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谁策划了朝鲜战争以及策划过程的全景
作者在此节给我们描述了朝鲜战争“具体的策划进程”，关于战争的想法和打算，斯大林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金日成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很细致，确实是“具体的策划过程”。如果只看这些材料，当然可以得出结论：是斯大林和金日成挑起了战争，无论李承晚的韩国还是杜鲁门的美国都是被强行拖入战争旋涡的无辜受害者。
还是先声明一下，我无意去搜寻相反的材料以证明作者的叙述是虚假的，而且可以明确地说，我完全相信这些材料，以及如下的结论：金日成确实要打这一仗，确实怀有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愿望，而斯大林也确实支持了金日成的计划，从而使战争“顺利”爆发。但作者要得出的结论显然不是仅仅如此，他的描述所指向的结论是根本不同的，在他对“朝鲜战争的策划过程”的描述中，战争双方的另一方是不存在的，只有苏联和北朝鲜在策划，然后就是实实在在的战争了。
这就是我所要质疑的。朝鲜战争果真只是一方策划并发动的吗？过去我们的舆论众口一词地指责是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策划发动了战争，难道我们就只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弄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相反结论？作为研究者，他有责任也必须告诉读者：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策划的同时，后来参与战争的另一方在做什么！网上有资料说，英国记者斯特在1954年出版的《秘史朝鲜战争》一文中提出：这场战争是美国与南朝鲜共同策划的；另一位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福莱米格在《冷战与起源》一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这说明，究竟哪一方策划并发动了战争，即使在西方史学界，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我认为，朝鲜战争是南北朝鲜敌对双方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共同策划的，就是说，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策划战争的同时，美国和南韩也同样在策划着战争。无论后来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也无论后来谁在战争中获得了怎样的结果，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朝鲜战争研究者朱家岩先生说：“双方都是有计划的。”应为公允之论。李承晚一直存有动用武力统一半岛的野心，这是不言而喻的。李承晚曾公开表示：“要结束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1950年3月1日，李承晚在汉城又发表演说：“光有小型武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而且要继续设法取得飞机、军舰、坦克与重炮……”其准备打仗的目的非常明确。同时，美国经济合作署朝鲜分署署长约翰逊，于1950年5月19日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也宣称：“以美国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的南朝鲜十万官兵，已经完成准备，并能随时开始作战。”
韩国学术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承晚政府对引起这场战争的爆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承晚为了摆脱政治危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在南北关系上推行恐吓政策。他一贯主张对共产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要制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方案，在公开场合大肆鼓吹武力‘北进统一’。李承晚政权的这种恐吓政策不可能不给北方的金日成政权以强烈的刺激。”“韩国高丽大学政治与外交学系李昊宰教授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正是李承晚的恐吓政策的失败而导致的结果。”韩国国立汉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金贵玉在199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还进一步披露：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49年6月29日，一支隶属于韩国军队虎林大队、有252名队员的游击队就越过“三八线”，袭击了靠近雪岳山和金刚山的一些村庄，有些甚至还渗透到位于北纬39度的元山市附近的安边地区。我想问的是：如果有人以此作为朝鲜战争最早的导火索，以此证明南韩不仅早就在策划战争而且早已开始了战争行动，本文作者将如何反驳？
片面地使用材料，必然得出片面的结论。该文就是如此。
七，毛泽东是怎样参与朝鲜开战的策划的？
顺着前一节是思路和结论，作者继续着他的“战争策划”分析，当然还是其中一方的开战和一方的策划，美、韩一方的策划和准备仍然被有意地忽略着。如果仅就一方的策划而言，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参与其中是正常的，不参与才真正是不正常的。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明白，没有中国的认可和支持，战争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他们需要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参与，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作者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的参与是被迫的，是被利用的。比如说斯大林和金日成开始对毛泽东“一字不漏”，后来决定了才临时通知，等等。不过，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证明“被迫”和“被利用”。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本来就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肝胆相照”，都是利益驱动，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隐瞒、拖延、假话、勾心斗角都是正常的。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参与朝鲜开战，有没有自己的目的？有没有不曾告诉过别人的其他想法？如果有（肯定有，还用说吗？），是否别人也因此都是“被利用”了呢？
作者写道：斯大林“为不使毛一气之下翻脸，在木已成舟时‘抬举’毛，让金必与毛讨论，使毛的虚荣心得些满足。同时他还必须得到中国在美国万一介入时能顶上去的承诺，才允许金日成开战”。首先，是否开战或者可不可以开战，在与中国商量之前，也就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所谓承诺之前，“木”还远未“成舟”；其次，这不是满足谁的“虚荣心”的问题，它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具体行动上的；再次，既然斯大林明白“必须得到中国……的承诺”的决定性意义，“斯大林已把毛看成下属”或“仆从国”的结论就只能是胡说，或者说仅仅是他一相情愿的“看成”而已，并非实际；因为如果是“自己不能做主”的“下属”或“仆从国”，那就只需要命令而不需要其他了。
应该承认的是，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斯大林的考虑是周密的，从他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看，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你说他阴险也好，毒辣也罢，对此，道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作者认为：“如果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上，不难看出，斯大林显然不想中国解放台湾后更加强大，且并不能伤害美国。让金日成打南韩，既使金强大起来可制约中国，又能在美国头上动土，居心险恶。我们绝不应该赞同这个计划。但毛一心‘一边倒’，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我认为，要“看出”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如果说久经沙场的毛泽东、周恩来没看出来这一点，那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我的意见仍然是：毛泽东明白这场战争里面的内涵，他不是被欺骗，而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主动选择。
史实表明，毛泽东和新中国确实曾经坚定地实行了“一边倒”的方针，今天看来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脚踩两条船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中国都当不成中立的瑞士。当时，新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封锁，这是事实，只有“一边倒”才是打破或削弱这种遏制和封锁的最佳途径。今天你可以轻描淡写或义愤填膺地说这就是“被利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被利用”是相互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虽然有限，在当时却是必需，新中国并非只有失去而无所得。
为了证明毛泽东的参与，作者提供了这样一段材料：“1949年5月，金日成派特使向毛递交了求援信，毛表示，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金日成并肩作战。”作者还特别提示：“请注意：此时离美军越过‘三八线’还有17个月。”此材料如果属实，则恰恰证明毛泽东早就有出兵援朝的打算，这打算远在斯大林的决定之前，也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同时也恰恰证明作者一再强调的“条约使中国被迫不得不出兵”的观点实乃无稽之谈。作者在这里用自己提供的材料给了自己一耳光，显然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他要证明下面这个观点就必须“丢卒保车”：“早在金日成尚未开始进攻、美国佬还蒙在鼓里之时，毛泽东就承诺出兵了！斯大林迫使中国参与了金日成进攻南韩的谋划，并做出准备出兵的承诺。毛泽东不过听命而已。这不知算哪门子‘保家卫国’。”可惜如此推论还是不灵。
怎样看待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出兵承诺？在我看来，既然我们跟朝鲜并无“共同防御条约”，而且承诺仅仅是口头上的，那它就完全可以仅仅是一种姿态。“保家卫国”不是与上述承诺同时提出的，当然也就没有因果关系。毛泽东强调“美军一旦越过‘三八线’”的出兵先决条件，恰恰是因为“保家卫国”是属于这一门子的！至于说中国在出兵前与苏联就军援问题“讨价还价”，因而使“保家卫国”显得不够真实和正义，这正好说明了朝鲜战争参与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如果对于美军的介入坐视不管，中国固然会受到损失（卧榻之侧，敌人酣睡），苏联呢？它在远东的利益同样要丧失殆尽。所以，中国借机提出军援要求，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正是对“天时地利”以及他人弱点的最充分的利用呢。
此节结尾处作者写道：“后来，毛泽东多次埋怨斯大林，说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极大的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可笑的是，老毛自己早就悔之不已、并认定‘百分之百的错’事，至今还有许多人著文为之歌功颂德。”这里引述的毛泽东的话，并无上下文，而且只有谓语和宾语，也就是说，这些话的“主语”是被模糊了的。原因很简单，此文作者不过是转抄了别人文章中的一段话而已，并没有什么更新鲜的原始材料掌握在他手中。毛泽东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和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问题说了这样的且不管它，其实作者在转抄时故意漏掉了原作者下面的一句：“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不是爆发了朝鲜战争，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就是说，毛泽东“埋怨”的重点显然不在朝鲜战争本身，而在于它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