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古清生兄对我的批驳，单就这篇文字而言，古兄做到了自圆其说，我不否认。但在整体立论上，古兄并未明确指出我的“文学发展观”是如何“单向”的，至少是没有提供必要的实例，所以就更像是自说自话，与我没有多大关系似的。事实上，我在提出王蒙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其作品自有其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过读者对此也拥有充分的发言权；我所反对的，是以读者的评价代替文学史的评价，更反对以读者的“好坏”标准取代文学史评价的标准。
不可否认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读者评价，与文学史的评价历来存在矛盾。但如古兄这般要求定一尊于读者，虽古已有之，却一直不能实现，实在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读者，他们的好坏判断更倚重于个人的阅读经历，而文学史则要求，把作家和作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并据此来确定其价值和意义。比如说吧，四大名著中，文学史上公认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第一的是《红楼梦》，而古兄这个读者却认为《红楼梦》毛病巨大，至少是比较而言，她不是那么“好的文学”（我曾在一个帖子里质疑把文学分成“好”和“坏”的含糊说法，在此略过）。文学史会因为古兄这些读者的判断而改变自己的判断吗？我看是比较困难的。
古兄举例到阎世铎，很生动，但却恰恰不能帮他证明自己的观点。因为按照古兄的观点走下去，结果肯定是要么圣人，要么罪人，犯了错误而同时也有贡献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说到底，这样的思维才真正是“单向度”的。即便今天定论阎世铎“是一个地地道道中国足球的毁灭者”，他对中国足球的贡献——哪怕是十分微薄的，也仍然“不能抹杀”。我和老古在这里确实有一个巨大分歧：老古认为“谁先----在对文本的认定是没有价值的”，而我认为：“谁先在对文本的认定是有价值的”。文学史研究什么、记载什么？它决不仅仅是“标志性人物”的历史，它也是开创者的历史。
十七八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模仿——暂时的最佳选择》，我认为，“大历史”（借用一下古兄的概念）地看，模仿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追求，但“小历史”地看，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从思想到艺术的模仿，却是别无选择的最佳选择。王蒙就是当时实践了这一选择的重要作家。模仿本身不是开创，但“谁先”模仿仍然内含了“开创”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王蒙们的模仿，就不可能有后来者们的开创。在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不认可王蒙作品的阅读价值的时候，客观的历史评价却不应该从众，进而否认其历史贡献的存在。如果一定要说我童志刚有什么“文学发展观”，那么，这就是了。
古兄已经看到“历史很残酷”，明白“在读者方面，他始终认同的是，好的文学，而不追究谁发明了文字与书写”。但从最初的第一帖开始，古兄的意见并非是仅仅指向读者的，而是以一种历史评价的姿态出现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规劝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也正因此，我才提出要历史地具体看待和评价他们那批作家和作品。我身边的书柜里放着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其中提到的作家成千、作品上万，那么“在读者方面”，被记住的又有几个？这就是读者的评价与文学史的评价的区别。读者们当然可以忘记卢新华，文学史却不能忘记他，两百年的文学史中只要还有“伤痕文学”一说，卢新华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能被抹杀。王蒙和他的作品也是如此。
古兄的整个论点，如一位朋友指出的，确实“缺少可操作性”，比如认为一个作家或作品只有是“文学价值方面不可逾越的”的，才“不会消失”。这个标准很含糊，也太高，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的李白杜甫李贺们的其他诗篇，虽然表面上已经被“三百首”所“逾越”，它们却仍然“不会消失”的。而且事实是，我确实不大清楚，这二十年来，究竟有多少作家和作品在“文学价值方面”果真“逾越”了王蒙？作为“新时期文学作家中第一个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的作家”，又如何能够被逾越甚至取代呢？
虽然古兄使用了问句形式，但显然是认为王蒙先生的创作不是丰富汉语，而是在破坏汉语，这样的观点需要更具体的实证分析，我们慢慢再谈。古兄说“王蒙将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后现代的某些东西杂烩，就说是创造了意识流小说”。恐怕也表达不准确，其一，王蒙艺术借鉴的主要来源是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的关系相对疏远；其二，如果有文学史或读者说王蒙“创造了意识流小说”，那么说话者可以被认定是外行放的横炮，应为谁都应该知道，意识流小说的创造者，比王蒙早生了许多年。他只是个广泛而且相对比较成功的借鉴者。至于说“专利权”，谁认为王蒙有呢？问题是，没有“专利权”就意味着没有文学贡献？写七律、写五绝、写古风，李白也没有专利权，他的文学成就要因此受到怀疑吗？
古兄谈到我的一段，让我十分惭愧，发自内心地惭愧。我不是个很有理想的人，更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别人给点压力，我就往前蹭蹭，随着年龄的增长，革命意志逐年衰退，如今是天天念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经混时间，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童志刚了。对童志刚表示失望的，古兄只是第N个罢，我是只剩下“惭愧”两个字了。但王蒙不一样，你尽可对他后来的创作表示十二分的失望，却不能因此否认他曾经的贡献。
古兄还是先“急着整理稿件和弄票”吧，文学观的问题很大，咱们得慢慢聊。好在这真名网我看来的专家越来越多，希望他们也能给咱们指点一二。（200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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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正常的讨论有渴望也有信心，通过梳理，我们至少会清晰自己也清晰别人。其一，我不赞成把“文学”和“意义”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你可以把“文学”归入“意义”，也可以把“意义”归入“文学”，正常的论述，一定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沈从文之被忽略或淡化，并非正常，但这不正常不是“意义说和贡献论”的问题，而是将“意义说和贡献论”极端化或“单向度化”的结果——怎么能说沈从文没有意义，显示的文学意义，传达的人生意义，呈现的风俗民情的价值……把“意义”仅仅理解为“革命意义”才是“单向度”的，才是对文学的反动。所以，即便是“意义说和贡献论”，本质上并不要求“单向”，它不应该忽略“沈从文的文学的重要性”。
其二，在今天，确实有人对“文学是这么评的：60年代文学，70年代文学，80后文学……”（也有人不这么评），作为文学史的总结式概括式的方法，它没有办法不这么做。即便“豪放派”、“婉约派”的总结概括，当然也不能抹杀其中每个个体之间的不同，事实上也没有抹杀。所以，认为类似评论就一定是“完全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不能同意，认为“找意义论贡献的评法抛弃了文学本身”，我也不能同意。不同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存在某些共性的特征，这是肯定的，所以可以概括；如果概括以后不再具体分析各自的不同，才会出现古兄担心的问题。我不理解：为什么古兄要认定“找意义论贡献”的方式就一定会“抛弃了文学本身”，比如我们谈论鲁迅（任何作家和作品），不是应该从思想到文学（艺术）全面对找到其意义、论定其贡献吗？
其三，如今的“理论界或评论界”的问题不可谓不大，这我们应该有共识。但能不能由于有这样的问题而归罪于“找意义论贡献”的方法？咱们共同努力，不管他们最后是“悦服”还是“臣服”，总之得让他们“服”。
其四，我不反对“可惜王蒙”，正如古兄所言：“以王蒙的能力机遇才情，是否与大家擦肩而过？”我的问题是：没有能成为公认“大家”的王蒙，我们还要不要肯定他的成就、意义、价值、地位？是否能因为读者今天不再读他而结论他曾经的“探索”“对文本的认定是没有价值的”？
其五，说老童俺“明显是为了作对而不是想探讨问题”，俺不能不因此沉痛地“呜呼”一声。即便俺本来仅仅是想抬杠，毕竟在这过程俺中也是提出问题、探讨问题的，甚至是你给俺定什么“论”，俺就柔顺地跟着说什么“论”呢。当年刘半农化名王敬轩自己跟自己抬杠，目的还是“想探讨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