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一些“常识”

   去年吧，看到人转了位名叫芦笛的写的《可怜的鲁迅》，在天涯，俺也写过几句参与讨论。备份一下。

　　芦笛写道：“鲁迅的父亲似乎一辈子什么也没做。这种没出息的官宦子弟在传统社会是常见景像。因为自己没出息，对子女的期待就特别高，巴不得让自己的骨血去代自己实现那great expectations。作为长子，鲁迅的童年之悲惨就可以想见了──连过年进城之前，也得莫名其妙地奉命背书。老芦也是传统家庭出身，算是见识过严格的传统家教，但这种怪事却还没见过。”
　　　　
　　——官宦子弟有没出息的也有有出息的，就像贫下中农子弟也有有出息的和没出息的一样，正常；而巴不得自己的后人都有出息却更正常，除非有毛病，否则都脱不出这个套路。老芦连“背书”（甭管什么时候）都以为是“怪事”，通帖处处为怪也就不是什么怪事了。
　　
　　老芦写道：“奇怪的是，鲁迅的散文竟然几乎没有提到自己的母亲。我遍索记忆，除了一个站在桥头等候孩子看戏回来的身影，便什么也想不起来。更奇怪的是，据我模糊记忆，他母亲似乎一直是跟周作人住在一起。这几乎就是无法理解的：在湿润温暖的江南水乡长大的人，竟然不按传统中国家庭的习惯，到上海和长子居住，却宁愿留在乾燥寒冷的北京，和一个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的异国儿媳打交道！”
　　　　
　　——老芦的某些观点我并非不同意，比如“可怜”什么的，因为想及个人他人，谁不可怜？不过是各有各的可怜罢了。我不喜欢的是老芦的“暗示”，似乎鲁迅与母亲关系不好，甚至不孝；而周老夫人也不愿意跟鲁迅同住，以至于老芦有了“无法理解”的感慨。事实上，只从鲁迅把自己的笔名用了母亲的姓（鲁瑞）就能见出感情究竟如何。而母亲不来南方跟鲁迅同住，一个根本原因，是她不能丢开自己选择的儿媳妇——朱安。一个传统老人，她是非如此不可的。鲁迅对母亲的孝顺，不仅表现在他每月按时寄钱回去，按时写信请安，读点鲁迅书信会对此有深刻感触。一个具体例子：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
　　
　　老芦写道：“这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可见鲁迅的心田是何等荒凉孤寂，以致旁人不经意的善待，都能引发延续终生的情绪反应。连长妈妈那样情感世界颇为粗疏的人，都成了他成年后追忆的对象，如果他确实感受过温馨的母爱，又岂能在回忆童年时不流出笔端？”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还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老滕野或许如作者所说真的没帮鲁迅做什么，但鲁迅却感念一辈子，难道这也会成为“心理变态”的根据？如果可以这样论证，那么任何一个实行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都可以被定性为“心理变态”了。而且事实与作者所言也是很有距离的，他的同学许寿裳在回忆中说过：“他学医的成绩很不错，引起同学们一度的嫉妒和侮辱，记得他的《朝花夕拾》里曾经提到。”而老滕野对学生的认真负责，老滕野改在作业本上的字字句句，更让鲁迅刻骨铭心，以至终身难忘。这又如何不正常了呢？
　　
　　老芦写道：“因此似乎可以说，鲁迅的童年是没有享受过多少亲情特别是母爱的不正常的童年，代替‘爱的教育’的是以粗暴的方式强行注入的沉重的责任感。这种人活得甚至比西方社会的离婚家庭子女还可怜。在一生中最需要爱的时刻却得不到爱，有的只是过量的严峻的苛刻的家庭期望，这种在幼年时期便引起的强烈逆反心理，必然会造成终生的心理变态。”
　　　　
　　——老芦有技巧，但也吃了技巧的亏。他的“似乎可以说”是准备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当有人要求他拿出证据时，他就可以辩驳说自己并未肯定，只是“似乎”的模糊判断。但是，这句话除了可以看出老芦也没把握之外，还能看出他的论述的不严谨：连前面的事实和判断都只是摸棱两可，后面的结论又如何能站得住脚呢？
　　
　　老芦写道：“不难想见鲁迅的母亲在他父亲去世后会怎样语重心长、且哭且诉地述说亲戚们的白眼与欺侮，要他争气做人，重振周家的声威。传统社会早为此开下了一成不变的药方：金榜题名。可惜此时科举业已废除，幼时背熟了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是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南京矿务学堂去练习爬旗杆。”
　　　　
　　——鲁迅生于1881年。1898年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转入矿务铁路学堂，于1902年赴日留学。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在1905年才废除的，中国的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也是在1904年即鲁迅已经到日本留学后的第三年才产生的。所以老芦所谓“可惜此时科举业已废除……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于是只能……”云云是典型的一派胡言！要论鲁迅，先得看看鲁迅年谱，如果还要涉及历史，就还得读读史书，如老芦这般凭想象做结论实在太危险了。
　　
　　老芦写道：“可悲的是，其实鲁迅不过是个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中国的孩子并不需要他救，也不是他有那能力救的。相反，他不遗余力地拯救的结果，是害了整整几代孩子，使得他们统统变成了如他一般嘴尖毛长，刻薄恶毒的痞子。”
　　　　
　　——在这个论坛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嘴尖毛长、刻薄恶毒的痞子”，然而他们还都是认为自己是排除了鲁迅的影响的，是没有被“害”的。由此可见，要想成为“嘴尖毛长，刻薄恶毒的痞子”，是不需要鲁迅来教育来影响的。我以为，那些说鲁迅是“中国第一汉奸”或者凭空论证鲁迅“心理变态”的，都不免要属于此类了。而所谓“风车”，那是老芦觉得旧文化旧礼教并不害人，或者觉得这害人的旧文化旧礼教并不存在。这“觉得”，就属于“视而不见”了。
　　　　
　　——“中国的孩子并不需要他救，也不是他有那能力救的。”这句话就更蹊跷，鲁迅不过是摆明了要通过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揭露批判以及鼓吹“德赛两先生”来“救救孩子”，难道“不需要他”而需要那被他批判的旧文化旧礼教来救孩子？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救不救与救不救得出来是两回事，你可以坚持只有那被鲁迅批判的旧文化旧礼教才能救孩子，那是你的高深见解，若要进一步说“不需要他救”就是武断了，更近于一个疯子并不承认自己疯而拒绝疗救的情形。
　　
　　老芦写道：“其实我早在旧作中说过，‘推陈出新’是一个自然嬗递过程，根本不需要什么人力去‘大破大立’。香/港、台/湾、新加坡没有搞过什么‘文化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人家这会儿似乎也不再用之乎者也写文章。”
　　　　
　　——我确实想尽量地平和讨论，但看到这样的话，实在是忍不住要说一派胡言啊一派胡言！把人类史和文化史的演进仅仅看成是一种“自然嬗递”，并且要求满足于这样的“自然嬗递”，其荒唐程度恐怕是太高了点吧。按老芦的想法，我们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干而只等着坐享其成了。事实是，没有新文化运动，哪来后来的变化？台/湾香/港新加坡是独立于这场运动之外的难道？
　　
　　老芦写道：“鲁迅自己曾说，他严于解剖别人，但更严于解剖自己，这完全是谎言。”
　　　　
　　——用网友任时湘的话说，这老芦是在讲“常识”，而事实上，他连基本的常识都没弄清楚就一再地下结论了（如我上面指出的“废除科举”之类），例如上面这句，用臆想的谎言做结论，实在是堪称无耻了。对于这样一篇文字，我不想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