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子与文化演化

  拟子与文化演化

 Dawkins的《盲眼的钟表匠》（The Blind Watch Maker， 1996）是一本雄辩的书，在书中，Dawkins 指出，演化本身不单单是理论，它和日心说一样，是一个“科学事实”，或者说，它的置信度几乎为百分之百。达尔文的演化理论揭示出人是如何通过演化，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化作如此复杂的个体，并最终有了智慧的。假如这一切是神的设计，显然，神的智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假如这一切不是神的设计，那么我们必须惊异于自然力的伟大。文化演化理论揭示出一个个在智慧和体力上微不足道的个体，是如何通过文化的传承、对话与互动，组成一个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并逐渐进之于如此发达的文明的。这些文明犹如有机体，也有其“成、住、坏、空”的过程。

 作为社会-文化实体的人类，其演化的方式与生物学演化不同。今天，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人类的文化演化，而非单纯的生物学演化。生物学演化遵循的是变异-选择机制，而人类文化的演化则遵循创造-传播-选择的机制。自然选择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不知不觉的。第二，它是长期的、渐进的（自然选择的“间断均衡”学说对渐进性提出了挑战，但是，无论生物进化多么“快”，也无非是几万年和几十万年的区别）。而文化演化的机制，根据Dawkins的看法，是通过“拟子”（meme）来实行的。所谓“拟子”，是指任何承载了意识与文化的要素（element），比如一段乐曲，一首小诗，一个广告等等，这些要素如同基因一样，不断地传播，变异，经过选择而被传承下来。拟子的变异速度很快，而且，它们的变异是人们有意识地促成的。当代的人类文化如此丰富多彩，和“拟子”传播的力量不无关系。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写道：我们是基因机器，同时也是拟子机器（Meme Machine），但我们有一种力量，可以突破造物主的限制，我们是唯一可以反抗这种“自私复制者”（Selfish replicator)的动物。这里，Dawkins提出了人类自由的理念。但是，我很怀疑这和他的整个框架是否适合。

 然而，有几个问题，是我所难以解释的。

人类是最大化拟子适存度的动物吗？

1，首先，这里的“拟子适存度”很难操作。

2，人类基因的适存度与拟子的适存度的关系是什么？假若人类是最大化自己基因适存度的动物，那么，拟子的适存度和人类的基因适存度有何关系呢？在思想统制严厉的法西斯时代，因言贾祸，动辄得咎的事例屡见不鲜，难道说马寅初、顾准这些人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适存度吗？显然不是。那么，他们是为了最大化群体的适存度吗？那么，为什么其他人都屈服于淫威之下，而不去最大化中国人群体的适存度呢？可见，基于生物的适存度，无法对人类行为作出一个描述性的解释。我们只能给出一个规范性解释，即，我们应当出于最大化群体适存度的动机来做事情，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我们的知识如此有限，就连了解个体的适存度的值都十分困难，何况群体之适存度呢？如何测度这种适存度？社会选择理论的诸多困难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或者十分困难的。那么，人类是否是在最大化自己的文化拟子的适存度呢？抛开测量的困难，我们看到，“沉默的”毕竟是大多数，多数人并不热衷于创造文化拟子。那么，人类是否“应该”去最大化拟子适存度呢？也就是说，是不是人人都得创造自己的一套观念、符号、术语、想法，拼命沟通、记录、保存以求传之后世？这也是很荒谬的。总之，生物社会学和文化拟子主义的学问，有很多疑点。我们可以承认，人类在不停的制造拟子，但这种制造过程，大多不是刻意为之的东西，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例比比皆是。拟子和个体基因的传承并无普遍联系，尤其是与宗教有关的拟子，其创始人和伟大的圣徒多数都没有后代。拟子与群体基因的传承的关系也未必强烈，即使强烈，也不能说最初的创造者是为了群体而创造出来这些东西的。总之，用最大化模型来解释拟子，未必合适。

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