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胡适的“出谋划策”

我在一个回帖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老毛不喜欢胡适，可以肯定，但这有个前提，就是胡适是一心一意帮着他的对头老蒋的统治在出谋划策，虽然出的不好，出了几十年，最后的结果是出逃。但老毛不一定不喜欢胡适这类人——以统治者的谋士自居的人，正如鲁迅说的，他们可不是想颠覆贾家王朝，他们只是想帮统治者坐稳龙椅罢了。比较起来，老毛会更不喜欢鲁迅一些，因为鲁迅可不像胡适，他是不会帮任何独裁者出什么球主意的，所以便有了‘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结论。”我虽说得随意，有朋友却看得认真，邵建先生就直接提出了要求：“童兄，你能否实证一下，从胡适那里找出例证看看他是如何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的。我估计我读胡适大致不会比你少，但我怎么就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呢？帮帮我吧。”

邵建先生肯定是客气了，因为我读胡适不是一般的少，即使平常阅读，也是泛泛，留有一些印象而已，跟邵建先生的专业研究是不能相比的。但我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呢？邵建先生一问，我自己也觉得有必要给这结论找点根据了。手头资料有限，也不揣冒昧就提供给邵建先生，看看“感觉”能否就此接近一点。

1930年10月，胡适去南京晋谒老蒋以后，有论者认为，胡适从此“走上拥蒋的道路”，这个判断应该不错。就胡适个人来说，他是下定决心要做政府的诤友和诤臣的，这一点与他的“好政府主义”一脉相承，比较一贯。他在给翁文灏等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成效。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胡适自己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成为诤友、诤臣、教育领袖和宾师的，而这样的身份，要居“幕府”而“廷争”，不正面地“出谋划策”如何能行呢？

我说胡适出谋划策并非就是贬义，1933年《独立评论》展开的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希望蒋介石政府放弃独裁而走向民主，可惜的是，独裁的老蒋根本不听他的话。虽然老蒋不听，胡适出谋划策的本意和本质还是不能改变的。具体看讨论，虽然一方主张独裁，一方主张民主，而其实质，说的不过是蒋介石政府用何种方式实行统治的问题。等到了1935年，胡适发表《政制改革的大路》一文，在充分表扬老蒋“不自私”、“埋头苦干”、“尊重异己”等等的同时，更继续出谋划策，劝老蒋不要“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要记取“历史的教训”，“进一步作宪政的主张”，从而成为“守法护宪的……全国拥戴的最高领袖”。这些劝戒，当然是很符合幕府中的谋士的身份的。

胡适的一生，从最初的文学创作者、研究者到后来变成了知名的政界人物，他的后半生差不多就是在为老蒋的政府“出谋划策”中度过的。“一·二八”事变，他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给政府出主意，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这个主张连他的追随者傅斯年也极力反对）；“七·七”事变之后，胡适赴南京，在老蒋做东的宴会上，幻想和平的胡适也出谋划策，劝老蒋“外交路线不可断”，并向老蒋推荐负责人选，回了家还在写作“最大的和平努力”方案，为政府谋划外交“步骤”；即便对汪精卫和高宗武，他也是要帮忙出主意的，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说“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后来胡适作为老蒋政府的大使赴任美国，应该说已经不仅仅文字理论上“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了，而是身体力行的辅佐了。

写下上面这些，没有评论胡适优劣短长的意思，只是应邵建先生的要求，回答“他是如何帮助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