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水准已居世界前列”？

2003年初，当时的《天涯》执行副主编李少君在“舞文弄墨”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当代文学水准已居世界前列。不少人在参与讨论。我也说了几句，备案于此：

       总的来说这个判断是过于乐观了。
　　而且“比较”起来很困难。
　　量是没说的，质就不好确定了。
　　因为我们对其他国家的出版现状的了解很不充分。
　　而且，连《上海宝贝》这样的垃圾都能列进去，可见是在勉力凑数了。

       所谓“前列”，还是比较含混的，真的不大好确定它的含义——比如由哪些要素构成之类。我觉得有一点是很关键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是否“前列”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些长篇小说（好像还没说到其他体裁），是否是作家独立思考成果的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这里抛开作家个人能力对其自由表达的限制不谈，因为也没必要谈。我们看到的作品的现实是，在思想的敏感领域，作家们几乎无一不被迫“含蓄”，最“尖端”的也不过是做到了让读者相视一笑。比如，为什么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知青等题材的作品至今不能出现公认的巨作？因为限制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而且无论外在内在，都是今天的作家们摆脱不了的。而摆脱不了这个限制，还别说跟别人比，就是自我审视，也应该明白我们的创作究竟能够走得有多远了。
       《上海宝贝》在日本卖了50万能说明什么问题？《知音》、《家庭》什么的加起来每个月还都能卖上千万呢。《天涯》、《钟山》什么的加起来又能卖多少万？数量是没用的，至少在关于“前列”的问题上，数量没用。生活容量的博大、思想探索的深刻、艺术形式的创造才是关键。而少君先生所举例子，绝大部分与此颇有差距！另外，中国人对欧美（比如英语作品）文学的了解，更多的是二十年前的创作，而这些年在消闲主义潮流指引下，我们几乎被蒙蔽在《廊桥遗梦》这样的流行作品中了。所以，要比较并且比出合理的结论，很难。

　　总的来说，近二十年的中国作家的创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虽然差不多是最大程度地加长了锁链，但镣铐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个镣铐所制约的正是任何作品的首要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作品中，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们委屈的神情和颤抖的双手，他们要考虑许多外在的因素，要考虑某一个观点、人物的语言、情节等是否符合“规定”，如此的创作，其行欲远，难。 少君先生作为一个刊物的主持者，这方面的体会应该是很深的吧？老太作为编辑和业余作者，对此确有很多体会。

       少君先生说：“有朋友似乎认为文学除了闯政治禁区，不可能有好作品。”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可以有一个简单推论：当一个国家的文学在政治上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思想上存在禁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学，从总体上说是无法走得很远的，比如走到“世界前列”。慕容雪村先生说得很好，那是“先天性”的毛病，就是说，你生存于这个社会，你就摆脱不了这个先天性的弱点，而且就连他这样的相对自由的网络作家都有战战兢兢的心理和负担，何况其他？我还要说，“道德、文化、生活、自然”同样与政治这个大的背景和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除非你处处回避了政治道德、文化自由、生活真实，否则你就只能欲说还休。另外，所谓“东欧与俄罗斯如今照理说没有政治障碍了，但文学成就一落千丈”的结论也似乎武断，第一，我们了解太有限，第二，最近《外国文艺》发过一些俄罗斯作家新作，其质量不容低估。

       昨天在火车上看完了少君先生提到的“优秀的”《K》。
　　第一个感觉，这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作品，所以外国人反应强烈很可以理解。而外国人的兴趣，恐怕还跟我们的注意点区别很大，比如“采阴补阳”之类，对于他们确实新奇得够劲。而我们，看过了许多古典甚至三流武侠之后，还能有多少新奇？这类东西，云中岳等都写得不少，换了个主角罢了。 
　　第二个感觉，这本14万字的小说，说是长篇有些勉强，情节简单，场面狭小，人物太少，一个拉长了的中篇而已。
　　第三，从艺术上看，小说没有任何创新，结构老套，那样的开头简直已经被中外作家用烂了；语言只是流畅，不仅没有丝毫的幽默感，遣词造句也都是俗路子，对于语言艺术毫无贡献。
　　第四，贝尔这个人物比较单薄，对于他的行为和选择没能交代、挖掘到令人信服，无论社会的还是心理的。
　　第五，此前说作者因这部小说被判罚10万元。我以为，如果诉方确实提供证据证明了主人公与现实人物的实际联系，那么“诽谤”之罪名恐怕难以开脱。
　　总之，小说可读，但还说不上优秀（当然比《上海宝贝》什么的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