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概念与鲁迅署名

邵建先生在《公民与“公民写作”》一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需要一提的是，胡适‘人权论战’性质的公民写作，当时遭到左右两种势力的围攻。一是国民党体制的舆论打压，这不奇怪；一是鲁迅、瞿秋白等文化左翼的抨击，这也不奇怪。前者不论，后者则在于他们的理念根本就不一样。在鲁迅晚年所信奉的以阶级论为主导的价值体系中，是没有也不会有‘公民’概念的，因为公民不分阶级。另外，不妨注意一下这个细节，胡适的政论写作无不署真名，而鲁迅的杂文则多用笔名。真名的胡适是表示自己‘负责任’，笔名的鲁迅则是在打‘壕堑战’。因此，尽管都是抗争，抗争和抗争却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指认胡适的写作是公民写作的话，那么，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则肯定不是。”

        在这段话中，很有几处是值得认真辨析辨析的。

        30年代初的胡适要争民主、争人权，这对于独裁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不能允许的，所以遭到来自统治者方面的打压，乃至停刊、禁书、撤职，确实不奇怪。但要说与胡适讨论问题就是“围攻”，我就觉得作者对“围攻”这个词的理解有问题。今天鄢烈山提倡“公民写作”，难道朱健国们质疑“公民写作”就是“围攻”？鲁迅对“人权”以及“王权”的理解与胡适有异，发表出来就是“围攻”？即使把鲁迅归为“左翼”，左翼与右翼与中间翼讨论观点、争论问题的权利也不应该被剥夺，更不能“左翼”一开口就成了“围攻者”，好像鲁迅也不过是个帮凶，在帮着独裁者围攻“人权”似的。既然邵建先生也承认鲁迅与胡适的争论“在于他们的理念根本就不一样”，那么“理念”之争又怎么能够上纲上线到“围攻”的高度呢？

        鲁迅的晚年，在价值体系方面确实倾向于“阶级论”，但要说“因为公民不分阶级”，所以鲁迅的价值体系中就“没有也不会有‘公民’概念”，却又是一种混淆。如果说今天“阶级”已经消灭了，那么也可以说如今“公民不分阶级”了，但在昨天呢？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呢？“公民”存在（比如邵建先生认定的“公民写作”的胡适们），但“阶级”也同时存在于那所谓的“公民”之中，他们中间是被分成“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鲁迅是有“公民概念”的，否则如何会有《公民科歌》的发表？只不过是他的理解与当时统治者的理解大有抵牾罢了。他认为统治者所要求的“公民”只是幌子，骨子里还是要老百姓做顺民，名曰“公民”，实际上是“要能受”、“要磕头”、“莫讲爱”、“要听话”的愚民，这才是统治者所要求的“公民义务”。

        如果是上面这样的“公民”，鲁迅当然不会去弄什么“公民写作”。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把鲁迅与胡适的写作对立起来？从本质上说，两人都是“爱人”的人，虽然方法、态度、表现等等有着诸多不同，难道就可以殊途同归？邵建先生在表扬胡适的“公民写作”的同时，与鄢烈山一样，也把鲁迅放在对立面，我可不认为这其中没有明确的褒贬。何以见的鲁迅与胡适的“目的不一样”？鲁迅以打破坏东西为主要追求，胡适以宣扬好东西为一生任务，这就像抨击腐败和鼓励廉正一样，其“目的”难道会不是一致的？其实，鲁迅的写作是否被戴上“公民写作”的桂冠都无所谓，只要是“人的写作”就够了。

        拿鲁迅使用笔名进行论战说事儿（其实是指责），不是自邵建先生始，看来也不会至邵建先生终。我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样以及其中的事实怎么样，就以胡适的“真名”“负责任”来做鲜明对照呢？鲁迅一生使用过的笔名有一百多个，而且也并非只有在论战时才使用鲁迅以外的其他笔名，发表《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是鲁迅，而发表《阿Q正传》时却用了另一个笔名“巴人”，难道他连这篇小说的“责任”都不想“负”吗？这是其一。其二是，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后这样那样的围剿追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鲁迅的处境与立志做政府“廷臣”、“诤臣”的胡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便是胡适遭禁的《人权论集》，当时也有人认为它“不但不是要加害于党国的宣传品，依我看，倒能帮助党国根基的永固”呢。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用笔名发表不同意见，这点起码的自我保护行为，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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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究竟在发表哪些文章时用了笔名，以及刀兄所谓“爱用笔名的鲁迅和当年因为用真名发表政治异见（……）的文人相比”，是需要些具体材料来说明的，这话的意思，好像鲁迅不仅并非“骨头是最硬的”，而且还走到了反面似的。

胡适也是有笔名的，不止一个，但一般多用“胡适”这个名字发表文章，确实如此。但在我看来，他所发表的那些言论，也不需要在政府面前遮掩什么，正如很多人一再强调的，他是“建设的”呀，对独裁政府的破坏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性如何能跟鲁迅相比呢？

如果查一下你会发现，鲁迅的很多“激烈文章”，无论是针对个人的、抨击政府的抑或是左翼内部的，径直用的就是“鲁迅”，如《好政府主义》《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如此“讨赤”》《记念刘和珍君》《从帮忙到扯淡》《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不再受骗了》《论“第三种人”》《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醉眼”中的朦胧》《铲共大观》《为了忘却的记念》……（以上罗列可能不准确）“骨头”硬不硬或者负不负责任应该是有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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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先生回复：

一，“围攻”一词你说得对，我的使用有问题，很抱歉。二，说公民不分阶级，不是公民社会没有阶级，而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是公民，无论资本家还是工人。三，“为什么一定把鲁迅与胡适的写作对立起来？”因为他们两人各自认同的制度是对立的。至于笔名，我欣赏胡适的说法“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至于鲁迅多用笔名，我不认为是怯懦而是策略，革命斗争的策略。正因为鲁迅要革命，所以要笔名。胡适不轻言革命，也就无需笔名。而要革命的写作，目前我不认为是公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