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

[说明:韩石山出了本书，书名叫《谁红跟谁急》。书我是没见到，但网上很是流传。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而且很是羞愧和不敢当的是，那所谓的“红人”里竟然就有我的名字——夹在韩少功和鲁迅之间的题目是：《韩石山酷评——童志刚：“韩先生教你写文章”、“原本没什么”》。这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韩石山为什么要在百忙之中“教”我写文章呢？原因是我先惹祸写了下面这篇文章。]

 

              “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

 

    韩石山先生在一篇题为《文人的狂傲》的文章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文章写到最后，不是看谁的文笔好，而是看谁的思想境界高。”这话的确像是一位“高人”说的，#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相信不仅石山先生认同并且多有实践，读者们也会个个举手。我所说的“文风问题”发生在石山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我看“马桥之战”》（《文艺报》1997年 7月26日第二版）中，该作文笔固然很好（清晰、尖刻、幽默……），然而“思想境界”却未见得够高，至于怎么个不“高”法，且听我对照韩文一一道来：

 

    韩文说：“毕竟中国文坛成熟多了，有人敢说真话了，至少敢说这样的形式不是什么稀奇的创造。”——关于判断中国文坛是否到今天才“有人敢说真话了”，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少石山先生有此一家之言；可惜后面半句话一看就是说错了，虽然也是主观的判断，怎奈与事实不符，因为最早指出《马桥词典》的形式并非“稀奇”之物的，不是被誉为“敢说真话”的张颐武或者其他什么人，而正是作者韩少功自己。韩少功在致《文艺报》的长信中已经注明出处，如此关心“马桥之战”的石山先生不应该没看到过吧？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遗忘呢？

 

    韩文说：“海南（包括湖南）这个地方文风甚奇，出了个叶蔚林，一抄再抄，出了个韩少功，一仿再仿……由抄到仿，也算这个地方文学的长进吧。”——海南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里的作家外来的多，本土的少；湖南倒是呆过三年，虽然一个作家都不认识，但知道三湘四水间古往今来大小作家层出不穷，可以说“文风甚盛”，令人十分敬佩，怎么突然就被石山先生冷嘲热讽地一口咬定为“文风甚奇”之地了呢？当年北京有作家模仿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上海有作家模仿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陕西有作家模仿《金瓶梅》……是否应该据此认定北京、上海、陕西也都是“文风甚奇”的地方呢？再说到“一仿再仿”，似乎石山先生手中还掌握着韩少功其它“仿作”的进一步的证据，可惜含混了这么多年都没“敢说真话”，不免让人对石山先生的勇气以及说法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韩文说：“现在的焦点成了，说这部书是模仿之作，是不是构成对作家名誉权的侵犯。”——这又是石山先生的一番臆断，韩少功要求给予公道的是，是否可以没有根据地任意指责一位作家的创作为“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照搬”了别人的作品，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实在是除了内容和形式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实在是因为这已涉及到著作权的归属问题。窃以为石山先生读书相当的“不求甚解”，一是前面“有人敢说真话了”的论断，且不说当年“中国文坛成熟”未见得“多了”的现代文学，早有比比真话，就是“文革”之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坛，又何时断过真话？不过多少强弱有别而已，怎么也轮不到等出现了张颐武才来下“有人敢说真话了”的结论。二是石山先生在嘲讽“拥韩派评论家”时，其根据乃是对何满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的“摘录”的再次摘录，实在是断章取义加上断章取义，何足为训！

 

    韩文中有一个痛快而惊人的“推断”：如果韩少功没有看过或者他“周围的朋友”没有向韩少功提起过《哈扎尔辞典》，那么，要么是韩少功“太狂妄，太无知”，要么是“海南乃化外之地，韩周围的朋友全是酒囊饭袋。”——对湖南、海南这种蛮夷之邦、化外之地看不上眼而一再露出鄙视的神情，作为山西人氏的石山先生当然是最有资格的，这有“人说山西好地方”的歌词为证；但石山先生全凭丰富的想象力来立论，却让人不敢恭维，也不能苟同。不知石山先生能不能同意我“仿作”的三个推断：如果批评家石山先生连《文艺报》第一版都不读（那上面有韩少功说明事实真相的长信），是不是有点“狂妄无知”的嫌疑？如果石山先生周围的朋友也没看到韩少功的文章，是不是也要背上“酒囊饭袋”的恶名？如果他们看到过（有99.9% 的可能）而又不对石山先生说起，那么我推断他们肯定是别有用心，想害石山先生丢丑哩。

 

    韩文说：“看到韩少功要打官司，实在说，我是鄙弃的。”为什么呢？因为“作家手中有支笔，什么样的文章不能写，什么样的道理讲不清，怎么能非靠司法机关来对付另一个写评论的作家？”——看来石山先生是个“传统美德”的崇拜者，对于所有“打官司”的人一概地看不起（否则为什么要“鄙弃”一个为维护个人名誉而不得不走向法庭的作家同行呢？），只是他应该设身处地地为作家韩少功想一想，假如有人（评论家？）无中生有或者捕风捉影地指责石山先生的大作《文人的狂傲》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照搬”了“韩土山”的文章，以至进而有人怒下结论：《文人的狂傲》——抄袭之作！如此，石山先生将如何打算？至于说到石山先生后面的根据，在文坛上混过三年五载的人不妨在心里作个统计，在今天的现实下面，能写和不能写（关键是能发和不能发）的文章以及讲得清和讲不清（关键是到哪里去讲清）的道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比例；石山先生似乎认为《著作权法》和其它什么这法那法以及司法机关对于写小说的作家和写评论的作家都只是一些没用或者不能用的小摆设吧？

 

    批评家们，可要慎用批评的“特权”呀！

 

[继续说明：此文在《今日名流》1997年第9期发表时署名“伊万”，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29日发表时署名童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