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家胆量问题回帖
崔健在被问及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时，说道：政治是艺术的责任，但绝不是艺术的目的。
――题记
在文艺复兴的前夜，如果不是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文人等各类知识分子共同呼应，恐怕不成气候。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更多伟大人物的催生，应该是在相应的社会土壤里即所谓的“天”，群起共生。
我同意泽雄兄所说“我绝不相信一个满口硬骨头大话的人，真地具有一把硬骨头。”但我宁可承认，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但他却不愿成为布鲁诺，也有他的价值。
泽兄所说“写作时也未必充满了良知责任或道义担当”，这个我赞同。亚当斯密早就发现了厨师给我们做面包绝非他的善心而是可以谋利，作家行业也如是。我以为，任何行业起初时可能都是从小我功利出发，而一旦解决了生存问题，个人成就感就会有可能转换成大我，即为他人服务。我相信人的幸福感最终和上帝是一样的即我有多大的能力决定别人和帮助别人，所以，作家写作的动机并不成为我们需要去深究，否则很可怕，只要客观上利他即可。
顾宾言及中国作家没有胆量，应该是以中国作家整体上没有出现民族可以为之骄傲的巨擘。如果那样，确实是我们的悲哀。我记得绿骄阳前一阵用过一个词非常好"精神体系"，就是说中国作家没有形成雄厚到可以傲世的精神体系，他们单薄、可怜、自怨自艾，如同废都人物一样，他们仅仅把作家当做混饭的手段――这个想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如上文所说，在没有解决生计之前人的动机是小我。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几个可以支撑场面的大作家大文豪大师，那是被世界藐视的。而顾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们还没有大作家，没有大文豪，没有有胆量的大师。所以,我们争论的真正问题是：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大作家需要胆量吗？
我所言的公共型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现，绝对不希望仅仅看到他们的公共行为比如签名啊呼吁啊什么的。我所希望他们的胆量，不是以非职业方式出现。公共型作家应该以其作品来体现公共性。这不是单纯的文以载道，而是希望作家的作品具有一个时代精神，而不是如今的视而不见，白云高蹈甚至指黑为白。我们应该有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有当下的现场感。所以，公共型作家以作品说话，就不至于出现泽兄所说的他们力不从心的幼稚和外行。民间希望看到不是忽悠他们而是真实反映他们存在的感受，能够感受到社会整体的情绪脉搏，民间这样的要求，就是一种艺术要求，这是一种本能需求。而现在作家们好象在集体抵制/回避写当下，几乎很少，仿佛生活有些部分被阉割了。多是民国，或是宫廷年代，即便写了，多是些缺乏精神分量的快餐型作品。如同明明营养不良，作家们作品却都是说我们营养过剩，这样的感受实在不好，这样的作品甚至是低于民间的段子。作家这个职业，在中国的语境里，没有办法，也就具备些许神圣感。我们在给作家祛魅的同时，短时间却也很难完全把它抽干为纯粹的技术活。
网事兄文章，中气沛然，情理俱足，更可贵的是，站在了更高更远处，我衷心感佩!
文学之美，对启蒙心灵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乎思想启迪。一句关关雎鸠在何之洲，可以在幼小的心灵种育美好，为健全公民素质打下基础。难怪五四时期，有一派居然提出美育救国。
一个不公共性的作家，同样也可能为专制所戕害，这个惊心动魄的结论实在太好，也是事实。因为专制就是人治，人治就是非法治，非法治就具有不可预见的风险，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战战兢兢，总以为与己无关，甚至还以为自己是有专制者为伍，却稀里糊涂成为被瞄准者。这方面的论述，请大家读读<古拉格群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早有人这样说了。中国千年的智慧(其实是谋略)，是分散人群的智慧，根本不适应现代公民社会。在特定的中国当下语境下，作家确实需要胆量。其实从功利上也是大有作为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把作家的作用无限高估，毕竟，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里，经济自由，伦理自由，政治自由，都是不可或缺，互为呼应的。其中，作家作为文学艺术启蒙这有一武器，其作用不能独缺。想想,现在经济正在大步融入世界，而作家们的表现，实在乏善可陈，有愧当代，有污先贤，有误将来。
看《大国崛起》，莎士比亚在圆形剧场首演时，居然在台词里公然嘲弄了王室，还好，在座的伊利莎白女王没有在意。我当然不至于认为，莎士比亚是靠这个台词才成就大师的。但我认识，他不但有泽兄说的文胆，也有网事兄所言的胆量，这样双胆作家，才是超一流的。这也成就了文艺复兴里最璀璨的文学大师。《哈姆雷特》自然是莎翁的最高成就。其实《哈姆雷特》也是莎翁胆量之下的产物：1601年，莎士比亚的两个好友为了改革政治而发动叛乱，其中一个被送上绞刑，一个被投入监狱。悲愤不已的莎士比亚倾全力创作了《哈姆雷特》，并在演出时亲自扮演了幽灵角色。以上是我从手头的《世界文学史》摘抄。我当然承认，莎士比亚当初是为了谋生，不惜演小丑跑龙套，这些卑微的个人私利都无可厚非。但同样我们不能不看到，他在当时代，也绝对是有胆量的，上帝保佑，也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技巧。 我想，胆量有时可能就是驱动力，而才华和技巧，是做成事情过程中的能力，前者可能为因，后者是基础。
幸运的是，莎士比亚无需象他的前辈先驱卜伽丘和拉伯雷那样，去完成对中世纪教会和政权的猛烈抨击，否则，那可不是好玩的，后果更严重，莎士比亚也没有那么幸运了。卜伽丘死后坟墓都被教会挖掉，拉伯雷四次被教皇迫害，数次入狱，流亡海外，穷困潦倒，死时一无长物。这些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大师们，我们今天读到他们伟大的作品，忘记了，他们曾经的胆量。
或曰：有华族者偕行，遇巨石阻途，人皆睹之，既恨又惧，遂安营扎寨不复前行。终不忍久困，众合议，各司其职，开辟前路。有青壮革命者攘臂，有资财者为后勤，众人慕其中有文才者，描其石状，绘其石害，或可感奋众人，或可传之后世。
然文才丰瞻者，淡然曰：巨石我睹之，石之害我亦知之。然绘其状非我之责，千钧之弩，岂为鼹鼠发机？吾之趣味，在于花鸟虫鱼之间也。吾之妙著，在于文学纯美之境也。吾眼中有石，心中之石则可有可无，而笔下之石，则万万不可有。
众默，久忘其人。又不知几世几代，石自崩，众人皆喜，欲寻文字，穷万箧而不得，仅一二俗艳词曲存世。有文才者未尽天年，叹道：当时有石，吾不敢言。吾有精妙于花鸟虫鱼之文，可以充塞乎？众人笑曰：花鸟虫鱼之文，吾等素闻之，亦好之。然石器时代，吾先祖所思所忆，岂是花鸟虫鱼之文可尽!
华族之心灵史，原竟无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