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汪曾祺与长篇小说

[赘语：下面的短文里有这样一句：“韩（石山）先生做学问喜欢凭情绪和凭记忆（情绪当然总是激烈亢奋的，但似乎记忆力特别有限），张冠李戴的事儿不少，看来这毛病要改也难。”这话说在七、八年前，今天看来，判断相当正确，他新近出版的《少不读鲁迅……》一书，据我看到的和别人指出的，史实和事实的错误简直是层出不穷，让人不能不呜呼一声：毛病真是改不了了。]

也说汪曾祺与长篇小说

读了樊星先生的大作《汪曾祺未必写不出长篇小说》,觉得颇有见地，但那个题目，我以为基本上是一句废话，它唯一的意义只在于，可以“以毒攻毒”地告诉断言“汪曾祺未必能写出长篇小说”的批评家韩石山一个道理：臆断这样的事情真的很简单，愚钝如我者也会做，实在不值得韩先生来大材小用的。#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韩石山断言汪曾祺“写不出长篇小说”，根据有二，其一是“同类”作家的比照，其二是依据观念的推理。说实话，这两个根据都看得我惊诧莫名。

    先说一。鲁迅先生没有给我们留下长篇小说，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但要说之所以鲁迅“写不成长篇”是因为他那种“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的写法，就不仅仅是臆断的问题了：数万字的《阿Q正传》和数十万字的《中国小说史略》摆在那里，有案可查。鲁迅没写长篇（其实已有计划，但未及动笔），既不是观念问题，更不是对树立心存畏惧；而是因为在那个恐怖和战斗的年代里，他认定有比长篇更重要的事情必须先做。韩先生随后又举了另外一位现代作家废名为例，说“废名写小说像写旧体诗词一样费心吃力，怎么能”云云，就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恕我直言，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因为据我所知（了解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废名先生不仅写过长篇，而且写了不止一部，计有《桥》、《莫须有先生传》（1932）等，后者还被认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号称对现代文学、对中国历史都颇有研究的韩先生怎么就擅自给人家一笔勾销了呢？顺便提一句，韩先生做学问喜欢凭情绪和凭记忆（情绪当然总是激烈亢奋的，但似乎记忆力特别有限），张冠李戴的事儿不少，看来这毛病要改也难。

    再来说二。成熟的小说家都会有自己的小说艺术观，但是第一，观念不等于实践，甚至背道而驰的例子也很多；第二，汪曾祺认为“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是否说明他认为所有长篇就不具备“现代小说的风格”了呢？这当然也是一句废话。汪老先生倒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很值得韩先生好好体会体会，他在谈《受戒》的一篇文章中说：这篇文章“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就算汪老先生过去“性情之所专注，不在长篇小说上”，难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会发生变化吗？韩先生早年专注于小说创作，这些年改行品评人物谈论是非，不是很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吗？韩先生变得，汪先生就变不得？更何况连汪先生自己都承认“在变”。

    我在想，如果汪老先生真的有一部长篇留给我们，相信那肯定是一部充满诗意的、散文笔法的、含蓄和意在言外的、由一个个机智风趣的小故事连缀而成的、非同一般的长篇佳作——尽管它可能不符合韩先生的标准和愿望。

                                       （《文化报》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