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

中国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正义理论[1]

 

 

[摘要]

本文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背景下，扼要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及其发展，把它与当代社会的正义理论，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了一个比较，指出，马克思主义相对于罗尔斯主义具有优越性，但必须结合两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问题，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唯有如此，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罗尔斯 社会正义

 

一，引言

在当代中国，正如历史上那些经济急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事实上，从大约19世纪到现在的现代时期，中国变化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故而，晚清重臣李鸿章形容其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2]，而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大跃进、反右和文革，其社会结构已翻天覆地，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罗斯托意义上的“起飞”（take off）时期，在经济影响日益强烈的“工业化”以至“后工业化”社会，在市场导向的转型经济中，中国人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挑战，精神只是运动的物质的最高形式，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于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相同的或不同的形式在中国表现出来，其中，社会正义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它既存在着实体正义的缺失，更存在着程序正义的缺位，它是长期以来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是渐进改革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传统的冲突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离和对立[4]，而在当代中国，正义问题则体现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紧张，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包括：分配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社会正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则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5]。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正义问题

 

正义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哲学范畴之一，亚里士多德最先讨论了正义问题，他对分配正义问题引出了伦理学中的“黄金中庸”，正义，就意味着合法、合理与公平。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正如对一条分割不均的线段，他从较长的线段取出超过一半的那部分，增加到较短的线段上去，于是整条线就分割均匀了”，“对平等的人平等对待，对不平等的人不平等对待”（treat equals equally, treat unequals unequally）。经由中世纪，到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哲人”的正义理念又与自由、平等、博爱挂钩，康德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最先同时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构想及其到达的途径，经由卡尔·马克思的父亲海因里希·马克思，这一思路影响到了马克思。

 

但与康德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不同的时代和阶级对正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归根结底是要以能否推动历史发展和符合人民群众利益为标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混淆了工资的真正本质，把工资支付的基础错误地称为“劳动的报酬”。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分配正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多伦多大学教授Derek P.H. Allen的概括，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辩护士所谓的“交换正义”，即以工资交换劳动力价值的“等价交换”原则的谬误在于，以“事实”代替了“价值”，用“是什么”混淆了“应该是什么”[6]。但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并没有给我们指出，在现代社会符合真正正义原则的“交换”标准是什么，因此，孙中山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孙中山选集》卷上）是有道理的。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正义问题，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意识形态”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 “在这种生产中的儿童通常在狭小的令人窒息的房子中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许多儿童逐渐虚弱下去，直至死亡”[7]。而“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或者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发财，他们不知道有别的幸福”[8]。于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在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无产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越多，它自身受剥削的程度也越深。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工人贫困的积累[9]。二十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Adam D. Ulam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正义学说引起了一场“革命”，“在很多方面，马克思超越了他的时代。”作者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带来了革命，而这一革命直到今天尚未完成[10]。这也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三，当代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

当代的正义理论中，我们无法不提到罗尔斯。由于罗尔斯的努力，“社会正义理论”又一次走上了社会科学的前台，罗尔斯对正义理论的讨论与马克思不同，他是以“原初状态”作为立足点展开论述的。他认为，作为社会正义的标准，“差异原则”和“平等原则”应当以“最小最大福利”为鹄的。罗尔斯的论述很有逻辑性，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当我们和马克思的理论加以对比，就可以清楚地发现，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社会冲突，正义问题永远都是“谁之正义”的问题。在罗尔斯的“理想契约主义”（ideal contractualism)里，正义原则是通过理性的、审慎的、自利的主体在“无知之幕”之后进行讨论的结果。而按照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的看法[11]，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三点是罗尔斯主义无法企及的：

1，  达到社会平等的路径问题，必须通过“斗争”解决，这种斗争可以是对抗，可以是威胁，不存在没有斗争而获得的平等权利。

2，  在社会初始资源分配中取得优势的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同志阶级，并决定社会的意识形式，维护自己的利益。

3，  统治阶级中的典型人物都关注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收入，并想尽一切方法攫取这些利益。于是，社会不平等状态的消除，方能对应社会正义的改善。单纯强调差异原则是“过于理性化的”。

于是，马克思主义与罗尔斯主义的结合，才能达到社会正义的两全之道。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John Roemer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提出，由于正义是具体的，因此，如何规定正义，就导致了不同的解决思路。

Roemer总结了经济思想上的四种福利函数思路[12]：1，纯功利主义；2，加权的功利主义-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3，最大最小福利函数；4，存在差异的最大最小福利函数。罗默尔认为，这四种社会目标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社会谈判和社会进步过程，我们可以逐步的实现罗尔斯式的目标。

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正义理论之外，在20世纪初诞生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博弈理论，也深刻地讨论了社会正义问题，肯·宾默尔采用博弈论方法研究正义问题，在《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一书中，他回顾了从海萨尼到罗尔斯的经典论述，并发现了其间的逻辑缺陷。事实上，把正义问题纳入博弈论和社会选择框架下，就会对期间的利益格局有清晰的认识。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13]中，博弈论大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4]指出，微观动机的极小波动，可以通过一个“自实现”的强化过程，导致巨大的社会后果，这可以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一个博弈论的解释，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我们从一个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认识社会冲突的偶然性。冲突往往不是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而是因为协调问题引起的。由于人们的知识和地位的不对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则需要大量的智慧和努力。博弈论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不同阶层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充实和丰富阶级分析。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四，当代中国的社会博弈中的正义问题与复杂社会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代中国的改革博弈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过程，“改革作为一个过程的复杂性在于它同时改变一个社会的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15]，资源配置的规则与资源配置本身同时改变，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征地制度改革问题，养老保险问题等，都存在着这个特征，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无论是“放权让利”，“三年解困”，还是“国退民进”，它们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还涉及到千万工人的命运[16]。特别是由于改革影响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福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17]，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很多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仍有数千万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有的流落城市街头乞讨，而少数腐败分子却由于违法乱纪，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中国的社会现实，使正义问题变得异常重要。

 

转型经济的不成熟性，表现为经济上的分配格局异常混乱，整个经济虽然在整体上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人们在政治上的很多权利难以落实，由此进一步的引发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改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权力才能取得经济权利，而对于那些改革中的弱势群体，与其说他们得到了较少的关注，不如说他们缺乏权利的有效保障。在一个人的劳动权，健康权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的社会里，再多的关注也只是廉价的同情。对于那些凭借政治权力取得经济权利的人们，如此的作为导致了一个强势集团的产生。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8]，但也使社会情绪变得对它们非常不利。目前中国社会的民粹情绪和仇富心态，是社会分配结构在意识形式上的扭曲反映。

 

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伴随着的正义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实际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按照James Konow的社会正义三原则[19]，我们大致可以有如下社会正义的目标。

第一，   要保证分配公平，就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

第二，   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原则，努力谋求社会帕累托改善的途径，

第三，   社会正义要求满足事前经过全体一致同意的每一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不低于特定水平的各项资源。

 

我无意于鼓吹某种斗争哲学，但是，社会商谈以及相关利益方的博弈是难以避免的。我相信，平等对话是达到良好社会秩序的途径之一。但是，马克思担心的“权势”与“压迫”的可能依然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的对话渠道[20]，正如哈贝马斯认为的[21]，公共领域是民主的框架，传统的民主方式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使我们进行集体决策的基础，为了获得社群、个人、机构的更加广泛的参与，我们必须革新公共领域，使之拥有更大的空间，让弱势群体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好的遏制由权力产生的腐败，而要完成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把宪法精神落到实处。全面、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中国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林毅夫，蔡昉，《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汪丁丁，《直面现象》，三联书店，2000年9月第1版

 

托马斯·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余文烈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卞悟《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二○○二年九月号

 

Adam B. Ulam，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 Essay on the Sources of Influence of Marxism and Communi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0.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James Konow，"Fair and Square: the four sid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 vol.46(2001) 137-164.

 

Richard Miller，Rawls and Marx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3, No. 2 (Winter, 1974), pp. 167-191

 

Philip J. Kain, Marx and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 from Hobbes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c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