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57、危机上海——唐绍仪案

    沪战失利以后，上海区转入地下，赵理君主持的行动工作，其主要目标对准了汉奸。这时候，江南的汉奸真是多啊，杀不胜杀，光伪政府就一下成立俩。
    1937年12月 5日，即上海陷落不久，有个叫苏锡文的家伙就跳出来，在浦东成立了“上海市大道政府”。这个名字起得很蠢，本意是想修饰一下，反而谐音成为“大盗政府”。
    1938年 3月28日，在华中派遣军的支持下，又一个伪政府成立，这就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辖区”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沦陷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首脑是北洋安福系的老政客梁鸿志。
    伪“维新政府”成立以后，“大盗政府”被并入，改名为“中华民国上海督办市政公署”。
    这样，不算伪“满洲国”，在中国就并立着三个伪政权，即1937年11月成立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成立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维新政府”。

    按：最初，日本人是打算成立一个“统一”的伪政府的，也曾经做过努力，想把三个“政府”捏到一块，但几经努力，统不起来。原因很简单，此时，统一指挥在华日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没有成立，因此，三个“政府”后面，各有各的赞助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背后，是日本关东军；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扶持；伪“维新政府”的背景，则是日本华中派遣军。

    到“整合”的时候，先是关东军表示，“蒙疆联合委员会”坚决不参与拟议中的“中央政府”，你们也别掺和我的事，咱各搞各的；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倒是谈过几次，并达成一个“协议”，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主组织“中央政府”，后来华中方面可能是觉得不合适，始终拖着不办。
    王方南回忆说：“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起用汉奸梁鸿志在上海成立维新政府，苏锡文在浦东组织伪大道市政府，陆伯鸿等在南市组成南市地方自治委员会。一时，汉奸活动十分猖獗。戴笠令军统上海区暗杀一些上海汉奸头面人物。上海区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由赵理君和林之江两人分别担任组长，专门进行暗杀汉奸活动。当时被上海区打死的汉奸有周凤歧、陆伯鸿、陆连奎、张啸林和唐绍仪等人。”

    按：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其吕班路寓所门前被打死；1938年 3月 7日，拟出任伪“维新政府”绥靖部长的周凤岐被击毙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

    其中，对于陆伯鸿的被杀，多少有些争议。陆系实业家，一贯热心慈善事业，与日本人接触并参加所谓“上海市民协会”，一方面当然是保护自己的产业，同时也有解决当时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的意思，不能说一点积极因素都没有。
    这一期间，军统上海区的变化也很大，先是这年 5月，程一鸣被调到临澧特训班，当情报教官。不久后，上海区就遭到了抗战开始以后的第一个挫折——周伟龙的两员大将刘方雄和王方南双双被捕。王方南后来回忆说：
“上海区的暗杀活动，引起了公共租界当局的不满。1938年夏秋，我和刘方雄先后被公先巡捕房当作暴徒逮捕。后来军统局出钱贿通了公共租界探警人员，我和刘方雄才得获释。因身份暴露，我和刘方雄获释后都调往军统香港区。”
    其时，上海区已经发展为一个极其庞大的组织，据曾任上海区助理书记的王一心说：“在抗战爆发以后，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就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区在区本部之下设有情报、行动、电台、交通站、联络处等十多个秘密部门。外勤特务单位扩充到八个情报组、八个行动队。每组、每队的组、队员人数，有的一百多人至两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还有军统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属通讯员。

    按：在沦陷区里的“地下组织”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本身就极为荒唐。日后，军统上海区的失事，甚至被连根拔除，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出事才怪！

    王一心说：“上海区指挥各个行动队，经常进行各种暗杀和破坏工作。”现在，赵理君就要迎来一个重大考验——“制裁”唐绍仪。唐绍仪，生于1862年，广东香山县人。
    唐绍仪是“留美幼童”中的一个，1874年，曾国藩感于中国的落后，建议清政府选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唐绍仪有幸被选上，同学中还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唐绍仪是老资格的“革命家”了。但当他回国的最初，赏识唐绍仪的，其实是袁世凯。武昌起义之后，唐绍仪曾代表袁与南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绍仪的思想立场开始向民主共和方向转变，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但为时甚短。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唐绍仪为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只挂名、不视事，因为对于他这样的资历，确实不太好安排。民国时的名中医陈存仁说：
    “唐绍仪在民国史上，身世显赫，他虽然不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但是做过南北议和的清廷代表，和国民党有密切联系。国民政府成立之时，对他也相当器重，因为当时分驻各国的大使政要，都是他的亲戚故旧，只是对他本人，反而无法安置。”
    结果，1912年就当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居然到家乡广东中山县当了一个县长。

    按：为纪念孙中山，1925年，国民政府将他的故乡香山县改为中山县。

    陈存仁说：“唐绍仪是广东中山县人，后来国民政府就请他做中山县县长，而且把中山县政府的组织，改变为直属于中央的‘模范县’。县长是简任职。唐氏对这个职位未必满意，但因一时无事可为，只得勉强走马上任，他内心其实是很委屈的。唐绍仪当了中山县模范县长之后，就引用中山石岐的许多同乡担任县府大小各职，又因为他是石岐唐家湾人，所以多数职员都是姓唐，他自己就住在唐家湾花园住宅中享清福，对政务极少过问。过了一个时期，这个模范县，不但没有什么模范的政绩做出来，反而当地人的控诉状如雪片一般递到中枢，大概有好几件事牵连甚多，胡汉民力主彻查，于是唐绍仪连小小的模范县长都做不成了。”
    “宁粤分裂”时，唐绍仪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四全大会”，复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
    “两广事变”平息后，唐居家迁居上海。陈存仁说：“此后，唐绍仪便移居上海老靶子路( 今武进路 )的旧宅中，韬光养晦，颐养天年。”
    唐的资望，自然使他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同时被日本人看中的，还有吴佩孚。这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计划，执行者即土肥原贤二。
    今井武夫回忆说：“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政府为了避免陆军、海军、外务三省驻外机关的对立以谋求实行一元化的政策，三个省派出了代表：陆军方面是土肥原贤二中将，海军方面是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方面则由陆军出身的宇垣一成外相恳切请求把退役陆军中将坂西利八郎作为外务省的代表，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以此促进在中国大陆上日本军占领区内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工作。”
    7 月10日，“五相会议”决定：“扩大加强亲日政权的同时，尽快使这些政权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政权，真正实现为中国中央政府，使内外不得不承认其是实际上代替中国现中央政府的新政权。”
    7 月12日，经“五相会议”决议：“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带着这个旨意，1938年 7月，土肥原贤二来到上海，建立了“土肥原机关”，“机关部”就设在重光堂，并着手物色“第一流人物”。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土肥原最初打算捧出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绍仪、吴佩孚和靳云鹏三人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策划他们出马。”
    陈存仁说：“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1938年 9月，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陈存仁说：“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陈存仁虽然是位民间人士，却因职业关系，交游广泛，知道许多内幕消息。在回忆中，他曾经说起这座“很大的洋房”：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
    陈存仁他们，把这里建成了一间高级“会所”：
    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间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对于唐绍仪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的第11女唐宝瑢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她说：“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
    唐宝瑢还说：“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源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
    关于当时唐绍仪的态度，唐的子侄辈高承元亦留下回忆，与唐宝瑢的说法，也是截然相反。他说：
    “予所闻者，乃当时日人方在南京置傀儡的维新政府，为之奴役压榨人民。英、美、法三国以为日人将侵犯其在华利益，欲以兵力干涉，驱逐维新政府，另设中立政府，代行国民政府职权，而选定唐为中立政府之首脑，得唐同意，行将发动（故法租界亦为唐警戒其住宅），时为1938年 3月间事。”
    高承元回忆说：“予当时方就中山大学讲席之聘，所需参考书籍材料均留在沪（唐之婿陈蓼楚家），故特赴沪运书，陈因引吾谒唐，唐以其事相告，兼邀予留沪相助。吾怯懦，不敢直斥，亦不敢直谏（因我与唐之子唐榴为好友，又与唐之婿蓼楚为同学，故以长者事唐）。但缓词推却，曰：中大开课在即，吾急需回粤上课，不能在宁、沪多停留。唐乃托吾携密函送在港陈友仁（盖欲约陈长外交，后陈拒绝）而别。”
    然而，最终土肥原贤二还是与唐见了面。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提供的资料，当时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共接触过两次。
    对此，唐宝瑢没有否认，但提供了新的情况。她说：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原。1938年 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 5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
        唐宝瑢说：“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 5封信可资证明。”
    土肥原与唐绍仪的最后一次会面，是1938年 9月28日，谈话的内容则迄今无人知晓。
    唐宝瑢说：“（唐绍仪）通过岑德广（岑春煊之子，原系留日学生，在父亲去世后，他在汪伪政府当了汉奸）的关系，接见了土肥原。不数日父亲即遇害。”

    按：岑德广，生于1897年。广西西林人。岑德广是晚清权臣岑春煊的儿子，曾留学日本，适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玫。

    王方南回忆说：“在军统上海区的暗杀活动中，刺杀唐绍仪为影响较大的一例。唐绍仪在袁世凯政府中当过国务总理，与日本外交官员多有相识，南京沦陷以后，唐绍仪与日本有接触。事为军统上海区情报员谢子磐所悉（谢是唐的亲戚，与唐常有来往），乃报告上海区。周伟龙得报，决定暗杀唐绍仪。”
    谢子磐，本名谢志磐，广东梅县人。
    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唐绍仪在广东当县长的时候，常接受谢的采访，很熟，而且唐对谢还曾有过救命之恩。唐宝瑢说：“那个谋害我父亲的谢志磐过去是受过我父亲恩惠的，因此被他钻了空子，接见了他。”
    值得一提的是，谢志磐的胞兄，即军统高干谢力公，不过这俩人不和，早年即断绝关系，二人先后加入特务处也无任何关联。     此番，谢志磐就要在刺唐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执行刺杀任务的，依然是上海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
    程一鸣说：“唐住在法租界一幢洋房里，门口有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轮流警卫，如果要用手枪将唐击毙的话，行动特务就难通过安南巡捕和便衣侦探的岗位走出，而有被擒的危险。因此决定先派特务渗入唐宅作为内线，然后用短刀或利斧砍死唐绍仪。”
    这个内线，就是谢志磐，程一鸣说：“当时上海区派特务谢志磐，广东人，和唐是世交，伪称一时找不到住房，唐允谢住在他家里，正好作为内线。”
    刺唐的过程，有许多版本，细节有所不同，但利用谢志磐“赚开房门”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关于唐绍仪案，陈存仁在回忆中叙述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他说：“新闻中说，唐氏爱好古玩，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带了大小不等的瓷器玉器等向唐氏求售，其中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去见唐绍仪。当时守门的人，因为姓谢的是常客，所以叫他把汽车开进住宅内，即刻再把园门锁上。谢、林两人进入内室等候，唐氏起身之后，只有一个女佣端茶奉烟，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八件玉器一一取出，唐氏细加把玩，爱不释手，待女佣退出之后，姓谢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向唐绍仪后脑劈去，伤痕深达二三寸，唐氏未出一声已经瞑目而逝。之后，姓谢的从从容容地还是捧着花瓶出来，由姓林的人将内室的门锁上，同时还作鞠躬道谢状退出。”
    陈的回忆中，姓“林”的自是赵理君无疑。日后，赵理君曾亲口对军校四期同学艾经武讲过刺唐之事，因此，艾的回忆，应该是最接近原始情况的。
    艾经武说：“赵理君从各方面探询唐绍仪的情况，从唐的亲友来往之中，从他将要组成的伪政府人员中一一加以探询，得悉唐绍仅喜爱古玩，经常驱车往古玩店购置古瓷器、古铜器之类，曾在某古玩店看中一个古瓷瓶，该店老板索价伪币l0万元，唐认为要价太高，未成交易。”
    “赵理君得知后，即出重价将此瓶购置到手，伪装该店之跑街伙计，携带此瓶亲自送到环龙路唐公馆，由门口警卫人员转报，唐绍仪在会客室接见赵理君。赵又详述这个古瓶的特点，并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瓶的色彩还要好，年代更早，价钱并不比这个瓶高，若要看的话，请指定时间，再亲自送来。”
    “唐很高兴地告知赵理君在某日下午送来。赵此次来，已观察清楚唐的住宅情况，唐之会客室门外亦有一个警卫人员。赵理君回到住地后，即召集亲信人员，商量如何下手，既可以完成刺死唐的任务，又可以安全逸去。”
    “研究结果，决定特制一柄锋利的短斧，由赵理君亲自动手，并准备多辆小轿车在唐之住宅周围警戒，以防意外。准备妥当后，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又在会客室与唐见面。”
    “唐绍仪很高兴，把瓷瓶拿在手中详细鉴别，究竟哪一个瓷瓶的年代久、色彩好，并云：‘这一次拿来的一个确实比那一个好，一经比较，优劣立见。’观察再三，爱不释手。赵理君认为时机已至，即靠近唐绍仪身旁，伪装与唐一同鉴别瓷瓶，即刻用右手从裤袋中抽出利斧，照准唐绍仪后颈猛力砍去，唐绍仪立时毙命。”
    “赵理君杀死唐后，即将两个瓷瓶收拾好，离开会客室，轻手轻脚地又把会客室门关好，从容告知会客室门外之警卫说：‘主席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赵即很快走出，与在唐宅外边守候人员乘车逃逸。”
    艾经武说：“以上所述刺杀唐绍仪的情况，是1941年冬我在洛阳听赵理君亲口说的。赵谈时洋洋得意，认为是他在特务工作中的拿手杰作。”
    另外，还有一份材料，应该也比较接近事实。这是胡鄂公给孔祥熙的一份报告。

    按：胡鄂公，1884年生，湖北江陵县人。
    胡鄂公是何许人也，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大家自己去搜吧。

    其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即以行政院官邸秘书处第六组名义，在上海、香港等地派驻情报机构，胡鄂公即驻港机构赴负责人。其使命，除刺探情报外，也代表孔与日方做非正式接触。
    在1938年10月 1日的电报中，胡鄂公报告说：
    “唐绍仪被刺系昨晨九时余，刺客为一西装少年及化装二仆人，乘黑牌汽车，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身带凶器手枪一、利斧一，当以利斧刺唐后，置手枪于唐宅，从容逸去。当送广慈医院疗治，以流血过多，于当日下午四时许逝世。”
    次日，胡鄂公又追加一通电报，汇报了进一步的情况：
        “刺客谢志磐系广东人，寓大东旅馆五十一号，最近数月来不时访谒唐绍仪，因此，唐宅仆役均识谢为唐往来熟人。在一个月前，杜梅叔遇谢于唐宅，事后杜告唐，谢胞兄弟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工作，嘱唐宜小心。唐云：谢志磐弟兄问情形我极清楚，而且他们弟兄间感情极不和睦，主张亦各相异。迨上月三十日九时许，谢乘汽车投刺谒唐时，同时并偕有假装古董商二人携带古物八件向唐兜售。唐宅仆役持谢名刺告唐，唐嘱在楼下客厅见面，唐晤谢时，谢与二假古董商将所携古物呈唐求售时，有唐一仆役在旁见唐审视古物后，面有不愉之色，继唐乃告谢云：我只买两件，计值一百余元，唐因嘱在旁之仆役上楼取钱给谢。在该仆役事后揣测唐意，对该项古物并不中意，以唐为敷衍谢计，故买两件也。唐仆上楼取钱回至客厅时，见谢及假古董商二人已不在客厅，而唐仰卧沙发，血流被面，额嵌一斧，始惊呼唐已被刺。”
    综合陈存仁听来的新闻、艾经武回忆赵理君的自述以及胡鄂公的报告。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用于“赚开房门”的敲门砖——古物，三个人的叙述有所不同：
    按陈存仁听来的新闻中说：“有一个最熟的掮客姓谢，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四五尺高的大花瓶，坐着汽车，伴同一个姓林的人，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
    按艾经武所说：“赵即按照唐绍仪指定的时间携带两个古瓷瓶到唐之公馆。”
    按胡鄂公所说：“假唐友谢志磐名刺谒唐，并携古物八件送唐。”
    到底谁说的最准确呢？按说，赵理君是当事人，他还能不知道是什么吗？
    错——说得最准确的，是陈存仁：“四五尺高的大花瓶”中，藏着一把斧头；“楠木小盒”中，放着“古物八件”。而且，这“古物八件”后面，还有故事呢。
    陈存仁说：“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麓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麓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谁也想不到，这八件稀世珍宝，席氏居然能失而复得。陈存仁说：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 ’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陈存仁说：“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在胡鄂公的报告中，他向孔祥熙建议说：“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是否有当，尚希我兄核酌后转呈院座裁夺。”
    蒋介石采纳了胡的建议，10月 5日，国民政府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 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 3千元。
    谢志磐不敢露面，于是找了个隐秘所在藏了起来。陈存仁说：“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 今凤阳路 )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
  
    按：著名文史学者郑逸梅曾说过：“毛子佩则报界前辈，主办《铁报》，为小型报中之铮铮者。晚应聘文史馆，与我为同馆。一九八九年冬，患癌遽卒。”

    陈存仁回忆说：“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
    陈存仁说：“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看来，陈存仁之所以了解这么多内幕情况，原来多是听毛子佩说的。
    再说谢志磐，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一通缉更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要替唐报仇。辗转回到重庆之后，谢竟然得了精神病。沈醉说：
    “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负责重庆治安，听闻此事，遂派稽查处副处长王克全前来调查。王克全，1906年生，江苏徐州人。
    王克全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是工运专家，参加过“五卅运动”，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以后，王克全转入地下，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1931年 1月 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克全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星期之后，王克全因参与罗章龙等人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不久后，王克全即投入特务处，一直在上海活动，后任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与赵理君“搭班子”。
    王克全亦是心狠手辣的人物。沈醉说：“抗战前，我在上海工作时，曾多次看到一个叛徒，利用他当过中共江苏省委和负责过组织工作等关系，整天逛马路，遇到他认识的地下党员便抓，抓到之后，他还亲自进行引诱劝说的罪恶勾当。有次他劝一个曾由他领导过的地下党员叛变，结果被痛骂一顿。他气得用手枪柄去击对方头部要害处，想一下打死对方，我连忙拦住，想再刑讯逼供，他还是狠狠地踢了对方几脚，直到把对方踢倒在地他才气愤愤地离开。”
    上海沦陷之后，王克全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王克全与谢志磐曾是上海区的同事，彼此很熟，谢志磐见王来查看，心想一定是来“杀人灭口”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克全是“行动专家”，岂是浪得虚名！立时掏枪反击，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ys1937

58、两位女性——绮兰和陈华

    程一鸣调走以后，上海区书记由郑修元接替。
    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县人。郑修元进入特务处之后，曾在上海区当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本部，在“甲”室当秘书，曾经与王蒲臣同事很长时间。
    提起郑修元，就不能不说他那段著名的“羊城之恋”。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赴广州视察，戴笠命李崇诗率郑修元等组成“随节处”，随时听候调遣。其时，郑修元化名为王文华。
    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郑修元认识了一个广州姑娘，学名叫做绮兰，闺名叫“阿芳”，在一家小店里做营业员，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
    就在这当口，郑修元得了“肠热”症，其实就是伤寒，来势很凶，住进了医院。因祸得福，恰好给了两个年轻人相处的机会。郑修元回忆说：
    “我住的是头等病房，只有一张病床。左边是落地长窗，右首不远，放置一张方形小茶柜。在茶柜与病床之间，放有一张木椅，绮兰每次来探望我，都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我用微向右侧的卧姿，恰好与她咫尺面对。她的轻言细语，她的蜜意柔情，给予我病中极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浓妆，但只此薄施脂粉，淡装素抹，偶尔芗泽微闻，已足使我飘然欲醉了。”
    某次，绮兰又来看他，在谈话中，照例很客气地称郑为“王先生”。郑听了说：“我们已经这么熟，你又待我这么好，怎么还称呼我为王先生呢？”   
    绮兰“嫣然一笑”说：“不叫你王先生，那么，应该叫你什么呢？”
    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叫我王文华，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叫我王先生。请你现在就开始叫我一声‘文华’好吗? ”
    绮兰听了，“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行，我还不习惯叫你的名字，得慢慢来。”
    郑修元回忆说：“我略微抬起上身，两手突然地把她的纤纤玉手握住，口中说道：‘你总不能永远叫我王先生呀，迟早要叫我名字的，现在开始不是一样吗? ’”
    绮兰听了，“略为忸怩了一下”，说：“好的，不过你要放开手，不要抓住我，还要闭上眼睛，转面朝里。”
    郑修元回忆说：“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樱桃小口，贴近我的右耳，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文华。等我满意地扭转身躯，睁开眼睛，看见绮兰的双颊上，挂上两朵红云，那种不胜娇羞的神态，美极了，也媚极了。”
    自此，双方的关系突飞猛进，绮兰每天都抽空都来看郑修元。郑回忆说：
    “一日，绮兰探视我后，离开医院，返回店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缓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绮兰正向医院大门走去，眺其苗条的背影，轻盈的体态，疾徐有致的脚步，越发觉得她太可爱了。恰巧她此际亦转身向病房楼头张望，瞥自见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离去，便对我嫣然一笑，并向我摇手示意。翌日下午再来探望我时，便嘱咐我以后当她离去，不要勉强起床，免碍卧养，等我告诉她，医生已允许我偶尔起身在室内走走，她始欣然无语。”
    经过37天的治疗，郑修元的“肠热重症”终于痊愈，郑的主治医师曾对他说：“这种病症，通常总要五十余天，甚至两个月，才能全愈。”
    对此，郑当然千恩万谢，对于其高明医术表示“极为佩服”。心里却在想：“多亏绮兰每日前来探望，慰我心绪，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诚，更给予我以难以形容的快乐。要不然的话，哪里会好得这么快呢。”
    30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郑修元犹无比向往地说：“及今回思，在我当时的那种病里生涯，不仅毫无愁苦，简直是一种万金难买的幸福。设若此后有生之年，还能拥有像绮兰这样待我的腻友，我倒很乐意再生一场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愿。”
    在郑修元住院期间，“随节处”的工作由“李崇诗兄负责独力主持”，郑出院以后，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因此郑修元的病是好了，可是“劳燕分飞”的时候也到了。郑回忆说：
    “记得最后一次的话别，是约她在财厅附近的一家叫哥仑布的西餐厅里。在一个隔间的火车厢的小房间内，面对面地黯然话别。她一再叮嘱我大病初愈，务须多多保重。我则希望她不要忘记常常给我写信。”
    为着礼貌，行前，郑还买了一些水果点心，去看望绮兰的双亲，郑说：“这次才见到了她的父亲。瘦瘦长长的身材，一脸忠厚诚朴的形相。对于我和绮兰一个多月的往还，表示非常欣慰。她母亲因为和我见面次数较多，对于我之即将离去，也略现惜别依依之感。倒是绮兰反而显得落落大方，含着微笑，送我出门。”
    一到南京，郑修元就去找同事桂涤非。行前，他已告绮兰，来信由桂涤非转。
  
    按：桂涤非是特务处本部秘书。桂不仅是郑修元的江西同乡，也是郑的“总角之交”，桂之进入特务处，亦系郑所保荐。

    果不其然，绮兰已经来了两封信，信中说了这么几层意思：
    第一，“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晚上就寝的时候，躲在床上偷弹珠泪。因为南天北地，相隔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恋爱，现在才开始尝到相思之苦味。”
    郑修元回忆说：“当我读信至此，想起过去聚首之欢乐，尤其是她对我的一片深情，亦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嘱咐我大病初愈，要多蓄养精神，不必每天给她去信，每个礼拜，写个一两封也就够了。”   
    郑修元说：“对于前者，当然是彼此况味相同。对于后者，她不过是在关心我的健康，不惮反复叮咛。”
    此后，在通信中，绮兰对郑说：“自从和你分别，我每天起床以后，最盼望的一件事，便是接到你的来信，收到之后，我总是带在身边，在店中偶有闲空，便一再取出阅览，每一封信，起码都会看上七八遍。有时偶隔两三天没有收到你的信，心情便非常烦燥不安，等到下班回来，母亲将你的来信，交到我的手里。还没有等到拆开看完，便已经是眉开眼笑的了。母亲将这情形，看在眼里。老是摇摇头说：‘阿芳快要发疯了啊’。”
    郑修元说：“我们的来往信件，都是用航空寄递的，有一次因为气候关系，有三天没有飞机航行广州。等到恢复通航，她在一次邮差送信时，同时收到我三封航空信，外加一包‘玲珑’杂志。她竟然高兴得哭出来了。她母亲吓了一大眺，不知为了什么，是不是我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但是她还没有拆开我的去信，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流出眼泪来了呢? 她揩干眼泪，将三封信一口气看完后，才告诉妈妈，因为有三四天没有接到我的信，非常焦急盼望，她没有想到航空脱班的缘故，以为我一次同时写给她三封信，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流着欢欣的眼泪。”
    某次，郑修元在信中问绮兰：“当我们在哥仑布餐厅话别的时候，我很想吻你一下，只是方一动念，心房便急剧跳动。又觉得不好意思，终于未敢出此动作，现在想起来，我倒是有点后悔了。我问你——假若我当时提出此项要求，你会答应吗? ”
    对此，绮兰回信说：“要是你当时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拒绝你的。傻瓜，谁教你那么胆小? 好罢，现在我在这里给你一个飞吻，让你‘慰情聊胜无’吧！”
        其时，郑修元当然不会想到，错过了“哥仑布餐厅话别”，此后永无这样的机会。
    转眼抗战军兴，据郑修元回忆，大约是1937年冬天，忽然接到绮兰的信，信中说她的父亲，原供职于广州地方法院，不久前“忽被院方裁遣，失业家居，生计益加困窘”，因此绮兰来信请郑为她父亲在广州介绍一份工作。
    郑接到信，不敢怠慢，“立即附备一封介绍信，要她父亲持赴广东省财政厅，谒见秘书李崇诗兄（戴先生离粤时，向新任财政厅长宋子良先生推荐崇诗兄担任财厅秘书，用作对外掩护，藷以督导本局在粤省之公秘工作），请他设法介派一个相当职务。”

    按：李崇诗即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也是“三李”中最早发迹的一个。李崇诗，生于1904年，湖南平江县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
    李崇诗毕业之后，一直在“国军”党务系统工作，后经复兴社高干酆悌介绍，进入特务处。
    李崇诗有个绰号，叫“油炸冰淇淋”，不知作何解释，想来无外乎“外热内冷”、“外善内狠”之意。

    如前所述，1936年，李崇诗率“随节处”随蒋介石赴广州。此前，由于广东一直处于陈济棠的格局之下，戴笠除安排了个别的零星人员进行潜伏以外，未在广东建立任何分支机构。此次广东回到“中央”手里，戴笠决定大干一场，因此，蒋介石回京之后，李崇诗就没有跟着回来，而是留在广东就地安排工作。
    据李崇诗多年的下级任建冰回忆：“戴笠为加强华南的特务布置，巩固他的特务统治，于是年夏派李崇诗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宋子良的掩护下，以宋的秘书名义同飞广东，潜入公开的地方政权机关，运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缉私机构的建立，扩大税警总团的特务武装，清理广东地方的财产，巩固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通过宋的关系完成以上的阴谋，是李崇诗所负的使命。”
    这样，李崇诗虽然并不具有广东站，抑或广州站的站长等等名义，却总揽特务处在广东的一切工作，所有特务处控制的公秘机关，均归李崇诗指挥。成为特务处的“广东王”。
    李崇诗其人，最为人称道的，是“舍身护桥”。
    那是1944年春，日军开始南进（即豫湘桂会战，日方称“大陆打通作战”，亦称“一号作战”，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后即走向末路）。据王蒲臣回忆：
    “中美合作所美方有大批军用物资集中在衡阳，准备转运东南作为训练及装备我方特种部队之用，如果这批集中在衡阳的物资不幸沦于敌手，对合作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戴将军早已料到敌人必定要来进攻衡阳，而衡阳这地方又无法固守，因之就命衡阳办事处负责同志徐谷冰征雇汽车，先将这批物资抢达到曲江，同时又命令曲江的李崇诗兼程赶到衡阳，协办抢运事情。”
    王蒲臣说：“当李崇诗到达衡阳时，情况已万分危急而恶劣，当地战区军事长官，为了要阻止敌人来进犯衡阳的猛烈攻势，曾下命令炸毁衡阳四周通往别处的桥梁、公路、铁路，如果这样做法，无疑的是这批美援物资将无法抢救得出，所以李崇诗赶紧与军事当局交涉，请求俟物资运出后再行破坏。”
    其时，李崇诗任中美合作所参谋长，也是“国军”少将。然而，在作战部队面前，李崇诗这个少将不值钱，仿佛“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王蒲臣说：“他说干了口水，用尽了气力，也无法改变军事当局原定的计划。”
    李崇诗知道，如果这批物资运不出来，戴笠绝饶不了他，与其回去被枪毙，不如豁出一条命，当“烈士”算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走到大桥前，厉声说：“好，如果你们要炸桥，就连我一块炸死！但我死之前，要告诉你们一句话，我死以后，将来自有戴将军来找你们算账！不信就试试！”
    在李崇诗如此强有力的恫吓之下，总算把这批物资运出了衡阳。事后，李崇诗给戴笠发报：“任务达成，请释廑注。”
    郑修元说：“而这封介绍信的具名，当然要用笔者真姓名。同时我在复给绮兰信中，也对当初我用王文华的化名一节，加以解释。”
    郑修元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为他与绮兰分手的“导火索”。绮兰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一年多来深深地爱着的人，竟连一个真姓名，都不肯告诉我。”
    郑修元说：“虽然此后我曾再三向她诉说不得已的苦衷，仍然得不到她的谅解。这件事，在我俩的未来关系上，无疑地已经投下了一道阴影。我更因此而有很长一段时间，衷心为之惴惴不安。就我个人片面的检讨，觉得我并没有丝毫恶意要存心瞒骗绮兰，我只是为了遵守情报工作的纪律，不能轻易向外人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而已。不过在技术上，我确是疏忽了一点。刚认识她的时候，只能告以‘王文华’的化名，这倒不算过错，但是在行将别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婉转地当面向她说明呢? ”   
    此时，沪战已经失利，日军正在向南京进发。郑修元回忆说：“廿六年十一月间首都各机关，已纷纷向后方转进。局本部于十一月下旬由戴先生亲率一批最后撤退之人员，经南昌而转赴武昌、长沙两地。笔者奉命在京主持留守事宜。其最重要主任务，厥惟收取各外勤单位之军事情报，就近呈报委座，并奉戴先生谕令，须待委员长启节离京，方可会同留守官兵，撤离首都。留守处之重要同人，有主管军事情报之郭履洲兄，负责人事事务的胡子萍兄，另外尚有特务队长许建业兄，他们三位，都是军校六期出身，俱已参加工作多年，向为戴先生之得力干部。”
    “化名事件”的严重程度，是郑修元所始料不及的。此后，绮兰就不怎么给郑来信了。郑说：“我仍然保持着每一礼拜至少寄出两封信的纪录。而有时隔上十天半月，还接不到她的回信，使我常在焦愁盼望之中。由于抗战的关系，她于廿六年底间。举家迁回故乡江门（属广东新会县）居住，门牌号码，忆似为德教街六十八号。”
    此时，南京局势恶化，郑修元回忆说：“十二月六日，敌寇先头部队．已乃近秣陵关。光华门外且已落着炮弹，六日午夜两点，我与在委员长官邸担任警卫股长之本局同志罗毅兄通到电话，他告诉我，老先生等一行，明日拂晓启节西撤。留守同人漏夜准备，于七日凌晨，我率全体官兵约计六十余人，分乘局中大卡车十辆小轿车两辆，驶赴下关，渡江赴浦口，循苏皖鄂公路线，历经和县、合肥、巢县、麻城、黄陂而抵汉口。路途既欠平坦，而车队偶有一辆抛锚，便须大伙停车等候。所以途中竟历六日之久，方抵目的地。”
    刚刚到达汉口，郑即接奉戴笠指令，命他即刻赴湖南长沙，到特务处临时本部任“代理书记长”。郑修元说：“即使在战乱中，我事繁任重，也并没有冲淡对绮兰的怀念。”
    1938年初，特务处有同事赴广东公干，郑修元特请他专程去一趟江门，将一百块钱面交绮兰，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要绮兰随他前来长沙，以便为她找学校读书。我愿意负担她的生活和求学全部费用。”
    临行，郑修元还不放心，再三嘱咐“该同志”，“俟由江门转回广州时，无论情形如何，必须先给我一通长途电话。若果侥幸能接到绮兰出来，请他在接通电话之后，立即请绮兰亲自和我讲话。”
    正回忆说：“估计旅程时日，在他们应该已到广州的时候两三日内，我便朝夕枯守在办公室内，非绝对必要，不越雷池一步。每当电话铃声一响，我便以为是绮兰给我的电话。疾趋机旁接听。每次抱着希望，每次都是失望。”
    过了几天，郑修元接到“该同志”的一通电报，大意说：“陈小姐因战时亲老，不忍远离膝下，嘱事未能应命，余另函详。”
    又过了几天，终于接到了绮兰的来信：“承你派人远道来家看我，又带钱来接济我，还要我来长沙读书，如此厚爱，真是感激不尽。只是双亲年迈体弱，又值战乱，我为独生女儿，一旦远离二老，谁能代我侍奉? 固然我到了你的身边，自可得到你的照顾。但那时候我想到在故乡的孤苦双亲，我又怎能安心呢? 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我不能为了爱情，而负下不孝的罪咎，希望你能原谅我的苦衷，不要怪我好吗? ”
    郑修元说：“阅经来函，深觉绮兰孝思可嘉，设想周到。使我对她益加怜爱。尤其是‘亲恩深似海，若无父母，我从何来？’数语，更使我万分感动。”
    1938年 5月，时任军统局本部“甲”室负责人的郑修元奉调上海，接替程一鸣任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说：
    “其时广州犹未沦陷，我乘粤汉铁路火车，先到广州，冒着日寇狂肆轰炸的危险。在广州逗留两天，再乘轮转赴香港。当在汉口首途之前夕，曾以航函告知绮兰，请她到广州或香港会晤一面。（按江门与港穗，等于一个三角形，赴穗赴港，路程相若。）我记得非常清楚，告诉她的联络地点在广州是长堤的长发客栈。去香港，则到六国饭店找我。”
    可想而知，郑修元的一片空苦心再次落空：
    “我一到广州，立即驱车长发客栈，详问居停，并无陈姓女子找我。住下来以后，睁眼盼望，经过最长的两天两夜，仍然杳无踪迹。有一次在客栈附近闲逛，忽见一个少女背影，很有点像绮兰，赶忙疾步前趋，见到了此一少女的面貌，不禁又大失所望。”
    “使命在身，不便在穗久留。同时也以为绮兰或许为了避觅敌机轰炸的惊恐，舍广州而去香港。屈指旅程，或许她已经抵港也末可知。那料等我到达香港六国饭店，仍然没有见到她的倩影。但是当我在账房里登记了我的化名（此为临时使用之化名，经在函中提示绮兰）时，账房里一位小姐，交给我一封绮兰寄给我的回信。”
在信中，绮兰说“她因为正值母亲患病，又系战乱时期，年轻少女，不敢只身远行。要我到达目的地后，赶快寄信给她，告知以后通信地点。”
    郑修元想：“事态演变到如此地步，很像绮兰已经开始和我疏远，我并猜想到，恐怕会很快地，尝到失恋的苦味了。”
    果不其然，郑修元到上海之后，即收到绮兰的来信。信中说：“我已经奉父母之命，在家乡和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青年，结为夫妇，对于你过去对我的很多好处，我只有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永远感激，也只有等待来生，再求报答，请你注意身体．为国珍重，勿再以薄命人为念。”
    郑修元回忆说：“读完这封告别信，虽然已早在意料之中，仍不冤感到无限的惆怅。我俩往昔的那种轻怜蜜爱，霎时间，化作了一缕轻烟，凌空飘散。”
    郑修元说：“虽然在将近两年的恋爱过程中，我为她付出了不少的情感，也为她费过不少的心血。但是我已承她给了我无限的快慰，和此后再也没有享受过的那种蜜意柔情。因此即使是她已别抱琵琶，我也只有歉愧而毫无怨慰。为了免得她触景伤情，我没有再给她回信道贺，只是在心中默祝她们白头偕老，幸福无量。
    郑修元说：“我们相爱两年中，她曾经先后送过我四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在身边，每逢想念到她时，便取出照片，凝神静对。不知道她婚后是否快乐，双亲犹健在否? 已否生育儿女? 也曾否想到过被她爱过的我? ”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容许郑修元过多地沉迷于回忆。
    1938年底，上海区遭到了一次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区长周伟龙被捕。
    据郑修元回忆：“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尔西爱路二七七号。民国二十年冬间，某日，有办事处主管人事之沈则林同志，受到另一外勤人员被捕后之牵连，而被法捕房予以拘捕。我得到消息，是在当天的下午两点四十分左右，立即打电话到周兼主任之住所，适值午睡，由其夫人接听。当时请其叫醒周先生，告知情况，速作处理。”

    按：周伟龙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因此郑称之为“周兼主任”。

    郑修元说“因非周本人接听电话，我为了稳妥起见，挂下电话，立即赶去办事处，告诉在该处负责机要之毛钟新同志。一面草就一份书面报告，将所知经过情形，留陈周先生，我因为另一外勤同志之约会，时间已到，乃又赶忙离去。讵料我离开不过五、六分钟，周先生也已赶到处内。”
    日后，接任上海区区长的陈恭澍曾向郑了解这一阶段的情况，陈说：“他（指郑修元）打电话时，周先生正在午睡，周夫人接听后却不敢叫醒他。据修元兄面告，是因为周先生脾气大，他太太怕挨骂。”

    按：周伟龙的脾气焦躁、架子大是出了名的，除了戴笠，谁都不敢惹他，谁都不喜欢和他相处。在1940年 8月19日的日记中，沈醉说：“道三先生（周伟龙字道三）自任忠义军总指挥后，一切措置均不改过去作风，处处均予人不愉快之感觉。”

    郑修元说：“他（指周伟龙）坐下来披阅我所留陈的书面报告，不到十分钟，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至，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内中有一位徐老太太，住于处内，为对外掩护者。）全部拘捕。”
    郑修元说：“事后费了很大的麻烦，首先做到让被捕之同志，羁押在法捕房内，不让公共捕房引渡过去，以免辗转陷入日寇之手。最后还有赖戴先生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区长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
    郑修元所说的“最大的力量”，陈恭澍曾经问过他，究竟是谁使了劲儿，郑修元说：“是透过一位部长级的人物，向法国当局非正式办了一次交涉的结果，这位部长姓宋。”
        王一心则说是蒋介石：“当时戴笠在重庆，接到周伟龙被捕消息，立刻报告蒋介石，照会法国政府，通知上海法捕房，不准日本方面引渡周伟龙（周伟龙后由法捕房以‘驱逐出境’名义放回重庆）。同时，戴笠亲电上海区第一行动队长赵理君，叫他暂行代理上海区长。”
    写到这里，陈恭澍感慨说：“自军统局由特务处改组迄至于今，像运用这种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的，也只此一遭。为什么戴先生肯于这么做呢？前文提到过，周伟龙与戴先生有旧，隆情厚谊，想必是促成此举的最大原因了。缘当年军阀唐生智在河南称兵作乱时，周伟龙任唐部宪兵营长，而戴先生则以军委会参谋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不意被周之部属所逮捕，周非但不举发邀功，竟然义无反顾的弃职随戴归来，这可真不简单，除非气概纵横，明辨顺逆，绝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
    毛森说：“（周伟龙）担任上海区长时，曾被日本宪兵逮捕，上过电刑（并非美国处死刑的电椅，是日本人所发明用以鞫审地下工作人员的酷刑，使人受不了痛苦而供出实情的刑罚）。”
    毛还说：“周的眼睛本来斜视，经过电刑之后，好像经过整容手术，反而把他的眼睛矫正了许多。”——从没听说电刑还能治病，毛森一向对周伟龙观感极坏，估计是故意讽刺。
    周出狱以后，辗转回到重庆，随即入中央训练团学习。毛森说：“戴先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运用伪方关系，把他保释出来。周伟龙回到重庆，戴先生盛筵慰劳，并给他一笔很大的特别费，周乃狂舞达旦，一夜花费殆尽。”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1938年冬天的这次紧急事件，郑修元还心有余悸，他说：“假若我当时在办事处内，稍为多逗留十几分钟，或者我动作不够迅捷，一份三张洋信笺之书面报告，写得稍微慢一点的话，也必定同被逮捕。果属如此，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郑修元解释说：“因为在沪特区方面，能明了全部内外勤组织人事秘密而又经常与外勤十五个单位负责同志保持联系的，除了区长，只有我一人而已。一旦我亦失去自由，则沪特区整个组织，必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所有内外工作必被迫而全部停顿。幸而我当千钧一发之际，及时离开办事处，能够保全区部方面之组织安全。而且照常维持工作以迄戴先生派来继任区长人选，主持区务。”
    戴笠派来的这位“继任区长”，就是我们久违了的王天木。
    王一心说：“1939年春，自称军统元老的王天木，要求去上海沦陷区工作。戴笠答应了，但没有确定他的工作名义，意思是等他到上海沦陷区立足以后再说。”
    戴笠没有想到，这位“军统元老”来了以后，几乎给上海区带来灭顶之灾。
    王一心说：“王天木一到上海，与上海区接上联络，他不但以军统元老自居，而且自称是上海区长。可是代理区长赵理君不肯移交，只说过去是接到戴笠的命令代理，现在必须接到戴笠的命令才能移交。这样一个要接，一个不放。而且上海、重庆之间唯一的通讯机构无线电台，也在赵理君控制之下，王天木就没法和重庆联络。”
    从加入特务处，赵理君一直在上海，已经经历了五任区长，而他仍然只是个行动组长（也有人说是行动队队长），这回好不容易把周伟龙给“熬”走了，当上了代理区长，再加上屡立“奇功”。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谁想突然来了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又罩在了他的头上，自己只捞了个副区长。陈恭澍说：
    “他（指赵理君）代理区长的时间，非常短暂，戴先生又改派王天木先生为区长，赵先生则以副区长身份仍兼任行动总队长。军统局外勤单位设副主管，这是第一次，也无妨说是因人设事。”
    要说呢，王天木一直在北方，与上海区没有任何渊源，让他去上海，确实不合适，不知道戴笠是怎么想的。
    不过，或许戴笠正想达到这个效果，省得你们大家“铁板”一块，“摽”起劲来跟我干。
    不过，这回戴笠忽略了一个问题——赵理君可不是善男信女，其人骄横跋扈，杀人如草芥，周伟龙我惹不了，你王天木一个北方佬，人生地不熟的，还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岂能容你！
    乔家才说：“二十七年冬，王天木做了上海区长，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行动。‘同行是冤家’，原来在上海专负行动责任的赵理君，很不愿意王天木插手其问。抢走他的活计。对王天木攻击不遗余力，给他种种难堪，目的是让他知难而退，早些离开上海。因此，王、赵二人不但不能和衷共济，反而成了水火。”
    不过，上海区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个叫陈明楚的，就跟王天木走得很近。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湖南长沙人，原来在特务处南京区工作，抗战开始以后调到上海，当助理书记，主管人事。
    乔家才说：“上海管人事的陈明楚也因受不了赵理君的呵责，对赵非常不满，自然和王天木很合得来。陈明楚虽然不满意赵理君排斥王天木的这种作风。可是赵理君不但自己干过大案子，而且把上海同志的成绩都报成他自己的。戴将军很信任他，王天木呢? 来上海不久，一点表现也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赵理君自然占了上风，王天木斗他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王天木、陈明楚这个两个素昧平生的“同事”，自然就站到了一条战壕里，在王，对上海两眼一摸黑，只有借重陈明楚；在陈，正好利用王天木这个“军统元老”，扳倒骄横跋扈赵理君，好生出一口“鸟气”！
    乔家才说：“天木知道了赵理君行动工作表现好，一半是拿上海同志们的成果来表扬自己，决定找出能拼命的无名英雄，由他直接领导，在工作上力争上游，来和赵理君比赛。”
    于是，王找来陈明楚，说：“咱们必须在工作上有所表现才成，你给我挑选一两位能够搞点成绩的同志。”
    听了王的话，陈明楚回答说：“凭过去的成绩来挑选，我看只有刘戈青，他勇敢镇静，过去的表现很不差，我可以叫他来见你。”
    刘戈青，即军统“七小杀手”当中，仅次于白世维、王文、王鲁翘的一位，人称“男儿英雄”。说起刘戈青，亦是一段传奇，有些情节简直都让你觉得在看小说，因为太像故事了。
    刘戈青，1911年生，祖籍台湾云林，生于福建厦门。
    刘戈青的父亲叫刘建寅，乔家才说：“日本占据台湾时期，他和李玉树、赖墘、高大扁等同日本人作战，后来在士林杀死六个日本警官和日本人，日本人葬在芝山岩。刘建寅曾被日本人刺过六刀，死而复活，逃往厦门。他们痛恨满清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上山为王，暗中联络革命党反抗满清政府。”
    此后，刘建寅改名刘汉臣，意思是说他是汉人的臣子，不做满清的奴才。乔家才说：“后来清军专力追剿，满清政府又捉拿他，厦门安溪茶商李福连系当地士绅，很看得起刘汉臣，把他藏匿起来，并把女儿嫁给他。”
    1911年卒亥革命，刘汉臣曾参与革命党进攻漳州之役。民国肇建，刘汉臣任第七混成旅旅长。就在这一年，刘戈青在厦门出生。他的外祖母非常高兴，说这孩子一出世就赶上改朝换代，于是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见朝”。
        乔家才说：“他父亲百忙中回家看他的儿子，觉得打倒满清，国家必能强盛，改名国兴。国兴渐渐变成戈青，以后就叫刘戈青了。”
    1935年，24岁的刘戈青从国立暨南大学毕业。

    按：暨南大学最初在南京，是由前清两江总督端方创办的，后迁至上海真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改名为“国立暨南大学”。

    正在此时，刘戈青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父亲在福建漳州购置的一块土地里探出了锰矿。于是，刘在自己父亲的朋友杨虎、孙祥夫等人的帮助下，召集了十来个暨大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国兴矿业公司”，筹备处就设在上海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层。
    这天，孙祥夫约他到台拉斯脱路双梅村杨虎公馆见面，商谈开矿的事。他到达杨公馆时，孙还没来，于是刘就在客厅等候。客厅里还有一位“四十岁左右，身穿学生服的客人”，也是来找杨虎的。
    见到刘戈青，这位中年人把他“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就开始跟他谈话。
    事后，刘戈青回忆起来，说：“他问起话来，追根究底，一步紧一步，一点也不放松。”刘戈青觉得“这个人相当讨厌，头一次见面，歪着头，噜噜苏苏，问个不休”。
    一会儿，孙祥夫来电话，说喝多了，改天再见面。于是，刘戈青很有礼貌地跟那位中年人打了个招呼，便离开了杨公馆。次日，刘戈青接到杨虎的电话，叫他去谈谈。
    见到刘戈青，杨虎笑嘻嘻地问：“昨天晚上你在我家里遇见什么人吗? ” “是的，碰到一个说话歪脖子的人。他问起话来，像是审问案子，问这问那，问个没完。”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知道，答话都来不及，我没有问他姓甚名谁，实际上，昨天谈话，只有他说的，我真想马上走开。”
    “他就是戴雨农，戴笠。”     
    “戴雨农是干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报纸上也没有看见过。”
    杨虎鼓吹说：“戴雨农是委员长最亲信、最得力的干部。这个人真了不起，很够朋友，说一不二，敢做敢当。昨晚你走后，我一回家，他就问我你的来历怎样。他对你的印象很好，要我劝你，参加他的工作。”
    这时，杨虎的太太陈华也在旁边敲边鼓，说“戴将军为人怎样怎样好，跟他做事。很有前途，劝他不要犹豫”，等等。
    刘戈青当然不干：“不行! 我们已经在开矿方面投下很多资本，怎么可以中途停止不干呢? ”
    杨虎正色道：“你很年轻，戴雨农既然赏识你，跟他去干，很有前途，损失几个钱，算个什么。”
    刘戈青说：“不行! 现在已经有八个同学在上海办事处工作，正在筹备开工。我既然约人家来，怎么能够打退堂鼓，抛下人家，一个人溜走呢? ”
    杨虎步步紧逼：“假如你和你们同学一块儿到戴雨农那边工作如何? ”
    杨虎是刘戈青的父执，话说到这个份上，刘再执拗下去，就不好了。于是杨虎当即拨通戴笠的电话，说刘戈青同意参加“团体”，但有个条件，必须带上他的 8个同学一块去。
    戴笠听了一口应承，但也提了个条件：“有多少人来都欢迎，但必须通过我的考试，接受我的训练。”
    刘戈青等人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考特务像玩一样，考试结果，9 人全部通过，入杭训班学习。离开南京之前，戴笠请陈华带着他们去中山陵“谒陵”。
    戴笠身边，颇有几个人，不是军统人，却胜似军统人，这是由于他们对戴笠事业的襄助，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些人中，第一个，大家自然能想到，杜月笙无疑。
    第二个，就是女中豪杰陈华。陈华，1906年生，上海浦东人。 陈华的身世极其悲惨，可说惨绝人寰。陈华的外公姓严，很早就死了，由外婆将一子一女拉扯大。
    本来，严家家境尚好，有田租给别人，还有门脸房可供经营。可惜遇人不淑，用陈华的话说，她的母亲没有嫁好，她的舅舅则没有娶对。
    严家的女儿还在儿时，就定了“娃娃亲”，但她长成以后，爱上了一个裱画店的学徒工，是个南京人，姓陈。
    “自由恋爱”是十分“荒唐”的事情，俩人知道过不去关，于是，“严家女”就跑去求母亲，称“非此人不嫁”。其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说，嫁也可以，除非“陈家男”入赘我们严家。
    在当年，男方入赘女家被看作“丢人”，一般人不干的。没想到，“陈家男”居然一口应承，这下没办法了，于是严家就算“收养”了“陈家男”，并让他与女儿结了婚。
    陈华说：“父亲、母亲婚后，起先感情倒还不错，小孩子一年生一个，十三年就生了十二个，简直没有停过。”
    这时，“陈家男”染上了一个要命的毛病——吸毒。不仅自己抽鸦片，还传染了妻子。陈华说：“父亲、母亲整天躺在床上吞云吐雾，生下小孩，既不喂，也没人管。所以生一个就死一个，死后裹张草席，往乱葬岗上一丢。”
    就这样，12个孩子只活下来两个，都是女孩，老五就是陈华，另一个是她的三姐。
    其实，陈华也差点死了，捡了一条命而已。陈华说：“我一生下地，父母看又是个女的，就决心让我死掉。阴历十一月里，大雪纷飞。他们把赤裸裸的我，丢在一只小盆里，由着我活活的冻死。可是隔了一夜，把我拎起来一看，我不但活着，一张嘴巴还变成了两张嘴巴。”
    陈华解释说：“盆子太小，我的额头磕在盆边上。一夜之间，磕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不就像是又长了一张嘴巴吗? ”
    这时，一个好心的邻居——“阿莫的娘”救了陈华：“凑巧阿莫的娘刚生下阿莫，奶水有得多，又情愿喂我，我爹我娘这才让我暂且活下去。”
    两岁那年，“机缘巧合”得以活下来的陈华被送回浦东乡下，交给她的外婆抚养。因老太太十分孤单，曾发牢骚说：要大大小小的干嘛，连一个小辈都没有跟前。”

    按：陈华的舅舅，娶了个媳妇，脑子不大灵光，大家都叫她‘杠度’，即“白痴”之意。陈华的舅舅在上海做事，只留下媳妇，婆媳二人住在一起，却各开各的伙。

    陈华说：“奶奶的牢骚，传到爹娘的耳朵里，两个人一商量，我已经断了阿莫娘施舍的奶水了。两岁的孩子张口要饭吃，又做不来家事，不如抓住奶奶这一句话，干脆把我送去给奶奶养吧。”

    按：因陈华的父亲是入赘，相当于严家的儿子，所以陈华称其外婆为“奶奶”。

    陈华的父亲买了“四条日本咸鱼，一袋米”，带着她回到浦东去见外婆。陈华虽然只有两岁，却很懂事，心想：“这以后就要跟奶奶住在一块了。我早就想过，应该尽量讨好她，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
    “阿奶! ”陈华说：“但是阿奶睬都不睬，她站了起来，先把父亲拿着的米和鱼，劈手夺了过来。忙不迭的就往后面厨房里跑，边跑边还在说：
        “要拿去藏藏好，不要叫那个憨大寻着，萝卜不当小菜的吃了! ’”
    回到“阿奶”家，陈华的境况并没有好转。她说：“说得好听点，是送我去给奶奶渥渥脚，也就是让我每天睡在奶奶的脚边。让我的体温，当作从前的脚炉，汤婆子。现代的热水袋、电暖器，给她老人家取暖。”
    陈华回忆说：“奶奶又一年四季忙着攒钱，平时连一文钱都舍不得花。从小，就没有一个人好好看过我一眼。端午节还让我穿着棉袄渥痱子，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我的家境，我的家教。”
    陈华曾对戴笠说：“自小我没有听过一句长辈的教训，也没念过一天的书，一个大字也不识。就只是命中太苦，偏偏懂事。从两岁起，我就开始有记忆了。”
    陈华回忆说：“小时候跟看我的奶奶，只觉得她好高好大，成天板起张面孔，一见就叫我打从心底里透凉、害怕。她一开口说话，我就会吓得发抖。但是我又不敢离开她一步，唯恐她随时会有什么吩咐。从两岁多到五岁多，我就在这种成天寂寞孤单，提心吊胆的环境里长大。”
    陈华说：“但是我仍还晓得要孝敬奶奶，孝敬父母。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跟人家一打听，发现五岁多的我也能赚钱。当天晚上，我鼓足了勇气，头一次大胆向我奶奶堤出了要求：‘阿奶，我明早可不可以跟他们去拾落花? ’”奶奶不知道陈华什么意思，也没理她，陈华知道这就是默许了。于是她自己烤了一块地瓜，准备当做干粮。
    陈华说：“第二天一早，兴冲冲的取出地瓜，揣在怀里，摸黑摸到我家佃农所种的棉花田，正好好赶上佃农全家出动采棉花。深秋时分，田里的棉花一朵朵的爆开，他们把棉花摘下来放进布口袋。我就跟在他们身后东奔西跑，到处去找从他们手指里满出来的棉丝棉絮。实在找不到，我还会从他们随手丢掉的棉蒴果里，去挖它几丝出来。从天刚亮奔跑到薄暮黄昏，中饭和晚饭，就把那个半生不熟的地瓜掰下一半塞塞肚皮。运气好能够拾到半口袋落花。否则的话，就只有三把两把。”
    陈华说：“数不清啃了多少地瓜，花了好多天功夫，苍天不负苦心人，我终于拾了一满床的落花。把收棉花的小贩求到家里来，用大秤一秤，这一年的棉花收获季节，我的总收入是两块四角。”
正好舅舅回到乡下来，陈华拿出二角钱交给舅舅，请他带给自己的父母，“买鸦片烟吃”。陈华的舅舅非常奇怪，就问：“你带钱给你爷娘，为什么指明了要他们拿去买鸦片烟。”
    陈华说：“舅舅你不晓得，爷娘没有鸦片烟吃，他们会好难过啊。”舅舅说：“那么，你也借给舅舅两角钱好不好？”
    陈华一听愣住了，五岁的她还不懂什么叫“借”。舅舅说：“舅舅不吃鸦片烟，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了，这才回家来想办法的，你阿奶那边，我一个铜板也要不到，反而挨了一顿臭骂。”
    陈华听了，拿出两角钱给了舅舅，剩下的两元，交给奶奶贴补家用。陈华说，当时奶奶“仍旧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我一眼，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华10岁那年，奶奶带着她去了一趟上海，去看陈华的父母和姐姐。
    陈华回忆说：“真是太不幸了，一到上海，踏进我父母和姐姐所住的地方。那种乌烟瘴气、杂乱无章的破家情景，马上又勾起我奶奶伤心欲绝的旧创，嫌恶痛恨的心理。她爽性把心一横，望着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父亲、母亲和舅舅。老人家一生气，连话都不屑于跟他们讲。一大家人尴尬万分的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奶奶吩咐陈华：“你去请阿莫的娘来一趟，我有话要讲。”
    阿莫的娘来了，奶奶说：“我告诉你听，如今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们这一对‘烂料’，不过以后怎么样我是管不着了，随便他们干什么，横竖我也看不到！我只有一句话交代，千万不要把这两个女孩子卖掉，一旦卖掉，就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说完，奶奶还敬了阿莫的娘一杯酒，以示“郑重拜托”。然后站起来说：“我不要住了，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还是回乡下去。”
    奶奶独自回到乡下家里，叫来儿媳：“新娘子，你去给我烧一鐝子热水! ”儿媳受宠若惊地说：“姆妈，你要一鐝子热水作啥? ”
    “你不要管嘛，这就去烧。今天晚上，你跟我一道吃饭。”     奶奶自己洗头，又洗了个热水澡。当晚，婆媳二人头一次坐在一起吃饭。奶奶照例喝完一杯烧酒，说：
        “新娘子，不要怪我常常打你、骂你。实在是因为你太笨。以后你要放聪明点，要不然，连现在这种日子，你都没有得过。”
    当夜，87岁的奶奶无疾而终。
    陈华回忆说：“跟父母双亲又住在一起，我的心里，一直存在一道恐怖的阴影，就怕被我的父母卖掉。我尽量的少吃饭菜，拼命地多做家事，一心一意只想讨父母的欢心。就这样担惊害怕、小心翼翼地过了三年。姐姐十五岁，我十三岁了。”
    该来的终究要来，1919年，陈华和姐姐被父母带到广东，分别被卖进了惠州和广州的妓馆。
    次年，陈华回到广州，入广州最大的妓院“怡红楼”，以“仙女”之名正式“挂牌”，居然一炮而红，成为“头牌姑娘”。陈华说：
    “不曾想到，十四岁的我，含苞初放，丑小鸭真的变成天鹅了。仙女居然也会成为当年广州的红牌名妓。出堂差，每天总要出上十几二十个，从怡红楼本厅，到大餐厅、紫红艇、大宅院……处处蜻蜓点水般坐坐就走，忙得连堂差钱都来不及收。”
    1920年11月13日，陈华遇上了她“一辈子的冤家”——杨虎。其时，孙中山回广州建立军政府，杨虎是他身边的参军。
    1922年 2月15日，阴历大年三十，陈华嫁给了杨虎，当年，陈华16岁，杨虎34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虎也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顶峰。    陈华说：“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东路军克复上海。蒋总司令先派杨虎当特务处长兼俘虏管理处长。上海清党，再升任他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则为特别军法处处长。当时杨虎、陈群就跟上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挂上了钩。”
    同时，杨太太陈华也成为了上海滩社交场上的风流人物，连杜月笙都与之平辈论交。据陈华说，杜月笙曾几次跟她说过：
    “五妹子! 我们两个人，就是吃亏在没有读书识字。要不然，我们绝不会只有今天这一点点成就。”
    但是，真正使陈华在历史上有她一笔的，是戴笠。陈华说：“我从民国十二年到三十五年，一直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周围打转。先有一个官场中事不能不跟我打商量的杨虎，后有一位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已戴笠。让我晓得了太多太多的珍闻秘笈。”
    据陈华说，戴笠曾对她说过一句话：“我的天下，有一半是你替我打出来的。”据陈华回忆，她与戴笠的初识，是在1932年，即戴笠刚刚出掌特务处的前后。陈华说：
    “按照戴笠自己的说法，民国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老总统蒋介石先生在中山陵园召见他，成立军事情报特务处。那是他所获得的头一个小小的摊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要我助他一臂之力。同时也对我这个有夫之妇，展开攻势猛烈的追求。”

ys1937

59、陈华的九个火车头——陈箓案

    关于戴笠的“情事”，传说很多，惟不禁推敲，略一考究，即知属于想象编造之类。这也很难怪，毕竟谁也没有亲眼所见，又要满足自己和他人的好奇心，就只好就着些道听途说，胡扯一番，反正损戴笠又不犯法。
    陈华，是唯一一位既了解情况、又肯开口的“圈内人”。她是风月场中人，对于男女之事，见得多了，好比韦小宝的娘，“男人的手摸上身来，便当他是木头”。因此，谈起这些事来，既不会大惊小怪、亦不认为离经叛道，更无须以此来“炒作”自己——陈华为章君榖口述此书时，已是82岁的风烛残年，当年的绚烂早已归于沉寂。用陈华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当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对于陈华而言，真应了那句话，“神马都是浮云”。
    因此，陈华的回忆录，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份以“平常心”谈论戴笠情事的材料，且又是出于女性的角度，既不艳羡，也无“意淫”，看上去还比较接近于真实，在这里引述一部分，可信度有多少，大家去批评吧。
    据陈华回忆：“当时是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夏之交，戴笠已经给蒋委员长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他的‘摊头’，也在一年年的扩大。”
    陈华回忆说：“他把我从上海请到南京，一再情商，要我坐火车。给我开汽车的大车夫，和开车门的小车夫，还有两个专门服侍我出门的娘姨，全都无法随行。我只带了一位他派给我的‘女秘书’——叶霞翟。”
    在回忆中，陈华还解释说：“叶霞翟，就是往后病死在台湾的名女作家、名教育家，以及曾经统率百万大兵的胡宗南将军夫人。大学毕业，参加了戴笠所办的特训班。再由戴笠安排在我身边，往后我才明白，其实他是大有作用的。”
    当时，戴笠正好接管了南昌行营调查科，他得意洋洋地对陈说：“南昌行营的调查课，已经合并到我这个第二处了。我把他们的第一课长李果湛，升成了内勤组的书记长。”   
    陈华问：“那么你呢? ”
    戴说：“我还是当我的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陈华回忆说：“听他这么说，我还以为他是请我到南京去看看他的新场面。可是，他忽然之间又一本正经的说：‘你帮我说服了九位×××、左倾份子的重要人物。像刘戈青、周马岱等等，现在他们就要到杭州特训班去受训了。我想请你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去谒陵，宣誓效忠国家民族，然后再送他们出发! ’”
    戴笠这么一说，陈华当然不能推辞。她回忆说：“我带了叶霞翟，一火车到了南京下关车站，戴笠兴高采烈，坐了他的汽车来接。但他接的只是我一个人，叶霞翟另外有事，先走一步了。戴笠和我坐在汽车后座里，眉飞色舞，谈天说地。”
    这时，陈华问：“戴先生，你给我订的是那一家饭店? ”         戴笠说：“陈华! 我先陪侬到我的摊头去参观参观! ”   
    陈华听了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要向我炫耀一下他那富丽堂皇，警卫森严的中国第一所特务机关。”
    陈华回忆说：“汽车开进了城门，穿街过巷，转弯抹角。层然转到了一条比上海弄堂还窄的鸡鹅巷。一到五十三号，两名卫兵立正敬礼。汽车直开进去，原来这老式三开间的简陋平房，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的办公室、戴处长的公馆，外带一个汽车间。家、办公厅、车房和职员、卫士寝室，全部挤在一起。”
    进了客厅，戴笠的母亲蓝氏和妻子毛秀丛已等候多时了，陈华恍然大悟：“原来他所要炫耀的，竟是身穿英格兰风衣，满身珠光宝气的我自己! ”
    其时，戴笠“神采飞扬，声音宏亮”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时常提起的杨太太! ”
    陈华回忆说：“蓝氏老太太满头白发，头上箍了一道黑布抹额。她和戴太太一样，穿一件全新的蓝面阴丹司林布棉袍，扎起裤脚，足下一双棉布鞋。戴笠的母亲和妻子，一见到我。似乎相当局促。婆媳俩都有点儿坐立不安，手足无措。”
    陈华见状，赶忙伸出手去打算跟他们握手，同时说：“不曾想到戴先生要我先来拜望老太太、戴太太。连一眼眼末事都嘸末带（连一点东西都没有带）。”
    陈华说：“我说的是一口上海话，相信老小两位戴太太，一定能够听得懂。可是，她们两位却一径都在闪闪缩缩，嗫嗫嚅嚅，连一声杨太太也没有叫出口来。”
    陈华十分尴尬，“讪讪热热的把右手缩回”，这时戴笠马上代他们道歉，并用江山土话说：“我娘搭我女人才是乡下人（我娘和我太太都是乡下人），平时很少见客。连握手的规矩也不懂，真是抱歉已极! ”
    陈华回忆说：“接着，他自己倒是殷勤周到，来了西洋式的礼貌。一面‘请坐请坐’，叫卫士给我奉茶。一面又忙着要给我摘围巾，脱风衣。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看见戴太太微微抬起头来瞟一眼。眼神里彷佛有点儿看不惯，误认为戴笠对我‘亲热’得过了头。我马上就一个闪身，避开了戴笠搭上我肩头的两只手。”
    陈华“装做若无其事”地说：“老太太和戴太太都拜望过了。戴先生，请你替我叫部车子，我要到饭店去了! ”   
    戴笠“忙不迭”地接口说：“不忙不忙，我娘搭我太太老早准备好了。请杨太太赏光，就在这里吃一顿家常便饭。”
    接着，戴笠又“极力推荐”说：“杨太太，你平时山珍海味吃惯了，难得吃一趟我们江山的乡下小菜。我们今天是特别加菜啊! 有红烧猪肉，红烧牛肉，还有从江山特地运得来的腊肝。把整片猪肝挂在仙霞岭的一道峡口上，那边夜里的山风大得吓坏人，一夜之间就把生猪肝风干了! ”
    陈华说：“我的心里却感到很不自在。虽然满口称谢，还是极力告辞。戴笠无可奈何，大声的叫车夫再把车子开出来。我一再声明不要他送，他却双手把我扶到车上，自己再挤进车来，往我的身边一坐。”
    戴笠并没有给陈华预定旅馆房间，而是接到了“一所二层楼的花园洋房”。     
    陈华回忆说：“早在上海，我就听说过不少戴笠的风流韵事。因为他常年奔走南北，工作实在太忙。他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对于男女之间，就只好就近取材，速战速决。在他本身来说，固然他有需要迫切，不得而已的苦衷。但是对于他的对手方，那就会造成莫大的伤害，无穷尽的后患了。”
    因此陈华经常劝戴笠：“要白相（玩之谓也），什么女人都可以，但是必定要人家心甘情愿，最好不要动人家的太太。这样做不但伤阴德、树仇敌，自家也会一辈子不得心安。”
    陈华还以“好朋友、情同兄妹的立场”，对戴笠说：“俗话也说：‘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重单。’以你的权势和地位，找个双方情投意合的女孩子白相相，应该是很容易的嘛! ”
    陈华说：“弄不清楚他是否听了我的劝，在民国二十四年前后，他倒是有了个比较长期一点的女朋友了。一个是和乡下人太太常相‘乌面’（戴笠的江山家乡俗话，意思就是避不见面）的好色英雄，一个是名门闺秀，待字闺中的多情湘女。而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他们俩就在南京一处高官住宅区里同居。”
    有鉴于此，一进屋，陈华就问：“罗二小姐呢? ”
    陈华回忆说：“他料想不到我会有此一问，侧脸望望我的神色，晓得这一件事是绝对瞒不过去了。当时就支吾其词的回答我道：‘罗嘛，她老早就不住在这里了。’”
    陈华回忆说：“我只是为罗二小姐觉得可惜，明眉皓齿、摩登时髦的她，果然又成为戴笠的另一位牺牲品了。再也想象不到，第二天她便在戴笠那幢洋房的花园里，和我大拍其照。而担任摄影师的，居然就是戴笠。”
        就在当晚，戴笠对陈华展开了“攻势猛烈的追求”。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华吃得无比“气闷”，她后来回忆说：“没有江山保安村的特产腊肝，也没有戴老太大的拿手好菜酸菜烧豆腐。那一天晚上，我和戴笠在他藏娇的金屋中共进晚餐。据他说那是因为招待我的缘故，特别又特别的加菜。但是小菜都是他勤务兵烧的，我实在吃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吃着饭，戴笠忽然“兴冲冲”地指着他的酒柜说：“要喝点酒吧? 我这里也有几瓶名牌的洋酒。”
    陈华回忆说：“我心里尽在想他母亲和他太太当时的心情，那里还提得起喝酒的兴趣。”于是说：“不必了! 你量大，我量狭。这样喝法有什么意思? ”
    陈华说：“他一向都是很尊重我的，我说不喝他就不喝。”
    这时，陈华对戴笠做出了一个极为精当的评论：
    “戴笠一生效忠领袖，奔走国事。同时也因为他出生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带的浙江江山保安村。那一带地瘠民贫，他又自小流浪，也不知道吃过多少苦头。对于饮食男女，他只是本能的着重下面的两个字，饮食方面可以说是有什么就吃什么，一辈子都没有讲究过。”
    “对于饮食男女，他只是本能的着重下面的两个字”——戴笠成名已垂80年，死了也65年了，这么多年来，写戴笠的书可说汗牛充栋。然而，无论说他好也罢、歹也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戴笠看得这么透彻；没有哪一位史家，能比得过连字都不识一个的陈华。
    陈华自称是戴笠的知己，就凭这一句评论，陈华没有吹牛。
    陈华说：“所以那一天晚上他面对着满桌的焦鱼肥肉吃得津津有味，简直就像狼吞虎咽一样。嘴里头塞满了菜，还在向我一伸大拇指，眼巴巴的盯住我问：‘那能? 今朝格小菜不错吧？’”
    当天晚上的对话，章君榖原汁原味地完全用陈华的上海话记述下来。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怎么样，今天晚上的菜不错吧？”
    心事重重的陈华听了反问：“老太太跟侬太太格小菜，难道没有侬格位勤务兵烧得好? ”
    戴笠是绝顶聪明的人，知道陈华以此在对他进行“讽喻”，于是说：“除非看公事忘记了时间，平常我很少在家里吃饭! ”
    接着，戴笠“匆匆的把最后一口饭咽下，再目光闪闪，一双大眼睛像喷出火来似的”看着陈华说：“何况，今天是我头一次接你来家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聊! ”
    即使再不敏感的人，到了此刻，也能感受到那种浓厚的暧昧气氛了，何况是14岁就周旋在男人堆里的陈华。
    陈华回忆说：“他亲自领路，带我到为我准备的卧室。一进房门，我就情不自禁的在想，他这个人，真正算得上是心细如发，神通广大! ”
    陈华说：“除了面积不宽，格局较小，那间卧室的布置跟我上海杜美路家中一模一样。我日常所需的用具不但应有尽有，连梳妆台上琳琅满目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也是我平时惯用的厂牌。”
    这时的戴笠，当然已经看穿了陈华心中的赞许，他“用特别柔和的声音，得意洋洋的说”：“一件件的看在眼睛骨里，再一件件的去替侬买得来! ”
    陈华感动地说：“要一位大男人去买格种女人的化妆品，到真正是难为侬了! 难的是又有英国货又有法国货，我根本就叫不出名字来! ”
    陈华回忆说：“他又在热情洋溢的告诉我说：替我买这些化妆品的经过，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也就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走向一张单人沙发去坐下。”
    这时，陈华感到有必要给戴笠“降降温”了，她说：“侬说侬平常顶顶注意我的每一件事，偏偏只有格桩侬没有注意到！”
    戴笠听了，“紧张的从沙发里跳了起来，一迭连声的质问”：“那一桩，那一桩? 侬倒说说看，侬有那一椿事体我不曾留意到? ”
    陈华打开自己的化妆箱，对戴说：“我每次出门，化妆品都是带齐了的。雨农，你为我费的心力我真要谢谢侬。只不过，我刚才就在想，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的太太，真不知道她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
    戴笠听了，“脸色马上就阴沉下来，冷冷的回答”道：“她一生一世就没有用过化妆品! ”
    陈华决定“再作一次努力”，遂“走近他的身边柔声的说”：“从前在乡下头，可是现在已经到了首都南京，又是当朝顶红的官太太喽! ”
    陈华此举，给了戴笠绝大的误解，陈回忆说：
    “过去两三年交往，我从来没有这样自己走过去接近过他。可能是他会错了意，也很有可能是他一时冲动。那天晚上他根本没有喝酒，可是我却看见他的脸孔一下子就胀红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红，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原本就有长时期不曾医好的鼻荨，呼吸愈急便愈见鼻塞，这时候两只鼻孔竟然像是直在喷气的火车头。我已经想象得出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正想搭讪离开。”
    这时，戴笠“却突然之间双手一摊”，“做了一个想要把我抱进怀里的姿态，终于说出了我顶顶担心的那一句话”：“哎呀陈华! 我邪气爱侬! ”（陈华，我非常非常爱你。）
    陈华回忆说：“我大吃一惊，连连倒退。眼望着双手仍旧伸摊，鼻窦呼呼直响的他。我先呆了一呆，再定定心神。亏得我一生命苦，像这种场面，我已经经过得够多了。尤其是戴笠，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可以说是摸得熟透熟透，了如指掌。我明知道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一盆盆的冷水猛浇下去，才能一下子将他浇醒。因此我不惜狠下心来，紧绷着脸，声声反问他道：‘侬爱我啥格末事? 人都是一样的人，女人也都是一样的，侬为啥要爱我吨? ’”
    听了陈华的话，戴笠“还在摊开双手，直迫过来。涎脸笑着回答我说”：“侬漂亮! ”
    陈华见状，退了两步，“都快要靠近窗户边了，心里真有点动气”，于是“扳起面孔正告他”：“漂亮不会得碍事体格! 侬随便啥人都可以爱，就是不能爱我! 我不会得给你爱的! ”
    陈华回忆说：“我已经斩钉截铁的回绝了他，他还不死心。居然学起外国电影上的风流小生范伦铁诺、老小范朋克，双膝一弯，跪在我的面前。而且还两手交握，做丁一个相当时髦的求爱姿式。一脸诚诚恳恳的在向我倾诉：‘陈华，侬晓得吗? 当年我一见到侬，我就爱煞了侬，侬是我一生一世，所见到顶顶漂亮的女人! ’”
    陈华见状，不禁怒气勃发。她回忆当时的心情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就算我这黄埔滩上的女流之辈也懂得。他在我心里面的好印象忽然之间消失了，我很生气。不是为我，而是为他。我被他气得胀红了脸，不顾一切的高声一叫：‘你不配嘛! ’”
        戴笠听了，自是大吃一惊，他依然跪在地上，“仰脸向上，茫茫然的”望着陈华。问道：“我不配? 我有那点不配? ”
    话说到这个份上，戴笠还在纠缠不休，陈华知道不放“狠话”是不行了，于是，她“不惜翻脸的喊叫着”说：
    “侬那能不想一想? 你有啥个好? 官侬嘸末啸天大，相貌侬也嘸末伊好! 鼻头侬又有毛病格! 七窍侬已经塞脱了两窍! 我为啥要跟你搞七捻三，格末将来连个见面格时候才嘸末吨。我吗是搭侬扎个朋友，侬要弄清爽！”
    （你怎么不想想？你有什么好？官没有杨虎大，长相也没有他好。鼻子还有毛病，人生七窍，你堵了两窍。我为什么要跟你胡来！搞得将来连见面的余地都没有了。我就是跟你交个朋友，这一点你要清楚！）
    许多年之后，陈华回忆她当时的心态说：“我这一番话，重点在于：‘我要跟你上了床，将来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我的苦衷，也是他过去几年里，到处留种而绝不留情的铁的事实。但凡给戴笠搭上过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几度春风，然后就挥之而去。像当年的两大影后，一位红遍大江南北的同人之妻……以及我明明知道当时就住在那幢洋房里的罗二小姐。”
    这一大顿排揎，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之后，恐怕从未有过，如同晴天霹雳，把戴笠劈晕了，眼泪都劈出来了。陈华回忆说：
    “提起我的丈夫杨虎，戴笠居然会呵哩呵落的哭了起来，他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陈华! 杨啸天做了交关对不起侬格事体，我一想起就为你抱屈。’”
    陈华回忆说：“虽然我对他疾言厉色，施以当头棒喝。一泼泼的猛浇凉水。甚至于连天下女人他都可以爱，唯独我还要和他共事，合作，继续交往，所以绝不能和他‘接于男女之私’的话都明讲出来了。像他那样绝顶聪明的人，居然也会不但听不进，而且还会‘色今智昏’，哭、笑、跪、求……把他给我预备的那间卧室，闹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
    最后，陈华看实在无法收场，于是“只好猛力的把他推开，狠狠的说了一句重话”：“哎呀! 侬格样简直是恶色无赖嘛! ”
    听到这句话，陈华说：“这当头一棒挨得够重。戴笠终于像斗败公鸡似的垂头丧气了。我看看他那副狼狈的样子，又有点觉得于心不忍。因而就补上聊以安慰的一句：
    ‘我不值得侬格样子嘛!  ’” 戴笠听了，“整整衣服，一脸苦笑，神情尴尬的回答”说：“侬倒是狠格! 我一生一世嘸末碰到过格样格钉子，就是今朝碰着侬格头一个钉子! ”
    陈华知道，这场风波终于过去了，于是缓和一下气氛，说：“侬碰碰也会惯格，要是侬不碰这个钉子，侬那能晓得成功不成功呢? ”
    两人遂分手，陈华送戴笠出门之前，“意味深长的对他表示歉疚”说：“雨农，我不值得侬格样爱法，爱啥格末事? 啥个末事值得侬爱，侬倒是要搅搅清楚! ”（雨农，我不值得你这样爱，爱谁？什么人值得你爱，你应该搞清楚。）
    许多年以后，陈华在回忆录中说：“说起来这也许是我和戴笠的天生孽缘。相识十四年来，纵然他对我多方追求，苦苦纠缠。我对他也唯命是听，出生人死。军统局早年受过训的高级干部，他的得意门生们，一开口就喊我师母，东洋人也明说我是戴笠的‘情妇’，几十年来几乎人人都认定我俩之间俨若夫妇。而我和戴笠也几于无所不为，无所不至。但是一开头我却抱定了宗旨，一定要跟他不及于私。这完完全全是因为我对戴笠白相女人的那一套太清楚也太了解了! ”
    次日一早，“雨过天青，万里无云”，叶霞翟来接陈华，带着刘戈青等 9人去“谒陵”。这 9个人是：刘戈青、李福让、杜白山、吴贞、叶玉郎、徐铭德、杨启源、周马岱、苏振通、白寿宁，都是暨南大学毕业生。陈华说：
    “这九位早期特训班的高材生，大都有大学毕业的学历。都是当年凤毛麟角一样的青年才俊，也都是戴笠一生最赏识、最重用的一批地下工作英雄，所以他才亲热的把他们称为：‘我的九个火车头。’”
    陈华回忆说：“我和叶霞翟，带了戴笠的‘九个火车头’。分乘三部汽车，一路浩浩荡荡，开到了中山门外的中山陵。……谒陵、宣誓效忠，再欢天喜地的同回南京城里，总算完成了戴笠托付给我的一件正事。”
    正事办完了，回到戴笠的豪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在等着陈华。陈华回忆说：
    “回到那幢花园洋房，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戴笠彷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满面春风、容光焕发。他领着一位亭亭玉立、眉清目秀，穿着一身当年新款时装的年轻小姐。从客厅里直迎出来和我相见。”
    不等戴笠介绍，陈华开口就喊：“罗二小姐! ”罗二小姐“很文静，也有点腼腆，依偎在戴笠的身边，神情有些诧异的问道”：“杨太太，你! 你以前看见过我? ”
    陈华回答说：“没有，倒是我见过令妹一面。那年我到青岛，承蒙她和傅秉常先生，一道到飞机场来接我。”
    陈华在回忆中解释说：“罗二小姐的妹妹，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罗三小姐。长身玉立，风情万种。在青岛那么大的地方，压倒群芳，一向有‘青岛妹’的雅号。她和罗二小姐同是湖南的名门闺秀，后来嫁给了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军、淞沪镇守使卢永祥的长子卢筱嘉。”
    陈华回忆说：“又见戴笠，我的心里难免有点生气。而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罗二小姐，也必定会晓得昨天夜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亏得戴笠经验老到，运用自如。他有把握让我们这两个女人公然见面，还得有说有笑的玩在一起。”
    陈华说：“他一开口就一厢情愿的要我们合拍小照。地点，就在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的后面，一座有花有树也有草皮的花园里。时间是在午后，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天气转热，他要我们脱去外衣，一色的穿短衫长裤。头一张，我和罗二小姐的距离比较远。我一面孔的不高兴。她呢，大概也是心头打翻了五味瓶，不晓得是什么滋味! ”
    这时候，就见得戴笠的本事了：“但是戴笠却有燮襄阴阳，调和鼎鼐的宰相能耐。不时的说、逗、学、唱，妙语如珠。用不着多少功夫，他就把我们逗得笑逐颜开，一无芥蒂了。于是，我们俩就像一对姊妹，拍照的距离越拉越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欢。先叉手，再挽臂。然后就是她坐我站，相拥相搂。甚至于她还学他的样，双手拉开裤裙来故作明星谢幕状。”
    拍完照片，陈华准备告辞回南京，戴笠自然要“苦苦的挽留”，最后陈华只好说：“你不派人去给我买火车票，我就打电话，叫车夫把我的车开到南京来。”
    这样，陈华总算脱身、结束了这趟尴尬南京之行。陈说：“去是去得成了，却是我没有想到，这仅仅是我和他十四年里纠缠不清的一个开端。”
    1936年，刘戈青等人从杭训班毕业，准备参加毕业典礼，陈华也被戴笠邀请出席。她回忆说：“民国二十五年，我三十岁了。正好碰到南京、杭州两个训练班结业。二十一名学员集中到杭州镇雄楼举行毕业典礼。毕业之前，照规定要填报介绍人是谁。结果刘戈青他们九个火车头，填的统统是杨太太。上级大为诧异，问他们杨太大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二十一名学员倒有九个是她介绍的? ”
对此，刘戈青等人回答说：“杨太大就是陈华女士，她不但介绍我们九个人来受训，连陈教官也是她说服过来的。”
    在毕业典礼，还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陈华回忆说：“戴笠把我请到杭州，看他们演戏、聚餐庆祝。当时我三十岁生日已过，刘戈青他们九个火车头，曾经当众一致起立，用白开水敬‘陈华先生长命百岁。’”
    陈华说：“因为特工组织一向只有直的领导，不许有横的联系。九个人一齐举杯，触犯了他们的大忌。上级把九个人叫去一问，谁也不肯说是为什么原因。因此九个人全部关了禁闭。”
    戴笠将陈华送回上海，回来再找“九个火车头”，一问说是关起来了。戴笠亲自去禁闭室了解情况，刘戈青等说明原委，戴笠听了哈哈大笑说：“杨太大过三十岁生日，连我都赶到上海去喝她的寿酒，这又有什么可关的呢? ”
    刘戈青等人这才给放出来，分发工作。     
    陈华颇为自得地说：“从此我在军统局高级干部之中闯出了名号，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戴笠安排我避难到香港，早期训练班的主任、教官，纷纷的要叶霞翟陪他们来见我。李崇诗、王新衡、龚仙舫等，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认识的。”
    刘戈青、苏振通等人，都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在沈醉的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这两人，但是他把刘戈青的名字误写为“刘果庆”，看来他们俩不是太熟。沈醉说：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到刘戈青等人进入上海区的时候，区长是王新衡，他增设了两个情报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就是刘戈青。
    苏振通则是沈醉的老部下，一加入上海区，就在由沈醉负责的法租界情报组，当特务处掌握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之后，苏振通曾被派进去搞公开工作。此后上海沦陷，沈醉被派到临训班总务处当事务股股长，苏振通仍在他手下当股员。
    刘戈青则留在了沦陷后的上海，乔家才说：“刘戈青分发到上海工作，先后跟王新衡、梁干乔、周伟龙，一直担任行动工作。” 现在，刘戈青又迎来了他的新上级——王天木。
    王天木听陈明楚介绍了刘戈青的情况，很高兴，经他亲自去会见刘戈青，十分满意。回来以后，他对陈明楚说：“刘戈青很不错。我看他虽是一个白面书生。却有坚毅气派，连我的胆气也壮了不少。”
    新来的王区长居然亲自来看自己，刘戈青也很意外，对比原来高高在上的周伟龙，不禁平添了几分好感。
    这天，刘戈青接到王天木的通知，约他到某处见面。刘戈青按照地址去找，原来是一家“么二堂子”（妓馆），刘戈青从未踏足这种地方，很奇怪，心想区长怎么会找这么个“蹩脚”的地方见面。进去一看，王天木还真的在里边，腿上还坐着一个“趟白”（姑娘）。
    王天木一见刘戈青，马上说：“老弟，你来啦，请坐请坐! ”同时招呼说：“快些给我老弟找一位年轻的姑娘。”
    这是王天木的拿手好戏，当年就是这么带陈恭澍的。乔家才说：“这一套把戏是王天木的政治哲学，惟有在这种场合，才能打破长官和部属的阶级观念，才能无拘无束，彼此赤裸裸地露出本来面目，可以谈知心话。从此以后，刘戈青一方面体念王区长为工作要求，才这样做，一方面也着实感激王对待他这样好，就成了王区长最心腹的同志。”

    按：在这里，“阶级”指“上下级”，与我们习惯中称的“阶级”不是一回事。

    某次，王天木与刘戈青等人在一家舞厅谈工作，刘看见进来一个女孩子，像是在与舞厅方面接洽来做舞女的事。
    这个女孩子穿着极为朴素，看外貌气质，也不像是做舞女这一行的。刘戈青觉得挺奇怪，就邀请她伴舞。“走进舞池，刚一举步，她就哆嗦起来，哆嗦得非常厉害。”
    刘戈青问道：“小姐! 怎么一回事? ”那姑娘说：“美高梅大舞厅约我去当舞女，今天来这里试试看，因为初次伴舞，心里慌得很。”刘问：“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
    “在大新公司毛衣部做店员。”刘又问：“那么店员不做，为什么又想干舞女呢? ”   
    “大新公司的待遇很薄，我母亲生病，欠了一些债，年关迫近，一时还不清，舞女的收入比较好些。我是明德女中高中毕业，我会说英文，所以美高梅舞厅的老板邀我去当舞女，说我一定会有很大进账。”
    刘听了，好意劝道：“还是不干舞女好，明天去看你，好吗？”说着，刘戈青掏出一把钞票塞在那女孩子手里，劝她立即回去。那女孩子当然非常感激，走了。
    次日，刘戈青为了印证那姑娘是否说了实话，特地与王天木一起去了大新公司，果然在毛衣部看到了她，于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     
    “我叫陆谛，先生贵姓名? 贵干? ”刘戈青编了个假名：“李萍! 当工程师。”闲扯了几句，就走了。
    陆谛长得非常漂亮，尤其是一双眼睛极大而有神。看她的照片，与今天的任何一位顶级艺员相比，都毫不逊色，且气质高华尚有过之。由于她是卖毛衣的店员出身，因此大家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羊毛西施”。
    日后，这位“羊毛西施”，还会与刘戈青有一番奇遇。
    再说陈明楚，为王天木拉过来刘戈青，王十分高兴，随即将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贬为外勤，以陈明楚接替。此举，埋下了上海区日后的一大祸根。
    陈恭澍说：“王先生接长‘上海区’后，也许是操之过急，未循例向上级请示，就径自大幅度调整人事，并将区部书记郑修元兄调为外勤，而以助理书记陈第容（明楚）接管书记业务。同时，在若干措置上亦未能取得副区长赵理君先生以及大部份外勤单位主管的合作，乃致内部纠纷迭起，甚至遭到若干工作同志的杯葛。”
    这天，王天木叫来刘戈青，心情沉重地说：“老弟，戴先生要我去香港，你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说不定我们从此一别，不会再见面哩。”
    刘戈青不知就里，说：“不会这样严重吧? 我一定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
    王天木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说：“真的吗? 老弟! 你要知道，你过去做的许多工作，赵理君都没有向上面报过，都成了他自己的功劳，他把咱们兄弟欺负扁啦，你也应当争回这口气来。”
    刘戈青慨然道：“干是不成问题，我留在上海就准备随时成仁。问题是枪枝太少，运输太困难，我们埋在地下的那些家伙，恐怕都不好用了? ”
        王天木说：“这个不成问题，找林之江来。”
    林之江，1905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六期毕业。
    林之江也是上海区的老人了，沈醉曾回忆说：“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
    这四人当中，程慕颐、倪永潮，都是杭州特训班甲班学员，与张毓中、毛森都是同学，其中的倪永潮与张毓中还是好友。
    林之江其人，比较爱“搂钱”，据沈醉回忆，他刚刚去当“督察”时，某次，发现抽屉里有一个红信封，写着“请笑纳”，里边放着 200元钱。沈醉说：
    “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
    沈醉说：“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林之江也是搞行动的，前面所述，1938年 3月 7日，周凤岐在寓所口被刺身亡，就是林之江的杰作。
    上海区的枪枝统归林之江管理，因此，王天木找来林，责成他提供刘戈青所需的武器。林一口答应：“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来拿。”
    分手之际，王天木对刘戈青下达了任务：“如果你老弟能够把陈箓干掉，我想对民心士气必能大为振作。”刘戈青说：“你放心去吧! 我一定用全力达成这项任务。”
    接到任务以后，刘戈青就开始调查陈箓的情况，陈箓，1877年生，福建闽侯人。
    陈箓是中国最早的那批外交家之一，毕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法语的。190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系，回国后进入清政府外务部。
    民国成立以后，陈箓进入外交部，后被派到蒙古当外交官，在此期间，陈箓还写了一本《蒙事随笔》，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回国后，陈箓任外交部次长。此后，外交总长陆徵祥赴法国出席巴黎和会，以陈箓代理外交总长职位，
    1920年，陈箓任驻法国全权公使，一干就是 8年。1928年，“二次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的法律地位，陈箓的公使亦被“拿下”，由高鲁继之。
    陈箓从此蛰居上海，1938年，“维新政府”成立，赋闲整整十年的陈箓终于有机会“重操旧业”了，遂出任伪政权的“外交部长”，其子陈友涛则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陈华说：“当年陈箓，可以称得上天字第一号的大汉奸。七七事变枪声一响，东洋人贪心不足蛇吞象；一口气实在吞不下去，这才用上了以华制华的毒计。拉拢大小汉奸，当他们的鹰犬爪子。在北平，抬出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组织伪政府。在南京，正想把段祺瑞的秘书长梁鸿志捧上‘维新政府主席’的宝座。但是梁鸿志躲在上海虹口迟迟不敢上台，于是东洋人便怂恿另一位北洋旧官僚陈箓，当上一名伪新政府的外交部长。打算用他做梁鸿志的后台，跟王克敏搭上线。”
    陈箓的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愚园 668弄25号，“一边是静安寺路的巡捕房，一边是意大利营房，一边是日本人的一个什么机关。这种地带，平时带上枪枝要想走进去，都很困难，莫说下手行动。陈箓的门口有一个岗亭，站着一个保镖，弄堂两头各有一个保镖，门外一共有三个保镖，相当严密。想下手刺杀陈箓，接近他的住宅，都不很容易．何况登堂入室。”
    经过调查，刘戈青发现一条线索——陈箓的儿媳妇是张学良的妹妹，因此，过去跟过张学良的几个东北军卫士就做了陈箓的保镖。
    陈华说：“而当时陈箓也在犹豫不决，怯于登台亮相。此所以东洋人拼命给他壮胆，拨给他二十名高级保镖。其中包括东洋剑道高手，还有几名张少帅张学良身边弹无虚发的神枪铁卫，其中居然会有一位当过国父孙中山先生卫士的东北豪杰刘海山! ”
    凑巧，刘戈青与刘海山是朋友，陈华说：“（刘戈青）鼓其如簧之舌，晓以大义，说服了曾任国父保镖的刘海山。”
    当时刘戈青是这么说的：“海山先生! 现在汉奸们这样胡闹，太不成话了。我们就任由他们去胡闹，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吗? ”
    刘海山当然知道他的用意，于是很痛快地说：“老弟，只要你有种，敢干哪一个大汉奸，我刘海山总陪你老弟显显身手。”   
    刘戈青问：“你能找到一张陈箓的住宅图吗? ”
    刘海山说：“容易的很，我可以找张国卿想办法，他现在是陈箓的保镖，举手之劳，就可以画出来。”刘海山当即去找张国卿：“老弟，你能画一张陈箓的住宅图吗? ”   
    张国卿也很明白，当即问：“大哥! 你要这张图干么? ”跟着又说：“咱们东北同乡有好几个人是靠陈箓生活呀，你知道吗? ”
刘海山晓以大义：“老弟! 放心吧! 国家不会亏负咱们弟兄的。咱们为了生活，来保护汉奸，你觉得光荣吗? ”
    张国卿也跟过张学良，于是说：“大哥! 一切听你的，只要你吩咐一句话，要兄弟干什么，俺就去干什么。”
    地图有了，刘戈青又去召集同事，准备动手，他找了朱山猿、平福昌、尤品三、谭宝义、徐国琦等人。这几个人都是临训班学员，因形势吃紧，不等毕业即提前分发上海区工作。
    行动的时间，就定在1939年 2月18日，这天是除夕，刘戈青决定让陈箓“过得了三十，过不了初一”。
    当天一早，他去找刘海山了解陈箓的行踪，刘说：“张国卿告诉我，明天过年，陈箓今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回家，过年祭祖，七点钟吃年夜饭。大家忙着过年，谁还注意咱们要干什么呢? ”
    说着，刘海山一拍胸脯：“老弟! 你放心，我陪你一道去。” 定了晚上行动的时间，刘戈青即去找林之江领取武器。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不知何故，林之江居然躲了起来，失踪了，刘戈青气得咬碎钢牙，恨不能宰了林之江。
    这时，林之江的太太见刘戈青发狠，怕他一时暴怒干出点什么，赶紧告诉刘，说“林床下还有十四发子弹”，总算把这位要命的瘟神给打发走了。
    刘戈青拿上子弹，又去找临训班学员朱山猿，把原来埋藏在地下的三支枪取了出来，由于保护不善，已经生锈，能不能用很难说。于是，刘戈青准备了斧子和锯子，准备届时把陈箓的脑袋割下来。
    当天下午，陈箓从南京回到上海家里，准备吃年饭。乔家才说：
    “刘戈青选定吃晚饭前，沿途巡捕和保镖快要换班的时候去，因为这个时候，当班的保镖已经站了很久，精神已经疲惫，注意力也松懈了，是最好的时机。刘戈青的运气真好，这一天下午下着毛毛雨。天气特别冷。他们先在靠近愚园路的沧州饭店集合，接着刘戈青领头，刘海山紧跟在后面，快接近愚园新村，他们看到三个保镖集拢在岗亭里面避雨、抽香烟，正在聊天。”
        乔家才说：“刘海山够得上是个老行家，看见情况这样有利，心花怒放，从刘戈青手中夺过那枝生锈的手枪，动作利落迅速，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面，枪枝指着三个保镖不准动。刘戈青赶紧上去，从保镖的身上取下三枝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才算有了真正可以使用的家伙。刘海山监视着那三个保镖，并且在门外掩护他们。”
    刘戈青等从后门进入陈宅，路过厨房时，发现内室的保镖正与娘姨们调笑，当即将其制服，派人看守。
    刘戈青、徐国琦冲进客厅，一眼看见陈箓，正在准备祭祖，徐不够冷静，抬手就是一枪，这下，刘戈青的“割头”计划就来不及实施了。“陈箓听见枪声，拿起一只椅垫遮住脸面和胸部。时机演变得非常迫促，刘戈青不敢怠慢，赶紧冲进客厅，给了陈箓两枪，眼看他倒下去椅垫掉在一旁。死了。”
    刘戈青取出预先准备好的标语：“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等等，放在陈箓的尸首上。
    这时，陈箓的儿子陈友涛听到动静，下楼来看个究竟，同时朝客厅里开枪，刘还击三枪，同时下令撤退。
    乔家才说：“楼上的保镖们想封锁弄堂，由楼上向弄堂里射击。可是这些家伙非常怕死，不知道来了多少人，个个像只活乌龟，头缩回去，不敢伸出窗外。枪都打到对面，自然形成窗户下面一条死角，刘戈青几个人紧贴着陈箓住宅的墙边往外走，安全退出弄堂。四邻听到枪声，还以为陈宅除夕放爆竹呢。”
    刘戈青回到家里，换了一身笔挺的西服，随即找了个舞厅去跳舞。乔家才说：“（刘戈青）找了一张人不注意的椅子坐下来。他叫舞厅的茶房说，从五点钟等到现在，连一位小姐都找不到。他同舞厅的人很熟，年除夕跳舞的人特别多，都以为他是五点钟来的，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这样做，为的是把他的时间证人做好。然后在舞厅跳了一整夜舞。”
    等刘戈青出门时，已是大年初一，满大街的报童都在叫卖号外：“二十员保镖随身护卫，巨奸陈箓终登鬼箓”、“双枪将貌似韦陀，溅血花老贼送命”、“中咽喉一枪毕老命，美少年堪称神枪手”等等。
    乔家才说：“在二十个保镖保护之下，大年除夕，大汉奸居然被抗日英雄杀死，上海的大小汉奸没有一个不吓得惊心动魄，魂不附体，真正收到杀一敞百的除奸效果。反过来看，爱国民众，人人称快，增加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大美晚报上把刺客形容成神枪手，因为有一粒子弹正好击中陈箓的咽喉。”
    得到刺杀陈箓成功的消息，戴笠非常高兴，当即令刘戈青等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包括刘海山、张国卿在内，一起到香港接受嘉奖。
    其时，陈华也在香港，她回忆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报上登出消息，我问戴笠：这一次，中日之战会不会打起来? ”
    听了陈的话，戴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但会打起来，而且，一定是长期抗战” 陈华听了，“当时就做了决定”：“那我要走了，我想到香港! ”
    陈华说：“他一个电话打去香港，交代军统局香港站长刘方雄，帮我在弥敦道银洋台租好一幢房子。于是我就带着天鳞、华德两个孩子，搭乘轮船到香港定居。”
    陈华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阴历年初，我带着一儿一女，在香港定居。会会朋友，搓搓麻将。闲来无事带着一双儿女游山玩水，逛逛百货公司。远远离开大陆上的漫天烽火，偶然也给戴笠的军统局帮点小忙。但凡他手下的高级干部，经过香港，一定会到我的寓所来几趟。带来他一封封的亲笔信；其中多半是思念与问候，当然也难免有些机密大事嘱托。总而言之，在那一段逃难时期，我的生活，过的倒也是生平从所未有的轻松自在，欢欣愉快! ”
    这天，陈华访友归来，走到自家门口，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杨家姆妈! ”
    陈华回忆说：“回过头去一看，居然是当年我介绍给戴笠九个火车头之一。抗战以后，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极获戴笠赏识与器重的小朋友刘戈青。他风尘仆仆，但却精神抖擞。”
    陈华很高兴、也很诧异：“你几时到香港来的? ”刘戈青：“轮船刚到，我一下船就来看杨家姆妈了! ”
    陈华说：“男佣人闻声开门，刘戈青跟我一道走进了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广东娘姨来奉过了茶。我用眼色示意他们下去，刘戈青这才眉飞色舞，难抑兴奋之情的告诉我说：‘杨家姆妈! 我现在有了身价了! ’”陈华问：“多少? ”刘说：“二十万大洋! ”陈大吃一惊，随即问：“东洋人肯出这么高的赏格，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刘说：“我杀了陈箓! ”
    陈华回忆说：“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欢声大呼：干得好! ”
    陈华说：“陈箓一旦授首，不仅南京维新政府的组织势将更加困难与落后，同时必能使王克敏和他的北平群奸们以当头棒喝：让他们吓得魂飞魄散，怯于继续为虎作伥! ”
    陈箓被刺之后，日本军方悬赏十万大洋捉拿“凶手”，陈箓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在日本人的十万大洋之外，再加十万。因此，刘戈青说自己已经有了二十万大洋的“身价”。
    陈华说：“小朋友立大功，我当然也颜面有光。招待刘戈青在我的港寓住下，自掏腰包，亲自陪他上街，买个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回来。邀集要好朋友，大宴小聚，畅游香港，只说给他接风，并未点破缘由。那几天刘戈青是兴高采烈，得意已极。尤其是戴笠接获他平安抵港的消息，立刻就打电报来对他备予赞扬，语多勖勉，更下令一次发给五万港币的犒赏。”
    同时为刘戈青的安全计，戴笠令他暂时留在香港，不得再回上海。
    刘戈青拿着“一厚迭红色港纸”，对陈华笑道：“杨家姆妈，以前跟老板工作，总是贴的比赚的多。只有这一回，算是发了笔小财。”
    春风得意的刘戈青，与他的上司王天木恰成鲜明的对比。
    王天木与刘戈青是前后脚到的香港，见到戴笠，结果两个老朋友之间闹个不欢而散。陈恭澍说：“只听说他们曾大吵一顿，结果免去了王天木上海区长之职，仍派回天津为‘直属员’，直接与戴先生联络，一切电信则交由‘天津区’代转。至于内情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
    “直属员”即“直属情报员”，是指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人员、或在某个阶段能发挥特殊作用的军统以外的人士，因不便于让他们接受军统各区、站的领导，遂规定直接由戴笠或其他的指定人员与之联系，并分派任务。
    这样一来，“军统元老”王天木等于是给一撸到底，心中何得不怒。
    据陈恭澍回忆，当他因刺汪失手、回到重庆、奉命代理“局本部第三处处长”期间，曾经看到一份王天木发来的电报，其中居然有“王八蛋”的字样，陈恭澍说：“这真是少见的事。”
    陈恭澍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就在刘戈青刺杀陈箓的之后不久，一个由日本特务机关资助、由中国败类“担纲”的日伪特务机关，已经在上海建立起来，并于1939年 3月 1日正式“挂牌”运行，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

ys1937

60、危机上海——军统、中统、红队、七十六号

    说到“七十六号”，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李士群。
    丁默邨，1903年生，湖南常德人。1921年，丁默邨赴上海求学，经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旋奉命回到家乡常德发展团组织，后当选为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此后，丁再次回到上海，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丁默邨赴广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参加了北伐。此后，丁脱离革命阵营，适逢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从此丁即专任秘密工作。
    1931年，丁默邨被派任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

    按：与戴笠的特务处一样，调查科设在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叫“上海区”，并且也同样是调查科最大的外勤单位。原中统特务陶蔚然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曾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设在上海地区的单位，在人力上经费上都是最多的一个。

    中统在一般省市的单位先称特务室，后改凋查室，在上海则为上海区。为便于开展工作，丁默邨搞了一份叫做《社会新闻》的刊物。陶菊隐回忆说：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在丁默邨的手下中，就有一个叫李士群的年轻人。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据李士群的同乡、也是早年好友的王念勤回忆：“李士群家世居遂昌县城青云路，其祖父李风池以开屠宰店为生，家道小康。李士群早年丧父，家业由其大叔父李金华执掌，李金华因吸鸦片，家业败落。”
    同为汪伪特务的马啸天、汪曼云则说：“（李士群）早年丧父，母亲是个农妇，家庭经济情况大约相当于中农。李幼年在本乡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求学，参加了革命。”
    大约在1925年前后，李士群来到上海，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李士群的朋友马世淦曾回忆起当年他们认识时的情况：“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马世淦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结识了他的同乡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其妻叶吉卿，也是遂昌人，长李二岁，叶吉卿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好得多，李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仰给于叶。”
    马世淦说：“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 3元 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按：马世淦后来成为茶商。

    马世淦说：“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头脑简单，梦想做皇帝。”
    许多有关李士群的材料中，都说他曾经到苏联学习，而且学的是特工，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了。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切实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马世淦说：“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1932年，李士群被捕并脱离革命阵营，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上海区的一名“直属情报员”。从此，他就不在“蜀闻通讯社”当记者了，而改当《社会新闻》“记者”。
    换句话说，“蜀闻通讯社”记者是李士群作为中共党员时的公开身份，《社会新闻》记者，则是他作为调查科特务的掩护身份。
    马世淦说：“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据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工作，交给了李。”
    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本名史济美，1906年生，江苏溧阳县人，军校六期毕业。史济美是调查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军校学生之一，也是顾顺章的得意门生。
    前面说过，顾投敌之后，徐恩增令他主持培训工作，并给他配了几个助手，让他编写特工教材，不久，顾顺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 6册。徐看了深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此后，顾顺章又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第一期是个“精品”小班，学员只有 4个人，其中之一即史济美。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并开始在各地建立秘密机构。
        11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成为特工总部最大的外勤单位上海区的负责人，从此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李士群跟马绍武之间，有点“私仇”——李之所以脱离革命阵营，就是被马抓的，估计当时还多少吃了点苦头。因此，当接到党组织一次又一次督促尽快除掉丁默邨的命令后，李士群想出一条“妙计”：借党组织的“红队”杀掉马绍武，既报了私仇，又可以借此示好于丁默邨，同时也可以对党组织那边有所“交代”。
    这次，“红队”排出的执行人员，是神枪手龚昌荣。龚昌荣，1903生，广东新会县人。龚昌荣本姓李，因家境贫寒，父母将他送给一个龚姓华侨，并起名为龚昌荣。
    中学毕业以后，龚昌荣到广东江门当工人，并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5年 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龚昌荣成为纠察队员，并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龚昌荣的枪法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就的。
    在此期间，龚昌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龚昌荣退到香港，并奉中共香港市委书记邓发之命组织“打狗队”，铲除叛徒。后因身份暴露，奉命转移上海。
    1930年底，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来到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的“红队”，并担任队长。万大鋐曾经是“中统”中研究中共的“专家”，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
    “这年（1927年）秋季，党中央初回上海，这种局面仍未改变，一些无耻的败类，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所以消灭这些叛徒、败类，成了当前急务。是年十一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主持之下，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又在‘中央特科’之下，组织一支镇压叛徒的‘红队’。红队队员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富有斗争经验，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镇压了奸几个公开的叛徒。如一九二八年镇压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一九二九年镇压了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引起叛徒的极大恐惧。”
    万大鋐说：“顾顺章被捕转变后，中共的特务工作，由五人小组主持。这五人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潘汉年、廖程云（即陈云）及邝惠安，实际工作由赵容负责。江西苏区的射击手调到上海后，组成一支执行恐怖任务的‘红队’。队员有二十八人，队长是枪法极精的广东人邝惠安。狙击对象是中共的叛徒，和中统在上海的负责人。”
    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鲜血的 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对此，徐恩增回忆说：“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径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在这里，徐恩增所说的“上海连续出事”，据万大鋐回忆，在马绍武被杀之前，一共发生了三起：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许，邝惠安率领五人，在中统内奸的指引下，冲进中统在上海闸北一个秘密据点，打死一人，重伤三人，该处主持人受伤倒地，佯死得免。”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曰下午，四个中统人员，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路经南市某处，发现一爿茶馆的临街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队员，心知不妙，暗示同伴迅速离开当地，但已被红队瞥见，在走近岗警时，红队恐其报警，遂开枪射击，中统人员一死一伤，暴徒在纷乱中逃逸。”
    “同年五月某日，一个中统人员前往法院，为已悔悟的共党罪犯作证，并办理保释，行至中途，被红队击毙。”第四起就是马绍武案。万大鋐回忆说：
    “同年六月十四日，中统驻沪负责人史济美，到南京述职，中统负责人鉴于上海接连出事，拟将他调离上海。史某坚持回原岗位工作，就在返沪的当天下午，一下火车，赶往主持一个宴会。到达地点，步下汽车走上台阶时，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先埋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身中七枪而死。”
    马绍武案之后，还有第五起。万大鋐说：“史济美死后，中统派钱义璋继任其职。两个月后，八月十二日晚，钱义璋往旅馆访友，正欲乘电梯时，被预伏的暴徒狙击死亡。”
    万大鋐说：“一连串的伤亡事件，显示中统内部潜伏着奸细，对中统人员的行动了如指掌，进行狙击，令人防不胜防，因而对派往上海工作，人人视为畏途。转变分子更惶惶不可终日，整天不敢出门，中共当真达到了镇慑的效果。”
    此后，跟着又发生了第六起。万大鋐回忆说：
    “下列实例，可看到红队手段的厉害。先是中统放出空气：共党黄国华已秘密投降，正在引导中统人员破坏中共的中央机关，果如所料，数天后，黄国华在寓所遭人狙击，伤在腿部，经送日本医院治疗。在医院里，黄又被暴徒击中一枪，医院不敢继续收留，中统乃在严密警戒下将病人移送较安全的仁济医院（在公共租界）。该院鉴于两次出事，请准租界当局派警探对病人特别保护，从大门到病房，沿途密布岗哨，每天二十四小时轮班防护。”
    “然而，这些布置毫无用处。某日下午三时左右，邝惠安率领五个红队队员，用冲锋枪一路猛冲，攻进病室，连发九枪，将黄击毙，警卫一死一重伤。凶手在逃逸途中，又射死一巡捕，行人一死一伤，六暴徒结成一起，呼啸过市，一路上枪声砰砰，沿途岗警纷纷奔向店铺躲避，马路上行人绝迹，任令暴徒扬长而去。”
    连续发生的刺杀事件，令徐恩增怒不可遏，特别是马绍武之死，徐极为痛惜，发誓要报复。
    1934年10月，即“仁济医院事件”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叛变，接着已经叛变的张阿四被派回“红队”潜伏，为徐恩增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1934年11月，邝惠安被捕，并于1935年 4月13日，与其他几名“红队”队员一同被绞死。
        万大鋐说：“中统经过一番缜密的设计和布置，终于一举消灭了红队，全队二十八人无一幸免。”
    在消灭“红队”的同时，徐恩增也在调查内部的“奸细”，马绍武蹊跷的死，使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当时在场的丁默邨和李士群身上——应该说，徐恩增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马啸天、汪曼云说：“马绍武被杀后，C.C 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 C.C的特务机构里。”
    此后，丁默邨被他的老朋友、C.C 系高干、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李士群就没这么便宜了，马啸天、汪曼云说：
    “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 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 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这个时候救了李士群的，就是他的太太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说：“曾在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闻讯后，在上海区侦察股副股长张逸之（又名仇一帆）陪同下去营救李士群。
    叶吉卿极其泼辣能干，也是那种有“帮夫运”的女人，嫁好了，是个“贤内助”，跟了李士群，适足以济其恶。马啸天、汪曼云说：
    “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别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送礼，要他们多多关照。马啸天、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不仅对李士群停止刑讯，还陪同叶吉卿去见当时的 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走通了他的门路。”
    不久，徐恩增下了一道“手谕”，“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但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了一名“侦查员”。
    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当副主任，并兼“留俄同学会”理事。
    1937年底，上海沦陷，调查科迁往武汉，令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人在南京“潜伏”。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亦逃到汉口。
    此时，李士群又出事了，罗君强说：“1938年蒋系中统特务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台湾籍女间谍的关系，被陈立夫侦知。”
    马啸天、汪曼云说：“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
    马啸天、汪曼云还说：“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金雄白说：“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候，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
    李士群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六十七号，并注册了一个所谓“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以掩人耳目。马啸天、汪曼云说：
    “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
    帮着李士群牵线联系日本特务机关的，是清水董三。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
    清水董三，1893年生，1915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并任该校教授。后任日本驻民国大使馆书记官。
    清水董三是个“汉学家”，亦长于书法、绘画，与当时的吴昌硕、张大千等文化界名流时有酬酢。李士群到了上海以后，居然与丁默邨不期而遇。
    前面说过，1935年，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样一个“虚”的帽子，以整合各个特务机构，减少“内耗”，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为第一处、戴笠的特务处为第二处，另成立一个邮检处，为第三处，处长先是陈淖，后为丁默邨。
    到1938年 3月，在“临全大会”上，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戴笠的特务处承袭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则扩大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唯独丁默邨的邮检处仍维持原有的处级架构不变。到1938年 8月，索性把这个处给取消了，给丁默邨安了一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就憋了一肚子气的丁默邨，偏生又赶上戴笠跟他捣乱，罗君强说：“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邨，因在汉口受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戴笠对他吃醋，向蒋介石控诉丁贪污招待费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汉逃香港，转上海暂住。”
    罗君强说：“李士群因以前丁默邨在上海主办《社会新闻》时，当过丁手下80元一月的小编辑。李与妻子叶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员，投降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处特工总部后，又曾向中共泄露调查处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的行踪，以致当区长的有死有伤。陈立夫侦知后，即将李押解南京拷打录供，关押于南京板桥镇18个月。其领导人丁默邨本不知情，也被陈立夫传往南京讯问，调了工作，李为此觉得对不起丁。后李因其妻献媚于调查处长徐恩增，得以获释，抗战后被派为株萍铁路调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为了向丁默邨报恩，大肆向日方吹嘘丁之才能及经历，并欢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里当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则甘居副席。”
    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之下，重新聚首的丁默邨、李士群来到“重光堂”，见到了土肥原贤二。
    这是1939年 2月的事，此时的土肥原，正在焦头烂额中，原因是他的那个曾被日方高层寄予厚望的“南唐北吴”计划，已经破产。对此，他的主要助手晴气庆胤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晴气回忆说：
    “那是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当吋我受日本大本营派遣，在土肥原机关到任已有半年多了。那天，桌上放着一份亲展电，纸面已被手垢弄脏，显然它已被反复看了好几遍。‘吴佩孚一再背信弃义，其行为已忍无可忍。希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的工作。’”
    晴气庆胤解释说：“这一次，是华北方面军越级拍给大本营的电报——从北京拍往东京，说是‘已无法协助土肥原机关的工作’。万事休矣，土肥原中将的积极努力就此化为泡影，一九三八年七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为了立即解决事变问题，也白白地艰苦奋斗了七个月，已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晴气回忆说：“那天傍晚，两鬓如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呆在那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显得十分消沉。他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我当吋只感到全身乏力，仔细思量，却想不出任何主意。”
    丁默邨、李士群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重光堂”的。
    陪同会见的，是晴气庆胤，他后来回忆说：“在没有一点摆设的、冷清清的房间里，唯有一只炉子烧得红通通的。这是重光堂里一间小而整洁的会客室。外务书记官清水董三带着两位年轻的中国客人来到了这里。他们自称是国民党员，但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那时，正是由于华北方面军越级拍发电报而使对吴佩孚的工作完全陷入僵局之后的第二天。”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同意会见由清水书记官介绍进来的陌生的客人，这种情况是罕见的。约定会见的时间是早晨九时正。破例来访重光堂的两位中国客人，把身子靠近清水书记官，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对于丁、李二人，晴气庆胤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身穿灰鼠色西装，系着漂亮的领带，看上去年约三十四、五岁，宽宽的额角，富有理智，但眼睛象蛇一样，发出幽光，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人自称是丁默邨。另一个人叫李士群，他身穿中国礼服，比丁默邨年轻一些，却是个又白又胖的美男子，两眼炯炯发光，一看就象是满面春风，与丁默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网上有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照片，我们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晴气对他们二人外貌和气质的描述极其准确。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不拘礼节地穿着中国服，拖着慢腾腾的脚步，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两位青年面前。他脸色红润，有点孩子气，看不出对吴佩孚工作失败后的那种面带愁容的苦闷表情。两位中国客人看到土肥原后马上站起来，衣冠整齐、态度认真、彬彬有礼地迎了上去。此时此刻他们成了军队的使者，象古代武士那样，单枪匹马地来到敌人阵地，在恭顺之中也显示出态度凛然、不易动摇的气概。”
    见到二人，土肥原自我介绍说：“我是土肥原，欢迎欢迎! ”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蔼可亲地请他们坐下，并按照中国的方式，向他们一个个递香烟，还礼貌地点了火。他神态自然，可以说天衣无缝，毫无做作。”
    清水首先解释说，“今天又发生了恐怖事件，路上戒严，过不来……”说着，就向土肥原介绍说：“这两位是我们的同志。据说他们想就日华两国的发展趋向，听听阁下的高见。”  
    接着，清水向土肥原介绍了二人的情况：“丁默邨是CC团系统的人物，原来从事文化工作，是中国政府军统局的高级领导。但因他反对抗战，被撤了职，于一九三八年夏亡命香港。他后来接受李士群的邀请，最近才来到上海。李士群原系共产党员，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大学学习开展地下工作的经验，后转向国民党，经CC团介绍，参加军统局，搞党的地下工作。他对抗战前途也表示悲观失望，所以从重庆逃到上海，开设一个小小的轮船公司，一边把自己隐蔽起来，一边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这个曾经从事特务工作的同志，结果与丁默邨一起访问了重光堂。”
    在谈话中，清水还介绍了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情况，显然，这都是丁、李二人告诉他的：     
    “自夸为世界上无与伦比而强有力的地下秘密组织——军统局的主要工作，是对反蒋和平运动加以镇压，促进抗战，同时破坏日本的政治工作，干扰占领区的建设活动。军统局的经费来源丰富，似乎来自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丁默邨甚至这样说过，军统局的工作从来没有因经费不足而感到困难。又据他说，把蓝衣社和CC团特务工作队的指挥中枢合并而成的军统局总部，内设负责军事机关( 报社、学校、工会、文化团体等 )工作的‘处’，其中也有局长兼第二处处长陈立夫，第一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之类的人物。而以恐怖活动干扰日本政治工作的特务活动，主要由戴笠负责。”
    清水说：“军统局的工作，只向负责人指示工作目的，每个处利用各地的蓝衣社、CC团组织进行活动，遍布全国的强有力的情报网，监视中国军民的一切动向，据说万一有入主张和平，都通过它们的地下工作加以暗杀。特务工作人员似乎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他们有优厚的待遇作保障，但要求严格，强调爱国，严守纪律，特别是对泄密的人残酷地进行私刑拷打，从不宽恕。拥有这种组织和人才的军统局，凭借权力和经费，完全控制了抗战中国的地下活动，即使对日本的政治工作也试图进行频繁而又顽强的干扰。它通过其勇敢而直接的行动，一直使日军感到苦恼。”
    清水的“开场白”很长，因为他要把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来历，替他们给土肥原讲清楚，否则，土肥原可能感觉不到他们俩的“分量”。据晴气回忆：“清水书记官的一番长长的说明，不时夹杂着中国话，土肥原中将倒也并不感到厌烦，他听了下去，表示十分关切。”
    反倒是丁默邨显得急不可耐，对清水长篇大论的谈话“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清水刚说完，丁默邨“猛然朝向土肥原中将”，说：
    “今天见到你，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很忙，但想打扰你一下。希今后多多照顾。现在先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行吗? ”
    对于丁的举动，晴气显然吃了一惊，他回忆说：“铿锵的金属般的声音，反映了他难以抑制的焦急情绪。冷言冷语的口气，心地狭隘，象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开口，立即使刚才一片融洽的气氛格外明显地紧张起来。李士群脸带苦笑，轻轻地从旁私语，心平气和地劝解丁默邨，但丁已兴奋起来，好象满腔怒火，连头也不回。简直是气势汹汹。土肥原中将的脸部表情，看来也有点吃惊，但他对丁默邨说的话随声附和，还是毫不介意，同时默默地等待着丁默邨要说的一段话。
    丁默邨接着说：“那就恕我直言了。我们国民党党员准备想个办法，为争取东洋的和平与繁荣，同贵国携起手来。可是贵国继续进行武装侵略，终于发生了这场战争。我从心底里咒骂日本，并早就说过，决心报仇，死也不做日本的奴隶。”
    这时，丁默邨“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脸孔涨得火红火红”，晴气形容说，“他已经兴奋到了极点”。
    晴气回忆说：“他越兴奋，越是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在那充满血丝的眼睛里终于闪现出激动的泪花。可是说得多么直截了当。他于昨天突然投入到了憎恨的对象——敌人怀抱里，说起话来单刀直入，毫不客气，充满信心，没有一点胆怯的地方。”
        晴气说：“土肥原中将对于这个体质虚弱的中国人的毫无教养，为之愕然。土肥原中将在中国生活三十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丁默邨从闲谈的片言只语中探听对方的想法，他与中国地方的政客们——他们最高明的外交手法是从容不迫地兜圈子的谈话方式——很不相同，是一个南方的中国青年。李士群也为此感到紧张起来，他急忙掐灭了烟嘴上的香烟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土肥原的表情。”
    这时，土肥原终于开口了：“我完全理解你说的话。你们担心中国的未来前途，这种心情实在可贵。正象你所说的那样，日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但不想重复那些错误。你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我也完全有同感。日华两国如果不及早恢复友好关系，东洋就会不得了! ”
    晴气回忆说：“土肥原中将的话象是在谆谆告诫，他的感慨才使丁默邨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李士群和清水书记官也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又端来了红茶，又请大家吃水果，宾主之间彼此从内心里解除了武装，关系十分融洽。于是又恢复了亲切的气氛。”
    这时，土肥原说：“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在回忆到这里的时候，晴气加上了一段颇富于文学色彩的描述，他说：“唐绍仪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里被暗杀的情景——惨不忍睹的尸体，浮现在土肥原中将的脑海里。脑血浆从他突然破裂的额角中流出来，在那歪斜的脸蛋上挂着他吐出来的令人作呕的青白色痰液，看来象是有什么话要说似的。有把刀刃一尺左右长的砍柴刀，丢弃在门口的树丛里。凶手是化装成古玩商的蓝衣社社员。”
    听到土肥原的话，丁默邨与李士群“面面相觑”，并“婉转地表示了悼念”：“听说唐先生的死也是够残酷的。”
    接着，丁默邨又开始长篇大论：“说起来，我也是讨厌恐怖活动的。中国近来所发生的政治性恐怖活动，情况大为恶化。以前的恐怖活动，在残酷中带有希望‘一杀多生’的泪花和对牺牲表示沉痛的悼念，但近来却不然，它充满了血腥味，只不过是杀人不眨眼的凶犯而已，残酷无情。内乱——思想上的论争——使人发狂。在法国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中，出现了一种满不在乎的疯狂屠杀，这是在对外作战时所想象不到的。”

    按：“一杀多生”，即以牺牲较少的人来解救多数人之意。

    说到这里，丁默邨终于有机会切入主题了：“但通过日本军之手，无论如何也是取缔不了上海的恐怖活动的! ”
    听到丁的话，晴气回忆说：“他最后发出来的牢骚却把日本军当作傻瓜，无礼至极。丁默邨的微笑，象是一种嘲笑，令人讨厌。我不禁为之生气。”
    土肥原却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那怎么办呢……”   
    这时，丁默邨的两眼“闪闪发光”，他说：“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在幕后指使凶手进行现场活动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这就是重庆特务工作队的蓝衣社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行凶的凶手，只是对蓝衣社的地下组织，你想搞垮它，也是难以下手的。从去年以来，日本军警到处搜捕，抓了许多恐怖分子，尽管如此，结果恐怖活动减少了没有?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的眼睛象蛇一样，炯炯发光”，丁继续说：“蓝衣社的特工是个地下组织，它活跃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按中国方式建立起来的组织，精于此道的中国人拼命进行活动。要由毫无特工经验的日本军警去取缔蓝衣社，那是可笑的。要战胜蓝衣社，只有依靠中国特工，他们的组织和人才胜过了敌人。”
    说到这里，已经从上午谈到下午一点半了，晴气回忆说，李士群“出示手表，向丁默邨嘀咕地说了些什么”，显然是建议——今天已经把话说得够明白了，得让对方有时间来“消化”一下。
    丁默邨不以为然，他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讨得对方的一个承诺，于是，他“端正姿势”，对土肥原说：
    “太打扰你了，对不起，我该告辞了。但最后有一个请求，象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想在上海开展救国运动，但首先必须同敌特活动进行斗争。干哪行的通哪行。好在我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都了如指掌，想必一定能够战胜他们。希能理解，这个运动的目的决非抗日。如有可能，还希望对这个运动予以领导和援助。”
    丁默邨这个话，翻译一下，基本上相当于：“我们要当汉奸，你们赶紧收下我们吧。”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刚中断了长时间的会谈，终于亮出了他所以访问重光堂的目的。他的口气与当初生硬和冷淡的态度完全两样，好象是晚辈跟长辈撒娇似的，在谦虚而慎重中也充满了亲切感。”
    对此，土肥原回答说：“听了很多有益的话，谢谢，这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我想听你谈得更为详细一点，可是正好已同别人有约在先，感到遗憾。未为你们准备午饭，很抱歉。但请你们以后再来玩。我很想对你们的运动进行援助，可是感到遗憾的是，实在不能以个人意见马上作出回答。然而，我打算设法进行妥善处理，请稍等一段时问。”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好象心事重重地倾听着土肥原的答复，但一经清水书记官翻译后，脸上开始露出了笑容。李士群也是笑眯眯的，一副高兴到极点的神态。一会儿，他站起来与丁默邨并排在一起，恭恭敬敬地低下了头，久久没有抬起来。李士群就低着头用蹩脚的日语说了一句话：‘谢谢! ’”
    晴气回忆说：“他（指李士群）那一行行热泪簌簌地滴落在脚下地板上。丁默邨在他那冷酷无情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激动的泪水。两人似乎都想努力表达出他们最大的感激心情。这是一种过分的流露，好象自以为土肥原中将已经说定当了：‘援助你们的工作。’”
    次日，根据土肥原的吩咐，晴气到大西路六十七号，李士群的临时住宅，再次与丁、李二人会谈当汉奸的事。
    在这里，晴气还见到了李士群的儿子和丁、李二人的太太，晴气说，李士群对他的孩子很“疼爱”。
    对叶吉卿，晴气回忆说：“她那白净而柔软的手举止沉着，钻石戒指闪闪发光；面颊上浮现出一个酒窝，绘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年龄不到三十，是一个身材小巧、肤色白净的美人。这个女子大概是脑筋太灵活的缘故吧，看起来感到有一种凶相。”
    晴气还说：“丁默邨的妻子也来就餐。她看上去要比丁默邨略大几岁，是一个性格刚强、歇斯底里的女性。”
    饭后，开始谈正事，丁默邨取出一张“很大的表”来，这张表的题目为《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   
    丁默邨说：“这张图表是经过李先生调查的，我来说明一下吧。首先是抗日势力的核心，它就是国民党的党组织。在上海的党组织，正统总部是上海特别市党部。下面设有十个党部以及各学校、工会和文化团体等组织中的特别党部。市党部统一管辖这些党部和特别党部，规定党的基本活动，并在军统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政治活动。”
        看了这张表，晴气顿时就知道丁、李的分量了，他回忆说：“这张表详尽备至，是我迄今见到的和听到的日本方面的调查所无法比拟的。我想到日本军的资料少得可怜，心里感到羞愧。如果将这张表寄赠给日本宪兵队的林少佐，不知他该会多么高兴，多么感激呢! ”
    看到晴气的表情，丁默邨知道，他已经被自己“击中”了，于是接着说：
    “我们首先要消灭市党部和蓝衣社。只要收拾了这两个组织，其他的就会自然而然地土崩瓦解，上海的形势也会为之一变。在市党部的委员中，有不少人是我的老部下。市党部内部，派阀斗争激烈，纲纪紊乱，缺少统一。如果巧妙地利用他们的这些缺点，或许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党组织照单全收，为我所用。”
    “不管怎么说，蓝衣社是最强劲的敌人，而该组织的谍报员为生活所迫而发生动摇则是最大的弱点。蓝衣社的成员未必都是坚贞不屈的。我们要从为我方所逮捕的谍报员那里，顺着他们的联络网，尽可能接近该组织的上层人物，说服他们为我所用。然后由他们当侦探，使他们控制的组织成为我们的组织，从而瓦解蓝衣社的组织。”
    不得不佩服丁、李二人，有点“思路”——日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军统、中统组织的派出人员，确实是这么被他们收拾的、最后几乎连根拔除。 ——只漏下了一个程克祥。
    说到这里，丁默邨又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拿出了一份《上海特工计划书》，给晴气看，并说：
    “我们从今年初就开始独自进行这项工作了。首先，第一步是组织情报网，但因后来经费不继而停顿下来。由于李士群先生的公司为日华合办的轮船公司强行兼并，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收入。因此，我打算接受日本的援助，把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为此，我们与日本特务机关、海军以及总领事馆等进行了商谈，但一提到国民党的更生运动，无论到哪里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对于土肥原先生，我们曾抱有一线希望去拜见过他。如果这一次仍旧不行的话，我们再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头干起。没想到，土肥原将军非常热心地听取了我们说的话。请想象一下我们是多么地喜出望外呀! 我们见到了土肥原将军才对日本人第一次感到亲近和尊敬。”
    晴气回忆说：“这是一份用钢笔书写的计划书，在常用毛笔书写的中国，实为难得。封面上方写着‘呈晴气先生  乞叱正’，里页写着‘二月五日  李士群、叶吉卿写之’。这大概是李士群夫妇为赠送给我，于昨天晚上合力誊写出来的。计划书分方针、要领、工作组织、工作据点的开辟、情报、工作的开展、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经费的运用、武器的保管和修理、防谍、纪律守则等项目，均有详细记述。”
    晴气回忆说：“这是一个以牙对牙、以恐怖对恐怖、以枪对枪的计划，是一个何等令人可怕的计划。我仅仅看了看排列在纸面上的文字就不寒而栗了。它是要把现今社会变成血海地狱，除了滥用武力外一无是处。”
    于是他对李士群说：“这是一个野蛮的计划，令人胆寒。”李士群听了，担心他的“计划”会“遭到根本否定”，于是“竭力表白自己的信念”：      
    “不当之处，如蒙指正，当按你指示的那样加以修正。但是，问题不在于计划的内容。请相信这个计划是一个诚实的计划，否则就不能指望得到援助。而且，我们昨天才见到你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友邦的信任。仅仅让你看到纸上计划就马上请求援助，这种请求方式，我们也深知不近情理。当然，我以生命起誓，决不背叛你。你看这样行吗? 就说刚才那个孩子吧，任性惯了，而我又拿他没有办法。不知能不能寄养在你身边，请你再管教一番。我厚着脸皮提出这种请求，实在感到惶恐不安。但愿能看在我们真心实意的面已务必请你收留下来!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的那双真挚而又恳切的眼睛，炯炯发光，久久地凝视着我，他的脸上充满了诚意，以致那双双眼睛竟然闪烁着白色的光亮。李士群是说，他连掌上明珠、最疼爱的孩子都当作人质了，就请看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要相信他，说是要毁家纾难。我没想到他们竟被逼到了这种地步，因而我在他那种气势逼迫下开始踌躇不决起来。”
    于是，晴气拒绝了李士群拿儿子当人质的疯狂建议，并说：“听了你们各种有益的谈话，就我们而言，这些谈话都使人得益匪浅，有参考价值。对于你们的苦衷，我们深为体谅。土肥原先生也说过，若有可能，希望能给予帮助。但是，我们作为驻外人员，现今只能告诉你们这一些，很遗憾。”
    晴气回忆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丁默邨就站了起来，并伸出发抖的双手，表示感谢。”   
    丁说：“不，这就行了。对你的深情厚意，我们不胜感激。听你这么亲切地一说，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谢谢! 再没有比这更高兴了。”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欣喜若狂，失去了冷静的态度。他与李士群相对而视，一时说不出表示感谢的话来。”
    当晚，晴气一夜未眠，他回忆说：“天一亮打开窗子一看，是个多日不见的晴天。树林里，小鸟欢鸣早春的到来。在东方的天空里，太阳放射出金黄色的光芒，静静地升起。晴空万里，蔚蓝清澈。我想起了李士群那双明净的眼晴，心也总算平静下来。那是一双无一虚假的眼睛，就相信那双纯洁的眼睛而断然决定干一番援助的大事业吧。我想立即在取得土肥原中将的容许下赶赴东京。如果得到中央批准，那就只能坚信必定成功而竭尽全力了。”
    他当即给正在北平处理“吴佩孚工作”善后事宜的土肥原打电话，请示行止，土肥原说：“你可尽快前往东京，向大本营报告实际情况。丁默邨等人所发起的运动，就我土肥原个人而言，希望给予援助。”
    根据土肥原的指令，晴气回到东京，找到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与他谈两个问题：“请求继续进行对吴佩孚的工作，并就日本对丁默邨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宜给以什么样的答复一事，听取中央的意向。”
    对于第一点，影佐直截了当地说：“刚才的会议已决定停止对吴佩孚的工作了。对不起土肥原先生了。”
    意外的是，对于“丁默邨等人所发起的和平运动”，影佐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晴气回忆说：
    “在一向和蔼可亲的影佐大佐的催促下，我勉强振作精神，就丁默邨等人所谈的关于国民党的更生运动和特务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汇报。不过，怎么可能把仅在两天内听来的不全面的特工情况向影佐大佐这样的中国问题权威说明清楚呢。但是，影佐大佐却兴趣十足，而且目光炯炯地听着我说的那些毫无把握的话。”
    听完了晴气的汇报，影佐随即说：“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 或许还值得干上一番呢，你有没有干到底的精神准备? ”
    晴气回答说：“辛苦，这我已有精神准备。在来东京请求援助前，我彻夜未眠，作了各种考虑。这一点毫无问题。”   
    影佐随即说：“明白了，那就请你明后天再到这里来。以后只要在参谋本部方面向主管的课长、部长作一些说明。怎么样，在没有明确作出决定之前最好不要向与此无关的人谈起这件事。”
    许多年以后，影佐祯昭回忆说：
    “昭和十三年年底从重庆逃出来、在华中方面策划和平运动的CC的成员丁默邨、李士群两人在次年二月访问了土肥原中将，提出这样的意见：‘为收拾时局，纠合国民党同志；以此为核心，有力推进民众和平运动，以期迅速实现日中和平。作为第一阶段，首先以上海为根据，展开争取民众工作。对此希望居间取得日本方面的谅解。’因此陆军中枢机构接受了他们的希望，使土肥原中将负责予以必要的援助。”

静女

别沉下去，继续呀！

ys1937

接上页：

    1939年 2月10日，晴气庆胤接到了一份参谋本部“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这份训令不长，一共只有三条：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塚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 一 )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 二 )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 三 )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 四 )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丁默邨、李士群的努力，到底没有白费——终于可以当汉奸了，而且日本人给出的价码，远远高出他们自己的预期。   
    对于这份“训令”，晴气感到十分意外，他回忆说：“我能成为特务工作的负责人，则是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过。我只是代土肥原中将汇报特务工作情况，却受命与丁默邨进行联络，再也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到意外的了。”
    对于这项新的使命，晴气并不太愿意接受。他说：“影佐大佐的关怀令人感激。要我与丁默邨等人‘进行联络’，这意思大概是叫我别过多地去干涉他们吧。我们无特务工作经验，要使特务工作成功，就不应当说三道四。然而，怎样才能使他们实现日本对特务工作的希望呢? 而且，丁默邨等人如是敌人的间谍时，又怎样才能不至于措手不及呢? ”
想来想去，晴气觉得，由自己单枪匹马地与丁默邨等人周旋，是很不明智的，他说：“当时，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南京。要进行特务工作，就应先取得华中派遣军的合作和帮助。如果未能妥善地与华中派遣军接上关系，那就会重蹈对吴佩孚工作的覆辙。
    于是，晴气一到南京，就先去拜访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他说：“这天肯定是二月十五日。然后，我对特务工作的目的作了说明，希望得到华中派遣军的援助。但是，华中派遣军大部分幕僚持有怀疑态度，尤其是直接领导维新政府的那批人举出了对吴佩孚工作这个例子，强烈反对在华中发起一场国民党的更生运动。”
    这时，站出来替晴气说话的，是老资格的谋略专家，时任华中派遣军司令部谋略课课长的高桥坦大佐。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驻屯在外国的华中派遣军现在不应对能否进行特务工作一事说三道四，因为大本营已经决心援助特工。晴气君受大本营之命与特工进行联络，他来华中派遣军，目的只是为了打个招呼。这项特务工作今后如何发展，不得而知，但我希望务必使其成功。就华中派遣军而言，只要它是为了肃清租界内的抗日分子，就应当进行援助。”
    听了高桥坦这番话，晴气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代我说出了我自己由于军阶较低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这时，司令部中一个“年轻幕僚”不识时务地发话了：“请教一下，如果丁默邨是个敌人，那时该怎么办? ”
    听了他的话，晴气很生气，他后来回忆说：“这个自命不凡的大尉参谋出口无礼，我在斥责他之前就已经知道在华中派遣军里也有这么一批狂妄而又自以为是行家的幕僚。他们在口头上批评中央的决定，肆无忌惮地阻碍中央决定的执行。对此，即便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我也感到遗憾。”
    不用晴气开口斥责，高桥坦已经冲冲大怒：“岂有此理，毫无责任的第三者冒失地谈论这类事，太没有礼貌了。”
    晴气回忆说：“高桥大佐的一番怒气冲冲的话语把那些反对的论调顿时压了下去。在座的人都觉得扫兴，再也没有一个人发言。”
    这时，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中将作出了决定：“高桥，你马上命令上海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协助特务工作。”接着，山田又鼓励晴气：
    “你想出了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责任重大啊! 好好地干，不要中途泄气，切不可贸然行事。”
    从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出来，晴气就去看丁默邨，丁的肺病又犯了，住在新亚饭店，照拂他的是李士群。
    一见晴气，丁默邨顾不得自己正在发烧，马上问：“辛苦了，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 上次谈的事怎么样了?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脾气急躁，他毫不掩饰地象连珠炮一样提出了质问。由于近十天来不见我的音信，他感到焦急不安，独自一人断定我在东京的交涉一定没有成功，结果使他的毛病未能痊愈。我事先从林少佐那里听到他的病情，觉得不可马虎了事，因为我不想因忙于工作而加重他的病势。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急于等待交涉成功与否的消息，深表同请。
    晴气回答他：“不，我中途顺便到南京去了一次。上次谈的事都很顺利，最重要的是你的病怎么样了，马上给你请一位好一点的专科医生吧。”
    说完这话，晴气意识到，自己说得太简单了，“满足”不了丁默邨的急迫心理，于是，他故意“不看丁默邨”，冲着李士群说：“李先生，以后请在日本军管理的房子中挑选一幢适宜作为特工据点的房子。嗯，是的。意大利军的警备地区大概可以吧，要抓紧! ”
    晴气回忆说，听了他这句话，“欣喜若狂的丁默邨与李士群拥抱起来，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我把他们两入拉开，故作凶狠似地将丁默邨按到床上。丁默邨的眼光先前还那么冰冷无情，而现在却泪眼湿润，熠熠发光，感激而又热切。”
    次日，丁默邨和李士群来“回拜”晴气。丁默邨说：“你从东京到南京，接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实在辛苦了。对你处处竭力帮助，深表感谢。正是靠了你的帮助，我们才如愿以偿，并感到无比高兴。真是感谢，感激之至!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是个很有理性的人。他冷静而自重，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个腹中作文章而不露声色的人。然而，他得知日本将要援助特工时，却似乎失去了自制力，高兴得热泪直流，并紧握着我的双手放声痛哭起来。”
    李士群则用日语说：“晴气先生，真谢谢你啊!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似乎有这种习惯：一旦非常激动起来，就情不自禁地用拙劣的日语来说话。他也热泪盈眶地伸出手来。于是，六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发誓要珍惜永恒的友谊，永不分离。”
    说到这里，双方开始谈正事。晴气说：“昨天，我已经简短地作了汇报，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南京都已商量妥当了。因此，我希望先能答应下列条件。首先，为使特工不与工部局发生冲突，仅限于中国人在租界之内进行，日本人不干预特工的开展。上海的恐怖活动一旦有了收敛，再考虑将特工推广到租界以外。其次，在向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做工作时，希望能预先通知我一声。最后，如果汪兆铭先生在上海开展和平运动，望能与这一运动联合起来。”
  
    按：此时，进退维谷的汪精卫，刚刚把高宗武召致河内，商讨下一步的行止。

        对于日本人的要求，丁李二人感到“条件是意想不到的宽大和优渥”。“只是对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联合起来一事，丁默都说要单独干到底，而李士群则主张联合起来也行，彼此争执了一番。不久，丁默邨也就妥协了。”
    此时，丁默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将特工全部交由中国人去搞，那不行。为什么呢? 是日本人与特工的开展毫无关系吗? ”
    晴气解释说：“这不是说我们日本方面对特工袖手旁观，而是全面尊重你们上次与土肥原先生所谈意见的结果。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这些不详内情的日本人不来横加干涉是使特工取得成功的途径。”
    这回，提出异议的是李士群：“这可不行。开展工作的部门务必请你们来指挥，否则就不好办。这对与日本军队进行联络，顺利开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想以实际行动来让你们看看我们的工作无半点虚假。晴气先生，是否请你再考虑一下”
    晴气说：“李先生，这就不对了。我希望，我们要在心心相印、毫不怀疑这一信赖的基础上开展这项工作，使之成为日华提携的典范。我毫不怀疑你们的意思。我认为，如果存有半点疑心，那么这项工作就不会取得成功。怎么样? 丁先生……”
    李士群也问：“丁先生，该怎么办好呢? ”
    晴气回忆说：“丁默邨夹在我和李士群中间，一直在思忖着。于是，他拍了拍膝盖，说：‘那么，这样办好不好。将来有困难时再来拜托日本方面，目前就只由我们来开始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尽量多同你进行联络，尤其是每周以书面报告我们的工作安排和所取得的成果。’”
    丁默邨的建议，正合晴气的胃口，于是他“特意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毫不在意地提出了下一个问题”：
    “好吧，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经费，每月资助三十万日元，请不要依靠来自民众的捐款，并请对行动队严加约束，给他们足够的钱，使之不要发生越轨行为。”
    晴气回忆说：“资助的工作经费要比他们提出的金额多出十万日元，这足以表明日本陆军对于特工寄予多么大的希望，因而丁默邨和李士群对此都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知道了。那么，这笔费用什么时候能支付? 而且支付到什么时候为止？’”
    晴气回答说：“这个嘛，要看你们的准备工作如何而定，明天也可以以中国的纸币支付。支付期限，就请认为到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为止吧，以后的事到七月份再商量。此外，武器之类也按你们的要求在二月份给你们。炸药保管在日本的火药库里，需要时就请提出来。日本军对武器的保管是非常严格的，很麻烦吧，请把枪支号码和持有枪支的人列一清单，便于了解。”
    听到这里，丁、李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加快工作，以报答知遇之恩。”这时，晴气说：“李先生，我昨天拜托你找的房子，找到了没有? ”   
    丁默邨马上说：“陈调元的房子怎么样? ”
    晴气回忆说：“他所说的房子是重庆方面的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上将的私人住宅，是一幢占地面积有二千坪之多的宽敞的住宅。地址在公共租界之外的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即静安寺前面稍微往西进去一点的那个地方。那一带是意大利军的警备地区。当时，意大利军对日本方面最为友好。将据点设在那里，万事都很方便。说实话，我事先已经看中那里，并与管理那幢房子的特务机关进行了交涉，就接受那幢房子问题达成了秘密协定。无怪乎丁默邨也看中了这幢房子，正中我的下怀，我当场表示同意。”
    马啸天、汪曼云说：“沪西的极司非而路，是英、美帝国主义凭借它的兵舰大炮，在原来的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区域以外，强行筑起来的一条马路，大家都叫它越界筑路，它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罪证。在这条越界筑路的马路两侧，房、店、住宅虽仍属华界，可是这条马路，英、美帝国主义都把它擅自视为租界区域，在路上行使警权。”
    “76号这座大花园洋房，是极司非而路上突出的门牌号码。所谓突出，因为它并不是按照华界的门牌次序排列，也不是用白底黑字的华界门牌，而是蓝底白字的租界门牌，据说这是由于‘道契’的关系。这里除76号外，还有他的东邻74号，与对面的75号，一起三家，都是独立式的大洋房，不过以76号为最大。76号这座花园洋房，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别墅。上海沦陷前，陈调元全家都逃到了香港，这座花园洋房就落到了日本侵略军手里，后拨给汪伪特务机构，作为胡作非为的杀人魔窟。”
    在会谈中，双方商定，“特务工作决定从三月一日( 一九三九年 )开始”。
    次日，三月份的经费一次性交付给丁、李二人，晴气说：“三十万日元的巨款都以中国纸币支付，装满了两只柳条箱。”
    晴气回忆说：“工作大纲一经决定，丁默邨和李士群都日以继夜地干起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开朗，毫无顾虑。他们两人中间每天有一个人前来我处商量，或汇报工作情况。二月底，他们两人很难得地一起到我这里来，那是因为工作的进展安排、和经费使用计划已经议定，因而前来报告情况的。”
    丁、李二人预定的进度表如下：“到三月十五日为止，加强情报网、编组行动队和训练工作人员的工作基本结束。改建七十六号的工程，到三月中旬基本完成，三月份内全部结束。开展工作所需之机构全都设置在七十六号内。丁默邨和李士群在三月一日前偕同家眷迁到该处居住。”
    关于丁、李二人的分工：“丁默邨负责市党部工作，李士群负责对付蓝衣社的工作。”
    工作的步骤：“市党部工作要在四月中旬前争取五名市党部委员，由他们负责市党部的内部工作，并与外界压力相配合，在七月底前夺取上海的整个党组织。对蓝衣社积极发动实力进攻，四月中旬过后就迅速开展起来。在此以前，把重点放在搜集情报，侦破其组织，并把转向分子争取过来。”
    人员：“有关工作人员预定为三百余人，在三月十五日前配齐全。具体要求是：市党部和新闻界人员各二十人，情报人员三十人，通讯和破译密码的人员四十人，行动队员一百五十人，其他还有办事人员、勤杂工和司机等。”
    关于经费预算，一共需要38万日元，李士群特别强调，“本月的不足部分由李士群填补”。
    听了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汇报。晴气十分满意，他说：“他们的工作计划得要比想象的更具体，更周密。”于是，晴气鼓励说：
    “你们制定出一个很出色的计划，我看很好，没有意见。我认为使用经费的计划也不错，今后不需要再为经费问题打报告，因为即使看了数字也不甚明白。”
    晴气说：“他们对计划全被批准感到很满意，但丁默邨历来主张经费是工作的关键，他对我所说的‘今后不需要再为经费问题打报告’这句话，一时还捉摸不透真意何在。他不停地摇头，仿佛不可理解似的。”
    于是丁默邨说：“连经费都任凭我们使用吗? 如此信任我们，真有点惶恐不安，非常感谢，我没什么可说的。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失礼了，目前就按照这个计划干吧。你在七十六号里的房间也在三月十日竣工，请来看看。我们等候你的到来。”
    晴气回忆说：“四月中旬过后，七十六号按原来计划开始进行活动了。一场以恐怖对恐怖、以手枪对手枪的令人可怕的战斗向重庆方面的特务工作队展开了。”
    在回忆录中，晴气庆胤称之为“地狱使者的诞生”。

ys1937

别沉下去，继续呀！
静女 发表于 2011-7-21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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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的事，作者万千人先生是一天写一二千字，周六、周日罢工，他就写到这里，俺总不能代他写“演义”哟？
    只能劝静女网友：耐心再耐心！
    嘻嘻！

    广告：对本帖有兴趣的朋友，可发短信到俺那里（告知邮箱），免费奉送DOC版的四册（每册15节）。

静女

好的，耐心额有的，辛苦楼主啦！
另：顶一下，主要是为了别沉下去，不好找。

jianmin

ys1937 先生，我要一份。邮箱：[email protected]，先行谢过了。

ys1937

6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3）

    前面所说的“抗团”都是天津抗团，亦可按现在的说法，称之为抗团“本部”。现在我们来说说北平抗团。
    1938年开学以后，部分抗团成员已经到了升学的年龄，其中一部分考到了北平上大学（此时北平已经被日伪“恢复”为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前的名称——北京，在此忽略不计，仍称之为北平），就此就将抗团的火种带到了北平。他们是宋显勇（汇文中学）、范旭（新学）、方坼（耀华中学）、黎大展（耀华中学）等 4人，均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于是，他们成立了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就是宋显勇。
    方坼后来回忆说：“我是于1938年暑假参加（抗团）的，当时在耀华中学读书。秋天，我和宋显勇、范旭等考进了燕京大学，我上的是医预系。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沦陷后的北平成了一片孤岛。我们几个‘抗团’成员组成一个‘燕京小组’，成员除了宋、范和我外，还有我的姐姐方佩萱等，总共只有五、六个人。”
    此后，中日中学的李振英和冯运修相继考入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又吸收了北大学生叶于良，以及伪满汉奸郑孝胥的孙辈郑统万、郑昆仑等，抗团“燕京小组”逐步扩大为北平抗团，其重心在燕京大学。
    1939年元旦当天，北平抗团就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刺杀周作人。
    周作人，号知堂，生于1885年，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亦是大师级的人物，单以文学成就而论，现代史上没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与哥哥鲁迅一样，周作人也是发蒙于私塾“三味书屋”（这大概是中国最出名的一个私塾了）。于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并在这里学通了英语。后弃武从文，与鲁迅一道东渡日本，学希腊语，再加上日语，所以周作人光外语就会三门，而且不光是能听会说那种，是可以翻译书的。
    1909年，周作人与他在东京所住宿舍的服务员羽太信子结婚，由于树人、作人兄弟本就不富裕，为了省钱好让兄弟完婚，兄长树人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工作。
    回国以后，周作人于1918年被北大文学院聘为教授，并创办了东语系，自任系主任。“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周作人成为北大“留平教授”之一。
    抗战开始以后，北大、清华以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内迁，先是在长沙组建了“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在云南组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
    问题是，学生没有牵累，说走就走，可教授们就不一样了，总有一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走，再加上校舍，设备、图书，总不可能都搬走，于是，北大、清华两校，就在滞留北平的教授中挑选了一部分，每月发给50元“维持费”，并请他们负责管理校产。这部分人，就是所谓“留平教授”，其中北大是 4位，清华则有 7位。
    周作人之所以留下，据他自己说，是由于家累沉重，“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
    周作人所说的九人，即他的母亲、鲁迅的前妻朱安；他本人、夫人羽太信子和儿子周丰一；加上羽太芳子和她的三个孩子。

    按：羽太芳子，即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的前妻。
    1912年，羽太信子在绍兴生下儿子周丰一，于是，她的弟弟羽太重九带着妹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月子。这样，芳子认识了周建人，后结为连理，这样等于是信子、芳子以姐妹而为妯娌。此后，芳子自然就留在了中国，并与周建人生了三个孩子，即周丰二、周丰三和女儿周鞠子。
    1919年，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花了3500大洋共同买下了八道湾十一号院，并将母亲、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也接到北京。周建人经鲁迅介绍入北大哲学系旁听，次年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其家眷则留在北京，由周作人供给。
    至于鲁迅，则早在1923年 8月，即因为“兄弟失和”而独自搬了出去，先租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又买下了阜成门内宫门口的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即“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那个地方（后辟为鲁迅纪念馆），直到1926年 8月赴厦门大学任教，从此，鲁迅再未回过北京。
    周作人要供养这么一大家子，要说经济紧张那是肯定的，不能轻易抛家舍业。不过，周的留平，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周的太太是日本人，周作人是不是会因此而觉得，日寇不会把他怎么样呢？
    这就是咱们后人瞎猜了。
    除了周作人，北大其他的三位教授都是因为身体原因，不宜长途跋涉而留下的。他们是明清史专家孟森（孟心史）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大哥、音韵学专家马裕藻先生；以及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冯祖苟先生。其中，孟森先生于1938年 1月14日即去世。
    尽管周作人的滞留北平，有其不得不如是的苦衷，然而，由于他的名声实在太大，人们对他还是表示了相当的关注。1937年 8月23日，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现在在国难严重，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中，世间的系念虽然也就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然而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
    郭沫若还借着诗经《秦风·黄鸟》中的话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对此，周作人的回答是：“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然而，不久以后，周作人就做了一件他确实“无从解释”的事情。
    1938年 2月 9日，周作人与何其巩、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事传出，举国哗然！
    其实，如果单以会议本身而言，基本上还是一个“务虚”的性质，也就是一帮子文化人在一起“扯一扯”，周作人也只是说自己“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而已，没有说别的。
然而，出席这个“座谈会”的，不仅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还包括日本占领军的代表。周作人堂而皇之地与日寇和汉奸在一起“座谈”，本身就是一种汉奸行为，用现在的话说，“起到了极坏的示范效应”！
    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中曾说“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较多，假使得到他飞回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现在，周作人不但没有“飞回南边来”，反而与“横暴的日本军部”、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一起“座谈”，你让大家怎么看你！大家能怎么看你！
    5 月14日，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等18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痛斥周的行径：“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具有，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仁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不以此为耻。”
    公开信的最后说：“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当年还不到30岁的文坛“小字辈”艾青则在《忏悔吧，周作人》中，以诗的语言向周作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忏悔吧，周作人 ! 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
    1938年 8月 4日，一向恬淡的胡适也坐不住了，他也给周作人写了一首诗：
    “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对此，周作人同样回以诗的语言：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浸水，
      结果只好改苦庵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远方的来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你很厚的情谊。
      飘然一杖天南行，
      并不是出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了好些老人，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把钵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老僧，
      希望得见居士的面。”
    转眼已是1939年的元旦，周作人依然在北平“吃苦茶”，既然如此，“中国的青年”就要向他射击了。
    祝宗梁说：“当时社会上流传周作人的许多事情，报纸也时常登载他的活动情况。周作人是文化界有身份的人又是鲁迅的弟弟。他与一些汉奸们沆瀣一气是我国知识界的耻辱。他的影响甚于那些军阀政客的汉奸行为。因此决定制裁他。”
    “北平抗团的燕京小组已经建立。宋显勇、范旭、方圻等人就对周作人进行调查，并协助将枪支送到北平。”
    方坼则回忆说：“刺杀周作人的任务来自天津，要‘燕京小组’协助。周作人是文化名人，出任了伪职，影响很大。‘燕京小组’组长宋显勇负责跟踪，调查情况，还访问过周作人。”
  
    按：此时的周作人在燕大当教授，尚未出任伪职。宋显勇、范旭、方圻都是其学生，识得周的面貌，因此抗团命“燕京小组”负责侦查，而行刺则由天津抗团主要负责人李如鹏亲自执行。

    宋显勇等人在燕大的同学陈嘉祥说：“因前此时期周作人曾在燕大任教，遂命宋显勇等识认周之面貌，侦探周之行踪，察勘周之家宅。”
    据方坼回忆，刺杀行动共有两次，第一次因在路上被警察看出破绽而临时取消。方坼说：
    “1938年12月下旬，天津派李如鹏来北平。两支左轮手枪先藏在伪满汉奸郑孝胥（他的孙子郑统万为‘抗团’成员）家，住址在西直门内。我们把枪事先转移出来，由李如鹏、宋显勇和我三人下午按指定时间出发，预定 4点钟到周家。先聚在西单的一家名叫亚北的饮食店，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我坐在前排的司机旁边，他们两个坐在后面，还带了一小箱子弹。刚过西四，就遇到军警临时检查，行人搜身。退不了，车只好往前开。上来一个伪警察，他们俩和他应付；警察大概看出来有问题，但害怕吃亏，没有声张，因为李、宋二人手都插在大衣口袋里握着枪，而警察掏枪不方便。车得以放行，到报子胡同，我们怕警察追上来，就下车，钻进了胡同。一直钻到天黑，李如鹏把枪和箱子交给我们走了，我和宋显勇转到一个与‘抗团’有关系的人家，把枪藏好。当晚已无法返校，我们俩另找了一个地方过夜。”
    1939年元旦，抗团第二次刺杀周作人。这次去的是李如鹏和赵尔仁，由范旭带路。
    陈嘉祥回忆说：“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
    许多年之后，祝宗梁、方坼都回忆了刺杀周作人的过程。
    祝宗梁说：“1939年初，李如鹏自告奋勇要执行这项任务。他带着赵尔仁去到北平。范旭领着李如鹏去北平西城八道湾周家。他自称是中日中学的学生，要去日本留学，有要事要见周作人。当时周正与客人谈话。当周从客厅出来时，李如鹏就向他肚子开了一枪，他应声倒地。李在回转时，周的仆人抱住李如鹏。范旭急速通知赵尔仁赶来救助。赵向这仆人开了两枪。然后三人安全撤退。事后才知道周作人只受轻伤，因他身上的腰带挡住了子弹转移了方向。”
    方坼则说：“上午李如鹏拿一封介绍信，冒充天津中日中学学生，说为留学日本的事求见。赵尔仁留在门外，范旭、李如鹏进屋，见周作人正和客人谈话。李如鹏在周作人伸手接介绍信的时候向他开枪，又给了客人一枪。范旭跑了出来，没见李如鹏跟上，急忙折回去，看到他被周作人的保镖按倒在地，忙喊赵尔仁相助。这时范旭喊‘九哥快来’，‘九哥’是赵的暗号，他在天津抗团主要成员中排行第九。赵尔仁立即赶来，对准周家的仆人开了几枪，使李如鹏脱了身。三人撤出，范旭还把围巾掉在了周家。几天后，我们从报上得知周作人遇刺只受轻伤的消息。”
    祝、方二人，都不在行刺的现场，他们的回忆，当来自李如鹏等人的讲述。相比之下，陈嘉祥的回忆反映了更多细节：
    “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李、范二人被周之佣人引入，赵尔仁留在门外巡风。时周正在内院客厅会客，见李、范二人进入，欠身示意，范指周对李曰：‘此即周先生。’李即出枪面周而射，周应声倒地。猝起不意，在座客人惊骇无状。范、李二人见大功告成，急遽退出。范前李后，行至前院，范发现李未跟上，遂折回探视，瞥见李在后院出口处被周之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正在挣扎。范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赵尔仁闻声即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之仆人连放两枪，彼等始行松手。李一跃而起，三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李赵二人将枪支送回原匿藏处，即乘车返津，范则径回燕大。数日之后，报纸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之消息。”
    关于周作人遇刺未死的原因，祝宗梁说：“后来才知道，这枪正打在周作人的腰带上。周没有受伤，而这仆人却丧命。”陈嘉祥的回忆已经很详细了，但是，依然漏掉了一个细节。
    周作人遇刺后不久，在给友人的信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时为元日上午，自称某校学生求见，鄙人弹中左腹，棉袍皆穿而阻于毛线衣之磁扣，只腹皮被撞伤，铅丸后为警察从地上拾得，其上印有扣纹，其来袭固是意外，亦是意外幸免也。沈启无君刚来，则弹中左胸，现在医院中，虽是重伤今亦可无虞矣。刺客出去在门首已被抓住，而门外尚有一人，进来开枪，致车夫死一人伤一人( 皆是街坊熟车，鄙人自己并无车。 )。”
    许多年之后，周作人再次回忆此事：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跟在后面，一把把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沈启无，1902年生，祖籍浙江吴兴，生于江苏淮阴。
    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而且是入室弟子。1925年沈启无入北京燕京大学中文系，认识了周作人，后与俞平伯、冯文炳、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
    沈启无写过一本《近代散文抄》，受到周作人的激赏。“七七事变”之后，周作人留在北平，并劝沈启无也不要走。后沈在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当中文系教授。
    1939年元旦，沈启无来给老师拜年，正好被李如鹏撞上，也挨了一枪，打在肩膀上，住院一个多月才好。
    说起来，沈启无虽遭“池鱼之殃”，但也不算太冤，倒霉的是工役徐田和车夫张三，连怎么回事都没有搞清楚就送了命。反倒是周作人，一枪打在肚子上居然毫发无损，不知是不是天意，要让周作人落水当汉奸。
    据方坼回忆：“1939年寒假，我们‘燕京小组’的几个人回到天津。抗团在国民饭店开会，‘燕京小组’也参加了。国民饭店在中国人开的饭店中算比较大的，为抗团的一个活动点，开办人是抗团主要成员孙大成（又名孙若愚）的亲属。会上曾澈表扬了一些人，又念了上面的一封电报，批评李如鹏，其中有一句：‘不够沉著，未能杀敌致果’。李如鹏很不好意思。
    可叹的是，抗团刺杀周作人，本意是阻止他当汉奸，不料，此举反而在客观上加速了周作人落水的步伐。
    元旦枪击案之后，周作人家进驻了日本宪兵。1 月12日，周任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8 月 1日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 8日，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死于肺癌，1940年12月19日，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伪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没有当成苏武，反而成了李陵。难怪当时有人说，周作人还不如在1939年 1月 1日那一天死了，还能“部分”地保全晚节。
        刺杀周作人之后，北平“抗团”先后又策划了数次行动：
    一、1940年 1月17日，枪击邹泉荪。
    邹泉荪，1902生，山东福山人。抗战爆发前，邹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二十九军撤出北平以后，张自忠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邹泉荪选入。
    邹的姐夫是商震手下的第三十二军第 141师上校参谋曲传诰，北平沦陷时，曲恰好在北平，他去找邹，想与他一起离开北平。当时邹泉荪说“受命于政府，与日周旋，身不由己”，并称张自忠也不会同意他离平。
    无奈之下，曲传诰请他照顾好家人，潜离北平。邹则于 7月29日加入了江朝宗的北平“维持会”，落水当了汉奸。
    祝宗梁说：“北平的伪商会会长邹泉荪早就被他们注意，只是一时没机会下手。1940年 1月孙若愚偶然路过西四的一个丁字路口时发现邹的汽车就停在路边。他以为邹逆就在车内。正巧他身上有枪。认为机不可失立即过去打开车门就向内射击。忽然听到女人叫声，方知打错了人，就赶快离去。结果邹逆的妻子替他死去。”
    侥幸不死的邹泉荪后任汪伪华北各省市省会联合协议会主席、伪东亚经济恳谈会华北本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被捕，1975年老死在狱中。
    邹泉荪案之后，北平抗团负责人孙若愚暴露，不得不撤离北平。祝宗梁说：“孙若愚那时住在中国大学，听到学生传说有个敌伪特务打听有无一个姓孙的。他看情况不妙，马上到燕京大学黎大展处暂避。后又听到燕京也在抓人。他经过魏文昭（女）和魏文彦（女）的帮助，利用她们父亲的开滦矿务局的关系逃去秦皇岛，后又乘船去香港转内地。”
    孙若愚走后，北平抗团由北大学生李振英继续领导，这样，北大就成了北平抗团的活动基地。
    二、1940年 7月 8日，刺杀吴菊痴。
    吴菊痴是个剧作家，曾为程砚秋写过剧本。北平沦陷以后，日伪组织新民会，在原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基础上改组为《新民报》，作为新民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汉奸喉舌，以吴菊痴为总编辑。
    祝宗梁回忆说：“在1940年 7月 7日那天，敌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大会。伪新民会以威迫利诱（据说到会者每人发一银元）的手段驱使一批人参加活动。北平抗团也想利用此时机与敌人对着干，曾印了些传单和标语预备散发。没想到他们在会场看到那些汉奸表演，真把他们气炸了。这大会是由伪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主办的，他和副总编辑陈胖子在大会上说的那些媚敌言论，颠倒是非，真是无耻之极。对这种民族败类，抗团人员恨不得马上杀了他们。”
    正巧头一天（7 月 6日）报上说当时的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要来北平演出，并与新闻界人士“餐叙”，地点在同和轩饭庄。北平抗团立即决定于次日“对吴、陈二逆予以制裁”。并决定由冯运修和李振英制裁吴菊痴；刘永康和叶于良制裁陈胖子。
    祝宗梁回忆说：“到时候四个人都在饭庄门口等候了。吴菊痴先出来了，冯、李二人骑着脚踏车就跟在吴的黄包车后面。当走到和平门外到原师范大学附近时，正巧遇到一家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冯运修趁此时机，蹬快几步，当车接近黄包车时，举枪对准吴菊痴的脑袋就开了两枪。街头噪音使车夫都未察觉。任务完成后担心敌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叶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使陈胖子意外检了一条命。”
    被刺的吴菊痴当场毙命。但刺吴案引发了一个不幸——连累了毫无关联的白玉霜。祝宗梁说：“敌人认为白玉霜有嫌疑，就把她也抓了起来。听说敌人对她还用了刑，以致她留下的病根，后来还影响了她的性命。”
    三、1940年 7月18日，枪击舒壮怀。
    仅过了10天，7 月18日上午，北平抗团又对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采取了行动。
    祝宗梁说：“这天李振英、刘永康、孟子青三人来到劈才胡同他家门口。舒壮怀刚下汽车，李振英就对他头部他开了一枪。他一声嚎叫摔倒在地。刘、孟二人监视司机和保镖，未见有任何动静，然后三人一起撤退。结果舒逆未死，只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四、1940年 7月24日，制裁俞大纯。
        祝宗梁说：“7 月24日经过调查：逼迫人们献铜献铁，助纣为虐的主事者是伪华北建设总署俞大纯。这次主攻手是刘永康，另还有陈辰做掩护。他们在丰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经之路等他。当俞逆坐着黄包车经过时，刘永康鉴于上次经验，不能只开一枪，就向他的背部连开了两枪，陈辰又补了一枪，俞逆当场毙命。”
    此外，北平抗团还曾经谋划过其他行动，如刺杀川岛芳子和汉奸周大文等，但因时机迫促而失败。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抗团的行动，有两个特点：
    一是行动的密度高。比如北平抗团在1940年 7月的十几天之内，居然连续策划了三起行动；比如祝宗梁在天津连续三天纵火破坏。
    二是成功率高。相比于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我们曾经叙述过的那些所谓行动案件，比如陈恭澍啊那种磨磨唧唧的劲，抗团的这些年轻人痛快多了，见着目标掏枪就打，枪枪见血。
    之所以如此，有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是出于高度的爱国热情，这是不用说的。
    第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不像职业特务在行动之前，瞻前顾后地想那么多。也不管什么“未算胜，先算败”，比如行动过后的撤离问题，他们当然不是不想，但显然没有太多地想。没有任何顾忌，干出来的“活儿”自然“脆生”。如果陈恭澍有这种劲头，早在红河大桥已经把汪精卫给结果了。
    第三，抗团是“本地作案”，对于平、津的风土人情、地形地物格外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像那些职业杀手，派到某处，人生地不熟，先得用十天半个月的时间熟悉环境；再了解制裁对象的生活习惯；再寻找可靠的内线、外线、社会关系；再谋划进入现场和事后的逃生路线；再跑到现场模拟个一两次、两三次，一切“烂熟于心”。等到“谋定而后动”的时候，没准要“制裁”的对象早都搬家走了。
    第四，抗团都是些孩子，其中有些还有着很好的保护色，他们的目标确实比较小。除非内部出问题，否则，日伪的目光不大容易集中到这样一个人群上来，纯粹属于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当然有利。
    但是，必须要说，这种粗放式的“行动”方式，时间长了肯定会出现问题，日伪的特务机关也不是吃素的，一旦引起他们的注意，危机就在眼前，因为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业余的毕竟是业余的。
就在北平抗团的行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天津抗团也在谋划一次行动——制裁程锡庚。
    与前几次行动相比，抗团在天津的这次“制裁”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由于此后不久军统局平、津两站的覆灭，抗团的主要基地不得不撤离华北。
    天津租界的抗日活动，早已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说的：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1938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年 2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 4月 9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程锡庚，1893年生，江苏镇江人。程是前清举人的底子，191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后游学法国、美国。1921年，程锡庚回国，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后转财政部。
    1934年，程锡庚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平特派员。1937年4、5月间，张自忠受宋哲元指派，率团赴日本“考察”期间，程还搜集过张在日本的言行，并报告中央。
    平津陷落之后，程加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 3月，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成立，程锡庚充任该行经理。1939年 3月24日，伪津海关监督温世珍代理伪天津市市长，内定由程锡庚接任。这样，程锡庚成为华北的重要经济汉奸，同时也上了抗团的“黑名单”。祝宗梁回忆说：“制裁程逆这件事，起初都是孙若愚调查的。在1939年 4月初，孙若愚要去北平。他临走前向我说，要我留心这件事。”
    祝宗梁说：“程锡庚是伪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还兼海关监督。而且他就在这黑名单之中。他家就住在英租界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门口还有警卫。后来正巧换了个警卫恰是抗团成员。孙若愚和他商量，假装把他捆绑然后进去行动。他建议说程逆喜欢看电影，不如到电影院去杀他。”
    经了解，抗团了解了程的基本情况：“程本人五十几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有个女儿在耀华初中读书。他家汽车号码是1657。爱好看电影，准备在电影院制裁他。”
    这天是1939年 4月 9日，是个星期天，袁汉俊、孙惠书、冯键美到祝宗梁家来玩，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要回去，祝宗梁提议“一起到各电影院转转，看看有没有1657的汽车”。
    事有凑巧，当天恰好在大光明电影院发现了程的座车。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立即决定行动。我回去取枪，汉俊去找刘友深来帮忙。等都回来，电影已经开映很久了。中间休息时，我们分头到楼上、楼下去找。只是在楼上中间第五、六排发现一个可疑的对象。跟着电影又开映了。可疑的是他们有五个人。夫妻俩带三个孩子。大女孩十二三岁，正是读初中的年龄。另外还有两个男孩，都还是十岁左右。我们事先并不知他家还有男孩。我们又谁都没见过他本人，这使我们不敢断定他是否就是程锡庚。
    祝宗梁想了个办法，他去写了张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请电影院帮助打在屏幕上。等他回来，负责监视的刘友深说：“这人看了幻灯片，就要站起来。但马上被他妻子按下去了。”
    祝宗梁说：“从这个动作我们断定他就是程逆无疑。我从另一个方向走到程逆后面这排，再往里走距离他两个位子，我坐下来看电影。这主要是使我定定神，把刚才一些杂物事摆脱开。等我决定行动时，立刻站起来。用枪对准他的脑袋只有一尺远。连开四枪。这时四周观众都站了起来。我旁边的几个人都向后退，给我让路，让我先走。”
    祝宗梁回忆说：“我和刘友深从三楼混在观众中下到二楼的楼梯口时，一个人突然从身后抱住我。我转身用枪对他肚子开了两枪。他倒了下去。又一个人从身后抱住我。我再开枪时，子弹没有了。我们在挣扎中一起滚下了楼梯。两人都是头下脚上，他抱住我的腰，我拢住他的头。他张嘴把我手指咬了一口。”
    这时，袁汉俊及时出现，他用枪顶着这个人的背后，开了一枪，当场将其打死。祝、袁遂安全撤离现场。
    在回忆中，祝宗梁高度评价了袁汉俊，他说：“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应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应该看到一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一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一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祝回忆说：“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扎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程锡庚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是报丧的意思。当天的报上说：第一个抱住祝宗梁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八个洞，送到医院抢救未死。第二个瑞士人则当场死亡，祝宗梁说：“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
    祝宗梁回忆说：“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刺杀程锡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抗团的年轻人所始料不及的，日伪方面迅即做出了强烈反弹。
    4 月10日，伪天津市代理市长温世珍即致函英国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英方饬英租界工部局严缉引渡暗杀案犯，并提出日方进入英租界搜查凶手的要求。
    4 月11日，英租界方面同意与日本方面共同搜捕暗杀案犯，并于12日回复伪天津市特别公署：“接受日本方面协力、努力缉拿、引渡案犯。”
    《华北治安战》中说：“事件一发生，天津市公署立即向英总领事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引渡犯人。15日通过日英共同搜查，检举了四名嫌疑犯。”
  
        按：该 4人的被捕时间实为1939年 4月22日。很显然，这“四名嫌疑犯”并非祝宗梁等人，然而，这 4个人的出现，却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要说呢，英国人也没有完全抓错，这 4个人，的确与军统有关系。乔家才说：“程锡庚披打死以后，平津的汉奸们，甚至日本人都非常震惊。日本人一方面逼着英国人缉捕凶手，一方面重金悬赏，捉拿杀死汉奸的英雄。英租界当局事后逮捕了四个嫌疑犯，这四个人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是搞游击队工作的，与打死程锡庚毫无关系。”
    原来，这 4个人是王文的部下。
    王文，大家应该还记得，原天津站行动组组长、陈恭澍的得力助手，军统七小杀手之一，在吉鸿昌案、石友三案、殷汝耕案、王克敏案等行动案件中，一度十分活跃。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王天木、陈恭澍组织的“滦榆游击总部”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王文为第九路军总指挥。
    所谓第九路军，听着很吓人，其实规模不大，战斗力也不甚强，很快就被打散。王文等遂化整为零，回到平津一带，继续进行敌后袭扰活动。此次被抓的兰向隆，就是王文的“锄奸暗杀团”的组长，另外的兰隆、李德祥、沈向金等 3人，都是兰向隆的手下。
    兰向隆，别名赵洪，当年43岁，河北省玉田县人。经过 4月15日、17日和22日的三次大搜捕，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兰向隆等 4人，并认为有重大嫌疑。
    由于日本宪兵队的坚持，4 月25日，英方在未经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同意的情况下，将蓝等“借”给日方侦讯。最初，英方只给了日本人24小时的时间，但最终延长到 5天，即在30日必须将蓝等“归还”。
    据日方史料记载，兰向隆的“供述”如下：“我17岁前，上了私塾，19岁在线香制香厂里作学徒，21岁时的12月我参加了东北五十八团三营第九连作为一名步兵入队，在兵队里勤务了三年退伍，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警察局任警士，任三年后升任警长，约六年勤务，之后在河北皮县、河北三河县警察局任警长、约五年退职。”
此后，兰向隆谈到了他加入“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的经过：“我在河北宝坻县人的朋友王文来信要求下，让我招募兵士组织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在我的组织下招募了 6百余名兵士，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和王文会合，编成北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王文自任第九路军长，我任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第一旅长。其后，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旧历农历）第九路军解散。”
　　兰向隆说：“我和赵生及妻来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十二号居住。约十日前搬入现在的益世里。房租从开始时候就由王文来支付，毎月给我五十五元的生活费。我是王文指挥的锄奸暗杀团的组长。”
    兰向隆所说的“赵生”，即同时被捕 4人中的沈向金。沈向金当年30岁，河北省宝坻县人，其供述如下：
    “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上了二年半私塾。民国二十二年在河北宝坻县新安镇商会组织的自卫团里任班长。5 年的勤务后，在去年 6月被任命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官，同年 8月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农历）第九路军解散。来天津在天津英租界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十二号居住。在本年 3月下旬搬入现在住所。”
    兰隆是兰向隆的胞弟，化名赵如，当年26岁，其陈述如下：“我自小作农业，无学历。兄小学 3年修业，在线香制香厂里打工。兄在任旅长时我任其副官。在新安城驻屯。去年 8月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第九路军被日军击溃。8 月下旬，我和兄夫妇、母、兄的孩子来天津，住在乐庆里。同年 2月移住现在家。兄王文每月领约50、60元。我不知兄做何工作。1 月下旬、映画馆的刺杀事件，李德祥对我说：都是和王文暗杀团有关联。”
    李德祥，当年27岁，与沈向金是河北宝坻同乡。他供述说：“我自小在家从事农业，没上私塾。21岁参加了大口屯自卫团，去年 6 月任王文的副官，忠义救国军第九路军，受到多次日本军攻击、被日军击溃。去年 8月末第九路军解散。9 月上旬来到天津赵洪的家。在蓝家里、王文、李桂石等其他友人（详细名字不知）经常来。我在蓝家居住。我每月30元、我参加暗杀活动、在暗杀团打杂。”
    十分蹊跷的是，本没有刺杀程锡庚的兰向隆等人，却供述程案系他们所作，这当然并不奇怪，三木之下，何不可得？
    奇怪的是，蓝等讲起刺程案的细节，居然也像模像样，有可能是看了报纸上的新闻，于是在酷刑之下，胡说一通。
    兰向隆说：“我在三月初，具体日没记住，那天午后二点三十分，王文坐汽车来我家，告诉我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我也承诺了，就领着李德祥，各自拿着王文给的装六发弹的新手枪，坐王文的汽车（2146号）出发。我们去天津英租界大光明影院，在大光明影院前，己经到达的有白桐春、李志忠、张富等三人在那等着。我被命令在看汽车掩护，在那等待放哨，王文和李德祥进入影院，白桐春、李志忠、张富三人放哨人护驾掩护左右。不久、就听到枪声后，李德祥飞进车内，一分过后王文也飞进车内，车马上开动，出中街、伦敦路、在内七十四号路乐庆里的胡同前，我和李德祥下车，将新手枪返还给王文。过了两日后，王文来我家，兴奋地说：上次大光明的暗杀大成功！为避免捜索，各位尽早搬家！给了我三十元，我就搬入现在的家。”
    兰向隆还自称参与了“王克敏案”，他说：“我和刺杀伪联银天津分行程锡庚经理关联以外，去年 3月的在北京，和王文等数名同志，参加了刺杀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动。我作为王文的部下，参加刺杀行动，毎月的费用都是王文支付。我都是为生活才作的、现在非常后悔。
    沈向金亦自称参加了刺程案，他的供述更加详细：“大约距现在20日前（时间不能正确记述），早八点左右，蓝组长对我说：今夜有工作，12点左右，去求自里。午后 1点过后，去那里，有汽车。王文、组长和我坐汽车到二十九号路的小公园，在公园王文命令我们暗杀程锡庚经理。在到公园前，在车内我领到手枪。在公园等到 6点左右。”
　　沈向金说：“到大光明影院，组长和我放哨掩护。汽车停止在大光明影院的西邻的左侧，西方向。我的任务是监视外面，不久听到枪声，馆内大乱，观客出来观众惊乱地争先恐后逃离影院，王文也出来上车，往西方向行车，在七十四号路乐庆里，我下车，将手枪返还王文。事件二日后搬入现在住所，后二日、组长给我 100元。组长拿了多少不知。15，16日前，组长和我去东马路大狮子胡同李同志家，给我新手枪说开始行动，在东门付近狙击日本军人。”
沈向金还说：“去年末在法租界王竹林刺杀、去年 5月在法租界国泰电影院及特一区光陆电影院爆弹装置、及去年 4月左右，在北京的王克敏暗杀事件、全部都是王文及蓝组长等同志所为。我是去年 1 月王文告知我来天津作生意，为了生活参加了暗杀活动。”
    兰隆、李德祥二人，则只说在“暗杀团”“打杂”，未承认与任何刺杀案件相关。

邱晓云

61、曾澈与抗日杀奸团（3）

     四、1940年 7月24日，制裁俞大纯。
        祝宗梁说：“7 月24日经过调查：逼迫人们献铜献铁，助纣为虐的主事者是伪华北建设总署俞大纯。这次主攻手是刘永康，另还有陈辰做掩护。他们在丰盛胡同俞逆每天上班必经之路等他。当俞逆坐着黄包车经过时，刘永康鉴于上次经验，不能只开一枪，就向他的背部连开了两枪，陈辰又补了一枪，俞逆当场毙命。”
ys1937 发表于 2011-8-23 18:19

鱼书记的祖父

ys1937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4）

    拿到了“供述”，4 月30日，日本宪兵队如约将蓝等 4人“还”给英方，接着便以伪天津市特别公署的名义，向英租界工部局要求办理“引渡”手续。
    孰料，兰向隆等回到英租界，马上翻供，拒不承认与刺程案有关，而英租界亦认为“供述中疑点甚多”，要求日方补充证据，并拒绝引渡。
    5 月 6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天津防卫司令官本间雅晴称：“英法租界是抗日共产分子阴谋活动的策源地，为各种暴力行动的避难所”，并警告说：“庇护暗杀犯人，是对日军的间接敌对行为，是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挑战”。
    5 月31日，本间雅晴向英方发出照会，“限英方于一周内将 4.9 程案凶犯交付地方法院。” 6月 4日，英方书面拒绝了日方的引渡要求。
    几经交涉，不得要领，日本人焦躁起来，6 月13日，本间雅晴发表了“隔绝英租界的声明和布告”，宣称：“为了解决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引渡犯人，而是要求英法改变援蒋态度，根绝金融、经济、思想的扰乱政策。在英租界当局认识华北的新形势，并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前，决不罢休。”
    次日，日军开始对英租界采取行动，据《华北治安战》记载：“14日，自午前 6时起，进入了实力行动，对英法租界外围的七条通路及从万国桥起到白河下游，开始了盘问和检查。”
    同日，天津伪市公署贴出布告，警告市民“不得轻率出入于英法租界”。
    6 月18日，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在迫使英国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盼日本重新考虑，否则英将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护在华权益。”
    6 月23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英、法两国提出五项“最低限度的要求”：“一、将租界内的恐怖分子及共产系统分子立即引渡临时政府。二、协助临时政府实行通货政策，特别是在租界内禁止旧法币的流通及现银运出。三、协助临时政府检查管理租界内的中国银行、钱庄及商行、公司等。四、对违反临时政府政策的设施、言行、出版物等，严加取缔。五、今后实行共同管理。”
    对此，日华北方面军表示“全力支持”，并声明“坚决贯彻这一意图”。
    《华北治安战》评价说：“于是，事态从禁止法币流通的老问题，发展到新的局面。在这期间，英国方面一直进行着各种阴谋活动，但对封锁租界则感到无法应付，因此，提议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日本政府表示同意，并邀集现地有关人员，在东京迸行了交涉。”
    至此，抗团一手导演的“刺杀程锡庚”案，演进为英、日两国之间的对立。
    祝宗梁回忆说：“约在六月份英工部局捉到四个人。日方硬说他们是刺程犯。要英工部局将他们引渡。其实他们是军统工作人员。曾澈接到通知要参加制裁的几个人都到重庆去。于是祝宗梁、袁汉俊、刘友深、冯健美（女）于七月份乘船去香港再转重庆。沈栋因身份暴露，不易立足也同行。孙惠书（女）因母亲关系不能同行。临离开天津之前，曾澈才说明到重庆与何人联系。至于军统是什么样的组织，大家都丝毫不了解。”

    按：沈栋是于不久前越狱成功的，祝宗梁说：
    “沈栋在1939年 5月放风时玩双杠。这双杠离墙不算远。他站在双杠上突然来个鹞子翻身跳到墙外。一落地他撒腿就跑。只听到后面几响枪声。他左转右转就跑到沈元寿家。这时沈已去昆明读书。沈家还是把他藏了起来。等到英工部局搜捕风过后。经过组织帮助，送他去北平暂避。沈栋在火车上看见一个日本军官站在上车处的扶梯旁边。两只手左右都拉着拦杆，面孔朝外面看风景。沈栋看四周无人。用足力气把脚向他背后一踹。这军官叫也没叫就栽下去了。那时火车入口处不像现在这样是封闭的。这日本军官不一定摔死，但鼻青脸肿无疑。”

    祝宗梁等先到香港，并由军统香港站的王新衡和张冠夫为他们买了飞机票，飞往重庆。祝宗梁回忆说：“到了重庆，我们被送到海关巷一号，住在马鞍山招待所，等候接见。令人大出意外，我们等来的接见人竟是戴笠。他对我们百般招待，8 月上旬又领着我们去见蒋介石。虽然在谈话中，蒋介石只是对我们的学业和家庭情况等问了几句，没有一会儿功夫就出来了，可大家面对此种‘殊遇’仍是满腹疑团。”
    在1939年 8月 4日的日记中，唐纵记载说：“在戴雨农处午餐时，同餐者有熊小姐及其女公子，谈起此女孩，来头颇大，现在日本英日会议，其起源即籍口被刺一案，日本所要求引渡之嫌疑犯，皆系莫须有。实际行动者今日皆已来渝矣，此少女即其中之一。其年方十四岁，健壮而有血性，胆大而沉着，洵奇女子也。此种惊天动地之锄奸案件，谁能料到公子小姐可以为博浪之击，又谁能料到十几岁孩子可以为此人所不能为之事。”
    在这里，唐纵所说的“熊小姐”，即熊希龄的二小姐，其“女公子”即冯健美。其时，英、日两国，正因为“引渡”兰向隆等 4人一案，闹得不可开交。
    6 月21日，英外部发表谈话，“盼日本了解英之处境困难”。 一周之后的 6月28日，日本表示：“天津租界事件可经由谈判解决。”
    经过双方的妥协，为解决天津租界事件、并进一步解决英日关系问题，从 7月15日开始，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开始谈判。
    7 月22日，英日双方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并于24日正式公布了《日英声明》，称：“英国政府完全承认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中国，存在着现实问题，并认识到在此种状态继续存在的时期内，日军为保障它的安全和维持所控制地区的治安，有其特殊要求。”
    “声明”还称：“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
    在“声明”中，英方表示，要指示“在华英国官员及英国侨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换句话说，英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侵略行径的“合理性”，并将予以配合。
    7 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盼英政府于英日东京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应符合其法律上及道德上之对华责任。”
    国府的外交辞令十分温和，事实上，在当年，英国这种为了一己之利，抛弃道义、抛弃苦难中的中国的做法，与当年在欧洲大陆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遂被国际社会斥为“远东的慕尼黑”阴谋。
    因此前，日本曾向英美两国提出“改组上海公共租界组织”的要求，被英美断然拒绝。为表示自己的“一本大公”，7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商约》。
    8 月 3日，英外相通告驻外使馆，“说明其远东政策”，“暂时仍藉谈判以解决英日纠纷，部份的满足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之要求”。
    尽管如此，在英日两国关于“租界问题”的具体谈判中，由于日方的要求实在太过离谱，如在英租界内禁止“法币”流通，以伪“联合准备银行券”取而代之；如各租界内银行所存之中国白银完全交给日本，等等，均涉及西方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英方无法单独接受，因此谈判不得不暂行搁置，并最终破裂。
    《华北治安战》说：“东京会谈从 7月15日开始，有关原则问题于22日达成协议，24日进入天津问题的具体讨论。然而，26日美国政府突然通告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 1911年缔结 )，希图牵制日英会谈。因此，英国态度立即转为强硬，并提出‘禁止法币流通和移交现银意味着英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并且对第三国也有深刻影响，因而不能同意’的反对意见，因此，双方形成了根本的对立。”
    在日方的压力下，8 月12日，英方宣布，同意以“两名杀人犯、两人参加非法组织”等罪名将兰向隆等 4人引渡给日方。
    对此，驻英大使郭泰祺提出抗议：“对英的引渡表示遗憾、现在其４人是无罪、即使有罪、也应交给重庆政府、期待英国的强硬对日态度。”
    事发之时，乔家才正在平津一带，他说：“日本人要求引渡，英国人不主持正义，为了推卸责任，不理中国政府的抗议，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硬把四个人引渡给日本人，任由日本人去杀害。他们还答应日本的要求，预备派人到东京去谈判，把中央存在英租界的大批白银交给日本。”
    由于兰向隆等人的被引渡已成定局，戴笠必须得想办法了。祝宗梁回忆说：
    “8 月15日，戴笠要我和袁汉俊到香港去自首。事因是这样：在天津有四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方面就要英租界当局把这四人引渡给日本，理由是因他们是刺程犯。英方说他们不是，所以不引渡。日方硬说是，英方仍说不是。于是就需要我和袁去自首，说我们才是刺程犯呢！”
    此外，戴笠还特别保证，祝等绝不会有生命之虞：祝宗梁说：“戴笠还说此事他与王宠惠（当时外交部长）研究过。英国可能将他们送到伦敦，又说无论在何处也要极力营救。此去要自称是出于自愿，还要对到过重庆的事予以保密。同时要曾澈把二人的父亲接到重庆，免受敌人报复。”
    对此，乔家才说：“抗团的同志对于英国人这种作风，非常愤怒，同时为了保全中央在华北的经济命脉（大批白银），决定要给英国人一个难看。祝宗梁、袁汉俊两个人悄悄地跑到香港，向英国政府自首，以行动来抗议英国人引渡四个无辜的中国人的可耻行为。他们承认汉奸程锡庚是他们两个人打死的，与引渡的四个人毫无关系。”
    遵照戴笠的指示，祝宗梁、袁汉俊来到香港，向港英当局提交了“自首书”。据祝说：“经戴笠一番巧言劝说，我们到了香港。一切手续军统都给办妥了，他们代请了律师，代向世界各大通讯社发送了新闻稿，我们只是写了一份事情的详细经过，连律师的面都没有见过。包括重庆、天津等地的报纸都登载了这条新闻，我们两人的名字就这样传了出去。军统派刘戈青和我们联系，要我们住在旅馆，不得出门一步。”
    据日方史料记载，当时重庆的报纸说：“程锡庚暗杀者名是大学学生卓忠良和袁汉忠。”对此，日方判断认为是“重庆国民党政府来搅乱事件作出的一策，卓忠良和袁汉忠作为暗杀者证据不足”。
    为了证明自己确系刺程“案犯”，祝宗梁提交了几条“查证”线索：“（一）我们在那天和瑞士人搏斗时丢失了一支手枪，落在楼梯附近，是六轮手枪，里面有六颗子弹而且都是用过的空壳。手枪上有指纹，这指纹是祝宗梁的。（二）影院里找人的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是祝宗梁写的，可从笔迹查证。（三）与瑞士人搏斗时，祝宗梁还丢了一只鞋，是右脚的，丢落在楼梯附近，可从气味查证。”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1939年 9月 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欧洲各国顿时乱作一团，祝、袁二人的“自首”居然无人理会，逃过了一场牢狱之灾。祝宗梁回忆说：
    “由于当时欧洲已经发生战事，英国张伯伦首相的妥协外交政策仍在继续，英国对本土的灾难还自顾不暇，在远东只得步步向日本屈服。我们的自首没有被受理，军统要营救的四名‘刺程犯’也依旧被引渡给日方。”
    9 月 4日，英租界将蓝向隆等四人交天津伪地方法院，并转日本宪兵队。祝宗梁说：“英方香港当局没有受理我们的自首。在香港住了约三个多月后，我们就回重庆了。”
    乔家才说：“英国人自己也觉得太丢人，不接受他们的自首，把他们驱逐出境。他们无可奈何，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段声明，离开香港，去到大后方。后来英国狃于国际舆论，也就籍拖延的手段，中止了派人到东京谈判白银的计划。我到天津不久，这一封英文报纸正好寄到天津。我们看到这个消息，觉得他们的行为，不但勇敢，而且非常高贵，真值得为他们而骄傲。”
    天津，是乔家才“华北视察”中的一站。大家应该还记得，乔家才是1938年 3月 7日离开北平的，行前，平津的“老朋友们”还在“玉华台”饭庄给他践行。
    乔家才的目的地是长沙军统局临时办事处，但他不能直接去，要绕个大圈子。离开北平，乔家才经天津，乘船途径上海、来到香港，乘广九路火车到广州，再搭乘粤汉路火车，千辛万苦地赶到长沙。
    刚到长沙，乔家才即被任命为军统局“随节办事处”军事科长，于是，乔又赶往军统的临时总部所在地——汉口。
    在汉口，乔家才见到的第一个同事，就是他的好友、不打不成交的刘培初，其时，刘的公开职务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某处的处长。
    接着遇到的就是戴笠的秘书、专写大报告的刘启瑞，一问之下，才知道乔回来以后，还没有见到戴老板，刘很热心，马上帮他安排，两天之后，乔终于见到了戴笠。
    从1936年初被派往北平，乔家才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这位老同学了，于是他除了汇报自己在平津的工作之外，还在战时的人事管理方面向戴提出了一些建议。戴一听很感兴趣，马上令乔做人事秘书，乔立即声明自己不是这块料，还是愿意干情报工作的本行。
    戴听听也有道理，于是即令他赴河南，视察梁干乔刚刚沿着平汉线建立起来的秘密电台。
    在河南的视察工作，出人意料的艰难，由于日寇正逐步南下，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乔的河南之行，居然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郑州。
    乔家才刚准备回汉口复命，随即接到通知，即刻赴陕西“督导”工作，乔马不停蹄地又赶赴陕西。到1939年 5月间，戴笠又令乔家才赶往甘肃，视察军统甘肃站、兰州特警班和甘肃省会警察局三个单位。
    这一大趟跑下来，已经是1939年 6月了，乔家才前往重庆见戴笠复命，他后来回忆说：
    “重庆发展得实在惊人，民国二十四年我在重庆的时候，一出通远门，只见一片茅棚矮屋，已经是荒凉的郊区。现在连观音岩、上清寺、两路口都盖满房屋，连成一气，马路也开辟了许多条，简直面目全非，有些不认识了。”
    见到戴笠，乔家才得知，自己又要外出“视察”了，这次是华北——1938年 3月，乔家才离开北平，到1939年 6月，一年多的时间，乔几乎跑遍整个中原和西北地区，一天都没有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过，就又要回到华北去了。
    推荐他担任这个角色的，依然是乔的好友刘培初。乔回忆说：
“回到重庆，才知道要我到华北去视察工作这个任务是培初兄推荐的，当时他正担任军统局的督察主任。这个推荐可不是好玩的，到华北去，要经过许多风险，但是我不能说不去，因为要派一个人到华北去督察工作，我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华北工作的同志，大部份都是老朋友，我去华北，可以带给他们许多鼓励和安慰。”
    行前，戴笠在他曾家岩的公馆为乔饯行，戴见乔穿着一套中山装，遂笑问：“你准备穿上这套服装到华北去吗？我看你还是赶快做一套西装吧！”
    乔家才说：“是的，我不能穿上这一套衣服到敌后去，但是我的目的地是华北，不是上海。在上海穿西装最合适，在北方穿上一套西装，会引起人家注意的。”
    于是，乔做了“一件夏布大褂，一件夏布小衫和一条白布单裤”，作为去华北的“全副行头”。
    回到华北，依然要沿着乔出来的那条路，兜个大圈子。1939年 6 月30日早晨，乔家才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准备乘飞机赶往桂林。
    一会儿，戴笠赶来了，乔家才回忆说：“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带到香港，并且嘱咐我，务必在当天晚上递到，因为收信的人将于明天早上离开香港，乘轮船到新加坡。”
    接着，戴笠将乔叫到一边，很严肃地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乔家才并不知道王天木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王目前究竟在何处工作。所以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天木知道我的态度超然，我说的话，他可以信得过，可以减少他的疑虑。”
    于是乔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这时乔也该上飞机了，于是戴与他握手，说：“好吧！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来电报！”
    乔家才回忆说：“飞机起飞不到一个钟头，机上宣布，飞机发生点小毛病，必须折回成都修理。飞到成都，又说当时修不好，要在成都过一夜，第二天才能再飞香港。这样一来，戴先生交我带的亲笔信件，刚好递不到。他的亲笔信可能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在成都的一夜，最使我感觉不安。除了拍发一封紧急电报，报告飞机折回成都修理外，别无其它补救办法。”
    7 月 1日，乔家才离开成都，经桂林、于当晚到达香港。乔还想着戴笠的那封亲笔信。他回忆说：
    “到达香港，我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戴先生交给我的那一封信是白色洋信封，用钢笔直写的，收信地址是‘德辅道中川号’。‘川’三立划写的很靠近，我以为是个四川的川字，‘中川号’一定是个商店的名字，于是，我从德辅道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把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都看遍了，始终找不到中川号这一家店铺。不得已，我用手握住收信人的名字，只露出收信地址，请教一位行路人。他嘴里念着德辅道中一百一十一号，用手指指着前面，指示给我，我才恍然大悟。门牌号数前面加上一个中字，在内地的城市里并不多见，我虽去过香港两次，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曾留心把街道分成东中西三段，同时也没有想到，在中文中间的‘川’，是亚拉伯数字，真是一个可笑的错误。等我找到一百一十一号，收信的人果然已经在早上走了，多么使人扫兴，只好把信交给那里的同志，请他们设法转去。”
    “那里的同志”即军统局香港站，接待乔家才的，就是戴笠的同乡张冠夫，其时，张在香港站负责庶务。乔回忆说：“浙江张冠夫兄代我买好一张开上海的法国邮船船票，并且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方面的毛万里兄，约定八号在法租界的一家大饭店碰头，由他来找我。”
    1939年 7月 7日，正好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的当天，乔抵达上海，他回忆说：“八号一整天呆在饭店里，等候万里兄来访，一直等到深夜，他还是没有来。我怕发生什么意外，九号一清早离开法租界，迁到英租界，买好开天津的船票，等候开船。”
    乔家才回忆说：“轮船驶近大沽口，空气非常紧张，情形显的很严重。轮船停在口外，等候日本人检查。等了两个钟头，才有一只小汽艇载来几个日本人和中国人，上船以后，先是防疫检查，然后个别登记。及至轮船靠岸，乘客登陆，并不准即刻离开，把所有的旅客排成两列，行李放在各人的前面，日本人监视着，由中国人来检查行李，并详细盘诘每一个人，足足蘑菇了三个多钟头，才算完毕。旅客里面只有两个穿西装的，检查的人特别注意，由日本人亲自询问了一遍，当其它的旅客已经离去，他们两个还被留在那里。幸好我穿的是夏布大褂，要是穿上一套西装，今天绝难免掉这场意外的麻烦。”
    乔家才没有在天津停留，直接回到北平家里，他回忆说：“妻对我突然归来，非常惊讶，一见面就楞住了，过了一会儿，才破颜为笑。‘你为什么事先不给我一个信儿? ’妻很抱怨我。‘这样不更有意思么? ’我说。离家只有一年三个月，彼此都感觉到，好像经过了很久很久。”
    意外见到丈夫归来，乔太太当然很高兴，然而，她不会想到，过不了多少日子，她就要为自己的这位“地工”丈夫，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
    回到北平，第一步自然是视察北平站。乔家才回忆说：
    “回到北平以后，必须先同当地的机构取得连系，可是重庆告诉我的两处接头地点，我去找了两趟，毫无结果。妻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找珩彦呢? ’珩彦担任内交通，他是湖南人，家住在宣武门外湖南会馆。我到珩彦家里留下一张条子，告诉他，我已回家来了，希望同他见面。只要珩彦回家看见条子，很快就会取得联络。
    果然，不到两天，周世光就来看望乔家才。
    抗战前夕，乔任北平区第一站站长的时候，周世光是他的搭档。目前，周已经是北平区副区长了，区长则是马汉三，当时正好到察绥“指导工作”。
    乔听了，告诉周世光，他打算先到天津，回头再谈北平的工作，并请周替他同天津联络一下，规定接头的办法，随即赴天津。
    乔家才在回忆中说，在赴天津的北宁铁路火车上，他还遇到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几乎露出马脚。
    乔回忆说，当时，“一个矮个子，八宇胡，样子长得很排场，身穿警察制服的查车警官”问他：“到那儿去? ”乔说：“到天津去。”对方接着问：“打那儿来? ”
    乔不假思索地说：“北平。”乔回忆说：“那警官似乎有些惊奇，蛮凶狠的样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加重语气，又重复问我一遍：‘打那儿来?  ’”     
    乔仍说：“北平。”这时，那警官“声音特别提高了一些，语调也特别拉长”：“什么，打那儿来? ”好像在提醒乔家才：“你这家伙太不小心，太大意了。”
    乔回忆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北平不是已经由伪组织改为北京吗? 虽然重庆方面仍旧叫北平，可是华北的人们都改叫北京。我叫惯了北平，猛然一问，顺口而出。殊不知，这一个字的漏洞，关系很大，可以招致杀身之祸。我这样回答，很明显的，是刚从后方来，不然，怎会把北京叫做北平呢？”
    乔赶紧改口说：“北京。”
    乔家才回忆说：“那位警官盯着我，摇一摇头，悄悄地走开。他明明看透我的来历，可以立刻逮捕我，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一连问我三次，显然在提醒我的注意，假如他这一次不这样警告我，轻易放过去，再遇上另外一个警察问话，我的疏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剧。”
    在回忆中，乔家才感慨地说：“我对这位警官岂只是普通的感激吗? 他简直是救命的恩人了。当你看到一个身穿伪警察服装的人，你一定认为他是一个汉奸。但是像刚才那位八字胡子的警官，你能说他是汉奸吗? 像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不过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干这份工作。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像他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
    前面说过，1939年 6月14日，日军已经封锁了天津英法租界，到 8月12日，又加大了封锁的力度，所有进出租界的人，都要严加盘查。因此，乔虽然到了天津，但要进入租界，还要经过一番周折。乔回忆说：
    “这时天津英法租界已被日本军队封锁，只留下三四个进出口，出来不容易，进去更难。如果找不到关系，就必须等候三天五天，还得花钱求情。天津方面指定河北石彗麟同志在租界外面同我接头，他是天津警察教练所的教育长，北平警高毕业，是一位很热忱的青年。我们见面以后，他就邀我去洗澡，并且替我写好一封信，介绍我找佟楼的警察局巡官，佟楼此较偏僻，是一个进口的地方。他告诉我，必须一清早就去，迟了不好进去。记得那一天是七夕，我在租界外面住了一夜。
    1939年的“七夕”，是 8月21日。
    闲来无事，乔家才到戏院里去看戏。他回忆说：“压轴戏是天河配，这是应节的好戏。路过上海的时候，在共舞台看了一次白蛇传，居然把一条海碗粗，一丈长的活蛇弄到舞台上，天津演天河配，却把一头黄牛牵上舞台。中国戏的长处是避开繁缛的现实，代以象征性的事物。手执马鞭，代表骑马；手持船桨，代表乘船；人穿上带驴头的黑衣，代替毛驴；人披上带虎头的黄色斑文衣服，代替老虎。戏本来是假的，何必一定要真事物? 假如照海派的作风干下去，演金钱豹，要把活的豹子弄上舞台；演武松打虎，要请活老虎出场，真不知中国戏要变化成什么样子。”

    按：“共舞台”的说法令人费解，显然是原书排版有误，疑为“天蟾舞台”之误。乔不是说他在上海的头一天住法租界，次日转英租界么，天蟾舞台就在公共租界上。

    第二天天一亮，乔家才就赶往“佟楼”进口，他回忆说：“要进租界的人已经排成一条长龙，足有半里路长。我很奇怪，天这样早，怎么会有这许多人呢？难道昨天夜里就来排队等候吗? 经我询问一位排队的人，他说已经等了两天，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进去呢。实际上，日本人想扼住英法租界的咽喉，不让它出气，虽然留有进出口，只是象征性的，每天放不了几个人进出。我把介绍信交给一个警察，他接了信，对我睬都不睬。我没有去排队，找到一块大石头，坐在上面等消息。”
    乔说：“等了三个钟头，才听到喊我的化名，我赶快走进检查室。检查室是一间临时盖的木头房子，南面开门，向外的门里搁着一扇屏风，地下铺一张芦席，靠墙的长凳子上坐着四个日本兵，每人抱着一枝步枪，东倒西歪，头靠在墙上，有两个在打瞌睡，他们的面孔越看越不顺眼，狰狞到不能再狰狞。另外几个中国人，动手检查，开口盘问。他们教我脱掉鞋子，我坐在草席上，连袜子也脱掉。他们又教我解开衣服，我连裤腰带也解开。其实他们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认真检查。”
    检察过后是盘问：
    “你进租界干什么? ”
    “找俺哥哥。”
    “你哥哥干什么事? ”
    乔装出一副乡巴佬的样子，假装很骄傲地说：“住银行。”
    对方听了骂道：“这小子！看样子真傻，福气可不小，还有个住银行的哥哥，有你的子儿花呢，滚他妈巴子进去。”
    乔家才回忆说：“我无缘无故挨了这家伙一顿臭骂，但是总算通过一关，进入一个比较光明的世界。曾澈兄接到小钱的报告，知道我已经进了租界，立刻跑到接头处，把我接到他的住所。”
    乔还惦着戴笠叫他给王天木带话的事，于是就向曾澈打听王天木的住址，想当面把话转给他，结果一问才知道王天木早就被派到了上海工作。乔回忆说：
    “如果我在上海同万里兄碰了头，一定会看到天木，不会失之交臂。现在他既不来天津，我又不能立刻去上海，很不容易见面。戴先生交给我两件任务，阴错阳差，一件也没有达成。在珊瑚坝飞机场，戴先生只交代我传话给天木，并没有告诉我，天木在哪里。我被一种主观的观念所蒙蔽，以为天木一定在北方。假如在香港同冠夫谈谈，也许他会告诉我，天木在上海，那就不会错过机会了。”

    按：此时的王天木，早已投入“七十六号”，只不过是曾澈、乔家才等都不知道就是了。

        乔家才回忆说：“进入租界的第三天，我同曾澈兄一块儿去会晤一位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约定在法租界一家澡塘子里见面。刚谈完工作，就听到涨大水的消息，我们赶快洗完澡，回到英租界，水的前哨已经驾临了。这一次大水，是近二十年不曾看见过的大水。”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大洪水。
    一次是1931年夏的长江洪水，到 8月 7日，整个汉口被淹没，长江下游的南京，玄武湖里的鱼都上了马路。另一次，就是1939年的海河流域水灾了。
    天津的肖英华老人曾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说：“1939年农历七月初，我们的家长预购了天华景戏院的票，要在七夕（公历 8月21日）那天带我们去看京剧《天河配》。不料，在七夕前 3天，无情的大水就光临了，搅了一场好戏。”
    肖英华说：“那天下午三四点钟，忽听有人喊：‘土山花园那边来水啦！’我们姐弟三人好奇地跑到伦敦路（今成都道）上，随着人们往西跑（土山花园在伦敦路西边）。刚跑到一个路口，就见迎面马路上横着一条线状的水头，约有两三寸高，汩汩地快速迎面扑来。我们就站在伦敦路和六十六号路（今桂林路）的十字路口等着。水从脚面上流过，那水呈淡黄色，有些温暖的感觉。我们当时感觉很新奇。
    肖英华说：“渐渐地水涨了，温度低了，不过半个小时水已经没过脚腕，而且凉得难受。我和姐姐就到几步之遥的三爷爷家去了（他家住楼房，而我家是平房）；我的大弟弟蹚着水向西面走去。我们走到胡同口，见人们已经用土堆成一道小墙，迈过去进到三爷爷的家门，看见爸妈和小弟弟们已经来了。5 点钟左右，大弟弟卷着裤腿回来了，说水已涨到他膝盖以上了，凉极了。没电了，只好用蜡烛。翌日清晨，水已经没了三爷爷家一楼的两级楼梯，而且，水也由淡黄变成漆黑恶臭，据说是下水道的污水泛上来了。水上涨的速度减缓了，三四天后基本上停了。可是市区低洼处的水，或者没了平房的房顶或者上了二楼。几天后蚊子成群结队袭来，人们不堪其苦。很快街巷里就有小木船来卖杂货，诸如：蚊香、火柴、蜡烛、咸菜、酱豆腐、葱头等临时应急物品。”
    肖英华老人的这段回忆很有意思，恰可与乔家才的记述互相印证，连剧目都一样，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一家戏院。
    1939年的天津洪水，实际上从 7月份就开始了。到 8月初围困了天津。8 月20日，海光寺段大堤决口，洪水进入市区，8 月24日，整个天津被淹没。
    乔家才在回忆中说，他是七夕的第二天即 8月22日进入天津租界的，“进入租界的第三天”即 8月24日，正好天津洪水的最高潮。
    关于当年的这场大洪水，网上有许多老照片，确实是街道变成了水道，大家都在城里划船。
    乔家才等也不例外，他回忆说：“起初水从马路上流过，一会儿，爬上了行人道。又一会儿，钻进人家的房屋。水不断地增涨，其快无此，终于浸占了最低层的一层楼房。英租界最低的地方，水深九尺。我们必须行动，可是已经被水围困，限制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决心征服它。曾澈兄找来一扇门板，计划利用这扇门板做我们的交通工具。门板漂浮在水面上，我们各撑一根竹杆，上了门板，一人管理一头，以为这样就可以在水中行动了。谁知我们都没有撑船的经验，门板的重心又不稳定，左晃右晃，没有漂了几步，门板打翻了，两个人同时掉到水里，变成一对落汤鸡。水没有被征服，倒被水开了个大玩笑。后来租到一条小船，总算解决了行的问题。电台台长李仲英兄比我们能干，刚刚涨水，就驾船来回送电报了。”
    乔家才描述说：“街道充满水，楼房变成水中楼阁，马路行船，妙不可言。一到晚上，万家灯火，倒影水中，辉煌灿烂，如置身水晶宫中。过了两天，水渐变色，最后变或黑色。下水道的污泥一齐冲翻出来，漂到水面，成了一个大粪坑，臭气冲天，再龌龊也没有了。”
    在大水中，曾澈陪同乔家才去视察抗团。在回忆中，乔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抗团，他说：“曾澈兄领导着一个生龙活虎的爱国团体，他的名称叫做‘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抗团的构成份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知识青年，他们具有充沛的爱国热情和复仇精神，纯洁英勇，是英雄，又是战士。他们自己配制燃烧药剂，自己装造炸弹，孙若愚同志就是因为制造炸弹，炸药爆炸，炸掉一只胳臂，至今成为独臂英雄。抗团的同志们，在对抗日本军阀方面，干了很多惊人的工作。他们在日本兵营海光寺投过炸弹，爆炸了日本的军事建筑物，焚毁了日本人的汽油和仓库。日本人痛恨他们，但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干的干净利落，不曾留下任何痕迹。至于除奸工作，不但市民称快，更使汉奸丧胆。”
    乔家才回忆说：“我同曾澈兄去看抗团总部，是在一个黄昏即将来临的时候。船撑到一栋三层楼房的墙边，水面距墙头不过两尺，一块木板由墙头连接到二楼，那是进出的唯一桥梁。我们爬上墙头，踏着木板，走进楼房。已经有十多位青年男女同志等候在那里，这是一伙最有血性的中华儿女，我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致最大的敬意，表示最大的慰问。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从抗战形势一直谈到我们担负的时代使命，和所有的工作问题。经过三个钟头，我完成一次最有意义的秘密访问。”
    乔家才去的抗团“总部”，即英租界树德小学，前面说过，抗团的一部分成员曾参加过“滦榆游击总部”办的一个训练班，地点就在这里。陈恭澍回忆说：
    “笔者曾到树德小学给他们上过课，也作过精神讲话。惟一的印象是这些爱国青年，个个天真、纯洁、可爱。那个年代，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牺牲奉献’，也没有把‘牺牲奉献’当作口号挂在嘴上，可是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国家民族至上之外，绝对没有自我。”
    “滦榆游击总部”的常绍曾也参加了这个班的训练，他后来回忆说：“那年（二十七年春），上午十时许，我同钱致伦、王忠、尹东耕、阎尚新等十余人，各自搭上火车到了天津。当天就住进英国租界内树德小学，开始接受训练。一切行动全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以免暴露行藏。在训练班里，学习的课目有：游击战术、情报、侦察、爆破解说、马术、以及精神讲话、时事分析等。”
    常绍曾说：“那所学校是在寒假期间，没有老师也看不见学生，我们白天上课，晚上举行活动，来上课的师长，都不知道是谁。有一天晚上，忽然来了好几位陌生人，立卽带着我们举行宣誓，歃血加入复兴社。大家跪在总理遗像、党国旗面前，一个一个宣读誓词，大意是：‘至诚加入、矢志永守、如违誓言、甘受重惩。’”
    常绍曾看到的几位“陌生人”，实际上就是曾澈、王天木、陈恭澍等。陈后来回忆说：“常绍曾同学提到的‘干部训练班’虽由‘华北忠救军’所主办，而实际业务则由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领导的抗日杀奸团负责主持。受训的干部亦多来自抗团。”
    常绍曾回忆说：“两星期的训练转瞬届满，遂即秘密个别分发，有的在都市，有的到乡下，彼此无言一别，大有‘风萧萧兮’之概。”
    常绍曾被分配到“华北忠救军”的“第三路军”，后又调到“第九路军”。常绍曾说：“驻地在河北省宝坻县、王田县林南仓一带的乡野间。司令王文，参谋长齐庆斌，政治部主任张克新（即张作兴）。此外尚有抗日杀奸团请缨来的陈肇基、骆永康及电台台长等。驻在林南仓的部队约一千多人，另外还有小部队分散在各村庄的一两百人不等。经常的任务分别是乘隙向敌伪出击、破坏运输交通。”
    常绍曾还说：“某日，下来了两三位‘英雄人物’，他们全都是在北平制裁王克敏后，脱离现场辗转回到基地林南仓归队的，其中有一位还受了伤。聆听他们畅谈当时的经过情形，令人钦敬不已。”
    在视察中，曾澈向乔家才建议：“既来天津，不能不同天津三宝谈谈。”
    乔家才说：“所谓天津三宝者，电话局长张子奇，电报局长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的李麻子（汉元）是也。他们三位为什么会成为宝贝呢? 宝在他们不同日本人妥协，真正做到威武不能屈，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因为大家越恨日本人，越恨没有骨头的汉奸，就越崇拜反抗日本人的英雄。因为英雄不易多得，所谓物以稀为贵，自然而然就由英雄变成宝贝了，这就是天津人把他们叫做天津三宝的原因。”
    “天津三宝”当中，以王若僖为首。
    王若僖是朱家骅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浙江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津电报局局长。1938年 3月，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朱家骅接替叶楚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即免去属CC系人马的原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的职务，以王若僖接替。
    王同时还担任地下抗日组织“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前身即“华北各界救国会”，1937年 8月31日迁至天津，并于1938年初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以王若僖为主任委员，同时吸收了许惠东、张子奇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以扩大影响力。日后的“冀东大暴动”的开展，即有该委员会的助力。
    乔家才回忆说：“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在敌人占据平津以后，电报局关门大吉，他不回交通部去，仍然在英租界秘密掌握着国际电台，一方面竖起抗日大纛，在英租界组织华北党政军联合抗日机构，号召抗日。这个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参加这一个机构的，有子奇先生、徐沟张永铭（庆恩）兄、曾澈兄、李麻子等人，共产党也派代表参加，由王若僖主其事。”
    与王若僖、许惠东等人相比，陈恭澍、曾澈都属于小到不能再小的人物，但由于他们是军统局的分支机构负责人，代表着一个方面，且在平津一带的地下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都曾经是“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委员——萝卜虽小，长在辈份上了。
    同理，中统驻天津的负责人张庆恩，即乔说的“徐沟张永铭（庆恩）兄”，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已于1938年 8月被捕。
    陈恭澍后来回忆说：“抗战期间沦陷区中的抗日活动，当然都采取秘密方式，稍一不慎，就有发生意外的危险。由于‘失事率’高，工作者本身既不敢暴露身份，上级也不准许发生横的关系，更谈不到许多人聚在一起开会了。可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的夏天，潜伏于天津各工作单位，且包括几个‘公用事业’机关在内，仗着英、法两租界的掩护，却一反常例的有过一个时期的‘联合办事’。参加的单位包括：中统天津负责人沈泽臣兄、复兴社华北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某君、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先生、天津电报局长王若僖先生。还有一位中央派驻天津的党务工作者，此君而今地位颇高，不愿透露姓名。再就是以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参加的笔者本人。
  
    按：沈泽臣实际上叫沈哲臣，中统驻天津的宣传工作负责人。“中央派驻天津的党务工作者”即王任远，原属于力行社系统，后投靠CC系。

    陈恭澍说：“这一次的‘联合办事’，最使人怀念的，并不在于它的成就如何，而是那种‘真诚合作’升华到‘无条件合作’的精神，的确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这是笔者一生中所经历过的一次实实在在的各尽其力，同时也是突破门户之限的一个创举。‘联合办事’每逢集会，事先都由主持者作过审慎的安排，以策大家的安全。会商的内容，完全超越本位主义，而着重于如何抵御和打击共同的敌人──日寇。至于集会时所流露的那种友善的、亲切的情感，就足以使每个参加的人都感受到心情愉快的了。而更重要的，是所反映出的精诚团结，乃至团结中产生的力量。”
    陈还说：“这又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有意树立门户的只有大小之间的人物，基层上的实际工作者，不见得个个都有畛域之分。”
    这句话，陈恭澍是冲着戴笠说的，他曾为此“受到戴先生的口头责备”，“因为这么做，已经违反了团体纪律”。
    陈恭澍说：“这且不言，值得提出来的，倒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大家合作的呢？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民族意识加上国家观念再乘以满腔敌忾同仇之心！”
    1939年初，陈恭澍奉派河内监视汪精卫，从此离开天津，由曾澈继续参加‘联合办事’。
    张子奇是山西五台县人，山西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时任天津市电话局局长。乔家才说：“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想要接收电话局，始而利诱，继而威胁，好话歹话不知说了多少，他老先生一概不理，硬是不移交。英国人挡不住日本军阀的压迫，对于子奇先生又没有办法，最后想出一个名义上由租界代管，暗地里仍由子奇先生主持的办法，他才勉强答应了，可是日本人绝对不会罢休。日本军阀第一次遇到这样强硬的中国人，所以他们恨透张子奇，非要捉住他，活剥他的皮不可。”
    当乔家才到天津视察的时候，正逢著名的“抗交事件”达到最高潮，电话局的总工程师朱彭寿已于1938年10月被日寇绑架，张子奇也存身不得，乔家才说：“我在英租界的那几天，子奇先生正在准备到后方去，行动非常秘密，我们没有机会见面。”
    第三位、也是在民间最出名的一位，是李汉元，因生就一张麻皮脸，人称“李麻子”。李汉元是湖北南漳县人，武昌文华大学毕业。时任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
    乔家才说：“李麻子这个人，连天津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天津人一提起李麻子，就会竖起大拇指头，表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李汉元在洋政府做事，不但不借洋势力欺侮自己的同胞，倒是一个吃外国饭，而为中国人做事的人。因为他廉洁干脆，负责能干，英国人很相信他。日本人久闻李麻子的大名，占领天津以后，要求他合作，秘密联络，公开劝说，李麻子就是不买日本人的账，睬都不睬。他却借上英国人的力量，暗中庇护很多搞爱国工作的抗日志士，所以日本人也恨透他。
    因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处长丹尼斯是个英国人，所以副处长李汉元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不少事情，租界工部局拒绝将蓝向隆等 4人交给日寇，就有李汉元的作用在内。
    乔家才回忆说：“我一再考虑，他在英国工部局做事，彼此见面，有许多不方便，所以没有去看他。”
    “三宝”当中，乔家才唯一见到的，是王若僖。乔回忆说：“我曾到他的总部看过他，他告诉我许多计划，讲得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我很替他担心，因为他在天津租界公开活动，引起日本人极大注意，他也成为日本人背上的芒刺，非拔掉不可。但是他不计较什么后果，对于危险也满不在乎，拿上殉道者的精神来从事他的工作，最后日本军阀压迫租界当局，把他关起来，监禁在法租界工部局。”
    通过“视察”，乔家才预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威胁，正在悄悄地逼近天津站。他回忆说：“当我同天津同志们谈过话，对天津的工作有了一个比较的了解，深感天津的工作，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曾澈兄的环境非常险恶，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说服他，让他离开天津。”
    因此，在乔离开天津前的一个星期，他与曾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工作检讨”。

木兰院

101# 邱晓云


除恶务尽，俞大纯的堂兄弟俞大维不是三族也属于九族。哦，俞大维的姻亲也要一并……

邱晓云

103# 木兰院
怎么能都除了恶涅？汉奸得竖个牌位，供起来，这样以后皇军想去南京，可以有人指道，不会迷路。

ys1937

101# 邱晓云  


除恶务尽，俞大纯的堂兄弟俞大维不是三族也属于九族。哦，俞大维的姻亲也要一并……
木兰院 发表于 2011-9-1 11:19

**

    嘿嘿，如果按照你老弟“九族”的标准来“株连”的话，中国十三亿人会有多少人符合标准；这样做，恐怕只比元璋朱的“株十族”差它一族了。（补记：“十族”事出自朱元璋之子朱棣，是俺朱冠朱带了）。
    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木兰院

105# ys1937



疾恶（以及恶的后代）如仇的分明是那位邱先生（除非邱先生是为鱼书记唱赞歌，不过看上去不大像），不过顺着他的意思推理罢了，不敢掠人之美。

邱晓云

105# ys1937  



疾恶（以及恶的后代）如仇的分明是那位邱先生（除非邱先生是为鱼书记唱赞歌，不过看上去不大像），不过顺着他的意思推理罢了，不敢掠人之美。
木兰院 发表于 2011-9-1 13:22

你哪只眼看到我疾恶（以及恶的后代）了？我不过是提了一下事实，一个别人也许不知道，也许会感兴趣的事实，你过敏什么？这个事实不许提吗？你要不满意，把这个名字变成敏感词好了。

木兰院

107# 邱晓云

哦，原来邱先生不恨汉奸，以及汉奸的后代呀。 邱先生的变脸术应该是刚学不久吧，很不熟练，再接再厉哦。

邱晓云

107# 邱晓云

哦，原来邱先生不恨汉奸，以及汉奸的后代呀。 邱先生的变脸术应该是刚学不久吧，很不熟练，再接再厉哦。
木兰院 发表于 2011-9-1 13:54

你有没有基本的逻辑概念？我说了一句俞大纯是鱼书记的祖父，要么就是嫉恶如仇，否则就是不恨汉奸？你不觉得这样过度解读是可笑的吗？

ys1937

**

    俺恨汉奸。
    对“汉奸的后代”，恨不恨，得看人。
    周佛海是汉奸，可他儿子表现不错。
    袁大头据说签了二十一条，如果这样，也应该是汉奸，可袁家后代出了不少知名人氏——科学家、教授，你总不可能全恨起来吧？
    “木兰院”网友的态度，在四十五年前，是正统得很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嘛！

邱晓云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4）

    “天津三宝”当中，以王若僖为首。
    王若僖是朱家骅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浙江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天津电报局局长。1938年 3月，在国民党“临全大会”上，朱家骅接替叶楚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即免去属CC系人马的原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子周的职务，以王若僖接替。
ys1937 发表于 2011-8-31 08:59

这个王是姚依林叔叔的连襟，经常在姚家打麻将，姚也利用他安插共产党的人进抗日武装自卫会。

ys1937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5）

    乔家才说：“我们谈得很高兴，彼此很诚恳，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顾忌。从吃完晚饭谈起，一直谈到东方翻出鱼肚白色，窗户上已经发亮，才结束了谈话，上床休息。”
    当时曾澈问道：“你对天津的工作有什么批评? ”乔说：“你的工作太伟大了，我只有赞美与钦佩。”  
    曾说：“你太客气了，总不能说没有一点儿缺点吧? ”   
    乔说：“的确如此，绝不是恭维你。”说到这里，乔话锋一转：“不过树大招风，我对你的安全，非常担心，你觉的怎样? ”
    曾说：“我知道，我们干的太凶了，敌人有点伤脑筋，他们知道我是蓝衣社的头子，对我非常注意。”
    乔说：“岂只注意而已，敌人既已知道，你就是天津蓝衣社的头子，就必须得到你，除去你，才会甘心。也许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曾澈是一个白面书生，把你当做一个三头六臂的怪物，或者是一个红胡子蓝眼睛的凶神，可是他们终久会侦查出你的本来面目的。现在敌人已经在调查你，你能说他们永远找不到你吗? ”
    曾澈说：“当然没有这样保险，我们的工作不是在水上赛跑吗 ? 迟早有一天会摔倒的。”
    乔家才回忆说：“他说完这一句话，大家都兴起一种空虚的感觉，好一阵沉默，彼此没有说话。”
    此时，乔觉得火候到了，于是说：“抗团工作积极，成绩惊人，你对抗战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两年来，也着实辛苦了，我觉得你应当到后方去，好奸休息一个时候，暂时避一避天津的险恶环境，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
    曾听了，说：“我不愿意扔下抗团的同志，一个人跑到后方去。”
    乔家才劝道：“有许多抗团的同志，不是已经入了西南联大，有的入了西北联大吗？你到后方，照旧可以领导他们。抗战是长期的，抗战以后的建设工作，比抗战还艰难。百年树人的工作要比扔炸弹更重要。我所希望的抗团同志，不仅是抗日英雄，而且是未来的建国工程师。你到后方去领导抗团的同志，要比在这里重要的多。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可以分别向中央提出这个意见，否则，我不能向重庆建议，要你离开这里。”
       
    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或“联大”，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从合到分，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三所院校于 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时全校共设 6 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轨。

    听到这里，曾澈不便峻拒乔的好意，于是说：“你对我个人的爱护，我非常感激。你的意见我需要考虑一下，改天再答复你。
    乔离开天津之前，曾澈找到他，说：“只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才会对我个人的安全这样顾虑。不过我不打算离开天津。”
    乔问：“为什么? ”   
    曾说：“我觉得生在这一个时代，与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经给了敌人和汉奸们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捉住我，杀死我，也已经够本了。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要继续同敌人斗争，我相信会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曾澈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乔家才就不好再劝了，他回忆说：“我无法说服曾澈兄钢铁一般的意志，他既然不愿意离开天津，而他的成绩又是辉煌灿烂，所以我不能向重庆作什么建议，就是建议，也是枉然。”于是乔说：
    “你的毅力和勇气我很感佩，希望你格外小心，千万不要大意。你的一切情形，我会详细报告戴先生的。”曾澈说：“我一定不辜负戴先生对我的爱护与希望。”
    这次谈话过后，乔家才就准备回北平了。然而，如何通过日本人的封锁，离开英租界，又成了问题。乔家才说：
    “我经过蜀道，进了租界，现在又要出租界，深深地感到蜀道并不难，而是入租界难，出租界同样难。出租界的手续，已由曾澈兄想法子，无须我自己张罗。我同东北倪中立兄在武昌一块儿工作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办公桌子紧靠在一起，后来我上河南，他却来了天津，他负有特殊任务，住在旧意租界，不在封锁区域以内，所以我们没有见面。中立兄同大中银行有关系，大中银行为了运送职员的家眷出租界，已经向日本军队领到三部卡车的通行证，曾澈兄托他给我弄了一个坐位。乘坐银行的汽车出租界，可以不排队，汽车不受检查，很快可以开出去。”

    按：倪中立是东北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曾入东北训练班，与天津站的张奉馨是同学。训练班结束后，适逢华北形势吃紧，即派赴北方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中苏合建中苏技术研究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为所长，郑介民为副所长。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了调查组，派驻天津的，就是倪中立，负责东北及平津的军事情报搜集。
    因此，倪中立同乔家才是两条线上的工作，所以乔不清楚倪究竟在干些什么，只知道“他负有特殊任务”。

    乔家才回忆说：“大中银行位于万国桥边，万国桥地势头高，附近没有被水浸占。我同送我的工友下了船，步行了半段街，走到银行门口，等了半个钟头，银行才宣布，车子不开了，改在明天早晨开车。我为避免乘船，往返麻烦，所以没有再回英租界，在附近的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打发送我的人回去，给曾澈兄带了一个口信。”
    第二天早上，乔家才再到大中银行门口等候，结果又没走成，他回忆说：“好不容易等到卡车开来，大家才挤上汽车。又好不容易等到车轮转动，慢吞吞地开到桥上。汽车开到桥中间，日本兵迎头拦住，车子停下来，押车的去同日本兵叽哩咕噜了好一阵，卡车从桥上退回到银行门口。银行方面宣布，日本兵不准通过，要大家回去，办好交涉，改天再通知。我向银行的人打听，原来今天桥上的日本兵是新换的部队，没有得到银行的贿赂，所以借故不准通过。”
    这下乔家才可傻眼了，他说：“我绝不能再折回英租界，一个特种工作的人应富有克服一切困难的能力，我必须自己想办法，绝不能依靠他人。”
    这时，一个船家来兜售生意：“四块钱保险渡过河去? ”乔问他：“什么时候开船呢？”对方说：“现在还早，等到夜里再说。”
    乔家才心想：“我知道一定是偷渡，偷渡危险性太大，万一对岸的敌人开枪射击，如何应付呢? 我又不会游泳，不被敌人打死，也会被水淹死。非到万不得已，我不走这条路子。”
    这时，又过来一个外国人：“要出租界吗? 我有汽车，只要十块钱。”
    乔家才说，这人说“一口流利的天津话。如果不看面孔，只听说话，一定以为是个天津人”。乔心想：“十元法币是个很高的价钱，对我来说，却不算太高，问题是日本人并不喜欢西洋人，他怎么能够随便开汽车出租界呢? 我真有点不敢相信。”
    这人似乎看出了乔的心思：“我是意大利人，并不是英国人。”接着，他带着乔转过一个街角，“一辆破旧的轿车停在马路旁边”。乔问他：“马上就开车吗? ”
    “不行，要凑够四个人，才能开车，一个人包坐，得出四十块钱。”
    乔家才回忆说：“他大概看我出不起四十块钱，所以不等我说什么话，立刻把车门关好，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只好坐在车厢里等着，好一个贪婪狡诈的外国人，比天津卫的市侩还胜一筹。”
    乔家才说：“不到半个钟头，意大利人又领来三个穿短衣服的人，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大概是山西平遥介休一带的人，都是做生意的。他把这三个人塞进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个白布臂章，上面印着红字某某洋行。命令我们套在各个人的臂上，他才上了汽车，坐在驾驶位子上。”
    外国人看乔穿了一件“夏布长衫”，就说：“你是我们洋行的先生。”接着又对那三个穿短衣的人说：“记住，要是日本人问话，你们就说是洋行里的苦力。”
    乔家才说：“车子开过万国桥，桥上的日本兵不加阻拦，我才相信这个洋人果真神通广大，本领不小。过了桥，快到出口盘诘的地方，他让我们下了车子，领我们越过长龙，挤到顶前面，他才从侧门把车子开出去，来到出口处，迎接我们。他同日本人打了一个招呼，日本兵问都不问一声，就把我们四个人放过去。”
    没想到出租界是这么简单，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租界，像一只脱笼的鸟儿，赶紧搭上火车，返回北平。我把出租界的经过，打电报告诉曾澈兄，也许对他很有用处。”
    然而，“曾澈兄”再也不需要这些进出租界的秘密渠道了。
    1939年 9月26日，曾澈被捕，在他之前，王文已经就逮。此后，王文、曾澈先后被日伪处决。
    就王、曾二人的死，他们共同的上司、情逾兄弟的陈恭澍，曾在回忆中，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及，比如他说到王文：
    “他在平津、冀东等处痛击敌伪，已著声威，敌伪宪警，畏之如神煞，但又恨之入骨，早欲得之而甘心，乃至公开悬赏缉拿归案。二十八年九月间，王文同志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捕，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卒在遍体鳞伤、骨折肉糜、不复人形的状态下，从容就义于北平，适年满三十岁。”
    陈还说：“王文和我共事，都有一番共同的抱负，我们当然希望有一天都能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所以他不时的规劝、针砭我的缺失，他也是肯于当面责备我的第一人。我懂得，也谅解，他是‘恨铁不成钢’，只怪我不成器，终于辜负了他的盛意。”
    对于曾澈、这样一位当年忠心耿耿的老下级、老搭档，陈恭澍的感情就更不一般。他说：“天津站书记曾澈同志在代理天津站站长后，因人事调动频仍，工作日趋繁重，乃又擢任为升格后的天津区区长，并直接领导日益强大的抗日杀奸团。最不幸的是为时不久，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三百多天，终于二十九年九月九日在北平慷慨就义、壮烈成仁，时年仅二十七岁。也并未能与那位白小姐成婚。”
  
    按：陈恭澍所说的“白小姐”，即汉奸白坚武的女儿，曾与曾澈有过一段难得的际遇，且似已论及婚嫁。

    陈恭澍说：“写到这里，不禁回忆起曾澈对我的称呼来了，他不称呼我站长，也不叫我的名字，无论公私，他都喊我一声‘二哥’，如今，闭上眼睛深深的想一想，往日情景，果真是历历在目。曾澈弟，安息吧！你的灵位已经供奉在我们的‘祠堂’之上，让后死者永远怀念着‘忠勇足式’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
  
    按：去台以后，军统局的后身“国防部情报局”在台北芝山岩建立了“戴公祠”，除供奉戴笠的牌位以外，以郑介民、毛人凤“配享”，同时又在历年来“牺牲”的“烈士”中遴选了22位“陪祀”，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即曾澈。

    祝宗梁在他的回忆中，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曾澈被捕后，肯定受到酷刑逼供。曾澈因有人证，而又全部出事，他坦然承担全部责任。以后听说敌人对曾澈诱降，要他再组织亲日团体，全部经费由日本供给。他断然拒绝。只求速死，并绝食。敌人几次对他强灌食物，他也毫不动摇。最后敌人对他斩首。曾澈于1940年遇害，牺牲时年仅27岁。”
    鉴于许多年来，曾澈一直是以抗日“英烈”中的典范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因此，对于曾澈的被捕及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笔者曾犹豫过很长时间，究竟要不要写，因为这个形象太完美了。
    然而，时间不会湮灭一切，黑的跟白的，不会永远分不清楚。 首先说曾澈的被捕。
    按过去的说法，由于原天津站行动特务、王天木的老下级裴级三叛变，遂导致曾澈被捕。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原天津站独立电台台长舒季衡。
    查舒季衡《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一文，其中两次提及裴级三：
    “裴级三，东北人，行伍出身，原为黑龙江督办吴俊升的卫士，1932年参加特务处后，被派在天津站工作。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投敌，裴在天津亦公开投敌，把军统局华北区所属各站组织破坏殆尽。后在天津日本宪兵队任宪捕队队长，为虎作伥，罪恶万端。    1945年日本投降之第三天，逃匿东北，至天津解放后，又逃往南方。”
    “1939年夏，王天木在上海公开投降日伪，同年 9月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在王天本影响下，亦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以上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只有区长陈恭澍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舒季衡所说的“各组织遭到致命性破坏”即著名的“九二八大逮捕”，《天津沦陷时期大事记》中说：“9 月28日　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大田，于凌晨率数十人赴英工部局，与英领事哈巴德、工部局局长迭尼斯等会见，双方达成协议。然后于上午 5时将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抗日杀奸团团长曾澈等30余人抓获，关押于英租界工部局。”
    事实上，曾澈的被捕，是在1939年 9月26日，而王文的被捕，尚在曾之前。不仅如此，最新披露的史料证明，王文、曾澈二人，与“九二八大逮捕”的发生有着直接关联。
    据日本外务省外交资料馆所藏1939年第 738号机密函件所载：
“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检举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 月28日凌晨 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 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
    1939年10月19日，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给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分别发出“机密通函”，即《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其中称：
    “当地宪兵队在 9月28日午前 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任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 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 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 5点半率宪兵50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工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
    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蓝向隆等 4人的被捕，仿佛推到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第二张是王文、第三张是曾澈、第四张就是“九二八大逮捕”，接下来，还有第五张、第六张……此后，且从天津波及北平，甚至察绥，直至国民党在这一广大区域内各方的“地工”人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之所以说“几乎”，而不是全部，是因为漏掉了一个重要人物，不错，只有一个重要人物——马汉三。
    经此重创，军统在平津地区就再没缓过劲来，除了曾昙花一现般地“刺杀天皇特使”以外，几乎乏善可陈。  
    在回忆中，针对王文、曾澈，陈恭澍曾说：“如果论及我们的境遇，自然也有幸与不幸，不过，从长远看来，幸运属于你们，而不幸的应该是我！你们正当英年有为之际死去，固然是一大憾事，可是你们的杀身成仁，名垂史册，已得到烈士的尊崇，英雄的供奉，这就是生命的代价！而我呢，虽然又苟活了四十多年，一至于今，原本信心十足，总认为一定能把失落的找补回来，可是在逝去的几十个寒暑中，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更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形之下，这也就是我的不幸了。”
    其实，所谓“幸与不幸”，陈恭澍的话，正好说反了。
    ——同样作为变节者，王文、曾澈终不免被处决的命运；反观陈某人，落水之后，不但成为李士群的座上客，还逃过了战后的清算，且于1957年“重归门墙”，并以“少将”军衔退休，得享高龄善终。
    这般幸运，除了王天木，尚有那个能及！
    我们再来回顾曾澈那最后一番豪言壮语：“我觉得生在这一个时代，与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经给了敌人和汉奸们很大的打击，即使他们捉住我，杀死我，也已经够本了。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离开天津，要继续同敌人斗争，我相信会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有的时候，“忍辱而生”与“慷慨而死”之间的距离，也许不过一顿皮鞭而已。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信夫！
    可想而知，“九二八大逮捕”很快波及了几乎毫无掩蔽的抗团。 杀戮悄然逼近——
    最先被捕的是李如鹏。祝宗梁说：“1939年秋，天津发大水。大水退后军统的裴吉珊和张维忠叛变投敌。军统在华北地区百余人全部被捕。曾澈也被捕。裴吉珊又来破坏抗团。因他认识李如鹏。过去裴吉珊曾被李如鹏请来讲解装卸手枪的方法。一天裴带了日本宪兵来到诚士里的李如鹏家，一进门先见到华道本、刘永康、陈肇基、张树林四人，于是就把他们两两铐在一起。然后上楼搜查。李如鹏和他的妻子童瑛，还有他的姐姐李荪云就被抓了起来。这时楼下四人乘没人监视而逃跑。后遇好人帮助砸开手铐，才幸免于难。”

    按：祝宗梁所说的“裴吉珊”，即传说中的“裴级三”。

    抗团成员张杰回忆当天的情形说：“当日宪警上楼搜查时，具有爱国心的伪警给予方便让四个人逃跑了。刘、华两人跑到诚士里后的益世里一家住户内，他俩砸碎手铐，并请住户大娘将住在益世里对过的张杰找来，让她迅速通知所有团员立即转移。”
    祝宗梁说：“敌人从抗团只抓到李如鹏一个人。一点文件也没找到。在先抓到四人还被跑掉了。敌人再没进一步的线索，一定很着急。为了追查抗团情况，敌人只能从李如鹏的口中获得。后来听说：李如鹏就是不开口。沉默对抗，宁死不屈。肯定敌人对李如鹏用刑一定很残酷。这种情况真不敢想像。”
    张杰说：“李如鹏和他妻子及姐姐被捕后，没有立即押送到日本宪兵队，先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待办理引渡手续。英租界女警察头目范懿贞同情抗团，暗中给予帮助，她的两个外甥女潘文荣姐妹也是女警察，在那种紧张气氛中，也加入了抗团。因此不久李如鹏的妻子和姐姐都被释放了。英租界警察吴岳也参加了抗团，对抗团被捕人员给予了很多帮助。”
    据李如鹏的妻子童瑛从监狱得来的消息，“李如鹏和吴纪元、丁毓臣在1940年被敌人在海光寺宪兵队后院的刑场被敌人用刺刀戳死。”
    李被捕时，童瑛已怀有身孕。据童瑛说：“当她和李如鹏一起被押送宪兵队的途中，李就向她做了交代：‘你要坚强活下去。好好保护孩子并培养他成人。’童又说：他自知此去无回，这就成了他的遗嘱。李本人就是遗腹子，他的孩子又将是个遗腹子。”
    张杰回忆说：“曾澈、李如鹏等人被捕后，天津抗团遭到极大的破坏，当时孙大成派王宗钤来津了解情况，王找到陈肇基、赵尔仁、夏乃麟、刘洁等。商量重建抗团，继续战斗。随后，王宗钤自北京辅仁大学转天津工商学院，以后宋显勇也回天津，共同参加抗团的整建工作。集会地点设在现在黄家花园红艺照像馆对面俄国人开设的公寓内。重建后的抗团负责人是：组织干事陈肇基、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宣传干事夏乃瞵；交通干事华道本；以及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刘洁。”
    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亦难幸免。祝宗梁说：“天津抗团出事，北平抗团已得到消息并加以戒备。1940年 8月初刘永康到李家淦的家里取信时，就被蹲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以后又有叶于良和冯运修遭到逮捕。”
    在抗团当中，除了祝宗梁，冯运修是最著盛名的一位少年英雄。冯的牺牲极其壮烈，据祝宗梁回忆：
    “冯运修家住在西四北寿比胡同。8 月 7日凌晨敌伪警察局特高课课长袁规带了一帮特务去到冯家。使劲敲门，声音又大又急。冯运修一听，就觉得苗头不对。叫家人先别开门。自己携带枪支等物藏在厨房内。特务们一面爬上房，一面叫开门。袁规没找到冯就把冯的父亲推到前面当挡箭牌，在院中叫冯出来。冯运修找机会先向袁规开枪，打中了他的面颊（有的说是右肩）。这时其他特务包围了冯家，向枪声出处还击。在枪战中冯运修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枪战中听说有一个特务身死（有的说是两个）。抗团文件未及销毁，致使多人暴露，数十人遭逮捕。那天北平是一片黑色恐怖。”
    不久前，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祝宗梁还提及冯运修，他说：“××曾写过关于冯运修的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当然写小说可以夸张，但以后都梁写《狼烟北平》就把他写的当成真事。冯运修比我小一两岁，身体较瘦弱。决不是他写的那样神枪手。”
    在回忆中，祝宗梁还特地引用了当年日伪报刊上的报道。如1940年 8月15日的《华北日报》和天津的《庸报》，标题是《北平恐怖分子全被肃清，重要人犯即将判处罪行》，其中称：
    “自去年以来，北平市内频频发生之暴杀，放火不法事件，经严密侦查，得悉以北京大学学生李振英（23岁）为团长，华北中学学生刘永康（18岁）为副团长组织的北平抗日杀奸团已于 8月中旬将自团长以下全体50多名一起逮捕，引渡于日本宪兵队审讯……彼等组织以暗杀中日要人，破坏日本军及政府主要官厅重要建筑物，而图扰乱后方为目的。团员之大部分皆为大学，中学的学生，并有数名女性在内，其中最高年龄为20多岁，最小年龄为17岁，但就全部团员而论，则年龄以17、18岁者为多……。”
    祝宗梁说：“他们被捕后都关押在北平沙滩老北大校址的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9 月24日他们部分被解至日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军法会议的拘留所（位于北平炮局监狱东院日军监狱内）。11月24日被日寇军法会议判决：其中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被判无期徒刑。孟庆时十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各五年。应绳厚、朱惠玲（女）各三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各一年。还有经各自家庭营救释放的有：郑统万、郑昆仑（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蒋淑英（女）、乐倩文（女）、屠珍（女）、龚肇机、缪达等人。被判刑的都被投入北平炮局子监狱西院的伪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寄人犯临时收容所。这是专为被判刑的抗日人士设立的机构，由日寇直接监管。他们一进所都被砸上脚镣。李振英因受刺激精神失常，狱吏残酷竟另加手铐，还与脚镣锁在一起，两天后才打开手铐。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方面虽有中西医各一人，但有医无药，形同虚设。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逝于狱中，他时年仅18岁。其他人刑满的先后出狱，最晚的则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 9月 3日才获得自由。”
    平津抗团迭遭破坏，很显然，北方已不具备生存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幸存的抗团成员逐步转移到内地。沈醉回忆说：“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
    沈醉的回忆说得并不准确，此时，因港英当局拒绝受理祝宗梁、袁汉俊的“自首”，他俩也是刚刚从香港回到重庆。
    祝宗梁回忆说：“1940年春，孙若愚到了重庆，在这里与沈栋、袁汉俊、祝宗梁相聚。他叙述了天津抗团遭受破坏的经过。大家为此无比惋惜。考虑到抗战仍在继续，任务仍未完成，还有很多同志被关在敌人的监狱里。被杀害的同志死不瞑目。最后决定在上海开辟新战场。”
    从此，上海就成为抗团新的根据地。派去上海的，是继沈栋、李如鹏之后，抗团的又一位中坚人物——孙若愚。
    孙若愚，原名孙旭先，化名孙大成，据舒季衡说，孙是天津永安饭店的“少东”。
    孙若愚到上海的时候，陈恭澍已经接任上海区区长，他回忆说：“且说自曾澈同志等失事被捕后，抗团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那位主持行动工作的孙大成同志，幸而脱险后，又来到了北平。他是掩护在一所学校里，仍在寻找路线，准备完成未竟之功──进行制裁华北第一号经济汉奸汪时璟。没有多久，不意又被便衣日本宪兵追踪而至，眼看实在无法呆下去了，这才辗转到了秦皇岛。在这里多承抗团某一同志家属之助，冒着风险替他开了一张开滦煤矿的职员证明，搭乘一艘运煤船先到上海，然后再取道浙赣湘黔去了重庆。这是二十九年三、四月间的事。此刻我虽在上海，可是我们并没有联络。

    按：据祝宗梁说，帮助孙逃到重庆的，就是抗团成员魏文昭、魏文彦姐妹，她们父亲在开滦矿务局工作。

    陈恭澍说：“孙大成在重庆见到过戴先生，慰勉有加外，戴先生仍希望他能够再回到天津继续领导抗团的工作。孙欣然接受，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保证一定能突破天津的封锁线，安全的进入市区。后来，戴先生几经考虑，再征求大成的意见，愿不愿意到上海去？”
    祝宗梁回忆说：“孙若愚在七月份到了上海，与从平津转学来的抗团人员又建立了联系。首先筹集资金在派克路租了一个铺面，开设了一家水电行。一来可为自己掩护身份，同时也可在这里制造武器。在这里工作的有向传纬、水宗骥等同志。”
    陈恭澍说：“孙大成同志于二十九年七月八日到上海，他的身份就是代表抗日杀奸团。抗团并不是上海区属下的工作单位，它仍然保持着青年爱国团体的独特风格。可是上海并非抗团发源之地，当然不如在天津那么兜得转，所以有许多地方它也需要上海区的辅导。”
    “辅导”这个词，陈恭澍用得极为精准，也就是说，军统之于抗团，既非“指挥”、亦不是“运用”，陈说：
    “孙大成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曾见过一面，对于交通联络等事项，都作了约定，其后，就交由助理书记刘原深兄直接负责联络与指导。关于上海区所给与的支持，只有每月法币三百七十元而已，此外，一无要求。而此一数字自二十九年九月起，一直维持到三十年十月止，迄未增加。”
    陈恭澍说：“嗣后，抗团同志即陆续抵达上海，和孙大成同住一处者，有钱致伦、叶以昌、刘世华等三人。其它如何敏信、阚津婉等诸同志则分散多处，与孙大成均保持单线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每当发生意外事故时，除了失事那个小单位外，都不会有更多的牵连。这也是上海抗团吸收了天津经验而育成的一大特点。”
    同时，抗团也在上海发展了一些成员，祝宗梁说：“何勉志（女）是上海抗团吕绍华小组的成员。她们几个人都是在校读书的女中学生。一天她突然来向孙若愚要手枪。她说大汉奸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现在就在她家里。这机会难得，马上就可去杀他。她还说陈逆是她父亲的朋友。孙若愚感到突然。毫无准备，既便成功她必定牺牲，她家也要受到连累。没把握的事还是不做。由此可见，当时青年对汉奸是多么愤恨。再说孙若愚当时手边没有手枪，弄手枪并不容易，等弄来机会也就没有了。”
    之所以孙若愚“弄手枪并不容易”，是因为他曾与陈恭澍约定，抗团不搞暗杀行动。陈回忆说：“上海区本身的行动单位很多，我们协调的结果，决定抗团不做行动工作，而专注于宣传、破坏与扰乱。所以抗团在上海，始终没有配备武器。至于他们所需要的爆破器材，初时由上海区的技术室供应，后来则自制自用。这又是他们的另一特点。”
    搞爆破，是抗团的拿手好戏，孙若愚开办的那个“复盛水电行”，就是自制炸弹的工厂。就在孙到达上海的当年，1940年的圣诞夜，他就策划了一起爆炸案。祝宗梁回忆说：
    “上海的租界是个孤岛乐园。全国战火迷漫，百姓身陷水火，可是这里却歌舞升平。那些发国难财的富商，以及盘剥老百姓的一些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仍在寻欢作乐。上海抗团想教训这些不知亡国恨的人们。就在这年圣诞夜，在六个舞厅里放置了炸弹。据孙惠书回忆说：她是和宋显勇一组，原来分配在南京路上的丽都舞厅，因出发太早，那里还没什么人，就自动改变到租界以外的百乐门舞厅。她们把定时炸弹放在一个日本人的沙发下面然后离去。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孙若愚、叶纲骞、陈泽永、吕乃纲、王安邦、向传纬、水宗骥、叶以昌等人。那天晚上都发生了爆炸。炸弹都不大，目的是警告不是杀人。另外还印发了抗日传单。这事震惊了上海。也造成好几家舞厅以后停业了一些日子。”
    对于孙等的做法，陈恭澍并不认可，他说：“据传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却是始料所未及的。事后检讨下来，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除精神可嘉外，并不值得鼓励，其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特定的目标。”
    果不其然，下一次爆炸，孙若愚就冲着“特定的目标”——日本人去了。陈恭澍说：“三十年四月十六日，上海抗团同志罗长光、刘世华、黄克忠等三人，在几度观察之后，发现位于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两家电影院，出出入入的全部是日本人，其中且有身着制服的日本军人，于是引起动机，经过一番策划，准备炸它个落花流水。不晓得他们是那里弄来的服装与道具，假扮成运送瓶装饮料的工人模样，乘机混入这两家电影院，将两枚定时爆破装置分别放在黑暗的墙脚底下，就安全撤退回来了。时辰一到，两家戏院同声作响，这件事总算做得干净俐落。”
    这起爆炸案，就是日本人口中的“东和剧场惨案”。陈恭澍说：“原来这两家戏院一名‘东光’、一名‘融和’，故并称为‘东和’。据日方透露，该一事件共有二十三人伤亡，全部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几名是日本宪兵。是否另有高级日本军官在内，则不得而知。”
    此后，上海抗团还策划了一些行动。陈恭澍说：“三十年六月二日及七月二十六日，抗团同志前后两次、在法租界马斯南路破坏日方经营的‘合同百货公司’，为该公司造成相当的损害，而且第二次要比第一次来得更猛烈。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不太庄重的话，他们干这一类的事，好象跟玩耍一样就做完了。”
    另外，1941年 8月 1日，抗团还破坏了汪伪的“提灯游行庆祝大会”。祝宗梁回忆说：“汪精卫这傀儡政权竟得到德意两国的承认。敌伪为了庆祝此事，决定在八月一日在兆丰公园举行庆祝大会，还在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提灯游行的庆祝活动。上海抗团决定破坏这个丑剧。”
    在这次行动当中，抗团成员李鑫、张仲华、黄昆均牺牲。据祝宗梁回忆：“当天大美晚报头版头条刊登详细经过。标题是《城鼠社狐，提灯游行，炸弹爆发，狼突豕窜，我爱国志士与弹共存亡，腹破肠流犹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41年10月，上海抗团再一次遭遇重大打击，孙若愚在研制炸弹中发生意外，并被逮捕。
    祝宗梁回忆说：“方警华住在蒲柏路一个亭子间里。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工作据点。10月15日孙若愚，钱致伦，叶以昌和方警华聚在一起商讨炸弹的制造问题。他们为四位同志牺牲感到痛心。孙若愚无意拿起一块炸药，它像肥皂一样大小，这就是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合物，而且还被煤油浸泡过但已经干硬了的一块炸药。他无意间用手里的铅笔一敲。炸药猛然一声巨响，满屋烟雾。方警华在门口，看情况不对转身逃走。孙若愚左臂被炸断，右手也有伤，浑身血迹。钱致伦两眼被炸伤。叶以昌腿部也有伤。不久外面警笛齐鸣。租界巡捕迅速赶来。孙若愚躲到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但终被发现。三人都被送到广慈医院的监狱病房。”
    祝宗梁说：“三人在医院里知道以后将被移交日本宪兵队。在病房里就统一了交代口径。一个多月后三人伤势渐愈，终于被转移到四川北路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
    陈恭澍说：“迨至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法租界，孙、钱、叶三同志同时由医院被解到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幸而没有认出他们是干什么的。”
    祝宗梁说：“他们逃不掉严刑拷打。都咬定经过商量的口供，没多说一句话。敌人只相信他们的刑法，不会去调查研究。认为那鞭抽，灌凉水，火烧，水淹……等刑法就没人不敢不讲真话。一个冰冷的冬天，孙若愚被放到水池里浸泡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再用绑在他身上的绳子拉上来。还有一次用假枪毙的办法来威胁他。最终也无口供。只得用他们的交代定案。”
    孙若愚被捕，非同小可，祝宗梁回忆说：“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质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

    按：方佩萱即方坼的姐姐，原燕京大学学生，后被校方寻故开除。

    1941年11月底，祝宗梁等人来到香港，准备乘船转往上海，因等候船期耽搁了几天，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很快沦陷。上海肯定是去不成了，祝宗梁等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内地。祝回忆说：
    “1942年 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
    按原定计划，袁汉俊、祝宗梁、申质文和向传纬等 4人继续赶往上海，当他们走到浙江金华的时候，居然意外地遇到了与孙若愚一同被捕的钱致伦，原来孙等 3人已经脱险了。祝宗梁说：“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
    在回忆录中，陈恭澍曾提及营救孙若愚等人的“陆干娘”，他说：“他们虽然尝尽了百般折磨，总算留下了一条性命。如果要问他们是怎样才从地狱里回到人间的，那又是一篇极为曲折的传奇故事了。说来太长，用一句话交代吧，他们是被我们上海区于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在爱多亚路光华戏院对面，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之夫人，大家称为‘陆干娘’的花钱把他们‘运动’出来的。她为什么？这又叫我如何回答才合适呢？”

    按：笔者遍查陈恭澍的“英雄无名”，并未发现“制裁过伤而未死的那位陆××”的相关记载，可能因某种原因不方便写。

    祝宗梁则说：“有位吃斋念佛的陆老太太，她对孙若愚印象很好，自愿拿出私房钱二百两黄金为他活动。终于1942年 3月被释放。陆老太太亲自到监狱把他们领了出来，先到城隍庙让他们叩头感谢菩萨保佑。”
    告别钱致伦，祝宗梁等继续赶往上海，走到江山的时候，得到军统方面的通知，让祝回重庆去参加抗团的“暑期训练班”，于是袁汉俊、申质文和向传纬继续前往上海，祝宗梁和钱致伦则去暑训班。

ys1937

曾澈与抗日杀奸团（6）

    据祝宗梁回忆：“因为在沦陷区抗团屡遭破坏，在内地的抗团人员就想大家聚会一次商量对策。我们设想举办一个夏令营。这事由杨国栋与军统商量，结果就成了这暑期训练班了。地点在贵州息烽，并按照军统训练班的方式举行。我去上海半路折回到了息烽。有人不愿参加这次活动，以为这就是要参加军统。我们说这只是借地举办，抗团与军统性质不同。在抗日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其他方面并不一样。田鹏仍不能认同，他就没来，我们也理解。”
    该期训练班共有26名学员，除祝宗梁外，还包括：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张允孚、张仁恩、雷邦玺、冯健美（女）、方甫、董言清、庄灜、石月珍（女）、俞勤康、喻娴才（女）、夏逸农、陈云标、左豹章、叶纲骞、黎大展、郭卜屿、王德馨、沈安俊、韦国涛、孙思龙、卢旭（女）和钱致伦。
    抗团暑期训练班的主任由军统息训班副主任徐亮兼任。据祝宗梁回忆，主要课程有三民主义、情报学、行动学等等，都由军统派教官执教。
    在训期间，抗团成立了新的领导组织，由沈栋、杨国栋、沈元寿和祝宗梁组成。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一份“抗团规划”，据祝宗梁回忆，包括如下内容：
    “成立抗团总部，地点在重庆。由我负责。成立一个联络站，地点在安徽界首。由沈栋负责。董言清协助。任务是联络敌后组织。派张允孚、叶纲骞、陈云标、孙思龙、韦国涛去天津工作。由张允孚负责。派杨国栋、夏逸农去北平工作，由杨国栋负责。派左豹章去东北长春工作。试探在那里发展抗团。在内地建立三个联络区。昆明联络区由沈元寿负责。成都联络区由俞勤康负责。重庆联络区由总部兼。各联络区只是保持抗团成员联系，不发展组织，也没有工作任务。抗团工作任务只在敌后的沦陷区。”
    祝宗梁说：“这份抗团规划在暑训班结束后带到重庆交给军统，并得到军统毛人凤的批准。就是他在后面加了一条，就是：昆明、成都联络区与当地军统组织取得联系。在重庆赣江街82号万寿宫内拨出一间屋子做为抗团总部的工作地点。”
    沈醉在回忆中说：“它（指抗团）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示工作和了解情况。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暑期训练班”的体制后来固定下来，成为军统做学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沈醉说：“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
    再说袁汉俊，到上海之后不久，就又回到天津，力图恢复天津抗团。祝宗梁说：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
    袁回到天津才几个月，即于1943年 1月被捕，出卖他的是齐文宏和郑有溥，据祝宗梁回忆：“这两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
    祝宗梁说：“袁汉俊是在过去有案的。现在被捕敌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虽无法了解他在狱中情况，可以想象敌人对他用刑一定很残酷。他知道抗团全部情况，如果屈服招供，上海一定有几十人被捕。但上海没发生任何情况，就说明他宁死不屈。最后只听说他在临行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狱友，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他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肄业。为人忠诚，工作稳健。为抗团贡献很大。他牺牲时年仅25岁。”
    1943年，袁汉俊就义。破坏了天津抗团，郑有溥又来破坏上海抗团，可巧，祝宗梁恰在此时来到上海。
    1942年底，脱险的孙若愚从上海回到重庆，并接任抗团总部书记，祝宗梁则去了上海。他后来回忆说：
    “我去上海原来不是为抗团的工作。军统为了拨一笔款子到上海，就要我去取出这笔钱，然后分别用不同的姓名存在不同的银行里。办完以后将图章带回重庆。取钱的根据只凭陆京士亲笔写的一封家常信。取钱的地址和数目等以后用电报通知我。当我离开界首进入沦陷区后。军统又打电报到界首说，上海电台出事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在进入上海之前，祝宗梁设法买了一张“良民证”，并化名为张志宏，于1943年 1月 8日到达上海，并与住在襄阳南路的申质文和向传纬取得了联系。此时，祝宗梁才知道，袁汉俊到天津去了，于是，他用早已同袁约好的“蔡世光”的名字，给袁汉俊写了一封信，叫他回上海来。
    没想到，袁汉俊没来，却等来了叛徒郑有溥。祝宗梁说：“过了几天郑有溥从天津来，他先找到罗长光，还说有要事找我面谈。我从前听说过这人，但从未见过他。我知道他母亲是俄国人，父亲中国人。他曾在天津工商中学读书。华道本离开天津时，曾把工作移交给齐文宏和郑有溥。”
    1 月28日中午，祝等约郑有溥在国泰电影院见面，然后到附近的远东餐馆午餐。祝宗梁说：“在坐的还有申质文和向传纬，因为只有向传纬认识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有六、七个着便装的日本人将我们围住，并拿出手铐将我们两两拷在一起。我们被推进汽车，驶往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祝宗梁回忆说：“我们被分别审讯。我只承认在路上遇到他们，因为大家熟识，就坐在一起。他们的事一概不知。宪兵已搜查过所有的东西，身份证等都被拿走。但他还问我姓什么。我坚持说是姓张。不说，就打。剥光衣服打。用竹条抽。还用木棍向身上乱戳。一边打还一边问，我姓什么。是不是姓祝。我咬定姓张。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他们累了，我更是疲惫不堪。竹条打在身上，只是皮肉之苦。但木棍戳到肚子上，真像五脏六腑都在翻动。然后送进监狱。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每人两条毯子，比布厚些。大家都这样。这天正好下了大雪。”
    在审讯中，为避免暴露住处而牵连更多的人，祝宗梁、申质文坚决不肯透露“襄阳南路”的住址。祝宗梁说：
    “我有位在中学要好的同学，叫臧建申。他住在上海圣母院路。在这前两天，我去看过他，但他到乡下去了。他的姨母接待了我。我在被审讯时，问起住址，当然不能暴露襄阳南路这地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就说了这位同学的家。就在这第一天晚上，我又被叫出去核对住址。同学的姨母看见我被打成这样子，真吓坏了。后又听我说就是住在这里。于是她也就应声说是住这里。我的难关过了，但给她带来极大的麻烦。以后敌人派了两个人住在她家。吃喝都得她来应付。有客人来，只准进不准出。差不多一个多月，这两个特务才回去。申质文也是胡说的，对不上号。回到宪兵队又是一顿毒刑。”
    在审讯中，祝宗梁意外地发现了敌人的“底牌”，他后来回忆说：“第二天，吃了一碗米汤，一小撮盐。米汤里的米粒是屈指可数。午后又被提审。我仍是老话。敌宪兵拿了一张笔录给我看，说别人都招供了。笔录虽是日文，但上有中国字。我的名字祝宗梁三个字，是谐音，音同字不同。还有另一个名字是蔡世光。这名字是我和袁汉俊特约定的。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因此，我断定郑有溥叛变，将天津、上海两处都出卖了。因为我们通信地址是郑有溥转的。郑有溥从前不认识我，知道不多，所以把我的名字写错了。
    祝宗梁知道了日寇的底细，加之这次来指认的叛徒郑有溥又不认识自己，这下就好办了，于是，祝采取了一种“打死我也不说”的办法——抵死不承认真实姓名，一口咬定自己叫“张志宏”，看你怎么办！
    祝宗梁的这一招，固然使日寇无计可施，却让自己吃了大苦头，所有的刑具，几乎被祝尝遍了滋味。他后来回忆说：
        “在审问中，我仍是不承认。于是又用刑。先灌凉水。把我的衣服剥光，仰躺在长桌上，四肢捆在桌腿，头部落在桌外面。用布头弄湿塞满了嘴。用橡皮管把自来水对着鼻孔冲。我知道，鼻子不能吸气。若吸了，水就到肺里去。不死也够受的。我用舌头把嘴里的布用力顶，使它漏出一点空隙。用这点缝喘气。实在受不住了，就招招手。敌人以为我要招认了，就停下来。再问我时，我还是老话。敌人又换了个刑法，用火烧。把我腿架起来，把卷起来的报纸点燃，烧两条腿。在这次审讯中，一边烧一边问：程锡庚是怎样杀的话。我当然还是不说。只讲：你们抓错了。我姓张。你们说的事我都不知道。等等。审讯时，一个是日本宪兵，一个高丽棒子。说实在的，那个高丽人下手比日本人还狠。我的两条腿后面大面积烧伤。这日本宪兵拿打人的竹条，捅破我受伤的皮肤，然后把一瓶碘酒都倒了下去。虽然又痛一下，但就这样，我的腿没有腐烂。可是申质文的腿，后来都腐烂发出臭味了，才给他治疗。
    祝宗梁想：“我虽然是嘴硬，从敌人掌握我的材料来看，不是一点点。我又有底案，只要细心调查，没有查不出的。晚上我回到监房，回想此事，多半凶多吉少。”
    于是，祝宗梁决定自杀，宁死不屈。他回忆说：“我发现在我西服马甲的背后，有个搭襻是铁制的。我把它掰成三段。有八个尖头。于是我把它吞了下去。”  
    第三天下午继续审问。祝宗梁说：“问了没几句，又用竹条抽打。我仍然坚不承认。这时我已精疲力尽，连喊叫都没力气了。敌人把澡盆放满了水，又把我衣服脱光，放在水里泡，不是短时间。这天气可是刚下过大雪，我身子都冻得没知觉了。后来又把我两脚栓起，把绳子绕过上面的水管，用力把我拉起。头下脚上，整个头都泡在水里。后来我不知道了。当我苏醒时，只感到身子碰到什么东西，有些暖烘烘的。这时，我是光着身体躺在水泥地上。他们叫我穿上衣服坐在地上。他们两人抽烟。在商量着什么。还给我一支，我不要。他们把我脖子当烟灰缸，捻熄他们的烟头。又把布塞满我的嘴。点着两支香烟，塞进我的鼻孔里。就要我鼻子吸烟，一直烧到鼻孔里熄掉。我吸了四支烟。鼻孔里后来都被烧烂了。他们仍无所得。只得送我回监房。
    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超级的身体素质，祝宗梁如同“菲尼克司”一般“浴火重生”，他不但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苦刑，同时还逃过了死神的召唤，他后来回忆说：“狱里没什么东西吃。八天后大便硬得像个砖头。我吃的那搭襻竟随着大便排泄掉了。”
    谈起“熬”日本人的刑法，祝宗梁说：“只要你的交代有一定的可信度，敌人也不会去调查研究。只要我们的对敌斗争精神不垮，用刑时肉体上的那点疼痛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说是鞭打、火烧很痛，但与牙痛程度上也差不了多少。再忍一忍也会过去的。”
    另外，孙若愚也曾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们审案就相信刑法，三次毒打熬下来没口供，他们就信以为真了。”     只是，有多少人能熬得住“三次毒打”呢？
    祝宗梁回忆说：“几个星期后，我们都被剃了光头。还拍了合照，前面还摆着抄出来的东西。我们以为将被送到北方去处理。可是迟迟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底，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保释。我和其他人就‘教育’释放了。”
    在这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软禁中的毛森。
    祝宗梁说：“事后我与申质文又恢复了联系。知道他们是被毛森保释的。毛森过去是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后就当了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
    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1941年初，毛森奉命来到上海，组建上海行动总队，并任总队长。1942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
    不知何故，日伪当局误以为毛森地位很高，于是居为奇货，不但未给他苦头吃，反而“待为上宾”。毛森说：“日人把我地位估计很高，认为把我软禁优待，重庆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沪恐怖行动了（即是把我当做人质）。如果杀了我，重庆不过再派人来，治安还是不能维持。”
    毛森的太太胡德珍，亦是军统特工，遂将此种情况电告重庆，戴笠得知后指示说：“只要能保生命，任何要求都可接受。”
    于是，毛森乘机对日本人表示：“愿尽所力，协助维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将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调用，同时续与潜伏人员恢复联络；由我全权运用，你们不要插手。”
    对此，日伪“欣然接受”。毛森说：“刚好当时其他行动单位，多被敌伪破坏，除我之外，沪市几无枪、炸之声；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无事。”
    看到这种情况，日本人误以为是毛森真的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更觉得自己的“怀柔”政策无比有用。此后，每当抓到“疑似”重庆的“地工”人员，便让毛森前去协助审讯，以助“甄别”。上海抗团的案件，就是其中一例。
    毛森回忆说：“又一天，黑氏曹长邀我去宪兵本部帮助审案。我在审问室隔壁稍坐，见一瘦高混血青年，坐立不安，猛吸香烟，神态紧张，不时向审问室窥探。后来知系抗团叛徒郑有溥（化名老万，中俄混血儿）出卖了北平、天津的抗团组织之后，来沪继续引捕同志。”
    毛森说：“迨我走进审问室，见一青年（后知名罗长光），刚刚用过刑，满身血污，低头悲愤；日宪仍续向其追问余党。另一青年（后知名申质文）正被绑在台上刑审。日宪用竹片扎成的劈剑，坚实而有弹性，用力猛打，打得血肉模糊。尚有几个绑着的，已经用过刑及正待宰割。这班热血青年，多是平、津名门富贵子弟，自动组织抗日除奸团，其轰烈事迹，我早有所闻；戴先生提及其可歌可泣、搏杀汉奸的壮烈事迹，曾热泪披脸。我面对义如手足的同志，还有什么好审哩？又不能表明身分，对其同情慰问；只好问其身世及参加抗团经过，敷衍一番，并略予精神安慰。”
    回去以后，毛森即通过胡德珍密报重庆，并得到“设法营救”的指示。祝宗梁说：“后来知道，当我们出事后，重庆打电报给他（指毛森），要他设法营救我。他回电说被捕的人里没有姓祝的。所以他知道我的名字。”
    根据戴的指示，毛森向日宪“献计”说：“这班血气方刚的青年，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其情可悯。要捉的已捉到了，他们所做的事，也已说了，漏网的已无作用。多予刑杀，反而引其更多敌忾仇恨，更多捣乱。不如给其自新之路，责其亲人管束，以表皇军宽大。”
    对此，毛森回忆说：“幸日人接受我的意见，未再用刑，保住全部生命，陆续保释。有一部人员，如谭礼等交给我用；罗长光回上海圣约翰大学修业，后来赴美国深造，现仍为纽约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因刑伤脑神经，成为癫痫宿疾，须经常服用镇静药，有时虚弱病发，昏倒咬舌流血，不省人事。几十年来苦撑执教，我经常与其函电联络，每经纽约必去看他，予其精神支柱。申质文虽未被打死，但腿弯肌肉被打溃烂，结成硬疤，失去弹性，伸缩不灵，行动跛跚。其他同志都被打得遍体鳞伤，遗留终生疤痕。未被捕的女同志石厚英、陈莲珍等，我代其掩护，逃过难关。”
    祝宗梁脱险之后，与毛森仍保持联系，他回忆说：“一次毛森约我们九个人吃饭。毛劝我酒很多，在半醉的情况下，突然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疏于思考，也疏于世故，说出我父亲姓祝的名字。过后他竟不再追问。毛森后来约我面谈，他挑明他与重庆仍有联系。并希望以后在工作上合作。我同意了他。我表示希望申质文等三人回内地去。他同意。以后约好友罗长光担任我与他之间的联系。”
    祝宗梁还说：“毛森要我为他制造一部可随时变换波长的电台，以避免敌人的监测。这是由黄子明请一位无线电爱好者特别制造的。还有一次毛森要我介绍两位懂英语的同志给他，因要在浙西与美军取得联系。我将谭国瑞、赵世绪二人介绍给他。”
    1943年冬天，毛森向祝宗梁传达戴笠的指示，令祝回重庆。恰在此时，抗团派往北平的杨国栋、夏逸农等人因为离开了学校，社会关系又少，无法展开工作，要求改调上海。于是祝宗梁把上海抗团移交给杨国栋，回到内地。
    在重庆，祝宗梁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当年的毛头小伙已长大成人，要考虑今后何去何从了。祝宗梁说：
    “在这欢庆之后，跟着就有一片空虚、失落的感觉。因为全心全意的要抗日，日本投降了，要打倒的目标没有了。以后又干什么呢？抗团没有进一步的目标。抗团的任务没有了，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抗团向何处去？这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这期间，被派回天津重组抗团的张允孚还闹出了一段“故事”。据张杰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抗团总部派叶刚骞( 叶明德 )、陈云标来天津。叶即与王宗钤联系，商议如何恢复抗团。此时天津有一个自称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张允孚，以抗团天津站站长的名义出布告，要团员们到他那里登记。于是很多良莠不齐分子纷纷找他登记，甚至包括某些伪官吏，一时汽车、洋房都到他手中。此时远在界首的孙大成得悉张允孚情况后，立即通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将该处查抄，扣押了张允孚。”
    张允孚这事后来闹大了，舒季衡说：“当日本投降次日，在日特怂恿下，（张允孚）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他在今柳州路潼关道转角处周家食堂原址设立站部，参加活动的有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蓝振德（台湾人）、日商大仓洋行华经理孙绍亭和南京江伪政府特工总部少将高显宗（台湾人）。也有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如上海话剧团当时在天津演剧的演员吕某和一些青年学生，还有胜利前夕由重庆派来的抗团分子，多达 100余人。特别是蓝振德身着国民党少将制服，自称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印有名片。这些人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军财产、物资、汽车等。当津郊八路军武装部队进攻天津时，这些人又身佩抗团袖章，在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并贴出安民告示。这些突然出现的地下工作者的所作所为，使得一些市民莫名其妙。”
    因舒季衡不认识张允孚，“乃将情况向军统局报告，建议饬张敛迹”。军统复电说“不知张允孚为何许人”，并令军统局驻津华北特别通讯站站长徐宗尧将张扣押。戴笠飞机失事后，张才被放出来。
    此事一出，尽快结束抗团就显得更为重要，否则还不定会出什么其他问题。1946年春，经祝宗梁请求军统同意，将孙若愚、杨国栋调来重庆，研究抗团去向问题。
    祝宗梁说：“这时戴笠乘飞机出事了。这对解决抗团去向开放了一条大路。因为他对抗团自有他的目的。如果他在，这问题的解决很难预测。会议结果，最终决定抗团解散。解散的条件是：
    （1） 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
    （2） 为了解决一些人暂时找不到公职的人的生活，在北平暂发十八人的工资，在上海六个。”
    抗团的“五虎将”中，李如鹏、袁汉俊先后牺牲；孙若愚加入了军统组织。
    沈栋，转到重庆之后，先是入成都金陵大学读书，1942年“暑期训练班”之后，奉派主持抗团设在安徽界首的联络站。祝宗梁回忆说：
    “沈栋在界首初建时，先租了一处房子。别人问他什么单位，他不能说是抗团用的，因抗团是不公开的。他就随意讲是税务局。”
    祝宗梁说：“沈知道说抗团不行，因这是秘密单位。等后来去领取房子时，商人们已经把房子刷新过，办公桌椅都齐全买好。沈栋给他们钱，他们不要。后来他们发现这里不是税务局。这个误会到了1944年，商人告了，说沈栋在界首招摇撞骗。军统在界首单位把这事转到重庆。军统就要把沈栋‘调回议处’。后来把情况说清，事情就算了。”
    1944年，孙若愚接替了沈栋，沈回成都继续读书。祝宗梁后来回忆说：
    “沈栋在成都认识了一个女孩信天主教，于是沈栋也信了天主教。日降后，沈栋转到四川大学，并从事传教工作。解放后，沈栋被判六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又因继续传教，被送到修建康藏公路。得了肺病，死在工地。”
    最后说说祝宗梁。
    抗战胜利以后，祝曾被军统派到美国学习。他说：“抗团的解散会议还没结束时，叫我到美国去，于是剩下的任务由孙若愚和杨国栋完成。军统与美国初定协约时，规定将来任务完成后，由美国出钱送四十个有功人员去美国深造。这第一批20人就有我的名字。我不是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就假造一个报表，要我照抄。我就跟着去了。这二十人到了美国，有的去受训，有的什么也没做。我选的是读书，学校是堪萨斯城大学（Kansas City University）。”“只读了一年就通知我回国。1947年夏我回到上海。那时陈泽永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教书，地点在上海复兴中路1195号。由于他的介绍，学校也同意我去任职。随后我去南京见到毛人凤。当面向他请求，我去教书。他同意了我。出来后又遇到潘其武，他要我去警察总署工作。我拒绝了他。我说我决定去教书。”
    祝宗梁说：“回上海后，军统（这时已改名为保密局）来信要给我诠叙中校的军衔。还寄来一张假造的填表的内容叫我照抄。我未填表，也未寄回。以后又寄来一个通知，叫我到上海市政府调查室报到。我也没去。最后寄来一枚抗战记念章和一枚六级（或七级）云麾勋章。这件东西我收到了。从此以后，我与军统没有任何来往，更也从未接受过一分钱。”
    此后，祝宗梁一直在上海任教，直至退休。在回忆录的最后，祝宗梁特别对抗团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辨正”，他说：
    “抗团与军统最大的区别是：抗团唯一目的就是抗日。而军统除此外还是内战的工具。”
    “在抗战期间，抗团从未参与军统指派调查学生的各种党派活动。而且是自觉的抵制这种工作。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目的。日本投降后，抗团就解散了。只有几个仍与军统有关系，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抗团无关。可以说抗团与军统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组织。”
    “军统把抗团做过的一些成绩，都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对抗团的态度，可能是从抗团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价值来考虑，但也未能如愿以偿。而抗团对军统却不同。先是军统的声誉狼藉，老百姓听到‘特务’就反感，都敬而远之。抗团不愿招惹这种影响。更主要的是抗团不愿卷入国内的党派斗争。抗团与军统只是在抗战时期在抗日方面的合作者。抗团虽曾沾有污泥而未被染，洁身自好，问心无愧。何况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未去内地的抗团人员，连抗团与军统的这层关系都不知道。所以把抗团说成是军统的外围组织是不正确的，有必要更正。否则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同志，死得不明不白。甚至对活着的也一样。”
    最后，祝宗梁说：“抗团在卫国战争中，所做的一点贡献，实只沧海之一粟。同时在表现上仍显得很幼稚，缺乏有力的指导。他们在敌人侵略面前，不甘受辱，敢于斗争。他们无所企求，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威武不屈的精神，应予肯定。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我国过去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岁月，将来也未必平静。愿为捍卫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国人共勉。”
    谨以此向祝宗梁先生、张同珍女士，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所有抗团战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本章节的写作中，得到了来自“关爱抗战老兵网”的杨琦女士和他们的志愿者团队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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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京沪区

    说到“金陵毒酒案”，就不能不说钱新民。
    钱新民是云南人，军校四期毕业，因此他是特务处另一位元老邱开基的老乡加学弟。加入特务处以后，钱新民一直在南京工作。
因特务处本部就在南京，因此特务处在南京的外勤单位不太起眼。其实，特务处很早就在南京设立了秘密机构，并逐渐发展为成建制的外勤组织。
    1932年，特务处成立之初，即在南京地区设立了通讯一组、通讯二组和新闻组三个独立的情报单位。
    所谓通讯一组，前身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组，当时负责人是方超，手下有三四十人，多是军校从第三到第六期的毕业生，如钱新民，另外还有刚刚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八期李家杰这样的。通讯一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政治、社会和外事情报，也承担一些跟踪等行动工作。
    1934年，特务组扩大为特警课，课长即赵世瑞，正是在此期间，赵破获了“日人藏本失踪案”，一时声名大噪。特务处南京区的成立，大体也在这个时候，区长由赵世瑞兼任。
    1935年，赵世瑞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军校四期生汪德龙接替了他的南京区区长和特警课课长职务。
    到1936年，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课又扩大为特警室，以钱新民为主任。
    通讯二组，实际负责南京地区的邮检工作，徐远举最初就是搞邮检的，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邮电检查所由宪兵司令部控制，系贺耀祖在南京任警备司令时设立，詹藜青为通讯二组组长。”
    詹藜青的副手，就是张毓中。1933年 2月底，经“洪公祠”短训结业，张毓中正式加入特务处，并被分配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工作。同去的，有他在杭训班的同学马壬和虞廷金，有军校三期的詹藜青，还有此时籍籍无名，日后却大名鼎鼎的军校七期徐远举。
    张毓中回忆说：“是年二月底，洪公祠训练班结业后的一个月，我和詹藜青（军校三期、南训班）、徐远举（军校六期、南训班）、马壬、虞廷金（两人均为浙警正二期、杭训甲班），分发到南京警备司令部邮电检查处担任邮件检查工作，由詹藜青任组长，我副之。”

    按：张毓中所说的“南训班”即洪公祠特训班。另外，徐远举实为军校七期毕业。

    张毓中说：“首先我们去晋见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将军，承他告知邮电检查对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全世界各国都做邮电检查的原因。又承他训勉，做邮电检查人员，除保密之外。还要有良知和道德操守等等。随后他命参谋发给我们到差公文，从公文中，我才知道詹组长、徐远举分到竺桥邮局，马壬、虞廷金到三牌楼邮局，而我一个人则被派到新街口邮局。”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我跨出学校以来，第一次步入社会工作，又不知道什么是‘邮电检查’，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安。”
    其实，所谓“邮电检查”，说白了就是将别人的信件在邮寄的过程中拆开，看看里边都写些什么，并做相应的处理，属于情报工作的一个门类。
    张毓中回忆说：“新街口邮局有平房三大进，是很有规模的一等邮局，员工二十多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信件和包裹数量相当庞大，因此邮局人员和邮差部很忙碌。我见了局长张承祖先生和有关人员后，就向一位顾组长报到。顾组长是警备司令部派来的，人很和气，说一口江北话，很不好懂。据他说邮局员工对‘邮检’有厌恶排斥之心，而信件这么多，也不可能逐一检查，就是抽查，也查不出名堂，不过是查扣、汇交一些由香港和两广寄来的反动杂志与报刊而已。”
    张毓中说：“我再环视邮检工作的地方，在邮局第三进左边角落，有背对背的书桌两张，桌上只有象牙签两片，每片象牙签约三寸长两三分宽，两头削成薄薄的半月形，这就是检查信件的全部工具了。至于邮务人员，我早就听说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人人奉公守法，负责尽职。我到邮局后，和他们礼貌的周旋，轻松的谈笑，尽量消除他们对我的厌恶与排斥。”
    “象牙签”即拆信的工具，那时候的浆糊和纸张比较差，都“毛毛叉叉”的，用象牙签把封口裁开，然后再粘上，一般人看不出来。
    宁夏省军法处上尉督察黎杰曾被派充邮检员，他后来回忆说：
“检查人员，每人发一把约十五公分长的小角刀，一支一头圆、一头扁平的骨扦，作为开拆信封的工具。此外，每人还发给一枚金属小印章，上面有三位数号码，作为检查员的代号。谁拆检的信件，要选择不易发现的地方盖上自己的代号印章，以示负责。如果该检扣的信不拆、扣，或信内夹带的现金、物品被窃取，要根据印章追查责任。特别是挂号信件，手续更为严格。交挂号台的待检信件，由检查员根据邮电局的收发登记表册，清点签字，发还时，邮电局也要清点签字。被查扣的信件，也必须详细登记，谁查扣，由谁签字盖章。被拆查的信，要使收信人觉察不出来，所以如何开拆、信封，成了检查员的首要技术，必需细心谨慎。信的封口种类很多，浆糊封口的较容易拆，火漆、机扎、封条等封口的较难拆，得挖空心思，采用多种手段。经处理过的邮件，收件人一般很难发觉。”
说是这样说，事情都有例外，傅作义就曾经因此跟军统“翻车”。
那是抗战后期的1943年，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现他的私信曾被开拆，当即令人找到军统的邮检负责人，予以痛斥。
军统当然不吃这一套，于是，他们采取了“罢工”加“静坐”的方式，几个人跑到傅的公馆门前，躺在地下，不吃不喝，表示“抗议”。傅作义大怒，当即向重庆发报，声称辞职。
    “宜生兄”的面子，蒋介石是要给的，于是即令戴笠前去见傅作义，务必将屁股“擦干净”。
    戴笠赶到绥远，当地负责人高荣带着一批高级干部早已恭候多时，戴一下车，二话不说，先叫过高荣，狠抽了两记耳光。随即备酒向傅作义道歉，其时戴笠已权势熏天，傅也不为己甚，转过面子，也就算了。
    事后，戴笠将“肇事”七人全部调离绥远，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其实，傅作义所为，也是借题发挥，希望借机把戴笠的人挤出绥远，因为不论谁的辖区，只要有特务存在，都会有芒刺在背之感。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的地盘，1943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告马鸿逵：“需在宁夏设立邮电检查所，宁夏方面应予协助支持。”
        对此，黎杰说：“马鸿逵知道，遍布全国各地的邮电检查所和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站，均由特检处直接领导。特检处是军统的一个主要支系，处长李肖白是特务头子戴笠的骨干分子。如果同意特检处在宁夏成立邮电检查所，无异引狼入室，将不利于他在宁夏的统治，但慑于蒋介石的权力，又不好公开拒绝，于是便采取不答复、不表态的办法拖延对付。”
    特检处的前身即邮检处，就是曾与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和戴笠的特务处并列的那个“第三处”。抗战前的两任处长，先是老资格的陈焯，此后即丁默邨，邮检处的大权从此落入“CC系”。
    抗战开始以后，邮检处改称特检处，划归军委会办公厅直属，处长换上了另一位“CC系”干将金斌，此后又由朱世明继任。朱世明，1902年生，湖南湘乡人。
    朱世明的经历，有点像孙立人，也是清华出来的（与吴文藻是同学），后赴美留学。回国以后在中央军校任教，后又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
    从朱世明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点类似于军队中的“文职”（此后走的也是这条路），从没有直接带过兵。可想而知，把他放在特检处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特工色彩的位置上，是很不合适的。
    到1940年，军统的刘璠取代了朱世明，特检处就此落入戴笠之手。1941年，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几个学员被闷死，戴笠大怒，当即撤掉了刘璠的职务，以李肖白代之。
    李肖白，1905年生，湖南汨罗人，军校六期毕业。
    李肖白与李崇诗、李人士并称为“湖南三李”，在特务处中资格很老，曾任考核股（主管人事工作）股长。军统局成立以后，李肖白任第五处、即人事处处长，1941年接任特检处处长。
    李肖白是干人事出身的，“玩人”自然是一把好手，曾在他手下当科长的黄康永回忆说：
    “李采用调换、顶替、代理等手段把中统的人员全部逼离开（也有用同化办法把他们吸收为军统人员的），特检处就此成了清一色军统直接掌握的公开机关。”
    1944年，戴笠将航空检查业务并入该处，改称“邮航检查处”，李肖白仍为处长，自此。邮检、航空以及对对国府各军政机关的密监工作，均由李肖白负责，权倾一时。
    这次，李肖白又要摆布马鸿逵了。
    黎杰说：“同年冬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等马鸿逵表态，即由特检处委派杨福全为宁夏邮电检查所上校所长，带领有专业技术的职业特务十多人来银川筹设。”
    对此，马鸿逵当然很不高兴，杨到任后，曾两次求见马鸿逵，均被拒绝，后经多方疏通，马才勉强接见。当时马对杨：“宁夏的治安情况很好，不需你们设什么检查所，我主政宁夏，难道中央还不放心? 你们要设，那就随便吧……。”
    征得了马鸿逵的“同意”，杨福全在宁夏挂起了“军事委员会特检处宁夏邮电检查所”的牌子，黎杰说：
    “马鸿逵见此，一气之下，便命令军法处长程福刚也建立了一个宁夏邮电检查所，由军法处副处长李树栅任所长，抽调稽查四人为工作人员，地址在特检处检查所的对门福兴店内，与特检处唱对台戏。两个检查所，每天都到邮电局执行检查任务。后因迫于马鸿逵的权势，特检处只好先让宁夏方面检查，自己随后再检查。”
    黎杰回忆说：“嗣后，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给马鸿逵来电说：邮电检查是一门技术工作，检查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承担这一任务，要求宁夏派十人到重庆特种通信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与杨福全带来宁夏的工作人员合并成立宁夏邮电检查所，所长由宁夏派人担任，经费由军委会特检处开支。马鸿逵见电后，认为对自己有利，便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重庆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把马鸿逵的人给拉过来，釜底抽薪。黎杰回忆说：“李到重庆后，很受特检处重视。处长李肖白几次个别邀见，李与特检处秘书周敦景也过从甚密。返回银川时，其他人均乘汽车，只有李树栅享受特检处赠送的飞机票，经西安回宁夏。离开重庆时，李肖白亲自到机场送行。”
    黎杰说：“在重庆期间，特检处接待我们很热情，处长李肖白亲自主持宴会，为我们洗尘，安排我们在重庆邮电检查所居住。特检处派一姓王的教官每天给我们上课( 未发课本、讲义，也不准记笔记 )。学习内容是：邮电检查常识、邮电检查的重要性、世界邮电检查概况、邮电检查技术、剪拆邮件的方法及检查人员应遵守的纪律等，共讲了十多次。随后便让我们到东川邮电局和小龙坎邮电局参观实习，我们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便草草了事。当时出于好奇，我们要求参观特检处审查化验室，但被婉言谢绝了。我们在重庆学习、参观共十多天，就匆匆返回宁夏。”
    经过训练，李肖白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撤回杨福全，“中央”与宁夏的两个“邮电检查所”合并，由李树栅任所长。
    事实上，马鸿逵也不傻，李树栅暗通“中央”的情况，他了如指掌。黎杰说：“李树栅回到银川后，与李肖白、周敦景经常书信来往，给这两个人邮赠宁夏特产二毛皮衣等。这些情况，都经我们向程福刚作了秘密报告。”
  
    按：程福刚是宁夏军法处处长、李树栅的顶头上司，李树栅暗通“中央”，就是想挤垮程福刚。

    经程福刚密告马鸿逵，李树栅被撤职查办，宁夏邮电检查所到底落在了马鸿逵的手里。——话说，西北的这几匹“马”，都不是好相与的。
    又扯远了，接着说南京。张毓中回忆说：
    “知道了他们的作业流程以后，我每天比别人早到，等邮局把信件倒出来分发处理时，我马上从中拿出一批来，一一翻看寄信和收信人的姓名与地址，然后凭直觉，抽出其中的几封来检查，在邮局分信结束之前，我也全部抽查完毕，既不耽误他们的时间，也不妨碍他们的工作。至于快信、挂号信，不但有时间限制，又常常牵涉金钱，邮局非常重视，指指定有专人管理，如想检查，非常困难，稍有疏忽，还会惹祸上身，因此检查人员从来不查。我年轻胆大，一面处处配合邮局的工作流程，一面又和邮局上下相处融洽，他们就让我试着检查，想不到一举成功，我从快信、挂号信中得到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在新街口邮局工作了还不到一年，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张毓中、马壬和虞廷金三人，奉戴笠之命入闽，以“参谋本部军事杂志”记者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平息以后，张即被戴笠派到蒋介石的身边，从此告别特务处本部。
    至于情报二组组长詹藜青，则早已于1934年夏派赴江西工作，组长一职由 5人中仅存的徐远举继任。
        其时，邮检系统仍被中统把持，徐远举等人实在被排挤得够呛，戴笠只好将他们撤回。后以南京大同通讯社为掩护，成立新闻组，在各报社刺探情况，以曾任《东南日报》社总经理的姜颖初为负责人。抗战爆发以后，大同通讯社迁往重庆，由军统局秘书刘启瑞负责“运用”。
    1937年 4月，即抗战爆发前不久，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仍兼任特警室主任。曾在南京区任助理书记的李雨生回忆说：
    “二十六年四月，钱新民先生接替汪德龙先生任南京区区长。在编制上，并增设副区长一人，调河南站站长尚振声（方）担任。是时，南京区以情报及肃奸为工作重点，除搜获日寇侵华阴谋多项证据，以供中央决策机关以及国际组织了解外，并积极展开肃奸工作。其间，日谍利用汉奸渗入我政府机构有所图谋，曾为南京区布置之工作路线相继破获多起，最重要者有黄秋岳（时任汪内阁行政院秘书，福建籍，名诗人，有《花随人圣庵摭忆》等著作行世）父子间谍一案，颇多牵连，经清除，后日寇企图始未能得逞。”

    按：黄秋岳即黄濬，该案系由南京宪兵司令部特高组破获，与特务处无关。

    陈恭澍说：“笔者与钱新民相识，时在民国二十二、三年间，记得是在南京开会及会后的聚餐席上。我们从未共过事，也谈不上有私交，只耳闻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而已。尚振声同志在友济间风评均佳，惜未识荆。”
    尚振声，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前述殷汝耕案中，尚曾参与策反张庆余。
    李雨生介绍说：“尚振声同志，单名方，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名门，其伯父曾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并教于大学。尚方同学少有大志，弱冠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不久，复接受干部训练，供职军事委员会，于二十四年任军统局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为站长，二十六年抗战前夕，调为南京区副区长。尚同志眉清目秀，温文儒雅，待人谦和，视同仁为兄弟，深受工作同志爱戴。

    按：经笔者多方查询，未得到尚振声毕业于军校六期的记录。

    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将南京区改为京沪区，仍以钱新民、尚振声为正、副区长，并令他们率全体人员转入地下，做长期潜伏的打算。
    关于京沪区与上海区的关系问题，徐远举解释说：“那时军统对上海工作采取多层布置办法。京沪区侧重对南京及南京到上海沿铁路各城市的工作，专做情报，不做行动工作。该区直接由军统局领导，与沪一区、沪二区等不发生横的联系。”
    南京区秘密电台报务员潘光祥回忆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前，戴笠选定了他认为最可靠最忠诚的部下钱新民，留下来担任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以便在南京沦陷之后潜伏下来开展敌后工作。钱新民是黄埔四期毕业生，他曾在首都警察厅担任过重要职务。”
    除了钱新民、尚振声，同时留下的，还有管容德，李雨生回忆说：“二十六年‘七七’日军发动战争，南京区为周全策划，实行双线部署；将区本部移驻江北六合县境瓜埠山区，并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由管容德（化名徐曦）为总队长，负有保卫区本部及对敌采取行动之基本任务。同年十二月初，上级复决定由副区长尚振声率一部分工作同志留守南京。”
    潘光祥说：“由于在南京认识钱新民的人较多，无法公开露面，因此他在南京未伦陷之前，就带老婆黄氏和岳母等，以下乡逃难为名，来到江北六合乡下住下来。当时跟他到六合的有交通毛兰田夫妇、译电员杨国栋、会计杨某某、汽车司机杨宝森等人；另外，还有航空情报第八分会会长温酿、报务员刘正凡（女）。当时留守在城里的人，由副区长尚振声负责，还有秘书谭兆宁、行动队长张志强、情报组长李云声、会计安广如、译电员杜雪帆、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军统电台报务员周光球（女）、周英杰（女），还有许多外勤人员。”
    南京沦陷之后，京沪区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搜集“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证据。李雨生说：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南京区留守同志，则避入山西路一带‘难民区’均亲眼目睹日寇入城后之烧杀奸淫、残害我三十万军民之大暴行；此一震惊寰宇之暴行，亦即我中华儿女永世难忘之‘南京大屠杀’。我南京区留守同志仍不畏艰险，仍四处搜集堪为左证之资料，汇报上级据以公布于全世界。其后，日本虽欲掩饰其当年罪行，企图窜改事实以欺骗世人，然而铁证如山，虽历千古犹闻血腥，无论如何是消灭不掉的。徒见齐心劳日拙，欲盖弥彰而已。”
    在避入‘难民区’的地工人员当中，就包括张毓中的好友、也是他在“浙警”正科第二期和杭训班的同学倪永潮。
    许多年以后，倪永潮回忆说：“我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从事警务工作多年，历充南京政府高级警官。1937年我任职于首都警察厅，在南京保卫战中，负有维持社会秩序及地方治安重任，还受有市区巷战的作战任务，以至南京沦陷前未能撤离。十二月十三日早晨，日寇侵占南京，我沦为难民，为时两个多月。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曾屡遭生命之虞，均以机智得免，真是虎口余生。在这两个多月的难民生涯中，我亲眼目睹世上罕见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惨状。”
    倪永潮说：“当时‘南京保卫战’，由于作战方案估计不足，判断错误，南北通路均为自己截断，部队无法及时应变撤离，大批被敌包围，沦为浮勇而遭集体屠杀。日寇进城后，对我同胞奸淫掳掠，严刑拷打，放火屠杀等等无恶不作，真是惨绝人寰。”
    以下，倪永潮从劫掠、奸淫、放火、酷刑、屠杀等五个方面回忆了当时的惨状。他举例说：
    “南京是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日寇认为反日情绪特别高，对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则更抱有戒心，如在难民收容所为其发现，一律作‘抗日未成分子’处决。上述党、政、军人员被捕的，全被交特务机关和宪兵队，受酷刑逼供，如火烫、灌水、针刺或放军犬抓咬人体等，没有一个不被折磨死的。”
    “突击搜捕的方法是：事先布置各收容所的汉奸，当日军军官到收容所时，突然发出‘立正’口令，凡军人或受过军训的党、政人员，突然听到此口令往往未及思考，习惯地立正不动。因这样被捕的为数不少。以上被捕的人，经审讯终了，装上卡车运到郊外，关进民房，用煤油焚烧灭迹。”
    “更有甚者，将被捕的‘抗日未成分子’，剥去上衣，把他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作刽子手刺枪的人头靶：刽子手持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距十字架约十五六公尺处站立．叫到‘杀’的口令后，即持枪向前冲刺．高喊‘杀! 杀! 杀! ’在冲到十字架面前，仅做了刺枪动作，此时又听‘停’的口令，而跑回原地站立，接着再做第二次。此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因受惊吓而脸色苍白，已处于昏迷状态。刽子手第三次持枪冲刺，才刺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同胞的胸部、腹部，乱戳、乱刺。声声惨叫，闻者心碎，血肉淋漓，目不忍睹。而全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刽子手，则发出阵阵狞笑、狂叫乱蹦。”
        另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实录，还有钮先铭的《还俗记》。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他后来回忆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张回忆说：“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按：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这不太好吧？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张赣萍说：“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 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
    潘光祥说：“1938年 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
    京沪区策划的第三件事，就是“金陵毒酒案”。

ys1937

重提“藏本失踪案”——两个版本

    “金陵毒酒案”的关键人物，就是在“日人藏本失踪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的袁露，到这时，他已经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了 5 年了。
    袁露，本名詹长麟，出身于南京一个机工家庭。他自述说：“我小时候家里很贫苦。那时候，我家靠织缎子为生。南京有句话把织缎子的人叫做‘机花子’，吃了上顿无下顿，如同‘叫花子’一般。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按：所谓“机花子”，即机坊里做机工卖苦力的人。江南的丝绸制品是出名的，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地。为此，在前清，成立了专门的织造衙门，派出自己的亲信担任织造，在提供贡品的同时，还兼着密报民情、舆情的任务。如南京的江宁织造，从曹雪芹的爷爷曹玺那辈起，一家三代干了好几十年，一度富比王侯。

    因此，南京有一大批人，是世代做机工的，詹长麟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穷苦家庭。
    1934年，一个叫王明和的机工，向詹长麟的父亲詹士良提起：“日本总领事馆差一个仆人，我想叫我的儿子王高科给你家儿子介绍进去干，你看如何。”

    按：王高科本人就是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仆人，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王极有可能早已经加入了“团体”，奉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潜伏。
    另外，詹长麟的姑父潘崇声，公开身份是南京首都警察厅特警课外事股股长，亦是特务处特工。
    从这两点来看，詹长麟之进入领事馆，显然是当时的南京区长赵世瑞有意的“走闲棋、布冷子”。

    詹长麟回忆说：“我爸爸从茶馆回到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和哥哥，并问谁去干这个差事好。我让哥哥去，哥哥叫我去，谁也不想去，因为听说给日本人做事，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虽然我们没什么文化，但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后来还是我爹做出决定，他说让老二去，因为老二长得有模有样，比较能走得出去。当时我已经有了孩子，一家老小靠织缎子维持生计很困难，想想就去了。”
    这一年，詹长麟21岁。他后来回忆说：“过了几天，王高科就把我带到了日本领事馆书记官宫下的办公室。宫下书记官四十来岁，人很精明，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见了我后，感到满意。”
    日本人满意在哪些地方呢，因为詹长麟符合他们挑选仆人的四个条件：“第一，不会说日本话，不识日本字，防止你做间谍；第二，要有至亲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便于控制；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俊秀端正。”
    接着，宫下又带着詹长麟去见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请他面试，须磨看了以后，说：“呦西。”詹长麟说：“从此，我就成为了日本领事馆的一名仆役。
    我在日本领事馆的主要工作是打扫房间，端茶送水，分发信件报刊，有时还接听电话。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早晨五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不分春夏秋冬，日日如此，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
    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一天休息日，每隔三天还要值一次夜班”，要说真是够辛苦的，简直拿人当畜生使唤，不过，“每月薪金十四块银元”，这工资也确实不低。
    据学者考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前期，十元钱（1935年11月之前是银元，此后是法币）就能买一石大米，以当年人们的简单生活，在不追求物质享受的前提下，詹长麟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无任何专长的人，靠这样一份工作，足可以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了。
    我们再对比一下王蒲臣，1935年12月 5日，王蒲臣加入特务处，月薪法币 100元，那真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
    詹长麟回忆说：“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有一天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我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我，就把我带上黄包车，然后来到了鼓楼旅社二楼四号房间。走进后，我见房间空无一人，便有些纳闷，即问这个年轻人。”
    这时，赵世瑞出现了。
    詹长麟说：“话音未落，又见另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上也穿蓝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进房间来。他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我一一作答。随后这个人又对我说，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黄永淮团长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为什么对我这番经历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我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我，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我说不知道。他对我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

    按：黄永淮，国民革命军88师第 262旅第 524团中校团附，即谢晋元的前任。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期，黄永淮作战受伤，入医院治疗，由 524团中校参谋主任谢晋元接替。此后不久，谢即率部入驻“四行仓库”，就此，“八百壮士”名扬四海。
    黄永淮则于1944年 5月在许昌的对日作战中牺牲。相比于谢晋元，知道黄永淮的人太少了。

    詹长麟回忆说：“他后来说，自己叫赵世瑞，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说完他撩起长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他说他把特殊行动秘密告诉了我，问我何去何从，自己要好好选择。并对我说，要么当一名抗日的中国人，参加我们的组织蓝衣社，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为国家为民族效劳；要么用这把手枪在这间房子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詹长麟说：“我到这个时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当时认为有这样报国的机会，没有理由拒绝。就立誓加入。从此成了蓝衣社一名潜伏在日本领事馆内的卧底。我化名袁露，代号65。每月组织给我十块银元，当时一百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三块银元。”
    至此，袁露就成为特务处派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潜伏人员，而且，他确实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为赵世瑞做了不少事。袁露回忆说：
        “自从加入了组织，我每时每刻都在刺探收集日本人的情报，监视领事馆内日本要人的行踪。表面上，我在日本领事馆每天就是扫扫地，抹抹桌子，给总领事端早餐，其实是在搜集情报。把他们办公室、文书科、总务科等房间丢弃的废纸搜集起来，将有价值的废纸留下来，向组织汇报。有时候，还在这些办公室里抄录文件，交给联系人员。每日把日本领事馆内进出的信函文件偷偷拆开，抄写重要情报。将拆开的信封又用火漆封好，再盖上用骨头做的邮戳，或者交还给日本领事馆，或者寄发出去。用这样的手段来获取情报。这些事情可以说都是提着脑袋在干的。”
    在袁露的情报工作中，最出色的，就要说是协助赵世瑞破获“藏本失踪案”了。
    袁露回忆说：“我进日本领事馆时间不长，发生了一件事。
1934年的 6月 7号，日本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传出副领事藏本昨晚失踪的消息，并要求中国方面在尽快的时间内找到藏本副领事。”
    袁露说：“6 月 6号晚11时，我正好在馆内值班，副领事藏本从总领事办公室出来，找到我，对我说，他现在要出去有事，让我找司机小刘（名字记不清了）把小轿车开出来送他出去。我找到司机，让他把车开到领事馆大门口，并拉开轿车门，让藏本上了车。我看到车直往北极阁方向驶去。我赶紧把藏本的去向写在一张纸上，告诉了组织。”
    如前所述，根据袁露的情报，经过一番周折，赵世瑞寻获了藏本，并最终获知了所谓“藏本失踪”的真相。袁露说：
    “事后才知道，是日本军部指示藏本到南京紫金山自杀，企图制造他被中国人暗杀的假象。但是这个藏本到了紫金山之后，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想起自己家乡，不想死。他在那儿饿了两三天，实在是撑不住了，从紫金山山上一个洞里面钻出来，拿自己的金戒指去换吃的，结果被当地人发现了。因为得到我的情报，首都警察厅已在紫金山方向搜寻藏本，村民发现他后告诉了首都警察厅的警察，大批警员上山去搜捕，在一个山洞里把他找到了。”
    袁露说：“首都警察厅就把藏本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通知日本领事馆去领人。当时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去了以后，跟当时外交部部长汪精卫是这样解释的：‘他（藏本）脑子有毛病，跑掉了，是神经不清楚。’过了几天，藏本就被遣送回国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批文物，我帮他装箱的。我为搜索藏本提供了这么一点依据，否则中日的事端有可能早就发生了。”
    以上，就是袁露所讲的“藏本失踪案”。在这里，我们还要讲述另外一个版本的“藏本失踪案”，讲这个故事的人，叫做徐志道。
    ——不错，就是在李宗仁代总统时代、曾经做过“保密局局长”的那个徐志道。不过，此时的徐志道，还不是戴笠的手下，而是一位宪兵。
    徐志道，1902年生，江苏南通人，军校四期毕业。徐志道从军校出来以后，一直做警卫工作，1932年 1月，谷正伦建立宪兵司令部，徐志道任特务营长。
    徐志道回忆说：“关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的馆员（亦称书记）藏本（全名藏本英明）失踪事件，那是民国廿一年四月，国联调查团离京赴平之后发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我奉命搜寻，经过了四日夜的奔波，终于在孝陵卫附近之紫霞洞左上方，距约一里左右的小庙中寻获。事隔四十几近五十年，仿佛犹在目前。”
    注意，徐志道所说的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是在“民国廿一年四月”，即1932年 4月，与我们历史书中通常记载的1934年 6月，居然差了两年还多！
    因此，许多年以后，徐志道特意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篇回忆录，其中强调说明：“年来我拜读了几位作家写的历史性小说与传记，都有藏本失踪事件的描述，而所记的藏本失踪日期，则均为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八日，详究内容，显皆牵强附会，以讹传讹，造成一般误传，缘是，引起了我查证的兴趣，重加记述，聊供史家参考。”
    根据徐志道的说法，“藏本失踪”的大背景，是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他说：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制造中村失踪事件（即喧腾中外的‘九一八’事件），藉词采取军事行动，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我国向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提出控诉。国联组织调查团，推举英人李顿爵士为团长，率领团员四人（美、法、德、义各一人），秘书长哈斯（时任国联组长）与中日代表（中国代表为顾维钧博士）各一人，来华进行调查。于民国廿一年二月廿九日（在‘一二八’日本侵华沪战开始后）行抵日本，三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与日军将领接触，并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举行停战会议，直至廿七日始抵南京。”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述时间点均正确无误，尤其1932年是闰年，2 月多一天，足见徐志道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估计也查阅了相关资料，否则很难记述得那么准确。
    当时负责国联“调查团”警卫工作的，就是徐志道，他回忆说：“其时我任宪兵司令部特务营长，先已奉命准备派遣宪兵仪队迎送，负责调查团安全，我分析日方必认为调查‘九一八’事件，对彼不利，日谍极可能勾结地方氓痞，伺机制造意外事故，为扰乱调查团之借口，故除命令第二连长周竞人编组仪队迎送外，复于各连中挑选干练宪兵，化装工、农、学生，分布于预定之调查与经过路线与驻息地点周围，严密戒备防范。”
    徐志道说：“是日调查团在我政府所派人员陪同下，由下关车站乘车直驶黄埔路励志社驻宿，以外国使节礼仪接待，连日与政府有关部门首长酬应交换意见，并于廿九日晋见国府林主席，了解‘九一八’事件真相，旋复游览市郊名胜，迄四月四日，偕我政府官员往游武汉，七日转回南京，即搭乘我方预为准备之津浦铁路专车，前往北平，转赴东北进行调查。”
    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国联“调查团”到达北平的时间，是1932年 4月 9日。根据徐的回忆，藏本的所谓“失踪”，就发生在次日。他说：
    “不料日方在无隙对调查团采取于我不利行动之情况下，却处心积虑，于调查团离京后之第四日（推算为四月十日，亦即在‘一二八’沪战发生后，战事暂时停顿之际），仿效中村失踪模式，制造了藏本失踪事件（当时盛传，藏本失踪，是日总领事受了陆军大臣压力所造成）。”
    此后的记载，《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上就没有了，完全是徐志道的回忆。他说：
    “我国外交部于四月十一日上午，按到日领馆通牒，大意谓其领事馆馆员藏本英明昨（即指十日）晚外出，迄未回馆，当已失踪，并强调被我地方不良帮派劫持，以失踪地点在我国之首都，要求我方负责交人，否则一切后果，概由我方承担，词意强硬，显示威胁。”
    徐志道还分析说：“究其目的，不惟图在调查团尚未到达东北进行调查之前，制造掩饰侵华借口，且亦隐有藉词自沪进兵占据南京的阴谋。”
    徐志道说：“外交部鉴于中村失踪事件之往事，认为事态严重，立即呈报行政院，另函首都警察厅（当时有无分函其他机关，未有所悉）妥为处理，警厅自必命令辖区警察，全力搜寻藏本下落，不在话下。”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起，就在1932年的三月间，形成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团体——力行社。
    不错，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 3月 8日，地点就在南京的励志社总社。据力行社骨干干国勋回忆，头天，蒋介石还召集了预备会，对大家进行了“知难行易与力行哲学”的培训，并令大家回去分头撰写心得。
    干国勋说：“（次日），即由蒋先生领导往礼堂当着总理遗像，连他在内手牵着手，他并说：‘这个组织就叫三民主义力行社。’这个名称，正是对症下药，适当极了。随即各人拿出预先准备好了誓词，肃立面向总理遗像举右手宣誓，誓词笔者虽然记忆不大清楚，似乎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制裁，谨誓。’”
        此后，力行社下的各个“职能部门”相继建立起来，到 4月 1日，力行社特务处成立，以戴笠为处长。
    据徐志道回忆，指挥侦破“藏本失踪案”的，就是力行社，具体实施的，即戴笠。他说：
    “且说是日（指1932年 4月11日），甫于民国廿一年三月八日，秉承领袖指示成立之‘三民主义力行社’，而又于四月一日正式成立之‘力行社特务处’，亦获藏本失踪情报，滕杰书记指示特务处迅速研办，戴笠将军处事负责果断，随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分令警备与宪兵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机关组织只是一个，司令由谷正伦将军一人兼任），暨警察厅，尽力搜寻藏本下落。司令部于晚上接到公文，次日谷司令上班看到命令后，立即召我晋见。”

    按：力行社并不是政府或军方机构，也不具有任何“官方色彩”，一个“群众团体”而已，与黄埔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性质完全一样，因此没有任何权力向党、政、军方的任何一个机构发号施令。好在他们的背后是蒋介石，因此，戴笠得以“军事委员会名衔，下达最速件命令”，说白了就是狐假虎威。

    当时，谷正伦给徐志道看了“军事委员会”的公文，随即说：“日方此举，显然又是一种阴谋，问题很不简单，现在我把这搜寻的任务交给你，你尽快联络警察厅，将藏本找回来，如果活的找不到，尸体也得找回，才好解决问题。”
    这时，已经是 4月12日，据藏本“失踪”，已过了两天，徐志道回忆说：“我奉命后即回营部，着手布置搜寻工作，研判藏本可能隐匿地点，挑选干练宪兵三十六名，分成六组。每组六人，一律便衣化装。分布于山内夫子庙、玄武湖、暨市郊雨花台、清凉山、汤山、孝陵卫一带，进行搜索。”
    此时，一个“疑似”袁露的角色出现了。徐志道说： “偶忆日领馆内有一工友，似乎是常州人（也许是镇江人，已记不清楚），在我任宪兵连长时期，曾和他见过几次面。”
    徐回忆说：“我想探察日领馆内动静与藏本失踪真相，乃于晚间八时许，换穿便衣，前往鼓楼附近日领馆。领馆门前并无警卫，走进大门，馆内亦无人影。瞥见左侧有间门房，探首一望，发见那工友正靠着座椅瞌睡，我喂了一声，他张目看见是我，立即站起招呼入内，讲了几句客气话。”
    徐问：“馆内怎生就你一个人？”工友说：“下班后，大家即回去了，我是住在馆内的，今天又是轮我值班。”徐即问：“藏本如何失踪？”
    工友听了，“似惊奇”地说：“我们领事馆内。没有听说藏本失踪呀! ” 徐又问：“藏本什么时候离开领事馆的？”
    工友“思索了一下”，说：“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我看见藏本提着一只手提箱，从他房间出来，走进副领事室，没有几分钟，他就匆匆离开副领事室，走出大门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徐志道的思维十分敏锐，政治上也颇为老道，从工友简单的叙述中，他马上意识到，所谓藏本“失踪”，极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他分析说：
    “藏本失踪已两天，领馆内竟如此平静，而且连馆内工友也还没听说过，昨晚此时，早应下班，藏本与副领事为何留在馆内? 可证藏本失踪，是有计划制造的了。那么，藏本临出馆时走进副领事房间，自然是最后请示，也可说是准备个人牺牲，作最后告别了! ”
    徐又问：“你有没有藏本的照片？”工友说：“有! ”随即领徐志道“在他所住宿的小房间内，检出一张藏本的小照片”，徐道谢之后即离去。
    徐志道回忆说：“我原与警察厅约定，当晚十时左右，到该厅督察处会商配合搜寻藏本办法，乃即赶往督察处，会晤该处担任主要督察任务的乐干先生，乐即电话约请外交部亚洲司主办科长范汉生（后投伪组织汪精卫）前来，共同研商今后三机关如何密切联系，达成搜寻藏本任务，直至午夜始返住所。”

    按：乐干，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督察长，也是特务处干部。范汉生，安徽黟县柏山村人。“柏山范氏”属当地望族，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中，出了一位大人物——范仲淹。
    范仲淹籍隶江苏吴县，据说到南宋时，因金兵南侵，其后人迁居安徽黟县柏山村。
    范汉生是日本留学生，1924年，就曾任黟县财政局副局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范入外交部，后任国府驻“朝鲜京城总领事”。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载：“1937年12月20日，驻朝鲜京城总领事范汉生到天津附逆。”
    汪精卫伪政府成立以后，范被派任驻日本神户“总领事”。

    徐志道说：“第二天，就是十三日一早，他（指乐干）就率便衣宪兵二名和亲随勤务兵一人，前往市内外，已布置有宪兵地区巡察，并传示藏本照片。迄晚所得结果，除汤山方面，据报，曾发见有一日本人，背负猎枪，似为狩猎者，不可能是藏本外，其他各处，均无一丝线索。第三天（十四日），各处亦均未发现任何迹象。此时公民营报刊，连日报导藏本失踪消息，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一时人心惶惑，大有风声鹤唳之势。我既奉命负此搜寻责任，心情益感沉重! ”
    徐志道所说的“尤其民营报刊，甚至捕风捉影，推测胡扯”这句话，挺有意思，看来大报和小报的区别，无论何时，概莫能外。
    徐志道回忆说：“翌日（十五日）早晨六时稍过，我就赶到营部，率同宪、勤兵先往孝陵卫，亲自搜索，特别注意山丘，丛林等偏僻地点，辗转探察，终未发现有何痕迹。”
    这时，一个意外的线索从天而降：“约莫九点多钟，行至前山一条山坡上马路，正拟稍作休息后，转赴汤山，遥见马路东端有一农夫，肩荷锄头，向我们站立处走来，迨行近我身旁，我就喊声：‘老乡! ’他即停步向我注视。”徐志道“很礼貌”地问：“请问老乡，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人在这附近走动? ”农夫听了，马上说：“有! ”
    说着，他就“转过身来，指着他走来的方向”说：“从这里走过去，大概一里左右的地方，马路边下面有一家小吃店。我经过那里时，正看见一个满身脏污的日本人，低着头，由那家小吃店门前小径走上马路，再朝那方向走去的。”
    想不到，藏本的下落，得来如此简单，徐志道回忆说：
    “我听了那农夫的指点，觉得藏本有了下落。好像服了颗镇定剂，疲劳也消失了，就道了声谢谢，急忙带着随从人员，向前奔行。赶到一处大山洞（即紫霞洞），洞高逾丈，宽犹过之，洞内黑暗，难辨事物，正是人犯匿迹的好地方，判断藏本必已来此洞内。”
        然而，哪有这么简单，徐志道说：“（我）即命宪兵分站山洞左右，严密监视，我即偕勤务兵入内，但觉地面泥泞，阴森可怖，打开手电筒照看，只见满洞都是芦草，蜂蝶小雀乱飞，再看地上，亦未见有何足痕，不禁泄气，想来又落空了! ”
    此时，峰回路转，徐志道回忆说：
    “退出山洞，我独自颓丧地爬上洞口左侧山坡，四面瞭望，遥见右上方，距洞约一里多处的山坡上，有一小庙。默忖，藏本既被发见在此地区内，且为时不久，未匿于那山洞内，可能就躲在这小庙中了。乃即招呼宪、勤兵上坡，相偕爬行至小庙，小庙周围静无人烟，当命宪兵在庙外监视，我带同勤务兵由右侧门进入庙内。庙中未见有和尚、庙祝或守庙夫役，想是废庙。”
    徐志道说：“因暗无光线，很难看清庙内陈设，只有藉小手电筒来回摸索，由庙后间搜索至前间，忽发现左前方墙角有一团黑影，并闻有微弱呼吸声，不禁内心一震，忙拉着勤务兵急步上前，打开手电筒一照，果是一个矮而微胖的日本人，满身脏污，形容憔悴，身侧果然还有一只小手提箱，与日领馆工友给我的藏本照片，及他告诉我的经过情形，完全符合，欣幸达成任务了! ”
    徐志道的任务，确实“达成”了，此人正是失踪四天的藏本英明。
    徐志道说：“比与勤务兵交互推扶身体，始终沉睡不醒，乃令勤务兵出庙招呼宪兵入内，合力抬出庙外，置于小天井地上，再试图侦询，可是藏本似在半生半死状态中，问他：‘为何外出，为何不回领事馆，是不是受人指使，到过那些地方? ’只见他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偶一出声，亦只答说：‘不记了，不记得了!  ’”
    徐志道说：“此时已近十一点钟，在偏僻的山上，很少有人来往，无法找人帮助，只得由我们四人，把他半抬半拖地移到下面山腰马路，凑巧有一辆空马车经过，给宪兵拦住，就将藏本抬上马车，我们也一起挤坐车上，赶回营部，将藏本交卫兵室暂时看管，我遂晋见谷司令正伦，报告寻获藏本经过，谷司令面谕即将人送入看守所，多准备些饮料食物，好好照顾，等候处理。”
次日，谷正伦接见徐志道：“关于藏本事件已与军事委员会、外交部、警察厅联络协调，藏本由外交部派人领去，送还了日本领事馆，你这一次太辛苦，可以休息一两天。”
    徐志道回忆说：“是时各报刊早已得到寻获藏本的稍息，无不详尽报导，日领馆且函我外交部表示歉疚和谢意，并向新闻记者发表消息谓：‘藏本原患有神经病，此次或因旧病发作，将予遣送回国治疗……。’国人获悉我方已找回藏本，莫不欢欣庆幸，一时意外风雨，至此又雨过天晴了! ”
    徐志道强调说：“以上是我亲历搜寻藏本的记实，并非如小说家笔下的小说，叙述容或稍嫌琐屑，然为求详实，自也不惮其繁了。”
    为求严谨，在回忆中，徐志道还特地列举了几位旁证，除了文中提到的滕杰、乐干两人，还有郭寿华、吉章简和严灵峰，“均可查证也”。
    另外，徐志道在回忆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即1934年 6月，确实曾经传出一个日本外交官“失踪”的消息，不过另有其人，并非藏本英明。他说：
    “廿三年六月×日（是不是八日，我想不起来），确也有过日领馆副领事失踪消息，但那副领事是名‘松本’（也许是名‘杉本’，已模糊记不清楚），而绝不是‘藏本’。”
    徐志道说：“其时我任宪兵训练所教务主任，记得那天下午五时稍过，所中一位留法的宋教官正为我补习法文，副官送来一份晚报，载有那副领事失踪报导。困与我任务无关，稍一过目，就仍补习功课。越日又见新闻，大致说是，副领事原定送领事到下关车站，后又陪伴领事去了上海，未与领馆联络，致有失踪的误传，现已回到领事馆了。”
    这就是徐志道版的“藏本失踪案”，与通行的说法，的确相去甚远，不仅时间相差两年多，且通篇看去，没有赵世瑞什么事，不知道此后他俩在军统做同事的时候，是否“沟通”过此事，因赵世瑞的一生，都以曾破获“藏本失踪案”而自豪的。
    不过，读徐的回忆，有时间、有旁证、有细节，还是比较合理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万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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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1937

“金陵毒酒案”

    藏本英明的故事回顾到这里，接着说袁露。 南京潜伏期间，袁露先后有 4个联系人，也就是他的上级：“第一个联系人叫杨立民，安徽人，家住鼓楼二条巷，门牌号码记不清了；第二个联系人叫黄泗清，四川人，家住尖角营土地祠；第三个联系人叫潘崇声，浙江温州人，家住丹凤街二十三号；第四个联系人是卜玉琳，东北人，家住城南明瓦廊。”
    袁露说：“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从未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则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戴老板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如果工作做不好，联系人就会要求你反省思想，反省觉悟，反省行为。主要让你从三个方面去反省：一、忠诚，有没有背叛组织的思想和行为，是不是忠于组织；二、破立，指工作上有没有创新进取的精神，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三、廉耻，是否操守廉洁，是否肥私损公，是否堕落腐化。在这种严谨的教训下，在思想上更加忠诚国家民族的利益。”
    袁露还记得，黄泗清曾对他说：“当特务不图名利，不暴露身份，任何时候都装扮成无所作为之人的模样，无论何时何地在人前受气挨打都要笑脸相迎，不以‘低三下四’为耻，为国家之利必当卧薪尝胆，要牢记保密古训一句：‘彭祖活了八百年，有话不对妻儿言’。”
    黄泗清的这句话，给袁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我在为特务组织工作期间，守口如瓶，严守秘密。即使家里的亲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不久后，袁露就遇到了一件需要他“低三下四”的事情：“有一天下午，我给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端去一碗索蜜汤。他用完后，即到室外花园里耍大刀去了。此时其他日本官员也在屋外散步、打羽毛球。我见机会来了，就佯装整理办公室卫生，走到总领事办公桌前，拉开抽屉寻找密件。正在此时，楼梯响起脚步声，我急忙推好抽屉，收拾桌上餐具。进来的人是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他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并走到我跟前，举手抽了我一个耳光。我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望着他，没作任何解释。数分钟后，悌泽转身取下墙上挂着的球拍离去。”
    袁露说：“事后，我不断提醒自己，今后要更加谨慎行事。
有一次，日本领事馆的吉野对我说，介绍我进来的仆人王高科到首都警察厅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听不懂，我不明白。’一个‘不明白。’让我在日本领事馆干了五六年。”
    接着，为配合工作，袁露将他的妻子和哥哥发展进了“团体”，由其妻任交通员：“在日本领事馆搜集的一些情报，或者是抄写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就交给她。她把这些整理好的材料藏在堂屋墙壁的关公画像后，每天都有特工人员来取。这些特工人员戴着一顶礼帽和一副大墨眼镜，穿着长衫，从我家前门进来，取了东西后，又从后门离去。组织还教我怎么去用明矾写字抄写东西。这一张白纸，如果你用明矾去写，表面看不出来，如果把它放在水里头，就会印出来。
    这个工作干了好几年。”袁露说：“日本人看我忠厚老实，便要把我调到领事馆的公馆去。这样公务楼就差个人，我就把我的哥哥詹长炳也介绍了进去。他也加入了组织。”
        就这样，詹氏兄弟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一直潜伏到了抗战爆发。
    沪战之后，日军开始做进攻南京的准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提前撤回国内，令袁露兄弟二人看管房舍。袁露说：
    “1937年12月13号南京沦陷后，我和我哥哥同时接受组织的指示，不能离开南京，继续潜伏，了解搜集日军内部的情况和情报。尽管南京沦陷了，但我和我哥哥的自由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日本领事馆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白色袖章，袖章上面写着几个黑字，叫‘日本领事馆使用人’。我们带着袖章骑着自行车满南京城看，尤其是我哥哥，他骑着自行车整天就是城南城北，城东城西地转，甚至郊区也去看，他看了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哪里发生大屠杀，哪里在杀人，哪里在放火，他都知道。并把看到的情况向特务组织汇报。”
    袁露愤愤地说：“对日军的暴行，真是一个字：恨。真是恨！我们讲这是民族恨，国家恨，还有家族恨。我的表弟，叫徐万兴，他有个儿子，就是在日本轰炸的时候，死了。日军飞机轰炸南京城，从1937年 8月15日到1937年11月15日，九十天里，轰炸了一百多次，死了五百多人。日本飞机每丢一粒炸弹下来，只要是落到居民区，总是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的景象。”
    袁露说：“看到这些日军残忍的暴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1938年初，南京日本总领事馆“复馆”，袁露说：“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听到这话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心里早已翻江倒海。”
    袁露回忆说：“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我时刻记着自己的任务。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什么叫忍辱负重，这就是忍辱负重。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这个机会，在1939年 6月，终于到来了。
    袁露回忆说：“1939年 6月初的一天早上，我在日本领事馆公馆内打扫卫生，在船三书记官的房间里，看到一封日文信件，就抄录下来。后经翻译才知道是：6 月 9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及三重等随行要员，来南京视察日方工作。日本总领事堀公一决定于 6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招待清水次长及其随行人员。堀公一还决定邀请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首脑及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汉奸要员。”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上海市大道政府”之后，在江南出现的第二个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匆忙拼凑起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更像是华北方面军在与攻克南京的华中派遣军抢时间，等于是抢注了一个伪政府的“商标”，意思是北平这边已经有了新“政府”，你南京那边，就别再搞类似的活动了。
    对此，华中派遣军当然不会买账，并称：“在华北匆忙确立中央政权基础，将给上海方面的政权问题带来坏影响。”
    1938年 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华中新政权建立方案》，并拟定了南京伪政权的名称为“华中临时政府”，与此同时，近卫发表第一次《声明》，宣布今后“不承认国民政府”。
    看到未来的“华中临时政府”有可能继承国民政府的“法统”、成为近卫的“谈判对手”，华北方面军强烈抗议，称如果这样的话，就解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日本军方打消了成立“统一”的伪政权的打算，并将“华中临时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与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列，“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以安福系余孽、著名诗人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还有个“外交部长”即前面说过的陈箓。
    按理，“维新政府”应设在南京，问题是此时的南京几成废墟，所有像样点的房舍均已被日寇占领。无奈，1938年 3月28日，梁鸿志等在南京草草举行了“成立仪式”之后，又回到上海的新亚饭店，将“政府”所有的各部、会，均设在饭店里，每个单位几间房，大家遂称“维新政府”为“饭店政府”。
    到1938年6、7月间，日寇腾出了一部分房子，“维新政府”才逐渐迁到南京，其中“行政院”就设在战前的国民政府。10月 1 日，沐猴而冠的梁鸿志来到南京，美滋滋地搬进了“子超楼”二层、国府主席林森原来的办公室。
    袁露及时地把日寇于“6 月10日晚，举行大型宴会”的情报向他当时的联系人卜玉琳做了汇报，袁说：
    “在我送出的情报中，还详细的列出了参加酒会人员名单。名单中，囊括了当时驻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政府的骨干分子，包括梁鸿志。军统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制造一起大事件，想通过药酒把他们全部毒死，来烘托抗日的气氛、反日寇的气氛，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给汉奸走狗一个沉重的打击。”
    策划这起行动的，就是卜玉琳。
    李雨生介绍说：“卜同志，天津市人，毕业北洋大学，乃北洋纱厂之少东。抗战之前及参加本局特训班受训，卒业先分发汉口，旋又调至南京区任政治组组长，时年三十四岁。卜同志为人精明能干，沉默寡言，平时即对份内工作尽忠职守，且多有贡献。南京陷敌后，留京任助理书记，为尚副区长得力助手。民国二十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
    李雨生的介绍，有些地方不太准确，卜玉琳是辽宁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后入南京中央军校政训班，毕业后被戴笠看中，选入东北训练班学习，因此，卜玉琳与张奉馨、倪中立等人是同班同学。
    1933年 1月，因华北形势吃紧，该班仅训练了一个多月即草草结束，全部23名学员派赴华北前线工作。
    李雨生介绍说：“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密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二人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期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
  
    按：李雨生回忆中说的“二十八年七月初”有误，实际上是1939年 6月初；“张建华兄弟”显系詹氏兄弟另外的化名；“钱念慈”则有可能是京沪区埋伏在日本领事馆中的另一条线。

    根据军统的指令，6 月 6日晚10时，钱新民在丹凤街二十二号潘崇声家召开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
    袁露说：“我哥哥去参加了会，会上当即成立了行动小组，由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负责筹划领导。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与我们兄弟俩联系。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李再生负责我们全家的撤退事宜。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选定毒药。我负责在酒席上投毒。”

        按：袁露口中的“李再生”，应该就是李雨生。

    令今天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避免日寇的事后追查，会议同时做出了一个决定，袁露必须在当晚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了百了。袁露回忆说：
    “为了保证投毒行动的成功，会议决定让我投毒后，也喝上毒酒，与日军、汉奸同归于尽。这样子日本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个案子好像就到此结束了。我哥哥把上面的精神向我传达了。
    对于执行投毒任务，袁露没有二话，但他对詹长炳提出了两个问题，请他向上级转达：“一要保证毒药的药效：毒性如何？能否毒死人？如果毒不死人，把我赔进去也是白搭。二是，完成任务后，尽量安全撤离。我还年轻，我不是不愿意死，但上有父母下有妻儿，我不能去死，活着也是保存力量嘛，也是一个抗日力量嘛，还可以继续杀敌，继续为国家工作。”
    袁露回忆说：“结果我的哥哥把我的意见又向上级反映，军统局后来认为还是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你可以不死，但是事情必须要做。’”以下，均出自袁露的回忆：
    “军统局为了使我把这件事情干得更好，还做了这样的安排，就是在1939年 6月10日这天早上，请我们全家，包括我的父母，在南京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由军统局把家人全部送过江，到八卦洲隐蔽起来。毒药是军统局给了我姑父潘崇声，姑父后来把药交给了我哥，我哥晚上带回家的。过去嘛，全家不管有多少房大家都住在一起。晚上我哥跟我讲，说‘你看，药已经拿来’，我看到是一个很小的，小针头这么粗的瓶子，药不多。上面有 USA三个字母。这个药是由军统局提供的。”
    “我手上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足有半斤重，领事馆里大大小小的柜子都归我管，所有吃的喝的也由我来管。酒是有专门的人采购来的。这次宴会的酒是从南京中华路老万泉酒店买的，这是一个老字号的酒店，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各地的一些名酒都有。日本人最爱喝中国黄酒，黄酒称为老酒。喝黄酒的时候要温热。黄酒越热越好，人喝了不会醉，喝了以后不上头。”
    “我药拿到手以后，在当天下午四点钟就倒在一个温桶里，就是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面，然后倒了一点点黄酒摇了摇，晃匀了以后，放好，放在了一个过道的柜子底下，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临开席之前，我把这瓶毒酒倒在一个大瓶子里面，为了防止那些佣人们随手乱拿。我最怕下人们自己去拿酒，这些酒吃了就不得了。所以必须把酒藏好，放在柜子的最里面。”
    “开席之前，我把酒端上去了，端上去时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是好几桌嘛，怕不匀，不能让他们自己倒，我一个一个给他们倒好。宴会开始以后，我佯装肚子疼，正好碰上一个叫刘玉山的仆人，我说我肚子疼，看一下医生拿点药就回来。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从后门溜走了。”
    此后，据领事馆中的其他人说，袁露离开十多分钟以后，就有人喊：“酒里有毒！”接着全场大乱。
        李雨生说：“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级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
    本案及为卜玉琳同志全权擘画，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6 月13日，《申报》以《日领馆员中毒毙命》为题进行了报道：“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欢宴日本外务次官清水之时，到‘维新政府’政要甚多，到会诸人，均因饮酒中毒，其中日本领事官员两人，中毒较深，已于昨日殒命。”
    关于毒死的两个日本人，袁露说：“船山是领事馆里讲中国话最好的，这个人对人很客气。官宫，是日本领事馆的会计，发钱的，这两个人吃了酒，被毒死了。其他人吃得少，没死掉。”
    对此，袁露说：“我在放完药之后，总认为这个药药量太少，这个药叫氰化钾，氰化钾虽是剧毒，一沾到就死，但太少了，效果也不理想。幸亏他们死了两个，如果要不死两个。说真的，我可能也活不到今天。上面会怀疑你，怀疑你没有真干。你小子玩弄我们，死的这两个保了我们全家的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当时历史的情况。”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詹长麟说：“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你问我后悔吗，还后悔呢，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还后悔呢，我从不后悔！”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袁露的逃亡过程。他回忆说：
    “我哥哥一直在傅厚岗叫高云岭的巷子等我，我从后门遛出后，骑着自行车去和他会合。他还在傅厚岗买了两个枇杷。我们骑车穿过了玄武门，过城门时下车向日本兵鞠了个躬。江边有一只小船事先已经藏好等着我们。要上船时，我哥哥舍不得扔那两辆自行车，因为那两辆车非常好骑，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自行车，是日本货。燕子矶有个地方叫芭斗山，这个地方是一个江面比较直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过江。当我正要上船的时候，日本前后两艘小火轮，架着枪，前后有一二百米吧，就开过来了，我和哥就把船划到江上的芦苇荡里。先避避风头，到了凌晨三四点才过了江，在一个叫徐家洼的地方上了岸。”
    袁露回忆说：“王高科一直在岸边等我们。他一见我们就说：‘这么晚才到，你们再不来我就走了。’我哥哥非常生气，说：‘安排好的，等到天明你也要等啊。’一气之下两个人吵了起来。”
    王高科带着詹氏兄弟来到徐家洼的一个小茶馆。袁露说：“这是个秘密据点，主人叫毛蓝田。军统局是这样安排的。叫我们先潜伏下来，不要惊动，因为拖儿带女目标太大，一路上盘查也很多，半年以后再行动。”
    三个人坐下来，“准备吃一点茶，好好休息一下”。袁露回忆说：
    “正在这个时候，日军一卡车，汉奸带着，就搜过来了，我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他们该怎么办。王高科说后面有个空房子，于是我们几个人都钻进去了。一看有一张床，我哥就说他想躺躺，他说他很累，我一看，要躺的话，房门如果关着，人家会起疑，我就把门打开，演了一个空城计。我们站在门后面，门开着，床上是空的，日军以及汉奸就从房子的这个门边一个一个走过去，没进那个房子。我说这是老天在保佑我们，他们要是进来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袁露是逃了，别人可倒了大霉，尤其是他的家人。袁露说：“得知领事馆的两个仆人不见后。日军开始在南京城内大肆搜捕。那天晚上，据说是大小城门，外十三内十八，全部关掉了。结果他们都没搜着。他们抓了一千多中国人严刑拷打，还牵扯了我们很多亲戚。我有个二姨，他丈夫受罪了，给日本鬼子打坏了，我老婆的姐姐被灌辣椒水。尤其是我的婆婆，给日本鬼子抓到了以后，用烧红的烙铁在胸口上烫。直到她去世，这个烫伤的伤口都没有愈合。这就是日本人干的事儿。甚至连老万泉酒家的掌柜也遭遇了逼供。”
    半年以后，袁露等辗转到了上海，准备转往后方，为避免牵连更多的人，京沪区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的名义，给日本人写了一封公开信：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了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我们只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因此还没有改变我们在领事馆内服务的忠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见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忠实地在领事馆内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产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
    “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国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誓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生死难料定，这就要看他们的运气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恨的心愿。我们事先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了这次行动，惟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手了，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在上海过了半年，詹氏兄弟携家带口转往后方，詹长麟回忆说：“我们全家坐上一只海船离开了上海，上面让我们全家独自流亡，一站一站地，到地方才有同志接应。我们先到了浙江，有一个叫宜阳的县城。在那儿上岸，用牛拖车子上岸。我们路过戴老板的家乡，他母亲迎接了我们，还请我们吃了饭，对我父母也很好，很亲切。但在温州住店的时候，一天半夜，店主雇了几个人偷偷把我的箱子偷走了。箱子里有全部的盘缠，还有我的一支枪。我睁着眼睛看着他们拿走的，我想，他们也知道我看见了，但我不能说话，否则全家就没命了。”
    路上，詹长麟得了黄疸性肝炎，幸而遇上一个好心的中医，救了他一条命。但他新生的女儿则在颠沛流离中死在了福建莆田，詹长麟回忆说：“老伴后来经常想起这件事，一想起就哭。”
经过千辛万苦，詹长麟一家终于来到了后方，他回忆说：“1944年，根据军统局的安排，我辗转来到了湖南衡阳干部培训班，这是军统局照顾我，让我当个拿工资的学员。在培训班里，我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我的班主任叫胡静庵。毕业的时候，还发给了我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

    按：詹长麟说的1944年来到衡阳，有点问题，这一路不可能走4、5年，疑为1940年。另外他说的“胡静庵”，即戴笠原来的上司、后来的下级胡靖安。

    为表彰詹长麟的功绩，国民政府奖励他一面刻有“忠勇杀敌 ”四个字的银盾。
    抗战胜利以后，詹长麟回到南京，脱离了军统，用政府奖励他的钱开了一家旅店，其兄詹长炳则留在了军统组织，并参与了战后的肃奸工作，詹长麟说他的哥哥当时曾“红极一时”。
    晚年，回忆起当年这段经历，詹长麟说：
    “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亏呀，虽然没有文化，但我活到了今天，多少聪明人都在前面走了。我没有病。我天天锻炼，打太极拳，在床上做俯卧撑，现在还能做二十几下，我天天锻炼呢。”
    回过头来说京沪区，“金陵毒酒案”之后不久就出事了。潘光祥说：
    “1939年 9月，南京区城里组织遭到江伪特工破坏，负责人谭秘书、译电员杨国栋、电台人员张云飞、温酿均被捕，不久即投靠了汪恃，分别做了汪特专员、科长等伪职。”
    “谭秘书”即谭文质，促使他叛变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陈明楚。
    李雨生说：“缘南京区助理书记陈弟容、化名陈明楚（明楚二字乃取自区长及副区长化名中之第一字而来），于二十六年年底自南京区调至上海区，仍任助理书记。陈在沪工作期间，于二十八年初，受胁诱而投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继则出卖我京沪各重要组织，并勾引其同乡时任南京区专员谭文质交出南京区留守人员名单（尚副区长振声适去江北六合洽公，故未受株连）。”
    陈明楚、谭文质出卖的京沪区重要干部，就包括卜玉琳。李雨生说：
    “时卜玉琳同志及部分同志于二十八年八月（某日已记不起）在南京被捕，拘禁于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我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卜同志虽倍受酷刑，但坚不招供，且开始绝食，决心殉国。未久，消息传出，卜同志在被拘第十日，果瘐死狱中，悲壮成仁。与卜同志同案前后殉难者，尚有南京区行动总队所属大队长王愈同志。”
    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也是最早被军统“制裁”的叛徒，李雨生说：
    “卜、王二同志之牺牲，直接受害于陈明楚、谭文质二人之变节所致也。其后陈、谭二逆均为我方绳之以法，是死有余辜。”陈明楚的死，以后再说，先说谭文质。潘光祥说：
    “同时对城里的叛变投敌分子也采取了措施，准备把他们暗杀掉。不久，从后方调来一个女特务（姓名不知），化装成女学生，设法和杨国栋接近，以谈恋爱为名进行勾引，终于在新婚之夜把杨国栋、谭秘书杀死。那个女特务完成任务后，曾来到六合八百桥区部，不久又回后方去了。”
    潘光祥的说法，为陈恭澍所否认。因为，谭文质就是在他的命令下，由上海区执行“制裁”的。陈在回忆中说：“上海区奉上级制裁令，即交由第二行动大队赵圣、陈默执行，乃于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将之（指谭文质）击毙于上海愚园路。”
    在回忆中，陈恭澍似乎对这种针对原来的“同事”、今天的叛逆的“制裁”行动略有不忍，他说：
        “说起来，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一旦发生了，不幸就会接踵而至。如检讨其原因，从人性到现实，有太多的微秘之处，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得尽的，还是就事论事吧。”

ys1937

附：汪精卫由河内到上海

    京沪区做的第四件事，是继续追杀汪精卫。汪精卫是1939年 4月离开河内的，陪同他的，是不久前还将他“吊”在河内的日本人。
    犬养健回忆说：“曾（指曾仲鸣）遭不幸的详细报告，二十二日到了东京，政府立即召开五相会议，命令影佐把汪精卫从河内救出，影佐推荐我与他同行。”
    为确保万无一失，日方还特派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事务官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直接飞往河内，预作安排。
    说到这里，觉得挺滑稽，汪精卫被中国人追杀，千方百计“营救”他的，居然是中国的交战国日本。
    4 月 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离开日本，租用了一艘山下轮船公司的货轮“北光丸”前往安南。
    与此同时，日方“和平阵营”中的西义显来到上海，探寻“周佛海路线”。西义显说：“高宗武于1939年 2月来到东京，其目的是为挽救‘高宗武路线’，请求日军发动牵制性作战，但其意见没有被采纳，因而大失所望，无计可施，只好于当月下旬回到香港。”
    此时，日方已经断定：“对于‘高宗武路线’来说，虽然不是一筹莫展，但在当时，遭到日本统帅部的拒绝，这是高宗武没有预料到的。他更加灰心，深感前途无望，而且事实上，由于高宗武丧失了对和平工作的自信，‘高宗武路线’的流产，也等于汪兆铭和平工作的失败。”
    西义显说：“由于‘高宗武路线’的失败，因此应该寻求取代他的新出路。”
    日本人看中的“新出路”就是周佛海。西义显说：“周佛海与高宗武一样，都是和平运动的最早发起人。而且，周佛海事实上又是汪兆铭平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汪的内部，一向是联系同志的核心。”
    因此，“周佛海在高宗武丧失自信回到香港之后，成为取代高宗武担任对日谈判的中国方面的代表。”
    4 月21日，即“河内刺汪案”发生的整整一个月之后，根据汪精卫的指令，周佛海、梅思平从香港来到上海，与西义显进行了会谈，地点依旧在“重光堂”。
    在会谈中，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方面拒绝高宗武的提案，说明此方案已行不通。既然如此，我们虽然不按原来的方案办，但现在只好得到日军的谅解，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然后以政府的力量来开展和平运动。”
    对此，西义显提醒说：“您想想，进入日军的占领区，在日军庇护下建立政府，这能获得民族主义的中国民众的赞同吗？”
    西义显进一步说：“要是采用这种办法的话，恐怕就没必要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汪先生出场了。完全可以让以前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来领导。”
    西义显的话，应该说很有道理，一般人还真不好驳他。谁也想不到，周佛海的回答比他更绝“绝”：“既然已经请日军牵制作战，那么，到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不是一样的事吗？”
    西义显心想这能一样么，于是他说：“事物应有限制。高宗武所想的是在西南的日军未占领地区设置‘第三势力’的根据地，并为此目的而请求日军进行牵制作战。……虽然依靠日军牵制作战来保障中立地区的自主权。这起码要比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要容易保持自主权。这样做，最后的自由行动权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
    西义显又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情况就不一样了。生杀予夺之权都在日军手上，说起来，竟成了日军的俘虏。你们何苦要主动当日军的俘虏呢？”
    最后，西义显提醒周佛海：“如果你亲自主动当俘虏的话，有心的中国人是不会积极主动地赞助的。这样一来，甚至能否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是成问题的。”
    周福海听了，继续偷换概念：“您担心我们成为俘虏，但是做不做俘虏，这不是日本方面的问题吗？如果日本方面坚持把我们当成俘虏，那么，现在不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获得和平。”
    西义显听了周的话，深感无可奈何，只好实话实说：“我们的同志正在努力使日本政府成为老兄所期待的那样的政府，但是，您要知道，实际情况很让人遗憾，日本政府距所期待的政府太远了。假如日本政府是那种卓越的政府的话，早就会有机会解决日华事变的，也不一定非得请汪先生出马，我相信和蒋介石政府间也早已有直接对话的机会了。”
    周佛海听了，对他的提醒表示领情：“您的意思我很理解。感谢您的忠告，您的反对意见也值得重视。可是，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政府由于你们同志的努力，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第三次声明。正因为这样，日本政府也认为，为卓有成效地实现该声明，同意我们建立政府。而我们一方也认为，日本政府如能忠实地实行近卫声明，是能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的。”
    周佛海这个话，也是实话实说：“已经混到这份儿上了，这个汉奸我们是当定了，谁劝也不行，你们支持不支持吧？”
    最后，周佛海强调指出：“假如日军保证尊重我们的政治独立，我想向汪先生建议：坚决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以推进和平工作。”
    听到这里，西义显明白：“在推进汪兆铭和平工作中，实践‘周佛海路线’已是大势所趋了。”
    至此，周佛海就成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日后的汪伪政权中，大家会看到，周佛海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基础，也是在此时开始奠定的。
    与此同时，高宗武开始“淡出”“和平运动”的中心舞台，并逐步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离心离德，直至最终震惊世界的“出走”，实已肇因此时。
    事实上，大家应该还记得，早在重光堂会谈的时候，高宗武已经表现出了某种消极情绪，连日本人都看出了蹊跷，但由于谈判“正使”梅思平的“锲而不舍”，没有影响会谈的最终效果。
    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秘书张令澳也是日本留学生，对高宗武等前辈学长非常了解，而且他在唐纵手下搞情报工作，知道很多情况，他后来说：
    “在这次会谈中（指“重光堂会谈”），高宗武实际上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由梅思平代表汪精卫出面承担一切。促使高退居的原因是当时他有很多考虑。首先是他原先主张，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不然战事依然不可能停止，所以当时他仍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和谈。其次，他原来听信周佛海之言，渭一旦汪精卫出面号召和平，会有许多实力派人物参加进来，如何应钦、龙云、何健、陈济棠、张发奎、余汉谋等。到那吋，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将联合起来成立新政府，共同拥汪与日本和谈。而和谈一旦成功，从而恢复国民党的统治。”
    张令澳分析说：“对于这一点，高宗武仍抱着幻想。认为既已上船，且看局势发展下去再说。”
    到了1939年 2月的日本，高宗武奉命去试探日本人的态度，此行令他受到绝大的刺激。高宗武回忆说：
　　“这些人（指日本政要）在与我谈话时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风度，我特别感到板垣和多田说的某些违背良知的，企图安慰我的话。他们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参加他们，但谈到实质的条件时都会转换话题。他们保持高尚计画的‘原则’，这都是战前他们在南京谈判时用的技巧。很明显，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至少他们很团结，他们企图控制汪精卫，利用他为武器，逼迫蒋介石谈和。”
    高宗武一针见血地说：“如果他们没法达成和平，那么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为傀儡。”
        高宗武的这句话，点破了日本人的企图，也是促成他从此离开汪集团的关键。
    所谓“和平运动”，走到今天，已经与高宗武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
    按高宗武的设计，不管是谁站在前台来操作“和平”，都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即通过较小的代价，最终达成国民政府与日方的“和解”，实现和平。
    但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日本人的不讲信义，更重要的，是汪精卫身边的人，出于各种自身的考虑，给汪“瞎码棋”，结果跑偏了道，这样的“和平运动”发展下去，最终只能是一个结果，即汪精卫在敌占区另立政府，而这个“政府”一定是傀儡政府，事情真的像西义显所预言的，“和平运动”成了“反蒋运动”。
    高宗武不傻，高宗武更了解日本人——“和平运动”搞不搞、怎么搞，可以研究；但汉奸可是万万不能当的，再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则万劫不复，这一点高宗武非常清楚。
    从此，高对“和平运动”的态度就转了一个大弯子。他回忆说：“汪的住宅被袭后，我认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应远赴欧洲休养。我坚决反对他往东走!!去上海，去北平!!因为那将与溥仪往北走成为傀儡‘满洲国皇帝’并无二致。”
    对此，当时也在香港的陈公博，与高的见解略有不同：“陈公博认为袭击对汪的重大打击，使汪难以承受赴欧的旅途劳顿。他指出，汪过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鸣陪伴，如今没有了曾，汪在海外将会过得非常不愉快。陈认为唯一的去处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这样，我们可以减轻汪的厌烦和悲痛，同时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也许我们能够劝他去海外。”
    对此，高宗武说：“那时觉得陈的建议合理。我们都赞同，虽然我心中有些疑虑。我们打电报给在河内的汪，告诉他我们计画转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可是在我们的小团体中出现一些异议。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入主张慢慢来。我站在谨慎的一边。于是我有两项任务，维持团体和谐与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话。”
    同时，高宗武也在阻止汪与日本人的接触，他回忆说：“我们的立场因几名日本特务人员来到河内而更形复杂。那些人是在日本军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在这个节骨眼上，犬养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从东京首途前来河内。他们从船上发来电报，要我去河内会合。我回电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去。我同时电报汪，劝他绝对不要接待他们。”
    前面说过，“营救”汪精卫的日本人分为两路，除了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乘船前往河内外，矢野征记先期飞到香港、然后再转往安南，为影佐打前站。
    在香港，矢野征记会见了高宗武，并对高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在事后给上级的报告中，他说：
    “高几乎每日都执拗要求影佐及其他人不去河内，很难理解。看来他从未向汪充分传达日本方面意向，故不愿影佐一行与汪会见。后来高还曾向矢野明言，仍欲推戴蒋收拾时局。由此可见，他惟恐影佐的河内之行和对汪工作有所进展。”
    矢野征记还说：“高与田尻、市田、矢野在某处会面时，田尻、市田一再怂恿其去河内，而他总是左右推辞，最后才好歹告知，将派周佛海和梅思平两人前往。高本系此项工作主要负责人，却不肯前往河内，奇怪至极。”
    恰在此时（1939年 4月 5日），重庆《大公报》披露了汪集团与日方签订卖国协议的消息，令日方十分被动，因此矢野征记等人当面向高提出质询：
    “会见时，市田对高谈及，重庆方面发表了揭露此项工作的声明。对此，高硬说是日本方面泄露了机密，并怀疑是上海特务机关所为；但是，当谈到上述 4月 5日报导中揭露的金钱授受一事，除市田与高外别人并不知晓时，对此极为奇怪问题，高却似乎无以为答。”
    4 月16日，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来到河内，矢野征记向他们谈到了高宗武的奇怪举动。对此，影佐说：“高宗武听说我最近去河内，便对我说：‘请你们千万别去。’我问他为何不能去，他说：‘从汪先生的做法看，还是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好。’”
在回忆中，犬养健也证实了高宗武劝阻他们去河内的这件事，并对高产生了怀疑，称“我本身也要好好考虑一下将来对待高宗武的态度”。
    影佐还说：“不管怎样，泄露内部秘密这样实际的问题，必须再核查一下。
    从此，日本人就不再信任高宗武了，很自然的，对他的所提出的“以蒋先生为中心搞和平运动”的建议，也不可能再考虑。汪精卫，也同样没有听从高宗武的忠告。
　　在矢野征记和伊藤芳男的预先安排下，4 月17日，影佐、矢野和犬养三人会见了汪精卫，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汪精卫身边的另一个日本通周隆庠。

    按：周隆庠与高宗武、邵毓麟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人称“九大三鹰”。回国以后，高宗武最早进入外交部，并很快被提拔为亚洲司司长。此后，邵毓麟、周隆庠先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其中周隆庠在高的手下任情报科科长；邵毓麟则任情报司日苏科科长。
    另外，高宗武的手下，还有一位亲信，即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董道宁，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虽是高的下级，却比高大十来岁，高如有事或生病，即以董道宁代理司长职务。
    当年，高宗武、邵毓麟、周隆庠和董道宁四人都是外交部中的青年才俊、也是新一代“日本通”。不同的是，邵毓麟是坚定的抗日派，高、董、周三人，却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和平运动”，其中走得最远的是周隆庠，抗战后期曾任汪伪政权的“外交部”次长，董道宁在帮着高宗武跑了几趟日本之后就此打住，高宗武则在一只脚已经落水的最后时刻悬崖勒马。

    犬养回忆说：“三个人被热情地请到二楼一间屋子里。过了好长一会儿，门开了，一位身穿整洁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周隆庠陪同下走了进来。他就是我很早就从照片上见过的汪精卫。汪精卫与我们这三位跨海而来的客人一一长时间地握手。握手时他凝视着对方，向客人表示礼仪。也许是身穿白色衣服的缘故，他的动作总显得有点女性的优雅，具有从前的革命家的风度。他说话时而夹杂广东腔，但听起来却像法语那样柔和而清晰。”
    先开口的是汪精卫：“汪开口首先对远来之劳表示感谢，然后称，详细情况通过高宗武谅已了解，并称此地因有法国官宪保护虽属安全，但如与阁下等频繁会见恐将暴露，故今日请尽快进入正题为前提。
    对此，犬养也回忆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如果会议时间一长，让重庆特工人员发觉了，恐怕会立即遭到再次袭击。因此，除了开始时的寒暄之外，都尽可能以影佐为代表，直截了当地进行会谈。”
    汪精卫接着说：“如所知悉，本人通过高已向贵方提出三个方案，即：第一，如日本方面与蒋介石为对手收拾时局，本人则极力为之斡旋；第二、如使某一第三者收拾时局，在野的本人将大大努力于和平运动；第三、如希望由我收拾时局，则将竭尽全力而为之。本人今日仍准备按三方案中的任何一案，应日本方面的希望而行动。”
        在矢野征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个注解：“于是由犬养说明日本朝野对汪先生的共鸣情况，并流下眼泪。汪表示感激。背过脸试图擦泪。继而由影佐言及 1月16日声明，声述此乃坚定之国策，且现任平沼总理就任时亦表示声明有效，以此进行鼓励。汪对此表示感谢之意。”
    在谈话中，犬养一直在观察汪精卫，他看得很仔细：“汪精卫把上身靠近在他右后方坐着的周隆库，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说起话来。他这样做，既是为着翻译方便，也是不愿让对面的客人看出自己的感动。”
    这时，影佐介绍了犬养和矢野的身份，随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根据政府的命令，特意来此帮助先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汪精卫说：“衷心感谢大家远道来迎。实际上，我也觉得继续呆在河内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做离开的准备。恰好此时贵国政府派遣诸位来迎接，不胜感谢。”
    汪精卫继续说：“现在，中国民众应予信赖的中央政府已逃至重庆，故其归趋令人迷惑，且无可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的代表政权，同时重庆方面和其他全国的和平派亦无可以信赖的中央政权。因此，建立能安定民心和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并由日本予以承认，使之担当和平交涉，乃今后本人等工作根本之所在。为此，预计将花费很多时间，遇到相当困难。”
　　影佐说：“我想问一下，您感到重庆方面还会有新的袭击计划吧？”
　　汪回答说：“是的，有这种迹象。比如，前两三天就有人匆忙来租紧邻我们的那座楼的三层楼房。此外，有几个好像暗杀团的人在老远地方监视着。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态度挺好，却在竭力制止我的政治行动。他们像是特别害怕在此引起政治纷争。因此，如果再呆在这儿，事实上不可能与香港、上海的同志联系。”
　　影佐不再绕圈子：“那您想今后往哪转移呢？”
　　汪精卫听了，说：“我考虑再三，现在还是上海最合适。如果上海不成，香港或广东也可以。不过，在香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同志活动也有困难。广东不仅和孙中山先生，而且和我关系也很深。但如今广东也被日本军占领，因此，倘若去广东，就会给中国国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我是在日军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与之相比，上海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正因我毅然迈向危险的土地，才可使中国国民了解到我献身爱国运动的诚意。”
　　此时，汪精卫突然激动起来，他“涨红了脸”说：“不错，上海也沦于日军占领下，但如大家所知，英、美的公共租界很大，市政也是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也在外国人之手。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的自由行动的余地。实际上，由于这个原因，周佛海以及梅思平诸君，已经先往上海进行紧张准备去了。我们在讨论之中，先后提出两三个方案。最后，大家都认为，在当前以转移到上海为宜。”
    汪精卫的这段话，在矢野征记的记录中，是这样表述的：
    “无论如何，今后我们工作的进行，如贵方所知，在当地法印官宪的严重保护下，只是生命安全，而其结果，与同志联系极其不便，因而需要转移到某一安全而且与同志连络方便的地方，尤其是在如前所述云南难以起事的现在，更感到有必要尽快转移。同时应该考虑的是，我逃出重庆时未带护照，是在无护照的情况下得到法印当局许可的。由于未带护照而处于法印当局的保护之下，我们有这样一个方案，即预先租好船，l7日由西贡出发，很快即安全乘上由海防东航的轮船。实际上此事已秘密向法印当局提出，并得到对方允诺。想用此种方法逃出，希望听听贵方意见。”
    影佐听了，说：“我们为了协助您离开此地，特意准备了一艘5500吨位的货船。”对此，汪精卫说：“哎呀，实在感谢你们的好意。我也租到了一只法国人管理的小船。”
　　影佐问：“请问是多少吨位的？您这次航行非比寻常。因为在中国的沿海都已经看到了重庆政府发布的逮捕先生的布告，必须格外加小心啊！”
　　这时汪精卫问了一下周隆庠，回答说：“760 吨。”
    谈到这里，犬养回忆说：“我们不由互相望了望。”——犬养等人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这样小的船，怎么能在公海上长途旅行？”
　　汪精卫是资深政客，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的疑虑，他解释说：“大家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此次航行是会有些危险，但我第一次进上海港就使用日本船，我们的和平运动就会受到很大误解，因此，我想在由此脱出之后，在海防的海上与你们乘坐的船会合。然后，劳驾你们的船稍离开我们小船一点儿距离，护送我们去上海。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用无线电通知你们，现在，周君以及其他人正在商定暗号。”
    对此，日方表示理解。在会谈的最后，双方商定，汪精卫的“出逃”事宜，由汪的小舅子、刚刚接替了曾仲鸣成为汪集团“秘书长”的陈昌祖负责与日方接洽。
    在“报告”中，矢野征记说：“汪的决心很坚定，觉得他有成败由天，挺身负起和平救国大业的热诚充满容表。”
    许多年以后，谈及当年汪精卫与影佐、犬养的这次会晤，高宗武在回忆中充满讽刺地说：
    “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 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4 月20日，汪精卫方面通知日方：“汪精卫一行第二天一早九点离开河内去鸿基港。借的船也是法国制的，名叫冯·福林哈芳，载重 760吨。但出国许可、海关检查、中国船员的解雇、越南船员的雇用、饮食品的准备等等，至少也得三四天功夫，因此，为了万全起见，希望日本船于25日正午在离海防港 5浬的名叫巴库仑比的无人岛附近会合。”
    犬养健回忆说：“4 月25日上午，北光丸在海防港外的巴库仑比岛周围几次巡航，一直持续到 4点，但连冯·福林哈芳的影子也没看到。糟糕的是，随着天渐渐地黑了，海面上也起了雾，这样下去，在夜里会合是不可能的。北光丸的报务员十分焦急，不停地用暗号进行呼叫。不一会儿，海防的法国海军司令部便发出警告：要求连续发出暗码呼号的船只立即停止发报，否则将立即派出驱逐舰。如果驱逐舰来到，一切都完了。没有办法，北光丸只好在暮色里向海南岛的外海岸徐徐航行。”
　　此后三天，冯·福林哈芳号仍沓无音信。
        此时，“肩负重任”的几个日本人惊恐万状，影佐曾灰心丧气地说：“汪精卫终于遇害了吗？营救汪精卫这件事是五相会议协商并向天皇做了汇报的，实在对不起！”
    后来，谈及这难熬的三天，犬养健回忆说：“我实在不忍心听下去，走到船长室，征求他的意见。他说目前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北光丸安装的无线电发报机是莫尔斯式，属于最早的样式，因此，电波传送距离并不十分远。不过，能否与他们联系上，就看明天最后一天了。因为明天北光丸就将完全通过海南岛外海岸。如果冯·福林哈芳号正航行于内海岸的海峡的话，就会发来无线电联络信号。”
　　29日下午三时许，报务员终于接到了冯·福林哈芳号的来电：“我方安全，安全。”
    30日中午，“冯·福林哈芳号终于出现在海湾入口处。这只法国小船遇到一点儿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在浪涛中挣扎着迂回前进。这种船只在中国海航行是勉强的。”
　　犬养健回忆说：“这只法国小轮船在海湾刚一停下，便派出一只橡皮船朝北光丸划来。一看橡皮船上的人，原来是陈昌祖和周隆庠。两人一上甲板便说起在无人岛走错了路的事。主要原因是鸿基港码头的设备陈旧，船中要贮存的饮用水必须一桶一桶地打来；而且，由于港湾搬运工不足，这样就比预定时间多费了 3小时。不仅如此，原说时速能开到 8浬，但实际最大时速只能开到 7浬。总算心情焦急地开近了无人岛，却又起了大雾，只好从海南岛内侧的海峡通行。”
    这时，周隆庠对影佐说道：“那只小船也没有用了。船上大部分人都晕船躺在那儿。在这个海湾上费点事，把我们小船上人都移到北光丸上吧。”
    犬养健回忆说：“就这样，汪精卫一行十六人，都上了我们的船。”犬养健说得一点不错，从此，汪精卫就算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了。
    在回忆中，影佐曾说：“在把汪救出来的时候，日本政府是这样理解：汪的计划不是用成立中央政府的方法来造成和平运动，而是在重庆政府外部发展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运动，并加以扩大，转变一般舆论乃至重庆的意向，以导致与日本进行和平合作。”
    通过在船上与汪精卫的会谈，影佐发现，他的判断大错特错。
    汪精卫说：“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员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可是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如推进百步，建立和平政府，除了通过以上言论进行启发重庆的工作外，更用事实证明，如果日华提携就可改善到这种程度，从而抗战已经没有意义，由此决定舆论的归趋．使重庆政府的动向转向和平，只有这样办较为适当。”
    汪精卫请求说：“因此，如果贵国政府没有异议．希望变更以前的计划，改成建立和平政府的计划。”
    对此，影佐回忆说：“汪的这个计划实在非常重要。我的任务只是把汪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对这个计划不能表示种种意见。”
    于是影佐说：“什么时候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听了，继续说：“如果贵国政府同意我通过建立和平政府展开和平运动的方法，这里有种种要奉托、希望的事项。”
    汪说的事项还挺多：
    第一：“主要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重庆不相信日本，把日本看成：嘴上说得好，肚子里实际上不一样。并且如果近卫声明如实实现时，我相信，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的确失掉根据，即使是重庆政府，也不得不随着舆论大势所趋，倾向和平。其次，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
    对此，影佐表示：“日本政府决心援助汪建立政府的计划时，日本政府对汪的这两点希望当然会回答：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近卫声明不单是近卫文麿公爵一个人的声明，而是帝国政府的声明，即使政府有交替，这个声明还有生命。从对中国、对世界的信义上来说，日本也要保卫近卫声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影佐接着又说：“至于建立政府不能立刻全面和平，凡是对大局有了解的人都会有深刻的认识。”这句话有点莫测高深，不知道影佐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说明什么。
    汪精卫说的第二点是：“建立政府，则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务必希望避免用这种兵力和重庆的兵力战斗，即引起所谓内战，造成同一民族之间流血的惨剧。”
    第三：“希望日本人能够好好理解，对中国人来说，无论主张和平，或是主张抗日，都是爱国精神的表现。不论拥有哪一种信念，都是爱国家，希望民族繁荣的。而和平、抗日两种理论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日华关系的根本认识以及对日化对华政策的认识有所不同。希望能够认识，日本光用武力不能从心底里改变抗日论者的认识。只有靠日本对华措施，用事实才能改变他们的认识，这是达到目的的最好策略。”
    第四：“希望日本对中国如实地实现近卫声明，并且希望日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平政府，关于这两点，想直截了当地与日本政府身居要职的人见面交换意见。关于这方面，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可行，一种认为时机尚早。主要在香港的我们的同志中间认为时机尚早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据英国方面的情报，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悲观。可是上海方面的同志们的意见还不清楚，因此到上海后也参酌这些同志的意见，决定是否到东京去。决定后，再打算商量。”
    最后，汪表示：“曾经反复说明，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一点要明确说明，希望表明我的心迹。”
    汪进一步说：“在当前战争状态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只有依靠日本妥当公正的政策、依靠事实的证明才能放出光彩。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听了汪精卫的话，影佐已经完全明瞭他的意思：“汪的意图是建立和平政府，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平提携的活的模范，用事实对重庆政府和一般民众证明，和平论决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引导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和它合作，造成与日本全面的和平提携。这就是汪的运动的指导原理。”
        在回忆录中，影佐说：“听了汪表明心迹的话，我非常感动：如果汪的行动不是出于爱中国、爱东亚的赤诚，究竟是为什么? 他的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格，可以泣鬼神，真是不胜敬服感佩。”
    由于“北光丸”上一下增加了汪精卫等十几个人，而且这些人又太能吃，结果食物不够了，不得不在台湾基隆停泊一晚，补充给养。5 月 2日，“北光丸”驶进基隆港，在码头上，有一个日本人正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这个人就是西义显。
    西义显是受周佛海的委托，来向汪传达他对下一步“和平运动”走向的意见，即不顾一切，在沦陷区建立汉奸政权。殊不知，相同的看法，汪精卫已经在船上与影佐祯昭交换过意见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5 月 6日，北光丸抵达上海。在这里，汪精卫终于与他的“团队”重逢了，这其中，就包括高宗武。
    高回忆说：“四月二十七日，汪离开了河内。五月二日，我离开香港往上海会见汪。离港之前，杜月笙来劝我不要去。
    读过约翰·根室所著《亚洲内幕》的人都知道杜月笙是何许人。杜虽然读书不多，也不曾担任公职，但许多人尊敬他，许多人也惧怕他。他在上海极具影响力。杜拍胸口极力劝我留在香港。我跟他说老实话，‘我非去上海不可，许多我的朋友已经在途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须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他们去南京做傀儡，我不会跟他们走。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因汪精卫坚持不进日本租界，但其他的住处又没有找好，因此日本人让汪暂时住在船上，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将其他人送到岸上，就来到日租界的重光堂，会见他们的“中国同志”。
    犬养回忆说：“在重光堂等候我们的中国同志中，第一次与我们见面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他高个子，大眼睛，说话快，动作活泼，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周佛海和梅思平都临时住在重光堂附近。他们特意从家里取来便饭犒劳我们。”
    当晚，大家分手的时候，因住处的问题，高宗武与日本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犬养回忆，当时影佐问高宗武：“呀，高君，你回哪去? ”
    高说：“法租界的哥哥家。”
    影佐毫不客气地说：“这不方便，暂时大家请都住在一起。”     高说：“不，我的家里哥哥负责警戒。”   
    影佐问：“那个住处早就有吗? ”
    高说：“最近——这次借的。”
    影佐坚持说：“那就不能去啦，高先生! 今晚请住在这儿，其余的事明日再谈吧。”
    高仍说：“对不起，我要回家。”
    早已对高宗武不耐的影佐终于爆发：“高君，你要破坏同志的团结吗? 留在这里的周佛海也好，梅思平也好，也都与你一样，有着作为一名中国人应有的骄傲。不愿意在日本租界住宿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大家都以汪先生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是能忍耐的。你一个人洁身自好，这有什么价值呢? ”
    这时周佛海连忙出来打圆场：“好，好，高君，你回法租界去吧。”
    犬养和周佛海把高送到门口，高大发牢骚：“影佐究竟有什么权利破口大骂我这个中国人? 我不也是豁出性命为和平运动奔波吗? 没有理由让我一定要接受影佐的命令。”
    犬养回忆说：“周用说得更快的湖南话劝解高宗武，把高宗武送出大门日。高遂上车而去。今天的事，作为影佐来讲，是少见的感情暴露。不知怎的，我不由感到有一些阴郁的、不祥的征兆。”
    此事，高宗武在回忆中也曾提及：“我的伙伴周佛海和梅思平已经抵达上海，住在日租界的虹口，住宅四周把守着中国装束的日本宪兵。接船的日本人企图劝阻我前往法租界我的房子，说：‘你在那边会被暗杀。’我问道：‘你以为解决中日问题的人需要日本宪兵保护吗? ’我也拒绝日本便衣跟随‘保护’，虽然周和梅已经被这些人亦步亦趋。”

ys1937

续上节

    “亦步亦趋”的还有汪精卫，5 月 9日，汪精卫上岸，住进了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精卫履行了自己的若言，他真的没有进日本租界。——不过，这地方比日本租界也强不到哪儿去！
    金雄白说：“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金雄白说：“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为“一一三六弄”提供保卫的，就是“七十六号”。早在日本军方同意资助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的特务机关时，就曾经向晴气庆胤提出了四条工作原则，其中之一即“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应该说，这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做法——丁、李二人与汪的“合流”，客观上，淡化了“七十六号”的日方色彩；同时，汪集团都是文人，赤手空拳来到上海，“七十六号”与他们“兵合一处”，适足以济其恶。
    正如今井武夫所说：“当时在上海，重庆方面制造的各种阴谋和恐怖，到处横行，极为危险，但是日本军的治安警察力量达不到英、法租界，完全无法取缔，苦于应付。从而没有一兵一卒的武力和任何警察力量的汪兆铭一派，当然有讲求一些防卫手段的必要．但是日本军赤裸裸地直接庇护他，不仅违反汪的信条，也会过于明显地有被视为傀儡之虞。在没有找到其他适当手段的时候，汪对丁、李参加运动的申请就不加考虑地同意下来。以后丁、李两人不惜犬马之劳保卫汪派，可以说成为‘新选组’的队长等级的人，这才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时随着暴力的引进，成为以后政府内部发生各种弊害的原因。”
    谈及此事，犬养健曾多少有些不甘心地说：“汪兆铭由我们诱出重庆，而被影佐接受，但真正抓住了他的是晴气。”
        今井武夫说：“在这之前，丁默邨和李士群因逃避战祸脱离重庆政府，潜居在上海。他们得到土肥原机关的支持，从四月起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五月汪兆铭从河内到来，立即同汪取得联系，此后就在周佛海和土肥原机关的晴气庆胤、冢本诚两少佐直接指导下推进汪的和平运动，以反共和平救国为口号，主要在上海附近开始了活跃的工作，保卫汪派要人身边的安全。”
    1939年 6月 4日，汪精卫飞抵日本东京，探询日方对他建立“政府”的态度。今井武夫说：
    “这年一月初，日本政府因近卫内阁总辞职更迭为平沼骐一郎内阁，因此，汪从六月十日起就开始同平沼首相、陆军、海军、外务、大藏各大臣以及近卫前首相进行会谈。平沼首相开诚布公地说，日华合作应以道义为基础予以实现。汪表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对此，首相保证日本政府将坚决予以支持。”
    今井回忆说：“在日本政府同汪兆铭进行这次会谈之前，陆军已从六月二日起把在华各军的参谋将校召集到东京开会，经过种种研究议论之后，决定答应汪之共同合作的要求。”
    6 月 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精卫：“汪精卫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扰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
    对此，金雄白说：“当是年( 民国二十八年 )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弭缝的状态。”
    至此，汪精卫的伪政权，已是箭在弦上。
    为了显示伪政府的“正统”，1939年 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如同耍猴一般地召开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就设在“七十六号”。
    大会“代表”金雄白回忆说：“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只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 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 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 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这时，会议“代表”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代表”当中有“汉奸”！ 这个人，就是“维新政府”的“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卢英。
    罗君强回忆说：“当选中委的一部分上海党棍子汪曼云、顾继武等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认为卢英是耍流氓、当侦缉出身的，作恶多端，当选中委有损党誉，请予撤销中委名义。主席团即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难题。汪精卫认为卢英在上海首先通电响应‘和平运动’，率5000党员表示拥护，现任上海警察局长，故特提名中委，以资鼓励。结果派员疏通，卢英列入候补中委。”
    事实上，早在开会之前，已经有人对与会的“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进行“杯葛”。金雄白回忆说：
    “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
    金雄白的这段话，实际上说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国民党与北洋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谓“民国”，国号虽然一直这么叫，但实际上分为两段，从1912年民元，到1928年底，是北洋军阀时期，亦可称为“北京政府”时期；到“二次北伐”结束、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全国，才是真正的“民国”开始。
    因此，我们无妨以1928年为界、把“北洋”与“民国”看成两个“朝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代表“维新政府”的梁鸿志等人，就成为“前朝遗老”，与那些推翻他们的“国民党的老党员”，完全是两类人，难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
    第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心结”，汪集团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的“组府”是“还都”、是“救国救民”；而梁鸿志等人抢先成立起来的“维新政府”，则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是“汉奸”，因此“羞与为伍”。
    对此，金雄白回忆说：“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 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 ”
    从此，在沦陷区就留下了“前汉”与“后汉”的说法，即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是“前汉”，当汉奸在前；而汪精卫等人后当汉奸，自然是“后汉”。还有人讽刺说：“老汉奸看不起小汉奸，小汉奸看不起新汉奸”，等等。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罗君强回忆说：
    “大会印发的一切文件，开会时原已宣布，只许即席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会毕全部交还秘书处。散会时秘书处清点收回的文件，缺一全份，正在惊疑。此时，日本梅机关嘱托犬养健来找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说有要事商谈。梅思平下楼与犬养谈话后，回时面有忧容。据说日方发现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犬养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能有什么关系，何能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呢？有人说，大会印刷文件，一部份是照以前老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只能如此写法，事实上并无东三省代表到会。我说，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中有此一条，确系秘书处承办人员一时疏忽，未作全面考虑，但事实上并无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梅思平照我的话再去敷衍一番，才算了事。事后发现这份文件是由李士群交给日方晴气庆胤中佐的，李亦直认不讳。”
        会后，汪精卫就准备“组府”了，罗君强说：“大会修改了党章，废除总裁副总裁制度，改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推荐汪精卫为主席，负责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
    汪精卫在上海紧忙乎的同时，日方探索“和平”的另一条路线也已经走到了紧要时刻，这就是“桐工作”。
    话说，在中日战争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曾经有很多人在真真假假地致力于“和平”，这当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有代表官方的，也有“民间”人士，其中还不乏大人物。比如，中国方面，有“孔祥熙路线”、“姜豪路线”、“钱永铭路线”；汉奸当中，有“王克敏路线”；日本人中，有“萱野长知路线”；“民间”人士，当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吴佩孚路线”，等等。
    区别于最后唯一走通了的“汪精卫路线”，上述所谓“和平路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管是日本人在操作，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基本上，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其目标，是在保持日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即保持日方对中国进行奴役的主动权的前提下，达成“停战”。这是因为，在中日之间开战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人已经认识到，在短时间内屈服中国比较困难，同时在日本的高层，一直对是否扩大战争存在两种看法，如果能够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此“罢手”，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很好。
    在中国方面，除去“民间”人士，所有的官方人员，凡曾参与到这种种“和平路线”当中的，基本上都是出于“谋略”的需要，要么是刺探情报，比如“孔祥熙路线”；要么是为了延缓日方的某些政治或军事企图而进行的缓兵之计；还有的纯粹是在演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主动投怀送抱的汪精卫一伙，上述所有的“和平路线”没有一条能够走通，因为双方的目的本就不一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和平路线”已经接近于特工范畴，比如“姜豪路线”、比如“萱野长知路线”，因此并不为我们所熟知。

老爺叔

在 “潛伏” 界﹐兩面﹑三面間諜是常態﹐香港新晚報總編羅孚奉周恩來命在香港做 “台灣工作” 幾十年﹐被北京叫去開會﹐一去不返﹐判間諜罪軟禁十年﹐回香港後只字不提﹔潘漢年身為特科首席﹐狡兔盡﹐走狗烹﹐致死沒叫一聲怨﹐內情必有不為外人知者。
李士群﹑丁默村真是叛黨叛國賣身投敵﹐還是身懷特殊任務﹐或兩面三刀﹐左右逢源﹐有研究者表示懷疑﹐恐怕還須時日﹐有待內部檔案揭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