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鄢烈山获奖“事件”的一些看法

鄢烈山的杂文集得了“鲁迅文学奖”，有人为他高兴，也有人愤怒异常。最愤怒并且公开表达出来的是鄢烈山当年的朋友（他们两人曾经合作出版过《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传》）、也算同在杂文界的湖北老乡朱健国，他的《鄢烈山的“阿喀琉斯之踵” ——“公民写作”中的“焦大故事”》一文在网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前些时我也批评过朱健国，认为他的那篇“施蛰存访谈”写得很有问题，但这一次，我要支持老朱。我以为，老朱的文章对老鄢的分析很到位，虽然言辞是激烈了点，但从根本上说，还就是那么回事儿。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老鄢这回比较掉价，尤其是得奖后的表态，堪称是一脸的被招安相。

陈仓先生给老朱提了四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一、杂文家因言获奖好不好？得看是什么环境下谁给的奖。烈山兄得奖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究竟有没有老朱指出的那样变化？如果有，老朱当然有理由“不高兴”。二、既然要做“诤友”，当然不能把自己的态度藏着掖着，即使骂了SB也没有什么不正常，怒其不争啊。三、老鄢顶风冒雨的时候，老朱似乎也没闲着，当年他们的共同理想就是做“思想犯”。四、鲁迅之后的所有杂文家当然不必都要按鲁迅的套路写杂文，可老鄢观念的更新也太让人瞠目了。

笑蜀在为老鄢辩解时说：“鄢烈山主要是一个作家，评价一个作家，主要应该看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身份和他的个别主张。但朱健国先生多次评论鄢烈山，几乎看不到他对鄢烈山具体作品的评议，惟就鄢烈山的身份和个别主张发言……”问题是，什么叫“个别主张”？这些“个别主张”难道不是从他的具体文字作品中看到的？难道是老朱栽赃的？即便退一步说，评论一个作家就不可以直接针对他的“个别主张”？事实上，老朱所抨击的，并非什么“个别主张”，而是“典型主张”，这些主张很有代表性，它们其实正是老鄢写作和行为的基本支撑，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明天。

笑蜀还说道：“鄢烈山已经五十多岁了，亲身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极左型专制时代，他把当下中国跟那个极左型专制时代的中国相比较，认为当下中国的人权状况较那时有很大改观，这应该是持平之论，但凡有平常之心，都会承认这一点。”恰恰就是在这里表现出鲜明的不同。用什么东西来做比较的参照物永远是最关键的。如果以60年代初饿死多少千万人的境况做参照，我们今天说是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都堪称“持平之论”。就老鄢的比较方法来看，我得遗憾地说一句：跟喜欢自我涂脂抹粉的政府的方法惊人地一致了！在后面的讨论中，有位朋友具体反驳了老鄢的“巨大进步论”，事实说明，用什么来做参照进而得出结论，是很能见出比较者的观念和态度的。

杂文固然是一种文体，却也是一种有所必为和有所不为的文体，比如吧，如果用杂文来歌功颂德来表彰所谓的“巨大进步”，那这杂文的定性就只能有一个词——异化。有人认为，如果要指责也只能指责颁奖者；我却认为，应该各算各的账，领奖者所应受到的指责不能因此被替代。事实是，老鄢对该奖的欣然接受，特别是接受后的表态，对所谓“进步”的欣喜和赞扬，恰恰是自动成为了掩盖现实问题的帮凶。有朋友对老朱的激烈不以为然，说“进化不是批评和仇恨推动的，而是爱”，我看这也很值得怀疑。不具体起来就是“泛爱论”，当年对日本人的“仇恨”使我们不被殖民，今天对政府或社会不智现象的猛烈抨击，使我们能够渐趋民主和文明。对老鄢言行的一味肯定，也未必就是真“爱”。

总结一句：对于老鄢的获奖，我没多大意见；对于老鄢的杂文作品，我也无所谓喜欢——他的杂文属于比较规矩但很少灵性、注重时事而缺少深度的一种；但对于老鄢获奖后的表态，我不爽，我很不爽，因为那态度，与杂文和杂文家的标准相去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