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爱心论斤卖——山西“茅式扶贫基金会”探迷

??将爱心论斤卖——山西“茅式扶贫基金会”探迷
　　
　　将爱心论斤卖
　　
　　
　　
　　——山西“茅式扶贫基金会”探迷
　　
　　
　　
　　
　　
　　
　　邹啸鸣2003年9月17日
　　
　　
　　
　　
　　
　　
　　不记得是从什么渠道开始关注这个著名的基金会的，但是它对于我一直就象一个迷：为什么这个基金会会如此引人注目？它到底有哪些“茅式特色”？是否有推广价值？没有的话为什么世界银行的行长都要支持？有的话为什么不推广？而且山西的票号是中国近代金融的典范，一直想去一睹风采，咬咬牙，去一趟吧。
　　
　　
　　
　　
　　从江西到山西，因为火车加速了，旅途不是想象的那么艰难。但是也不得不在太原住了一个晚上：下午没有去临县的公交车。晚上的车我不敢坐，毕竟要翻山越岭嘛。
　　
　　
　　
　　
　　到了临县的湍水头镇，李乃伟先生已经在路边等了三个小时了。没有办法，不是我自己开车，只有听任老板慢慢地蹭过来。李老师首先让我在路边小店洗澡。我很意外：传说中的落后看来有所夸大？后来准备走的时候才知道：这也是茅老师传播的文明之一。茅老在当地的声望是由基金会以及一系列的实事构造的。
　　
　　
　　
　　
　　李乃伟的样子不象村民：他不缺少村民的肤色和皱纹，但是他更多一分书生气。果然，他告诉我他是当地一个中心小学的校长。手下人没有几个，工资也不过7、800元。他的家就在镇上：不是江南的“镇”的概念，这里是山区，邻居的概念其实是“看得到”的意思，要走过去往往要弯不少山路。入夜，我翻看了该基金会的全部帐簿，第二天，我特意随机走访了十几户村民，都是茅式基金会的贷款户。第三天上午就离开了湍水头镇。为了将方便大家理解，现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实地调查
　　
　　
　　
　　第二：存在的困难
　　
　　
　　
　　第三：对基金会的一般意义的思考
　　
　　
　　
　　第四：对茅式基金会的意义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调查的基本情况介绍
　　
　　
　　
　　
　　一、对要归还贷款都没有异议
　　
　　村民普遍认可：这是私人的钱，不是政府的钱，不归还没有道理。注意：这点要对比国有银行以及信用社的贷款来看才有意义。因为村民的潜台词是：那不是私人的钱。所以，村民可能更容易对“私有”的钱建立自己的信用。这和借亲戚的钱必须归还的原理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村民已经将茅老看成了自己的亲戚了。
　　
　　但是也有个别人认为不是自己不愿意归还，而是自己没能力归还。比如村民民李**和刘**夫妇，有五个孩子，老大已经毕业结婚，在某炮兵学院工作；老二到老五要么在大学读书，要么已经外出打工。现在已经在该基金会借款3000元，希望多借些。谈话中我发现：他们家负债总额已经达2万多元，但是却认为老大没有还款的义务，“因为他结婚了，有孩子，支出大”。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个观念的问题：已经形成的这2万元债务，为培养老大而形成的债务占了大头。那么老大已经独立了为什么不要对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除去最有希望承担还款责任与能力的老大，要归还2万元债务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二、都对贷款表示感激
　　
　　贷款的意义有几个：1、救了急，某种程度上就是救了命。2、发展了生产；3、有效地抑制了高利贷。4、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信用社贷款覆盖面不足的缺口。当然后面这两个意义是附带的效应。
　　
　　贷款救了他们的急。有好几个借钱都是为了治病，都认为当时如果没有这笔1～2000元自己的命都难保。有的借钱外出打工。当然，村民借钱的理由不能看表面的用途，他们经常是因为已经从别处借了钱，必须要归还，其他的路已经堵死，所以该基金会对他们具有救命的意义。所以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三、对公示贷款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茅老要求每半年公示已经发生的贷款情况，实际也是这样执行的。但是对这一点村民们有不同的看法。肯定的一方认为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是私人的钱，而且公示制度实际上也提醒了自己。反对的一方道理也很简单：这是自己的隐私，不希望别人知道。而且这个问题等于告诉了邻居自己有多么穷。面子上不好看。
　　
　　我看还是公示好。这是建立信用制度的关键。贫穷是事实，是否公示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是公示制度促进了对基金会的操作过程的透明。也促进了归还意识的加强。
　　
　　
　　
　　
　　四、认为从基金会借钱比从亲戚那里借要好
　　
　　借钱在农村是很普遍的事情。因为村民的生存状态不佳，经常在温饱线上下晃荡。在没有扶贫基金的情况下，村民只有相互向亲戚借。由于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而且亲戚之间借钱碍于面子，既不好谈利息，而且续借的愿望往往会被误解为赖帐，从而影响亲情。而且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所以这种愿望经常落空。但是有了基金会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大大方方地借、大大方方地谈利息率、不知不觉就建立了信用关系，一种脱离了亲情的信用关系。不要小看这一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依赖“人治”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而陌生人社会依赖法制处理人际关系。所以说，村民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学习进入陌生人社会，熟悉法制的游戏规则。
　　
　　
　　
　　五、对贷款的利息没有异议
　　
　　贷款的利息分两种：无息和有息。无息贷款的理由是治病治伤以及求学。有息贷款的理由是发展生产。有息贷款按月计息，月息1%。是否高呢？这要看贷款的需求与供给。由于村民贫穷的事实以及获得贷款的渠道异常狭窄，贷款的供给非常有限，当地高利贷已经远远超出了扶贫基金会利息的2倍以上，所以村民并不认为这个利息太高。这一点不能与现有银行贷款利息率比较，为什么呢？首先，如果现有官方利息率是市场利息率那么这种比较就有经济学的意义，否则只有政治学意义。其次，如果村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官方贷款数量，那么那个信用社贷款利息率对村民而言就只是墙上画饼的意义。
　　
　　这个利率已经执行了10年未变，无论政府利息率提高还是降低。主要原因是茅老认为这样方便算帐。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接手做这项工作的人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人，复杂的计算容易出错，那样的话反而成本更高。
　　
　　
　　
　　
　　六、贷款的数量期望更高，已经从生存开始转为生产。
　　
　　村民致富要进城，这当然是一条捷径。但是进城的路有很多的坎坷，成本很高。有更多的村民比较务实，就地解决自己致富的问题，他们想方设法发展生产。
　　
　　 例如村民李**与霍**夫妇，01年借了1000元使用了半年就归还了，02年又借了2000元，都是用于养猪。而且这个过程与自己养猪的数量有直接关系。另外有个村民借了2000元养奶牛，我去的时候夫妇两正在挤奶，无法接受采访。
　　
　　
　　
　　
　　第二个问题：存在的困难
　　
　　
　　
　　
　　1、缺乏规范的帐务处理
　　
　　当天我就急切地询问了些基金会的情况。其实不少内容都已经被报道了。我只是要求看了看帐簿。从帐簿中发现一个问题：记帐方式非常原始，属于流水帐。这样帐簿是完全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记录，没有按照借贷主体进行分类。不利于对发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到目前为止，贷款的发生数不是很高，而且借款人都是本村或临近村子的村民，都是完全的“熟人”。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答应尽快给李乃伟邮寄比较务实的做帐的书籍，李乃伟同意年底前将所有的帐务按照规范的方式重新做过。
　　
　　
　　
　　
　　2、 虽然得到当地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却没有合法的户口，被人为地受到了限制
　　
　　这是一个很矛盾却又很合理的现象。当地党政的领导有不少已经到湍水头镇开会，探索这种基金会的意义。参加会议的有山西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于鸿礼、吕梁地委书记杨安和、临县县委书记赵有珍。当然各地来此采访的记者已经有“无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人民银行也隔三岔五地“询问”了基金会的状况。这一切都没有解决基金会的“户口”问题。这是一个遗憾。
　　
　　这个矛盾很有意思，说明官方与民间在扶贫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走哪条路的问题上存在思路的分野。这里有理论空缺的问题，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动机之一。
　　
　　得不到法人资格的基金会只能在目前这个规模下非常“有限”地发挥着扶贫的作用。
　　
　　
　　
　　
　　3、硬件有待于用活
　　
　　茅老已经为这个基金会弄去了近十台电脑。但是这些电脑都是北京“淘汰”下来的电脑，有的安装了WIN98、有的安装的是WIN95，还有的是因为有密码而无法解开而被迫闲置。其他的办公软件就更落后。即使有了软件，如何使用也是问题：当地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李乃伟更懂电脑，那么他不懂的地方就无法使用了。所以我在此呼吁：愿意提供帮忙的人可以考虑为这个基金会提供更实用的硬件及软件，如果在临县能提供培训机会将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4、人员的使用与制度的建设
　　
　　我一到李乃伟家，他就给我看了茅老刚刚寄来的两封信，信中茅老说自己：很担心基金会的信用问题，为此而经常失眠。我理解这个问题：茅老在用道德观取代基金会暂时缺损的制度建设。
　　
　　李乃伟说明了三个基金会的运作情况，两个都运作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个却因为经办人将给他发展的2000元基金拿上外出打工了。所以说人员的选用在这个襁褓中的基金会意义尤其重大。
　　
　　
　　
　　
　　可以说，该基金会的规章已经比较全面了，即使是与孟加拉的小额贷款相比较也是如此。但也存在改进的地方：比如没有分清资本与营运资金的区别；没有从资金来源上分清无息贷款与有息贷款的关系，而是依赖发放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没有明确增加营运资金的来源渠道。这都给基金会带来了一些隐忧。要消除茅老的担忧，只有依靠制度建设，加强民主制度中的相互制约作用才更有效果。
　　
　　
　　
　　
　　第三：对“扶贫贷款”的一般意义的思考——兼论政府扶贫的困境
　　
　　
　　
　　
　　
　　
　　何为贫穷？为何要扶贫？英国培洛克对贫穷的定义：“贫穷即陷入一种不断为自己和家属的未来而焦虑的境地，无力维持生活标准，既不免低三下四，又愤愤然想表示反抗，最终无可挽救地变得绝望”。所以，贫穷是一种缺钱的状态，更是一种绝望的心态。而这种绝望的心态最令人恐怖，它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扶贫可以是出自同情的善举，但是扶贫的结果却是减缓社会矛盾。所以说：贫穷是穷人的事，也是富人的事。也许：扶贫不一定会给参与者自己带来直接的益处，但是每个人可以从社会的安定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政府以及民间都关心扶贫工作的共同点。
　　
　　
　　
　　
　　
　　
　　一个人为什么要借钱？因为入不敷出。别人为什么“敢于”将钱出借给他？不是因为他的入不敷出，而是相信他会归还。所以想借钱的人强调自己的困难，出借的人关注的是对方将来的信用，而不是他的困难。
　　
　　
　　
　　
　　造成入不敷出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各方面：
　　
　　A、 你的支出在时间上没有弹性，必须在“现在”进行，而你的可以预期的收入却只能在“未来”实现；
　　
　　B、 你拥有的资产目前无法变现，除非你愿意“便宜卖”；
　　
　　C、 你根本就没有令人满意的预期收入。这点最糟糕。
　　
　　总之，收入和支出不平衡，它们在数量上和时间上脱节。
　　
　　
　　
　　
　　A、B两点都有理由建立对你的“信用”基础，但是C点却没有建立信用的基础。你没有收入来源，没有可供抵押的资产，要想获得贷款渡过难关，就只有依赖别人的同情心了。所以：越穷的人获得贷款的机会越少，但是他们对贷款的需求却一点也不少：他们的孩子也要上学，他们生存环境太差容易患病，他们的生产需要扶持……。对没有“信用”基础的人发放“信用”贷款，风险非常大。这是常识。但是茅式基金会是如何建立这种信用基础的呢？这个问题放到后面讨论。
　　
　　
　　
　　
　　所以说，在一般意义上，大家都认同扶贫的积极意义。但是从我国已经进行的扶贫进程来看，效果令人沮丧。因为有几个问题成为了难解之迷：穷人因为穷，所以没有建立信用的基础。穷人得到的政府的帮助途径有两条：一是财政性的救济款，二是由国有银行提供的扶贫贷款。理论上讲，救济款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是来源却非常有限。所以期望通过救济款解决贫困问题实际上无解。作为国有银行及信用社提供了大量的扶贫贷款，为何效果不佳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被村民们看成是“公家的”钱而拖延或者干脆就不愿意归还，其次是这种贷款被各级行政领导们挪作己用，成为“坏”的榜样从而蚕食了农村的信用基础。现在这种贷款已经成为了这些银行的巨额负担，如果加上扶贫贷款的运作成本，这个无底洞就更加令人生畏。
　　
　　
　　
　　
　　
　　
　　第四：茅式基金会对金融制度创新的意义
　　
　　
　　
　　一般性扶贫贷款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几个：
　　
　　
　　
　　1、 缺乏建立信用的基础：村民认为这些钱来自“国有”，相当于救济款，所以对之缺乏建立信用的基础。
　　
　　
　　
　　2、 农民缺乏增加收入的来源。
　　
　　
　　
　　3、 缺乏执行游戏规则的热忱。
　　
　　
　　
　　
　　
　　
　　茅式基金会能够运作良好，实际上在这几个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1、 解决村民的收入渠道问题
　　
　　
　　
　　他不单单是建立了扶贫基金会，而且在北京建立是“富平家政学校”，引导村民子女进城赚钱。这样让当地的一部分村民的孩子进了城，开阔了眼界，形成传导效应，对改变农民的世界观以及收入渠道意义都很大。
　　
　　
　　
　　
　　
　　
　　2、 解决村民的信用基础问题
　　
　　
　　
　　茅于轼基金成立的时候，村民就很清楚：他老人家带来的都是“私人”的钱。所以具备对之建立信用的基础。有这个信用作为基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将对这笔负债负责。意味着他将为之努力去工作，去寻找工作。
　　
　　
　　
　　
　　
　　
　　3、 游戏规则问题
　　
　　
　　
　　现在村民对茅于轼都非常熟悉，非常尊敬了。但是这种熟悉与尊敬都是对“陌生人”的熟悉与尊敬。必须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认同与茅于轼打交道，适用的规则不同与和国有银行及信用社，也不同与亲戚。
　　
　　
　　
　　
　　
　　
　　不要小看这几个区别，就是在这样的区别之上，村民们建立了诚信，懂得了遵守游戏规则的好处，他们就更加敬佩茅于轼了。对他敬佩又反过来促进了基金会的良性运转。当然，这都是从贷款的需求方进行的分析。下面对贷款的供给方进行分析：
　　
　　
　　
　　
　　
　　
　　1、 我们这个社会缺钱吗？
　　
　　
　　
　　其实这是个“伪问题”，我们看看国有银行20多年来一直在“增长”的存款就知道，看看巨额的存贷差就知道：中国人，有钱。而且有的人还会越来越有钱。
　　
　　
　　
　　奇怪的地方在于，存款中，从农村来的钱还不少：信用社与邮政储蓄同时担当了将农村的资金往城市运动的“抽血机”。据说原因是农村缺乏投资的渠道和还款的“信用”与“投资盈利机会”。真是荒诞，信用的问题已经分析，而“盈利机会”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高利贷能如此广泛和猖獗，盈利机会少吗？主要是对归还风险的担忧。
　　
　　
　　
　　
　　2、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爱心吗？
　　
　　
　　
　　我想不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在愿意对这个基金会提供帮助的人非常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都有不少人慕名前来，愿意提供帮助。现在对这个基金会支持最大的是单连连，她每个月都准时给这个基金会注入一万多元资金。
　　
　　
　　
　　现在如果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基金会，如果这个基金会能获得法人资格，如果有更多的人懂得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的威胁，这个社会的爱心会更快地被激发出来。
　　
　　
　　
　　
　　
　　
　　4、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用吗
　　
　　
　　
　　教科书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信用建立的基础是私有制。但是我们建立的信用机构却几乎都是产权模糊的公有制企业，所以信用状况令人堪忧。而所有的信用都是通过交易自然产生的，不是通过权力压制产生的。压制产生的是恐惧而不是信用。
　　
　　
　　
　　
　　
　　
　　5、 茅式基金会成功的全部秘密在于：将爱心论斤卖！
　　
　　
　　
　　茅老的扶贫基金会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建立一种令人信赖的机制：自己付出一笔钱，同时得到一个保证：这笔钱实际还是属于自己的，自己放弃的只是时间。但是收获的却是感谢以及利息。而且是比银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利息率。而作为得到这种贷款的村民而言，他们得到这样一笔急需的贷款，填补在自己入不敷出的亏空上，而后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取收益归还贷款和利息。关键是可以让更多的与自己相似的人可以得到这样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是一种将用爱心包裹的资金运动到最稀缺的农村去的机制。
　　
　　
　　
　　
　　
　　
　　6、从“山西票号”看基金会的合法性问题
　　
　　
　　
　　此次到山西,特意去看了看著名的“山西票号”。并在这个漂亮的小县城中一个私人旅社住了一宿。山西票号的产生过程也昭示了信用的产生过程。我的结论是：信用产生于交易。
　　
　　山西的煤炭是一种资源，但是对于当地人而言不过是黑黑的土而已。要将之卖给外地人才能变成钱。这样的工作由商人进行。煤炭被这些商人推销出去了，收到的是金属货币，所以很沉重，携带以及运输都很麻烦而且危险。于是就产生了“镖局”。实际上增加了交易的成本。有商人比别的商人“狡猾”，用一张纸来表示债权债务关系，以免除这些麻烦和危险。这就是票号的前身——“钱票”和“银票”。那么这些“钱票”及“银票”能否得到承认并得到兑现呢？这要在长期的交易中才能表现出来。时间和实践证明：钱票及银票在交易、流通过程中建立了信用。而专门兑换钱票及银票的机构独立出来并成为一门行业，就是“票号”。票号的产生又极大地推动了山西经济的全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票号的产生没有在当时的政府的“指导下”发展，倒是政府利用票号加速自己的财政资金的上缴及下拨。
　　
　　
　　
　　
　　那么：山西票号在当时无所谓“合法”与否。但肯定非常“合理”。这个问题与今天的“茅式扶贫基金会”的问题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今天应该比当年更安全：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建立了符合市场机制的“中央银行”来监管它们的风险。
　　
　　
　　
　　
　　所以我建议当地人民银行可以仔细分析和发掘这个基金会生存以及发展的意义。不是简单地用现有法律法规来简单地判别其“合法性”，而是更加客观地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创造条件规范它的运行，存其益，去其弊，让这个基金会更好地造福地方，让这个基金会发挥更多的光和热。为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开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