    汤玉麟颇爱财，聚敛了不少财富，在天津购置了大批房产，有的保留至今。3 月 1日，日军已经迫近，汤还从承德运送鸦片入古北口贩卖。
    3 月 4日，128 名日军开进承德，标志着热河陷落。
    热河是华北各省最早陷落的，受日军荼毒最深。承德的避暑山庄，老建筑也被烧了，古树也被砍了，铜器都抢去熔化做了武器，连外八庙筒瓦上的包金也给刮走，都是拜日军所赐。
    说起来，汤玉麟还是张学良的叔辈，他这一弃守，可把张学良害苦了。
    3 月 7日，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张学良、汤玉麟，并建议军法惩办。
    次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3 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张学良辞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由何应钦代理。同日，张学良由北平飞抵上海，随即出洋。
    整整一年之后，张学良又回来了，但他没有再回北平，而是去了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张学良不会想到，此生他永无再回北平的机会。
    热河是华北的屏障，热河一失，门户大开，从此华北再无宁日。
    此前，29军已经奉命将一部分部队从山西调到平东蓟县、通县一带，承德陷落以后，29军奉命移驻喜峰口。
    由于汤玉麟不战而退，热河失陷实在太快，当29军以每日 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这个长城著名隘口已经被日军攻陷。
    3 月 9日，29军开始强攻喜峰口，由于日军占领了高地，昔日的长城反而成了日军的工事，我军从下往上仰攻，等于是以血肉之躯往日军的炮火上送。
    此前，萧振灜去南京向老蒋汇报29军的部署情况，奉蒋之命，陪同邵元冲等人到前线“劳军”。据他回忆当时战斗之惨烈：“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而继之以营、营而继之以团，牺牲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下了死命令：“纵全军牺牲，必得高地。”
    张自忠、冯治安等人见到“萧大哥”，诉说将士前赴后继的悲壮情形，都哭了。
    萧振灜鼓励他们说：“今日吾人全军战死，亦无负国民倚畀矣。”他与在火线上的37师 119旅旅长赵登禹通话：“闻你腿部受伤？”
    赵说：“很好，没有关系。”
    萧说：“希望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赵说：“好！”
    当夜，赵登禹从火线赶回，建议间道奇袭，并提出由他本人承担这个任务。据萧回忆，当时大家看他已负伤，都不同意，“赵以佩刀柱地蹶然而起，疼剧至全身为之战栗，毫毋顾、强行，奋然曰：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3 月14日，赵登禹等夜袭潘家口日军阵地，“挥刀冲击，杀声震陵谷，敌气为夺；将士奋力格斗，只见风影电击，敌颈血四溅，死亡枕籍；未及膏于我军锋锷者奔散逃脱。”至 3月14日，29军夺回喜峰口高地。
    喜峰口战败之后，日军转而进攻罗文裕。镇守罗文裕的，是29军暂编第 3师刘汝明部，从 3月17日至 3月20日，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日军终于退去。
    以喜峰口、罗文裕胜利为主的一系列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长城抗战”。
    经此一战，29军名扬四海，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赵登禹积功升为132 师师长，晋升陆军中将。刘汝明部则改为 143师，刘仍为师长。
    此后，29军又收编了一部分东北义勇军，改编为骑兵第 9师，师长，原拟由萧振灜兼任，因萧担负着与“中央”联系的任务，经常外出，最后改由郑大章担任，就是那个在“中原大战”中差一点劫了蒋介石专列的郑大章。
    到此，29军已经发展为 5个师，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觑的劲旅。
    至于“逃跑将军”汤玉麟，在走投无路之下，一度投靠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年10月，宋哲元将汤的残部收编，给了他一个29军总参议的闲职。1934年 1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对汤的通缉令，后汤回天津做了寓公，于1937年 5月抗战爆发前病死。
        汤玉麟的手下还出了个著名的汉奸，我们以后要讲到，那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
    局部的胜利没有改变长城抗战的最终结局，4 月11日，晋军商震所部镇守的冷口失守，导致一点突破，满盘皆输，长城防线瞬间土崩瓦解，4 月27日，日军进入河北。
    此前，日军已经收买了大批汉奸、地痞、失意政客，在平津地区从事分化活动，甚至打算行刺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负责人何应钦，颠覆政权，一时间，平津各地妖雾笼罩，谍影憧憧。
    为确保华北稳定，惩办汉奸，杀一儆百，特务处王天木、陈恭澍、白世维等人奉命于1933年 5月 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张敬尧，另一个过气军阀孙传芳闻风而逃。
    热河失陷，日军进关，当务之急是阻止日军继续南下。
    在接替张学良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的何应钦主持下，1933年 5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简称《塘沽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不复杂，实质内容一共只有 4条：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由于《塘沽停战协定》的初稿是日本人拟定的，而且在谈判中，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明确告诉中方代表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对这个协议不能更动一字，要签就签，不签就算了，因此这个协议的口气，完全是以日方为主体表述的。
    为了省去大家查阅历史地图的时间，用通俗的话来说，《塘沽停战协定》造成的后果有二：第一，热河主权丢失；第二，绥东、察北、冀东地区主权半丢失，日军势力侵入河北，千年的古都北平一夜之间变成了边疆。
    既然这样说，那么，是不是这个《塘沽停战协定》就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呢？
    由于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和其后的《何梅协定》的签署，何应钦被骂了几十年。其实，客观地说，这两个协定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还不完全一样。
    首先，《塘沽停战协定》不得不签。不签，就要继续打，而打下去的后果不言自明。
    其次，既然日军占据上风，那就不得不承认现实。城下之盟的滋味，从来就没有特别舒服的时候。
    对于中国来讲，《塘沽停战协定》的关键，就在于“停战”二字。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被延迟了，在当时，这是最重要的。
    评论任何一件事，都都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能坐在书桌前空想，假如我去了一定如何如何。否则就容易说出一些非常动听、但于事无补的话来。
    举个例子，比如历史上的大宋王朝，由于边患始终比较严重，因此这个朝代的文人非常有特色，很突出的一点，特别向往军旅生活。天天坐在家里幻想自己去带兵，每每喝得“酒酣胸胆尚开张”，然后就产生一些很不靠谱的想法，比如“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比如“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等等。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想得更多的，其实是带兵打仗有何等的“拉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词是写得真好！气势真是雄豪！
    但很可惜，没有用，也就是想想而已。真正在边塞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没有，有得是。但人家留意的，绝不会是自己有多么威风！人家眼睛里看到的，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人家心里想的，是“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悲天悯人，这才是宰相情怀！
    更典型的是晚清，每逢“海疆不靖”，准是一批不通世务的人在那里鼓吹打仗，鼓吹我“天朝大国”如何如何。谁说不能打，就是卖国贼，就要骂得狗血喷头。等打输了，还得让“卖国贼”去谈判、擦屁股。为什么，因为鼓吹打仗的那批人连擦屁股都不会，让他去谈，赔的银两只会更多。
    所以说清谈误国，书生做事，往往很容易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来，因为他根本不用负责任，又可以在史上博一个好名声，何乐不为。
    《塘沽协定》的签署，暂时地止住了日军的南进，赢得了一些时间，但同时也拉开了日本人推进“华北特殊化”的序幕。从此以后，日军的要求越来越离奇，弄到后来，日本人对中国人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跟在自己家里似地，丝毫不带“见外”的。
    最典型的，就是后面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ys1937

27、附：萧振灜的三级跳

    1935年 5月17日，发生了一件令后人看上去十分滑稽的事情——在不停地打打闹闹中，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当天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首任驻日大使为蒋作宾，日本首任驻华大是原驻华公使有吉明。
    当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兼华南支局长的记者松本重治记载了有吉明向国民政府递交国书的情景：
    “上午十点钟，有吉大使从南京总领事馆出发，前往国民政府大礼堂。他的随行人员包括大使馆海军武官佐藤修少将，掘内、有野、山田、松村、田中各书记官，以及须磨总领事，驻南京的雨宫、北浦陆海军武官助理等。他们穿着整齐的大礼服，经中山路到大礼堂附近，然后穿过左右排列的仪仗队，到达礼堂门口。参军长吕超、典礼局长张希骞、外交部国际科长林桐实出来迎接。在《君之代》的乐声中，大使一行进入了大礼堂递交国书后，林森主席致答谢辞，并祈祝天皇陛下健康。”
    松本重治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出身，他是明治维新“九大元老”之一松方正义的孙子，从1932年到1938年常驻中国达 6年之久。
    松本重治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麽的智囊，也是他的私人驻华代表。日后，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日方试探媾和，就是通过松本的牵线，介绍高认识了犬养健。松本重治还参与了将汪精卫从河内“营救”到上海。因此，松本重治这个人，本身就是个间谍。
    松本重治认识内山完造，也认识鲁迅，还一起吃过饭。
    中日两国关系的“转暖”，是有其背景的。
    一方面，1931年以来，日本通过军事行动，先是攫取了我东三省，后于1933年侵占热河，强行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接着，于1934年 3月 1日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
    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调整。
    1934年10月21日，日本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目的是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 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称要与中国“亲善”。据此，日驻华使节于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2 月20日，汪精卫表示：“对任何友邦，我国均愿以平等互助之精神，缔结友好关系，况乎同文同种之日本？” 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首脑间，频频相互示好，从而在1934年到1935年中的一年半时间，似乎形成了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战事相对平静的一种局面。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把目光移到江西，我们可以发现，这也是蒋介石“剿共”发力最狠、也最有“成效”的一段时间。我中央苏区在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之下，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利用这个机会，得以从北方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
    但是，在“平静”的背后，是日方的阴谋。
    这个阴谋，就是“分离华北”。
    与“五相”会议的精神一脉相承，1934年12月 7日，日本冈田内阁出台了一份所谓《对华政策》，提出了下一步侵略华北的主要策略，即：
    “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
    “把华北政权下的官员更换为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物，使华北地区官民造成在该地区不进行排日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气氛”。
    “使华北政权的当权者无论更换何人，也不能无视该地区日满华特殊关系。”
    上面这些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表述，挺绕口，用我们习惯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扶植代言人，逐步把华北分离出去，造成“华北自治”、甚至“华北独立”的局面。
    换句话说，不打仗，一样让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在日方这种政策的指导下，1935年的河北度过了一个多事之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多事之“夏”。
    先是 5月初，天津的两个汉奸，在两天之内相继被人暗杀。
    1935年 5月 2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恩溥遇刺身亡。
    第二天凌晨，天津《振报》社长、伪“满洲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白逾桓遇刺身亡。
    《国权报》的背景是日本特务机关，白逾桓本身就是伪“满洲国”的记者，可想而知都是亲日分子，且俩人都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内被刺杀的，摆明了就是要日本人的好看。
    5 月15日，又发生了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长城以南“非武装区”的事情。
    孙永勤是河北承德人，“九一八“事变后，于兴隆县黄花川举行抗日武装暴动，建立民众军，后改为抗日救国军。1935年 5月15日，为躲避日军的进攻，孙永勤曾率抗日救国军逃到遵化，并试图与遵化县县长何孝怡接洽入城，被拒。5 月24日，孙永勤牺牲，抗日救国军多数战死。
    以上这几件事，在历史上合称“河北事件”。
        发生了这样的事，以日军之刁蛮，没茬都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杀了他的人，怎么可能不生事端。
    抓住“河北事件”大做文章的，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日本武官高桥坦。
    酒井隆，1887年生，1924年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在任期间曾策划了“济南惨案”，并杀害了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1934年 8月，酒井隆调任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驻天津。
    自 5月11日到 6月10日，酒井隆和高桥坦先后 5次与何应钦交涉“河北事件”。由于在道理上应该主持华北政务的北平政整会委员长黄郛经常离开北平，何只好独自苦撑危局。在谈判中，日方不断加码，所提之要求越来越令人匪夷所思，到最后居然提出要求“蒋介石离职”，直把中国当成了日本的属国，其倚强凌弱之势令人发指！
    多少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何应钦仍余恨未消，他说：“虽在疑谤丛生的情况下，始终忍辱负重”，又说：“为中日和解计，不意受此侮辱，终生难忘”，其所受刺激之深，可见一斑。
    5 月11日，高桥坦约见何应钦，指“蒋中正为两重外交，张学良仍操纵河北省政，天津暗杀事件系中国有力团体所为，应彻底查明”等等。
    5 月20日，高桥坦照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提出：“遵化县县长确有庇护孙永勤的事实，追问责任；孙永勤股匪受官方庇护，才向贵国领土逃遁，日军不得已，自动将所需兵力进入遵化一带，以期彻底消灭之”。
    5 月29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之被暗杀，热河孙永勤之扰遵化，均与中国官厅有关，系排外举动，要求（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巿长张廷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部，河北各级党部，否则采取自卫行动。”
    作为配合，次日，天津日军即集结到天津河北省政府附近示威。5 月31日，关东军又发表声明，对“河北事件”支持天津驻军主张，保留自卫权之发动。
    萧振灜与于学忠很熟悉，据他回忆，有一天忽然找不到于学忠了，一问说是到天津商量“辞职”的事情去了。当即给于打电话，于说日本人要他辞职。萧说：“日本人要辞职即辞矣！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传统! 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29军誓为后盾。”
    跟着萧振灜就去见何应钦，对他说：“于学忠今以日寇之要求而他调，继则必要求宋哲元离察哈尔，与我公之离平矣，今奸敌同谋，此等无视国家利害办法，我等一定拒命不受。”
    6 月 1日，根据日方要求，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驻北平宪兵第 3团团长蒋孝先撤职，“与中央有关之团体停止活动”。同时，河北省政府开始自天津迁往保定。

    按：河北的省府，在这 100年中，恐怕是变化最频繁的了。
    在前清，河北称直隶，设直隶总督，由于密弥京师，直隶总督的位置特别重要，号称“疆臣领袖”，直隶总督署设保定。到后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遂在天津设办事机构。　　
    北洋时期，直隶省府驻天津。“二次北伐”成功以后，1928年 6月，改直隶省为河北省，省府仍驻天津，10月迁北平。1930年10月，河北省府又迁回天津。
    解放以后，河北省府也多次搬迁，最后定在石家庄。

    ６月２日，酒井隆称：“国民党、蓝衣社、宪兵队均须逐出华北，最后蒋中正必须离职。”，同日。蒋孝先的宪兵第 3团撤离北平。
    6 月 3日，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离开天津赴保定。
    ６月４日，何应钦回覆酒井隆、高桥坦，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遵化县长援助匪贼（孙永勤）事，已命于学忠调查；（二）天津两报社长（胡恩溥、白逾桓）暗杀事件，已严令缉凶犯；（三）蒋孝先、曾扩情已免职；（四）关于撤换于学忠及天津巿长张廷谔，已电请中央；（五）党部之撤退，非本人权限；（六）否认‘蓝衣社’之存在。”
    同日，行政院决议：以王克敏代张廷谔为天津巿长。
    6 月 5日，河北省遵化县县长何孝怡因“孙永勤事件”被免职。
    6 月 6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被免职，改派为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６月８日，何应钦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河北问题一切处置，已如日方之希望，且得蒋委员长、汪院长之采纳。”
    同日，何应钦手谕：“严密取缔平津一带有害邦交之秘密结社及秘密团体。”
    同日，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停止办公”。
    至此，日本在1934年底出台的《对华政策》中提出的“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仅过了半年时间，已经“超额”实现。
    这还不算完，6 月 9日，酒井隆、高桥坦再次约见何应钦，给他送来一份华北住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觉书”（日文“备忘录”的意思），把此前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列在其中，让何签字。意思是你做了还不行，还得给我一个书面的东西，省得以后反悔。
    这份“觉书”不长，一共只有两大条：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这份“觉书”就是所谓《何梅协定》中“梅”的部分，至于“何”的部分，后面的事情稍微有点复杂。
    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了，十分敏感，看了“觉书”，知道不能签这样的东西，一旦签了，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何拒绝签署，并称此事需要请示“中央”。
    当天，何应钦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汪精卫告知此事。
    6 月11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拒绝签署“觉书”。
    7 月 6日，何应钦经请示汪精卫、蒋介石批准，给高桥坦写了一封回函：
    迳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此函于 7月 8日发给高桥坦。
    梅津美治郎的“觉书”与何应钦的这封回函，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不言自明，这一点，连日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用当事人高桥坦的话来说：“这个协定，使中国蒙受了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因外国的压力而自行撤退的奇耻大辱。战后酒井隆参谋长被判处死刑，高桥武官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对此协定之愤恨，由此可见。”
    按下葫芦起来瓢，“河北事件”还没有搞定，又出了“张北事件”。
    张北县，位于张家口之北，故得名张北，民国时期隶属于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们平常所说的“坝上草原”，其中就包括“张北坝上”。
    驻张北的是29军第 132师赵登禹部。
    所谓“张北事件”，其实先后发生过两件事。
    第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生池田克己等 8人，由张家口前往多伦旅行，途经张北县。卫兵令其停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川口等人拒绝，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放行。
    10月29日，日方向29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称中国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次日，日本武官高桥坦又向在北平的宋哲元提出了抗议。
    为息事宁人，11月25日，宋哲元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免去了“肇事士兵”的连长的职务。这还不算，12月 1日，中国政府又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旅行”，不须检查携带物品。另，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以西。
    第二次是1935年 5月31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 4人，乘车从多伦出发去张家口。6 月 5日下午 4时许到张北北门，132 师哨兵拦车检查，发现日方没有携带护照（察哈尔政府曾与日本领事馆商定，必须由领事馆致函省政府，才能批发护照），而且态度极为蛮横，准备抢关通过，卫兵遂将几个日本人带到 132师军法处。
    兹事体大，师长赵登禹做不了主，于是打电话给北平的宋哲元请示。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每周三都要到北平开会，当时的通讯不够发达，结果赵登禹没有及时联系上宋哲元，这样就耽误了一段处理的时间。
    据秦德纯回忆，出事以后 8个小时，宋哲元才得知此事。他们二人商量，觉得总这么扣着也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放了，但下不为例。
    宋以为他的举措是开恩了，孰料日本人却不领他这个情。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即以华北驻屯军的名义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还有阎锡山都是同学。
    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矶古廉介并称为日本陆军的三大“中国通”，土不但能操一口“京片子”，据说还会好几种方言，原因是他在中国时间太长了，1912年就被派到中国工作，因此还耽误了升迁，1927年才升为大佐。而那位与他同岁的中国同学阎锡山，早在1916年的时候，就是山西督军了。1928年，时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的阎锡山，统管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三省二市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在给张作霖当顾问。
    1928年 6月 4日，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同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的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张学良在短时间内稳住阵脚并旋即倒向南京，日军方高层极为震怒，将河本大作开除军籍，并将土肥原贤二撤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短时间出任“沈阳市长”的土肥原贤二献策，建议由前清废帝溥仪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首脑，得到允可。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张园会见溥仪，最终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拉下了水。
    1932年 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将吉林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就任“执政”。同年 4月，以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有功，年近50岁的土肥原贤二终于晋升为少将。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之后，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统管华北特务机关。
    负责处理“张北事件”善后的，是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

    按：热河失守以后，张学良辞职，原由张学良领衔的华北地区政务机构“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华北一切事务均由何应钦说了算，但是，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是一个军事机构，直接处理民政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亟待有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机构来掌管政务，借机把一直把持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的华北事务接管下来。因此，1933年 5月 3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统管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政务。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委员长的角色，更多地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蒋介石选定了他的义兄黄郛担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为黄郛也是留日的，而且他并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浓厚的“中央”色彩，较易为日方所接受。
    5 月17日，黄郛到北平就任，甫一到任，就与何应钦共同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随后，在“接收”滦东、平北等在热河抗战中形成的“交战地区”的过程中，黄考虑到这里已经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区”，遂设立了两个行政督察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滦榆”区专员为陶尚铭、驻唐山；“蓟密”区专员为殷汝耕，驻密云。
        对此，萧振灜曾评论为：“派殷汝耕为专员，实留置华北之祸根。”为此，萧还专门给老蒋写了封信，“说明黄郛如此措施，将贻国家以祸害。”
    何应钦、黄郛二人首先找到萧振灜，探询他对“张北事件”的看法。
    萧说：“日人由多伦入察镜。以无护照见扣，此正告我国之主权也。”
    黄郛不同意他的看法：“今日如是，则影响中央之外交矣。”
    萧顶了一句：“今日中央对日本之外交，余甚不赞同。”
    黄郛见他抵触情绪这么大，也就不绕弯子了：“中央早拟调29军剿匪，宋哲元离察，此均为中央之决策，统希遵行。”
    萧心中暗怒，他先是说：“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
    接着，萧振灜话锋一转：“但余为29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对各级官吏的任免权限在行政院），29军全体将士定将本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
    说完，萧振灜愤然而去，把何委员长和黄委员长“晒”在了当地。
    接着，萧振灜赶回察哈尔召集“8 人会议”，商量对策。
    宋哲元首先说：“余决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对付，要用尽办法。”
    张自忠站起来，杀气腾腾地说：“敌奸一律，起兵杀之。”
    秦德纯建议：“可使陈觉生与日本联系，试解决此事。”

    按：陈觉生，1899生，广东中山人。

    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多是北方人，广东人可谓凤毛麟角。陈觉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到山西师范学校教书，曾任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科长。1928年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1932年任29军少将顾问。
    陈觉生日语很好，宋哲元与日本人打交道，就让他当翻译。
    最后萧振灜说：“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餍其所欲，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我等只有挺身而起，挽救危亡。希望大家加紧备战，余当立即去成都向蒋委员长面陈，陈觉生系黄郛委任之亲信，此辈日本通中，有已是敌谍汉奸，陈有此嫌疑。中央亦不容许地方办理对日外交。”
    听了萧振灜的话，宋决定：仍然由秦德纯对付黄郛，并继续与日本人保持接触；萧即刻去面蒋；部队则做好战斗准备。
    会后，萧振灜返回北平，向何应钦汇报了29军的意见，随即到成都谒见老蒋。
    1935年的老蒋，从年初就忙得不行。
    1 月 5日，红军攻克遵义，从 6日到 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从此红军跳出樊笼，一会儿四川、一会贵州，川军、滇军、黔军跟在红军后面一通猛追，就是逮不着。无奈，老蒋只得亲自出马。
    2 月 2日，老蒋离开南京去了庐山，并于当天发出了通缉令，“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及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等人。
    2 月21日，蒋介石赶到武汉。3 月 1日，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原南昌行营因红军已经离开江西，失去作用，于 2月16日明令撤销），以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第二天，老蒋就去了西南，跟着红军一通猛跑。
    算起来，老蒋在西南已经待了4、5个月了，这段时间，对日交涉的事情，老蒋是顾不上了，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主管。

    按：1932年 1月29日，汪精卫从孙科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从此一直是蒋主军、汪主政的局面，直到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时间接近 4年，这也是蒋汪合作最“融洽”的一段时间了。

    另外，1933年 8月，原外交部长罗文干因《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而辞职，汪精卫又兼任了外交部长。因此，在后面两年多的时间里，对日外交一直是汪精卫在管。所以孙凤鸣刺蒋不成，改而刺汪，就是因为大家对汪精卫执行的对日政策不满意，认为他太软、卖国。
    对此，汪精卫还觉得一肚子委屈，认为大家都不愿干外交，我来干，纯粹是本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思想在“跳火坑”，完全是为了国家，结果老百姓还不谅解。
    萧振灜见到蒋介石，先是汇报了华北情况，蒋听了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萧说：“29军屡次执行命令，均完成任务，喜峰口抗战更证明忠勇。今中央军已被撤离，请留之捍卫华北，并请仍由宋主察。”
    对此，蒋表示同意，并说立即电汪，萧又乘机“历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
    对此，蒋仍表示赞同。
    事情办得顺利，萧振灜很高兴，出了行辕，正碰上杨永泰，这当世两大谋士彼此都是神交已久，于是相约去武侯祠游览。结果没待一会儿呢，老蒋的侍卫来通知，说委员长刚接到一封电报，很生气，让萧赶快回去。
    回到行辕，老蒋把电报拿给萧看，这是华北方面的一份情报，说土肥原贤二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就要把事情闹大。
    老蒋让萧振灜坐他的专机速回华北，不巧，飞到重庆赶上大雾，耽误了三天时间。等萧赶回去，已经晚了。
    6 月19日，国民政府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令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秦德纯兼代。接到免职令，宋当即返回天津，正好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
        萧振灜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给老蒋写了一封信，令自己的副官缝在衣服里，亲自给老蒋送去，信中痛斥“汪、黄卖国”，“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秦德纯也不愿趟这趟“浑水”，于是一直待在北平，没有赴察就任，土肥原贤二托人找了他好几次，要谈“张北事件”，秦都以“尚未接任”而推托不见。
    该来的终究要来，躲也躲不了。6 月23日晚，土肥原贤二找到了北平府右街秦德纯家里。
    陪着他去的，是程克。
    程克，1878年生，河南开封人。
    程克也是留日的，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老同盟会会员，曾于1924年在孙宝琦内阁中短时间出任内务总长，此时正隐居天津。程克与殷同、袁良（此时正任北平市市长）、殷汝耕等四人并称民国四大“日本通”，但四人结局不同，二殷后来均落水当了汉奸。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交涉”的经过。
    当时是土肥原贤二先开腔：“看报知道秦将军代理察省主席，张北事件发生于察省境内，所以来找你谈谈。”
    秦推托说：“代理主席的命令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但到今天为止，我并没有就职。我不是交涉的对象，不能谈这样的一个问题。”
    程斡旋道：“今天是来拜会性质，在国际礼貌上未便峻拒。”
    秦说：“如果是私人拜会，我可以接待。”
    土说：“今天愿意用私人关系交换意见。”
    秦说：“就请你发表意见。”
    土说：“张北事件有关人员，从军政首长以至张北县的赵师长、军法处长、北门守卫官兵，都要向皇军道歉，并且应该受处分。”
    秦一口封死：“将军所谈的都是交涉问题，我不负交涉的责任，不愿再谈。”
    程克看又谈不下去了，劝道：“大家不妨随便谈谈。”
    土说：“希望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秦德纯心想你说的不是废话么！“张北事件”，责任完全在你方，与我何干，但还是耐着性子说：“如果日本一切照省政府和日本领事所协议的规定办理，自然不会有此类事件发生。”
    土又说：“张北以北地区，希望29军的部队不要住在那里。”
    秦据理道：“张北以北察省尚有数县，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中华民国的军队自然有驻扎的权利。”
    土说：“张北以北的地区，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大量移民。”
    秦说：“中国政府没有向张北以北的地区大量移民的计划，可是人民由内地自由迁移，我们政府亦不便阻止。”
    土步步紧逼：“希望国民党和蓝衣社不要在察省活动。”
    这次秦回避了国民党的活动问题，只是说：“在察省的政府机关里并无蓝衣社，个人的思想，在不妨碍地方治安的范围内，政府不便干涉。”
    说了半天，仍不得要领，土肥原贤二焦躁起来，咬牙切齿地问：“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
    秦德纯大怒：“那就由你们派军队进占我们的察哈尔，29军就是剩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
    此时秦德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卷起袖子，差点就要揍他，据秦回忆：
    “但我立刻想到揍了以后无法善后，只有极力按捺，不禁心中一热，吐起血来。”
    土肥原贤二一看谈崩了，只好走了。
    事后，秦德纯将“交涉”经过写成报告，请示“中央”意见。
    6 月24日，“中央”对“张北事件”的批复回来了，除“令秦德纯全权处理”以外，还指示了处理的原则。据秦回忆，当时“中央”是这么说的：“在不妨碍我国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可以酌情办理，将交涉的情形及时电报中枢。”
    次日，土肥原贤二向秦德纯发出最后通牒，限 6月26日必须给出明确答复。
    6 月26日，“中央”回电，接受日方全部条件。
    6 月27日，由秦德纯、陈觉生等代表中方，土肥原贤二、高桥坦代表日方，又签订了一份“觉书”，其主要内容是：
    “（一）热察边境改由保安队驻扎，军队撤退；（二）察省党务停止活动，某特种机关取消；（三）道歉；（四）停止鲁省向张北移民；（五）各项办法在商定后二周内实行。”
    这份“觉书”，就是后世所说的《秦土协定》。
    后来，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说：“这一份屈辱的协定，几乎是《何梅协定》的翻版，使我深受刺激，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谁也想不到，6 月27日这一天，居然是29军的“新生”。
    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一种是大人物，否则他也上不了史书。
    还有一种是小人物，很小很小，比如我们要说到的白坚武，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小虽然小，这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查一查史书，只要讲到抗战前的华北，必说白坚武。
    对于29军来说，白坚武更是一个重要人物。
    白坚武，1880年生，直隶交河县（今属河北省泊头市）人。
    1910年，白坚武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李大钊成为同学，而且俩人曾并称为“法政二杰”。1921年，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后又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任命白坚武为政务处处长。当时，各路人物为了结交吴佩孚，争相巴结白坚武，当时他才31岁，着实风光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大败亏输，白坚武也逃往日本，从此成为亲日分子，直至沦为汉奸。
    热河沦陷以后，白坚武与日本特务纠合在一起，企图成立所谓“华北国”，他曾以此事商于河北省政府主席，51军军长于学忠。于也曾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但在民族大义上，于学忠很清楚。劝说不成，白坚武动了杀机，他收买了于学忠的手下傅建堂、巫宪亭，企图暗杀于学忠，结果事情败露，傅、巫均为于学忠所杀。
    白坚武与于学忠是“换帖”的把兄弟，为了当汉奸，他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其人格之卑下，可见一斑。
    令白坚武进入史书的，是1935年 6月27日的“白坚武事件”。
    原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参与了处理“白坚武事件”的整个过程，据他回忆：
    “六月二十八日凌晨一时许，我接北平市公安局长余晋和电话报告，谓有一部分便衣匪徒占据了丰台车站，并与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勾结，劫得该中队停驻丰台车站的铁甲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方向开来。我接电话后立即请示王树常，宣布北平全城紧急戒严。余晋和亦命令公安局所属保安队紧急出动。驻南城的保安四队队长王光禄首先带队赶到永定门外，将东缺口一段铁道扒去。这时铁甲车在由丰台向永定门开进中，开炮十余发，北平城内听到炮声，极为慌乱。我用电话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按：6 月13日，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河北交涉暂告结束，离开北平赴南京，令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其工作。此前，深感华北事情难办的黄郛早已一去不返，国民党中央也无可奈何，遂于 6月18日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刘家鸾需要“向鲍文樾及王克敏报告”。

    刘家鸾回忆：
    “王克敏立即去卫戍司令王树常家中（王克敏眼力不济，一向有“王瞎子”之名，惊慌中一头撞在门框上，将右眼碰伤）。这时，驻平铁甲车队司令曹曜章匆匆来见鲍文樾及王树常，鲍命曹率队追赶。曹即由西直门率铁甲车第一中队及驻西便门的第二中队开赴丰台追击。旋接报告：因东缺口铁道已被保安四队扒去，汉奸便衣队的铁甲车无法开进北平，加以保安队及附近驻军的阻击，铁甲车已向黄土坡车站退去。曹曜章率铁甲车队赶到黄土坡站，将铁甲车带回，铁甲车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及便衣匪徒等已弃车逃窜。乃由黄显声部派一部分骑兵跟踪追赶，在香河县附近将段春泽、队副贾某（忘其名）和三名日本浪人捕获，带回北平。”
    经过初步审查，刘家鸾搞清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二十七日夜间，由天津开往北平的列车到达丰台站时，有便衣匪徒百余人下车。二十八日凌晨一时，匪徒持枪将丰台车站占据，为首的系当过吴佩孚的政务厅长的汉奸白坚武。白到站长室后，驻丰台站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队长段春泽即与其会合，声称已组成“正义自治军”，白坚武为总司令，并散发宣言，登上铁甲车向北平开进。白坚武在丰台站时曾用电话与城内联系，据闻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均准备于铁甲车开进北平车站后里应外合起事，接收北平各机关。铁甲车鸣炮，系与城内日寇汉奸联系的信号。因北平日寇兵营与使馆不同意日寇天津驻屯军的作法，北平日寇兵营临时未发动响应，此一场骚乱始得在紧急措施下消弭。 ”
    “二十八日下午，将段春泽等押到平津卫戍司令部，王树常指定我与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北平公安局长余晋和及司令部军法处科长荆德文组成军事法庭进行审讯，由邵文凯主审。段春泽原系石友三部十三路铁甲车大队长，一九三○年石友三将全部铁甲车送给张学良后，段部人车调驻沟帮子车站编入曹曜章部为第六中队，段即任中队长。邵文凯在讯问段春泽时一再追问其主使人，并追究是否由石友三主使，段春泽矢口否认，不肯多供，只求速死。队副贾某则称全不知情。捕获的三名日本浪人，解到后即被日本领事馆引渡而去。我与邵文凯等将审讯经过报告王树常，王命将段、贾同处死刑，当夜即在北平陆军监狱中执行枪决。”
    这就是历史上的“白坚武事件”。
    由于《何梅协定》的签署，此时，诺大的河北，已经没有了中国的驻军，正是由于这一点，白坚武才会乘虚而入。对此，负实际责任的鲍文樾非常担忧，他与同为军分会委员的萧振灜谈起此事，怕再出现类似事件，难于解决。
    萧振灜是什么脑子！马上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29军窝在察哈尔，发展余地太小，而况现在宋哲元也给撤了，没准连这块地方都保不住，如能开进北平，正好挟日军以自重。于是他向鲍文樾建议，“调二十九军一部拱卫北平”，鲍不虞有他，表示赞成。
    萧急令驻张家口的29军37师冯治安部星夜进京，仅10个小时，冯部即赶到西直门。当时因城门关闭，37师参谋长张樾亭给刘家鸾打电话，刘当即命令开城。据刘回忆：当时“冯及其随从人员率部分队伍进入城内，大部分队伍则安排在西外与阜外一带驻扎。翌日，北平各城门即加派二十九军岗哨，作为城防部队使用。”
    在萧振灜的“戏法”之下，一夜之间，29军摇身一变，成了北平的“城防部队”，此举，也为宋哲元在不久之后成为实际上的“冀察王”铺平了道路。
        这是29军“三级跳”的第二步。
    在萧振灜给蒋写了那封声称“借口日本要求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的信之后不久，蒋介石电召宋哲元赴成都，宋不想去，他召集“8 人会议”，说：“事处此状态中，怎能轻易前往，自缚手足，任由处置。”
    大家谁也不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谁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办好。
    萧振灜说：“余专责与中央之联系，是否前往，关系团体前途，军长不拟前往，岂能勉强，是否余再为陈请，俟华北局势稍定再往？”
    大家都说这样好，于是，1935年 7月 7日，宋哲元给蒋发报，称自己准备“长期休养”。
    蒋见宋不肯来，心里有点不“托底”，因为他们俩打交道不多，一直都是萧振灜代表29军与“中央”联系，蒋介石搞不清29军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子事，于是，蒋介石派魏道明、郑毓秀夫妇以私人名义北上，进行调查。
    魏道明，1899年生，江西德化（今属九江市）人。
    魏道明是留法的，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在上海当律师。1927年进入国民政府，同年任司法部次长、代理部长，1928年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时魏道明还不到30岁。
    1930年，魏道明任南京特别市市长。1935年任《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总经理。由于魏道明的“报人”身份，派他前来，易于掩人耳目。
    说起魏道明的夫人郑毓秀，那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郑毓秀，1891生，广东深圳宝安人。
    郑毓秀的父亲曾在京为官，因此，郑是在北京长大的，受的是新式教育，1905年，郑毓秀赴日本留学，旋即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
    郑毓秀虽是女流，其英雄气概却不让须眉，1910年，汪精卫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其所用器材就是郑毓秀送到北京的；其后，郑毓秀又参与策划行刺了大臣良弼。
    1914年，郑毓秀谋刺袁世凯不成，被迫出国，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1924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与同学魏道明在上海开办了“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郑毓秀是中国第一个女法学博士，也是第一个女律师。同年，魏、郑二人结婚。
    魏、郑夫妇借口游览长城，来到张家口。萧振灜深知此次“干部考察”对于宋哲元、对于29军的重要性，事前做了详尽的安排。
    在谈话中，魏、郑夫妇首先问起秦德纯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的情况，然后又了解日本人对宋哲元的看法。
    对此，萧据实相告，他说，日本人确实有扶持宋哲元反对“中央”的意思，但是，“余可保29军永远碧血丹心”。
    郑毓秀一听，既然你说得这么好，那就请几个师长来谈谈吧。萧早有准备，马上叫来张自忠、冯治安二人。
    魏道明说：“华北局势如是，诸兄重担在肩，深望有所指明。”
    听了这话，冯治安站起来，指着长城方向，充满感情地说：“每念八千弟兄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吾三人乃患难兄弟，生死与共，一切由仙阁大哥代表。”
    张自忠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冯治安那么强，只是说“此言可对天日。”
    郑毓秀比魏道明大 8岁，社会阅历也丰富得多，听了这话已经心中有数，无须再谈，于是也站起身来，郑重地说：“三位短短数语已解决所向，并感人肺腑，因事在身，恕告辞矣。”说罢，偕魏道明飘然而去。
    蒋听了魏、郑夫妇夫妇的汇报，非常满意。
    1935年 7月17日，“以长城抗战攘御外侮。著有功绩”嘉奖参战将领，授予33人“青天白日”勋章，其中29军几乎占了四分之一，包括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张自忠、刘汝明、王治邦、黄维纲、董升堂等 8人。

    按：这次颁奖，颇值得考究。从33人的大名单来看，几乎凡是跟“长城抗战”贴边的，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杂牌部队，其参与者几乎全部囊括在内，最低的到团长一级。但直接参与“喜峰口大捷”的赵登禹和他当时的师长冯治安反而不在其中。

    1935年 8月14日，蒋从自成都飞抵庐山，召秦德纯汇报华北局势，并托秦给宋哲元带几句话，蒋说：
    “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在庐山住了10天，8 月24日回到天津，把蒋的话转述给宋哲元，
    8 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名正言顺地接管了平津防务，秦德纯则实授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至此，戴在29军头上的帽子，又少了一顶。目前，“中央”在华北的机构，只剩下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了。
        再过四个月，这顶“帽子”也要摘掉。
    9 月21日，宋哲元就任平津卫戍司令，在就职仪式上，宋发表讲话，称决心“本中央睦邻意志”做事。
    这个讲话，说得很耐人寻味。
    你不能说宋哲元说得不对，因为“中枢”的确是这么个意思，何况，老蒋还特地让秦德纯带话，令宋“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大原则下，妥密应付”。
    但是，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说这个话，总让人感觉有点“弦外之音”。
    只过了三天，9 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就发表了《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其态度之强硬前所未有，声称“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服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同时，多田骏在讲话中提出了“盼华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的说法。
    9 月26日，日本通讯社在发表多田骏的讲话时，将其主旨进一步引申为“对华北第二步方针，使五省成自治团体，甚至在经济上使之脱离中央关系。”
    9 月29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原则。
    10月 3日，宋哲元到天津，会晤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再幼稚的人，都会怀疑其中的关联性。
    此时，华北与“中央”的关系，29军与日本人的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宋哲元一个人的身上。
    在日本人看来，宋哲元是争取的对象，“华北五省自治”要着落在宋哲元的身上；
    在老蒋看，把华北交给宋哲元，纯属无奈之举。宋哲元入主平津，已是既成事实，不用他是不行的；况且，再怎么说，宋哲元也是中国人，有一支中国人的军队驻在华北，你不用他用谁？
    在宋哲元的角度看，要的就是这个局面——好比一架天平，日本人和“中央”在两边，他来做这个“支点”。
    刘家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评价了当时的局面：“日寇乃将求诸于学忠而不得的‘华北独立’转而求诸宋，宋哲元则想乘机在华北打开一个局面，甚至实现‘南蒋北宋’。萧振瀛建议鲍文樾调二十九军拱卫北平的作法，是全部计划的头一着棋，目的在于造成既成事实。蒋发表宋为平津卫戍司令，亦系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评价十分准确，刘家鸾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有了这个基本的观点，再回头看当年宋哲元与日本人的种种“默契”之举，就不奇怪了。好比慕容复斗段誉，段誉蒙着眼睛以“凌波微步”应对，其实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彼此本着不同的目的、各自在做不同的事情，两下一凑，恰成一场好斗。
    刘家鸾的老底子是东北军，并不是29军的人，他是宋哲元留用的。
    宋的前任是王树常，因为南京在很突然的情况下，免掉了王树常平津卫戍司令的职务，令王十分不快。于是，未等宋前来接任，王树常已经走了，临走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护印”，等着宋哲元来接任。
    宋也很会办事，知道王树常有情绪，于是他没有马上到任，而是派秦德纯和萧振瀛来和刘家鸾接洽，请他在北平的名馆子“东兴楼”吃饭，并传达宋哲元的好意，请刘不要走，留任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职务，并代宋办理接收事宜。对此，刘表示：“我替王树常办理交代，目前当然不能离去，但希望宋派人接收。”
    次日，萧振瀛又陪着刘家鸾去天津见宋哲元。据刘回忆：“宋留我吃饭，并嘱我饭后原车回北平去。我即取出平津卫戍司令印信交宋，并婉陈只代王树常交代，请宋派人接收之意。”
    宋把印接了一下，跟着又还给刘家鸾，说：“这就交代完毕，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参谋长，并暂代司令职务。”又说：“庭午（王树常字庭午）如没有新职，我决不去接；现庭午已发表开封绥靖公署副主任，我始肯接此任。你们大家追随张副司令多年，我若不是张副司令帮助，哪能有今天，张副司令的人我一个不动，你可继续代我负责，告诉所有各处长，人事一律照旧。”

    按：王树常、刘家鸾都是随张学良入关的老东北军，所以宋哲元要格外假以辞色。

    刘家鸾见宋很诚恳，就留下了，不久，平津卫戍司令部撤销，宋哲元又任刘家鸾为天津保安司令。
    刘家鸾不是29军的人，因此由他来评价宋哲元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公允的。
    正如刘家鸾所说，从 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对华政策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提出“盼华北五省自治”的“概念”开始，到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为止的三个月，既是中国和日本两国暗中角力的三个月、其波诡云谲，令人目不暇给；同时，也是宋哲元走上前台，充分展示“个人才华”的三个月。
    在此前，我们所看到的宋哲元，仿佛是一个被萧振灜提在手中的傀儡，萧不发话，宋就不知所以；又仿佛是躲在秦德纯背后的一个影子，见不得光。
    我们都错了。此时的宋大帅，早已不是昔日山西大酒店里那个手足无措、进退失据的宋哲元，他已经蛰伏了太长时间，他的脑子里时刻都在思考问题，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萧振灜、秦德纯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在铺路，而这个路，终究是要宋哲元来走的。
    关于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经过，不妨看看侵略者的自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资料很丰富，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笔者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了，其中有颇多的教训值得汲取。
    “由于上述两协定（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 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 月 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 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 )—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 察东事件 )，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 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  )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宣布脱离中央( 南京 )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 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 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
    具体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资料很多，一不留神就成为抄袭，所以笔者再一次躲懒，仅提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1月 3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以宋哲元暂代。
    11月 6日，行政院决定：任秦德纯为北平巿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暂时不能到任，由张自忠代理。
    11月 7日，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武官雨宫访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
    同一天，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与土肥原贤二等召集会议，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点：以“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为自治政权的名称，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委员长为宋哲元、顾问为土肥原贤二；开发湖北矿藏，使之与“日、满结为一体”；脱离“法币”，建立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关联；保留南京的“宗主权”地位。
    上述“要点”，实际上成为日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蓝本。
    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就“华北自治”问题表示最后态度。
    11月15日，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向“中央”要求华北自治。
    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外交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最大努力。”
    同日，秦德纯、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流，“说明华北近况”，教育界人士请宋哲元“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受分裂损害”。
    11月20日，日本大使有吉明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蒋答以“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
    11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池宗墨、王厦才、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新等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
    11月26日，行政院决议：（一）裁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拿办殷汝耕，裁撤河北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11月20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北上赴平。为打消宋哲元的顾虑，何出发以后，蒋介石还专门给宋哲元发了一通电报：“何部长昨乘车北上，约明日可到平。临行之前，中正已面允其不就‘长官’职责，而专为兄解除目前之困难、协助兄处理一切；并授兄以后对内、对外各种之机密，尤其对于各种机构之如何改组、与任务之如何分配，皆请兄与之开诚切商，勿稍客气是盼。”
    12月 3日，何应钦到北平，偕陈仪、熊式辉与宋哲元、萧振瀛、秦德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成为29军对“中枢”的一次“交底”，在会谈中，萧振灜表明了“吾等始终主张何（应钦）来平主持之意”，然而，何应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12月 4日，何应钦电蒋介石：“职到平后，观察所及，认为‘驻平长官’一职，绝对不能就任。以对内言，钧座致明轩既以已面允‘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职晤明轩时，亦告以‘此来专为帮助其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又就对外言，日方种种压迫永无止境；职为国民党党员，又系中央重要官吏，对于重重压迫，岂能长久忍受？故冀、察之事，仍宜畀宋负责处理。”
    果不其然，12月 5日，宋哲元赴西山“休息”，后又移住颐和园谐趣园，称“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12月 7日，何应钦电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电覆照准”。
    12月 9日，北平学生大游行，提出六点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宣布此次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指“剿共”）；（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场抗议活动，是为“一二九”运动。
    12月12日：国民政府令：（一）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任命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三）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巿长。
    12月18日，宋哲元发出就职通电：“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贾应耀、胡毓坤、高凌蔚、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门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此令，并奉令颁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等奉此，哲元遵于本月十八日依照组织大纲，将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成立，并偕在平各委员于是日同时就职，谨电奉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叩。”
    至此，在29军于1930年12月24日成军整整五年之后，宋哲元坐拥冀察平津二省二市，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冀察王”，威风八面，回想起1930年住山西大酒店时的窘迫，恍如隔世。、
    威风是威风了，讨厌的事情也很多。
    首先是名声不好听，大家都说他们是汉奸。
    想在冀察混，跟“中央”的关系处得怎么样还在其次，但首先是必须跟日本人打交道。
    说到三十年代的中期，在华北的这片地方，中日两国军队的关系，可以说十分奇怪、十分微妙、十分滑稽。
    你说互相敌对吧，双方的高级将领又时常馈赠礼品，觥筹交错，一喝就喝个烂醉，29军的一些人还曾经应邀赴日本访问；你说双方是“友军”吧，彼此又冲突不断，为了一点小事就能骂起来、打起来，甚至出人命，也不是太少见的事，经常要办交涉，一交涉就是中方道歉、处分责任人。搞得宋哲元非常头痛，于是，他依旧把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事情交给秦德纯。
    秦德纯也不爱干这事，据他后来回忆：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全国爱国忧时人士以及爱护我们的友好纷纷函电以大义相责，报章亦诋毁备至，我当时忧心如焚，深恐万一失足百死莫赎。某日，携带友好责勉我的函电十余通，唔宋将军痛陈利害，不觉失声痛哭。”
    当时，宋哲元对他说：“我们奉中央训示，委曲求全来支持此危局，此中内幕不便向国人公开，当然难为人人所谅解。现在报上用 5号小字骂宋哲元、秦德纯是汉奸，我绝对负责保证，将来一定有一天报上用头号大字登载宋哲元、秦德纯是民族英雄，请你放心好了。”
    其二，29军内部也出了问题。
    想当年，大家在山西喝西北风的时候，称兄道弟，啥事都没有。到现在手下不光有军队，还个个都占有一块地盘，事情反倒多了，彼此的矛盾也出来了。
    首先出问题的，依然是秦德纯。
    前面说过，老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多是行伍出身，而秦德纯是正规军事院校出来的，属于“学院派”，与29军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一路；另外，他又是后到西北军的，跟大家多少有点格格不入的意思；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秦德纯为人处事比较“圆通”，这本不是坏事，可其他人都是急脾气，直肠子，说话讲究个痛快，看不上秦德纯的那个劲，觉得他没什么本事，光凭“拍马屁”混饭吃。
    用张自忠的副手李文田的话来说：“宋找来的幕僚秦绍文（秦德纯字绍文）是长于手法、善于拍捧的人物，终日伺候宋左右，察言观色办事，在萧面前大哥长、大哥短，背后一直用手法反萧。”
    原北平市公安局长鲍毓麟由于工作关系，跟29军的高级将领都很熟悉，经常一起聚会。他也说：“29军之中，秦德纯素以善于拍捧、八面圆滑闻名，在与日本联系中，以《秦土协定》取得关系，为宋所重”。
    据鲍毓麟回忆，有一次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几个人在他家里聚会，谈到秦德纯，都是“连损带骂”。赵登禹说：“这会儿秦桧当道，29军快完了。”张自忠说：“秦二哥心眼可是太多，咱们可得小心，别让他玩了。”
    有一次“8 人会议”，秦德纯说到“为团体甘愿担过，然不愿再负责与日本洽谈”，张自忠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仙阁大哥行前曾嘱不能与日签订协定，虽受逼亦确不妥。”指责秦德纯不应该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秦德纯一听更生气了。萧振灜赶紧出来打圆场，说“绍文不仅为团体，亦为国尽力矣。”宋哲元也说确实如此，才算为秦德纯解了围。

ys1937

28、七七事变前后军统的布局

    一个团体，最怕的就是不团结，秦德纯不为大家所接受，还有萧振灜可以排解，可接下来出问题的，正是萧振灜本人，而且他的问题，是直接对着宋哲元去的，这事就比较麻烦了。
    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评价萧振灜为：“萧为人直爽，个性特强，名利心比较重一点。他的口才很好，经常代表宋到南京各地，周旋于政要之间。因为他代表中央所发的款项，请客送礼，一掷千金，毫无吝色。”
    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个“一掷千金”上。
    很多人都回忆，萧振灜花钱很“冲”，其“豪爽”程度甚至超过了宋哲元。
    抗战前夕，宋哲元曾给他的母亲做过一次寿，据当年的“名票”孙曜东回忆，为了让老太太生日办得体面，宋哲元的手下建议他请“四大须生”之一的余叔岩到家里来唱堂会。当时余叔岩已经“倒仓”，轻易不肯出场。最后宋哲元是托的张伯驹，请出了轻易不上台的余叔岩，在中南海唱了一场堂会，大轴戏是当时几乎已经失传的《打棍出箱》，北平所有的梨园界人士都来捧场，连不相干的人也要千方百计混进来，一瞻余大师的风采，轰动一时。
    萧振灜可好，你做寿，我也做寿，据秦德纯回忆：“有一次他母亲做寿，大张筵席，北方军政首要，以及四大名旦，俱已到齐，较宋哲元为母做寿时，热闹数倍。”
    萧振灜的世交、长期随他做事的胡瑞峰也曾经谈到萧振灜为母做寿的事，那是1936年，当时萧振灜任天津市市长。据原北京文史馆馆员赵锦生回忆，胡瑞峰对他谈到：
    “就在这年萧振灜为他母亲大办寿辰，萧家院里高搭彩棚，棚内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寿幛，摆着很多礼品。宋哲元送一尊金佛寿星，二十九军各头领也都送了重礼。天津市工商各界送来万民伞及其他贵重礼品。整日大开筵席，不管远近亲友，随来随入席。”
    “据负责办喜事的刘振洲说，汉奸陈觉生（此时已当了北京铁路局局长）的寿礼是负责全部筵席费用约计三千余元；另外还送有京剧堂会，听说仅余派一出戏价银就一千元。在寿辰那天，宋哲元带着两个小儿子亲到寿堂行了跪拜礼，可见宋萧间的关系。”

        按：刘振洲是东北人，原是石友三的部下，当年萧振灜就是通过他与张学良的侍卫长联系，抢在孙良诚的代表郑道儒之前见到张，为宋哲元拿到了“东北边防第三军”的编制。此后，刘振洲就一直跟着萧振灜做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萧振灜帮刘振洲当上了北平税捐局局长。

    如果说萧振灜与宋哲元“斗富”还只是“生活小节”的话，那么另一个问题，就使宋萧矛盾逐渐激化了。
    据秦德纯回忆：“萧在军中，手面也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因此宋颇不满。一般带兵将领就怕自己的队伍被别人拉走。宋当然不能例外。
    秦德纯的话，讲到了宋萧矛盾的根本。
    29军，根子上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指军队为军头个人所有，每当乱世，必出军阀。最典型的是汉末，从董卓开始，凡是上了陈寿那本《三国志》的，不是军阀，就是军阀的附庸。
    明清以降，军队为国家所有，迄太平天国起事，八旗、绿营均已糜烂，不得已，咸丰用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让民间练“勇”。结果，曾国藩开了这个军队为个人所有的恶例，不仅国家要受到曾的挟持，连曾的手下，也是各自听自己“营官”的，曾国藩都没有办法。当年曾“九帅”久攻南京不下，曾国藩让他撤军、让李鸿章助剿，他这个老弟就是不听，曾国藩也徒唤奈何。
    不过，说句题外话，如果没有曾九的坚忍不拔，“天京”什么时候能够拿下来，真的很难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拿到那个“一等肃毅侯”的爵位，真要感谢他弟弟。所以后人评价，曾国藩这个人，内心深处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智慧与狡黠，明知曾九不会撤军，非得做出令李鸿章“助剿”的姿态，以示大公无私，免遭物议。
    对于宋哲元来讲，也是如此。萧振灜对于29军的成军，功莫大焉，没有萧振灜，大家哪有今天的风光。正因为如此，宋的内心，最为忌惮的，也是萧振灜。好比赵匡胤对石守信所说的，你们今天能把那件黄袍子披在我身上，明天是不是也能够披在别人身上呢？如果大家都只知道萧振灜，那还要我这个军长干嘛！
    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人和汉奸的挑拨也起了一定作用。据萧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齐燮元、潘毓桂、张璧等（均为亲日派，后成为大汉奸）在日本人的指使下，“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污蔑攻击。”
    萧回忆，某次，他到北平参加“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秦德纯深夜来访，对萧说：宋哲元准备将齐燮元吸收进“冀察政务委员会”当委员，宋还说，萧振灜肯定要出面反对这件事。
    秦德纯还说，齐燮元等人曾经对宋哲元说，萧振灜这个人，不知道他究竟是你宋哲元的人，还是蒋介石的人，从他是否“坚持拥蒋”，就可以试探出来。
    第二天，萧振灜就去找宋哲元，表示坚决反对齐燮元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他说：“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
    宋哲元忍气吞声地说，齐燮元就是来了，也不一定能起什么破坏作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反对，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宋哲元的言下之意，已经这样了，你就同意了吧。
    按说，作为上官、“兄长”，宋哲元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换做旁人，一般都不会再坚持了。
    但萧振灜不：“余实羞与为伍，其来，余当走。”听这话茬，竟是以去就相挟。宋只好再次息事宁人说：“何如是，容再议。”
    宋哲元一忍再忍，到了1936年 6月，宋萧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据萧回忆，那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以后，某天，宋哲元令他到北平来，对他说，“决定讨蒋。”
    萧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宋说“日本已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渠、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
    宋的话，已经带刺了，没想到萧振灜比他还强硬：“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
    宋哲元听了萧振灜的话勃然大怒，终于将心底埋藏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
    萧振灜听了，痛心疾首地说：“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说了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宋哲元赶紧抢过手枪，二人均放声痛哭，谈话不欢而散。
    到了这个地步，萧振灜已经不可能继续与宋哲元合作。据秦德纯回忆，当时宋哲元曾对他谈起，要免掉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职务，秦问：“萧的出处怎么安排？”宋说：“要他出国看看好了。”
    1936年 6月17日，萧振灜的天津市市长被免掉。以张自忠接替，刘汝明则接替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天下无有不散的筵席，患难与共的兄弟，到此也不得不分手了。
    离开华北之前，萧振灜找到宋哲元辞行，萧说：“是余将行矣，余意我军交由仰之（冯治安）负责，作此布置余可心安。”
    宋说：“悉由汝安排。”
    萧说：“诚兄弟也，吾等可自慰矣。”接着又说：“荩忱（张自忠）在前，子亮（刘汝明）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望多珍重，好自为之。”
    说完，二人痛哭而别。
    这一场男儿泪，相信都是发自内心的。
        “我军交由仰之”，“荩忱在前，子亮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这是萧振灜为宋哲元和29军最后的献替，从后来的情况看，宋哲元还是听从了萧的建议。
    萧振灜走了，宋哲元终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据刘家鸾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
    对此，原29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戈定远也回忆：“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及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不管宋哲元的真实思想和目的是什么，石友三、王克敏等人都是这个时候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石还担任了北平保安司令，王克敏则接替了萧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另外，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期取消的，宋还给了白坚武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每月送车马费 200元。
    1936年，宋哲元曾跟华北的日本鬼子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很出名，不亚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记载“鸿门宴”是哪一天吃的，在鸿门什么地方吃的，而且从他的记载看，想象的程度恐怕还比较多。
    宋哲元的这顿饭可不一样，史书上可以查出来具体是哪一天、在哪里吃的。
    1936年 7月29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连长以上的军官，事前通知29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作陪。
    这顿饭吃得刀光剑影，热闹无比，29军许多人都有记载，流传最广泛的，是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和38师 114旅旅长董升堂的两份回忆。
    这两份材料略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李致远的记载。
    李致远回忆，当时双方出席的，中国方面，有29军军长宋哲元；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37师 110旅旅长何基沣；38师副师长李文田；38师 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114 旅 227团团长杨干三等。另外，宋哲元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
    日本方面，有 5月16日刚刚到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有 3月 7日接替土肥原贤二主持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还有顾问松岛、辅佐官樱井德太郎等30多人。
    据李致远回忆：当时“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坐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
    “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
    这时，冯治安看这些日本鬼子太过猖狂，于是走到董升堂这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流行的拳术。这时日本人又建议一人打一人唱。于是李致远站出来，又打了一套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李致远回忆：“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日本人比较尚武，看李致远又打拳又耍刀子，功夫了得，于是都向他敬酒，称他“李武术家”。李致远回忆，当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估计李致远不是太能喝酒，于是李“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
    眼看着喝酒、唱歌、练武都没有占到上风，日本人开始搞怪，“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
    接着，日本人“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据李致远回忆：“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河边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河边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
    此时宋哲元看势头不好，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打起来，于是赶紧讲了几句话，河边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等等，宴会就此结束。
    李致远在席间的表现，令日本人印象很深。据李回忆，散席以后，日本顾问松岛请他“出去转转”，被李拒绝，后来日本人说“不要害怕”。李心头火起，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当时李“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
    令李致远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将他拉到了一个日本妓院，请他喝酒，并请他表演中国武术，李推说喝多了，于是又被他们硬按着喝酒到很晚。
    此后不久，李致远的驻地调到北平南苑，松岛又找他，约他“到城里去玩玩”，被李谢绝。
    李致远很有政治头脑，他后来总结说：“由此可见他（松岛）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李还说：“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李致远能发现的问题，戴笠不可能注意不到。
    为了加强华北工作，1936年初，戴笠采取了两项措施：
    第一，调整北平区机构，增设北平第二站，派陈资一为站长，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派他的同期同学、特务处元老乔家才到北平，任北平第一站站长。
    乔家才，1906年生，山西交城人。
    1923年，乔家才考入山西太原平民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1922年由60多个在北平上过大学的山西籍教育界人士共同捐资举办。
    乔家才入学时，校长是李汾，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回忆录中，乔家才对这位李校长极尽赞美之辞，认为他是一个最好的校长，可谁知道，当年的乔家才，几乎被这位校长开除呢。
    那是乔家才入学后第三年的春天，学校组织植树，每人分到的树苗是三颗。刚好那天乔有点私事，于是就托一位同学帮他完成。据乔说，当时他怕一个同学扛不了六颗树苗，还特地又多找了一个同学帮忙。
    安排好了一切，乔去找李汾请假，校长的答复是“不准”。
    乔家才可有主意，他心想，我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一切，又不耽误学校的事情，凭什么不准假，这不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背道而驰么？于是，乔家才没有理那个茬，自顾自地走了。
    这一下可闯了大祸了，等乔回来，有同学告诉他，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
    乔大吃一惊，赶紧到学校的布告栏自己去看，果不其然，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高他一级的郭紫峻和另一个同学。

    按：郭紫峻，天津人，从山西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西北工作，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陕西省党部常务特派员，1947年任党员通讯局（即原中统局）副局长，后任天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会主席。

    同学们都劝乔家才，去找校长认个错，求求情，也许还有救。偏赶上乔家才是个“杠头”，死倔的那种脾气，说开除就开除吧，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也没做错什么，低三下四去求人，不去！于是就收拾东西，准备退掉伙食费，然后就走人。
    正在这时，同学们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乔等三个人的“开除”处分已经取消，改为“记过”了。
    至于校方缘何这么快就收回成命，据乔自己分析：其一，其时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在山西发展一个党员不容易，轻易开除了很可惜，所以，可能是国民党从“组织”的角度做了工作。

    按：山西属于阎锡山的“独立王国”，国民党在山西的活动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直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公开“挂牌”。但好景不长，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无法立足，不得不逃到天津。直到“中原大战”结束，阎锡山“下野”，到大连“隐居”，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才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太原。

    其二，据乔家才回忆，同时被开除的郭紫峻是“特许进来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条子生”，有“后门”，而且郭紫峻是有名的好学生，不能开除。既然不开除他，那别人也就都不能走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乔家才的学籍算是保住了，他觉得，校长李汾能不顾“师道尊严”，收回成命，值得尊重。于是，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乔师生之间，反而成了“忘年交”。
    1926年，20岁的乔家才高中毕业，跟着就去了广东，顺利地考入黄埔，进军校六期学习。同学当中，就有后来成了他的上司的戴笠。
    1927年，李汾也离开了平民中学，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
    平民中学、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都是山西很好的学校，一直延续到现在。
    1929年，乔家才从黄埔毕业，没有工作，在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义务帮忙，这时，军校一期“学长”黄宝循（字“珍吾”，通称其黄珍吾）建议他回老家，帮助联络山西同学。
    恰在此时，李汾有事来到南京，见到昔日的弟子很高兴，要求他到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当训育员，同时兼任“三民主义”课程教师，月薪80元。
    法币80元，在当时相当于部队中上尉的工资收入，对于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学生来说，已经很优厚了，况且发出邀请的又是昔日恩师，乔家才很高兴地就去了。
    这个“训育员”的角色，多少有点类似现在中小学的“班主任”、大学里的“辅导员”，要管学生每天从早上出操、到晚上就寝的一切相关事宜，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还要跟他们谈话。乔家才分配到初三年级，两个班，120 个学生。乔是军校出来的，于是他用军人的一套管理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令行禁止，很有效果，他带的学生，纪律性比别的班要好得多。李汾觉得他很称职，经常夸奖说，“训练管理学生，的确需要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来负责。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干了半年，据乔家才回忆，当时阎、冯已经开始酝酿“倒蒋”，他不愿在山西继续待下去，于是就离开了太原。到1931年，乔回到自己的母校平民中学，又当了一段时间教师。
        1932年，应军校同期同学戴笠之邀，乔家才进入特务处。因此，除了“十人团”的几个人，是在“团体”成立之前就跟着戴笠“跑单帮”以外，乔家才属于特务处成立以后最初的班底之一。
    1935年秋天，一直在山西工作的乔家才接到命令，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报到。当时的宪兵司令部政治部，已经为戴笠所把持，政治部主任，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军校一期生梁干乔。因此，所有往宪兵各团、营所派出的“政治训练员”，全是戴笠的人。
    这个“政治训练员”并不好当，要经过考试的，乔家才是军校毕业生，又当过中学教师，应付考试当然不吃力，顺利通过，被派到驻福州的宪兵第四团，担任团政治训练员，同去的还有 3个营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 4团的团长，是军校一期学长吉章简，抗战胜利以后，曾任由原“忠义救国军”改组的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到任才两个月，乔家才就应召回南京，参加宪兵政治部召开的“政工会议”，会后，乔家才又被改派为宪兵第 3团政治训练员。
    宪兵第 3团就是不久前刚刚因为《何梅协定》的签署而不得不撤离华北的那一支部队。离开北平以后，宪兵第 3团被派驻重庆，原北平宪兵副司令兼团长蒋孝先被留在南京，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 3组组长，并因此在此后不久的“西安事变”中丢了一条命。
    蒋孝先离职以后，原宪兵 3团副团长袁家佩升任团长。
    袁家佩，1903年生，安徽寿县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抗战胜利以后曾任长春市警察局长。
    乔带着另一个营政治训练员詹超到重庆上任，这回时间更短，才一个月，乔家才就被召回南京，戴笠令他与周世光到北平接掌特务处北平区第一站，分任站长和书记。
    1936年初，乔、周到北平，接管了北平第一站。除他们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助理书记孔觉民。
    当时的北平区区长，是老资格的军校学长张炎元；书记，则是戴笠原来的机要秘书、小字辈的毛万里。
    北平第二站站长，是陈资一，这个站专事负责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情报工作。
    除了北平区一、二两站以外，北平区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负责察哈尔、绥远两省和平绥路沿线的情报工作，察绥站的站长是马汉三，书记是许先登。
    不久，“两广事变”爆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干乔被戴笠派到广东搞策反，张炎元离职，回到南京接替了梁干乔。北平区区长则由李果湛接替，李干了很短的时间，又由西北区区长王天木接替。
    据乔家才回忆，刚到北平时，站里给他和周世光安排的住处在沙滩，与毛万里住一块，当时他去了一看，觉得一是房子太大，本身也没什么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不大像个“家”。第二，毛万里跟他们住一块，乔家才认为区、站两级单位混在一块，极不适宜，万一出点问题，大家岂不全都暴露！
    于是乔家才在定阜街辅仁大学附近，找到一处宅子，作为住处。这是一家三进的院子，房东姓李，山东人，极有钱，住最后一进。
    乔家才一家住第二进，为了避免怀疑，还特意打扮了一下，做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乔家才整天“穿着一身春绸面子滩羊皮袍子”，他的太太戴着“二两重的赤金手镯”。至于乔的岳母，也不能马虎，穿着“一身黑绸子衣裤，戴着翠玉手镯”，讲起话来满口的山西土腔，活脱脱一家子山西土财主。
    周世光一家住在第一进院子，对外则说是乔家才的大学同学。
    至于孔觉民，假装是乔家才岳母的内侄，平常见了乔的太太，“二姐”长、“二姐”短，蛮像那么回事的。

    按，戴笠始终有个观点，认为特工人员的家庭、家人都是最好的掩护手段，而且，由于亲情的关系，即便遇到危险，这些人也不会轻易出卖自己的亲人。所以，尽管特务处的工作是保密的，但戴笠特别鼓励大家携带家眷一起工作，作为掩护手段。同时，为着方便，也是充分“利用资源”，相当多的“家眷”还承担了“交通”、“联络”等等一类辅助性工作。

    在分工上，虽说由北平第二站专做“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上，都在北平，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些情况。
    据乔家才回忆，他们每天都要向南京发报，报告北平的动态，至于情报的来源，一是29军的军部，就有北平站的“同志”。第二，29军的密码，被他们很轻易地就破掉了。
        乔家才说：“我们的军队实在太可怜了，29军的军用密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我们抄收到有关作战的无线电报，经过我们的专门技术人员王怀仁同志研译，很快可以译出来。所以29军上对下的命令，下对上的报告，我们完全知道。敌人的技术应当比我们一个小小单位高明得多，我们既然能够把29军的军用密电全部研译出来，敌人应当也能够。假使敌人不用其他手段，仅凭侦译密电，也可以对我军的一切行动了如指掌，这种仗还能不失败么？”
    刚到北平不久，乔家才就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1936年春，戴笠派出了一个视察团，到全国各地督导各区、站的工作。视察团团长，派了刘培初。
    刘培初，1904年生，湖北大冶人，军校六期炮科毕业。
    刘培初的父亲是大冶的一个木材商，常年在外，家里由继母主持。1924年，20岁的刘培初中学毕业，继母毫不客气地对他下了“逐客令”：“你20岁了，也要打算打算呀，书不能再读，真靠你父亲一辈子么？”
    俗话说：“天上的九头鸟，地下的湖北佬”，刘培初虽然年方弱冠，脾气可不小。听了继母的话，一声不吭，扭脸就离开了家。
    刘培初身上的钱，不过“十块八块”，远地方也去不了，只能去武汉，刘家有个远亲在汉阳当警察局长，于是跑去投奔了他，收留在警察局做些文案工作。
    一天，刘培初与一个朋友、江西水警厅长的儿子黄某去看马戏，人丛拥挤中，一个北洋（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统治湖北）的士兵踩了黄某的脚，黄大喊，脸上的表情自然也不会好看，那士兵大怒，上去甩手就是一耳光。黄某从小也是娇生惯养出来的，公子哥的脾气，只有他打别人，何曾挨过打，当时俩人就打了起来。
    这一下可坏了，不一会儿来了一大帮当兵的，眼看这一顿胖揍是免不了了。还是刘培初有急智，他赶紧叫来马戏厅的经理，告诉他：如果出了事，你也脱不了干系。趁着经理跟当兵的交涉，俩人悄悄溜走。
    这件事对刘培初刺激很深，他后来回忆：“小军阀便这样横暴，军人是这样无礼，使我终夜不能成眠。这是一个讲强权无公理的世界，要生存便不能走没落的路，顿启示我决心做一个军人的意志。”
    不久，刘培初便辞掉了警察局的差事，辗转于南京、南昌、九江等地。1926年，刘培初到了上海，决心“长驱到黄埔去追随赤龙，追随革命，以葬送这一批的军阀割据之局。
    1926年，刘培初从上海坐船到广东，考入军校五期炮科。
    1926年 7月 9日，北伐开始，当时，军校前三期毕业生均已进入北伐军各部队作为中下级军官参战，在校的是四期生和刚刚进入学校做入伍生的五期生。这两期学生中，四期的政治科学生和五期的工兵、炮兵和政治三个专业的学生也参加了北伐。
    所以，同是军校五期生，炮科的刘培初参加了北伐，而步兵科的陈恭澍、张作兴就没有参加北伐。
    至于戴笠，此时还在广州的某家客栈里，因为没有房饭钱跟老板娘“喘气”呢。
    刘培初被编入炮兵入伍生团 1连，就此开赴前线。1926年 9月初，刘培初随军到达汀泗桥，准备进攻武昌。
    此时的武汉三镇，武汉、汉阳均已被北伐军攻克，吴佩孚大势已去，只得固守武昌。围攻武昌的，是国民革命军第 2师师长刘峙，他看到炮兵来支援，非常高兴，派了一位熟悉地形的黄连长，带着刘培初他们去寻找炮位，
    据刘培初回忆，他们当时用的大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淘汰下来的“废炮”，威力虽然比较大，但射程不远，如果离城太远了打不着。所以必须冒着危险，尽可能近地找到炮位。
    黄连长带着他们架好了第一门炮，正当隐蔽在一个商铺里，用望远镜观察地形的时候，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正中黄的头部，这位军校三期的学长、同样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连声都没吭一声，当时就牺牲了。
    据刘培初后来回忆，当时他和黄连长，相距“不过五寸”，只不过敌人瞄准的是黄，而不是他，否则，脑浆涂地的就是刘培初了。
    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眼看着刚刚认识的战友死在自己的面前，刘培初血贯瞳仁，等第二门炮一架好，刘扑上去照着城楼就是一炮，当时就看见城楼上倒下去5、6个人。
    刘培初说：“这是我北伐以来的第一炮，没想到几年来对军阀的血海深仇，却发泄在这几个可怜的士卒身上，你想我的心灵上，该欢慰还是悲戚呢？”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到武汉，同时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除在武汉招生1400多人以外，黄埔本校五期参加北伐的炮兵、政治、工兵等三科学生就地留在武汉继续学业。
    就这样，刘培初留在了武汉。
    刘培初很幸运，从这时开始，到1927年 7月15日，他们这一批年轻人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失败，每一个人都曾经站在“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十字路口上。军校从此分裂，革命的黄埔不复存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人从此分成了两个阵营！
    1928年，刘培初毕业，留校当了炮兵七期入伍生队区队长，上尉军衔。
    此时已是“宁汉合流”之后，干了没多长时间，有人说刘培初思想“左倾”，有“亲共”倾向，这事要说还真是冤枉了刘培初，也是对他的一种“高抬”，因为刘本是一名死硬的反共分子。
    刘培初被赶出了军校，军人是干不下去了，幸好他本是湖北人，在当地关系还比较多。国民党武汉省党部，有刘培初的军校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刘培初到湖北纱厂丝布四局当了一名工会委员，总算有了饭碗。
        不承想，为了这个饭碗，刘培初差点连命都丢了。
    刘培初到任，还不到一个星期，纱厂就发生了一起“工潮”，工人们包围了工会委员会，国民党的工会委员们抱头鼠窜。

    按：中国的工会，是随着产业工人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因为中国的工业非常落后，所以，工会组织出现得也很晚，直到1925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到1927年 6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已经有代表 420人，代表全国 28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叫“赤色工会”。
    到大革命失败以后，除了“赤色工会”，又出现了许多其他政治类型的“工会”，比如由工人自发组成的工会，纯粹为贯彻自己的经济主张而建立，如顾顺章工作的那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一个工会，就属于这一类；比如国民党的“御用工会”，工会委员由国民党委派，刘培初所在的工会就是这一类；还有由“工人贵族”控制的工会，等等。
    对于上述所说的这些所谓“工会”，政治上统称为“黄色工会”。三十年代初期，刘少奇同志曾有一篇著名的《批判“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是我党当年开展工会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这次，丝布四局的工人要推翻的，就是这样一个“黄色工会”。

    刘培初看到出事了，他觉得，我初来乍到，跟工人们没有利益冲突，应该不会反感我。于是，刘穿了一身工装，到工人们当中，听他们说些什么。
    一听才知道，原来这起工潮是厂主“唆使”的，他嫌工会的存在比较碍眼，于是找了几个“贵族工人”带头到工会去闹事，结果一家伙聚起了6000多人，把工会给砸了，厂主都给吓傻了，赶紧给当局打电话报警，要求镇压。
    警察来了，一下抓起来50多个为首分子，准备带走。这时，刘培初走了出来，说：我是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们要打的就是我。我可以证明，这些工人都是无罪的，请释放他们。
    警察看这个人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出来“找打”，于是问他：“你能写个条子么，证明他们无罪。”
    刘当即写了一张条子，保释了这些工人。
    工人们一看这个人不错，我们本来要打的就是他们，他反而救我们，于是大家都听他说话。借此机会，刘培初要求大家选出50名代表，听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代表工人们跟厂主谈，让厂主改进，“替工人做所能做的事情”。然后再对这些工人“施以短期训练”，教他们怎么做工人“领袖”，怎样在工人与厂主之间调和。下班以后，刘培初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家访”、谈天。
    通过这些手段，刘培初与工人们越来越亲近，成了领袖人物，大家见了都叫他一声“刘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渐渐的，我已成为工人的一个偶像，无论什么纠纷，不可开交的事体，只要说刘委员到，一经解决，都是十分心服的，但我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半夜三更，也有人叩门找我去工厂的，不去事情就不能解决。”颇有成就感。
    说起来，刘培初的军校真是没有白上，组织民众，做群众工作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不都是在军校当中。跟他那些“CP”同学学来的么？
    1929年元宵节的早上，刘培初骑车外出，远远地看见一群伤兵用绳子捆着几个工人过来。
    这些伤兵都是在攻打武汉时受伤的军人，集中在医院治疗。据刘培初回忆，当时这些伤兵经常闹事，成了武汉的一颗“毒瘤”，谁都管不了，有几次连警察都一块给揍了。
    走到跟前，几个工人跪在地上，大呼：“刘委员救命！”
    刘赶紧下车，对伤兵们说：“同志们，事情可不可以和解一下？”于是，刘带着他们找到一个大茶馆，了解事情的由来。原来，伤兵与工人一起赌钱，结果打起来了，伤兵说工人抢走了他军装上的符号和一个金戒指，还打坏了他的假腿。那几个工人则说他们根本没在赌博的现场，是伤兵们输急了，在街上随便抓的他们。
    这时聚集的工人已经达到两千多人，刘培初搞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就劝那几个伤兵：“赌钱打架，说出来都不好听，工人通身也没有几块钱，赔不起。我过路遇到此事，愿掏出腰包五块，我也能令工人全体列队向同志们赔礼、鸣炮，送各位回医院。”
    伤兵们一听，你就这样调停啊：“奶奶的，把人带走！”
    工人们苦苦哀求：“刘委员，能让他们带走么？”
    不知谁发一声喊，大家一拥而上抢回了被抓的工人。这时，伤兵的帮手也来了，一下来了二百多，眼看事态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培初跳上一张桌子，开始向伤兵们演讲：“我也是你们攻克武汉的战友，对你们的不幸是同情的，但你们要撒野，恕我不敢领教。你们与工人打牌打架，与我无干，我要数千工人向你们放鞭炮赔礼没有什么不对，你要带工人到警察局、到法院、到军法处，都可以随同你去。你们要把他们带军医院，试问：那儿是不是法庭，工人当然可以不去。”
    伤兵们哪儿听他这个，仍在叫骂，还有人威胁说我们有枪。
    听到这里，刘培初不由得心头火起，于是断然下令，让工人们每三个人看管一个伤兵：“如果他们真敢拿刀拿枪，便把他们送军法处。再撒野，就把他们抛到江里去！”
    刘又接着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和工人过不去，信不信我可以把整个武汉的工人动员起来，管教你不敢走出军医院的大门一步！”
    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场争执，以双方同时撤退、各回各家而结束。
    刘培初的种种举动，早就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当时的湖北，是胡宗铎、陶钧的天下。
    胡、陶二人，都是桂系军阀，1927年宁汉分裂，二人奉命进攻武汉，11月攻克武汉以后，二人分别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武汉卫戍司令和副司令，从此武汉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胡、陶二人近乎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向警予、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曾介绍贺衷寒报考黄埔的国民党元老詹大悲等人，都死在他们手上。由于杀人太多，二人被称为“屠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就是从陶钧口中说出来的。
    就在处理完伤兵与工人争端的次日凌晨，刘培初被捕。
    据刘回忆：当时大概是凌晨 4点钟，有人敲门，刘开门一看觉得来者不善，于是问：“诸位有什么事？”
    “我们是卫戍司令部的，请你跟我们去谈一谈！”
    “你们有命令么？”
    “有。”说着，对方拿出一张纸，上边写着：“共产党人×××、刘培初，着即拿办。”
        刘培初啊刘培初，你真是冤到家了！
    据刘培初回忆，他被抓进监狱，同监号的一共28个人，除了他以外，那27个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听了刘的“遭遇”，说他是“一根线悬在空中办工会的”，又说，我们28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二十八宿，将来一起上天。
    “上天”可不是瞎说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共产党人与刘培初一起，被拉到了刑场，刘眼看着那个人被砍了头。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刘培初坦承，自己看了杀人后被吓昏过去了，醒来后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脑袋，还好，“硬硬的还在”。原来是吓唬吓唬他，让他“陪法场“，这招儿真是够损的。
    第三天杀了15个，第四天杀了11个，同监号的，只剩下刘培初了，没有杀他，也没有放他，但也没有人审他，仿佛遗忘了监狱中还有一个“共党”刘培初。
    这一关就是一年半。期间，刘培初写了无数次“申诉状”，写给“蒋委员长”，终于有一天，得到了校长的一个手条：称“已令湖北省高等法院，根据湖北省党部决议案，即日审释。”
    几天之后，“法院正式宣布我无罪，令我出狱”——等于是白关了一年半。刘培初说：“我犯罪的时候也不好，那时并没有冤狱赔偿法啊。”
    出狱以后，刘培初投奔了康泽。
    康泽，1904年生，四川安岳人，军校三期毕业。
    康泽，是蒋介石诸多特务系统中的另一个山头。
    1933年 7月，蒋介石在庐山成立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收容散落各地的军校毕业生，班主任就是康泽。同年10月，以该班为班底，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总队长康泽。成立以后，别动队参与了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逐渐成为一支武装特务部队。
    前面说过，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负责破案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桂永清等人在研究案情的时候，曾经怀疑是康泽干的，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别动队也是一支特务武装，而且此时正是其全盛时期。
    康泽也是“复兴社”的一员大将，“复兴社”和后来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字都是因康泽建议而采纳的。
    康泽与刘培初，其实原本并不相识，是陈道守介绍他们认识的。
    陈道守就是当初与刘培初在一张逮捕令上抓的另一个“共党”，其实他也是被“冤枉“的。
    陈道守，1924年生，湖北夏口人，军校三期毕业。
    陈道守从军校毕业以后，于1927年与肖赞育、刘咏尧被派到汉口策反国民革命军第 6军，此后就留在了武汉工作。陈的运气比刘培初要好，他被抓以后，只关了三个星期就放了，陈与康泽是同期的同学，偶然对康讲起来，与他一同被抓的还有另一个五期的同学刘培初，现在还被关着。

    按：刘咏尧是湖南醴陵人，他也是先考入“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然后转入黄埔的。刘咏尧是军校一期生当中最小的一个，生于1908年，1924年考上军校一期的时候，才16岁，比一期生中最大的董仲明、史仲鱼等人小15岁，差了一代人。

    康泽一听，既然也是军校同学，就到狱中看望刘培初，还给他带了些书，让他看，因此刘培初终生对康泽念念不忘。
    刘培初被释放以后，应康泽之邀，他手下当了一名少校队长，“从长沙徒行去参加平浏的剿匪宣传工作。”
    刘培初自嘲说：“几天以前，尚以共党罪名关在牢内，出狱便为剿匪宣传的负责干部，天下滑稽之事，宁有过于此者？”
    不久，军委会第二宣传大队解散，刘培初又没有工作了。
    天无绝人之路（挺有意思，光我们谈到的，特务处已经有好几个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得到莫名其妙的际遇，从此鲤鱼跳龙门，这不，又是一个），1931年春天，刘培初在武汉偶遇军校一期学长邓文仪，俩人谈得很投机，当时刘培初说：“政治的贪污腐蚀，社会的堕落沦丧，一般的官僚嘴脸，造成政治的歪风，大有低气压紧压在每个有为青年的眉尖之感。”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半的牢狱之灾，给刘培初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没想到的是，邓文仪听了刘的话，马上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刘同志，你为什么不见戴笠谈谈呢？他青年气与热情交织得十分感人。”跟着就拿了一张名片，让刘培初去见戴笠。
    刘培初后来回忆说，幸亏在当时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还没有成立，否则，邓不会让“肥水”流进外人田的。
    根据邓文仪的介绍，刘培初在武汉东方饭店找到了戴笠，当时，戴笠正在与一个军校同学谈话，让刘等一等。这个同学刘培初也认识，但刘对他很不以为然。
    后来刘回忆：“客人非他，正是一个与我同期的黄埔同学，此君通身也找不出半点政治气息，是一个十足社会性的朋友。”言下之意，对戴笠与这等人来往，还因此让自己等这么久而十分不快。
    等了一会儿，刘培初还不耐烦了，要走。戴笠赶紧说：“刘同志，我们还又没有谈呢，”于是双方约定第二天再谈。
    次日，刘、戴再次相见，戴笠还没有说话，刘培初倒先开了腔：“戴先生，我觉得你不管任何事情都必须守时。”
    戴笠忙说：“是的是的，你说得对。”
    谈话过后，戴笠当即决定吸收刘培初，当时刚好特务处在筹备成立武汉的分支机构，负责人是周伟龙，正好需要用人，同时到武汉工作的，还有后来成为军统“外交家”的萧勃。
    刘培初就这样进了特务处。事后，戴笠曾对身边的人说：“刘培初连我一点不对，他都会当面批评，对他人当然就更不会客气，本处正需要有这种骨气的人。”
        刘培初很好地运用了面试的技巧，值得大家借鉴。当然，也要看主持其事者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吃不吃这一套，否则就适得其反了。
    刘培初的运气很好，加入“团体”不久，就奉戴笠指示，令他和周伟龙等一批特务处高级干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据刘回忆，在去庐山的船上，不知是谁提议戒烟，周伟龙和另一个湖北籍的特务、军校四期的刘凤轩马上表示赞同，把身上带的三五、加里克等全扔进了江里，做出一副决心很大的样子。结果等一下船烟瘾就犯了，俩人悄悄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一通狂吸，还都让刘培初不要与对方说，结果刘给他俩使坏，趁俩人都在抽烟的时候骗二人到一起，让他们自己看看“戒烟”的成果。
    从庐山回来，刘培初就被任命为湖北站副站长。
    刘培初是一个办事很扎实的人，当了特务，依然如此。一次，戴笠从南京发报，要求为他在汉口法租界租下一所宅子，但没说干什么用。
    房子很容易地找到了，刘培初心想，既然是戴老板的要求。一定有重要事情发生，应该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调查，问题是当时的特务处及其分支机构都属于草创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在巡捕房安插自己的人，查不了户籍。
    于是，刘培初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个厨师，假装找工作，到这所房子的周围，专门找那些使女、老妈子闲聊，这样用了两天时间，基本搞清楚了邻居们的基本情况。几天以后，戴笠来了，第一件事，果然就是了解这所宅子周围的情况，刘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戴笠极为满意。
    不久，南京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苏某，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另一个周某则是军校六期的同学，二人“衣着入时，颇为洋派”。刘培初觉得他们过于招摇，不太适合做秘密工作，决定杀一杀其骄气，于是他嘱二人稍事休息，下午安排他们做一件特殊工作。
    四点钟，俩人来报到，刘培初说，现在有一项侦察任务，须化装前往，于是带他们到化装室，命二人扮成人力车夫，“最初他们一肚子的不高兴，说化装各种人士均可，何必一定要化装下等苦力？晚上进行尚可，白天熟人太多，似乎不妥。”对此，刘培初“不予理会，只叫他们听命去干。”并告诉他们，在几点几点之前，必须到某处等候命令。
    二人心里有气，认为刘培初是在故意捉弄，但又无可奈何，拉着黄包车出来，跑了足有4、5里路，才到达指定地点。一会儿，二人发现又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看车夫的长相，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正是刚给他们分派了任务的刘培初。
    据刘回忆，当时二人看到他，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这时，“巷内工作同志出来，分别拉车回站，然后请他们洗澡吃饭。”
    对此，二人心悦诚服，后来，苏某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刘培初很得意地说：“这种训练同志的方法甚多，在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不久，刘培初一跃而为特务处“华中区督察”，负责“督导”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工作，这几个省站的负责人，像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刘艺舟、湖南站站长蒋肇周、安庆站站长蔡慎初，都是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参加“团体”的“老同志”了，现在反过来要向刘培初汇报工作。像蒋肇周是军校三期的学长；蔡慎初则一直在安徽工作，前面讲过的，曾参与行刺杨永泰的龚柏舟，就是蔡慎初带人在芜湖抓获的。刘艺舟虽然是六期的，但他是1893年生人，比刘培初大十来岁，简直不能算是一代人了（整个特务处，除了王天木，就属刘艺舟岁数大了；不仅如此，在整个黄埔学生中，刘艺舟都属于岁数最大的之一）。
    同时，刘培初还以《军事杂志》社武汉区主任名义，与四省“军事首长保持联络”，风光至极，与当年差点被砍了头的刘培初相比，几有云泥之判。
    1935年春节，刘培初参加了特务处的全国督察工作会议，会议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召开。据他讲，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同时，这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特务处以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在此之前，这些在不同地方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务们，许多人彼此之间都没见过面。因此，会议搞得非常隆重，头天除夕夜，警校的学生还专门搞了一台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务头子。
    参加会议的，除了柯建安、邢森洲外，还有各地的督察如王平一、叶道信等人。会上，戴笠大讲“我们工作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关系，要大家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工作规律出来，讨论出一些可行的办法。”
    王平一、叶道信，都是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据刘培初讲，这俩人都是留苏回来的，熟悉苏联情况，也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会上颇为活跃。当时刘与王平一住一个房间，结果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俩人差点动手打起来。当时戴笠看见了，说：“你们俩都什么岁数了! ”因为打了这一架，王平一、刘培初俩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王平一是北平区督察，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曾经提起此人：“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的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后来陈恭澍“畏罪潜逃”跑到归绥，王平一还曾经去找他。
    这次会议，对特务处而言，是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从此，不仅督察制度趋于完善，还拉近了原特务处人员和“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距离，增进了“团结”。
    会后，刘培初被调到南京特务处本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时的刘培初，红得发紫，据他回忆，当时，特务处洪公祠办公室的改建工程，包括后来军统局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公区域的规划设计，都是戴笠同他商议后进行的。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让刘培初终生引以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他发现了西安事变的一个线索，这个材料，与北平区上报的廖划平的那一件，还不是一回事。西安事变以后，许多人责难戴笠没有及时发现相关线索，于是，特务处拿出了事前上报的诸多情报，其中，既有廖划平的，也包括刘培初上报的这一件。
    1936年初，戴笠令刘培初组织一个“全国工作视察团”，“把全国的工作做一检视，回来再决定改进办法。”视察团由 4人组成，除团长刘培初外，业务上的分工是这样的，顾子载负责情报、周康负责人事、林尧民负责经济。
    顾子载是个日本通，也是“南昌行营调查科”过来的。
    由于预定前往的平津、察绥、山东、山西等地，在当时都不完全服从“中央”，因此，到这些地方，必须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不但自身有危险，也会给他们视察各地的潜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这个所谓“视察团”的出行，颇费了一番周折。4 个人都制作了一份“铁道部专员”的证件，作为掩护身份。据刘培初回忆，当时为了制定一个与南京特务处通报的密码本，都准备了好几天。
    第一站是太原，一上正太路，就被“阎先生的宪兵盘诘，一下车便有人跟踪，我们不能以探亲访友方式去接洽人物，只好以逛公园方式，在公园内分开活动，使少数跟踪者分身乏术，抽身找到指定的接头地点而取得联系。”
    山西的负责人是薄有绫和张存仁，都是当地人。他们对刘说，山西的工作环境非常困难，阎锡山实行24小时电讯监控，除了每天零点借着对方监控员换班的半个小时可以与南京特务处本部通话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三天之内一定会被查出来。
        尽管如此，据薄有绫、张存仁介绍，他们在阎锡山的“军政核心均有有力的线索布置，故对其活动与布置，均能洞若观火。”
    离开山西，下一站就是北平。
    戴老板派下来的人，那就是钦差大臣，谁敢怠慢。据乔家才回忆，刘培初他们到达的时间，比预计早了一天，因此他们连夜准备了汇报所需要各种材料表册，交给视察团。
    第二天，乔家才、周世光在中山公园请刘培初坐地，喝茶，同时汇报工作。
    这次谈话，乔家才、刘培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及。
    刘培初的记载非常简单：“我们到后，先检查内勤工作。”
    相比之下，乔家才的记载可详尽多了。
    三人都是初次见面，谈了没有几句，刘培初忽然向乔家才问起一件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据乔回忆，刘培初问的，是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私生活，跟一位女士有关。
    乔家才听他提起这件事，顿时警觉起来。
    这是因为，毛万里跟刘培初之间，原本就有“茬儿”。当时，毛还在给戴笠当机要秘书，有一次用公家的电台办自己的私事，结果为刘培初得知，举报给戴笠。戴笠大怒，将毛万里关了一个月“禁闭”，秘书也干不成了，“贬”到北平来当书记。
    另外，就在刘培初此次视察之前两个月，乔家才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莫名其妙地责备乔家才，不应该与毛万里“闹不团结”，看得乔家才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谁传了闲话。
    基于这两点，乔家才不能再说任何于毛万里不利的事情，于是，他对刘培初说：“不知道，我没有看见过。”
    刘培初听了很不满意，转而又问周世光。周世光也是不久前才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事，另外可能性格也比较直爽，于是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了很多，刘培初听了，十分高兴。他对乔家才说：“我看你这个站长连话都不会讲，简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这话，基本上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大街了——大凡初次见面，一万个人里都不会找到一个像刘培初这么说话的。像乔家才一样，刘培初也是一个性格非常“艮”的人，说话丝毫不带拐弯的，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听了刘培初的话，乔家才怒不可遏，于是他软中带硬地说：“的确，我不如世光同志。刘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来视察工作么？就请你下张条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对调一下，我很高兴世光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去担任站书记。”
    这一下把刘培初给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刘虽然是“钦差大臣”，可权力还没大到办理人事调动的程度。
    刘培初没话了，乔家才还有话，那也是一个讲话不饶人的主儿：
    “我身为站长，说话要负责任。不能道听途说，向一位视察团长报告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今天，你刘先生有三点绝对错误：第一，你以视察团长身份向北平站长这样说话，迹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士可杀不可辱，你知道么？第二，毛万里是被你告倒，才调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报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里一定认定你的气量小，不识大体，会减低对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给我来过电报，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见，认为我和毛万里在闹意见。如果你根据我说的话向戴先生报告，岂不是证实了我真的和毛万里闹意见么？所以，我绝不能向你说毛万里半句坏话，你懂么？”
    乔家才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他这个脾气上，忒直。
    这一大套话说出来，乔家才是解了气了，可是他马上想到，这一场论战，“无疑地得罪了一位很有权势的钦差大人，那还了得？”
    但是，乔家才的倔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想：“我不服气这位视察团长，绝不向他低头，我准备卷铺盖，办理移交，等着！”
    这一天的“汇报”，不欢而散。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得乔家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刘培初的看法。
    按原定计划，汇报完了内勤工作，第二天，乔家才还要陪着刘培初，访问所有的“外勤同志”，打架归打架，工作不能不干。
    头一天，俩人本来商量好，都骑自行车去。结果刚要出发，忽然天降大雨，这下可难办了。站里倒是有汽车，可觉得那样的话目标太大，担心暴露；改乘人力车吧，时间来不及；取消访问吧，失信于下级，更不行。
    于是二人商定，骑车出访，一切计划不变，刘培初的视察团下榻在北京饭店，于是，俩人一早从王府井往北，到北新桥、东四、东单，再到西单。中午简单吃了点饭，接着往北，西四、新街口，然后是后门桥、鼓楼，最后回到乔家才在定阜街的寓所，举行欢迎视察团的聚餐会。
    这一天的确够辛苦，乔家才深有感触地说：
    “滂沱大雨中，在北平城里绕个大圈子，费了一整天时间，确实不是一件平凡的举动，任何一个中央派出的人员，都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培初兄却做了。天气没有阻止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按照原定的时间访问了每一位同志。他们看到我们象一对落汤鸡，按时到达，的确深受感动。如此一位中央大员，给予每一位同志印象太深刻了，对于每一个同志的精神鼓励，其效力之大，真是无法估计。我对他这种精神和作风衷心钦佩，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风，确实不是一个平常人物。”
    送走了视察团，乔家才心里，多少还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与刘培初只是一面之交。冒雨视查，不过反映了刘的工作作风，是公德；是否挟嫌报复，反映的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私德，是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才是最本质的，而看穿一个人的本质，需要时间。
    等啊等啊，乔家才始终没有等来预计中的“报复”，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七七事变”，乔家才始终在北平，站长做得稳如泰山。
    乔后来回忆说：“显然，视察团回去，对我这个倔强的站长，没有做坏的报告，可能连毛万里的私生活也没有报告，这就不一个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又说：“假定那次遇到另外一个同志，我准会吃暗亏的，因为我对培初兄的态度，要比他对我的态度要坏得多。”
        不打不成交，两个人经过此番交手，彼此惺惺相惜，日后居然成为莫逆之交。再往后，二人先后回到重庆军统局本部，且相继担任督察长一职，并称为军统的“两条硬汉”，也是一段佳话。
    同时在做情报工作的，还有天津的陈恭澍。1936年夏天，陈恭澍回到天津任站长，在参与实施“制裁”殷汝耕的同时，陈恭澍也没有放松情报工作，他的工作重心，是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
    据陈回忆：在天津站的“情报员”里，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叫做“张九”，但是，除了这个化名以外，天津站就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了，包括他的职业、住址，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人特殊呢，在于他情报的质量，全是有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用陈恭澍的话说：“情报内容，动态、静态皆有，从军事调动、军力部署，到攻防策略，以及指示汉奸从事骚扰活动等，件件重要。全是我们最需要的。”
    作为站长，陈恭澍需要对这些情报做出判断，才能向特务处本部报告。正因为这些情况过于重要，也过于对自己的“路子”，陈恭澍在欣喜之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
    最初，陈对张九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但经过几次验证，发现他的情报，起码有“十之六七”是比较靠谱的，不容他不信。
    那么，他这些情报的来源是什么？张九又为什么要提供这些绝密情报呢？难道就是为了每月那二、三百块钱？
    陈恭澍担心敌人在使用“反间计”，即把虚假的材料中混杂若干真实的东西，以取得自己的信任，其后再达到某种目的。
    对此不得不防。陈恭澍决定要对此人进行一番调查，他开始了解此人的来历。前面说过，陈恭澍因为“石友三”处理不当，畏“罪”潜逃，被关了禁闭，在此期间，他的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张炎元、实际兼任的天津站站长则交给了吴庚恕。
    问题是在陈恭澍重新接任天津站之前，吴庚恕已经离任，所有的“站务”，陈恭澍都是从天津站书记曾澈那里接过来的
    于是陈去找曾澈，曾说，我也不了解张九的来历，你可以问一问张九的联系人张奉馨。
    陈又找到天津站的情报特务张奉馨，张说：“此人20多岁，不到30，操普通国语、略带东北口音，可以判定绝不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虽然相貌长得不俗，却总带着一脸霉气，抽起香烟来一根接一根，就没有停过。看上去不是有毛病，就是有毒瘾。”
    张奉馨又说：“张九这个人颇有才气，他所提供的情报资料，并不是事先写好了带来的，差不多每次都是找一个僻静的所在，随便找一张纸，走笔如飞，一挥而就，连一个字都不用改，也绝不再看第二遍，而且从来一个字都没有错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陈恭澍的浓厚兴趣，他决定找张九聊一聊。
    见面的地点选在法租界。陈恭澍开门见山：“你能明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么？”
    张九说：“我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
    陈又问：“什么单位？”
    张九答道：“现在不能说，是为了我的处境，将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交代明白。这一点务必要原谅我才好。”
    张九不肯说具体的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搞日本人的情报是性命交关的事情，能够说出“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已经够明白的了，不能再说了。
    对此，陈恭澍表示理解。他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豁出命来干这个事，其中必有缘由。
    张九很痛快：“钱。”
    陈恭澍又问：“你要钱何用？”
    这次张九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亦无须回答，因为陈恭澍已经看出此人是个“瘾君子”无疑，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钱吸食海洛因。
    此后，陈恭澍有意地多给他一些钱，果然情报的质量越来越高，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到河内，“制裁”汪精卫为止。

ys1937

29、宋哲元的决心

    1936年 9月30日，宋哲元办了一件错事——就在当天，他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一份《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内容。
    这件事把宋哲元搞得相当被动。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件事已经谈了半年多了。总体来讲，对于什么事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宋哲元心里还是有一本账的。据戈定远回忆：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
    这种事就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就会像秦德纯说的那样，“百死莫赎”，历史上要写一笔的。
    “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
    对这些事情，宋哲元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拖，表面上一次一次地谈着，就是不给准话。对此，宋哲元他们自己还给总结了一句话，叫“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不说硬话”就是不跟你抬杠，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明说不行，“不做软事”，就是不办事。比如日本人要求的成立航空公司的问题，就拖了好长时间，来回来去地“谈判”，最后成立了一个叫“惠通航空公司”的空头机构，委派张允荣为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据戈定远回忆，这个航空公司，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也没有正式办起来。
    二是推，到了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1936年 5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批准日商三菱、岩井经办长芦盐输日，每年33万吨。这件事就是事先经过南京批准的，这样，就不用挨骂了，也不用承担可能出现的责任了。
    对此，日本人极不满意，宋哲元控制冀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方的谅解，是准备把“华北特殊化”落实在宋哲元身上的。用戈定远的话说：“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1936年 9月27日，宋哲元电蒋介石，报告“日本提出经济提携与开发事项（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电力、棉花、盐、水利、渔业、通信）。”
    “中枢”的回复还没有来，1936年 9月30日，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请宋哲元吃饭，这顿饭可吃值了！
    就在饭桌上，宋哲元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相当多的条款，几乎涵盖了华北经济的各个方面。
    不知道当天宋大帅是不是喝了酒，反正不管是不是喝多了，“宋哲元”的白纸黑字写在上边。当年何部长就是因为不愿落这个字才想了那么一个办法，回应梅津美治郎，这宋哲元倒痛快，说签就签了。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老蒋当即令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转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张作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
    10月 4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刚刚对外界称“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仅过了一天，10月 5日，宋哲元又发表谈话，否认“与日军司令田代作政治事件之谈判”称“仅商及华北中日通航、开采龙烟铁矿、沧石铁路等问题。”可见其被动程度。
    12月 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
    这下宋哲元可麻烦了，日本人可不管你“中枢”同意不同意，签了合同就得办。天天找宋哲元，纠缠合同执行问题，搞得宋不胜其烦。
    本来，萧振灜在的时候，曾经在“8 人会议”上规定过，凡对日交涉，尽可能不要由宋哲元亲自出面，就是怕宋哲元一旦应了日本人什么事情，就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结果宋不听，尤其是他走上前台之后，经常直接出面与日本人打交道，这下难办了。无奈之下，宋又想到了他的老搭档。
    据秦德纯回忆：“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想走，我还想走呢！让我替你顶缸，我不干。于是秦德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宋哲元当年劝他的那一套回敬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说：“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秦又说：“2 月下旬起，日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平均每天最少一二次，日人中有军事人员、外交官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退役大将等，当时我不但觉得不胜其扰，而且处境十分艰难，如果说错一句话，就会被认作是外交口实。连我和部属或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也要特别慎重，因为当时日本人收买汉奸，常常将有关外交问题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一切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仅半年时间，我的头发已经半白，脱落了很多。”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7年 7月 7日。
    7 日 7日，是原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日子。
    早在1935年12月的国民党“五大”一中全会上，就决定于1936年 5月 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到了第二年 5月 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倒是按时发布了，结果刚过了 4天，胡汉民就得了脑溢血，再过 3天去世了。从此乱糟天的事就开始了，先是“两广事变”，跟着杨永泰被刺，跟着华北让日本人搅和得一塌糊涂，到年底，连老蒋都被张、杨抓起来了，还开什么国民大会！
    无奈，在1937年 2月19日召开的“五大”三中全会上，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老蒋就自己冒冒失失地跑到西安，结果被扣押一事写了检查，并“请辞本兼各职”。对此，大会议决：对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同时对老蒋“恳切慰留”。
    第二，议决国民大会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即顺延了一年时间。
    1937年 6月1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总监督处，筹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6 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6 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冀察平津四省市“亟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终，选举的日期，定在了 7月 7日。
    主持宛平县选举事务的，是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
    洪大中原来是办报的，与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王冷斋很熟。1937年 1月 1日，王当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以后，就请洪过来帮忙，主管田赋钱粮。
    据洪大中回忆，当时王冷斋一身兼四个职务，除了专员兼县长以外，同时还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因此王冷斋非常忙，每晚必到新闻检查所办公，检查第二天要见报的各类新闻稿件，因此平时只是上午到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一般不到县。
    至于专员兼县长的那份工作，由于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特殊地位，王冷斋这个专员，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日“外交”上，因此专署仅有一个秘书室，除外交秘书以外，另设中文秘书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没有其它机构编制。专署管辖的各县，一般行政工作直通河北省府，所以，这个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只是为王冷斋提供一个对日“外交”的名义而已。
    至于宛平县，除了主管田赋钱粮的第二科以外，还有主管民政司法的第一科、主管地方财政的第三科，这个管理体制，颇有点像前清，县太爷以下，请刑名、钱谷师爷各一位，只不过把财政及相关管理事宜分成了两个部分。另外，毕竟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宛平县另外还有一个第四科，主管建设。
    洪大中同时还兼任着宛平县政府秘书，是王冷斋的主要助手，我们前面讲过，民国时期，各个机关都没有很多的副职，他这个秘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副县长。因此，洪大中也经常协助王冷斋办理一些对日“外交”的相关事务，“王冷斋的分工是应付上层，主要是指北平和冀察当局交办的事项；我应付县府日常工作以及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
    7 月 7日，为了代表选举的事，洪大中忙了一天。因为河北省政府有规定，这些票箱要集中送到省会保定，才能开箱统计，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开箱。而且，不论离省府的距离有多远，必须在 7月 7 日当天送到省里。因此，事先，洪大中就与派赴各区、乡监票的工作人员研究好，票箱什么时候可以送出，什么时候可以送达指定地点集中。
    当天下午 4点，所有票箱均已集中到宛平县衙，洪又与铁路局联系，要求 5点30分南下路过宛平的火车在卢沟桥附近停一分钟，以便把十几个票箱送上车，不然就要运到长辛店站，再去保定就来不及了。
    这样，洪亲自盯着票箱送上了火车，又派了两个人押送，这才放心往回走。
    忙完了这件大事，洪大中一身轻松，他说：“送走了客车，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地。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不禁让洪大中紧张起来。
    洪刚刚回到县城，就听公务员小刘说：“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并在构筑工事。”
    洪大中非常警觉，马上到守军金振中营长处了解情况。前面说了，王冷斋每天晚上要回北平审查新闻稿件，而且他的家也在城里，因此，每天晚上，就是洪大中在料理宛平的一切。
    为了防备万一，洪大中通知警察局，天黑之前就把东门关上。忙了一天，洪大中也累了，回到宿舍，饭也没吃就倒头睡了。
    半夜，洪大中为嘈杂的人声惊醒，一问才得知日军有可能要攻城，据洪大中回忆，当时，“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鬼子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打鬼子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洪大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卢沟桥抗战开始就值得颂扬，值得骄傲。”
    不久，王冷斋赶回宛平，与日军进行谈判。洪大中则另行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由于战斗开始以后，电话线即被日军破坏，宛平与北平城里联系不上，此时，洪大中打听到丰台的线路仍与北平相通，于是，他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丰台”。
    据洪大中回忆，他是 8日拂晓前到达丰台的。到了丰台以后，他找到电话总机，总机听说他是为了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马上保证随叫随通。有人说：“把这两条线给他作专用线吧，以免走漏消息。”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洪大中，“丰台商会的人已逃走，房子电话都是现成的，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丰台商会住下来，靠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旁。”
    洪大中说：“他们的热情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也向他们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后退，愿为抗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洪大中在丰台打电话到宛平县，接电话的正是公务员小刘，洪叫他守在电话旁不要离开，“把战况和专员向北平报告的事项及时告诉我，再由我转告北平。他从此就成了不怕死的义务接话员，昼夜守候在电话旁。专署、县府是敌人炮轰的目标，七七之夜，敌人第一炮就打中专署大厅，墙倒屋坍，有继续发生危险的可能。小刘对此毫不在乎，与总机话务员一样。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爱国抗日的红心。”
    洪大中在丰台坚持了三个昼夜，直到 7月10日，才赶回北平城，继续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
    谈判的双方，中方规格很高，有秦德纯、冯治安，还有37师 110旅旅长何基沣。日方却只来了几个很小的角色，据洪大中回忆：“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
    接下来发生的事，许多当事人都有回忆，周永业是这样说的：“何基沣旅长面带忿怒，咬牙切齿地对中村讲：‘我已退避了三舍，做到仁至义尽，你如再向前进，我决不客气。’( 这时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给何基沣照一个像 )中村对何基沣说：‘我崇拜你的英雄气概。’”
    洪大中则是这样说的：“何基津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犯，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敢开口。”
    这时。已经是 7月11日凌晨。谈来谈去，不得要领，这次“谈判”，本来是日方提议进行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悄悄溜走，不知去向。
    何基沣愤愤地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 ”
        洪大中也说：“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
    中日之间，终须一战，这一战打起来了，主事的宋哲元却不在北平。目前，秦德纯最需要做的，是赶紧把宋大帅从山东老家乐陵请回来，主持一切。
    秦德纯派出了三个人，一文两武，文的，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武的，一位是 132师师长赵登禹，另一位，是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张克侠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只不过，这个身份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张克侠，是1929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
    张克侠，1900年生，河北献县人，原名张树棠。
    1916年，张树棠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2年毕业，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次年毕业后，进入西北军，同他一起投入西北军的还有何基沣、董升堂、边章武等同学。
    还在张树棠读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定了亲，女方是河北通县草房村的一个农家姑娘，叫李德璞。
    到1924年，西北军统帅冯玉祥的妻子去世，经人介绍续娶了一个，这位续弦，正是李德璞的姐姐李德全，就这样，张树棠与大他18岁的冯玉祥成为了连襟。
    1924年，因肺结核回家养病半年多的张树棠应同学李明灏之邀来到广州，被军政部部长程潜任命为“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教育副官，这个学校就是史铭曾经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后并入黄埔军校。
    在此期间，张树棠改名张克侠，并结识了军校一期生、共产党员左权，据张回忆：“我们曾晤谈多次，他给我印象很深。”
    不久，张克侠返回西北军，任学兵团副团长，团长就是张自忠。
    据张回忆，1926年 8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后回国，他的夫人李德全仍留在苏联，她给张克侠带信儿，“热情赞扬苏联的革命和建设，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劝我去学习。”
    经过许多周折，1927年 9月，张克侠如愿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张再次遇到了好友、正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的共产党人左权。
    通过学习，张克侠的觉悟提高很快，并决心参加共产党，“建立光明的新世界”。但是，他的入党要求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此前的国共合作时期，有许多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27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局，斯大林一度完全断绝了与国民党的关系。这样一来，准许入党的人，仅限于劳苦大众出身的人。而张克侠是西北军的高级军官，显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于是，张的申请被搁置了。
    1928年，苏共决定将所有的国民党及非共产党学生分批送回国内。行前，党组织曾找张克侠谈话，指出，当前国内白色恐怖猖獗，在这个时候提出入党，本身就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要他回国以后，继续努力争取。
    1929年 7月，张克侠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并要求到苏区工作。不久，张的入党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上级党组织专门派人来与张克侠谈话，指出：“中央已批准你为共产党员，是特别党员。你不要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不可暴露身份，要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以后，党中央会与你直接联系。”同时要求张克侠继续留在西北军工作。
    从此，张克侠开始了“在西北军中孤军作战的生活。”
    1930年，29军成军，张克侠仍与张自忠搭档，任38师参谋长。1934年，宋哲元提拔冯治安的37师参谋长张樾亭任29军参谋长，为了平衡张自忠与冯治安的势力，同时提拔张克侠为29军副参谋长。
    张克侠等三人乘飞机赶到保定，转往乐陵。结果两下走差了，等他们赶到乐陵，宋哲元已经到了天津，三个人赶紧又回到天津，总算见到了宋哲元。
    接个军长还能走差了，这当下属的也太差劲了，还能干点事不能！
    不是那么回事，这里边有“茬”。
    据何基沣等回忆，早在“七七事变”之初，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29军总参议）、秦德纯等人就给宋哲元打电报报告此事，当时：“（宋）虽然表现了惊讶与不安，但是他却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他在答复张等的电报中，说明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张、冯等在发出给宋的电报之后，并请邓哲熙前往乐陵，促宋速返，主持一切。”
    对此，宋的态度是：“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这时，南京方面主张宋哲元应该先去保定，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决定是否回北平——南京是担心宋一回北平，马上会陷入日本人和一干汉奸的包围，担心他经受不住游说而动摇。
    因此，张克侠等此行的目的，是接宋哲元回保定。
    但是宋哲元不这么想，他要去天津，跟日本人谈判，因此，没等张克侠他们来，宋哲元已经动身走了。
        南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7 月11日，宋哲元到达天津。
    大家应该还记得，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向中国增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田代皖一郎中将。
    据何基沣等回忆：“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 华军撤离卢沟桥；（2） 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 取缔抗日活动；（4） 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于12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电促宋赴保定指挥，不要继续在天津逗留。
    宋哲元所说的“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以及“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等等言论，与老蒋说的“就地抵抗”，显然是两种思维方式。老蒋听了很是焦急，马上于 7月13日再电宋哲元，称“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7 月15日，何应钦电宋哲元，告知：“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
    同一天，天津的宋哲元，却在忙着接待新上任的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7 月16日，正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老蒋，再次电告宋哲元等：“7 月11日协定绝不能了事，盼坚持到底。”

    按：庐山谈话会，许多人都认为是专门因为“七七事变”而召开的，其实不是，这个时间早在 5月份就定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开这样一个会的目的，主要也是因为中日关系吃紧，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共赴国难”。

    由于议题敏感，因此这个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去的。另外，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也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
    按原定计划，庐山谈话会一共要开三期，第一期会议，预定于 7月16日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
    随着会议的临近，华北局势危殆，因此，受邀参加第一期会议的代表，以华北的知名人士居多。我们前面说过，7 月 7日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这次“邀宴”，其实就是秦德纯在为北平赴庐山出席谈话会的代表饯行。
    席间，南开大学教授罗隆基和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各执一词，罗认为，日本让国民党退出华北，那么，也不妨让其他党派来干。胡适反驳说，日本要求国民党退出华北，是因为国民党反日，你来了怎么做？除非你做汉奸，否则一样无法立足。
    俩人越说越僵，争执起来，最后，还是做主人的秦德纯出来打了个圆场。
    谁也没想到，“饯行”之后几个小时，卢沟桥就打起来了。
    第一期谈话会，一共开了两天。
    7 月16日是开幕式及自由发言，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席了会议。
    7 月17日，是谈话会的重头戏，因为，老蒋要发表讲话。
    讲话的稿子，蒋介石前几天就准备好了。
    为老蒋起草这个稿子的，不是他的“文胆”陈布雷，而是陈布雷的好朋友程沧波。
    程沧波，1903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原名程中行，笔名“沧波”，后终生以笔名行。
    程沧波中学毕业以后，先入圣约翰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1925年毕业，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
    程沧波还在圣约翰大学时，就结识了他的同学陈训恕的哥哥陈训恩，即当时的名记者、时任《上海商报》主编的陈布雷，并成为知交。1927年，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秘书。1932年 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经陈布雷的援引，年仅29岁的程沧波一跃而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就此投身政界。
    由于庐山的“夏都”地位，《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1937年，程沧波很早就上了庐山。多年以后，程沧波和他的儿子程自华都曾经回忆起这一段时光。
    程自华说：“当时庐山有大规模的训练班，包括军界、政界、学界（按：由全国各地省立、县立中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等参加），同时国民党中央邀请全国各界领袖，包括学术界、工商界等等到庐山举行谈话会。所谓谈话会，正式开会的时间很少，多半是由蒋介石邀请谈话，以吃饭或茶话形式为主，每次邀请人数约10人左右，当被邀请参加谈话时，同时指定若干人作陪。父亲被指定在学术界，宾客接见时经常作陪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山上的气氛天天严肃而紧张。父亲住在牯岭94号仙岩饭店。有一天中午，没有轮值去陪客，预备进饭厅吃饭，忽然蒋介石官邸来电话叫父亲立刻去官邸。客人陆续到达，都是大学校长及教授，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亦在内。蒋介石与来宾一一握手，寒暄，接着吃饭，边吃边谈。饭吃完后，客人起立告辞，父亲正预备随着客人出去，蒋介石示意父亲留下。”
    据程沧波回忆：当时蒋介石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蒋还扼要说明了“内容与要旨”，大概谈了十几分钟。
    程沧波是“党报”负责人，“政治敏感性”当然没的说，马上意识到这将是蒋介石在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正式讲话，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于是“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蒋说，“今日下午七时。”
    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这么重要的稿子，居然只给三、四个小时，于是程沧波不敢怠慢，“致敬而退”，回到到仙岩饭店，“立刻到房中凝思”。
    当时胡适正好住在程沧波隔壁，他不知道听谁说起，程沧波正在起草一份重要文稿，于是到程的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
    程心想那怎么可能：“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
    胡适笑着说：“不打扰你了！”
    没过一会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又来了，把程沧波给烦的。不过钱大钧可不是来打岔的，他是有正事来的，钱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五时完毕，因为夫人（指宋美龄）要看文稿。”
    这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程顾不得多说废话，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
    五点整，钱大钧如约而至，程沧波准时交稿。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当晚，蒋召程沧波至官邸，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稿继续修改。”
    7 月17日的谈话会，首先由汪精卫向与会者介绍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及对日“折冲”情况，嗣后，由蒋介石发表正式讲话。
    老蒋的讲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寻常的味道：“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开场白之后，老蒋迅速切入主题：“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
    这是在解释近几年来之所以不得不“示弱”的根本原因。跟着，老蒋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讲话中，老蒋痛斥日军的欺人太甚：“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
    “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后面的话，一句比一句经典，一直传诵到今日：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讲话，轰动了全中国，据说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被人欺负惨了，窝囊到家了，到今天，“中枢”终于给了句准话，也算撂了句狠话，大家都很激动。
    孰料，老蒋的话音刚落，庐山就得到了来自华北的最新消息，7 月16日，宋哲元派张自忠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见面，并进行所谓“谈判”。
    蒋介石马上令何应钦给宋哲元打电话，告诉他：“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这个电话，宋哲元居然没有接。
    据张克侠回忆，“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我向宋报告后，宋态度犹豫，我想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
    宋哲元的犹豫，从根本上说，还是“地盘”思想在作怪，这一点，张克侠看的很清楚，他说：“他（宋哲元）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
    7 月18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然而，就在同一天，宋哲元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吊唁”于两天前病死的田代皖一郎，并会晤了继任者香月清司中将。据何基沣等人回忆，宋哲元回来以后，曾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星期，很认真、很诚恳地跟日本人谈判，到 7月19日，依据 7月11日在天津订立的条件，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终于达成了协议，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文件，史称“香月细目”。
    谈判这件大事完成了，7 月19日，宋哲元乘坐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专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平。
    7 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据周永业回忆：“7 月中旬，宋哲元回到北平，下命令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城里的各处用沙袋堆成的临时设备也均行拆除，意思是为时局和平创造条件。”
    同时，对全国各地送来的物资和劳军捐献，宋哲元居然因局势已经“平息”，通电表示“谢绝”。
    然而，宋哲元没有想到，他所说的“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只有此，没有彼，就在他与香月清司会面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在北平丰台为香月建立了“前进指挥所”，准备动手了。
    此后的情形，正如张克侠在回忆录中说的：“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1937年 7月27日，“图穷匕首见”的时刻终于到来。
    7 月26日，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撕去了一切假面，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
    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这样说的：“如果贵军仍抱有不扩大事态之意图，首先应速将部署在芦沟桥、八宝山方面的第三十七师，于明日中午前撤退到长辛店附近；又北平城内的第三十七师，由北平城内撤出，和驻西苑的三十七师部队一起，先经过平汉线以北地区，于本月二十八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再陆续开始将上述部队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则认定贵军毫无诚意，抱歉的是：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同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当夜，日军袭击北平广安门。
    同日，蒋介石电正在伦敦以“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名义购买军火的孔祥熙：“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
    同日，蒋介石电宋哲元，提出 4点指示：“1、 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2、 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 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 4、 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
    至此，宋哲元所有关于和平的幻想，都已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据何基沣等人回忆，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是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送来的，宋没有见他，派总参议张维藩代为接见，“张将通牒送交宋哲元看过后，宋立即命张予以拒绝，并将通牒退还松井。”
    1937年 7月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当夜11时20分，宋哲元发出“感”电，决心“自卫守土”：
    “哲元自奉命负冀察军政之责，两年来以爱护和平为宗旨，在国土主权不受损失之原则下，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以谋华北地方之安宁，此国人所共谅，亦中日两民族所深切认识者也。不幸于本月七日夜，日军突向我芦沟桥驻军袭击，我军守土有责，不得不正当防卫；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不料于廿一日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驻军，于廿五日夜，突向我廊坊驻军猛烈攻击，继以飞机大炮肆行轰炸，于廿六日晚，又袭击我广安门驻军，廿七日早三时，又围攻我通县驻军，进逼北平，南、北苑已均在激战中。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伏乞赐教，是为至祷。
    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叩 感。”
    同时，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派张维藩为城防司令，并配备了城防部队，准备固守北平。在这天晚间，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促孙连仲、万福麟等督师北上，协同作战。”
    宋哲元终于下定了决心。然而，时机已经丧失，一切都已太晚太晚。
    1937年 7月28日，日军开始进攻北平南苑。
    南苑是29军军部，奇怪的是，宋哲元却不在南苑办公。
    宋哲元兼的职务很多，因此他办公的地点也很多，最常去的，是铁狮子胡同。
    铁狮子胡同，顾名思义，是一条胡同，宋大帅当然不可能在胡同里办公，之所以大家一提“铁狮子胡同”，就会想到宋哲元的办公地点，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非常出名的院落，即“段祺瑞执政府”，当年的门牌号码是“铁狮子胡同一号院”。
    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都学过《纪念刘和珍君》。
    不错，“铁狮子胡同一号院”曾经是宋哲元的办公室，这个院子原来的主人是雍正第五子和亲王的府邸。民国前后，先是北洋政府海军部，后来是“段祺瑞执政府”，宋哲元担任平津卫戍司令以后，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但是，平津卫戍司令部很快就撤销了，于是，宋哲元又买下了一号院旁边、一个稍微小一些的院落，即“铁狮子胡同二号院”，搞成了一个俱乐部，取名为进德社。这个“高级会所”，才是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的办公地点。
    二号院的旁边，还有个三号院，即前清的和敬固伦公主府。此前是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后来是直鲁联军总司令、军阀张宗昌的住宅，到日伪时期是“兴亚院”。1940年 8月，日本“特使”高月保和乘兼悦郎来北平执行“宣抚”任务，就下榻于此。
    除了进德社，还有东交民巷的外交大楼，这是宋哲元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办公室。
    前面说过，宋哲元曾在中南海宴请日本军官，中南海是原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应钦的办公地点，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就将公署设在了中南海。
    宋哲元的私宅，在武衣库，即今大乘胡同，宋也经常在家里办公。
    第六个地点，就是北平南苑29军军部了，常年在这里“主持”工作的。不是宋哲元，而是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另外，还有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

ys1937

30、附：29军退出北平

    29军在南苑的驻军，很多很杂。
    有38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旅的部队——很奇怪，38师驻天津，38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他的师部却设在北平。
    相反，驻守北平的部队是37师，师部却设在保定，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常年在保定办公。
    另外，还有骑兵第 9师的师部和不到一个团的部队。还有特务旅、军事训练团等等，总共加起来6000多人。
    前面说过，29军的实权，都掌握在几个师长手中，佟麟阁名为副军长，其主要任务，仅主持29军的“军事训练团”而已。
    “军事训练团”成立于1936年10月，一共有1500多人，其中许多是有报国心的大学生，宋的本意，是将他们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扩大部队的基干军官使用的。
    由于29军是杂牌军，没有地位，所以“军事训练团”的名义报到南京，批回来的却是“军士训练团”，就这一字之差，毕业以后的待遇可就差远了，只能做初级军官使用了。
    训练的条件也很差，据军事训练团学员王文俊回忆：“入学后一年时间的军事训练，由于没发枪，也没打过野外（即只是徒手训练），除上课外，还操练队列、匍匐前进、盘杠、打红拳、大刀、构筑工事等。”
    “7 月25日日军攻打廊坊。就在这一天，我们军训团每人发 1支三八枪和背包、水壶，每个班发 1 挺唐山造轻机枪。学员对发枪十分高兴。各队还推选代表写出请缨杀敌书：‘风云恶，陆将沉，胸中热血，手中利刃，杀敌保国，不成功，便成仁。’请教育长张寿龄转呈佟麟阁。张转告学员，决心杀敌保国，精神可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没有命令，即须加紧战备训练。军训团整天在野外挖战壕、单人掩体等，晚上住在阵地上，不准回营房，伙夫给送水送饭。”
    另一个学员王自治则说：“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可以想见，这样的部队，与素以“武士道”精神著称的日本军人面对面地作战，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张克侠一直在南苑军部工作，他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早就看出有问题，即“单位很多，难以统一指挥，宋哲元住在北平城里不到南苑来，副军长佟麟阁指挥不动。”
    因此张多次建议，“派一有威望的师长来南苑统一指挥，宋一直拖延不办。直到27日日军要攻城时，宋才匆匆下令军部移进北平城内怀仁堂，明令赵登禹去南苑指挥部队。”
    据张克侠回忆，赵登禹是 7月27日晚 6时许赶到南苑的，张向赵介绍了部队的情况，赵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下达了作战命令，张克侠就带着军部进城了。
    7 月27日夜，日军开始进攻南苑。
    据王文俊回忆：“7 月28日天刚亮，就有几架日本飞机飞到南苑上空，沿着工事和营房，又扫射又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部队躲藏不及，右侧一声炸弹响过，见到自己同学有伤亡，同学们都急了眼，向上级递请战书，还是没人答复。本来战术要求不允许‘蚁聚’，见伤人了还是有人过来看。随后枪炮声，由远及近，由稀变密，像过年的鞭炮声分不出点子了。”
    由于事先没有进行很好的备战，南苑连像样的防御工事都没有，仅能以营地的围墙为掩体。另外，日军故技重施，首先炸毁了通讯设施。整个南苑联络中断，指挥系统失灵，本来各部队就难于协作，这下更乱套了，再加上没有制空权，等于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战况极为惨烈。
    据王自治回忆：“7 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 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战后，经仔细清点，军事训练团学员阵亡 923人，仅有 500多人突围成功，对此，秦德纯极为痛惜，他说：“尤堪痛心的是在南苑受训的大学毕业学生，亦参加战斗，伤亡不少。”
    到 7月28日下午 4时，南苑失守，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 132师师长赵登禹均在战斗中牺牲，骑兵第 9师师长郑大章仅以身免。
    由于通讯系统被毁，北平城内并不知道南苑发生的事情。
    据张克侠回忆，7 月28日，北平的三位著名教授杨秀峰、张申府、张友鱼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找到他，“谈到城防空虚，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守城。又因为传说我军收复了丰台，他们提出利用这一胜利，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借此来激发抗战的士气，动员群众支援抗日战争，他们怕城防司令不同意，所以让我去说。我认为这是党的指示，便答应照办。”
    “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宋知道我是力主作战的，所以没通知我参加。我为落实召开庆祝大会一事，到会场向宋报告情况，宋却说什么军队都不能打，老百姓又能何为。他不相信群众力量，表示不同意。我又找城防司令冯治安，他推说会后再谈，我就在休息室呆着等他。”
    最终，张克侠等来的，是29军撤离北平的消息。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有些，则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回忆：“是日下午宋将军，张自忠师长及作者等，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商讨南苑战事。忽郑大章师长（骑兵师）服装不整仓皇来报：‘佟副军长赵师长阵亡，我官兵伤亡特重，他所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退往固安，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当时，秦德纯见郑大章“态度惊惶，礼貌欠周”，很不满意，当即拉下脸孔，教训郑说：“彩庭兄（郑号彩庭），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为避免争议，下边发生的所有事情，一律直接引用相关人员的回忆，不做任何评论。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一文中，秦德纯继续说：“宋将军即同我们商量，尔后的行动方针，决定了两个方案：（一）留四个团防守北平，由作者负责指挥。（二）留张自忠师长率所部在平津与日人周旋，宋将军、冯师长同作者到永定河南岸布防。正在研究采取何一方案尚未决定时，适奉蒋委员长电令，命宋将军移驻保定，坐镇指挥。宋将军遂决定将平津防务、政务交张自忠负责，而于廿八日晚九点，率同冯师长及德纯等由北平西直门经三家店至长辛店，转赴保定。”
    对此，张克侠却有不同的说法，据《张克侠同志谈参加革命和二十九军抗日的经过》一文记述：
    “结果，会上情况又发生了突然变化。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
    如前所述，当天张克侠并未与会，而是在休息室等候，他所说的，当是听旁人所言。
    何基沣等人在《“七七”事变纪实》一文中也提到：“（张自忠）忽于二十八日下午三时许前往见宋，并对宋表示：‘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至此，宋已明白了张的意图，于是立即决定离平，并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宋于当日夜间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张维藩等离平赴保定。
    上述两份回忆，当事人均未在会议现场，且所引述张自忠的话“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一句完全一样。

        按：何基沣、邓哲熙、戈定远、王式九、吴锡祺等五人署名的《“七七”事变纪实》写于1960年，张克侠的回忆则在1980年，这其中是否有互相引用的关系，还是张克侠当年也听到了类似的话，而采访者在成文时用了何基沣等人的原话，如今已不可考，大家自己琢磨吧。
       
    另外，在秦德纯的另一篇回忆录《我与张自忠》一文中，秦还回忆了一个细节：“临行张将军（指张自忠）含泪告我曰：‘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其悲痛情形已达极点。我却郑重向其劝勉说：‘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全国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遂黯然握手作别。”
    29军主力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退出北平，令所有的人都非常被动。
    首先是赶来与他们会合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与日军相遇，被打得稀里哗啦，损失惨重，抓到手的殷汝耕也给跑了。
    据张克侠回忆：“那天散会后，冯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夜里回到同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逃回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召集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作另外打算。”张克侠说：“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痛哭一场。”
    直到29军撤退之前，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还在为29军 219团置办军需。据洪回忆，7 月25日，吉星文要求他“征集至少三套的骡马车三十辆”，洪大中“从宛平南乡的庞各庄、良乡等平原地区征到三十多辆，在长辛店集中待命。原定七月三十日晨向部队点交，不料宛平守城部队竟于二十九日夜从卢沟桥悄悄撤退至保定。”
    洪大中回忆：“第二天清晨当我起来得知宛平已无守军，又看到南苑、落垡、黄村等地二十九军纷纷向保定转进，才急令所有大车立即各回原来县区，可是为时已晚。大约上午九时许大车行至长辛店西公主坟一带，被日军四架重型轰炸机轰炸和低空扫射，损失惨重。我和县府科员刘儒卿躲在梨树林中，幸免于难。由于骡马被敌机的低空飞行所惊，无法控制，因此目标完全暴露。骡马拖着大车跑下公路，互相冲撞，陷于农田之中，车把式都去躲避敌机，三十多辆马车一百多匹牲口全部损失。”
    幸运的是，洪大中与刘儒卿各牵一匹马，“在刺耳的炸弹的呼啸声中，两马安稳不动，堪称幸运。”
    此前，洪大中已经逃过了一劫。那是在卢沟桥刚开战不久，由于交通隔绝，城门关闭，老百姓的生活成了问题，“不少家庭无煤无柴；商业完全停顿，必须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洪大中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作了报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批给他小米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作为宛平县城居民的赈粮赈款。
    据洪回忆，“赈粮很快经门头沟长辛店送至宛平西门。我和张科长商议决定，立即发给居民。第二天下午在西门内发放赈粮，每人五斤小米。正当我和张科长及部分警察在西门内马路旁称粮放赈时，城外日军突然开炮，六七发迫击炮弹相继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幸好均未爆炸，否则将无一幸免：吉星文团长在团部门前大喊：“赶快散开! 隐蔽! ”叫我和张科长到事先挖好的掩体内躲避。我们顾不得粮食口袋还在路旁，就一头钻进掩体。不想刚刚钻进掩体，掩体就被炮弹击中，土木结构盖顶被震坍，泥土木料把我和张科长埋起来。幸亏警察冒着炮火把我们刨出来，否则将闷死在洞里。事后，吉星文告诉我，敌人炮兵有曲射镜，虽有城墙阻隔，但他们能够看到城内领粮人群的活动。幸好炮弹未爆炸，不然伤亡是严重的。但为什么六七发炮弹在我们跟前未炸，而后来的炮弹颗颗都炸？原因始终没有搞清。”
    29军既已撤离，军需是不用办了，本来，洪大中还想送完大车就进城取那两千块钱救济款，发给老百姓，现在也只得作罢。于是洪大中“眼望北平方向，遥祝老母健康长寿，调转马头回到县府，取出专署关防、县府铜印等，与城区居民和长辛店镇居民挥泪告别。相处七个月，不胜依依惜别。”
    洪大中取印信干什么？他要去交给王冷斋。此前，王因连日与日军谈判，心力交瘁，得了神经衰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将宛平县长交由洪大中暂代，已经于前一天同宋哲元等撤到保定。
    洪大中回忆这一路的千辛万苦：“过了良乡，就大雨滂沱，公路积水盈尺，分不清河流与水塘，多次人马掉入河中，幸亏刘儒卿经验丰富，救我出险，我深为感激。从卢沟桥至保定，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定后即至河北省府交还关防、印信。得知王冷斋在保定住得胜店，宋哲元住曹家花园。我们找到王冷斋，向他汇报宛平临行情况，他对我们倍加安慰，并问我们想干什么工作。”
    洪大中说，当时，“刘儒卿对二十九军抛弃我们悄悄撤退，非常气愤。我也提到各县区的大车在公主坟损失惨重，如果吉星文头天把消息告诉我们，群众不致遭受这样的损失。如果不是遇到了转移部队告诉我们二十九军撤退的实情，我和刘儒卿去北平等于自投虎口。”
    最后，刘儒卿坚决不干了，回了宛平。洪大中则经王冷斋介绍，到29军宣传处任中校处员。
    洪大中感慨的说：“整个北平周围的战斗打得糊里糊涂，令人费解。但七七事变的教训，则永远值得记取! ”
    最应该记取教训的，自然是宋哲元。
    7 月29日，宋哲元抵达保定，住在“曹家花园”。
    一落脚，宋哲元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了解北平的情况。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撤离北平，宋哲元的心理，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即卢沟桥事变，依然会像以往与日本的每一次争端一样，中方做些让步，日军得到面子上的满足，而后退出北平，他依然会去当他的“冀察王”。
    应该说，持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宋哲元，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一场长达八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开始。
    但是，到了此刻，最后的一丝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宋哲元面对着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责任。
    千年的古都北平，丢失在宋哲元的手里。
    这“丢失名城”的责任，可不是玩的。
    况且，北平还不仅是“名城”，前面说过，《塘沽协定》的签署，使北平成了边疆，用评书里的话说，宋哲元要承担的，是“丢失边关”的责任。
    不论哪一朝哪一代，丢失城池都是重罪。这一点，中国与西方不一样。在西方，不论何种条件下，保持生命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当几年战俘，战争结束了，放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不会有谁对你说三道四。
    但中国不行，中国是讲究“死社稷”的，从伯夷、叔齐开始就如此，那还是文人呢！换成守土有责的军人，城池丢失，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
    很简单，去死！
    要么战死，马革裹尸，很光荣。
        不能战死沙场，也没关系，还有一个补救措施——自杀，同样有死后的哀荣。
    翻开清史，你会发现，在前清最后的五六十年，有大批的官员，连同他们的家属是自杀的。
    因为他们遭遇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打击——太平天国造反。
    尤其是太平军初起的几年，从广西金田到南京，所到之处几乎摧枯拉朽，顷刻之间占了半个中国，眼看着“大清国就要完哪”！
    但这场“运动”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从开始到覆灭，没有一个清廷的官员选择与太平天国“合作”，一旦城破，不是投河就是上吊，决不跟你打照面。这是以往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的事情。
    奇怪么？不奇怪。
    太平天国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忌，即否定传统——打着“上帝”的旗号，把中国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所有东西都当成狗屎！
    太平天国，不论是作为一次起义也好，还是作为其他的什么，反正最终的目的，都是坐龙庭、当皇帝。当皇帝是需要人支持的，一方面是老百姓、更重要的是读书人。
    有句俗话，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话没错，但你记住一条——造反，秀才是不行的，但造反的人要当皇帝，没有秀才是万万不行的。
    太平天国的造反，从头到尾，基本没有“秀才”的参与，大清国糜烂至此，何以无人“弃暗投明”，这些人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么？
    不是读书人不识时务，而是太平军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把所有的读书人都挤到了墙角、挤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所说的：“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象不灭；斯又鬼神所并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并不夸张。
    这还了得，不但读书人不干，老百姓也不能干哪！
    文化这个东西很厉害的，你别瞧他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要招他，招他就要付出代价，要倒霉的！
    几千年了，只要是中国人，还不光是读书人，还在娘肚子里呢，学的就是“圣贤之道”，早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中，你把他的血液换成狗屎，他不跟你玩命才叫有鬼了！
    曾国藩所说的“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应该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也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选择死，也不会有人去与太平天国合作，原因很简单，挨不起这个骂！
    很少有哪一个朝代，在他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还会有人真心为他拼命的，大清国很幸运，他遇到了这么一帮人，或者说是两帮人，先是湘军、后来又有淮军，跟太平军作战，真是有那么一股子前赴后继的劲头。
    就以曾国藩论，曾家五虎，除了曾国潢看家、从曾国藩开始，几乎倾巢出动。曾老大本人就自杀过两次，没死成；但曾国华死了、曾国华死了还有曾国葆、曾国葆死了还有曾国荃。到围攻天京的时候，曾国荃得了肝病，依然死战不退，势若疯虎。看那劲头，仿佛个个都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死摽着劲地跟你干。这其中，如果仅仅以“贪图财货”来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所以，江南大营被攻破，和春会去自杀；三河战败，李续宾带的6000人会战至最后一人；苏州城破之日，徐有壬以江苏巡抚之尊、以一“数学家”之手无缚鸡之力，居然会跑到大街上去与太平军进行“巷战”，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还有杭州，杭州失陷过两次。
    第一次是咸丰十年，李秀成施“围魏救赵”之计，短暂地攻陷了杭州。城破以后，不仅浙江巡抚罗遵殿服毒自杀，以下署理布政使王友端、署理按察使缪梓、杭嘉湖道叶堃、宁绍台道仲孙懋、署理杭州知府（首府）马昂霄、署理仁和知县（首县）李福谦不是战死就是自杀。
    第二次是咸丰十一年，杭州再次被李秀成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先是服毒，没死成，最后自缢在巡抚大堂。王有龄以下，署理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曾纶、学政张锡庚、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督粮道暹福、仁和知县吴保丰，再一次全部“殉国”。
    这两下一折腾，浙江的官员，从最大的巡抚到最小的县太爷，几乎死光了。
    杭州还有个满城，所谓“满城”，是指前清在一些重要城市驻扎的八旗兵，他们自己有一个驻防和生活的区域，也有城墙，好像城中之城，故称为“满城”，杭州当地人称之为“旗下营”。
    驻各地八旗军的负责人叫“将军”，驻杭州就叫杭州将军，此时的杭州将军是瑞昌。
    在杭州即将攻陷之前，李秀成曾给瑞昌带话，叫他投降，并承诺，如果照办的话，则允许“满城”中的老幼妇孺离去。
    在李秀成，是网开一面的意思。殊不知，在瑞昌看来，此举却意味着莫大的侮辱，即其中暗含着“满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的意思。
    当时，满城中有八旗兵丁近4000人，连同家眷等合共8000余人，到城破前夕，已弹尽粮绝。于是，瑞昌召集手下开会，称“誓死报国”，会后，每家发给一定数量的火药。
    城破，瑞昌及杭州副都统关福、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率先举火自焚，接着，“阖营次第火起”，整个满城一片火海。
    瑞昌给李秀成的回答，竟然是整个满城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自焚！
    事后，据统计，8000余人的满城，活下来的，不到50人。
        现在，轮到宋哲元了，丢失平津的宋哲元，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呢？
    宋哲元病了。
    宋哲元得了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到了 180。
    宋哲元没法不病，他的压力太大了。
    平津已经丢失，不可能再回去了，跟着就是冀察，几年来“辛辛苦苦”搞成的一个半割据的局面，顷刻之间就丢给了日本人。
    军队，不仅南苑没有保住，还搭上佟麟阁、赵登禹两名将官；刘汝明的 143师被隔在察哈尔过不来，37师、38师都是七零八落，部队怎么收拾？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从长城抗战到卢沟桥抗战，29军都是以抗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一提29军，谁都要竖起大拇指。然而，自从撤离平津，一夜之间全完了。据宋的幕僚，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式九、冀察政务委员会咨议吴锡祺等回忆：“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自29军撤离平津之后，蒋介石发表了三次讲话，汪精卫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些讲话，一次比一次调门高。
    7 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 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8 月 2日，蒋介石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不与敌两立。”
    同一天，汪精卫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称“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无论通都大镇，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
    这些讲话，宋哲元越听越紧张，好像都是冲着他说的，王式九、吴锡祺等人回忆，那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太爱说话的宋哲元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整天闷着头想心事。“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经再三考虑，7 月30日前后，宋哲元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
    在电报中，宋哲元同时提出，请求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很快，老蒋的复电就来了，在电报中，不但没有涉及处分的事情，反而对宋进行慰勉，让他休息过后尽快“销假视事”，同时对部队的调防做出了安排，并令宋移驻河间。
    宋接到电令，略感放心，马上根据蒋的指示，把部队调集妥当。
    不料，宋哲元刚到河间，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请他“即赴南京一晤”。
    这个电报，令宋哲元“惶惑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此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了。于是，宋哲元仍然是老办法，让秦德纯去。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衔宋之命，秦德纯赴南京面蒋，他“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
    秦德纯脑子很快，见谈话气氛出乎意外的好，马上提出新的要求，他首先“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恩。”接着就提出了扩编部队的要求，他说宋哲元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
    8 月 6日，蒋介石发表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将原来的29军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37师和 132师扩编为77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38师扩编为59军，宋哲元自兼军长；原 143师扩编为68军，以刘汝明为军长。
    这三个军的编号颇有讲究，77、59、68，每个番号两两相加都是“十四”，分开来还是“七七”，似乎都是在提醒宋哲元，永远不要忘记七七事变的耻辱。
    据说，蒋对宋哲元的态度，当时颇有人议论，据何基沣等人分析，蒋之所以如此“宽宏大量”，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政治上的难关过去了，宋哲元的身体却不行了。到1938年春天前后，宋的身体完全垮下来了，高血压，全身浮肿，肝、肾，都不行了，到最后只能躺在汽车里打电话指挥作战，已经不可能在前线继续下去了。加上前不久，老蒋以“不遵命令，放弃要地”的罪名枪毙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对宋又是一个重大刺激。
    1938年 3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后又任军委会委员。
    此后，宋哲元相继赴衡山、广西阳溯、四川灌县等地疗养，然积劳成疾，终至不起。1940年 4月 5 日，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享年56岁。
    临终前，宋哲元留下政治遗嘱：
    “……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券，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方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报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老母，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祈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的身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袁勋勋，而慰英灵。”
    宋哲元走了，29军撤了，平津沦陷了。卢沟桥这一战，我们是败了。
    然而，当日寇在1937年 8月 8日、列队通过永定门城楼，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举行“入城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败亡的开始。
    只是，这一切要在整整八年之后。

ys1937

31、管束张学良（1）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院、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到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
    张学良没有同老蒋一起回南京。
    这是因为，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如果同行，到了南京会极为尴尬，因此他让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仍然乘张的“波音”专机随后出发。据黄仁霖回忆：“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这个为张学良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的人，就是曾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据他后来回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据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回忆，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带了 4个警卫，到上车时，只准两名警卫上车。“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此处回忆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段还说：“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是何等身份的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特务们自然不愿招惹他，只好实话实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当时宋子文气得脸色“发紫”，当即去面蒋。
    到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居然被挡驾，不让宋子文进门，说：“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这一套对别人可以，对宋子文是不行的，段汉斌说：“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刚回来就翻脸，宋子文是真没想到老蒋弄这么一手。把张学良关起来不要紧，无形当中陷宋子文于不义，别人看张跟着宋回了南京，跟着就被软禁在宋的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宋子文坑了张学良，这算怎么回事？
    况且，张学良担着干系“义释”老蒋，宋氏兄妹确实对他是心怀感激的。
    但感情代替不了现实，“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
    12月26日下午，就在蒋介石与陈布雷研究《对张杨之训词》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写东西。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检查”：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这份材料，显然是在蒋的命令、至少是暗示的情况下写的，甚至有人捉刀，最后由张学良签个名字了事。
    张学良虽然会讲英语，但他的国文底子，反而不太深厚。多少年以后，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被捅出来，其元配夫人于凤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张学良的语文功底，写不出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来，赵四没念过什么书，也帮不了他。
    不过，于凤至多少有些小看了张学良，在张被幽禁之后，“潜心”读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的水平与年轻时相比，已不可等量齐观。
    况且，“检查”中所称的“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怎么看都像是蒋介石说的话，与他几天之后在“高等军法会审”上所说的，完全是两路。
    但不管怎么说，“检查”是以张学良的名义递上去的，既然你自己都觉得“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这就好办了。
    据陈康齐回忆，“（12月27日）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12月28日，蒋介石自己也写了一封“检查”，连同张学良的，两份“检查”一并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老蒋说：“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对此，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12月30日，老蒋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并“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对张学良，就没这么便宜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
    据晏道刚回忆：“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 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象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好心好意送蒋回来，反而要上军事法庭，张学良当然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的秘书王中立回忆：“（张学良）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经常来看张学良的，宋子文是一个，他有时候还陪着张一起外出。另外，戴笠也常来。有一天孔祥熙来了，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则说：“有处分，我陪绑去。”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 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 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 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 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 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 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 为他打针的护士 )”。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 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 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 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 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
    办完了张学良这件大事，1937年的元旦一过，老蒋就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老蒋是来休假的——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不是“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么。
    老蒋也是来办丧事的。
    蒋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比蒋大不少，彼此相处得也不甚融洽，没有沾蒋介石太多的光。还是宋美龄介绍这位“大伯子”到浙海关当了一个“监督”。结果这老兄去了又是贪污又是纳妾，搞得满城风雨，让蒋介石给“拿下”，从此蒋介卿一直家居在奉化。
    蒋介卿本就有心脏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受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等到26日蒋回到南京，蒋介卿已经快不行了，蒋介石还特地派人送了几支人参回来替他“续命”，12月27日，等人参送到了，蒋介卿也死了。
    老蒋也是回来养伤的，他的腰伤的很厉害。
    12月12日凌晨，蒋孝镇等人架人梯把老蒋扶上“五间厅”的后墙，据黄仁霖说，这道墙只有“10尺”高，因黄的回忆录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他这个“尺”是什么尺，反正不太高。
    但墙外可不一样，是一条水沟，黑暗中看得不甚“亲切”，可能鞋也不给劲，结果老蒋往下一跳，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仰八脚子”（“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把腰给摔坏了。
    黄仁霖在新城大楼第一次看到老蒋时，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才知道“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
    老蒋摔这一下可是摔狠了。
    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张昌雷，张的侄子张明镐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蒋发迹以后，于1930年在奉化老家投资兴建“武岭学校”，就让张明镐当了首任校长。
    据张明镐回忆：“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期最久的一次。”
    “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
    张明镐的回忆非常准确，蒋介石在溪口期间，的确去了杭州和上海。
    去杭州是旅游——据蒋的侍卫张毓中回忆：“领袖在溪口休息疗养不久，看来已经有些厌倦了，虽然腰伤未愈，不宜多动，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到庐山、杭州等处去游历了。领袖在游历中，时搭飞机，时坐汽车，时乘军舰，不胜舟车劳顿之苦，使腰伤长久不愈。”
    宋美龄看他这么折腾，很生气，劝他又不听，一气之下走了，回了上海。
    宋一走，蒋马上就“老实”了，张毓中说：“果然领袖情不自禁的乘坐中山舰，离首都、游镇江、焦山，然后就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命侍卫宫蒋恒祥前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夫人似有余怒，不肯前来，领袖只好亲自前去迎接。这显然是夫人的一出苦肉计，领袖一旦来了上海，只好留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住院的准备和手续，在极秘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张毓中说：“医院方面特别安排病房在三楼的最后面，占用四个房间，房问远离其它病房，环境单纯不复杂，既安静又易于保密，十分便于警卫。领袖的病房，为一整洁高雅的套房，紧靠着的一问是侍卫官的卧室和休息室，对面的两问充作临时会客室。为了保密，病房中仅派了四位侍卫官，担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因病房情况特殊，侍卫长特别遴选不打鼾、不作恶梦、精干机警、相貌端正、年轻知礼的侍卫官，我幸运的被选为其中之一，负起这既特殊、又光荣的使命。”
    因担心走动时鞋子出声，扰了蒋介石休息，张毓中特地去上海有名的“小花园”鞋店，买了一双新布鞋。结果在执勤的时候被戴笠看到，他马上对张说：“这双鞋口太浅，又是三角形的，不是正派人穿的，给先生、夫人看到，一定会不高兴，赶快去换掉，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老蒋在上海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太治好，腰直不起来，“于是医生就照领袖体型，特制钢架一个，绑在腰际和胸部，外面穿上衣服，无论领袖站立或走动，都看不出内藏玄机。医生另外再设计一个活动的小书桌，可巧妙的放在腹部之上，作为领袖躺在床上或卧榻上看书写字之用，以便领袖一面办公，一面疗伤。”
    回到南京，陈果夫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位张大夫，据说这是一位“气功大师”，给老蒋“发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据张毓中回忆：“张医师年约六十余岁，人粗壮，留长须，瘸左脚，和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不相同。在做气功治疗时，领袖随意的穿著短袄，轻松的坐在没有靠背与扶手的凳子上，张医师脚蹬弓步，两手手掌微微张开，夹在领袖胸背部，隔着短袄，不急不徐的上下推按，偶尔可听到他手掌接触短袄的沙沙之声。最初推拿为半小时，以后与时俱进，一周后，已达一小时之久。治疗时，我侍卫人员站立两旁，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这位神秘医生，见他推拿不久就开始额角微微出汗，再慢慢冒出汗珠子，最后满头大汗，可见他体力之损耗。在张医师推拿期间，领袖闭目养神，神色自若，一无倦怠之情，似乎气功确实有效。以后张医师随领袖到南京、牯岭等处，每日上午为领袖推拿一次，治疗了一个月，从未一日间断。”
    除了气功，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士，为老蒋做电疗，张毓中说：“在中西合壁、双管齐下的治疗后，领袖康复得很快，到底是电疗，还是气功比较有疗效，就不得而知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没有完全治好，从西安事变之后，老蒋终生受腰疾困扰。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 1月 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 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 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 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俊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定死也瞑目了，但定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

ys1937

32、管束张学良（2）

    1938年 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 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独自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 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 1日与宋结为伉俪。

    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 2师第 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 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 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 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有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
    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任特务队副队长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 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 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 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 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待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 1月 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 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 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 谁召亡国之祸? 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 正 )意：( 一 )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 二 )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 1月 7日到 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 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 中央方案 )，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 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 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 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 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 2月 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 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 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个师、每师 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张学良在“工作”之余，还要会客。
    很显然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见张学良的，所有来的人，都是衔蒋之命来的，凡来的，不是出于“斡旋”西北情势的需要，就是来给张学良洗脑的。
    来得最勤的，自然是戴笠，恨不得一天跑一趟，一方面是经常要传达老蒋对张学良的指令，另一方面，戴笠也是尽可能找机会来看看张，也视察一下“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内卫、服务等等。
    再就是东北军的老部下，都是老蒋派来的，让他们做张学良的工作。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等三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戢翼翘我们原来说过，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的时候，戢是他的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刘哲是张作霖的好友，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东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莫德惠是满族人，本姓为莫尔登氏，曾首倡建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
    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元老、重臣，也是张的父执，劝说张学良会有一定效果，因此，1937年 1月 2日，蒋令何应钦写信给戢翼翘，让他们去南京，找张学良谈两件事：第一是安慰他，告诉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第二，老蒋准备派王树常到西安去，代替张指挥东北军，要他们让张学良给东北军写信，要求他们服从王的领导，不要出事。
    1 月 4日，王树常与戢翼翘等一同去看张学良，“到了别墅，看到武装卫队整齐严肃。”
    戢翼翘说：“政府派王树常去代你管理东北军，请你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服从。”
    张一听就急了，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后来又一再说：“非我回去不可，我回去不会出事。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戢翼翘回忆说：“我们讲话时，有四个人监视，拿着簿子记，显然讲什么都记起来。张也没写什么，他似乎有自杀的意念，中央就怕他自杀。我们劝他忍耐些，安慰他，告辞出来。”
    几个人出来以后，就去找何应钦，向他建议：“第一、要减轻他的精神负担，外面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一点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铁锁去掉后有人出入时不会哗啦哗啦响，反正他跑不掉的。第二、把他的太太接来，让他们一起住，才不会一个人想不开，也有人在旁安慰，好过一点。”
    此后，对张的看守果然稍稍“人性化”一些了
    张被软禁之后，与他盘桓时间最长的，就要数刚从西安被“释放”不久的邵力子了。
    在西安被扣押的高级官员们是12月25日被释放的，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回忆，当天下午，杨虎城忽然来看他，说刚刚把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也跟着一块去了南京。然后即向邵力子“诚恳道歉”：“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
    邵力子说：“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
    邵力子说：“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
    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
    26日晚，杨虎城摆酒宴请扣留高级将领和其他人，同时也是为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想赶快逃离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老蒋虽然走了，但双方的对立局面并没有接触，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但邵力子看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就留下来了。
    晚宴过后，邵力子家中，来了两位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 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 )。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按：邵力子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后任，不过中间还隔了卜士奇和包惠僧两任。邵所说的“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是指1925年的第二次东征，是年11月 4日晚 8时，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第 1师攻克汕头。次日下午，蒋介石同参谋长陈倬、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等，在各界5000余人的欢迎中进驻汕头，这是周、邵二人订交的开始。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邵力子，还是公开参加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

    邵还说：“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到28日，杨虎城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来找邵，信中说，蒋盼望邵力子即日回京，张已同意。“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
    邵力子回到南京之后不久，老蒋就派邵力子夫妇到溪口为张学良“伴读”。邱秀虎说：“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据邵力子回忆：“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 徐树铮之子 )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
    邵力子说，有一天闲谈，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
    邵力子说：“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
    邵力子看张学良看得很透，他这句“英雄主义真浓厚”，评价得也很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蒋批准，来看望张学良，自然，这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人，如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吴国桢、陈布雷、贺耀祖，还有外国人端纳，还有曾在洛阳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等等。
    这些人中，有的待一会儿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吃顿饭，如汪精卫、端纳、莫德惠等。
    待得时间最长的是宋子文，住了一晚上，可见“国舅爷”确实不一样，蒋对他也无可奈何。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来，张陪同他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而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

        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宋二人就有很好的私交，张学良的毒瘾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戒断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派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 3年了。
    1933年 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 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 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 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 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毒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 1月 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 月 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 3月 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 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 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 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 ”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
    张学良是好热闹的人，老看书也不行，邵力子来的时候，张就曾经诉苦：“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
    张学良在奉化的这个阶段，是整个张在幽禁期间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时期。
    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邱秀虎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张学良进行“管束”的各项“措施”、“工作流程”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日臻”完善”，不用不错眼地搞“盯人防守”，所以，张的生活反而轻松了一些，甚至有心情外出游览了。
    张学良经常拿着地图，告诉刘乙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特务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
    去得最多的，是溪口的风景区千丈崖，那里有一个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这个景区现在还在，网上有照片，那瀑布真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比庐山那个强多了。
    当时，千丈崖边还有一个庙，当游客们观看瀑布时，“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
    久而久之，这个叫“天地晌”的爆竹钱就成了庙里的一项收入。张学良去的时候，一开始，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晌”来，张很感兴趣，但特务们并不是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张学良再去的时候，和尚就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跟他们要，也只拿出二、三个来。到最后再要，和尚干脆说没买，搞得张很扫兴。于是张对邱秀虎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 ”
    离溪口约一百多公里的新昌县有个名胜叫大佛寺，张很感兴趣，于是通知刘乙光说要前往游览。去外地，刘做不了主，经请示戴笠同意，于是张学良和赵四、刘乙光、许建业四个人乘卧车、另外十几个警卫乘大车，浩浩荡荡地就去了。和尚一看来这么多人，知道不是一般人，“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
    饭后，刘乙光向张建议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于是张送了六十块钱，还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某天，张学良游览归来，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
    特务们一问，方知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
    当时张极为不爽，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气消了，觉得也有对不住蒋孝先的地方，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蒋孝先作法事，超度灵魂。
    蒋孝先有二子二女，后蒋经国带着其中的二女—子去了台湾，袁静芝和幼女则留在了大陆，解放以后，袁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
    1937年阴历 3月20日，蒋介石的堂兄蒋介卿下葬，蒋家办白事，排场自然小不了，有头有脸的人都得来，当时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来宾则住在武岭学校。据张明镐回忆，“其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另外还有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等等，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也来了。
    自然，张学良也去了，当时是刘乙光带着 4个警卫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前来吊丧的人多来顺便看看张学良，热闹了一番。
    蒋介卿出殡，所有费用全部由蒋介石承担，因此借着这次丧事，蒋介卿家还挣了一笔。据张明镐回忆，当时蒋的遗孀单氏曾去找总管丧事的蒋孝祥，说：“阿叔( 指蒋介石 )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后来一算，单氏“干落“了4000快钱。
    据邱秀虎回忆雪窦山时期的张学良说：“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据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照片，明显还是一个翩翩美“青年”，刚几个月的功夫，怎么会变成一个胖子，头发也掉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心情不好，肯定要掉头发。至于身体发胖，则明显是失掉了原有的生活规律造成的。因此，张学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
    由于张不同寻常的出身和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大玩家，各类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他不精通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到离雪窦山十里以外的沙堤大溪去游泳，从雪窦山别墅到沙堤，“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很多体育运动是需要别人配合的，张学良一个人没法玩，得特务们与他一起玩才行，邱秀虎说：“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
    但特务们毕竟不像张学良那样多才多艺，有的能陪，有的还真陪不起。邱秀虎说：“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在这时，张学良与特务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晚饭后，张就找几个人陪他玩。“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张学良爱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邱秀虎说：“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
    邱秀虎说的韩庆勋，准确的名字，叫做韩庆恂。韩庆恂也是杭训班学员，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王鲁翘是同学。
    推荐韩庆恂进特训班的，是他的堂兄韩庆堂。
    说起韩庆堂，武术界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武术大师。
    1929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是全国武林高手的一次大比武，曾轰动一时，经过比武，选出了前十名，其中第 7、8、9名为山东即墨人包揽，获得第 7名的就是韩庆堂。
    韩庆堂生于1901年，是长拳名家姜本河的弟子，习少林功夫，后又进马良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学习。1928年，韩庆堂入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学习，1930年毕业，后被浙江警官学校聘为武术教官。
    特务们下不过他，觉得没劲，时间长了，就不爱下了。后来张就让他们一个车，让一个车也不行，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特务胡祥林来下，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结果胡祥林下了两盘都输了，挨了两次手板。以后胡再也不敢陪他下了，张乐得够呛。
    张学良有时也逗特务们玩，有一次，他问韩庆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说：“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学良听他是山东口音，就问：“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不知张有意作弄，还一本正经地说：“哪里有警犬学校嘛？”张哈哈大笑。
    1937年11月 7日日夜里，中国旅行社社后厨突然起火，因山上汲水困难，无法抢救，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
    起火的原因，据邱秀虎回忆：“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
    起火以后，张学良并不慌乱，只是指挥特务们全力抢救他的四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
    此后不久，战事吃紧，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转移到黄山，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ys1937

33、管束张学良（3）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 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 （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山乘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中央“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中央”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 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 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 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 3月 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 月 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 月 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 月 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 月 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 月 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 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 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 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 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 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 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 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 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 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 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 月 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 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 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 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 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 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 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 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 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 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 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 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 怎么尽打败仗呢? ”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 7月 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克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这就是刘伯涵所说的“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的由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张学良说的这些情况，肯定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对张学良、赵四造成的伤害，的确是我们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关于刘乙光的孩子们，确实如刘伯涵所说，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据张学良在1937年12月25日（就是他驾车与火车赛跑，结果撞了人的那一天）的日记记载：“刘乙光两个孩子来看爸爸”，那么从这时算起，张与刘的家人相处已经近十年了。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便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天天朝夕相处，也处出感情来了。况且，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喜欢刘乙光的孩子，从他的日记中、心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出那种长辈对少年人的慈爱。
    在张学良给赵四的一封信中，张说：“今晨黄玄又送来公家买的月饼和水果。你跟细蛮子、小胖子（都是刘乙光的孩子）他们说，叫他们快点上山，我借他们的肚子用一用，把这些替我装进去。”
    即便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与张学良、赵四的关系，也绝非不共戴天。
    1957年 1月 5日，张学良写：“刘太太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儿，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
    从文中看，显然是因为刘太太从台北来了，张学良令厨房做了很多好吃的，结果自己也吃多了。临行，张学良又买了一个日记本让刘太太送给刘乙光的女儿、在台北上学的刘淑慈。
    1 月29日，张学良写：“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来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来的维士克，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1957年的春节是 1月31日，刘乙光全家都来陪张学良过春节。张很高兴，请他们吃饭，并拿出宋美龄送的香槟和莫德惠送的威士忌来待客。从张学良所说的“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来看，他是真的很高兴。
    2 月 4日的日记：“抖了一天湖南跑胡，亦圣人之训乎，一笑。……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2 月 4日是“破五”，张学良玩了一天。“跑胡”是我老家湖南常德的一种牌，似乎多少有点像麻将（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笔者并不会玩这个牌），这个牌并不普及，东北人张学良之所以会玩，显然是因为长期与湖南人刘乙光一家相处才学会的。
    这时张学良已经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所以张感慨说“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第二，既然彼此基本上跟一家人一样，那么，每一个家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张、刘之间就都可能发生，况且，刘本身就承担着“看守”的特殊使命，再加上他的精神病太太，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否则倒奇怪了。
    这些不愉快、甚至委屈，平常可能不说，可能忍了。问题在于，现在张毅夫来了，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张学良憋了这么多年，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千言万语、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想象，张学良所要说的，肯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幽禁”的生活有多么幸福。况且，以张学良的身份地位、以张学良之心高气傲、以三十多岁的英年，一关就是十年，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人倾诉，可想而知！
    要说张学良够不错的了，从三十多岁关到七、八十岁，居然还能能活到百岁！换个人，窝囊也窝囊死了！
    张毅夫的回忆，是比较早地披露张学良生活情况的一个材料（另一份材料是张治中的回忆），也是许多有关张学良受到刘乙光“虐待”的说法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
        在张学良与张毅夫的谈话中，还曾经透露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 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 3月 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 月 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 月 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 月 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 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 后来‘细蛮子’( 刘乙光之子 )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 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 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眼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 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 7月 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 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 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 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 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 100岁。

ys1937

看管杨虎城（1）

    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 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 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 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 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 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 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第51军军长，6 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 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 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 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 7旅旅长。
    1931年 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 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 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 9月底，67军 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 107师 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 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 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 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 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 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 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 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 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 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 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 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 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
    关于送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回京的事，据应德田回忆，当时杨虎城的态度是主张“缓一缓”，即“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主张马上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扣押的十几个“中央大员”一起送走。
    应德田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因为“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于是他赶去新城大楼找王、何二人。
    见到王以哲，应德田开始长篇演讲，根据应的回忆，当时他一口气说了起码得有十分钟，归结起来是三点，第一，扣押的这十几个中央大员是人质，张不回来就不能放。第二，张副司令打来电报，让放人，谁知道是不是他的本意？张临走时曾说“过三、五天就回来”，那么，等他回来自己放岂不很好，也不急在这几天。
    应德田还说了第三点：“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应德田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无礼之至，不仅暗含了“你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人在做不利于张副司令”的意思，而且其中含有威胁的语气，已经不大像是下级对上官在说话。
    听了应的话，王以哲并未计较他的态度，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说：“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 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 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
    应德田又重复了一遍：“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 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 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 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 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 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没有听他的，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应德田见说不动王以哲，只好去找“设计委员会”研究对策。

    按：早在12月12日捉蒋成功之后，张、杨就改组或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
    首先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下，有一个“参谋团”，这是一个军事机构，负责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以高崇民为召集人。
    “设计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成员都是文人，其职责，用应德田的话说，是负责“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可以说，所谓“设计委员会”，基本上相当于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智囊团。
    眼下，需要“设计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

    听了应德田的话，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高崇民又赶去见杨虎城、王以哲，表示“设计委员会”不同意放掉这些人。
    但是没有效果，人还是被放了。
    据蒋百里回忆：“二十五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放掉被扣的十几位“中央大员”，是老蒋与西北方面的第一次交手，也是一次试探。我们有理由思考，如果不放这十几个人，老蒋会怎么样对待张学良。
    这个回合，老蒋胜了。
    同时，围绕着“放人”的争论，也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与高层（即所谓“元老”）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其结果，元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此，应德田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9日，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到南京，要求西安方面放回中央军的50架飞机和飞行员、地勤等 500多人，据孙铭九回忆，当时阎宝航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 指蒋中央 )不让我回去，那边( 指西安方面 )能答应吗? ”阎还说：“要争取汉公( 指张学良 )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杨虎城再次找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此事，据应德田说，“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可以放，“送人情送到家嘛”。
    应德田得知此事，再次去找王以哲、何柱国，把上次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
    据应德田回忆，当时王以哲是这样说的：“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
    12月31日，所有飞机及相关人员被放回南京。
    放走飞机，是老蒋与西北方面角力的第二个回合，也是少壮派与元老们的第二次冲突，其胜负态势，与第一次完全一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不管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在张学良回来之前，轻易放掉谈判的砝码。
    就在西安方面放走飞机的同时，张学良在南京被“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十年徒刑。
    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1 月11日，曾在洛阳机场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奉顾祝同之命来到西安，带来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
    甲案：（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十二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
    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对此，高崇民分析：“甲案系陪衬，蒋属意东北军接受乙案。张学良则盼东北军接受甲案，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团结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而其个人返陕有望。”
    在这一阶段，杨虎城所处的位置，极为艰难。
    既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地，重大决策要取得三方的一致，特别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的势力最强大，更重要的，眼下要救的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是战是和，要战是怎么个战法，要和提什么条件，自然首先要听东北军的态度。
    偏巧，东北军内部又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先救张学良，再结束对峙状态；还是按照老蒋的意思，西安方面的部队先从前线撤下来，再谈张学良的事。
    其实，只要“三位一体”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是先撤军，也不见得就绝对不能保持对南京的压力，关键是自己不要乱。
    现在的局面是，东北军自己拎不清，杨虎城又不可能强压他们自己拿主意，扯来扯去，不得要领，时间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
    由于无法说服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应德田他们想到了借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 月27日，应德田等“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中坚人物何镜华约见了周恩来。
    谈话的经过，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都有回忆，互有出入，孙铭九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谈，好在要谈的事大家都知道，倾向性也都差不多，细节上的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考究。
    依然是由应德田主谈，谈话的核心，还是坚持要张学良先回来，然后再撤军：“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最后，应德田提出：“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对于应德田的请求，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对于周的回答，苗剑秋极不满意，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有点小才气，颇具“狂生”气质，跟张学良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张起了言语冲突，一气之下居然负气走了。最后还是张学良哄他，对他说“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苗剑秋才回来。
    在应等的再三要求下，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据应德田说，1 月28日，“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对应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但他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为了达成“意见一致”，东北军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来讨论此事，这就是“渭南会议”。
    参加会议的，既包括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也包括“三剑客”等抗日同志会的中下级军官。也就是说，所谓的元老派和少壮派，这次几乎到齐了。
    既然叫“几乎”，那就是说还有缺席的。
    不错，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于学忠、一个是王以哲。
    于学忠在兰州，来不了。
    王以哲是病了——早在 1月初，祝绍周到西安来传达甲、乙两案，回去的时候，王以哲送他到机场，结果着凉了，从此一直缠绵病榻。
    东北军的名义统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都不在，你说这样的一个会，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王以哲不在，董英斌替他主持，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强调，他的话也是王以哲的意思。
    元老派讲完了，代表少壮派发言的，依然是应德田。应讲的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在发言中，应德田反问大家：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应又说：“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最后，应德田说，“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应德田不愧是应德田，这一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为他的气势所摄，在“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这样一顶大帽子下面，毫无疑问的，谁也没法站出来反对应德田的说法。
    所谓的讨论就此定板，除了董英斌、何柱国、应德田以外，别人基本就没怎么说话。据高崇民回忆，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是坐一辆车去的，应在车上曾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
    事实上大家亦没法说什么话了，高崇民说：“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
    据应德田回忆：“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表面上看，东北军总算拿出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于学忠、王以哲二人的缺席，却使这个个“一致”大打折扣，且埋下后患。
    1 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 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 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 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 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 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 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ys1937

**
    上节更名为：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35、附：二二兵变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 1月31日，渭南前线的 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 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 月 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 月 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 2月 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 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 )，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 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 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 2营上校营长，卫队 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 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 1、第 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 2月 1日到 2月 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1937年 2月 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 一一五师师长 )、杜维纲( 工兵团团长 )、刘佩苇( 炮团团长 )、邓玉琢( 参谋处处长 )、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 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
    孙铭九说：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 月 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105 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 同志会 )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 三原 )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
    “杀掉他俩! ”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
    孙铭九说：“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 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 5连连长于肇中( 原名于文俊 )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 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
    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 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 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 月 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 2月 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 ”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 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 2月 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 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 )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 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由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 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 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
    1930年 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 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 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 月 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 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共产党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共产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 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警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 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 我认识你! 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
    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 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 月 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 月 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 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 撤退还是守西安? ”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 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 月 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 2月 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 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 月 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

ys1937

36、附：杨虎城出洋

    孙铭九忙着杀人，杀了人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还是何镜华提醒他，应该与东北军的高层通个气，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们，最关键的，还要通过他们去给前线的缪瀓流、刘多荃做工作，不要动摇了军心。
    当时何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
    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汇报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随后孙铭九同何镜华一起去见于学忠。
    孙铭九对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
    于学忠听了，未置可否。于是何镜华又接着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
    何镜华看出于学忠有顾虑——你们能杀王以哲，也就能杀我；能杀我，你们也就谁都能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军与否，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谁还敢率领东北军？
    听了何镜华的话，于学忠多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仍然把于学忠当做上级；第二，请于坚持不撤军——说来说去，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
    但在此时，容不得于学忠表示任何“二乎“的态度——于学忠虽然是个军长，但他的防区在甘肃，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光杆司令，只能听任这批年轻人摆布。
    下边是何镜华转述于学忠的话：“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于是、于、何、孙一同去新城大楼。见到杨虎城，孙铭九向杨报告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军。杨虎城听了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杨虎城还是他的老态度——你们东北军自己先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强。
       
        按：杨支持不撤军。但“二二事件”本身，肯定是东北军自己搞出来的。

    这时董英斌也来了。

    按：董英斌原任东北军57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当天，张学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自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以董英斌为参谋长。

    董一来就问何镜华是怎么回事，何先把自己“择（zhai)”出来：“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旱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
    董英斌一筹莫展地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 现在怎么办呢? ”
    何镜华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据应德田回忆，也是在这时，他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结束这次事件”，因此他和苗剑秋等八、九个人一起赶到金家巷张公馆，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来议事。
    可想而知，于学忠才不来呢，于要应德田等到新城大楼去开会，大家商议。
    于是，继 1月29日渭南会议、1 月31日王宅会议、2 月 1日新城会议之后，东北军再一次坐在一起，决定今后的行止。
    此前的三次会议，都说得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但没有一次得以贯彻执行。
    这一次，依然如此。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是完整的东北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止，从今而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就不劳他们开会讨论了。
    据张政枋回忆：“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间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参会的人员，除于学忠、董英斌外，据张政枋回忆：“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另据应德田回忆，还有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等。但没有孙铭九，孙向杨虎城汇报了杀王以哲的情况以后，就回去了。应说：“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据应德田回忆，于学忠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理，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的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自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大元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
    于的讲话，首先表示自己是忠于张家、忠于东北军的，站住自己的脚步。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 105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和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 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不退啊! 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不得善终! 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学忠的话，说的很实在——我坚持不撤军可以，但是，缪、刘肯定不听，你们说怎么办吧？
    应德田记录于学忠的话还不够完整，张政枋帮他补充了一条：“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 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 )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
    应德田说：“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王、何违背渭南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实际情况，恳于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
    谈来谈去，万般无奈的于学忠只得答应“尽他的力量，看情况尽可能地去尽力坚持。”
    会后，何镜华曾提醒董英斌：“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令前方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同时，于学忠又派出两拨人马，分头到前线去做领兵将领的工作：一路是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先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瀓流；另一路是“西北剿总”办公厅二科上校科长陈昶新，让他到平凉说服吴克仁。
        然而，有些事情可以说服，有些，是说服不了的。
    2 月 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 月 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 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 月 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 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 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 1旅第 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 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 月 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 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 月 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 月 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据孙铭九回忆，在他 2月 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 105师第 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事后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 月 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 月 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 月 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 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师、每师 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 8个师；原辖 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 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 月 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 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
    早在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 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 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 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 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 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 指蒋手下的人们 )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 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 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 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 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 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 9千人，这样 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 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 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 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 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 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 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 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 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 6月 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 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 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 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 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 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 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 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 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 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 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 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 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 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 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 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 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了，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 8月 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 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 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 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

ys1937

37、监管杨虎城

    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
    据亢维恪回忆，11月24日，“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一行结束了 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
    亢维恪说：“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
    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
    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 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
    11月29日，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
    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
    王根僧于1920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 177师副师长。
    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 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
    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11月29日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
    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
    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
    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
    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
    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
    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
    从1937年 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
    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
    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
    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
    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 9个城市布置了 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
    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 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
    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
    150 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
    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
    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
    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
    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
    刘和珍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 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
    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
        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
    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谢厥成。
    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
    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谢厥成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
    谢厥成则被派到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

    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 2月，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宋庆龄、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彭湃、蒋先云，还有汪精卫、陈公博、吴稚晖等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
    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

    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
    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
    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
    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
    陈恭澍在读“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陈恭澍从“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
    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
    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
    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 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
    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
    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 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
    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 1日和 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
    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
    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
    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
    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
    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
    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
    12月 2日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
    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
    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
    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谢厥成外，还有时任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
    当时王立生、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
    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
    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谢厥成：“你知道他是谁么？”
    谢说：“不知道”
    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
    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
    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
    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 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
    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
    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
        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
    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
    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
    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
    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12月 5日，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到12月 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
    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
    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 ”
    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 2月21日才被释放。
    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
    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
    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
    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
    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 8个姐姐,夭折了 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 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
    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
    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
    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
    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
    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
    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
    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
    1920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戴善武。
    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
    1935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
    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
    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
    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
    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
    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
    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戴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太、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
    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
    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
    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
    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
    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
    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
    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 ”
    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
    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
    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
    戴笠很高兴：“好! 下午就开始办公。”
    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
        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
    1935年12月 5日，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 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
    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 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
    1937年 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
    1938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
    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
    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蔡霞光来照顾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
    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王清临还不到 5岁，谢葆真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
    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霍揆彰也是酃县人。
    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
    然而，好景不长，1938年 6月，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湖南桃源吴家大屋，“文夕大火”之后，桃源也待不住了，只好又往贵州跑。
    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
    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
    “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
    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
    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
    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 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
    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
    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
    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
    除了息烽集中营和“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
    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
    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
    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 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
    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
    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
    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
    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
        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
    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杭局本部直接管辖。”
    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 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息烽集中营”，即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
    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
    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
    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
    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
    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团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
    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
    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
    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
    沈醉回忆说：“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
    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 即赵四小姐 )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杨拯桂。不久以后，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
    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
    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
    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
    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
    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
    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1946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
    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注：
    问：蒋对杨虎城将军的恨，完全是因为双十二事变，还是兼因杨出洋期间的言行？
    答：呵呵，这问题有点复杂。个人体会，蒋对张、杨，似乎还不完全是恨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恨，那倒简单了。
    张杨都属地方实力军阀 当然张的实力与过去跟蒋的交情远胜于杨，关键是在西安商量放蒋时的态度，这个给杨自己的未来命运定了性。张的态度明确，全力维护蒋的威信，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条件放人；杨还老想要个什么保证，让当时的蒋担惊受怕。蒋已经很客气了，放杨出洋，他自己跑回来怨谁？蒋难道还能让他继续统率西北军割据一方，这怎么可能？纯属自己找死。

砚边语

应该还没有贴完吧？写得真是精彩啊，复杂的关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各种明争暗斗扣人心弦，许多在我看来原本模糊的人物渐渐清晰起来，个性化的按语和轶事读来也很有趣。忍着左眼发炎的不适看了一天，还是兴趣未减。过瘾。

ys1937

目录（3）
31、管束张学良——判刑
32、管束张学良——拘于溪口
33、管束张学良——几度迁拘
34、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35、附：二二兵变
36、附：杨虎城出洋
37、监管杨虎城
38、密捕韩复渠
39、军统时代（1）
40、军统时代（2）
4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1）
42、曾澈与“抗日杀奸团”（2）

ys1937

31、管束张学良——判刑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院、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到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
    张学良没有同老蒋一起回南京。
    这是因为，蒋介石考虑到张学良如果同行，到了南京会极为尴尬，因此他让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仍然乘张的“波音”专机随后出发。据黄仁霖回忆：“因为蒋先生的思虑周到，所以就安排了宋子文博士去陪伴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在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降落，以便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这个为张学良提供“完善的安全保护”的人，就是曾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据他后来回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
    据宋子文的卫士段汉斌回忆，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带了 4个警卫，到上车时，只准两名警卫上车。“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此处回忆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段还说：“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宋子文是何等身份的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特务们自然不愿招惹他，只好实话实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
    当时宋子文气得脸色“发紫”，当即去面蒋。
    到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居然被挡驾，不让宋子文进门，说：“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
    这一套对别人可以，对宋子文是不行的，段汉斌说：“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
    刚回来就翻脸，宋子文是真没想到老蒋弄这么一手。把张学良关起来不要紧，无形当中陷宋子文于不义，别人看张跟着宋回了南京，跟着就被软禁在宋的家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宋子文坑了张学良，这算怎么回事？
    况且，张学良担着干系“义释”老蒋，宋氏兄妹确实对他是心怀感激的。
    但感情代替不了现实，“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
    12月26日下午，就在蒋介石与陈布雷研究《对张杨之训词》的时候，张学良也在写东西。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检查”：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今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敬叩钧安。学良谨肃，二十六日”
    这份材料，显然是在蒋的命令、至少是暗示的情况下写的，甚至有人捉刀，最后由张学良签个名字了事。
    张学良虽然会讲英语，但他的国文底子，反而不太深厚。多少年以后，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被捅出来，其元配夫人于凤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以张学良的语文功底，写不出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来，赵四没念过什么书，也帮不了他。
    不过，于凤至多少有些小看了张学良，在张被幽禁之后，“潜心”读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的水平与年轻时相比，已不可等量齐观。
    况且，“检查”中所称的“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怎么看都像是蒋介石说的话，与他几天之后在“高等军法会审”上所说的，完全是两路。
    但不管怎么说，“检查”是以张学良的名义递上去的，既然你自己都觉得“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这就好办了。
    据陈康齐回忆，“（12月27日）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12月28日，蒋介石自己也写了一封“检查”，连同张学良的，两份“检查”一并呈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
    老蒋说：“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乞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所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伏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对此，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庆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
    12月30日，老蒋再请“辞职”，中常会“再度慰留”，并“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
    对张学良，就没这么便宜了，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
    据晏道刚回忆：“我于二十八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十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子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 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问候他的起居，他象是气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好心好意送蒋回来，反而要上军事法庭，张学良当然高兴不起来。
    张学良的秘书王中立回忆：“（张学良）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经常来看张学良的，宋子文是一个，他有时候还陪着张一起外出。另外，戴笠也常来。有一天孔祥熙来了，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则说：“有处分，我陪绑去。”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 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 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 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 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 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 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 为他打针的护士 )”。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 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 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 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 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
    办完了张学良这件大事，1937年的元旦一过，老蒋就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
    老蒋是来休假的——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中常会不是“给假一个月藉资调摄”么。
    老蒋也是来办丧事的。
    蒋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比蒋大不少，彼此相处得也不甚融洽，没有沾蒋介石太多的光。还是宋美龄介绍这位“大伯子”到浙海关当了一个“监督”。结果这老兄去了又是贪污又是纳妾，搞得满城风雨，让蒋介石给“拿下”，从此蒋介卿一直家居在奉化。
    蒋介卿本就有心脏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受了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等到26日蒋回到南京，蒋介卿已经快不行了，蒋介石还特地派人送了几支人参回来替他“续命”，12月27日，等人参送到了，蒋介卿也死了。
    老蒋也是回来养伤的，他的腰伤的很厉害。
    12月12日凌晨，蒋孝镇等人架人梯把老蒋扶上“五间厅”的后墙，据黄仁霖说，这道墙只有“10尺”高，因黄的回忆录原稿是用英文写的，不知道他这个“尺”是什么尺，反正不太高。
    但墙外可不一样，是一条水沟，黑暗中看得不甚“亲切”，可能鞋也不给劲，结果老蒋往下一跳，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仰八脚子”（“蒋先生由副官帮助跳过墙去时，失足向后，跌了一跤”），把腰给摔坏了。
    黄仁霖在新城大楼第一次看到老蒋时，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后来才知道“当他从墙上坠落下去的时候，他背脊上的第12根环节确是受伤了”。
    老蒋摔这一下可是摔狠了。
    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张昌雷，张的侄子张明镐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蒋发迹以后，于1930年在奉化老家投资兴建“武岭学校”，就让张明镐当了首任校长。
    据张明镐回忆：“蒋介石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抵达溪口，除中间去过杭州、上海外，三月间又有日本实业考察团儿玉谦次等来华访问，蒋去京接待并致欢迎词，大部分时间都在溪口治疾。蒋介石这次共住一百十天，是蒋登台后在溪口羁留日期最久的一次。”
    “蒋初来时，身着钢丝马甲，起坐似有不便，满口牙肉浮肿，牙根疼痛。医师建议将全口牙齿尽行拔去，另装假牙两副，替换使用。但拔牙时每次只能拔两颗，静养几天后再拔两颗，如此间歇将全部牙齿拔去，费时就较久了。”
    张明镐的回忆非常准确，蒋介石在溪口期间，的确去了杭州和上海。
    去杭州是旅游——据蒋的侍卫张毓中回忆：“领袖在溪口休息疗养不久，看来已经有些厌倦了，虽然腰伤未愈，不宜多动，却不听夫人劝告，跑到庐山、杭州等处去游历了。领袖在游历中，时搭飞机，时坐汽车，时乘军舰，不胜舟车劳顿之苦，使腰伤长久不愈。”
    宋美龄看他这么折腾，很生气，劝他又不听，一气之下走了，回了上海。
    宋一走，蒋马上就“老实”了，张毓中说：“果然领袖情不自禁的乘坐中山舰，离首都、游镇江、焦山，然后就转航吴淞江口，碇泊江中，命侍卫宫蒋恒祥前去上海，恭迎夫人来舰上团叙。夫人似有余怒，不肯前来，领袖只好亲自前去迎接。这显然是夫人的一出苦肉计，领袖一旦来了上海，只好留在上海，住进中山医院，接受检查治疗。住院的准备和手续，在极秘密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张毓中说：“医院方面特别安排病房在三楼的最后面，占用四个房间，房问远离其它病房，环境单纯不复杂，既安静又易于保密，十分便于警卫。领袖的病房，为一整洁高雅的套房，紧靠着的一问是侍卫官的卧室和休息室，对面的两问充作临时会客室。为了保密，病房中仅派了四位侍卫官，担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因病房情况特殊，侍卫长特别遴选不打鼾、不作恶梦、精干机警、相貌端正、年轻知礼的侍卫官，我幸运的被选为其中之一，负起这既特殊、又光荣的使命。”
    因担心走动时鞋子出声，扰了蒋介石休息，张毓中特地去上海有名的“小花园”鞋店，买了一双新布鞋。结果在执勤的时候被戴笠看到，他马上对张说：“这双鞋口太浅，又是三角形的，不是正派人穿的，给先生、夫人看到，一定会不高兴，赶快去换掉，真是小孩子，不懂事!”
    老蒋在上海治了一个星期，还是没太治好，腰直不起来，“于是医生就照领袖体型，特制钢架一个，绑在腰际和胸部，外面穿上衣服，无论领袖站立或走动，都看不出内藏玄机。医生另外再设计一个活动的小书桌，可巧妙的放在腹部之上，作为领袖躺在床上或卧榻上看书写字之用，以便领袖一面办公，一面疗伤。”
    回到南京，陈果夫给蒋介石介绍了一位张大夫，据说这是一位“气功大师”，给老蒋“发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据张毓中回忆：“张医师年约六十余岁，人粗壮，留长须，瘸左脚，和我心目中的‘仙风道骨’大不相同。在做气功治疗时，领袖随意的穿著短袄，轻松的坐在没有靠背与扶手的凳子上，张医师脚蹬弓步，两手手掌微微张开，夹在领袖胸背部，隔着短袄，不急不徐的上下推按，偶尔可听到他手掌接触短袄的沙沙之声。最初推拿为半小时，以后与时俱进，一周后，已达一小时之久。治疗时，我侍卫人员站立两旁，目不转睛的注意着这位神秘医生，见他推拿不久就开始额角微微出汗，再慢慢冒出汗珠子，最后满头大汗，可见他体力之损耗。在张医师推拿期间，领袖闭目养神，神色自若，一无倦怠之情，似乎气功确实有效。以后张医师随领袖到南京、牯岭等处，每日上午为领袖推拿一次，治疗了一个月，从未一日间断。”
    除了气功，还专门请了一个护士，为老蒋做电疗，张毓中说：“在中西合壁、双管齐下的治疗后，领袖康复得很快，到底是电疗，还是气功比较有疗效，就不得而知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没有完全治好，从西安事变之后，老蒋终生受腰疾困扰。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 1月 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 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 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 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俊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定死也瞑目了，但定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

ys1937

32、管束张学良——拘于溪口

    1938年 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 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独自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 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 1日与宋结为伉俪。

    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 2师第 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 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 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 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有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
    刘乙光之下，特务队副队长，是曾经参与暗杀史量才的许建业（与《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同名）。后来中美合作所成立，许被调去任汽车总队队长，接替他任特务队副队长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
    熊仲青也是杭州特训班甲班第一期毕业生，与张毓中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特务处直属特务队工作。
    熊仲青跟随张学良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刘乙光还多 5年。
    看守当中，也有跟随张学良时间很长的，比如邱秀虎。
    1936年12月27日，邱秀虎等由特务处本部特务队选调出来的十个特务，跟随刘乙光“进驻”宋子文公馆，对张学良进行监视，从此，邱秀虎一直跟随张学良，直到1946年11月，张离开大陆移居台北井上温泉，前后整整10年。
    据邱回忆，张在宋子文公馆的 6天时间，基本上还是自由的，想去哪里都可以，只是由特务们暗中跟随。等移居孔祥熙公馆，暗中监视就变成了公开的，出门也不行了。孔公馆二楼张学良卧室门口，不仅有武装宪兵，还有特务处和宪兵司令部各一名便衣，公馆的楼下和大门外也加了武装警卫，不得随意出入。
    据邱秀虎回忆，31日张学良被审判那天，门前来了一个年轻人，穿着“国军”军服，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将军的弟弟，请你们允许我去看望他。”
    当时正赶上邱本人当班，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
    对方再三恳求，邱等狠起心肠，说“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满眶泪水”，在门前伫立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邱等喝斥他赶快走，“他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
    邱说，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正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当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
    在孔祥熙公馆住了两个星期，邱秀虎等“陪同”张学良来到奉化溪口，入住乐亭。
    张学良在乐亭只住了10天，即移居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这才是老蒋为他安排的正式住处。
    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后来回忆：“据当时侍卫张学良书房卧室的张宝顺说，南京派往雪窦寺别墅的武装宪警及便衣特务共为五十余人，多数是戴笠的部下，再加上其他厨师、工友、轿夫以及勤杂人员等二十余人，为软禁张学良一人所需的监卫杂务人等总计竟达七十人其上，俨然形成一个小兵营。”

    按：武岭学校虽名为学校，其实包含许多机构，甚至包括农场等等，一切均由张明镐管理，所以，张的职责多少有点类似于黄仁霖，即老蒋在家乡的小“内务府总管”，因此张明镐对当时的情况非常了解。

    雪窦山是溪口的名胜，中国旅行社一共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把这些房子全部包了下来给张学良住，有寝室、会客室、书房、洗澡间等等，由刘乙光、徐建业两个队长陪张学良住在这里。其他警卫和一个宪兵连则住在 500米以外的雪窦寺。
    据邱回忆，张学良所住的这个别墅，在当时有一个官方的名称，叫做“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相应地，刘乙光他们这支“特种部队”，就叫做“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除了队长刘乙光、队附徐建业以外，尚有负责财务的副官、专事为张学良办理伙食并采买各类应用物品的事务员等等。警卫人员大约有30人，分成 4个小组，轮流值班，“任务是将张的一言一行、生活情况详细地做秘密记载，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雪窦山一共住了11个月，在这段时间中，前期，主要是配合蒋介石处理西安事变的余波。
    据张毓中回忆：“领袖自到慈庵，名为休息疗病，实际上每日接见宾客、召见部属、批阅公文、电话指挥等等，依然日理万机，辛劳万分。”
    “慈庵的中式平房，隔音设备极差，不论办公室、客厅和卧室，不分昼夜，只要我们当值，都能听到室内谈话。领袖召见的人，以戴笠和张冲两先生为最多，几乎每隔一天，领袖就会派专机去接他们前来。戴、张两位先生都以神秘著称，凑巧戴先生是我的老师与长官，张先生是我温州小同乡和本家，我平时就很清楚他们的神秘任务，当然也知道戴先生之来与东北军的调防与整训有关，张先生则为了协调沟通等待殊任务而来。”
    西安事变的解决，其实分为两个阶段，蒋介石被释放，只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老蒋一回南京，就万事大吉了，西北还有几十万军队在那儿等着张学良回去呢。
    殆张学良被扣押，接着又判了十年刑，西北立时就热闹了。
    1937年 1月 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徵流、刘多荃等 9人连名发出“歌”电，其中称：“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
    “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非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愤激，万众犹疑，是始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
    “歌电”表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萁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 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乱之端? 谁召亡国之祸? 举世纵然不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耸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中枢”与西北之间，再一次走到了战争的十字路口，情势万分危急。
    据张毓中回忆：“一天早晨，我听见领袖在电话中命令何应钦部长：‘……限他们（指东北军》于今天十二时前遵照所颁命令行动，如再有违抗拖延，就在下午开始轰炸……’很明显的，东北军仍有要挟抗命之意。这也显示情势之演变，已到了危急的局面，一旦中央采取军事行动，内战势所难免。”
    张学良在 1月 8日的日记中说：“雨农由奉化返，交来蒋先生一函，今亲函虎城及各军友，要遵中央令。”
    戴笠是头一天来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要他给西北方面做工作，不要跟“中央”对立，这封信是这样说的：“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 正 )意：( 一 )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 二 )虎城可酌留部分军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内战。而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从 1月 7日到 1月29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他的东北军老部下，一共写了 8封信，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放弃对立，并明确指出：“若今日再不接受( 中央方案 )，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按：所谓“中央方案”，是指老蒋提出来的和平解决双方对立的两个方案：
    甲案：东北军调往甘肃，17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至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乙案：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17路军调去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进驻潼关到宝鸡铁路沿线各县。
    在张的劝说与斡旋之下，1 月16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发表通电，杨虎城、于学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处分，分别就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务，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通电并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
    1 月23日，顾祝同开始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采取军事行动，以给西安方面造成压力。1 月28日，东北军与顾祝同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渭河北岸的协议。同日，第十七路军同意采取蒋介石提出的甲案。
    至此，西北与“中央”的对立局面结束，张学良在 1月29日致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中说：“顷闻大家节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风、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兹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
    平心而论，东北军驻扎在渭河南岸还是渭河北岸，以及是否屈从于老蒋的压力、面子上好不好看，等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部队的完整，才能保持对老蒋的压力，才有营救张学良的砝码，因此，这个结果并不算太坏。
    对此，张学良心里很明白，保住东北军的独立存在，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需要，只是不好在信里明说就是了。东北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恰恰是一部分不明白的人坏了事。
    三天之后，西安就发生了少壮派军人杀害王以哲的“二二事件”，造成了东北军的分裂，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就此，情势急转直下，顷刻之间就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37年 2月 8日，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即召开东北军整编会议。此后，东北军被改编为 6个军，除骑兵军外，各步兵军均由每军 4个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个师、每师 2个旅的乙种军编制，并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分割调配到全国各个战场，风云一时的东北军，就此不存在了。
    张学良在“工作”之余，还要会客。
    很显然地，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见张学良的，所有来的人，都是衔蒋之命来的，凡来的，不是出于“斡旋”西北情势的需要，就是来给张学良洗脑的。
    来得最勤的，自然是戴笠，恨不得一天跑一趟，一方面是经常要传达老蒋对张学良的指令，另一方面，戴笠也是尽可能找机会来看看张，也视察一下“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的内卫、服务等等。
    再就是东北军的老部下，都是老蒋派来的，让他们做张学良的工作。戢翼翘、刘哲、莫德惠等三人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去的。
    戢翼翘我们原来说过，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驻北平的时候，戢是他的北平行营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刘哲是张作霖的好友，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东北的著名诗人、书法家，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莫德惠是满族人，本姓为莫尔登氏，曾首倡建立沈阳故宫博物院，并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等职。
    这三个人都是东北军的元老、重臣，也是张的父执，劝说张学良会有一定效果，因此，1937年 1月 2日，蒋令何应钦写信给戢翼翘，让他们去南京，找张学良谈两件事：第一是安慰他，告诉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危险的”；第二，老蒋准备派王树常到西安去，代替张指挥东北军，要他们让张学良给东北军写信，要求他们服从王的领导，不要出事。
    1 月 4日，王树常与戢翼翘等一同去看张学良，“到了别墅，看到武装卫队整齐严肃。”
    戢翼翘说：“政府派王树常去代你管理东北军，请你给他们一封信，叫他们服从。”
    张一听就急了，说：“不行，非我回去不可，杨虎城一定维持不住，军队一定要出事，王树常是好人，一去一定要受收拾的。一定要我回去。”后来又一再说：“非我回去不可，我回去不会出事。要出事了！要出事了！”
    戢翼翘回忆说：“我们讲话时，有四个人监视，拿着簿子记，显然讲什么都记起来。张也没写什么，他似乎有自杀的意念，中央就怕他自杀。我们劝他忍耐些，安慰他，告辞出来。”
    几个人出来以后，就去找何应钦，向他建议：“第一、要减轻他的精神负担，外面不要武装卫兵，铁门不要加锁，警卫人员改用和气一点的便衣人员，在附近暗中警戒，铁锁去掉后有人出入时不会哗啦哗啦响，反正他跑不掉的。第二、把他的太太接来，让他们一起住，才不会一个人想不开，也有人在旁安慰，好过一点。”
    此后，对张的看守果然稍稍“人性化”一些了
    张被软禁之后，与他盘桓时间最长的，就要数刚从西安被“释放”不久的邵力子了。
    在西安被扣押的高级官员们是12月25日被释放的，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回忆，当天下午，杨虎城忽然来看他，说刚刚把蒋介石送走，张学良也跟着一块去了南京。然后即向邵力子“诚恳道歉”：“这次的事自问动机纯洁，做得却不够好，因而使您受惊，夫人受伤，真觉不安。”
    邵力子说：“事变既得和平解决，过去一切不愉快的事，都不必再谈，惟愿一致救国的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杨又说：“即日要欢送事变中扣留的各将领回南京，但希望您能留下来，继续主持省政。”
    邵力子说：“我还可以主持省政吗?”
    杨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都希望您留下来。”
    26日晚，杨虎城摆酒宴请扣留高级将领和其他人，同时也是为他们明天乘飞机回南京“饯行”。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想赶快逃离西安这个是非之地，因为老蒋虽然走了，但双方的对立局面并没有接触，不定哪天就打起来了。但邵力子看杨虎城的态度很诚恳，就留下来了。
    晚宴过后，邵力子家中，来了两位令他意想不到的客人。
    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邀来西安的两位领导人物来看我，这两位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参谋长叶剑英( 中共代表还有博古，没有来 )。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叶剑英先生也是那年在广州认识的，都是我最敬佩的人。这晚宾主间的谈话没有拘束，我全神贯注地静听客人的话。他们谈了这次来西安的经过，到西安以后的工作，这次事变解决的过程，以及事变结束后的期待。他们也谈了当前中国的处境和前途，全国人民的责任，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使命。”

    按：邵力子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是周恩来的后任，不过中间还隔了卜士奇和包惠僧两任。邵所说的“周恩来先生是我一九二五年在汕头时领受过多次教益的”，是指1925年的第二次东征，是年11月 4日晚 8时，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率东征军第 1师攻克汕头。次日下午，蒋介石同参谋长陈倬、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力子等，在各界5000余人的欢迎中进驻汕头，这是周、邵二人订交的开始。
    特别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邵力子，还是公开参加组织生活的中共党员。

    邵还说：“周恩来是参加张、杨同蒋的谈判的。据说蒋在看到张陪同周见他时，神经似受极度震动，面色惨白，随着周对他和蔼的态度而逐渐恢复常态。周当时即开诚地谈中共对于国难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这以后，张、杨与蒋谈判抗日纲领时，他都参加。”
    到28日，杨虎城拿着张学良的亲笔信来找邵，信中说，蒋盼望邵力子即日回京，张已同意。“杨表示惜别，并希望我能有机会再来陕西。我表示谢意，并说后会有期，愿努力。”
    邵力子回到南京之后不久，老蒋就派邵力子夫妇到溪口为张学良“伴读”。邱秀虎说：“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据邵力子回忆：“我到时，已有一位徐道邻( 徐树铮之子 )在伴读，我只挂一个名而已。张读什么书，现在已记不起来。
    邵力子说，有一天闲谈，张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护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的戏竟演坏了！”
    邵力子说：“张讲这话时，神情似兴奋又似懊丧，我觉张的英雄主义真浓厚，只能答复他说：‘这已是过去的事，您也不会有所追悔，还是安心多读一些有益的书吧。’”
    邵力子看张学良看得很透，他这句“英雄主义真浓厚”，评价得也很准确。
    另外，还有一些人经蒋批准，来看望张学良，自然，这都是身份非同一般的人，如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吴国桢、陈布雷、贺耀祖，还有外国人端纳，还有曾在洛阳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等等。
    这些人中，有的待一会儿就走了，有的留下来吃顿饭，如汪精卫、端纳、莫德惠等。
    待得时间最长的是宋子文，住了一晚上，可见“国舅爷”确实不一样，蒋对他也无可奈何。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来，张陪同他游览山上名胜。他们谈话比较随便自然，没有什么拘束。宋在山上住了一晚，晚间与张抵足而谈，第二天清晨始离去。分别时，有依依不舍的表情。

        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宋二人就有很好的私交，张学良的毒瘾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下戒断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派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 3年了。
    1933年 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 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 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 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 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毒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 1月 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 月 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 3月 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 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 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 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 ”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
    张学良是好热闹的人，老看书也不行，邵力子来的时候，张就曾经诉苦：“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
    张学良在奉化的这个阶段，是整个张在幽禁期间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时期。
    邱秀虎说：“张将军在溪口这段时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陪着他游玩，生活和各方面招待也都比较好。雪窦山名胜较多，活动范围广阔，住所也较宽敞舒适，当时张并不感寂寞。他住在招待所时，对外没有保密，当地人和外地游客，都知道张住在这里。从表面上看，张在溪口期间，情绪还不是很苦闷的。”
    邱秀虎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张学良进行“管束”的各项“措施”、“工作流程”等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日臻”完善”，不用不错眼地搞“盯人防守”，所以，张的生活反而轻松了一些，甚至有心情外出游览了。
    张学良经常拿着地图，告诉刘乙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玩，特务们就根据他“提出的时间、地点，先行布置，准备好游览和野餐的工作。”
    去得最多的，是溪口的风景区千丈崖，那里有一个大瀑布，“高数百丈，水流湍急，很是壮观。”这个景区现在还在，网上有照片，那瀑布真可以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形容，比庐山那个强多了。
    当时，千丈崖边还有一个庙，当游客们观看瀑布时，“和尚用美观的盘子装了许多枚大爆竹，供游客作游戏。游客将大爆竹点燃以后，用力向对面大瀑布扔去，爆竹发出的声音特别响，游客就给和尚钱。”
    久而久之，这个叫“天地晌”的爆竹钱就成了庙里的一项收入。张学良去的时候，一开始，和尚每次都用盘子端出“天地晌”来，张很感兴趣，但特务们并不是每次都给和尚钱。后来张学良再去的时候，和尚就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跟他们要，也只拿出二、三个来。到最后再要，和尚干脆说没买，搞得张很扫兴。于是张对邱秀虎说：“可能是我们没有拿钱给和尚，所以他不肯拿出来，以后我们自己买来放吧! ”
    离溪口约一百多公里的新昌县有个名胜叫大佛寺，张很感兴趣，于是通知刘乙光说要前往游览。去外地，刘做不了主，经请示戴笠同意，于是张学良和赵四、刘乙光、许建业四个人乘卧车、另外十几个警卫乘大车，浩浩荡荡地就去了。和尚一看来这么多人，知道不是一般人，“便由方丈出来迎接，并向张将军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沿革及其他情况，张听得津津有味，在寺内游览了一番。方丈还准备了三桌丰富可口的素餐招待我们，张和赵四小姐一直赞不绝口。”
    饭后，刘乙光向张建议应该捐点钱给大佛寺，于是张送了六十块钱，还说：“这个大佛真不小，可惜庙子没有很好修整。”
    某天，张学良游览归来，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从坡上看见在雪窦山寺庙门口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指手大骂，方向是朝着我们的。当时还听不清楚她在骂谁，越走越近，骂的话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原来这女人连哭带骂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将军。张当时很生气。”
    特务们一问，方知是蒋孝先的遗孀袁静芝，她是来雪窦寺给死去的丈夫做佛事的，见张游山归来，就破口大骂起来。
    当时张极为不爽，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后来气消了，觉得也有对不住蒋孝先的地方，于是拿出一笔钱来，给蒋孝先作法事，超度灵魂。
    蒋孝先有二子二女，后蒋经国带着其中的二女—子去了台湾，袁静芝和幼女则留在了大陆，解放以后，袁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
    1937年阴历 3月20日，蒋介石的堂兄蒋介卿下葬，蒋家办白事，排场自然小不了，有头有脸的人都得来，当时祭奠灵堂设在蒋家祠堂，来宾则住在武岭学校。据张明镐回忆，“其中最引起溪口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因冯是倒蒋反蒋的有名人物。他和居正同来，蒋介石特别接见了他们。武岭学校里的招待人员特别安置他们在大礼堂内一间小房间休息。”另外还有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等等，杜月笙、王晓籁等人也来了。
    自然，张学良也去了，当时是刘乙光带着 4个警卫陪他去的。回来以后，前来吊丧的人多来顺便看看张学良，热闹了一番。
    蒋介卿出殡，所有费用全部由蒋介石承担，因此借着这次丧事，蒋介卿家还挣了一笔。据张明镐回忆，当时蒋的遗孀单氏曾去找总管丧事的蒋孝祥，说：“阿叔( 指蒋介石 )是不在乎的，他帮我家的忙也只有这一次了，你在账目中可以多报一些”，后来一算，单氏“干落“了4000快钱。
    据邱秀虎回忆雪窦山时期的张学良说：“张将军身体很好，当时是一个胖子，头发已经开始秃顶了。”据我们看到的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的照片，明显还是一个翩翩美“青年”，刚几个月的功夫，怎么会变成一个胖子，头发也掉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心情不好，肯定要掉头发。至于身体发胖，则明显是失掉了原有的生活规律造成的。因此，张学良十分注意锻炼身体。
    由于张不同寻常的出身和经历，把他锻造成了一个大玩家，各类体育、娱乐活动，没有他不精通的。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喜欢游泳，夏天经常到离雪窦山十里以外的沙堤大溪去游泳，从雪窦山别墅到沙堤，“中间有五华里是险峻的山坡，上下需用藤轿代步。监卫人员后来就在寺旁挖一小池，专供张游泳，从此就不到沙堤大溪去了。”
    很多体育运动是需要别人配合的，张学良一个人没法玩，得特务们与他一起玩才行，邱秀虎说：“张将军是爱好运动的，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排球，由队长刘乙光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宪兵连的个别排长也陪他打。”
    但特务们毕竟不像张学良那样多才多艺，有的能陪，有的还真陪不起。邱秀虎说：“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技术很好。我们警卫中有一个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张有次游泳时，要他也下水游，他执意不肯，张看见王的那个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起来。”
    在这时，张学良与特务们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每天晚饭后，张就找几个人陪他玩。“他从房里拿出外国跳棋、高尔夫球和其他玩具，到饭厅里教我们玩，有时他也打乒乓球。”
    张学良爱下象棋，而且下得特别好，邱秀虎说：“午饭后他略为休息，有时找我们警卫中的人下象棋。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
    邱秀虎说的韩庆勋，准确的名字，叫做韩庆恂。韩庆恂也是杭训班学员，与我们前面说过的王鲁翘是同学。
    推荐韩庆恂进特训班的，是他的堂兄韩庆堂。
    说起韩庆堂，武术界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武术大师。
    1929年，杭州举办过一次“国术游艺大会”，实际上是全国武林高手的一次大比武，曾轰动一时，经过比武，选出了前十名，其中第 7、8、9名为山东即墨人包揽，获得第 7名的就是韩庆堂。
    韩庆堂生于1901年，是长拳名家姜本河的弟子，习少林功夫，后又进马良的山东武术传习所学习。1928年，韩庆堂入南京中央国术馆首期学习，1930年毕业，后被浙江警官学校聘为武术教官。
    特务们下不过他，觉得没劲，时间长了，就不爱下了。后来张就让他们一个车，让一个车也不行，就再让车、马。有一次，张找特务胡祥林来下，说：“我让你车、马，要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结果胡祥林下了两盘都输了，挨了两次手板。以后胡再也不敢陪他下了，张乐得够呛。
    张学良有时也逗特务们玩，有一次，他问韩庆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韩说：“我是警官学校毕业的。”张学良听他是山东口音，就问：“青岛有个警犬学校，你是山东人，我当你是那个警犬学校毕业的哩。”韩不知张有意作弄，还一本正经地说：“哪里有警犬学校嘛？”张哈哈大笑。
    1937年11月 7日日夜里，中国旅行社社后厨突然起火，因山上汲水困难，无法抢救，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
    起火的原因，据邱秀虎回忆：“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
    起火以后，张学良并不慌乱，只是指挥特务们全力抢救他的四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
    此后不久，战事吃紧，刘乙光奉命将张学良转移到黄山，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ys1937

33、管束张学良——几度迁拘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 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 （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山乘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中央“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中央”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 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 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 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 3月 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 月 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 月 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 月 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 月 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 月 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 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 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 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 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 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 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 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 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 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 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 月 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 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 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 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 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 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 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 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 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 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 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 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 怎么尽打败仗呢? ”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 7月 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22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中央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中央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
    在郭冠英对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的采访中，刘伯涵曾谈到：“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为限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在这里，刘伯涵特别提到：“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云云。
    张严佛就是张毅夫。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一下飞机，便被送到宋子文公馆，当时负责“押送”的就是张毅夫，他带着刘乙光和邱秀虎等10个便衣在机场接上张学良，张毅夫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不宜与张学良“朝相”，于是就躲在人群中。因此，张严佛早就见过张学良，但张学良却没有与张毅夫打照面，
    张毅夫与张学良初打交道，是十多年以后的1947年10月。当时，军统局已经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并迁回南京，但军统在重庆盘踞了十来年，不是说搬走就搬走的，有许多后续事宜需要处理，于是成立了一个“结束办事处”，让张毅夫当主任，处理这些乱糟天的事。
    这天，张毅夫接到保密局局长郑介民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随后刘乙光到了重庆，张毅夫和刘商定：张学良到了以后，将他安排在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张毅夫指派“结束办事处”保管组组长侯桢祥、警卫组组长庞进祥协同刘乙光看守。
    为了保密，张毅夫特别指示刘乙光两个问题：第一，押解张学良到重庆的时候，不要进市区，而是在离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以免被人发觉。第二，不要把送往台湾的真实情况告诉张学良，而说是送他到南京去。同时，张毅夫派总务组组长郭斌向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北市的专机。
    张学良曾在日记中记载：“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张学良笔下的“许远举”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远举”，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
    张毅夫也回忆说：“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
    飞台北的专机联系好以后，张毅夫到松林坡告诉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还很高兴。次日，张毅夫两口子又赶到白市驿机场，为张学良和赵四送行。
    这是二张第一次面对面地打交道。
    1947年10月，刘乙光那位早已患了精神病的太太在台北住院，刘请假一个月去医院陪护。因此郑介民令时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毅夫临时去陪张学良几天。
    据张毅夫回忆，当时是郑介民、毛人凤两人一起与他谈的话，郑说：“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搞不好，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还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到台北市进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还好，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不能抽身，打算派你去陪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毅夫认为：“（郑、毛）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的好听一些。”
    张毅夫跟毛人凤不对付，保密局成立以后，张被排挤得够呛，先是被借故留在重庆处理善后，不让他回南京，然后又成立了一个毫无实权的所谓“设计委员会”，让张做主任，一天到晚没有任何工作可做，烦得要命，正好借机会到台湾去散散心，于是就答应了。
    张毅夫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怪病，大概是神经方面的疾病，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后遗症，鼻子变歪了，所以形容十分古怪。
    张学良是美男子，最重仪表，1946年初见张毅夫的时候，很不愉快，心想保密局是没人了还是怎么着，派这么个人来看我。
    但张毅夫是大才，据说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很肯定他，说他鼻子虽然是歪的，但心却不歪，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果然，一谈之下，张学良发现张毅夫不是一般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然而，恰恰是这个“无话不谈”的朋友骗了张学良，说是去南京，结果把他送到了台湾。不过，对此，张学良并没有怪罪，他也理解张毅夫，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是耳。
    所以。1947年10月的这次见面，对二张来说，是故友重逢。同时，这么多年了，终于出现了一个刘乙光以外的人，憋了几十年的苦水终于可以倒出来了。
    解放以后，张毅夫曾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张学良的谈话，他说：“刘乙光走的那天晚上，我在张学良的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的面，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倾吐了。他谈到了十年的刑期届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了十多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是一字一泪，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来保护你们。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边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们。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份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要我找好的。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张汉卿住。刘乙光当时满口答应了，但是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们夫妻儿女们竟占住了我现在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忍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房子让给我住，唉。”
    “我们初到台湾来的时候，身边有几位下女。那是陈仪让雇来照顾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让刘乙光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们不时会给我和四小姐送来一些东西，可是也让刘乙光夫妇给克扣了。他们有的时候只截留了一部分，有时候会全部截留，与来信上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闹翻了，更加受罪。所以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刘乙光一家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在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去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子，实际她是在骂四小姐。可好，现在你来了，刘乙光一家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天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人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这就是刘伯涵所说的“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的由来。
    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张学良说的这些情况，肯定曾经发生过，特别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对张学良、赵四造成的伤害，的确是我们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但是，关于刘乙光的孩子们，确实如刘伯涵所说，与张的关系非常好。
    据张学良在1937年12月25日（就是他驾车与火车赛跑，结果撞了人的那一天）的日记记载：“刘乙光两个孩子来看爸爸”，那么从这时算起，张与刘的家人相处已经近十年了。时间能改变一切，即便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天天朝夕相处，也处出感情来了。况且，张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所以特别喜欢刘乙光的孩子，从他的日记中、心中，许多地方都能看出那种长辈对少年人的慈爱。
    在张学良给赵四的一封信中，张说：“今晨黄玄又送来公家买的月饼和水果。你跟细蛮子、小胖子（都是刘乙光的孩子）他们说，叫他们快点上山，我借他们的肚子用一用，把这些替我装进去。”
    即便是刘乙光的精神病太太，与张学良、赵四的关系，也绝非不共戴天。
    1957年 1月 5日，张学良写：“刘太太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儿，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
    从文中看，显然是因为刘太太从台北来了，张学良令厨房做了很多好吃的，结果自己也吃多了。临行，张学良又买了一个日记本让刘太太送给刘乙光的女儿、在台北上学的刘淑慈。
    1 月29日，张学良写：“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来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来的维士克，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1957年的春节是 1月31日，刘乙光全家都来陪张学良过春节。张很高兴，请他们吃饭，并拿出宋美龄送的香槟和莫德惠送的威士忌来待客。从张学良所说的“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来看，他是真的很高兴。
    2 月 4日的日记：“抖了一天湖南跑胡，亦圣人之训乎，一笑。……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2 月 4日是“破五”，张学良玩了一天。“跑胡”是我老家湖南常德的一种牌，似乎多少有点像麻将（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笔者并不会玩这个牌），这个牌并不普及，东北人张学良之所以会玩，显然是因为长期与湖南人刘乙光一家相处才学会的。
    这时张学良已经开始写他的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所以张感慨说“年已过完，等刘太太他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第二，既然彼此基本上跟一家人一样，那么，每一个家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在张、刘之间就都可能发生，况且，刘本身就承担着“看守”的特殊使命，再加上他的精神病太太，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否则倒奇怪了。
    这些不愉快、甚至委屈，平常可能不说，可能忍了。问题在于，现在张毅夫来了，而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张学良憋了这么多年，可以想象当时肯定是千言万语、千愁万恨一起涌上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想象，张学良所要说的，肯定不会是这么多年来，“幽禁”的生活有多么幸福。况且，以张学良的身份地位、以张学良之心高气傲、以三十多岁的英年，一关就是十年，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向人倾诉，可想而知！
    要说张学良够不错的了，从三十多岁关到七、八十岁，居然还能能活到百岁！换个人，窝囊也窝囊死了！
    张毅夫的回忆，是比较早地披露张学良生活情况的一个材料（另一份材料是张治中的回忆），也是许多有关张学良受到刘乙光“虐待”的说法当中，影响比较大的一份。
        在张学良与张毅夫的谈话中，还曾经透露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张毅夫转述张学良的话说：“1947年 2月28日，台湾人在附近闹事，也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二二八事件。那些日子刘乙光非常紧张，那几天他狠狠地盯上了我，好像要把我活活吃下去，话也不跟我说了。他指挥宪兵和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们连续不停地在我房子前面巡逻。并向室内窥视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他可以称台湾的乱民们来劫狱，幸而台湾事变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很难说，我今天还能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前面所说的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们不去考究，因为毕竟都是琐事。最后说的这件事，即“二二八事件”的前后，张学良的日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也是张学良、刘乙光二人的相处当中，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
    1947年 3月 1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刘乙光告诉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张学良既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可听，所有的时事、新闻，只能听刘乙光告诉他。
    对当时的乱局，张学良很敏感，他在日记中接着说：“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又过了几天，3 月 5日，张学良说：“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 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同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3 月 7日的日记：“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3 月 8日：“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 吃饭时，老刘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的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 后来‘细蛮子’( 刘乙光之子 )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 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查看他们的行为，以作自己的借镜。”
    张学良所说的：“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就要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掌握了确实的材料，或者是他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刘乙光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授权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张、赵二人杀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抗战期间，刘乙光带着张学良，先后辗转了16个监禁的地点，那时遇到的情况岂不更复杂？不比台湾的情况更加令人莫测？张学良也没有发现刘乙光对自己有任何居心叵测的地方，怎么这次面对“二二八事件”，刘就会一下子变得这么心狠手辣了呢？
    不过，即便没有证据，我们也可以理解张学良，一个处于长期监禁中的人，经常会出现“境由心生”的情况，其思想方法和敏感程度，远不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可以揣测的。
    所以，那几天，张学良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张毅夫说：“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 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就在张毅夫临时“看守”张学良的时候，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偕夫人和孩子也到井上温泉来看望了张学良。据张毅夫说，张治中在那里吃了一顿饭，谈了两三个钟头。但张毅夫很知趣，他没有“旁听”张学良、张治中的谈话，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
    据张治中回忆，因老蒋有规定，监禁中的张学良不得随便会客，因此张治中找了他的学生、时任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缉，彭不敢答应。张治中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
    张治中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感于张治中来看自己的高义，张学良赠给他一首七言诗：“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当时，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还给他们俩照了合影，就是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
    张毅夫走的时候，张学良给他也写了一首诗：“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眼不得，枕上泪难干。”并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告诉他。”
    据张毅夫回忆，当年年底，刘乙光到南京见到了蒋介石，曾对张毅夫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毅夫的回忆、张治中的回忆、还有前面多次提到的邱秀虎的回忆，是有关张学良幽禁生活的最直接的材料。多少年以来，由于能够亲眼见到张学良的人极少，而其中像老蒋、小蒋、宋美龄、王新衡等人又不肯公开谈起此事，因此，这几份回忆材料就成了有关张学良后半生生活的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所有有关张学良传闻的蓝本——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是这么生发开来的。
    直到多少年以后，张学良部分恢复自由，特别是张的部分日记、信件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所看到的许多东西，不免荒唐与浅薄。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
    关于刘乙光，还有一件趣事，值得说说。
    那是在1948年，张学良在研究明史之余，忽然对禅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让刘乙光为他买一部《指月录》，这本书是在成都出版的，当时他们已经身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买。于是刘乙光给他原来的搭档、当时正在成都的许建业写信，让他代购。
    许建业认识南怀瑾，就请他代购了一部《指月录》寄给了张学良，同时，南怀瑾还送了许建业一套《维摩精舍丛书》。
    后来南怀瑾也到了台湾，并打算重新印行《指月录》。用他的话说，当时的台湾，还是“文化沙漠”，因此整个台湾，连一部《指月录》都找不到。
    刘乙光学过禅，而且跟南怀瑾拜过一个老师，所以南、刘二人是同学，同时也是好朋友。于是南就找刘，问能不能跟他借一下《指月录》。刘说，张将军早已信奉西教，这部书留着也没有用了，就还给你吧。
    这时南又想起他送给许建业的那套《维摩精舍丛书》，于是就打听许建业的下落，刘乙光说，这部书，许建业早已经送给我了，干脆一并奉还吧。
    这就是《指月录》和《维摩精舍丛书》得以在台湾印行的原委。说起来，刘乙光对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也做过贡献呢。
    这段往事，南怀瑾在《南禅七日》当中还特别讲过。
    早在1940年，以“管束”张学良有功，刘乙光就已经晋升为军统局少将专员，然而，其职司，依然是带着手下那几个便衣和一个连的宪兵，陪伴着比他小三岁的张学良。
    南怀瑾曾经借用苏轼的《洗儿》诗意赠刘乙光，“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暗喻刘乙光一辈子的事功仅仅是当个看守，而当看守居然也能熬成少将。
    1962年，64岁的刘乙光，在与张学良共同度过了25年之后，终于被调回国防部情报局（即原军统局、国防部保密局），两年之后退休。
    25年的岁月，不可谓不长；25年的岁月，刘乙光与张学良一起“慢慢变老”。这25年，与张学良一样，刘乙光同样耗尽了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不一样的，张学良还有赵四相伴，刘乙光却把自己的老婆熬成了疯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5年，刘乙光又何尝不是在坐牢呢？
    1982年，刘乙光在台北去世，享年84岁。
    继刘乙光之后负责“管束”张学良的，是熊仲清。
    熊仲青，1907年生，湖北人，杭州特训班第一期毕业。
    与邱秀虎、韩庆徇一样，熊仲清也是最早到张身边工作的便衣特务之一，
    1937年11月29日，张学良现在日记中写道：“自赣西饭店迁于绛园，此园为一萧姓住宅，我分租的。”这个“绛园”就是熊仲清物色的，其房东肖绛君是武汉大学教授，房子很大，没住几个人，于是由特务队包下，每月租金 160元，实际只住了不到一个月。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许建业调走，熊仲清升任副队长，1962年接替刘乙光任队长，直到1966年退休。
    尽管熊仲清“陪护”张学良的时间最长，但他没有熬上将官，到退休是也仅是上校。
    第三任“队长”是段毓奇。
    段毓奇是福州人，1957年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到1980年为止，也干了23年。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留美的流体力学博士，他的前妻、也就是段毓奇的儿媳妇非常出名，研究台湾文学的应该都知道，那就是著名作家陈若曦。
    段毓奇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任，是李震元。当时对张学良的“管束”已经放宽尺度，因此将“特务队”改称“第一特勤组”，李震元为组长，直到张学良赴美国为止。
    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
    1964年 7月 4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举行了宗教婚礼，女方的证婚人，正是黄仁霖。
    1979年10月 5日，农历中秋节，张学良第一次在台北公开场合露面。
    1991年，张学良夫妇获准赴美探亲。
    1995年 4月，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
    尽管张学良一生当中多数时间都处于逆境，但他惊人的长寿，使他看到身边几乎所有的亲棚、故旧和对手的凋零，有的甚至看到了两代。
    老蒋，逝于1975年，享年88岁；
    小蒋，逝于1988年，享年78岁；
    宋子文，逝于1971年，享年77岁。
    张群，逝于1990年，享年 101岁。
    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1946年，年仅49岁。
    于凤至，逝于1990年，享年92岁。
    赵一荻（又名赵绮霞，即赵四小姐），逝于2000年，享年88岁。
    张学思，逝于1970年，享年54岁。
    张大千，逝于1983年，享年84岁。
    王新衡，逝于1988年，享年80岁。
    王一方，因火灾死于1993年，年仅41岁。
    算将起来，只有当年的知己宋美龄活过了张学良，于2003年以 106岁的高龄辞世。
    夏威夷的海滩，当张学良坐在轮椅上，远眺海天之际的时候，不知道——
    有没有感到一丝寂寞。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夏威夷病逝，享年 100岁。

ys1937

34、附：张学良被拘后的西安

    多少年以来，讲西安事变，一般都是说到1936年12月25日，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标志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实际上，从12月12日到25日的这两个星期，仅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成果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蒋介石的胜利，即以“兵谏”为手段，换取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的口头承诺。
    对老蒋而言，也不能算是失败，毕竟他从西安全身而退，同时，因停止“剿共”，团结抗日的曙光初现，还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支持，其声光甚至超过西安事变发生之前。
    但是，飞回南京的老蒋，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
    张学良的问题容易解决，说判刑就判刑，说关起来就关起来——不好解决的，是西北与中枢之间，依然处于对立状态，十几位“中央大员还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中央军的50架飞机还扣留在西安、陕西依然是军事禁区，除非放了张学良，否则，要进去，就得打。
    杨虎城不是张学良，不会跟老蒋去讲所谓“义气”，东北军的那些骄兵悍将，更不是好相与的。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善后，也可以说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老蒋笑到了最后。
    我们依然要从1936年12月25日说起。
    当天下午，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离西安，临走留下一个手条：“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
    这个条子，是给他的东北军手下写的，“何、王、缪、董各军”，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的董英斌，这是 3个军长。
    缪是指缪瀓流，缪瀓流的情况有点特殊。
    入陕的时候，缪瀓流任第53军第 116师师长，第53军军长是万福麟。
    万福麟，1880年生，吉林省长岭县人。
    万福麟是东北军元老，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就是万福麟。1930年，张学良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跟随他出关的，主要就是万的部队。
    到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万福麟任53军军长兼华北军第 4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参战。因汤玉麟不战而逃，致使万的部队腹背受敌，为保存实力，万福麟不得已把部队撤了下来，结果名声受到很大影响。
    因热河失守承担责任的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替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很欣赏万福麟，让他做自己的副手。
    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53军就在这个时候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随张南下，后来尾随红军进入西北，万福麟的军部和另一部分则留在了华北。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万福麟成为最初的16名委员之一。
    由于第53军军长万福麟留在了北平，因此入陕的第53军 116师师长缪瀓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军的代表。后缪瀓流被提升为第57军军长。
    以上是 4个军了，东北军一共是 5个军，还有一个军是驻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即张学良手条中的提到的“孝候”
    张学良这个条子说的很明白，即我不在家的时候，东北军的重大事情，要听杨虎城和于学忠指挥。
    那么，这两个人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呢？换句话说，东北军能不能听从他们的指挥呢？
    先说杨虎城。
    从历史上讲，杨与东北军之间，没有任何渊源。东北军刚刚入陕的时候，杨对张学良还颇为忌惮，他的十七路军与东北军也经常闹出摩擦。至于杨与张在西安事变中的结盟，完全是在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绝不意味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就合为一体了。
    从职务上说，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东北军与西安绥靖公署之间，没有任何统属关系。换句话说，杨虎城既没有指挥东北军的权力，东北军也没有服从杨虎城的义务。
    再说于学忠。
    于学忠，生于1890年，山东蓬莱人。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因此于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毅军。1917年，于学忠进入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任北洋陆军第18混成旅炮兵营长，并得到吴的赏识。
    1926年，北伐军兴，吴佩孚被打得大败亏输，于回到老家蓬莱乡居。此后投入奉系张作霖部下。1928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以后，于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 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 4月任第51军军长，6 月兼任天津市市长。
    1935年 5月，因“塘沽协定”的签署，于学忠的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免掉，由商震接替，于和他的51军则被调到陕、甘地区“剿共”。
    因此，在东北军中，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的，也是最早离开华北的、同时也是最早进入西北的。
    除了张学良以外，于学忠是东北军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军事将领。
    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于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年冬天，西北“剿匪”成立，于任第二路军总司令，驻兰州。
    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当中，于学忠是最为老成持重的，也是政治上最成熟的。因此，综合以上几个因素，张学良决定以于学忠为首，暂时指挥东北军。
    要说张学良想的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张的几个军长当中，最不适合担任东北军临时统帅的——正是于学忠！
    我们前面说过，东北军，从根子上说，还是军阀的部队，所谓军阀，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只听命于一个人，张作霖在听张作霖的，张作霖没了听张学良的，之所以张学良27岁就当东北军统帅，不是因为大家服张学良，而是服他老爹。因此，在这样的部队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二号人物”，一旦“一号人物”垮台，绝没有人能够代替他的作用。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凡军阀的部队，红火的时候，绝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一旦军头本人有个风吹草动，大家马上作鸟兽散，丝毫不带犹豫的，更谈不上丝毫留恋，感情、义气云云，那是想都不要想。
    最典型的，莫过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前面说过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自从被人打翻在地，就没再翻过身来。
    相反，桂军从北伐开始，到国民党退出大陆，始终在政坛保持相当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首脑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二人始终屹立不倒。阎锡山在山西基本上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于学忠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唯一的一个“外来户”（何柱国也是外乡人，但他从进入军界就是奉系的人，跟于学忠有本质区别）。
    于学忠是吴佩孚的手下，投入东北军才八、九年，其中1930年以后还一直在华北，与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时间非常短，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也比较有限。叫这样一个外乡人来指挥“坐地炮”，显然是勉为其难的。
    另外还有一点，于学忠的驻地在甘肃，根本不可能在西安常驻，怎么能发挥作用。
    东北军的“群龙无首”，后果是致命的。张学良走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面前，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以及东北军内部，几乎没有一件事能够达成一致。而作为“客卿”出现在西安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少了张学良这个“粘合剂”，也只能是尽力弥合。
        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三位一体”的局面一旦瓦解，马上面临的就是崩溃。
    张学良刚走，杨虎城就遇到一个难题。
    12月25日夜里，杨虎城接到张学良从洛阳打来的电报，让他释放仍然软禁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
    兹事体大，杨虎城不好擅专处理，他得跟东北军方面商量商量。
    当时东北军的几个实权人物，第57军军长缪瀓流和 105师师长（这个师实力很强，相当于一个军）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因此杨虎城找到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问他们该怎么办好。
    按张学良的安排，东北军由于学忠暂时负责，因此12月25日当天，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已经特派飞机将于学忠从兰州接了回来。但不知为何，杨虎城并没有找于学忠，而是找了王以哲与何柱国。
    王以哲，字鼎芳，189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
    1920年，王以哲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八期，与陈诚同期，不过陈诚是炮科的。1922年毕业后，王以哲投入东北军。1928年东北易帜，王以哲已经是东北边防军第 1旅旅长了，后王改任第 7旅旅长。
    1931年 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夜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这里正是王以哲部的驻地。事后，王多次说：“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刻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那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我成了民族罪人。”
    1933年 4月，承德失守，张学良“下野“，临行前张重新整编了在华北的东北军，以王以哲为67军军长。
    1934年 3月，张学良就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最先奉调到反共前线的，又是这位王以哲。1935年夏，王以哲尾追随红军进入陕南。
    在这里，王以哲连续遇到了两次重要挫折，先是 9月底，67军 110师在甘县全师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刚过一个月，67军 107师 619团被我围歼，团长高福源被俘。
    日后，正是通过高福源——王以哲的牵线，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在日后不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盟局面。
    何柱国，1897年生，广西容县人。
    何柱国的经历，有点像秦德纯，从小就读各种各样的军校，先是黄埔陆军小学，然后又到湖北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7年，何柱国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旋即赴日本，入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第十一期。在那个时代，学骑兵的不多，因此何柱国是正经八百科班出身的骑兵专家。
    1919年，何柱国学成归国，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骑兵战术教官，所以，何柱国虽然比王以哲还小一岁，却曾经当过王的老师。
    1922年，何柱国入东北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兼骑兵队队长。后入奉军，到1928年东北边防军整编时，何任第 3旅旅长。1933年，何柱国任东北军第57军军长。1935年 8月，东北军组建骑兵军，何顺理成章地改任骑兵军军长，副军长就是黄显声。
    何柱国与王以哲，经历都差不多，提职的速度也相仿，私交也很好。1936年 8月，红军渡过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尾追他们的正是何柱国。因此周恩来致电王以哲，让他从中说项，协助解决此事。
    王当即找何柱国，对他说：“中央逼我们‘剿共’这一手很厉害，是不怀好意”、“是一石两鸟政策。”还说：“副司令讲，‘共产党是真抗日的，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将来能救中国；打日本，收复东北，要依靠共产党”。“副司令讲得对，我们应听副司令的”等等，说服了何柱国，从此，何不再与红军为难。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有很好的人脉，除了何柱国，独立 105是师长刘多荃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因此，王以哲等在东北军中，隐隐然形成了一个“保定系”。另外，王与缪瀓流的关系也很好，缪本是53军 116师师长，张学良原拟提拔他为53军副军长，在王以哲的力保之下，直接让缪接替了董英斌的57军军长职务。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张学良被扣以后，他指定的临时负责人于学忠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倒是王以哲有成为“领袖”之势，有什么事，大家都唯其马首是瞻。
    杨虎城与王、何二人商议的结果，应德田有详细的回忆。
    应德田也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他却是一个改变了历史的小人物，在这里要岔开一笔，说说应德田，否则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
    应德田，1900年生，辽宁灯塔县人。
    1929年，应德田毕业于东北大学，后赴美国留学，1932年回国。
    应德田毕业的时候，张学良正任东北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应德田曾作为代表发言，从那个时候，张学良就认识了应德田。
    1934年，张学良任命应德田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少校科员，次年又晋升为中校秘书。1935年 9月，应德田随张学良入陕。
    这一时期，应德田并没有具体地去做“剿总”的具体工作，主要是替张学良做外联，联络一些东北的熟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据应讲，他联系过的有李杜、杜重远、唐聚五等等。
    1935年 6月，根据张学良的授意，应德田组织了“东北大学校友会”，并在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成立了分会，以应德田为执委会主席。用应的话说：“张学良将军建议组织校友会，是有沟通声气的意图。”
    另外，张还要借重应德田的才气，以备“顾问”。应说，刚刚进陕的时候，张对“剿匪”还很积极，曾拿来一部《绥寇纪略》，让应德田研究，然后把其中的“精华”讲给自己听。
    《绥寇纪略》“是一部记载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逼民反、农民大起义及起义军与官军的斗争过程直至明亡的史书，里面关于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牛金星等，关于明朝将领如孙承宗、洪承畴、杨鹤、何腾蛟等，关于两方斗争和战争情况及胜负因果，都记述甚详。”应认为：“张学良将军所以要我看这本书，大概是想从这部书中找些‘绥寇’的经验和办法。”
    应外，应德田还做些秘书工作，比如，把张学良的讲话进行整理、汇编等等。
    在此期间，应德田还认识了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早已大家熟知的孙铭九，时任张学良的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1936年 6月30日，即“艳晚事件”的第二天，张学良令孙铭九改任卫队二营营长，以应德田接替孙铭九负责参谋秘书室。
    另一个就是苗呈实，号剑秋，以号行。
    苗剑秋，1905年生，辽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与应、孙二人不同，苗剑秋并不是张学良的下级，在“剿总“里并没有职务，据应德田说：“（苗剑秋）在张学良将军这里，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名义，大家一般称他为“苗秘书”，其实他自始至终在机关里没有职务，颇似古代的养士或食客性质。”
    应德田的回忆（也包括孙铭九的一些材料），其中颇多令人疑惑之处，但很多事情是他直接操办的或亲身参与的，有些有旁证，可知其所言不虚；有些，就只能听他的“一家之言”了，因为别人不知道。
    1936年 9月，应德田帮张学良办了一件大事——成立“抗日同志会”。
    用应德田的话说：“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
    应德田回忆，大约是在1936年 7月底，张学良找到应德田和孙铭九，详细地对他们谈了建立“抗日同志会的想法和宗旨”，张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有这样一个核心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它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
    对此，应德田和孙铭九表示完全拥护张学良的决定。当时，“张学良将军把一个黑色硬皮十六开大小的本子打开，严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孙铭九和我相继签了名。以后发展会员都在其上签名，这个本子就成为同志会的签名簿。”
    当年 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始人共15人，除张学良、孙铭九、应德田三人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等，其中刘鼎、刘澜波、苗渤然都是共产党员。
    抗日同志会的领导机构和人员，都是张学良定的，其中，张自任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在 9月的抗日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又增设了一个理论宣传部，部长为苗剑秋。
        至此，所谓东北军少壮派的“三剑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就在抗日同志会凑齐了。
    关于送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等四人回京的事，据应德田回忆，当时杨虎城的态度是主张“缓一缓”，即“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由他作主”，但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主张马上就放，而且不只放这四个，要将扣押的十几个“中央大员”一起送走。
    应德田得知此事后，认为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因为“这样做于张学良将军有害无益，张学良将军没回来之前，不能把这批人放走。”于是他赶去新城大楼找王、何二人。
    见到王以哲，应德田开始长篇演讲，根据应的回忆，当时他一口气说了起码得有十分钟，归结起来是三点，第一，扣押的这十几个中央大员是人质，张不回来就不能放。第二，张副司令打来电报，让放人，谁知道是不是他的本意？张临走时曾说“过三、五天就回来”，那么，等他回来自己放岂不很好，也不急在这几天。
    应德田还说了第三点：“无益于副司令回来的任何事情，我们绝不应当去做，能够保证副司令回来的一切条件，我们绝不应当放弃。请军长为副司令，为东北军，为三位一体仔细慎重，勿贻后患，将来后悔是无用的。”
    应德田最后说的这几句话，无礼之至，不仅暗含了“你王以哲、何柱国两个人在做不利于张副司令”的意思，而且其中含有威胁的语气，已经不大像是下级对上官在说话。
    听了应的话，王以哲并未计较他的态度，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是说：“你太多心了，副司令都送委员长回南京了，我们还扣留这些人做什么? 何况，副司令有电报指示，我们怎能不办呢? 我们不遵从副司令的指示，我们还遵从什么呢? ”
    应德田又重复了一遍：“副司令说几天之内就回来，等他回来再放有什么不好呢? 何必急于现在就放呢? 这些人是副司令回来的保证啊! 军长，如果愿意副司令回来，我们必须把这些人扣住。今天副司令还没有回来，我们就随人摆布，这就可以使他们这样想；我们并不重视副司令回来的问题，不放副司令满行了。这不是使人觉得东北军、三位一体软弱可欺吗? 副司令也可以任人摆布了吗? 如果是因为没有按他的电报指示去做，担心副司令回来责罚我们，那么我可以在他回来的时候，一定向他说明这是我的过错。”
    王以哲没有听他的，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严重，副司令会回来的，我并不是怕责罚，是大家多主张放，委员长已经走了，我们再留这些人毫无意义。送人情送到家嘛，这是副司令的精神。”
    应德田见说不动王以哲，只好去找“设计委员会”研究对策。

    按：早在12月12日捉蒋成功之后，张、杨就改组或成立了一系列的机构。
    首先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下，有一个“参谋团”，这是一个军事机构，负责研究讨论一切军事问题。
    另外还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刘澜波，申伯纯，卢广绩、黎天才、洪钫、王炳南、王菊人、应德田、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以高崇民为召集人。
    “设计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机构，成员都是文人，其职责，用应德田的话说，是负责“讨论张、杨交议的问题，也可以向张、杨提出建议。”可以说，所谓“设计委员会”，基本上相当于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智囊团。
    眼下，需要“设计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时候来了。

    听了应德田的话，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高崇民又赶去见杨虎城、王以哲，表示“设计委员会”不同意放掉这些人。
    但是没有效果，人还是被放了。
    据蒋百里回忆：“二十五傍晚，杨虎城设宴为余等饯行。余戏谓之曰：‘昨为阶下囚，今为坐上客，真余等之谓矣。’满座皆大笑。二十六日上午九时，余等至飞机场，杨氏遣队莅场欢送余等。遂于军乐悠扬声中凌虚而归。”
    放掉被扣的十几位“中央大员”，是老蒋与西北方面的第一次交手，也是一次试探。我们有理由思考，如果不放这十几个人，老蒋会怎么样对待张学良。
    这个回合，老蒋胜了。
    同时，围绕着“放人”的争论，也是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即所谓“少壮派”）与高层（即所谓“元老”）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其结果，元老的意见占了上风。
    对此，应德田认为：“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本意，与大家是相同的，也是不主张先放蒋方人员和飞机的，要等张学良将军回来后解决，但由于王以哲、何柱国固执己见，杨虎城将军为团结着想，才改变了自己的意见。”
    12月29日，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到南京，要求西安方面放回中央军的50架飞机和飞行员、地勤等 500多人，据孙铭九回忆，当时阎宝航转述张学良的话说：“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 指蒋中央 )不让我回去，那边( 指西安方面 )能答应吗? ”阎还说：“要争取汉公( 指张学良 )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
    杨虎城再次找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此事，据应德田说，“杨虎城将军认为张学良将军五天之内并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不应当再放了。”但王以哲、何柱国认为可以放，“送人情送到家嘛”。
    应德田得知此事，再次去找王以哲、何柱国，把上次说的话又讲了一遍：“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我们放弃了副司令能够回来的最后保证，不仅表明我们无心无力争取副司令回来，而且还会替南京增加军事威慑力量和使蒋介石大大坚定扣张的决心，这就对副司令，对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极其不利。”
    据应德田回忆，当时王以哲是这样说的：“不知你怎么如此多心，我不相信委员长不让副司令回来。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送人情送到家，我们也应当体会副司令这句话去办事，不应当违背他的意思呀! ”
    12月31日，所有飞机及相关人员被放回南京。
    放走飞机，是老蒋与西北方面角力的第二个回合，也是少壮派与元老们的第二次冲突，其胜负态势，与第一次完全一样。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应德田、孙铭九等人的意见都是对的，不管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出于什么考虑，都不应该在张学良回来之前，轻易放掉谈判的砝码。
    就在西安方面放走飞机的同时，张学良在南京被“高等军法会审”判处十年徒刑。
    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明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51军军长，均予以撤职留任的处分；任命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1 月11日，曾在洛阳机场高呼“打倒张学良”的祝绍周奉顾祝同之命来到西安，带来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案。
    甲案：（一）东北军移驻甘肃；（二）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四）中央军十二团进驻潼关至咸阳一线。
    乙案：（一）东北军调驻安徽；（二）十七路军调甘肃；（三）红军仍回陕北；（四）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对此，高崇民分析：“甲案系陪衬，蒋属意东北军接受乙案。张学良则盼东北军接受甲案，三军得以靠拢，西北团结局面尚可维持，不致被各个击破，而其个人返陕有望。”
    在这一阶段，杨虎城所处的位置，极为艰难。
    既然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那么，毫无疑问地，重大决策要取得三方的一致，特别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的势力最强大，更重要的，眼下要救的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是战是和，要战是怎么个战法，要和提什么条件，自然首先要听东北军的态度。
    偏巧，东北军内部又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矛盾的焦点，在于先救张学良，再结束对峙状态；还是按照老蒋的意思，西安方面的部队先从前线撤下来，再谈张学良的事。
    其实，只要“三位一体”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即便是先撤军，也不见得就绝对不能保持对南京的压力，关键是自己不要乱。
    现在的局面是，东北军自己拎不清，杨虎城又不可能强压他们自己拿主意，扯来扯去，不得要领，时间已经来到了一月下旬。
    由于无法说服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应德田他们想到了借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 月27日，应德田等“三剑客”和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中坚人物何镜华约见了周恩来。
    谈话的经过，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都有回忆，互有出入，孙铭九甚至说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此次会谈，好在要谈的事大家都知道，倾向性也都差不多，细节上的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考究。
    依然是由应德田主谈，谈话的核心，还是坚持要张学良先回来，然后再撤军：“如果我们现在不坚持争取，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先撤兵，那就等于告诉南京：东北军和三位一体已经放弃副司令了。那样，副司令便永久也回不来了。”
    最后，应德田提出：“现在，东北军里除两三个军长外，全体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十七路军杨主任也会赞成这样主张。为东北军的前途，为三位一体的前途，为联合抗战的前途，为张副司令的前途，希望红军能体会副司令的心，坚决支持要求副司令回来的主张，坚决支持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的主张。这样坚决的要求，能够把副司令营救回来，并没有内战前途。我们千万不要中蒋介石的阴谋，在他的压迫威胁下而放弃副司令，陷联合抗日、三位一体于失败的结果。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我们，也请红军同心合力，打垮他们。”
    对于应德田的请求，周恩来是这样说的：“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回来。但现在这种局面，两方面如都坚持，我们三位一体一定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当不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希望达到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的。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应该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就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对于周的回答，苗剑秋极不满意，他说：“你们现在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等撤兵之后，大家分散了，你们还怎样和我们一同坚持营救副司令呢？”还说：“你们不坚持，我们坚持，蒋介石看我们不是三位一体，只是东北军坚持，力量小了，就容易使他生轻敌好战之心，如果蒋介石进军打我们，你们是否就看着袖手旁观呢？”他甚至说：“你们不同我们一体坚持，就是等于和我们不合作，咱们岂不是等于破裂了吗？”
    苗剑秋有点小才气，颇具“狂生”气质，跟张学良也是如此。有一次他跟张起了言语冲突，一气之下居然负气走了。最后还是张学良哄他，对他说“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苗剑秋才回来。
    在应等的再三要求下，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明天回三原去开会讨论一下，回来再答复你们。”
    据应德田说，1 月28日，“周副主席、叶剑英和秦邦宪同志乘汽车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去开会，当晚回到西安。”周对应说：“只要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要求，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致坚持，到任何情形下，绝不后退，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副司令，我们绝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但他的态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东北军意见一致，团结一致”。
    为了达成“意见一致”，东北军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来讨论此事，这就是“渭南会议”。
    参加会议的，既包括了东北军几乎所有的军、师级高级将领，也包括“三剑客”等抗日同志会的中下级军官。也就是说，所谓的元老派和少壮派，这次几乎到齐了。
    既然叫“几乎”，那就是说还有缺席的。
    不错，少了两个人。
    一个是于学忠、一个是王以哲。
    于学忠在兰州，来不了。
    王以哲是病了——早在 1月初，祝绍周到西安来传达甲、乙两案，回去的时候，王以哲送他到机场，结果着凉了，从此一直缠绵病榻。
    东北军的名义统帅和实际上的掌权者都不在，你说这样的一个会，最终能起到什么效果！
    王以哲不在，董英斌替他主持，他说：“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总部搬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到高陵一带。将来如实行甲案，则开往甘肃；如实行乙案，则开往安徽。有的主张我们先坚决要副司令回来而后再听命撤兵，有的主张先撤兵后营救副司令，我们内部的意见颇有不同。无论是先撤兵而后再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否则，只凭个人意见，不能集思广益，不能在一致意见之下团结起来，对副司令、对于东北军一定只有坏处。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地仔细谈谈，使我们东北军的意见能够达到一致，然后根据这个一致的意见，大家坚持团结，努力奋斗。我想，这样才能够达到营救副司令的目的，才能够使东北军走上光明的前途。现在就请大家好好谈谈。”
    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只应服从中央的命令，先把总部退到邠县，渭南前线部队撤往高陵以北，然后，如实行甲案，我们就开往甘肃；采取乙案，我们就开往安徽，这全在我们的决定。我们接受中央的条件先撤兵，这表明我们东北军还是尊重中央、服从中央命令的，中央也就不会认为东北军与他们为敌了，这样，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
    何柱国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拒不撤兵，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必定要引起僵持局面，进一步要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都是不利的，因为东北军绝打不过中央军，战争之中，他们当然不能放副司令回来，战争完了，东北军失败了，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了。那时东北军的前途会更加暗淡。因此，我们现在应该避免冲突，服从中央。况且，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目的，是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放蒋、送蒋也不外为此目的，到南京后副司令还屡次带信来，要我们和平解决。我们现在放弃坚持，应该说是尊重服从副司令的指示，符合副司令发动双十二事变的心愿。假如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内战爆发，那将陷副司令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了。所以，为各方面的利益前途着想，应当听从中央的命令：撤兵。”
    最后，何柱国强调，他的话也是王以哲的意思。
    元老派讲完了，代表少壮派发言的，依然是应德田。应讲的很长，核心的意思就是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军，不惜一战。在发言中，应德田反问大家：
    “关于营救副司令的问题，为什么说东北军应当而且必须首先积极主动地坚持呢？我们知道，西安事变捉蒋，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为辅的；放蒋、送蒋，更明显是以副司令为主，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为辅的；在三位一体的团结之中，也是以副司令为最重要的中心人物。所有这些表明，这不只是由于东北军人多势大，而是因为副司令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态度都是积极的、行动都是主动的关系。现在营救副司令，当然也必须还是由东北军积极主动。只有这样，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才能一同坚持。如果东北军不坚持营救副司令，那么十七路军杨主任和共产党代表团还怎么坚持呢？”
    应又说：“还有，不用说，谁都明白，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并非十七路军的领袖，更非共产党红军的领袖，我们的领袖被扣，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比别人更坚决地营救呢？况且，副司令与杨主任联合发动事变，实现了拥护蒋介石、联合共产党、团结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对于国家有极大的功勋。这样的领袖不仅他个人有远大的前途值得我们拥护他，营救他，而且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前途，对于三位一体的前途，对于中国的前途，也都有着深刻密切的关系。对这样一个值得拥护爱戴的领袖，我们怎么能不积极主动、团结一致地营救他呢？”
    最后，应德田说，“十七路军杨主任是主张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因为杨主任知道副司令不回来，他自己、东北军、三位一体都将不好办。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表示，他们了解副司令的重要性，为营救副司令，如果我们东北军能够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坚持营救，他们也和我们一同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后退，绝对不会对不起副司令，绝对不会对不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位朋友。现在三位一体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地营救副司令，全在我们东北军自己了。在这最后的关头之下，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呢？请各位贡献看法，讨论决定。”
    应德田不愧是应德田，这一番话说出来，大家都为他的气势所摄，在“我们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不撤兵，坚持营救副司令回来”这样一顶大帽子下面，毫无疑问的，谁也没法站出来反对应德田的说法。
    所谓的讨论就此定板，除了董英斌、何柱国、应德田以外，别人基本就没怎么说话。据高崇民回忆，赴渭南开会时，高崇民与应德田等是坐一辆车去的，应在车上曾对高说：“高大哥，这次会议主要是看带兵官们的态度怎样，你不必讲什么话。”
    事实上大家亦没法说什么话了，高崇民说：“何柱国在东北军官中，本无威望，会场上各带兵的军官们都被应德田借口争取张副司令的话所控制，无人敢表示赞成何的意见。”
    据应德田回忆：“董英斌为了表示会议的重要，又因王以哲将军本人不在场，认为需要把决议写出来，同意决议的人都在上面亲笔签名，以便拿回去交王军长执行和作为以后执行的依据，到会的四十多人都亲笔在决议上签了名，备了案。”
        表面上看，东北军总算拿出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于学忠、王以哲二人的缺席，却使这个个“一致”大打折扣，且埋下后患。
    1 月31日，于学忠终于来到了西安。
    于学忠因何到西安，谁请的，在大家的回忆中，各执一词。
    应德田的回忆是这样说的：“渭南会议之后，虽然有了一致通过的决议，但是，王以哲、何柱国两将军却无意遵守，一意破坏这个决议。他们明明知道无条件撤兵的方案已经遭到全体东北军的反对，仍旧死不甘心，挖空心思寻找出路，他们图谋求救于东北军元老于学忠，争取得到他的支持，代他们发号施令。一月三十一日，王、何派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接来。”
    但是，高崇民的回忆，却与应德田的说法正相反：“于学忠之来西安，是因为一方面西安与潼关谈判好了的条件须要执行，而一方面西安还在和战未决的状态。杨是支持少壮派的意见，但对东北军高级将领如缪澄流、刘多荃等又无把握，少壮派应德田等拟利用于学忠代替王以哲，他们以为于学忠老实，容易包围，故希望于来西安作主战的最后决定。”
    比较起来，还是孙铭九说得最实在：“由于渭南会议的决议，不符合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意，所以他们不愿执行。应、孙等少壮派，则坚决主张维护渭南会议决议，并要求贯彻执行。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王以哲就想出接于学忠来西安作主的办法。于学忠是张学良送蒋走前留下的手渝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于是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应德田等也认为于学忠对张是很忠实的，拥护于学忠可以贯彻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案。因此应德田亦愿意接于学忠前来西安主持一切。当时何镜华并准备于学忠来到时，即向其说明坚持争取张学良回来的意见。”
    不管大家怎么看于学忠，此刻，元老派和少壮派两方都在争取于学忠的支持是真的，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的东北军临时统帅，哪一方面把他抓到手，就可以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态势。
    于学忠一下飞机，听说王以哲一直生病，立刻就去看他。据孙铭九回忆，这时应德田马上让孙去“找在西安的东北军全体中级文武官员，都集合到王以哲家中来，向王、于等请求执行渭南会议的决议。”
    孙说，当时先后到王家的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刘启文、杜维纲、陈旭新、刘佩苇、洪钫、孙铭九、应德田和何镜华等人。
    当时，“王以哲斜躺在床上，半侧起身子，下半身盖着被子，于学忠坐在王以哲的床边，何柱国坐在对面，童英斌坐在靠何柱国打横的一把椅子上，孙铭九站在靠近窗子一边，应德田在靠门口处，何镜华也在屋里，在外间房还有许多人挤不进来。
    会议刚一开始，工兵团长杜维纲就哭着说：“我们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屋里气氛马上变得十分凝重，大家都在等着听于学忠的态度。
    此时，于、王、何三个军长先是谁也不说话，然后又互相推，何柱国让王以哲说，王又请于学忠说。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还是请王军长说说罢。”
    对此，应德田说：“当时操东北军实权的是王以哲，故于学忠还是推请王以哲作决议。”
    王以哲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于学忠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于是说：“我再与王军长商议商议，你们大家都先回去吧。”
    当天晚上，由杨虎城召集，召开了“三位一体”的联席会议，由于王以哲生病，只好把会场由新城大楼搬到王以哲家中，就在王的卧室开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应德田回忆：
    十七路军：杨虎城；
    东北军：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据张政枋回忆，还有董英斌）；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
    旁听人员：在里屋的是应德田、何镜华，因房间太小，外屋还有张政枋、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人。
    会议由杨虎城支持。
    决定东北军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却谁都不说话。应德田说：“会场上呈现出少见的长时间沉默，谁也不先讲话。”
    杨虎城只好请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周恩来能说什么？于是周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好。”
    应德田说，当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你推我，我推你，拖了一个来钟头，最后还是杨虎城将军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说：‘孝侯（于学忠字），你先说说吧！’”
    于是于学忠说：“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才知道在营救副司令一事上东北军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张。我觉得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应该按照鼎芳和柱国的意思办！”
    于学忠讲完，杨虎城又请王以哲说，王说：“我和柱国自来就是主张暂时不必坚持要求救副司令回来的，坚持要求，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 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军呢? 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 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 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支持王以哲的看法。
    至此，参加会议的三个东北军代表，都发表了一致的意见，即先撤兵而后救张。
    杨虎城看到东北军的三个军长都拥护先撤兵的方案，只好说：“我一直认为副司令不回来，委员长答应的诺言就不能说没有问题，我们这里极需副司令回来主持，因此，我倾向于坚持先救副司令后撤兵的方案。现在，孝侯、鼎芳、柱国代表东北军都认为先撤兵有益，那么，我们与以往一样，愿与东北军一致。”
    杨虎城说完，就请周恩来讲话。周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设法救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都有许多人坚决主张先救副司令后撤兵，为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也考虑到副司令在东北军和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意见，和你们一致坚持。现在，你们两方面既然一致了，我们当然也和你们一致。”
    在发言的最后，周特别强调：“请你们千万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干部，否则会发生问题。”
    对 1月31日的会议，张政枋的回忆，与应德田的不完全一致。张的回忆，虽然没有应德田那么详细，却更加传神，故而似乎也更加可信一些。
    据张政枋说，当晚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
    第二个是杨虎城：“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
    第三个是于学忠：“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
    第四个是周恩来：“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
    第五个是王以哲，据张政枋回忆，“他（指王以哲）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
    第六个是董英斌，董的态度反而很鲜明，他说：“必须打。不打，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
    张政枋说：“在会议过程中，甲说几句，乙讲几句，你推我，我推你，莫衷一是。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十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张政枋是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散会以后，当于学忠由里屋走到外屋时，张政枋拦住于，问他：“糊里糊涂和了吧，粮秣如何安排? ”
    张政枋说：“他（指于学忠）带着不愉快的颜色说，开会再讨论，就拂袖而去。大家也就糊里糊涂散了会，各自回去了。”
    根据张政枋的回忆，当董英斌讲话时，应德田曾发言表示支持，但这个说法却被应德田本人否认了。多年以后，应是这样回忆的：“在三方面讨论过程当中，如果我争取发言，是能够得到允许的，而且还必定能够吸收更多的人参加，两种意见都能充分地讨论，尤其是那些心里并不赞成撤兵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尽述自己的观点，敞开自己的思想，不管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会使大家心平气和，团结一致，三位一体将会更加巩固。然而，我没有这样做，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也是我当时考虑不周吧。”
    1 月31日的王宅会议，完全推翻了渭南会议的那份所谓“决议”，“糊里糊涂和了就和了吧”，一晚上的讨论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应德田等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一场惨祸由此酿成！

ys1937

35、附：二二兵变

    事情的发生，并非毫无征兆。
    早在 1月31日，渭南前线的 105师师长刘多荃就接到了一封奇怪的电报，说王以哲已经被杀掉了，让前线的将士服从命令。
    很奇怪，这通电报，并非出自东北军之手，而是由十七路军的电台发出的，因此，刘多荃给西安的王以哲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副官拿着信和电报交给王，让他注意安全。同时，刘又打电话给杨虎城，请杨保护王以哲的安全。
    另外，远在高陵前线的57军军长缪徵流也收到了同样的一份电报，缪也给杨虎城打了个电话，请他加强对王以哲、何柱国及于学忠等人的保护。
    对此，高崇民事后分析：“假如当时缪、刘接到电报后，立即请杨主任严行追究，加以镇压，则二二惨杀事件或者不发生亦未可知。因为该电报之用意，显系试探前方将领对于杀王的态度如何。”
    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按应德田的说法，渭南会议的召开，就纯粹是为了了解带兵将领的态度的。因为不管是打还是和，都要靠直接掌兵的军长、师长们，特别是正处于与中央军对峙前线的缪徵流和刘多荃，他们的态度十分重要，光是靠应德田、孙铭九等几个内务军官，是搞不起大风浪的。
    实际上不用刘、缪提醒，杨虎城已经发现了问题。
    也是在 1月31日，十七路军的几个年轻军官旅长王劲哉、许权中、孔从洲；团长任云章、李振西和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六人来到新城大楼。他们是来找杨虎城“请愿”的，王劲哉当场痛哭，要求与中央军开战。
    当时杨对他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要先求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不要授敌以隙，快回去好好招呼部队，不要轻举妄动。”
    这几个人闹了这么一出，再加上刘、缪的电话，杨虎城警觉起来。据杨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2 月 1日一早，杨虎城令他派车去接几个人，这些人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十七路军第38军军长孙蔚如、还有东北军的军长于学忠、王以哲和何柱国，让白将他们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白说，当时他两次去接王以哲，都被王拒绝。杨虎城听了，亲自到王以哲公馆去接他，王仍不愿去，杨只好作罢。
    王以哲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好揣测，但总归是托大了，不相信自己东北军的这些年轻人能干出以下犯上的事来。
    王以哲错了。
    在东北军当中，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但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不但东北军当中有，十七路军当中也有。
    2 月 1日上午10点，东北军会议在新城大楼召开，何柱国、王以哲都没有到会，由于学忠主持，他首先传达了头天夜里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张政枋回忆，“传达后所有出席人员，都鸦雀无声，没人响应。”
    这时，于学忠说：“我于家受张氏父子两世深恩，打吧，怕打不回来；不打吧，也怕回不来。”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于这一哭，会场上更热闹了，张政枋说：他们都痛哭流涕，大声疾呼，有的向于学忠跪下，坚决请求要打。如果怕一时打不回来造成兵连祸接，最低限度也要坚持接受甲案，把队伍调集平凉、洛川一带，西和兰州于学忠部联系，北和陕北红军联系，同时和十七路军也不脱离联系，保持三位一体，再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副司令，如果不放，那时再打也不箅晚。总之，坚决不接受调两淮流域的乙案。
    这样，会议决定通过接受甲案的要求，并决定“西北总部”一部分和交通、粮秣两处先向平凉开始移动，归我（指张政枋）暂时负责，特别指出同时把粮秣也向洛川运送一部。
    张政枋说：“会议结束后，已是正午十二点，大家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按计划实施。一出绥靖公署大门，就见到大街上左一伙右一群士兵堵着汽车盘问不让过，因我和副司令卫队营官兵平素有些认识，才得放行回家。”
    气氛已经不对头了。
    当天晚上，在金家巷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
    开会的缘由和参加会议的人员。何镜华是这样说的：“我从何柱国家中出来，就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找抗日同志会负责人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商谈。”

    按：何镜华，东北军骑兵军副官处长。

    但是，孙铭九的回忆与何说的不一样，孙说：“二月一日晚，何镜华和应德田找我到张副司令公馆应德田的办公室谈话。房中只有我们三个人。”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也说是三个人：“这天（指 2月 1日）晚间，我正在随从参谋秘书室的办公室里的时候( 西安事变后，我虽然任第四处副处长、政治处处长，但还时常到这里来，尤其是晚上 )，何镜华、孙铭九也先后来了。

    按：张学良刚刚入陕的时候，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孙铭九，1936年 9月，孙转任卫队二营营长，应德田接替他负责张的参谋秘书室。12月12日，事变发生的当天，张任命应为西北总部第四处（即政训处）上校副处长。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仿照红军的做法，取消政训处（政训处长曾扩情早已抓了起来），成立政治处，任命应德田任政治处少将处长。
    应的政治处下辖组织、宣传、总务、民运四个科。其中民运科科长即共产党人罗瑞卿。应德田说：“罗瑞卿同志系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因为联合抗日合作关系，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他来暂任这个科长的职务，指导并帮助我们做民众运动的工作。”

    但是，在应德田的另一篇回忆文章《二二事件纪实》中却又说：“这天晚问，我正在副司令公馆随从参谋秘书室中的刚候，何镜华、孙铭九、苗剑秋先后都来了。最近这些天为营救副司令，晚间我们时常到这里来谈谈。”
    这个说法与何镜华的说法一致，多了一个苗剑秋。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苗剑秋并不在西安。
    苗剑秋其人，以放言无忌，无法无天著称。高崇民也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看苗剑秋看得很透彻，他说苗“热心名利，狂妄自负，以不讲礼貌，大言不惭，为追求名利的手段，因有苗疯子的外号”。
    应德田也说过：“他（指苗剑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放、直率，谈论自己的意见没有拘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是怎样理解的，就怎样谈。”
    1936年 9、10月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为掩人耳目，凡是谈论“联共抗日”的、议论蒋介石的，张学良令孙铭九一律羁押起来，省得他们在外边“胡说八道”，泄露“天机”。
    苗剑秋就是这么一号人，当时他正在张、杨搞的“王曲训练团”当教官，经常公开讲“剿共”不对，并大骂蒋介石。张学良为了避免被老蒋找到借口，命令孙铭九把苗看管起来。
    应德田回忆，苗剑秋被软禁以后，非常不满，经常吵吵闹闹。适逢蒋介石刚刚到“王曲训练团”讲完“攘外必先安内”，于是，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和孙铭九商量，把苗剑秋暂时放出来，让他到训练团演讲，以消除蒋介石讲话的负面影响。
    苗剑秋正郁闷得不行，有人让他讲课，岂有不大讲特讲之理。据高崇民回忆，当时苗讲演的主旨是这样的：“有人讲，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叫我们不要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讲这种混帐话的人，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才对。”
    这一段，应德田也有回忆，他记载得更详细，苗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门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 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
    在当时的微妙环境下，苗剑秋发表这样的言论，显然是授人以柄，摆明了就是要张学良的好看！所以张大怒，要枪毙苗剑秋，要严办放他出来的孙铭九。
    最后还是黄显声站出来说：“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应该惩办我，与苗剑秋和孙铭九无关，更不能枪毙苗剑秋，不要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自己毁灭自己的蠢事。”
    张学良本不是真心要处死苗剑秋，于是苗秘密离开西安赴北平，后又去了日本。因此西安事变发生时，苗剑秋并不在西安，他是事变发生以后才回来的，当时张学良已送蒋去南京。
        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肯定有应德田和孙铭九两个人就行了，因为连应德田本人后来也承认，他与孙铭九两人，是“二二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先说话的是何镜华，他说，他在何柱国家中看到，何的参谋刘本厚正在起草撤军命令，他建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就去王以哲家中再向他谈谈呢? ”
    苗剑秋表示反对：“大家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说，是没有用的，因为王以哲不会听大家的话，更不会听我们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何镜华、孙铭九和应德田三个人都有回忆：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是这样说的：“何镜华提出请他们两人到副司令公馆来开会，然后像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们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我们的力量办不到。于是又提出把他们两人杀掉的问题。事情太重大了，我虽然痛恨他们，也不反对这个意见，但十分犹豫，没有表示意见。苗剑秋也表示很犹豫。”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何镜华提出象扣蒋介石那样把他两人扣起来，孙铭九当即表示，那是我们的力量所不及的。何镜华又提出把他两人杀掉，事情太严重了，我一时犹豫不决，没有表示意见，孙铭九也没说什么，三个人便沉默了。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的两份回忆材料，意思基本一样，即：对王以哲等采取行动，出自何镜华的倡议；孙铭九表示有困难，力所不能及；应德田自己则犹豫不定。
    我们来看何镜华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又研究怎么能控制住当前这个紧急的局面。孙铭九说：‘那么把王以哲干掉吧! 连何柱国也打死他。’我说：‘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孙铭九说：‘若用暗的，使用便衣刺杀，我对我的部下没有把握。不能用暗的，只有用明的办法，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
    对孙铭九的提议，何的态度是：“派部队打死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再者，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的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分，住在他家附近，已经有了戒备。就是能打死他，缪徵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共同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一定会和我们对立起来，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
    何还说：“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好要求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们商谈，并把他俩留住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来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激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师长、团长及处长们在副司令公馆开会，由大家商谈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根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再加上有同志会的影响，是能控制住东北军内部的整个局面的。”
    据何镜华回忆，当时，苗剑秋问孙铭九，对何镜华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孙说：“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以后需要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
    何镜华说：“我听到孙铭九这些语以后，对他很觉失望。应德田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在这紧急关头，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从上面的材料看，何镜华的说法与应德田正好相反：是孙铭九主动提出要干掉王、何二人的；何镜华表示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但反对杀掉他们；应德田没有表示明确态度。
    最后，该听听孙铭九的说法了：“何镜华首先说：‘只有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应该赶快想法去铲除他们。由你的卫队营先把王以哲监禁起来。……我看行。’我立即说：‘不行，办不到，现在恐怕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镜华又说；‘派卫队营暗中除掉他们。’我没有立即答话，应德田表示同意，并示意我也应同意何的意见。我在思索中，何镜华又说：‘若不赶快决定，就来不及了。’应德田在旁催促我快下决心，我想：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在军队中我是下级，这样做是以下犯上。我们的目的是要营救张副司令，是为了抗日。张副司令是抗日同志会的主席……三人沉默相视，心情无限悲愤，好象大势已无可挽回。何镜华和应德田就再次催促我说：‘不快决定就晚了。’我站了起来，心乱如麻，不知怎么办好。当时何镜华和应德田并未提出下一步如何办，就这样不了了之。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在这段回忆中，孙铭九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何镜华最先倡议杀掉王、何，且连续出了几个主意，态度非常坚决；应德田明确支持何镜华的意见。孙铭九本人则比较犹豫。
    大家都在回忆几十年以前的事情，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上的误差。但是，三个人的回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努力地撇清自己，谁也不肯承认自己首先提出杀人。
    但不管怎么样，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当晚，何镜华、应德田、孙铭九、可能还有苗剑秋，几个人曾议论到用杀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二，杀人的任务要由孙铭九承担。
   
    按：孙铭九原任张学良参谋秘书室中校参谋，“艳晚事件”后改任卫队 2营上校营长，卫队 2营是负责张学良及“西北剿总”直属机构的警卫工作的。另外还有一个卫队 1营，营长是王玉瓒。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为加强保卫工作，张学良以原第 1、第 2两个卫队营为基础，成立特务团，孙铭九为上校团长。后来，为加强抗日力量，张学良又成立“抗日先锋队”，任命孙铭九为总队长，少将军衔。接着，原军警督察处处长谢珂辞职，张又任命孙铭九为军警督察处处长。同时，孙铭九还是“抗日同志会”的行动部部长。

    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都分驻于陕、甘各地，因此，孙铭九是东北军在西安唯一的带兵将领，也可以说，孙铭九是此刻西安城中最有权势的人了，因为只有他手下有部队。应德田、何镜华都是内务军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搞政工的。苗剑秋则根本不是东北军的人。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孙铭九知道，如果要对王以哲等动手，肯定要由自己来承担这个任务，换句话说，出主意的是别人，挨骂的是自己，而且，万一搞不好的话，掉脑袋的可能都有。
    孙铭九在回忆中所说的“这件事是要卫队营去做的，也就是要我负责”，正是他的顾虑。
    别人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孙铭九不能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第三，当晚的会议，“不了了之”，“并没有作出任何的决定，就散了。”
    这是1936年 2月 1日到 2月 2日的夜间。
    何镜华说：“我们三人离开张公馆时，已到深夜十二点钟了。”
     应德田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说：“就在这悲哀愤慨又无可奈何的沉默之中，我们分别回家了。这时已近深夜十一时。”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则说：“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四个人就在这悲哀愤慨而无可奈何的沉默中分别回家了。”、
        孙铭九说：“当时我们三人分开时已是深夜一点钟了。”
    1937年 2月 2日。
    这天上午，在孙铭九的家中，又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是怎么开起来的，谁召集的，高崇民在他的回忆《西安事变》中很明确地说：“杀王的早晨，应德田、孙铭久先召集特务团某些干部到他们的住处”，但高并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明确地说明他的消息来源。
    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的说法吧。
    可惜，当事人们，又是公说公的、母说母的。
    应德田在《二二事件纪实》中说：“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许多东北军干部来到我们的院子，聚在孙铭九的屋中，我也去了。”
    这句话完全是中性叙述，看不出是谁支使谁，但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大家自发来的。这个可能有，因为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特别是张离开西安以后，以应德田坚决救张、不惜一战的坚决态度，已经使东北军中的许多年轻军官将应德田奉为头脑，而应、孙二人是密不可分的。
    警卫团代理营长、在西安事变当天杀死蒋孝先的商同昌也参加了这个会，他说：“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早晨，我到孙铭九家去开会，参加的约十五人上下。”
    按商同昌的说法，既然他是“到孙铭九家去开会”，那就肯定有人召集，否则不叫“开会”。
    按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孙铭九，因为会是在他家开的嘛。我们听听孙的说法：
    “二月二日早晨很早的时候，应德田又告诉我去找东北军的少壮派刘启文( 一一五师师长 )、杜维纲( 工兵团团长 )、刘佩苇( 炮团团长 )、邓玉琢( 参谋处处长 )、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许多人到我们家中来开会( 我与应德田住同院 )。”
    照孙的说法，很显然，这个会是应德田召集的，只不过“会场”设在孙家而已。况且，孙、应二人住一个院子，在谁家开，没有什么区别。
    对此，在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在其正文之下，应加了一个注解，分析了当天上午的情况，仍坚持认为大家都是自发来的，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二月二日上午来这么多人，是他们因为悲哀愤慨，没有办法而自然来找孙铭九和我的。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孙铭九在上海写的材料中也是这样回忆的。他来京时，我和他谈过这个情况，他说他已记不清楚，后来他又说自然地来这么多人，恐怕不合理，不易见信，他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人合计后他派人找来的。”
    对孙铭九的说法，应仍然否认，他说：“我记忆中，这事件之前，我们没有对找人的事进行过商量，依照当日来的那些人看，不会是找来的。”
    应分析说：“我们找，应该主要是找同志会的人和抗日先锋队的人、特务团军警督察处和政治处的人，而那天来的，如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等既非同志会会员，又不是上述几个机关的人。孙东园是同志会会员，还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住处我们当时都不一定清楚，他时常流动。”
    但是，应德田自己也认为：“可是如果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
    根据当事人的这些回忆，基本上可以判断：当天的会，肯定有召集人，最起码是应德田、孙铭九二人、或者是孙根据应的要求，召集了一部分人。这些人是应、孙二人可以直接指挥和控制的人员，如应德田的抗日同志会和“西北总部”政治处；孙铭九的“抗日先锋队”以及军警督察处这几个机构的人员，而绝全不是大家自发聚拢的。
    还有一部分人，则可能是与会者间接找来的、或者是关心时局，听说有这样一个“聚会”，来了解情况的。
    同时，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些年轻人，彼此气味相投，对“和战”问题均持激进态度，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点类似于“愤青”。
    既然是“愤青”之间在讨论问题，那么讨论的结果，能有多少理性的成分，就很难说了。
    参会的人员，孙铭九只是说“人很多”，商同昌说有15个人左右，应德田记载得最详细：
    “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骑兵军副官处副处长何镜华、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麟、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亚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孙我权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和孙东园，连孙铭九和我在内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两间堂屋。”
    大家聚齐以后，商同昌说，会场上最突出的是杜维纲，“痛哭流涕”，“表示不惜牺牲一切，非把张副司令要回来不可。”
    就这样，话题从营救张学良开始了。
    有人说：“现在就退兵，副司令算回不来啦，怎么办呢?”
    有人答：“副司令不回来，东北军不好办! ”
    孙铭九说：大家来了以后，“你言我语，都对王以哲、何柱国极为不满。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学良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们不愿副司令回来呢? 莫非他们俩真被蒋介石收买了? ”
    “蒋介石骗他们说给他们省主席，他们就真不要副司令了。”
    “杨主任还坚决要求副司令回来，他俩反不愿意，到底是什么心！”
    “共产党红军代表团都知道副司令重要，表示可以和我们一同坚持，王以哲、何柱国为什么就不能呢? ”
    “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执行渭南决议? ”
    “他们违背渭南决议，就是反对东北军，我们不能答应! ”
    很多时候，人的情绪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越是年轻人，越易于在外界的影响下失掉自我。2 月 2日的会议就是如此。
    就这样，在彼此的互相影响下，大家越说越生气。按应德田的回忆：“这时候，大家痛恨王、何的心，真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声鼎沸，愤怒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建议：“太可恨了，我们应当惩治他们。”
    马上有人附和：“他们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
    据商同昌回忆，应德田的意见是杀掉王、何二军长，其观点是，“杀了王以哲、何柱国守住西安，就可以把张学良争取回来。”
    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持反对态度的，却是一惯思想激进、做法极端的苗剑秋，苗剑秋的观点是，“王以哲接受国民党中央的条件，大势已去，就算杀了王以哲、何柱国也不能扭转局势了。”
    商同昌回忆，为此，应德田与苗剑秋争论起来，二人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另一个中心人物孙铭九则“在会场上踱来踱去，没有主见。”
    后来，孙见他俩始终拿不出一致意见，于是很烦躁地说：“唉呀! 倒是怎么办? 我看我这个脑袋非叫你们弄掉不可。”
    到最后，商同昌说：“因为参加开会的人，除苗剑秋一人外，全都同意杀王以哲、何柱国，守西安争取张学良回来。苗剑秋就收回了他的意见，服从大家的意见。”
    另外，商同昌说，会上，还有人提出要连于学忠一起杀掉，商还说，可能就是应德田提议的，但商也不敢肯定，记不清了。对此，大家都不同意，“认为杀了于学忠就没有人指挥东北军了”。
    当时，大家还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杀掉王以哲之后的善后，应德田提议由67军副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大家都同意。
    第二，谁来守西安？孙铭九说；“105 师师长刘多荃跟副司令多年，副司令待他很好，我看可靠。”接着孙又说：“一一五师刘启文师长是我们( 同志会 )的人，刘桂五也没有间题。”
    苗剑秋则说：“周恩来说红军部队已开到咸阳( 三原 )北山一带。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起仗来，红军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事情就此定板。
    “会议”的最后，应德田以主持人的身份问大家：“到底该怎么办呢? ”
    “杀掉他俩! ”
    应又问孙铭九：“照大家公意办行吗? ”
    孙铭九说：“好！”
    应德田再一次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 ”
    应说，当时“屋内一片齐呼”：“同意! ”
    应又问：“有人不同意吗? ”
    没有一个人反对。
    用应德田的话说：“就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开始执行了。”
        ——血腥的杀戮即将开始。
    杀人的“决议”既已形成，下面要决定的就是谁来执行，谁来办这件挨骂的事？
    应德田是文人，长于鼓吹，登高一呼是他的长项，杀人，他还不是这块料。
    苗剑秋，那就加个“更”字，比应德田还能“吹”，连老蒋，苗都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声称要让他“站着进来，滚着爬着出去”，但也仅仅是说说而已，真要动刀动枪，那是不行的。
    “三剑客”当中，堪称“文武双全”的，只有孙铭九，大家不要以为孙不过赳赳武夫而已，人家那是正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在当年是响当当的学历——老蒋以军委会委员长之尊，在日本也不过读了个东京振武学校而已嘛，那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

    按：奉军，乃至后来的东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基本都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老一辈的，以保定军校和东北讲武堂出身居多。中下级的青年军官当中，除了像孙铭九这类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以外，还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还有留洋的。这一点，像冯玉祥的西北军等等，是没法比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东北军中分为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两个派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北军的这些青年军官，由于受过西化的教育，思想比较“活跃”，头脑中传统的东西比较少，参与意识比较强，自我感觉良好，“敢想敢干”。当然，这与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性格和作为，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孙在“抗日同志会”中、在东北军中的特殊位置，大家都认为孙铭九是做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
    但孙铭九并不想去——孙也不是傻子，作为一个军人，以下犯上，总归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因此，最初，孙铭九推67军 115师师长刘启文去，理由是刘的官阶比自己高。
    应德田善解人意，看出孙铭九的心事，怕自己“师出无名”，日后挨骂，所以他告诉孙：“我要写一篇宣言作传单，说明王以哲的罪过是出卖东北军，出卖副司令，所以要铲除他……。”
    孙铭九看大家“公意”已决，只好应承下来。
    孙铭九活了91岁，日后的多少年，不知道孙铭九怎么想这天发生的事——主意是应德田出的，自己却在前面顶缸，甚至会因为这件事而青史留名。
    杀王以哲的任务，孙铭九交给了商同昌，孙告诉他，叫警卫团第 5连连长于肇中( 原名于文俊 )带一个排去杀王以哲。并叫商通知第 7连连长王协一，同样带一个排，去杀何柱国。
    据商同昌回忆，为防止有人通风报信：“会议决定杀王以哲、何柱国二人以后，除了执行任务的人以外，大家都暂时别离开这里。”
    王以哲是军人，不像咱们普通老百姓家，说去就去，人家家里是有警卫的。因此商同昌接受任务以后，就准备到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家附近去看看地形，了解一下警备情况。
    军警督察处处长文英奇是开着车来的，于是文主动提出，让商坐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去王家查看。
    商回忆说：“文英奇陪同我坐汽车在粉巷二十七号王以哲门外兜了一个圈子，看见他门口有两个警卫，拿着手枪，警卫很严，在对大门口外边的房子里住有一个排的兵力，机关枪上了子弹药盒。文英奇告诉我说：王以哲住在进门以后的右手房间里。”
    查看完毕，商回到营部，找来于肇中连长和他手下的戚排长，传达了孙铭九的命令，“并告诉他因为什么要杀王以哲，以及会议的概略情况。以后我告诉他们王以哲家的住址，警卫情况。”
    于肇中听了以后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我去过他的家。”
    “解决”王以哲的过程十分顺利。孙铭九说，于肇中出发后不久，就有人跑来报告说：“王以哲在家中己被打死了。”
    具体的情况，据商同昌回忆，是这样的：“我传达命令后，于连长、戚排长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然后列队唱歌通过王以哲家门口，队伍半过时，突然散开把门口警卫缴械，冲入院内，进屋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因为王以哲家的警卫人员也有所准备，曾打伤了第五连的一个兵，子弹横穿两颊。
    商同昌是在于肇中出发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王家的，于带他到王的卧室去看，商看到“王以哲倒在床上已死。”
    王以哲是被乱枪打死的，据高崇民说，王以哲“身中九枪死在床上”。
    这时，商看到院里还被绑着一个女人，就问于是怎么回事，于说这是王军长的太太。
    商同昌说：“赶快把她放开，这与她没有关系。”又对王以哲的太太说；“我们都是东北人，打死王军长，我们也都痛心。现在王军长已经死了，与你们家里人没关系，你们不要害怕，赶快买棺材把王军长成殓起来。”
    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兵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
    商同昌听了以后，当时“头嗡了一下”，于是马上责问于肇中，于低着头不说话，显然是他放纵手下抢了王家的财物。于是商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又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
    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第 5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 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
    在商的追究之下，士兵们交回了一部分钱财（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
    事后，商同昌向孙铭九报告了此事，孙让他把钱先存在营部，于是：“我就把这笔钱锁在我的办公桌里。”
    王以哲这边很顺利，人也杀了，钱也抢了。何柱国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前面说过，2 月 1日，感到西安气氛不对头的杨虎城，已经将“三位一体“中的主要人物接到新城大楼保护起来，因此，带着兵去“搞”何柱国的王协一扑了个空。王是下级军官，对东北军上层的动向无从了解，并不知道何柱国已经在前一天避走，还以为是有事外出，于是在何家中“蹲守”，并将情况向孙做了汇报。
    此时，商同昌正在向孙汇报杀王的经过，于是孙说：“据王协一报告，说何柱国没有在家。你到何柱国家去看看。”
        商同昌赶到何柱国家时，见到了“抗日同志会”的另一位重要干部何镜华，何正与骑兵军炮兵营营长刘士玲谈话。何见到商，就对他说：“何军长不在家，刘士玲说是到杨（虎城）主任公馆去了。”何还说，他正与刘士玲商量，让刘士玲把何柱国家里的枪集合到一块儿，装箱交给王协一。商“又问王协一连长，情况大致相同，我就回营去向孙铭九作了汇报。”
    何镜华并没有参加 2月 2日上午孙铭九家的“会议”，据何后来回忆，当天早晨，他的随从裴显庭曾对他说：“在寓所的特务团手枪营的守卫班长已接到连部电话，叫他们注意戒备，听说手枪营已出动，不知已发生了什么事情。”
    何镜华心知要出事，马上给孙铭九打电话，没有叫通，于是何当即直奔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何说，“在我到达时，见戒备森严，大门已经关闭。门卫手提机枪勒令我的汽车停下，叫我下车。有的认识我，请示门里的警卫长张学孟后，才让我进去。”
    何镜华进院一看，见院内各墙角和高台阶上都已架设了机枪。他问张学孟：“孙团长、应处长在这里没有? ”张说：“他们都不在这里。听说特务团发生了事情，已派部队去王军长公馆，详细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将对于主席和谭副师长怎样行动。现在谭副师长已叫公馆里的卫士和刘凤德连长率他的手枪排将公馆警戒起来了。”

    按：“谭副师长”指谭海，实际上是张学良的副官长。谭与 105师师长刘多荃，都是张学良的高级亲随出身，属于最亲信的人了。1929年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骗到大帅府“老虎厅”，随即被乱枪打死，指挥“行刑”的，就是谭海。

    何镜华跟着又跑到孙铭九家，何回忆说：“他和应德田同住在一个院内。院门已关闭，门口也没有卫兵。我叫开门后，先到孙铭九住房。在他外屋，看见有特务团和先锋队的几个官佐，督察处的文英奇，还有刘佩苇等人，都在那里。我进到孙的里屋卧室内，才见到孙铭九。”
    何镜华也不是“外人”，于是孙一见他就说：“今早我们决定派出部队去王以哲、何柱国家中，打死他们两个。刚才接到报告，王以哲已被打死。”

    按：何镜华是何柱国的副官处长，在何镜华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在 2月 2日曾到何柱国家中一事。何柱国在事后的回忆中曾经说过，有人事先暗中向他示警，令他躲过一劫。从何的回忆略过此节来看，提醒他的有可能就是何镜华。

    据何镜华记载，当时孙还说：“何柱国没有在家里，听说他昨晚去新城大楼，没有回去。派王连长去新城大楼找宋文梅营长( 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 )接洽过，宋营长说不能进到屋里去打他，要等何柱国出来时再打，王连长现在那里等着呢。”
    这里要说到参与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人物——十七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
    宋文梅，本名宋若璟，1910年生，陕西富平县人。
    1925年，宋文梅入陕西三原县立诚学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27年，宋考入陕西三原县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简称“三师”），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该校团支部书记。
    陕西三原县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陕西地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23年，三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同志共进社”，次年在原中央的指导下，改为”渭北青年社”，在他们的带领下，三原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青年运动十分高涨。
    在校期间，宋文梅曾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三师学潮”。
    1928年 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三师”准备以开纪念会的形式，对学生实施训导管教，对此，学校中的中共党团组织和进步师生决定发动学生抵制此次集会，学校训育主任魏博如闻讯后找到部分学生领袖大加训斥，并收集了主要参与者的名单，准备处理他们，矛盾有激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同样地处三原县的渭北中学又发生了驱逐校长杨少农的学潮。
    前面说过，1928年，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当中的一年，大革命在前一年失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整个中国陷入白色恐怖。因此，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
    恰在此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三原。因此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在三原城应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渭北中学学潮要坚决的领导，对杨少农应指定同志以非常手段对付之。”
    于是，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找到”三师”的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这几个学生领袖，宋文梅是一个、还有一个叫程建文，再有一个，就是习仲勋同志。
    习仲勋、宋文梅、程建文三人，早有渊源。他们三个人都是陕西省富平县都村附近的人，同是立诚学校的毕业生，因此在学校里，素有“都村三杰”的美称。其中，习仲勋、程建文是同一届的，宋文梅则比他俩早一年入校。
    相比之下，宋文梅与习仲勋的关系就更加非同寻常，宋不仅是习的好友，还是习的入团介绍人。1926年 5月，13岁的习仲勋，就在宋文梅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宋文梅、程建文考入“三师”，习仲勋则考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次年，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转入“三师”，就这样，三个好友，在“三师”又聚齐了。
    经武廷俊与“都村三杰”商议，准备以投毒的方式，杀掉魏博如。
    在今天来看，这样的一个决策，不论从那个角度出发来看问题，都过分了。但是，在“以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以非常手段对付之”这样的指导思想来看，是顺理成章的。
    任务由程建文来承担，程找来了巴豆，投入食堂的饭菜当中，最终导致一些教师中毒，但没有死人。
    这个事情，就是“三师学潮”。
    投毒事件，可以想象，后果很严重，武廷俊、程建文、习仲勋等人先后被捕，只有宋文梅幸免。
    习仲勋等人被送到西安，押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就是宋哲元，他同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军法处处长，正是第四方面军少将参议萧振灜。
    这天，萧振灜来到看守所视察，习仲勋示意同学们向他提出释放要求，萧振瀛看到学生们都不吃饭，就问“为什么蹲着不吃饭呢？”
　　学生们说：“我们都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法？关这么久，既不判，又不放，家里父母担惊受怕，我们也吃不下饭。”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明不白地关了这么长时间，父母一直不知道消息。再不处理，我们都不吃饭。”
　　萧振瀛听了，想了想说：“你们不要着急，待我给宋主席报告后，就放你们回家。”
　　此后，萧振灜果然带着学生们去见了宋哲元，宋给学生们做了一番“工作”：“过去总司令（指冯玉祥）路走错了，以至使后来的青年误入歧途，现在么，只能回头是岸。”又说，“我们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把国家建设好。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服务。”等等。
    最后，宋哲元说：“已经好几个月了，你们的父母日夜在等你们回去，现在就可以回去安慰家人了。”
    不久，除武廷俊以外的学生均被释放。武廷俊是习仲勋的入党介绍人，临分手前，武特地叮嘱习仲勋：“我的案子未决，三原近期的情况也不清楚。但我们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介绍你入党的事情，宋文梅是知道的。你出去以后与他直接联系。”
    习仲勋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去竟成永诀，武廷俊后来不久即患病而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10个人在三原被捕同狱，而武在三原狱内又是我们 9人公认的领导人。在西安军法裁判处，我们 9人相继出狱，只留他一人还未判决，不知道前途如何？”
    宋文梅离开“三师”以后，参加了刘志丹等人发动的渭华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同志去学习军事，为日后的武装斗争做准备，其中就有宋文梅。
    其时，习仲勋刚刚被释放不久，于是宋文梅就来找他，对他说自己要考中央军校，约习仲勋一同去报考。
    在狱中，由于条件糟糕，习仲勋患了严重的湿疹，不良于行，于是他对宋说：“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接转，武延俊在三原狱中介绍我入党一事还得不到证明，即使我身体允许，恐怕要经组织同意和介绍，才能同你一起走。”
    宋文梅说：“你在三原狱中的情形和由武延俊介绍入党及作为跨党分子一事，我在三原时已从杨树荣那里知道了，这次我从省上回来，也知道你们相继出狱。我去县上时，会把这些情况告诉党组织。你现在还不能走动，我还要找胡希仲等人，以后我还可以和你一同去县上谈情况。”
        从此二人分手，再相见，已是二十年以后的解放前夕了。
    1930年 5月，宋文梅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炮科。

    按：所谓“中央军校”，就是移到南京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刚刚成立的时候，其正式名称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到1926年北伐前夕，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其时，在校就读的学生为第五期，第六期则刚刚开始招生。
    同年，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在武昌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所有随北伐军出征的黄埔五期的工、炮、政三科学生全部移至武汉继续就读，这样，黄埔军校就成为黄埔、武汉两地办学。
    192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年年底，在南京筹备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同时，国民革命军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黄埔军校副校长的身份在广东也开始招收第七期学员。至此，中国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1928年 3月，蒋介石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以作为黄埔本校的延续。
    宁汉合流以后，对三地的军校学生采取一概承认的办法，统发文凭，因此，军校前七期的学员，在习惯上，都可以称之为“黄埔生”。
    到1930年 9月，第七期学员毕业，分发各地部队。9 月 7日，蒋介石明令“埔校着即停办”。因此，虽然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延续，但是，从第八期学员开始，就不能说自己是黄埔生了，只能说毕业于“中央军校”了。

    1932年 1月，淞沪抗战爆发，宋文梅等在军校就读的共产党员感于时局，离开中央军校去了北方参加抗日，后加入了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也就是特务处在天津行刺吉鸿昌的同时，国民党在平、津等地抓了许多共产党员。
    据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回忆，在此期间，“杨将军得悉后，即派赵和民前去设法营救，并将徐全忠、支应林、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宋文梅、张希钦、李锦锋、李醒吾等抗日同盟军军官（均系中共党员）秘密接进西安，供给一切生活费用。”
    就这样，宋文梅等一大批共产党员进入了十七路军。不久，杨虎城任命宋文梅为特务营营长，张希钦、李锦锋、何永安、李醒吾、席珍儒等基本上都在他手下当连长，特务营成为了共产党在十七路军的大本营。
    郭增恺回忆：“后被蒋介石发现，蒋介石电杨将军将宋文梅等解京法办。杨将军拒不执行，并电复，查我部并无此人，经此，杨将军更加深对宋文梅等的信任。西安事变时，即派宋文梅等看押蒋介石。”
    宋文梅在十七路军的地位，基本上相当于东北军的孙铭九。因此，西安事变的当夜，孙铭九去临潼捉蒋，宋文梅则被杨虎城派去扣押下榻于西京招待所的所有“中央大员”。
    据宋文梅回忆，在12月10日下午，杨虎城已经找他谈过话，说：“我已和张副司令下了最后决心，本拟今夜发动，因时间太紧迫，决定明日晚上行动。”
    杨还说，他和张学良将军已商定，届时由宋文梅负责带领部队去临潼扣押蒋介石，并令宋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完成准备工作，听候命令。
    宋回到营部后，即选拔了一些政治可靠而又精悍的兵士 250多人来担负这一任务，并命令他们于明日下午五时前在营部集中。
    第二天，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分工有所变动：“经过张、杨两将军对扣蒋计划进一步审慎研讨后，关于分工问题，略有变动。因为临潼附近驻防的都是东北军，如果由十七路军担负扣蒋任务，恐怕会引起附近不了解情况的东北军的误会，容易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决定，改派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负责去临潼扣蒋，而我则担任扣押在西安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任务。”
    当夜，当孙铭九奉命前往临潼后，宋文梅即回到营部，在电话机旁等候行动命令。
    这时，忽然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宋的手下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
    前面我们说过，12月12日早晨，原定由内政部长蒋作宾检阅西安的警察，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集结，预备去东校场的。
    宋说，恰在这时，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于是宋当即令手下立刻解除国民党宪兵和警察的武装。他本人则率领部队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国民党在西安的军政要员。
    宋回忆：“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国民党政府铁甲车司令）、蒋伯诚（国民党中央委员）、陈继承、蒋阿里、萨镇冰、张冲。”
    经过反复查点，少了三个人，他们是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
    于是宋令手下在招待所内严密搜索，结果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宋说，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
    宋回忆：“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分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
    万耀煌则是在他太太房里的橱柜中被搜出来的。
    至于邵元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院不久，便死亡了。”
    至此，宋文梅完成了任务，唯一的遗憾是死了一个“中央大员”。
    与此同时，孔从洲、许权中等率部解除了国民党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以及西安火车站等地的“中央军”方面的武装。并软禁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中委”兼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等人。
    此时天已大亮，老蒋已经在临潼被执，张、杨经商议，决定把蒋暂时软禁在新城大楼，看守的任务，自然非宋文梅莫属。宋回忆，他“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
    宋说，刚送来时，“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后，孙即辞出，向张、杨两将军报告经过。”
    宋回忆：“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
    从此，蒋介石就由宋文梅看守，黄仁霖在探望蒋介石的时候，曾说“他（指蒋介石）并没有多讲话，但是却要侍候他的人，给他一些纸张以及墨水和毛笔”，
    这个“侍候他的人”就是宋文梅。
    宋对蒋照顾得很周到，据宋回忆，蒋刚到新城的时候，“我怕他穿衣太薄，便拿了一件皮袍给他，但他坚持不要。”
    蒋一夜没睡，担惊受怕，冻饿交加，到这时，已经极其疲乏，于是宋“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宋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
    蒋不理他，也不吃饭，于是宋又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
    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于是宋让厨房做了麦片粥送来，蒋才吃了些。
    吃了饭，宋又问他要不要喝水，蒋说想喝些桔汁，宋又叫人去买，蒋很满意。于是跟宋聊天，说自己最喜欢喝桔汁。还说“上年来西安时，也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话里话外，感慨万千。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宋并不含糊。12日当天，蒋要见邵力子，邵来了以后，蒋令宋出去，宋出去后，将房门打开，以便监视。蒋大怒：“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 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 ”
    宋文梅说，蒋介石当时立即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宋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
    这时邵力子打圆场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说：“噢! 我认识你! 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
        宋文梅“看”了蒋介石三天，直到12月15日，蒋在端纳的劝说下，移居高桂滋公馆。
    宋文梅等也是积极支持与“中央军”开战的，而且他们早已同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互通声气。前面说过，1 月31日，宋等就曾经找杨虎城请愿，请求他不要撤军，被杨劝走。
    而且，2 月 2日当天，宋文梅等还曾经到孙铭九家中去过。

    按：对这件事的回忆，有两种说法。
    据特务团代理副团长贾国辅回忆，2 月 2日当天“开会”的时候，孙铭九曾说：“杨虎城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两个王旅长就要来我这里。”
    贾说，孙铭九“话音未落，宋营长和两位旅长都来了，孙铭九给我介绍了一下，见了面，我就出来了。不久，他们谈完了话。孙铭九又对我说：王、宋他们告诉我，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十七路军的孙蔚如已投降了蒋介石，他们准备把他杀掉。并问我，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包投降了蒋介石，你们怎么办? 我答复说，我们也把我们东北军投降蒋介石的人除掉。我表示了这个态度，他们就回去了……”
    商同昌则在回忆中说，宋文梅等人去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杀掉王以哲等人，结果十七路军来的这几位说：“在张副司令没有回西安以前，剩我一个旅也守西安不撤。你们打算怎么办? 撤退还是守西安? ”
    商同昌认为，宋文梅等人的讲话，“是向火药库里投了火把! 我认为二二事件的爆发，它起了火种作用。”
    另一种说法则与此不同，如王劲哉曾回忆：“（我们）坐汽车去孙铭九处，门上没见卫兵，叫开门才知卫兵在内，当时把我们放进一边房里，拉上门。把我们带来的几个卫兵放在对面一间房里。我们莫名其妙，七人对面无言。约十几分钟，孙铭九进来说：‘除内奸已除一个。’说后急忙又走了。这时我们才认为本身没危险，松了口气。顷刻，孙铭九又进来说；‘把王以哲打死，何柱国跑新城了。’这时，我们才知这件事的。没说什么，各自溜了。”
    从王劲哉的回忆看，宋文梅等人去孙家，显然是在东北军已经杀了王以哲之后。

    不管宋文梅等人在东北军少壮派采取过激行动的问题上，是不是起到了促进作用，起码可以看出，在坚持不撤军，与中央军对抗，不惜杀掉自己人的问题上，宋文梅等十七路军的人，与应德田等人持一致的意见。
    正是在这时，孙铭九得知，何柱国被杨虎城保护在新城大楼，而宋文梅是十七路军的特务营长，遂请宋帮忙去杀何柱国。
    据何镜华回忆，2 月 2日当天，孙铭九曾对他说过：“宋营长已向我说了，何柱国在这里（指新城大楼）由宋营长负责，叫王连长离开吧。我已叫王连长回去了。”
    宋接受了孙铭九的委托。
    据杨虎城的卫士长白志钧回忆：“二月二日拂晓以后，我正在住所院内查岗，突由西南方向传来枪声。”

    按：此处白志钧记载的时间有误，杀王以哲，是 2月 2日上午的事，没有那么早。
   
    白立刻向杨汇报，杨反应很快，马上说：“不好，你快到王军长公馆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 ”
    白志钧“出来就坐上摩托车开到粉巷口，这时孙铭九的卫队营已把粉巷两头巷口都把住，不让任何人通过。我从旁打听到已把王以哲打死了，就立即返回向杨主任报告：
    杨虎城慨叹：“接他（指王以哲）几回不来，到底出了这事，你在院子多留心些。”白随即在新城大楼加了双岗，院里也派了流动哨。
    白志钧回忆，他刚布置完毕，卫兵前来报告说宋文梅营长要见主任。“我出来到门口一看，见宋带了东北军的四个兵，各带自动步枪和短枪，坐吉普车到门口见了我，宋由车上下来说，孙铭九叫他接何军长来了。”
    白志钧当然不会让他随便把人接走，白说：“我见他神情慌里慌张，口气不对，便叫他把带来的人、车停在门外，另派卫兵监视，只叫宋一人到我住房内，一进门就叫人把他的枪下了，也把他监视在房内，我才上去向杨主任报告。”
    对此，杨虎城说：“他们真是胡闹! ”
    于是白志钧出来对宋文梅说：“主任说不能接。”
    宋说：“我要见主任当面报告。”
    这时白志钧已经明了：“因为杨主任的住所孙进不去，才叫宋文梅带上他营的兵，企图将何蒙混接出枪毙。”于是白对宋文梅说：“主任正在开会，你不能见面，你们究竟要接何军长干什么? 现在王军长已被孙铭九打死，难道你还想把何军长骗去打死吗? ”
    白又说：“现在很明显，主任就是害怕你们一时冲动，所以才把一些高级将领接到这里保护起来，你来接何军长，主任说你们胡闹，你还不把你的人带上快走，难道硬要在这里碰钉子吗? ”
    白志钧回忆，当时宋文梅无可奈何，“躺在我房中的睡椅上，两手抱着头苦苦地想了半晌，眼看接人无望，便立起身来要走，我把他送到门口，叫卫兵把他的枪还给他，他才带兵坐车走了。”
    宋走后，白志钧将何柱国安排在杨虎城的后房住下，并加了双岗。“这一天，何就在这房里呆了一整天没有出来。自此以后，又过了三四天，外面风潮逐渐平息，在主任住所的几位，除周副主席外，才都分别回到各人的部队中去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杨虎城的竭力保护，何柱国绝对难逃此劫。
    为了表示对杨虎城的感谢，事后，何柱国曾给杨虎城送来一面银盾，上面刻着“再生之德”四个字。
    “搞”不到何柱国，杀红了眼的孙铭九等人又杀了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蒋斌早就被关了起来，其原委，据应德田说：是“他在事变中有意扣发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各方的电报，以及各方来的响应电报，并迟迟不向张报告，反而把西安的情况秘密地向南京何应钦和俞济时报告，被发觉后，蒋斌又以通讯机械发生故障作推辞。张极为震怒，立刻命令孙铭九把蒋斌扣押在卫队营部即东城门楼上。”
    孙铭九的说法，也差不多，但这个罪名没有旁证。
    2 月 2日当天，连长王协一曾请示对蒋斌如何处理。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大家说：“蒋斌出卖副司令，泄漏机密和扣押电报，他反对西安事变，该枪毙。”于是，孙铭九就派王协一前去杀了蒋斌。
    这时，又有人反映：“宋学礼与陈诚勾结，到潼关去联络，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以防意外。”当时在场的连长孙聚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带人去查看，孙铭九就派他去了。
    一会儿孙聚魁就回来了，说：“去了以后，见宋学礼带着手枪，怕吃亏就先下手为强，掏出枪来把宋学礼打死了。”
    杀徐方的事，据应德田说事前他不知道，是当天开会的时候，文英奇对孙铭九说：“参谋处处长徐方向南京秘密联系，请示办法。”于是孙铭九叫文英奇去酌情处理，结果文英奇去了就把徐方给杀了。
    上述几件惨杀合在一起，就是“二二事件”。

ys1937

36、附：杨虎城出洋

    孙铭九忙着杀人，杀了人之后怎么办，他没有考虑。还是何镜华提醒他，应该与东北军的高层通个气，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他们，最关键的，还要通过他们去给前线的缪瀓流、刘多荃做工作，不要动摇了军心。
    当时何问孙铭九：“可不可以同我到副司令公馆去一趟，先见于主席谈谈，请他主持，然后再找董参谋长商量，怎样维持住前方的局面，并向谭海解释误会。”
    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先向谭海汇报了打死王以哲的经过，随后孙铭九同何镜华一起去见于学忠。
    孙铭九对于学忠说：“打死王以哲、何柱国，是因为他们要撤兵。现在已经把王以哲打死了，请于主席主持不撤兵。”
    于学忠听了，未置可否。于是何镜华又接着说：“张副司令在送蒋走前，已决定把东北军交给于主席主持，对于主席是完全信赖的。孙铭九为了不撤兵，虽一时过于性急，打死了王军长，但对于主席是服从的。请于主席为了东北军，为了张副司令能回来，要设法维持住前方的局面。”
    何镜华看出于学忠有顾虑——你们能杀王以哲，也就能杀我；能杀我，你们也就谁都能杀。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军与否，哪里还有讨论的余地？谁还敢率领东北军？
    听了何镜华的话，于学忠多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第一，仍然把于学忠当做上级；第二，请于坚持不撤军——说来说去，又绕回老问题上来了。
    但在此时，容不得于学忠表示任何“二乎“的态度——于学忠虽然是个军长，但他的防区在甘肃，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光杆司令，只能听任这批年轻人摆布。
    下边是何镜华转述于学忠的话：“他本人自从加入东北军以来，张副司令对他很厚，他对张副司令也是一向忠实的。所以这次他才到西安，来后还不了解情况。他认为王军长、何军长和张副司令的历史关系，都比他深。王军长要撤兵，又听说前方缪军长、刘师长也都听王军长的，他没有办法，才同意王军长、何军长的主张，下令撤兵的。现在他可以去见杨主任和董参谋长商量办法。”
    于是、于、何、孙一同去新城大楼。见到杨虎城，孙铭九向杨报告了打死王以哲的情况，并说明是为了阻止撤军。杨虎城听了说：“你们研究办法吧。怎样才能使前方部队不撤退下来，怎样才能维持住防线。”
        杨虎城还是他的老态度——你们东北军自己先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强。
       
        按：杨支持不撤军。但“二二事件”本身，肯定是东北军自己搞出来的。

    这时董英斌也来了。

    按：董英斌原任东北军57军军长。西安事变之后当天，张学良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为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自任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以董英斌为参谋长。

    董一来就问何镜华是怎么回事，何先把自己“择（zhai)”出来：“昨天下午我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见面时，孙铭九已提过想要打死王以哲、何柱国。当时我不同意这样作，那时也没有决定。昨晚在撤兵命令下达之后，我又和应德田、孙铭九见过面，他们也没有再提这个问题。十二点钟，我们三个人才从副司令公馆分手的。今天旱晨他们是怎样决定的，事前并没有找我商谈。今后究竟要怎么办，他俩并没有向我说明，我也都不知道。”
    董英斌一筹莫展地说：“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事前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真糟! 现在怎么办呢? ”
    何镜华说：“现在只有大家商量，先派人去前方见缪军长、刘师长说说，看看他俩的态度怎样。劝他们顾全大局，先维持住前方防线，至于今后的事情，大家再共同商谈。看孙铭九、应德田他们还有什么意见再说吧。”
    据应德田回忆，也是在这时，他觉得“我们不能一味地等着搞何柱国而不结束这次事件”，因此他和苗剑秋等八、九个人一起赶到金家巷张公馆，打电话给于学忠，请他来议事。
    可想而知，于学忠才不来呢，于要应德田等到新城大楼去开会，大家商议。
    于是，继 1月29日渭南会议、1 月31日王宅会议、2 月 1日新城会议之后，东北军再一次坐在一起，决定今后的行止。
    此前的三次会议，都说得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但没有一次得以贯彻执行。
    这一次，依然如此。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这是完整的东北军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也是他们最后一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止，从今而后，东北军何去何从，就不劳他们开会讨论了。
    据张政枋回忆：“二月二日，我到总部总务处打听消息，据一处员说，三横一竖完啦。我当时间他哪个三横一竖完啦，他说王以哲被乱兵打死，还有交通处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和参谋处处长徐方听说都被打死。处长们到大楼开紧急会议去了，我急忙驱车到大楼参加这个紧急会议。”
    参会的人员，除于学忠、董英斌外，据张政枋回忆：“当时在西安的东北高级军政人员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刘伟等人。何柱国和非东北军的人员未见参加。”另据应德田回忆，还有刘启文、苗剑秋、杜维纲、刘佩苇、何镜华、邓玉琢等。但没有孙铭九，孙向杨虎城汇报了杀王以哲的情况以后，就回去了。应说：“孙铭九是抗日先锋队总队长和特务团团长，抗日同志会实力派的中心，没有同去，留在家里等候。”
    据应德田回忆，于学忠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你们大家坚持营救副司令的心理，我了解，我也同意，但我没有办法。这并不是我对副司令不如大家忠诚。我，你们知道，并非东北军的嫡系，我是直奉战争时，自吴佩孚那边投诚老帅的。老帅对我特别栽培。老帅去世后，副司令对我又特别信任。我时时想粉身碎骨报答大元帅、副司令两世知遇之恩。”
    于的讲话，首先表示自己是忠于张家、忠于东北军的，站住自己的脚步。但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今天这样情形之下，我实在没有办法。你们都知道，我的三师军队，都在甘肃，离这很远。渭南前线是缪军长的五十七军和刘师长的 105师。缪军长新任不久，是王军长保的；刘师长是王军长保定同学，平日就和王军长接近。你们想，今天王军长牺牲了，我指挥他们，他们怎么会听呢! 同时何军长也不会和你们一样要前方坚持不退啊! 我真愿向你们发誓，我若存心不忠于副司令，我定不得善终! 但今天，你们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学忠的话，说的很实在——我坚持不撤军可以，但是，缪、刘肯定不听，你们说怎么办吧？
    应德田记录于学忠的话还不够完整，张政枋帮他补充了一条：“更怕驻在平凉的六十七军( 是王以哲直接领导的基本部队，而吴克仁副军长又是王以哲同乡好友 )发生误会，后方定要紊乱。”
    应德田说：“大家仍继续向于详陈渭南会议的实际情况，王、何违背渭南决议、不忠于副司令的实际情况，恳于设法团结东北军，坚持渭南决议，不负副司令临去时委托的重任。”
    谈来谈去，万般无奈的于学忠只得答应“尽他的力量，看情况尽可能地去尽力坚持。”
    会后，何镜华曾提醒董英斌：“我看于主席的情绪不安，似有所顾忌。卢广绩、应德田等许多人请他主持时，他哭了。这样，还需要从侧面多加解释，要设法维持住局面要紧。”
    当晚，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了东北军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令前方将领“坚持不退、要求张副司令回来”的命令。
    同时，于学忠又派出两拨人马，分头到前线去做领兵将领的工作：一路是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先去渭南说服刘多荃后，再到高陵说服缪瀓流；另一路是“西北剿总”办公厅二科上校科长陈昶新，让他到平凉说服吴克仁。
        然而，有些事情可以说服，有些，是说服不了的。
    2 月 2日晚上，刘多荃就杀回来了！
    刘多荃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炮科，因此，他与王以哲不仅是前后同学，还曾是王的下级，1927年，王以哲兼任张学良的卫队队长，刘多荃就是他手下的中校队附。
    王以哲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刘多荃岂能善罢甘休！
    2 月 2日当天下午，得知西安城内变故的刘多荃令 105师一部向西安开进，马占山、鲍文樾、刘伟、张政枋等去劝说刘多荃的一路说客，刚刚出了临潼东门即被扣留，马、鲍、刘等三人被押去见刘多荃，张政枋与刘多荃的堂弟、中共代表团派去做他工作的刘澜波等则被就地关押。
    次日，马、鲍、刘等劝说刘多荃不成，被刘释放。三人又跑到高陵去劝缪瀓流，同样没有结果，张政枋说，马等三人“无脸回西安汇报，也不愿意再参加此事，就借机回北平一去不返了。”张本人，则在关了一夜之后被送回西安。
    去平凉的陈昶新更惨，驻平凉的67军正是王以哲的部队，可想而知对他会有什么好脸子，没给杀掉就不错了。据张政枋说：“六十七军的军官，特别是和王以哲有直接关系的军官都怒目相视，无法进行说服，陈在吴克仁私人关系保护下，狼狈逃回。”
    此时，驻渭南的东北军全部渡过渭河开返高陵，刘多荃与缪澂流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2 月 3日，中央军占领渭南。
    同时，驻陕西凤翔第 106师长沈克、驻蒲城骑兵第10师长檀自新通电服从“中央”。
    西安，已经门户大开。
    在向西安开进的同时，刘多荃逮捕了 105师中的万毅、康鸿泰等团级军官，扣押了中共代表邹鲁风，并令该师第 1旅第 2团团长葛晏春枪杀了第 1旅旅长、张学良联系中共的功臣高福源。
    2 月 3日，刘多荃回师临潼，剑指西安。
    刘多荃的回来，令孙铭九们心胆俱裂。
    据孙铭九回忆：“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责任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我感到很焦急，以前我都听应德田的，到现在应德田亦无办法。”
    这时，苗剑秋慌慌张张地来了，对孙说：“周副主席对这件事很生气。”
    孙一听更急了，说：“这怎么办呢? 赶快去请周先生帮助。”
    见到周，孙回忆：“我即下跪向周副主席叩头请求”，并说：“请周先生帮助解决吧，我做错了，请宽恕! 请周先生为和平继续进行谈判。”
    周“两手张开”招呼孙起来，并问他：“这是谁搞的? ”
    孙说：“应德田和我，还有何镜华，开会时还有刘启文师长等决定的。”
    孙说，当时周恩来没说什么，就同苗剑秋走开了。
    仅仅一天时间，形势已经变得不可收拾。
    现在，周恩来、杨虎城、还有不知道谁说话算话的东北军，首先要思考的，已经不是撤军、还是不撤军；或者是接受“甲”案、还是“乙”案——选择的余地已经没有了。
    名存实亡的“三位一体”，首先要对付的，已经不是潼关的顾祝同，而是杀气腾腾的刘多荃。
    很显然，再不做决断，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那就不单是东北军了，“三位一体”极有玉石俱焚。
    唯一的办法，是把引起“二二事件“的祸根，请出西安。这也是可能解决当前危局的关键——刘多荃回来，显然是要找孙铭九等几个杀害王以哲的主谋“算账”，那么，先把他们转移走，既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避免东北军分裂的唯一办法。
    据何镜华回忆：“四日下午三点多钟，董英斌找我和孙铭九到他家中，说他才从新城大偻回来，因为有刘多荃回兵临潼的情况，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杨虎城已经说好，决定现在仍要接受南京要求，照旧撤兵，西安也要撤兵，让给中央军。叫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必须先离开西安。现在周恩来代表已和苗剑秋说好，可派人立即送他们三人到红军驻区去。”
    2 月 4日下午，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在中共代表团刘鼎的陪同下，离开西安。据应德田回忆，一同走的还有文英奇、特务团连长孙聚魁、排长孙殿科、还有孙铭九族兄的孙我权。当夜，应等一行到达红军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2 月 5日，西安即发出了对应德田等人的通缉令。

    按：不知为何，送出西安的人当中，没有直接杀害王一哲的于肇中。此后，于肇中被刘多荃抓获，并于“左公祠”将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

    不久，“三剑客”都离开了苏区，苗剑秋辗转去了日本，抗战胜利以后曾在《自由中国》月刊当记者。孙铭九、应德田则先后落水当了汉奸。
    除了“三剑客”，同时需要撤离的，还有孙铭九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二二事件”中去杀人的，几乎都是特务团的人。一旦刘多荃杀进西安，可以想见，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所有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据孙铭九回忆，在他 2月 4日离开西安之前，董英斌是这么对他说的；“杨主任、周先生、于主席，我们都希望你叫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去，不出事故。保证西安不糜乱，东北军不起冲突而自相残杀。”
    当时孙铭九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说：“我一定能保证做到。只要能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我愿意叫特务团和先锋队离开西安。只要我一个人走开，脱离部队，离开西安，而能使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最终达到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就是牺牲了我，也无遗憾。”
    谈话时，何镜华也在场，董英斌对何说：“为了给张副司令保留住特务团和先锋队，我已向于主席说好，在孙铭九走后，把特务团和先锋队交给何镜华接过来，随着总部撤退。”
    何镜华不愿干这个事，眼下的特务团，情绪已经极度不稳，孙再一走，谁知道这些人会闹出什么乱子来，于是他推说“要和特务团、先锋队的干部们谈淡，再作决定”。
    董又对何镜华说：“听说特务团、先锋队内部情况很复杂，只有你去还能维持。不然，会有问题的，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推辞。”
    何镜华听他这么说，只好答应接下来。于是他离开董英斌家后，跟着就去找孙铭九，准备了解一下情况，结果哪里也找不到，四处打听，才听说“三剑客”已经离开了西安到苏区去了，
    果然不出何镜华所料，孙铭九一走，马上乱套。特务团营长商亚东手下的第六连连长、即在张学良公馆担任警戒的刘风德，是刘多荃的同族兄弟，为了夺取商亚东的营长职位，把商缴了械，扣押起来。王以哲家中被劫的财物（七条金子、一万八千元钱），一直锁在商的抽屉里，也被刘凤德抢走，跟着刘凤德又抄了孙铭九的家。后来，刘凤德听说 105师第 1旅团长葛晏春杀了他的上级、旅长高福源，也想学样，准备枪毙商亚东。还是何镜华找刘，又有谭海说话，商亚东才被释放，何又劝刘凤德，让他不要为难孙铭九的家属。
    商亚东一出来，就问王以哲家财物的下落，后来听金子和钱都已还给王家，这才放心。
    此后，据何镜华回忆，他率领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开往长武的途中，“走到离开西安不远的咸阳境内，刘风德说先锋队要解决他。因此，他就先下手解除了先锋队的武装。 ”
    至此，经董英斌任命的特务团和抗日先锋队负责人何镜华已无事可做，且有生命危险，遂离开了东北军。
    12月12日，也就是蒋介石刚刚被送到新城大楼以后，在与张学良的初次会面时，蒋曾经问张学良：你做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你的下级将来学你的样儿吗？（“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
    从事后的一些事情来看，蒋不幸而言中。
    2 月 4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领衔发表《和平宣言》，其中称：“虎城、学忠等，追随张副司令参与双十二之举，自信心地光明，绝无权利思想，只以不甘国土之日蹙，不忍国力之自摧，感于张副司令之至诚，因而不辞鲁莽，附骥其后。”
    《和平宣言》还表示：“际此民族存亡之紧要关头，适开决定大计之三中全会，所冀举国上下，共矢团结之诚，速作抗御之计，并力和衷，共信共谅，虎城、学忠等誓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苟有一毫之私伪，必为天地所不容，谨此宣言。”
    2 月 6日，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总部离开西安，转往陕西三原。
    同一天，董英斌则率“西北”总部和直属部队撤出西安，向陕西彬县转移。据“西北”总部党务处处长卢广绩回忆：当时，“因无交通工具，均徒步行军，有些人还携带眷属，老幼妇孺，狼狈不堪，凄惨景象，不忍目睹。”
    同时，驻三原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机关移驻淳化。
    “三位一体“就此瓦解。
    2 月 8日，中央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率部进入西安。次日，顾祝同以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进驻西安。
    至此，西安事变的第二阶段，以政治方式解决。
    在此后召开的东北军整编会议上，原51军、53军、57军、67军番号不变，原独立 105师被改编为49军，但均从原来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 2师、每师 2旅的乙种军编制等于减少了 8个师；原辖 5个师的骑兵军，“整编”后辖骑三师、骑四师、骑六师 3个师。
    这次东北军动作很快，再不扯皮了，3 月 2日，也就是“二二事变”之后仅一个月，东北军即开始撤离陕甘，至 4月21日，除骑兵军留驻于西安至兰州一线、53军一部原本就在华北以外，其他各军东调完毕，第49军刘多荃部、57军缪澄流部驻南阳周家口，第51军于学忠部、67军吴克仁部驻皖北。这就是当初蒋介石为东北军设计的“乙”案。
    人员方面，除刘多荃“升任”49军军长、吴克仁接替王以哲以外，其他军长不变。随着部队的调动，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政府主席职务，任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留驻西北的何柱国则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安行营副主任。
        东北军的事情解决了，下面该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了。
    早在1937年 1月 5日，蒋介石就以行政院的名义，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下了个“撤职留任”的处分，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最轻的处分”了。同时，蒋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由于当时双方还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顾进不了西安，也没法就任。
    现在，顾祝同来了，杨虎城又走了，随部队去了三原。留在西安城里的，只有继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孙蔚如和十七路军军部。
    因此，顾祝同进驻西安后，随即派出代表前往三原“敦请”杨虎城返回西安，否则办不了交接。
    2 月14日，杨虎城自三原返回西安。
    这段时间，杨虎城的心情十分苦闷。
    早在 1月16日，在张学良迭次来信的劝说下，杨虎城已经发表通电，了接受南京政府“撤职留任”的处分，孙蔚如则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此，目前的杨虎城，已经属于“待罪”之身。
    张学良已经被幽禁，很显然，对于“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参与者杨虎城来说，这件事不能算完，当时的“撤职留任”是老蒋鞭长莫及，奈何他不得。目前，“中央军”已经入陕，地盘丢失，老蒋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处理”十七路军，杨虎城不能不担忧。
    蒋介石似乎知道杨虎城的心理，因此，在对陕西省政府的改组中，除了让杨的老下级孙蔚如“主陕”以外，其他的位置，并没有动太大的手术，而且，用十七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刚的话说，蒋介石“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
    据李回忆，到了 3月中旬左右，“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说，这件事老蒋说了好几次，一开始是让宋子文跟李说，并让李转告杨虎城。最初，杨对此并不在意，以为蒋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后来，蒋又让顾祝同转告，希望杨能够主动去看他。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不去不行的。
    3 月28日，杨虎城、于学忠从西安飞抵上海。次日，到杭州“谒见”老蒋。
    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蒋最能折腾的那段“时间”，一会儿在溪口、一会儿去上海，一会儿又跑到杭州，气得宋美龄“出走”。
    会见时，除了蒋介石夫妇、杨虎城、于学忠以外，还有宋子文、邓宝珊和胡宗南，李志刚敬陪末座。
    据李回忆，会见的气氛，一开始还不错，当时杨虎城先问候老蒋，说：“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
    蒋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
    说到这里，蒋可能是又回忆起自己在西安的窘境，突然生气了，开始痛骂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李回忆，当时老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
    说完了张学良，老蒋又开始数落杨虎城：“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 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
    李志刚说：“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
    蒋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总算说完了。于是杨虎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遂告辞而出。
    次日，老蒋再次约见杨虎城，这次是单独谈话。
    谈话时间很短，杨虎城出来后对李志刚说：蒋和他谈话，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蒋问杨虎城，在事变解决后，“中央”对他的部属安置，有不恰当的没有，要他提出意见，可以改正。
    对此，杨说他没有提什么意见，“因为觉着提出来对人对事全没有益处，甚或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如不提。”
    第二、蒋又问杨虎城，“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 ”
    杨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回话，蒋就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 指蒋手下的人们 )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等等。
    对此，杨说，他当面只好答应，并且说，这是自己早就预料到的。
    老蒋嘴上说得很客气：“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但是，很显然，时间也不能太长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以后，最初曾打算用“拖“的办法，把出洋的事“绷”黄了他，于是杨声称自己病了，按兵不动。同时，各界人士都出来做工作，希望蒋放杨虎城一马，李志刚说：“这个时候，十七路军的旅长王俊和陆大学生杨觉天，以黄埔学生资格来南京见蒋，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等代表地方人士到上海见宋子文，同时十七路军的军、师、旅长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电蒋，分别请求准杨缓行，但全没有得到结果。”
    老蒋见杨虎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于是又通过顾祝同催促，令杨立即辞职出洋，并且，不能提任何条件，“否则无复可言矣”。
    李志刚也回忆，“五月初，宋子文几次告诉我：蒋催杨起身。当时我答复他；杨病尚未愈，不能立刻动身。”
    拖了快一个月，万般无奈之下，4 月27日，杨虎城“呈请”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
    4 月30日，行政院批准杨虎城辞职，并给予“军事委员会派往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专员”的名义，出洋考察。
    5 月27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及随从离开西安。
    据杨的秘书亢维恪回忆，当天的送行仪式极为壮观，“杨将军带领我们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足足经历了一刻钟的时间。”包括顾祝同等人也来到机场，同杨虎城握别。
    亢还说，当天，他们乘坐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客机，在飞机上，他还看到了周恩来，另外，还有邓宝珊。
    亢维恪说：“我当时想，他们都是杨将军的至交，这次排除百忙，亲身陪送他去上海，盛情可感。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冒着危险去国民党后方，代表中国共产党来给杨将军送行，充分说明党对他的感情，真是大壮行色。”

    按：亢维恪，1906年生，陕西蒲城人。

    亢维恪是伦敦大学毕业生，1934年回国。曾给杨做过秘书，后进入教育界，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回到西安当教师。
    当年，亢出国的时候，就是杨虎城资助的，所以杨很信任亢维恪。杨虎城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因此这次出国，就带上亢维恪，作为自己的秘书，为他处理一些文案上的事情。
    后来杨虎城在出洋期间，每天都“写”日记，这些日记，就是由杨口述，亢维恪记录的。后来，亢根据自己的记录，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录，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杨虎城在欧美“考察”期间的情况，都是由这篇回忆所来的。
        由于亢并非军政人员，因此有些情况他并不了解——此次周恩来上海之行，并非专门来送杨虎城，而另有公干。
    在处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问题的同时，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西安开始与中共代表团谈判。这既是处理“三位一体”问题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老蒋在履行自己在西安期间许下的“口头承诺”。
    谈判是在1937年 2月12日开始的，谈判的双方，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和叶剑英；南京方面，除了顾祝同，还有两位助手，一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另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贺衷寒。
    此时，贺衷寒还是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此后不久，贺衷寒就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被老蒋叫到杭州痛骂一顿，随即将其免职。
    其实，在第一期的谈判中，态度最坚决、与我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贺衷寒。
    谈判当中，双方本已初步谈妥，红军改编为 3个师。结果贺衷寒提出，每个师的人数须限定在 9千人，这样 3个师加起来才不到 3万人；而且，南京政府还要派出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副佐”、还要派出各级政训人员。最毒辣的是，贺提出陕甘宁边区要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等于是把陕甘宁边区分割开来。
    这样的一个条件，可想而知，周恩来绝不可能接受。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双方的谈判到此为止——既然我们的要求你们都不同意，那就不谈了，我们要求直接与老蒋谈。
    分手之际，张冲曾向周表示，对贺衷寒的态度，他本人与顾祝同也不完全同意。这是周恩来与张冲订交的开始。
    第一期谈判，也并非毫无进展，一个重要成果是，从1937年 3月起，国民政府向红军提供一部分经费开支。
    经张冲斡旋，蒋介石于 3月22日，与周恩来在杭州“澄庐”别墅进行了会晤。
    同时，张冲还给周恩来出了一个主意，请中共中央给苏联方面做工作，促成蒋经国回国，这样，为蒋介石办一件“实事”，既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还有可以通过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蒋经国从中做些工作。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经多方努力，1937年 3月25日，已经在苏联生活了12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叶利札罗夫（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同志偕他的苏联妻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女工法伊娜和他们的儿子艾伦，登上了回国的列车，并于 4月17日抵达上海。
    老蒋与儿子，一别十二载，会见时是怎样一个情形，想必大家都很感兴趣，可惜的是谁也没有回忆这一段，倒是蒋经国一家三口与宋美龄的初次见面，旁边有目击者。
    戴笠的学生，时充蒋介石“侍卫官”的张毓中，当天正好当班，据张说：“某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左右，我去接十至十二时之勤务。不料正在值班的蒋恒祥侍卫官，轻声地对我说：”大公子经国先生，和他的太太和儿子在餐厅里，由夫人陪着谈天吃点心，正等着见先生，这情形很特别，我对宫邸的事情知道得多些，所以今天我留下来和你一起值班。”
    张说：“我听了很惊奇，一面戚谢蒋兄的谨慎和照顾，一面好奇的向餐厅窥视。从厨房通餐厅有一个窗口，我就从这窗口，看到了经国先生，和他年轻貌美的俄籍太太，带着健康活泼的周岁儿子。我也看到蒋太太不会用筷子，夫人命人换了刀叉，她才继续用点心。”
    “因餐厅距离远，听不到他们的谈话，所以不知什么缘故，迟迟不见领袖召见儿子和媳妇。过了好久，领袖才命管家蔡妈（祺贞）抱了孙子进卧室去。到了中午用膳时，夫人从餐厅到卧室去了两趟，仍不见动静，夫人就独自请他们子媳孙三人吃了顿午餐。”
    蒋经国回家的第一天，直到张毓中退值，老蒋都没有露面，而一直是是宋美龄以“母亲”的身份在照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张毓中认为，这是因为老蒋“深爱夫人与经国先生，有意让夫人与经国先生一家单独相处而作的一番特别安排罢”。
    张说得有道理，老蒋与小蒋，虽然已经有12年没有见面，而且小蒋在苏联还曾将父亲斥为“革命的敌人”，令蒋介石极为伤心和气愤，但他们毕竟是父子。而小蒋与宋美龄就不一样了，蒋经国1925年出国的时候，宋美龄尚待字闺中，如今却已经成了“继母”，这么大一个弯，无论是小蒋、还是宋美龄都要拐。所以，老蒋让宋美龄出面款待蒋经国一家，其目的，显然是让他们培养感情，尽快成为一家人。
    此后，老蒋给自己的外国儿媳妇起名为蒋方良，并依族谱给孙子起名为蒋孝文，随即让他们到老家奉化溪口去读书。就是在此时，蒋经国认识了刚刚被幽禁的张学良，二人且度过了一段彼此“伴读”的生活，至抗战爆发，二人同时转往他处。
    再相见，已是20多年以后的1959年，时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
    老蒋在会见儿子的同时，国共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1937年 4月25日，周恩来、张云逸等带着警卫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延安，准备前往西安与顾祝同等会面后，再转往南京见蒋介石，进行国共间的第二期谈判。不料走到半路遇上土匪打劫，在战斗中，周的副官等十几人牺牲，周恩来等只得又折回延安。次日，周恩来乘顾祝同派来的专机飞往西安，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此时，蒋方另一个谈判代表贺衷寒已被撤职）。双方商定，周于 5月下旬飞庐山，继续与蒋介石谈判。
    5 月27日，周恩来离开西安，去庐山进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期谈判，恰与杨虎城同机飞往上海，正好顺道送他。
    当天下午 4点，飞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既有迎接的人，“附近四周也有不少武装军警。据一位副官讲，站在人群前排的那个身着黄色军服的大块头、高身材的人，就是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下车之后，杨、周二人分手，杨虎城住进了新亚酒店（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四川北路的那个，如果是的话，到可以发掘一下这一段历史），后住到了宋子文公馆——张学良也是先住宋家，然后被判刑，看来住他家，对西北方面的来人不利。
    在此期间，除了宋子文以外，常来的，据李志刚说，有杨虎、戴笠，另外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上官云相，曾来看过杨。至于其他人，“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
    此次杨虎城的出洋属于“公派”。因此，“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给红皮护照，旅费也由南京政府拨付”，据李志刚说：“六月间在上海，填了两份表，内中有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写了两份报告，一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执照。蒋介石批给他参观考察费十五万元。由宋子文交项介人换成英币。六月中旬杨往武汉向蒋辞行。”
    这里，李志刚的回忆有误，杨虎城向蒋辞行是在 6月 4日，当时老蒋已经上了庐山，准备召开“庐山谈话会”。同一天，周恩来也会见了蒋介石，仍是在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因此，1937年 7月，中共代表团也在庐山，但他们并不是来参加庐山谈话会的。
    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老蒋还没有把中国共产党作为“集思广益，迈进建设”的对象——也是啊，蒋介石刚刚答应不“剿共”，哪里就能马上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请上庐山呢。
    1937年 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二儿子杨拯中及随从一行 6人，乘“胡佛总统”号客轮“出洋考察”。
    据李志刚回忆，在杨虎城与上官云相的会晤中，上官曾问他：“你打算在外国住多长时间? ”
    杨虎城说：“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
    杨虎城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既然是“放逐”，那么，不让你回来，是不能回来的。
    但是，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曾明确说：“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现在日本越逼越紧，再不抵抗，中国人民还能忍下去吗? 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
        谁能想到，杨虎城刚走了不几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时，杨虎城正在前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据亢维恪回忆，同行的旅客中，有一位叫周崧的旅美华侨，是美国的一个巨富，经常来访问杨虎城。亢说：“七月八日晚饭后，周崧先生来访。据说他刚接国内电报，说北平郊区日军借故压迫中国军队，宛平县已被包围，双方正在相持中云云。接着，杨将军特着我们收听广播，也获悉了大致相同的消息。”
    亢说，为了证实此事并进一步了解事变的发展情况，杨让他马上给宋子文发一急电询问情况。
    7 月10日，宋子文回电：“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
    次日，宋又来电：“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则回电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以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
    跟着又给在西安的孙蔚如发电：“西安孙主席蔚如弟：途中闻河北事变，不胜痛愤。究竟实情如何？盼详复旧金山中国领事馆转。”
    亢说，在此后的行程中，“杨将军总是不断地焦念着抗日的战况。除由我们早晚汇报收听的广播消息外，每至一处，都郑重嘱咐我们，必须购买当日出版的报纸。同海外侨胞晤谈中，也必然问到国内抗战的情势。”
    到了旧金山以后，宋子文、孙蔚如先后来电，宋的复电大意是说“依目前情势，请杨稍缓返国”。孙蔚如的电报则说：“华北日军进犯，均被我击追。中央已输送大军北上，余情续报。”
    7 月16日，杨虎城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抗敌。”另外，杨还分别给宋子文、于右任、徐永昌、邵力子和孙蔚如等人打电报，希望他们“从旁促其实现”。杨还打电报给孙蔚如、邓宝珊和冯钦哉等人，“望他们电请中央率部北上抗日。”
    此时，十七路军已经进入改编阶段。
    “西安事变”前的十七路军，下辖两个军，即孙蔚如的第38军和冯钦哉的第 7军，实际上这两军下面都只有一个师，师长也由孙、冯二人兼任，另外还有三个警备旅，还有特务营等一些直属部队。如果以团为单位计算的话，十七路军一共有28个团，6 万多人。
    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冯钦哉及所部脱离了十七路军，后被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
    余下的孙蔚如部则被改编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

    按：所谓“×路军”的说法，顾名思义，一看便知不是固定的一级建制单位，而是因某一次战斗或战役的需要，而将几个建制单位的部队临时编组的，与“左路军”、“右路军”的叫法差相仿佛。
    但是在民国，“×路军”的这一级“编制”曾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尤以1929年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为甚，最多的时候，排到了“第二十七路军”，即冯钦哉的那一个。另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参加了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样一个“编制”特别有助于军头们扩充自己的部队，所谓“路军”，没有固定的编制，下边有多少个军都可以，也可以有若干不同等级建制的部队，没有一定之规，怎么方便怎么来。想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就全是他一手抓过来的，到后来成了气候，“中枢”也不能无视其存在了，只好给了他一个“十七路军”的“编制”，让他当总指挥。
    杨虎城的部队，之所以只有两个军，每个军又只有一个师，却又有若干独立的“旅”，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山头”归到杨虎城手下的，不可能打散了另行编组，只能是大单位和小单位混在一起。
    到了1928年底，“二次北伐”胜利，老蒋“统一”了中国，于是在1929年，召开了两次“编遣会议”，准备彻底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顺便统一军制。按最初的设计，全国的军队以“师”为基本的建制单位，“师”以上没有常设的指挥机构，如果有战事需要，再将若干个“师”做临时的组合。其目的是减少冗员，节约开支。
    哪知道两次“编遣会议”开下来，不但没有达到整编的目的，反而引发了中原大战。在此之后，由于军阀混战、日军虎视眈眈、以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不但“路军”没有取消，反而又多出来许多的“军”。因此，在这个时期，是民国军制最为混乱的一个时期。
    至于我们所熟知的“八路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来是广东的军阀部队，总指挥就是陈济棠，当时的准确名称叫“第八路讨桂军”，下面的的三个师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到1931年，因老蒋监禁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济棠成为“军事委员会”常委，于是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3 个师也扩编成军。
    1936年 2月，“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取消了“第八路军”的番号。
    到1937年 8月22日，经国共谈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老蒋就将“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红军。不仅如此，下面的115、120和 129三个师的番号，也都是原东北军或因战败、或因改编而取消的番号，不知道老蒋是不是有意而为之。如果是故意的，这事办的可有点小家子气了。
    突如其来的抗战，给了老蒋一个“整军”契机。为适应战时的需要，1937年 9月，军事委员会明令将各部队一律改编为“集团军”。于是，就出现了“八路军”刚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这样一个现象。也是在这个时期，29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第一集团军，所不同的，宋哲元的“集团军”下面，是 3个军，每军两个师。而第十八集团军下面，是 3个师，每师两个旅，连“乙种军”的配置都不到。
    因此，整个“八路军”系统，只有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领上将军衔。其他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参议宣侠父、参谋长叶剑英是中将。三个师长给的倒不低，都是中将，其他的就基本都是少将了。
    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 115师师长林彪中将了。在1926年北伐的时候，刚刚从军校四期毕业，分发到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的林彪，才仅仅是一位见习排长。如今，实足年龄还不到30岁的林彪，一跃而与他在军校的教官叶剑英、一期学长宣侠父比肩，而他的另一位军校教官聂荣臻少将则成为了他的副手。
    再对比一下林彪的同期同学，比他大 9岁的刘乙光，现正在奉化溪口陪伴张学良；而他在入伍生队时的班长文强，脱离革命阵营以后，到杭州的浙江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指导员，戴笠发给他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让他们每天骑着车子巡视各个分局。目前，刚刚因淞沪抗战爆发，被戴笠调到上海，做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校军衔。
    八路军系统以外，周恩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授中将；郭沫若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授中将（这是郭沫若第二次被国民党授衔，早在十年前，郭就是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了，中将军衔。）
    又扯远了，接着说杨虎城。

    回国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杨继续西行，在美国逗留到 8月 4日，赴欧洲。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和西班牙等国，于1937年10月21日返回法国巴黎。
    早在 8月份的时候，杨虎城就决意回国，最初，杨的意思是经苏联回国，并令亢维恪到苏联驻法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当时苏方人员说要向莫斯科汇报，但迟迟也没有回复。到10月 6日，杨接到蒋廷黻给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
    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时任驻法大使，当时正在日内瓦开会，故蒋廷黻托他将此电转杨虎城。
    据亢维恪回忆，10月 2日，杨虎城接到由日内瓦转来宋子文的一通电报，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这通电报，使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国。
    宋在电报中的原话是“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从这句话来看，首先，宋认为杨虎城可以回国，这是明白无误的。其次，宋是在征询杨虎城的意见，回不回来，杨自己定。
    但最关键的一点，即这通电报，究竟是宋子文自己的判断，还是秉承了“中枢”的暗示，从电文中看不出来。
    再说得明白点吧，杨虎城此番回国，是奉命而回，还是自行返国，这其中的差别大了去了！
    杨虎城此次出洋，基本是属于“发配”，既是“发配”，就不能自作主张。对此，杨自己自己也很清楚：“一年两年不一定，几时叫我回来我才回来。”因此，他必须研究，这次的电报是不是代表老蒋的意思，据亢维恪回忆，当时他们曾讨论过三个问题：
    第一，宋的电报说“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何以未提张学良将军呢?
    第二，要杨将军回去，何以蒋介石不电召，而说“宜自动返国？”
    第三，杨将军同邵力子、于右任、孙蔚如等（特别是孙蔚如）多次函电往还，何以他们不来电说及回国的事呢?
    经研究，亢等认为“宋的来电，定是蒋介石授意，这里必有文章”。并建议“杨将军在海外还可多住些时间，再看形势的发展，并征询国内一些老友的意见，然后决定去留。如立即归国，恐杨将军安全没有保障。”
    亢维恪等的“蒋介石授意”，似乎暗含着一重意思，即老蒋与宋子文串通好了，让杨虎城回国，然后不利于杨。
    亢维恪等人的判断，自然是为杨虎城打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以理解。但依笔者个人的看法，以宋子文的身份地位、以宋子文与张、杨的关系、以宋子文所受的西化教育、以宋子文与老蒋的关系，似乎不大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再说了，杨虎城本已身在国外，不奉召唤不能回国，这一点杨很清楚，老蒋也很清楚。那么又何必多此一举，把杨骗回来，然后抓起来，不是摆明了自己找骂么？
    对此，想必杨虎城也有杨虎城的判断，据亢维恪回忆，当时杨虎城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
    10月29日，杨虎城一行从马赛出发，乘法轮“冉·拉保底”号启程归国。
    在此之前，杨虎城曾给宋子文发电，“着重叙述他出国近五个月来的抗日宣传活动情况，并对宋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深切感谢。”杨还于10月23日给蒋介石、于右任和孙蔚如分别发出电报，“述明归国行程”。
    在归国的途中，杨又曾给宋子文发过一封电报，但直到回国，上述所有电报没有得到一次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