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网友“阿啃1919”讨论“中文系离文学有多远？”
（在中文系读书前后7年,无论如何是个受益者,现在没什么成就,那是咱自己才能的局限,可赖不着人家中文系。中文系,我过去和现在都喜欢；中文系的老师,也有许多许多好老师,所以要辩护一哈哈。）#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中文系,这是我当年上大学时的第一选择,我在想,如果当年自己被取到了其他院系,我能承受住那样的打击吗？现在,看着图书馆系的纷纷出国了,看着经济系的纷纷经商了,看着法律系的纷纷坐到大班台的后面了,同时也看着遍地的中文系一天天地堕落——从曾经最吃香的文科系一退再退而成为考生惟恐趋避不及的对象,心里真是很不受用。现在的情况是明摆着的,而当年的情况不知大伙有多少了解？就我所知,（“文革”前的情况我不了解）恢复高考以后的头几年,中文系的生源应该是文科系里最好的,1978年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上的就是北大中文系,四川文科状元上的是川大中文系,我的同学里也不乏湖北、河南文科考生中的三甲人物。反正就我个人而言,当年选择了中文系,今天并不后悔。
昨天又在新一期《读书生活》杂志（网络）上重读了“阿啃1919”的《中文系离文学有多远？》一文,虽然觉得阿啃是有感而发,其中的许多看法也确有道理,但总体上说,还是过于打击一大片了,把中文系和中文系的老师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还有“害人不浅”的意思在里面,这就让人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看法是,搞文学,不一定非要上中文系,但上了中文系至少不意味着你将离文学更远,即便数学系、化学系、历史系再多出几个诗人、小说家,也不能说明它们与文学的距离就比中文系更近吧。或许各个学校的状况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我还是认为阿啃把中文系的教授们一概定性为“毁人不倦、脑袋僵化、理论腐朽、不思进取”,应属过激之辞。就我接触到的中文系的老师来说,绝大部分教书是认真的,对自己研究的方向也都有所建树,至于成就大小,恐怕主要还是跟个人的天赋有关,要说他们都后天不努力,至少在“作案动机”上比较难以认定。
我说各学校的情况可能有些不同,是因为我在中文系接触到的老师,不管我个人是否喜欢他们,是否赞同他们的理论、见解乃至为人,其中绝大部分人的学问我是不会怀疑的。以教过我们的老师为例,现当代文学的陆耀东、易竹贤、孙党伯、陈美兰……古典文学的胡国瑞、王文生、蔡守湘、吴志达……都算得上是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级人物,我个人的感觉,随便跟着他们中间的哪一位,其学问都是我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当年胡国瑞老先生在学生俱乐部开讲“唐诗宋词”,一把椅子,一本书,孤独而怡然地坐在舞台上,娓娓地吟诵,娓娓地讲解,那情景以及当年产生的钦佩,仍历历在目。即使是我不喜欢的、以思想偏左闻名国内的“马列文论家”何国瑞先生,在教书的认真以及对既定理论的熟悉和执着上,也让人不能看低。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几乎所有人都这样一个共识：在大学,知识的传授,绝对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初步地掌握了读书和研究学问的方法。我以为,中文系和中文系的老师们已经把这些教给了我们。其实,与其他理科甚至文科系相比,中文系学生对老师的依赖应该是最少的,文学史你可以自己去读,文学作品你只能自己去读,听课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你要能从老师的讲解中学习和掌握理解问题和研究问题的思路。
所以,我没有阿啃的那些愤怒,即便何国瑞先生的第一次考试就吝啬到极点地只给了俺60分——呵呵,那一回考试,包括后来成为博士的、以记忆力见长的才子再内的许多人都是这个分数,记得当时在宿舍的四楼平台上,何先生因为怒其不争,都泪流满面了——我也觉得很正常。我也从小到大都不是个“好学生”（14年的学习生涯中甚至连一次三好学生都没当过呀）,但如阿啃那种“凡是老师认为好的,那它肯定是坏的”的认识还真没产生。要说现在中文系还有什么人让我心存恨意的话,他们不是老师,而是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和学生干事,我至今没闹明白：毕业分配时,他们为什么那么坚定地非要我去湘西不可？——当时我哪知道那里是个美丽动人的地方啊？
不知道别的学校的中文系如何,我记得我们上学时最先被告戒的一条就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言外之意,有想通过中文系来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梦的人,还是先打消了这个念头的好。但是不准备培养作家的中文系是否就因此远离了文学呢？我看不会,事实上也没有如此。同学以及前后届的同学中,成为作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反正是靠文学吃饭的）为数不少,即便转行的,我看也都跟文学的距离不远。再说了,有的人后来选择了站在文学之外,我看至少跟他当初上中文系也没什么必然联系。
阿啃对中文系的不满,主要是集中在对中文系以及中文系老师的缺乏活力方面,以为它和他们拘泥于“特定的学术话语系统”,又“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阿啃不是不知道答案：“活在刀俎之间,为了活命尚且不易,何来这样的关怀？这样的读书人确实值得同情。”所以,如果有毛病,也决不是中文系一家,也决不是仅仅中文系的老师一群。更何况,我们还应该承认,在留在中文系和已经离开了中文系的人们中间,无所畏惧的人也并非没有啊,就说文学之内的,70年代末,陆耀东先生在我们面前为“资产阶级腐朽文人”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等“平反”,易竹贤先生最早公正评价胡适,这在当时,也是有风险的呢。今天,这样的人应该更多了吧？只是,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其“不能为”的苦恼,“确实值得同情”啊。
今天中文系的没落,更多的是时代的原因,是这个物欲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尽管我也对中文系的现状十分不满,对于它和他们不能更加靠近“文学”而遗憾,但这不满和遗憾的矛头却不应该直指中文系和中文系的老师们哪，我想。（2002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