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并不将文革看成是清教徒时代，而将其看做一个性被权力彻底榨取和吸收的时代

……有一次，我在读王小波的一篇杂文时受到了很大启发。在这篇题为“洋鬼子与辜鸿铭”的杂文里，王小波提到了他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读到过的一本书，书名就叫“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读这本书对王小波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体验，因为他说阅读此书使他丧失了天真。书中讲的是清朝末年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游历。这名美国人是双性恋加性虐待狂（bisexualplus sadist），这样的人在我们常人的眼里看来当然属于不正常之类的。好在他们通常也不来骚扰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和与他们一样有毛病的一种叫做受虐狂（masochist）的人成双配对，在僻静的地方（或曰密室）玩种种性游戏。这名美国鬼子在中国见到男人留辫子，女人缠小脚，还有三磕九拜的礼仪，就兴奋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在密室中就常玩类似的性游戏，当然他们还没有想到如此有创意的主意。书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司法制度，审判大堂里，老爷端座在上，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诉，而且还有打屁股的刑罚，这简直和他们在密室里常玩的主子鞭笞奴隶的把戏一模一样，只不过在中国可以公开玩，还以制度和仪式的形式固定下来。总之，当时的中国对那个美国佬来讲简直就是一座虐恋者的大密室，处处充满了妙不可言的性游戏和性仪式。S/M密室里的施虐和受虐者之间的主仆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男人与女人﹑皇上和子民﹑老爷和罪犯之间都能找到对应的存在。王小波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革’里达到了顶峰。”
这篇小小的杂文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小波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已经在思考权力和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试图从这一新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历史及其阴魂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他在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序言中说：“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这种不许可当然是来自权力的干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即Michel Foucauld，是王小波十分喜爱的一个哲学家，另一个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过，性是没有任何一个权力能够忽视的资源。也就是说，权力会利用对性的控制来控制人，给人留下较小的自由空间，使权力得以最大限度地膨胀。因为性作为在两人之间发生的一种及其隐密的活动，与人心中的情感及人脑中的思想一样，都是权力难以企及的空白地带，也是任何极权政治都会绞尽脑汁地加以控制的领域。问题在于，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是任何极权政治都难以完全控制和消灭的。因此，假如人不被准许从性的活动中获得快乐，他就将从其它的渠道获取这种类似的快乐。比如在“黄金时代”中，公众通过开大会斗破鞋获取性心理的满足，而被批斗的破鞋陈清扬在每次被斗完后也会情欲勃发；对王二陈清扬进行审问的人员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他们搞破鞋的细节，其目的当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假如那个双性恋加虐待狂的美国佬在文革时又来到中国，看到满街穿制服的红卫兵，站在高台子上五花大绑的罪犯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黑五类（制服、捆绑、舞台化的戏剧性场景﹑刑讯及类似高帽子红袖章这样的道具，都是虐恋活动的一些基本要素），一定会同样地感到“性”奋莫名，认为自己正处在一个妙不可言的性感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小波和文革后出现的其它大量写性的作家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那就是他并不将文革看成是一个无性的清教徒时代，而是将其看做一个性被权力彻底榨取和吸收的时代，一个性借助一切可能的方式曲折地诉说自己的年代，一个权力被性感化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