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这篇笔记大概是我在本版看到的最扎实的一篇原创作品了，最近比较忙，所以没来得及细读，但你基本的思路我比较赞同，澄清了对李嘉图的很多误解。

 

劳动工资的改变不会使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任何变化。

这个论断相当重要。其实，在“自然价格“”正义价格”思想传统下，李嘉图终生都没有放弃寻找“绝对的”“自然的”“真实的”“严格的”价值度量的努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周）。而这个论断，可以看作是他努力的成绩之一。但对于其证明，却只能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来考虑。闲闲想来，至少用P=mc之类的公式推不出这个结论，而只能由超额需求函数的齐次性来推这个定理。虽然李嘉图本人不能这么推，但对它数学化也不是难事。Barro最出名的不就是用动态规划理论来做的Ricardo Equivalence么？

马克思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和李嘉图一样，他也有他时代的局限，但我们做人要宽厚，尤其不能苛求古人。他们精研的“价值理论”，包括价值作为一种“比例”、“度量”、“实质”等等之类的理论——在过去，看作是经济学“皇冠上的宝石”的东西，现在来看，已经“死了”，为什么？这话太长，一时也说不清。当代的“价值理论”仍然是经济学的核心（core）之一，研究这理论的，基本上多是顶尖智商的犹太经济学家（走笔至此，不禁敬服犹太人！马克思、李嘉图，不也是犹太人吗？）。但已经和原来的“theory of value”名同实异了。很多新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也在研究“价值转型理论”（微观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宏观经济学），也有一些成果，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堪。马克思主义在非主流经济学里是比较大的一派，也有相应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检验的一块，其实现在比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有很好的数理背景，当然他们还是富于民主和人道的关怀，不然也不能加入这个学派。我对他们同样很尊重。虽然我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经济学思想史的了解也很肤浅，只是说一点个人意见而已。总之我觉得这篇笔记是很不错的，看得出作者读书很细致，不过对他举的例子，看来我还要再查对一下原书才能细细评论了。

appendix

 

《资本论》选读 第一次读书笔记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数量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的区别及其后果

 

 

李嘉图与马克思被经济学界的人们认为是“劳动价值论”者及其学术上的师徒关系。然而，正如熊彼特在他的著作中（《经济分析史》，《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等）中所一再强调的，[①]，两者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区别。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将成为至少到他自己那个时代为止唯一的“绝对价值论”者。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2"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2" name=_ftnref2>[②]

 

 

 

 

首先我们需要简要的看待一下马克思的价值论的老师之一（至于另一个老师，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马克思的“德国抽象思想传统”，而不是某个人）——李嘉图的“劳动数量价值说”的简要意思。 在马克思看来，这位老师也许有他（马克思）所不可理解的逻辑推理问题，他似乎把这归咎于李嘉图未能象他那样用“德国式的二分法”去抽象的“看透本质”，“而把表象的物质性与（更重要的）社会性混在了一起”。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3"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3" name=_ftnref3>[③]。 而作为深受马克思式“劳动价值论”教育背景熏陶的俄罗斯，中国的读者们，也往往极不容易理解李嘉图的“劳动数量价值论”的本意。[④]

 

据说，对“劳动价值学说”可以划分为“劳动作为价值来源”与“劳动作为价值度量”这两类说法。其实这种区分还不足以反映李嘉图的本意而往往可能导致一种误解，即把李嘉图和马克思两者归到同一类里去而把他们等同。因为李嘉图是全力反对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的“劳动选做度量价值的尺度”（即一件商品在市场上所“支配”的劳动数量----换句话说，一件商品在市场上能够换到的劳动（日）的数量）的。 我更加赞同熊彼特的分法——有关劳动的价值学说，除去在这里不加讨论的“生产成本说”外（此说为亚当斯密在部分地方所提及）， 大概分为以下A，B，C三类。这里不说“劳动价值论”而说“有关劳动的价值的学说”的原因是有些类其实和我们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

 

 

A类，“李嘉图类”或“成比例说”。

 

李嘉图认为，或者其“预言”，“在长期的稳定状态下”[⑤]，两种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由两个物品所包含的劳动量（比例）决定！ （注：这里劳动量包含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活劳动与机器中的‘死劳动’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6"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6" name=_ftnref6>[⑥]）。务必注意这是一种“假设”，或者是一种“相信”，李嘉图并没有意思说“物品的价值 就是他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他的意愿是要表明，各个物品内部所包含的劳动量之间做比，是两个物品之间的相对价值（相对价格）的绝好的，至少在长期看来不会出错的比例指标。——且看李嘉图的这样一个定理：劳动工资的改变不会使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任何变化。这个简直是他的最得意的定理。熊彼特在他的所有关于李嘉图的分析章节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一点。

 

从这个本意出发，它似乎在暗示，单纯在本意出发点上，李嘉图并不会去对“一个物的绝对价值”进行追求。 但李嘉图由于附和 德斯蒂·德·特拉西 的名言：“价值应当用价值单位表示，就象长度用长度单位表示一样”， 他由于认定既然包含于一种商品的劳动数量在“完全支配”着该商品的“价值”，（注意 “完全支配这个词，一定不要误解，请保持在商品间的相对价格意义上去思考”），所以，只需要把该物包含的劳动数量加减，就能“反映”商品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数量的加减。（显然，我们不妨想到，可能由于某种自然力量的普遍作用，使得劳动——包括所谓活劳动与死劳动的贡献，只占该物“价值”的某个统一的份额，换句话说， 商品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数只不过是“劳动贡献”的一定比例的放大而已，但这“无关紧要”——对李嘉图来说是如此）。 于是，李嘉图兴冲冲的给所谓“包含在该物品内的劳动——即在该物品产生过程中所有参与的劳动”，命名为该物品的“实际价值”——这是一个令无数后来人尽糊涂误解的词，包括马克思。他们以为李嘉图在说“物品的‘价值’就是 来源 于劳动的‘价值’”。 但李嘉图所说的“物品的‘实际价值’”，恰恰并非（至少可以认为不一定是）“物品‘价值’的全部”。[⑦]（尽管马克思理解为，“是”）。

 

这种说法（所谓“实际价值”）的结果是，在某些地方，李嘉图显得特别特立独行， 如作为工资支付的物品的物品总量变多时，如果由于技术进步用于生产这些物品的劳动总量变少，那么李嘉图说“啊，‘实际工资’下降了”，而除了李嘉图外的所有人都在说“看啊，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⑧]

 

 

B类，“劳动负效用说”。

 

这种说法强调劳动的“辛苦”和“麻烦”使得物品获得了价值。亚当斯密的“原始人的鹿与狸的价值”可以认为来源于此。这对李嘉图并不重要，对本笔记一定意义上也不重要。也许李嘉图这个毫无哲学味而多半从常识和逻辑推演出发的英国人觉得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这种“学说”毫无疑问的冒犯了“富有德国式抽象分析能力”的马克思。以“抽取社会性”为社会科学分析起点的马克思不时对这种“肤浅”的限于感官认识的理论进行旁敲侧击。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9"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9" name=_ftnref9>[⑨] “一方面……把价值决定于生产耗费的劳动量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言，只是劳动力的耗费[⑩]，（但）他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和幸福，而不是把它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显然他看到的仅仅是现代雇佣工人”。（马克思的意思是认为古代的农奴要悲惨的多，因此“劳动力的耗费”将不仅仅限于“牺牲安宁和幸福”）

 

 

C类，“度量单位说”

 

亚当斯密在不少地方，以及马尔萨斯 主张，把劳动（或者说劳动日）看作一个稳定的度量单位，作为“价值尺度”，理由是“人/时”这个单位比盎司黄金更“不容易发生变化”，所以是一个“好的度量单位”。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说法完全可以和劳动价值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李嘉图是反对它的，马克思更觉得它是一种逻辑杂糅的想法——特别是当马克思认为他发现了“劳动力价值不同于劳动力从事劳动的价值”这个“奥秘”。 然而亚当斯密或者马尔萨斯在提出这一点主张的时候肯定没想到什么逻辑分析。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形象化概括一下以上三类。设A，B两物，假设A物中有“8单位劳动（含所谓活劳动与死劳动）”参与了生产，B物中有12单位劳动参与了生产； 那么李嘉图坚信，在长期的稳定状态下，A、B二物的相对价格将等于A、B二物所包含的劳动量之比 8/12=2/3 。我们不妨夸张一点的假设，认为由于某自然因素参与了生产过程，使A物“
价值”为6，B物“价值”为9， 而A物劳动的“价值贡献”为4，B物劳动的“价值贡献”为6。（再次强调，李嘉图认定结果总是象这种6/9=4/6的是事情，而不会跑出象‘A物劳动价值贡献为4，B物劳动价值贡献为5 这种‘比例不对’的事情’。或者说，4/6这个比例关系‘完全支配’了 6/9这个比例关系）。 那么李嘉图的“实际价值”就为 A为4，B为6。 但对于马尔萨斯来说，用“劳动日测量”的结果将是，A的“价值”为6x 8/4=12 单位劳动，同理，B的“价值”为 9x 8/4 =18 单位劳动。  于是，我们立刻可以见到李嘉图式的“劳动数量比例论”和“劳动作为‘度量单位’”的差别。——只是李嘉图其实应该只呆在相对价格分析中的，但是他却兴冲冲的跑了出来。 那么马克思呢？ 马克思将认定，A物价值就是4或者说8单位劳动，B物价值就是6或者说12单位劳动。

 

 

 

 

再来看马克思，这是一个最富有“哲学分析味道”的经济学家。[⑪] 从《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商品的那一章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马克思的“物质与社会的二分法”、“历史与逻辑的二分法”——这种德国式的“貌似哲学”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2"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12" name=_ftnref12>[⑫]的“社会学认识抽象提炼法”， 也许和他对李嘉图的偏差理解结合，让他成为当然的，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绝对价值论者”。这里再次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未能理解李嘉图学说的“假说”、“认定”、一种“乐观断言”的本质，李嘉图用 物质所含劳动时数 来衡量（或者说“表达”，或者说“完全控制”，但反正不是“测量、测度绝对量”）的物品价值，其本身并不是劳动时数！ 但马克思却理解为，“是”。 还要再次一提的是，李嘉图从上面的分析上来看显然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绝对价值论”者——虽然他确实被很多后来人认为是“绝对劳动价值论”者，他本来应该在“相对价格分析乐园”里继续游荡的而不是出来玩弄词句。而中世纪经院学派等人物所说的“自然价格”，只要大家仔细想一下就可以理解其也不是——至少可以不理解为一种“绝对价值论”，那些僧侣们不过是在指出如驴子与麦子之间有个“稳定的、合理的”相对价格比例。亚当斯密也一样。

 

 

马克思用他“德国式”的“社会抽象法”抽象出他所认为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如所谓“价值一般”，“生产一般”等等，并认定这就是所有分析的出发点，而且把一切不这样做的“非德国式”分析家为“肤浅”。[⑬] 于是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事情，这里把这些后果摘取几个罗列分析于下：

 

马克思一再（可能同时带有若干好奇心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怎么那么“笨”）抱怨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未能说明“价值”（一种社会性的抽象）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任何关系。[⑭]，且“未能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将 ‘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 区分开”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5"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15" name=_ftnref15>[⑮]。可怜李嘉图吧，他只从常识和逻辑来拓展他的科学的。

 

马克思还把一些碰巧从字面意义上看来和他相合的学者当作他“不自觉的同路人”，——例如他对富兰克林的评价和赞美。但任何人只要一想就知道富兰克林这种生活在充满小农和拉牛车的早期北美的，常常只用常识思维思考的人士当然不会有任何马克思那种“深邃的德国式抽象”；或者干脆说“劳动”这个词对富兰克林来说只是一种省略性或者概括性的说法而没有任何“提炼所得”的意思。a target=_blank title="" style="mso-footnote-id: ftn16" href="http://bbs.yjrg.net/HTAGXAA86HCIOVIVEPSPIMJQCKGUVAXYLTGIMXD_B/pst?B=113#_ftn16" name=_ftnref16>[⑯]。

 

作为绝对价值论的马克思也未能理解他所谓“庸俗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派的批评的实际攻击力。[⑰] 以下是马克思的引用及评论原话 ：“ 布罗德赫斯特先生 称 ‘A由于同他相交换的B价格提高而降低——尽管这时在A上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李嘉图派）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角了……’……，布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 、10/50、10/100……等等分数量，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他们的相对量 10/20 、10/50、10/100…… 数值却在不段下降，可见，整数10由他所包含的“单位1”的多少来决定其大小的 这个（数学）的大原理破产了！”  马克思显然误解了“取决于”这个李嘉图定理的原意，而却在他自己的“绝对价值说”思维上把这个对李嘉图派的有效进攻看成一个低智商的闹剧。

 

最后，很显然的，马克思的分析的逻辑后果——最后表现在他的货币问题分析上，他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理论金属论”者。——即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给予担保，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者说购买力的逻辑根源就是该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 当然对马克思还要“再深一步”否则可能仍然会被他谴责，应该说成“货币的交换价值由该货币材料的‘抽象的’价值”所决定。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 发展史 上逻辑与历史的二分法十分突出，而且他确实用了一大堆异常丰富的历史材料作为他的佐证——他在分析“商品二重性”上也是如此的。这似乎暗示了他认为，历史进展过程中，某事物（如此处的一般交换物——货币）是有着一条“根本的联系线”的。（注意一下这里和什么历史决定论没关系）。而这“根本的联系线”对于 货币历史来说就是“价值”，物的被分析抽象提炼出来的“价值”。 但是我想指出的是，历史的存在并不表明每一个历史时点上的社会运转的根本逻辑必须是统一的。历史的演化——或者说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彻底改变某物（比如货币）依仗的基础。过去的贝币作为货币其“本质”也许在于它的收集和磨制的费力，今天的信用卡的电子货币数字作为 货币的本质在于它被广泛信任。 所以，熊彼特的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有效的：“理论金属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货币的历史起源同货币的性质或者逻辑混淆在了一起……货币的性质和逻辑却与其材料的商品属性毫无关系”。[⑱]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历史资料的占有并不代表他获得了论证上的优势，而他所藐视的那些“只知道自己时代的事情”的学者们也不那么渺小而是相当有理的。当代的事物的本质就在当代，又何必要回溯历史呢？

 

 

参考书目：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 著，***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975年，人民出版社。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约瑟夫·熊彼特 著，朱泱等译，1995年，商务出版社。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约瑟夫·熊彼特 著，朱泱等译，1995年，商务出版社。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约瑟夫·熊彼特 著，吴良健译，2002年，商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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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里，我姑且相信智力超群的熊彼特，把他所理解的李嘉图当作真实的李嘉图—全文如此。

 

[②] 见《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p337,注释二。

 

[③] 《资本论》第一卷，p97, 注释31, 和p101,注释36

 

[④] 在本报告中尽量不对李嘉图的学说使用“劳动价值论”这个称谓，因为正如将要看到的，李嘉图如熊彼特所描述，乃是一种满怀信心下对某种假设的赞同 而后提出的一种“比例说”， 当然他后来又说了很多容易让人误解的话。以至于今天连克鲁格曼这种天才都没看出来李嘉图并非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

 

[⑤] 李嘉图尽管不加分析的反对供求理论，但是他的这个“长期稳定状态”的概念里显然包含了均衡的想法。他从常识意义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⑥] 是的，李嘉图包含了“蕴藏在机器中的劳动”等等，但是他仍然面对所谓“运营速度批判”对他这种比例学说的致命性打击。

 

[⑦]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p328, 注释一。

 

[⑧]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p329。

 

[⑨] 《资本论》第一卷，p60.

 

[⑩]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但亚当斯密却又回到了表象去“解释”。

 

[⑪] 熊彼特称“从这个词（哲学味）最坏的意义上说”

 

[⑫] 马克思时刻自认定的“唯物主义出发点”在熊彼特看来和哲学的唯物论毫无关系，顶多是一种冒充罢了。他的分析建立在对社会现实和历史资料的极丰富占有上。

 

[⑬] 异常不幸的是，这个哲学词汇Gegenständlichkeit本身确实含有另外一个连生的但是不那么准确表达马克思原意的哲学意思：客观实在性。认识力有限的后世的俄国和中国的官方诠释者们往往未能认识到马克思是在笛卡儿式的  “抽象出、分离出认识对象”从而获得“对立于认识主体的对象性”  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 俄国人和中国人经常把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当做一个“存在物”，其结果也是悲剧性的导致了1980s以来的同样并不很高明的这两国的新兴青年批判者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不屑一顾。

 

[⑭] 《资本论》第一卷p101 注释36。

 

[⑮] 《资本论》第一卷p97 注释31。

 

[⑯] 《资本论》第一卷，p65, 注释 17a

 

[⑰] 《资本论》第一卷，p69，注释20。

 

[⑱]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p435，注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