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

    ——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

（说明：此文确实是方方中篇小说《桃花灿烂》的第一篇评论，这我敢肯定，因为文章是应编辑部之约读着原稿写成的，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跟小说一起配发在《长江文艺》1991年8月号上的，方方还在当年10月号《小说月报》转载该作时写的“创作记”中提到了此文中的一个观点。我一直认为，《桃花灿烂》是方方最好的小说之一，特别是在写爱情方面，她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超过此篇。因为网友何所依在帖子中提到《桃花灿烂》，我又显派显派地声称“第一篇评论”是我写的，只好请人把十年前的旧作录出来贴上，以证明俺“吹牛”时确实打过“草稿”。呵呵。）

    关心普通人的现实命运，描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从他们充满酸甜苦辣的平凡经历中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这是方方作品一以贯之的追求。但她每一次新的创作，都力图以新的意识，通过新的途径，反映新的问题，显示新的思考；她的作品之所以总能不断引起读者的注意，启发理论的解说，其关键就在于此。《桃花灿烂》无疑是又一次颇具含蕴和创意的成功实践。作品通过一对男女青年陆粞与星子之间一段不太容易确定成功还是失败的爱情故事，表现出作者在思考现实反映人生方面的一种新的意识——我称之为“泛悲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下，她从最一般最普通的人生经历中看出悲剧性，并形象具体地展示这种悲剧性；她还通过对意识和潜意识不同层次关系的思考，寻找到人的“第三种声音”——人们意识中不断自我肯定和否定的无限循环，一种非外来的、难以摆脱的自我干扰，由此发掘出我们生活中时时都在上演着日常悲剧的另一类根源，即在政治的和社会之外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乃至命运的深层势力——人类几乎与生俱来的一系列内在弱点，也即人类必须永久面对的强劲敌手。

    如果必须为这部作品确定一下类型和性质的话，我觉得应该把它当成一出悲剧来看。当然，经典的传统悲剧理论在此会显得不那么吻合，甚至不那么具有解释力和概括力；但理论的发展往往也正是在这种新内容的突破中不断获得修正、补充从而更趋完善的。《桃花灿烂》当然可以（应该）作为一种具有相当冲击力的新现象来给予分析和研究。在作品中，历史的必然要求与现实的阻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被极端地稀释，稀释成一种散淡的、极端日常化的人生过程，显形为人的一种自我冲突，而这种冲突既不可调和，又难以逃脱——能够移山填海、上天入地的人类，在自我认识和自我改造方面，总是陷于一种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困境；人们追求和谐生活的愿望的一次次落空，其实不仅仅是外力的强行作用，同时也是这种自我意识失衡以至冲突的结果。陆牺和星子及其周围人物的命运，非常形象地标示出了这类悲剧的广度和强度。

    作品中表现的是这样一种悲剧：由于它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产生和上演着，但以内外关系来看，它又近于一种无冲突的悲剧，所以人们对它往往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另一方面，又几乎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参与其中，自我遮闭着无法自识，因而难以引起注意，也不会被有意识地当作悲剧来对待，就更不可能促成对其背后和深层原因的反省。方方的作品于此再一次显示出思考的深入和表现的独到。在作品中，陆粞的一家都是具有悲剧性的人物，虽然各自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对生活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迥异其趣，但其指向却都是失败的人生：姐姐华和娟的命运惨不忍睹，可以说是社会政治运动的牺牲品，青春和纯洁直接被邪恶所毁灭；父亲是一个时刻为自己着想的人，受尽挫折却又自以为无论世界上天翻地覆终究无奈我何；母亲则一方面满怀忿懑，另一方面又期望用歌声排解苦难进而漠视苦难；但以一般的人生标淮而言，其所得和所失之间的差距却悬殊得惊人，尽管他们坚持不懈地自我暗示不幸已经逃脱，但在父亲所吟的元散曲和母亲的引吭高歌中，总能让人一眼就认出不得已的精神胜利法的基调，有一种令人怦然心悸的悲怆意味。

    陆粞和星子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当然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们都是很善于思考的人，一生中不断地自问、反问、追问、询问；思考和自问对人生来说本属正常，但当它们由行为而自问再进入到“第三种声音”——如星子式的反问“难道真的值得……”，并为这类永远不会获得清楚回答的诘问所深深缠绕时，他们对生活和自我的判断和决定便会一再地受到干扰，而使他们都成了异常矛盾的人——时时处于冲突的焦点之上，不能自拔。但他们的矛盾不是常见的那种横向的、平面的对立，即我与它——外来多元阻力之间的对抗，而是外在的我、显现出来的我与内在的我、隐藏着的我之间的纵向交锋，他们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痛苦，也基本与物质生活无关，表现为精神和心理的无着和倾斜。作品对于人物在这种自我矛盾冲突中的存在状态，那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自悔自叹，展示得淋漓尽致，相当真实细腻，形象独到，具有动人的魅力。

    考察起来，陆粞性格的内部弱点，应该是其人生悲剧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他既自尊又自卑，自卑以自尊为表象，各自挣向两极；在各种问题上他都极力表现得成竹在胸，可是在骨子里却又极端地不自信：在家庭里，摇摆于父亲似是而非的歪论和对母亲苦难命运的同情之间；在爱情上，对星子怀有强烈的渴求，却又完全不知能否获得回报；在事业前途上，内心里既雄心勃勃，又灰颓不堪，只得寄希望于他人，缺少靠自己力量奋起一搏的勇气；所以他尽管反复挣扎，活得十分疲累，却也只能一失再失，最终一无所有。另一方面，由于自尊实际上被自卑所主宰，便总是害怕失败，特别是失败后的被嘲笑，因而便常常宁愿放弃所求，便对星子大谈“不奢望”被爱而只想付出之类的话，其实却是言不由衷，心里正想得死去活来，不能平息。与父亲相比，父亲对人生悲观但不隐瞒，连自私都要找出理由来说说，因而表里统一，陆粞的自尊却将一切真实都隐去了，就造成了一种毁灭性的自我分裂，表与里、内与外既无法一致，又没有一方能最终获胜，这样，严重而持久的“内耗”便成为必然，其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热情都在这“内耗”中丧失殆尽。而他那份聪明所应该带来的幽默感，也只能在这种失控的自我挤压中，变形为一副苦笑的面容。

    与陆粞一样，星子在表面的冷静、坚决和潇洒后面，也是一团无法清理的混乱（这种混乱在现实中往往也是人人都概莫能外的）。这混乱虽也有社会的、时代的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她自己，在于横向上理想与情感的分裂，更在于理智与情感内部的自我龃龉：被伤害的情感支使一部分理智，让她厌恶陆粞，甚至离开陆粞；但同时根深蒂固的怀念和依恋又牵引着她回归陆粞，甚至在婚后的梦中也忘情地呼唤他的名字。面对这种势均力敌的对抗，星子也无力突围，明知没有答案，仍不停地自问：“那样就一定比这样好吗？”最后只能由无所适从进而混乱了。她与亦文的结合，其中已经比较难于找到情感和理智的成分，而是本能排斥了理智和情感后的胜利，是一种对现实和自我双重无奈后的逃避。她最后对陆粞的献身，虽然可以算得上一种忘我的情感投入，却因为被利用而再次惊愕、再次陷于尴尬，加上未来对亦文不可避免的愧疚，她也就只能由混乱再向前一步，走向悲剧了。

    其实，悲剧的确不总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时代的——就像“伤痕文学”等作品惯常表现的那样，特别是在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悲剧更多的是个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在人性的内部，决定于人物的既定性格——它是人物生活经历、文化遗传、观念意识和时代烙印的综合产物——人物也许能够摆脱某些外来的阻碍，却由于强烈的自我遮闭而难以超越自身。陆粞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牺牲品，自以为聪明无误、超人一等的选择，却总被证明了一错再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聪明误”：如对星子的误解和惧怕挫折；放弃参加高考，虽然是怯于再次被戏弄，但也因为确有更切近的实利可图；在情感失落与水香的轻率关系之外，显然还有一种攀附权势的诱惑；而对沈小妹的选择，虽然他说由于失去星子而“娶谁都一样”，但超越情感交流的奢望也一目了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心机却一次次地枉费，因而其归宿就只能是爱情悲剧了。在这里，以社会和环境等外力为托辞是不太能成立的。

    陆粞似乎是很坦然很冷静地面对了死亡，这种表现是很符合他的性格的。但他内心的不甘和痛苦却在无情地煎熬着他，他之所以未将这些表达出来，说到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不愿暴露他自己事实上的懦弱；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这种源于不健康心态的隐瞒行为，却又从另一面再次证明了他的懦弱性格。他临死前终于“得到了”星子，他因此而获得满足，所以可以说他是带着某种满足感或胜利感离去的。但这又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欺骗：肉体上所获得的满足和源于陈旧观念的占有感的确立，并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除他的苦闷和失落，就像一根稻草并不能拯救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或许因为他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选择了提前离去，只是他仍然不愿意承认罢了。肉体上瞬间的充实，相对于空虚的情感和无依无靠的理智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陆粞所谓的“没有空手而归”，反而使他人生的悲剧感更加强烈了，一方面，他的这种“得到”中无疑包含了相当重的怜悯成分（这一点他本来是应该清楚的），决不能说是一种清醒的奉献和给予；另一方面，他这个“聪明人”竟然至死不悟，未能了解自己人生悲剧的原因何在，因此这悲剧便永无翻案之日，他自己也永远抹不去失败者的苦涩了。死对于陆粞来说，无疑是结束其悲剧的最好途径，但这唯一的一次不期而遇的如愿以偿，其中又包含了多么深刻和浓郁的悲剧感。

    关心方方近年创作的人都会注意到，死亡在她的作品中所占有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七户人家的小巷》、《闲聊宦子塌》、《风景》、《白驹》、《落日》等作品中都有人死去，而且都属于一种和平时期的非对抗非流血的死亡。《桃花灿烂》主人公陆粞也不可抗拒地死去，其中是隐有深意在的。方方“新写实”的个性化之处就在于，她常用人生的极端化方式“死亡”将作品带入到一种超乎一般的境界：陆粞对死的坦然和冷静，迥异于一般百姓“活着就好”的心理；死对于他来说，仿佛是一种恩赐，悲剧性虽然由于死而得到加强，但也由于死而标志结束，他因此而能够不动声色就非常自然了。这种坦然和冷静中，显然也包含着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认可。

    在方方近年来的作品中，《桃花灿烂》算得上是表现情感最为强烈的一部，陆粞与星子之间无法割舍的相思，以及陆粞对星子终于不能压抑的欲望和星子对陆粞难以解除的忧怨，等等，都描写得充满了刻骨的意味。但从作者的表现态度和方式上看，她的个人情感——好恶判断和道德评价，都依旧深深地隐藏起来，依旧只用形象和故事说话，而这依旧是方方风格不可比拟的优势。她以“新写实”笔法表现人物的自我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爱情和人生悲剧，就与许多现代主要作品中惯常所写的同类主题显示了一种不同的处理和效果：描写最平常的现象，与现实直接关联，不加入非艺术哲学语言，不简单披露形而上的思考和结论，决不产生间离，她笔下陆粞、星子及其周围的人物，都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平面之上，这样，就使读者能够在情感上和意识上投入进去，感触不是被强加的，而是阅读后产生的自然结果。
    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并不是“李尔王”或“哈姆雷特”式的悲剧，而是陆粞和星子这类平凡的悲剧。它所具有的力度，不在于矛盾冲突的外在激烈和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拚争，而在于内在冲突的普遍性和不易调和性，因为它是一种溶解在人性之中无法剔除的自在弱点。表现和认识这一点的意义，甚至也不在于能够由此寻找到克服的途径，进而完善人生；而在于当面对悲剧时，谢拒一切托辞，更多地从自我处寻找责任，加深人对自身的了解，正视这种与生俱来的痼疾，达到坦然处之的境界。这种坦然一旦进入人性之中并产生作用，可以相信此类悲剧就将难以走向它的高潮并完成它的毁灭。实际上，失败了的爱情并不一定都演变成悲剧，只有当爱无法摆脱又必须摆脱或当爱因过失而失之交臂却又难以找回时，悲剧才产生。陆粞和星子的悲剧就属于此类。它与梁祝、宝黛爱情悲剧不仅有着历史的差距，更大的不同还在于它的缺少外力作用和平凡无奇的演进，因而它内含的批判性就更加强烈地指向着现实人性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更易于为今天的读者所体验所接受。

    在这部作品里，方方还显示了对于女性形象细致而有力的把握和驾驭能力（在她以往的作品中主要描绘的是一个男性的世界），特别是写出了星子矛盾重重的独特的女性心理活动，写出了她在真情的追忆和对伤害耿耿于怀交叉缠绕里的感受和反应，相当真切。虽然作者也描写了她自我纠缠——她对陆粞说：“我永远爱你，但永远也不会嫁给你”——的无解，并一步步走向悲剧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一种同情。星子在这出悲剧里主要是一个无辜者的形象，她纯情却又必须面对屈辱，认识了陆粞的自私却又慨然奉献；从这个角度讲，她虽然不能阻止悲剧，但却是一个勇敢的失败者。

    作品的结尾可以说是相当光明的，与整个故事的抑郁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与陆粞一样有着一双“黑豆子”般小眼睛、被取名为“旸”的婴儿的降临，虽然人人都不曾指望，但却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希望（包括读者），尽管这种欢乐的依据并不一定可靠。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一种昂扬乐观的情绪，本来，方方完全可能选择另一种使悲剧性更加强化的结局，但人生之所以持续，世界之所以前进，时代之所以进步，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未来的乐观。方方尽管对人性弱点持一种无情批判态度，但同时她也对未来满怀希望，“泛悲剧”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寻求警醒的努力，而“第三种声音”也并非一定是永恒的干扰，当它真正成为现实人生的“否定之否定”时，带来的应该是“泛悲剧”意识的无法“物化”，而这才是《桃花灿烂》欲待说出的“第三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