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琴声 – 忆张遵骝先生

（一）

    数日前从图书馆借了一盘阿劳弹的萧邦的华尔兹，听得很感动。这些华尔兹是我听到的最早的萧邦，算来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后来我爱听的是萧邦的夜曲，尤其是鲁宾斯坦的演奏。可是这些华尔兹是那样熟识，熟得音乐本身也构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一道有时优美有时忧伤的背景。

    很多年前，我曾写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一生由一个又一个故事构成。这些故事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连，而它们本身也不一定有什么开始与结局。将支离片断的人生串在一起的只是你自己的生命。年青时这样写，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把人生看成一个整体，不要去寻求总结式的诠释；要面对自己总是自相矛盾，生活难免乱七八糟这一无可回避的真相，这样总比自圆其说，矫情遮掩要好。

    你是你曾亲历的每段记忆里的角色，那些或已逝去或已远行的人们也定格在这里。不知不觉中，记忆已在时间里风化。你可以领悟到心如止水，然而时间仍似沉寂午夜里忽远忽近的足音，无从追溯也无可抗拒。在2006年的一段关于七十年代北京的故事其实已经不再是七十年代本身，而是蒙上了时间的发黄色彩的一次叙述。
    我们的文化传承里，原本无个人的概念。百姓不过匹夫，大夫毕竟臣子。现代版本则曰“我是一颗螺丝钉”。所以死千百万人打几十年仗的历史重复了多少次，所以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自己的时代比比皆是，往往倒是你要为忽然被尊重而感激零涕。保留人得不到起码尊重的时代中个人的历史往往更为不易。在巨大事件背后，许多真实而似乎微不足道的故事永久地被忽略了。

    我在1969年至1977年辍学在家，远离了同龄人而旁观了成年人的世界。此间曾关爱我的数位长者我一直心存感念，他们的风度，他们的目光我此刻闭上眼仍然感觉清晰如昨。在他们当中我总会最先想起的就是张遵骝伯伯与王宪钿伯母。而想起他们，我总最先想起大约是1974年的那些夜晚：那台我不知年代的古旧唱机，那些33转唱片，那间摆了书柜又兼作卧室的房间都一尘不染。紧紧拉起窗帘，在一盏25度灯泡台灯的柔和昏黄的光线里不出一言地聆听萧邦，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等当时仍属禁忌的音乐。那是我第一次听西方古典音乐，然而我想音乐不在于懂不懂在于感动。在一间清净的房间，远离时代和尘世的一隅，那种浸透全身热泪盈眶的感觉不能忘怀。后来我听过许多，如今也常在午夜里关了灯静静地听一段，但十三岁的体验几乎不再。

    以下行文以先生称二老，这在今日的纪念文章里已很平常，然而我以先生相称实是出于怀念。是在二位先生濡染下我才了解这些称谓的。尤其张先生对于称谓是分得极清的，凡党内人士与革命群众一律同志称之，唯在私人场合谈起旧社会过来人，才有“先生”，“公子”，“女公子”之谓。二位先生在革命年代确实是标准的旧人：张遵骝先生是南皮先生曾孙，毕业于北大，平生专攻思想史与佛教史，然几无著作传世。王宪钿先生的祖父为国子监祭酒，在八国联军入京之际举家殉国，先生令尊为家仆所救始免一死；先生就学于清华，研究心理学，为皮亞杰著作的译者。 

（二）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应是在1971年秋，那年他在干校几乎病死，费了不少周折才得放归京城。张先生与家父本为同事，在患病返京的事件中则有患难之谊，从此开始了两家三十多年的友情。那年张先生不过五十五周岁，却脸色灰白，形容枯槁。其实他是在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乘船从大后方赴沪途中患的哮喘，虽已患二十多年，若无文革，干校对身心的折腾大概远不至于此。我对张先生的最初记忆是他常在十分痛苦地咳嗽，他的手白得似乎透明，他的皮肤很细腻而失去了光泽，他的目光柔和但时不时露出一点闪烁与惊惶。他说话深思熟虑小心翼翼，谦和到几乎谦卑。
    张先生的家三室一厅，其时也被“掺沙子”挤进来一家，所以先生仅居于前面的一个套间。一进屋的一个小书架上，整齐地摆着马恩列斯毛，而靠里的书桌书柜上下左右堆满一摞摞书。线装书用报纸一一包好，今版书也包着书皮，看似杂乱无章，让外人根本不知道都是些什么书。其实先生是很整洁的人，所以文革结束后，这些书籍就分门别类地摆得同样整齐了。

    初时，我随父母拜访，到十三岁以后则常常是我自己去听先生开讲。二位先生没有子女，家里很清静。张先生其实是很喜欢孩子的，尤其是文静的小孩，而他又有满腹学问和许多话要讲。1974年，全民都在批林批孔，忙得日以继夜；先生却是一个渐渐康复的病号，而我是一个那时候不多见的喜欢读书的少年，都与世隔绝又百无聊赖。缘分都是偶然的，而长者的格外关爱不经意间在少年的一生中留下痕迹。
    往往是在先生家听大约两小时后，我捧着给我看的书回家。先生专注在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学并为我开启了这扇窗，可是少年时能似懂非懂地一气读完的唯有诗词和戏剧而已，所以我读了陈子龙，张煌言，也感动于《桃花扇》，却没有细读过《藏书》和《船山遗书》。那些文集那时我大都看不懂，也没有细读先生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注。
    先生每日都在写注释，连经典著作上也划了很多道，注释当然不敢。和大人们在一起议论时事，先生言必引经据典；久而久之，连我也听得出藏在经典之后的弦外音。我想先生爱对我讲多少也由于和一个小孩说话用不着那样累。他也放心：早熟的我已经知道什么话不能说。所以，与成人谈话，先生好以列宁著作分析斯大林时代；对我则直接讲评自卓吾到船山的思想流变。先生对我说话，引史实，释典籍，并不给出结论，只是有时情绪激动。我要过十多年以后才明白他的叙述方式不仅有对议论时局的顾忌，更多则是秉承乾嘉学风和实证精神。先生讲的内容，我大多不懂，但当时我已能约略体会先生的心情：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思想史是很沉痛的一段，一方面是对士大夫气节，思想的压迫，另一方面对皇权的反思都达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局面。

    然而我真正开始领会历史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少年毕竟是做梦的时期，哪里会思考太多的沉重？更难以对一个方面保持持久的兴趣。我后来迷上了写旧体诗，读西方小说，再后就套上了学校和高考的缰绳。要到1987年，我才知道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两家是世交，（先生小陈寅恪先生一辈，年青24岁）而我也才通过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了解一些陈先生的生平文字。我本想在下一次回京时向先生请教，没料到那是多年以后，先生已过世数年时的事了。那时陆键东先生的书已出版，陈先生已重新被发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要到经历中年的沉默后，我才懂得先生何以晚年除了份内的年表编撰之外鲜有著述，大概不仅仅是身体的衰颓吧？八十年代末后，先生感叹自己何不速死，大概也不为无因吧？
    听说先生本不见得就走，是犯病后送到医院，由于进不了病房被置于过道更受了风，等到亲友包括家兄奔走出一张病床后则已回天乏术。不过据说先生过世时很安然，既无遗憾也无眷恋。先生少习哲学，晚研佛学，该是想得很开，了无牵挂的吧。

    先生身后，书籍逐渐或捐或卖地做了处置。曾在某藏书网上看到一位书家收购了《寒柳堂集》，上面有很多批。先生的字迹就如此散失在茫茫人海中，先生想要说的话也就永久湮没了。即使我如今可以猜到一些先生的想法，他自己未曾说出也就等于不存在。先生就这样走入了沉默的大多数。

（三）

    我自幼至今对柔和的，幽雅的文明之美和女性之美很敏感，和我生长的时代截然相反。记得1969年左右在位于隆福寺的明星电影院（文革里改的名记不清了）看《列宁在1918》（刚刚复映），里面有一段《天鹅湖》，后面有人嘟哝：怎么演这玩意儿啊？我时年8岁，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叫：“看的就是这个！”全场轰然大笑。

    张先生尊伉俪是在少年时期带给我美感的人。张先生青年时相片是极清秀略为女性化的样子，到晚年仍是轻声细语，一口吐字清晰的老式官话，极讲礼数，这种京味现在几乎听不到了。先生的儒雅是自然而恒常的，不似很多后人，到太平盛世就回复了文质彬彬的面目，却不留神在评职称或分房时撕开了脸皮。我并非不知先生的人性弱点：有时候没有必要的感恩涕泗，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免在权势面前软弱。我见过先生如惊弓之鸟的时刻，伤心流泪的时刻，气得发抖的时刻，但是先生没有失去斯文，颤颤危危地保持着自尊。我想这就是文化教养的美好一面，30多年后恍若隔世却历历如昨。
    先生更是待我如子的启蒙老师。在我喜欢读俄罗斯和苏联小说的时候，他帮我找来如《罗亭》，《人，岁月，生活》，《你到底要什么？》。直到先生过世后我才明白先生只是顺着我的意思，然而难忘的是先生在这些书上也工整地划了很多线并批了几句感想。而先生赠我难忘的书一是《斯特维兰娜回忆录》，一是那本薄薄的《维特根斯坦传》，前者在当时很震动，后者则终身难忘。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分辨，是我的怀疑倾向的理性起点。仅此两本书，我已对先生感激终生。我虽不肖，未如先生所期走治学之路，但思想的轨迹应未全负先生苦心。先生后来还送我一套《柳如是别传》，远超过了我当时的理解力，不久我就留学了。

    十年后，先生远行。他一直关注着我，也知道我生活中的种种选择，而我不知道他的感想。在弥留之际，他对家兄说希望我在国外安居，好好生活。听到这句遗言，我很感激先生竟这样挂念我，我想我也很意会先生的话。我一直想写些文字纪念先生，可是我又能告诉他什么呢？就这样又拖了十多年，我还是没有能多说什么。

（2006年3月原作，今略修订重发以纪念先生逝世十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