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淡忘很难

       我写过一篇短文《记忆为什么变得茫然？》，指出人们对于“文革”的历史确实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忘记，而作为参与者（“当代史的证人”），他们特别容易“忘记”的是自己参与其中时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这，其实是希望逃避责任的一种方式。比如有人就指出，在季羡林老先生的书中，他参与造反派组织的有关内容就被严重忽略了。之所以要“防伪”——防止对当代历史的伪造，这是原因之一。 

       一位网友写帖子认为：“固然，文革涉及政治上的敏感太多，难度颇大。可就是在官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性范围以内，文革史可做的文章依旧不可估量，特别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去解读那十年，追索对中国文化深层意义的思考，这都是中国未来前途极堪借鉴的。”

       我以为，这里面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历史地看，当年人们曾对“决议”怀有较多幻想，认为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前提下，诸多研究和探索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文革”研究确实不再是“禁区”，但研究的范围、对象、深度甚至方式都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红线”，而且这个“红线”就同时存在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的研究之中。

       这位朋友还认为：“有种错误的观点是把文革史就当作政治史，只沉迷于政坛上层的明暗斗争，其实还没有脱出文革式的‘政治挂帅’藩篱。而另一种不正当的态度则是把文革研究与反对共产党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关心历史的动机就是要借以否定当前的中国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这还是把政治因素引入并僭越了历史研究的本意。”

       我以为，如果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属于当权者的，那么他就必然会对你的任何方式、任何角度的研究都从“政治”的层面来把关，时刻用政治的尺子来衡量你的观点，如此，研究自然无法深入，也不可能脱开政治。如果说研究者本身就有这样的错误观点，那么实在是因为，“文革”史确实主要是或首先是政治史，而不能从政治史的角度实现突破，其他角度都将受到制约。应该说，无论是错误观点还是不正当的态度，主要还是体现在“管理者”的思维和实践之中，比如在出版界，涉及“文革”（无论研究还是叙述）的内容的文字属于“重大题材”，审批的要求的明文规定的。如此，研究如何能够深入？如此，文革史要不被淡忘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