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朝鲜战争五十年祭》（8-9）

八，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道德评价

政治就是政治，政治几乎与道德无关。

而在冷战热战交错的时代，政治更几乎就是军事，“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兵以诈立，以利动”，“战阵之间，不厌诈伪”等等军事谋略，在政治上也是常用常新的。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固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但他用秘而不宣的“闪电战”赢得了战争初期军事和政治的双重胜利，却是让他所有对手无话可说的。我还是要说，用道德评判和道德指责来看待当年的朝鲜战争，说什么“既然是正义的事业，又何需撒谎”，说什么“斯大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虚伪。一项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光明、最伟大的事业，却全靠谎言、阴谋、阴一套、阳一套来施行，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这样的评论，我只能送上两个字——幼稚。是谁规定“伟大的事业”就不可以使用计谋、就必须对敌人把心里话和盘托出了呢？

金日成以南韩“开始了出其不意的进攻”为由开始了自己的进攻，将这个理由说成“捏造”未尝不可，但要说这个“捏造”并非完全凭空也是事实。谁都知道，“三八线”附近多年来一直摩擦、交火不断，早就为任何一方的大举进攻提供了必要的口实，不过是老金抢在李承晚之前首先利用了它而已。作者指“美国指使伪政权进攻北方”为谎言，同时也反对“朝鲜内战爆发”的含糊说法，而一定要认定斯大林和金日成甚至包括新中国应该对朝鲜战争的发动负全部责任。我仍然认为这个想法非常幼稚。就策划的战争而言，我坚持认为南北双方都在策划，区别只在于一方具体、细致、周密，而另一方含糊、原则、滞后；就战争的发动而言，既然没有人能确定谁开了第一枪，而且也确实局限在朝鲜半岛上，那么惟有“朝鲜内战爆发”的表述才最客观。不能因为别人有计划就咬定是他“开始”了战争——有个名叫“李四”的家伙特别讨人嫌，“张三”联合“王五”早就计划着要收拾他了。某月某日，在某条街上，李四还是那么讨人嫌地打了张三一拳，于是张三和王五“大举”反攻，李四惨遭毒打。道理就这么简单：你不能因为张三们曾经有计划就咬定是他们首先“发动”了这场“群殴”。

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说，北朝鲜攻打（或反攻）南韩究竟正义不正义？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该提出来。在双方各有话说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必须搁置的问题，因为，你和他的“正义观”本来就是两回事，谈不拢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战争最初是“内战”，是两种至今难有优劣定论的社会制度的交锋，美国不介入，中国也不会介入（北方有把握打赢嘛）。美国虽然有联合国“授权”，却没征求过中国的意见；中国虽然没有联合国授权，但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中国当然也不会接受联合国的制约。美国出兵如果正义，中国当然不可能非正义。冠冕堂皇的话都不用说了，理由只需要一个：敌对的美国要把军队摆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不能不表态。

作者对于苏联两次放弃行使否决权的机会，从而“造成历史上第一次由世界性组织投票决定以武力制止武力，使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的合法地位”的状况表示“耐人寻味”。事实表明，从苏联本身的利益考虑，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因为他无论如何表态，都不可能阻止美国出兵的。作者对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奉行传统的不干涉原则”的声明，继续给出他的道德评价：“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还是那个问题：什么叫政治？“婊/子”和“牌坊”在政治领域从来就是连体婴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对政治家来说，这个比喻只是陈述，不具有丝毫批评价值。

九，中国出兵为什么曲曲折折？

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向金日成表示，在未来的战争中可以出兵帮助朝鲜。但到了真要出动军队并且是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时候，下一个出兵参战的决断无疑是困难的。中国出兵的决策过程反复曲折因此是很正常的，别说是这样一场国际性的战争，当年我们国内的辽沈战役、渡江战役等又有哪个不是经过反复商讨、曲折决策的？

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如果真实行集体领导，这仗未必打得起来”。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作为1950年的毛泽东，与晚年“一意孤行”的毛泽东是不一样的，在决策与行事方面他应该更接近于解放战争年代；如果说“强硬”，那是他一贯的强硬，没有斯大林支持的时候，他也没软过。事实上也是如此，出兵参战，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定，作者叙述的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决策过程，恰恰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由认识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我的结论是：仗打起来了，而且是在“集体”一致决定后打起来的。杨奎松先生的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在取得了军队领导人的一致意见后……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除了战争狂人，没有人愿意打仗。中国的党政军领导人也一样，这是人之常情。但就作者提供的材料，还看不出中国领导人中有谁是真正反对出兵的。粟裕将军是埋怨“朝鲜人未按预定计划行事”，贺龙是要问：“为什么要把中国扯进去？”叶剑英是表示“只有祖国安全受到威胁才可介入”，彭德怀是认为“不可轻举妄动”，这些意见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疑虑和谨慎，是对出兵先决条件的斟酌。至于朱德说“唇亡齿寒”，则可以看成是赞同出兵。这些意见出现在1950年8月。而此时，美军尚未越过“三八线”。再后来，彭德怀又明确表示：如果空中掩护的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 

强硬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倾向于出兵，但并没有“一意孤行”（非集体领导）地决定立即出兵。他在反复征询军队将领们的意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出兵？他对来自各方的“谨慎”意见是认可的，并且向斯大林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见。作者对于中国方面要求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并以此作为出兵的一个条件一再表示不解，认为这就证明了中国是被利用，就不是什么“保家卫国”。关于这一点，首先，斯大林早就承诺“将尽力提供空中掩护”，所以，努力拉一个帮手，并不能否定“保家卫国”的性质；其次，谁都知道，中国出兵对苏联的利益是有好处的，让它破费一点天经地义，我们没必要放弃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斯大林虽再三强调出兵的好处，却无法说服周恩来和林彪。”（见杨奎松书）可见，中国出兵是有原则和前提条件的，绝对不是什么“自己不能做主”的。

斯大林希望中国出兵，肯定主要是从苏联的利益考虑的。但也必须承认，他如下的这些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美国的）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

作者另外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出兵，“并非中国受到威胁”。首先，毛泽东曾有一个讲话（10月23日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台/湾，侵略朝鲜人民主义共和国，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事实上，美国对台/湾海峡的行动，以至于对中国东北的轰炸已经是对我国采取了战争行动，已经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其次，如果认为最终美军占领朝鲜全境（毫无疑问，中国不出兵，这个结果就是必然的）还不是对中国的威胁的话，或者认为只有当美国确实控制了整个朝鲜半岛并将大炮架在鸭绿江边上才是“中国受到威胁”的话，我跟这样的作者就实在无法对话下去了。当年英国、法国的绥靖主义纵容法西斯，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当年美国对法西斯宣战，同样是在他们的国家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不明白，还要怎样才算“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