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逝去的与尚未到来的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为者，如今这个分工彻底主宰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为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１９４５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象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像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沙特、布龙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波笛尔、德勒兹、德理达、阿兰·图汉，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的、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决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同时也成为行为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波笛尔，图汉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决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决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学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卡蓝默的禅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次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经“破碎”了，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以后，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邱吉尔的名言，民主是个不好的制度，但是，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们不得不用它。我相信，这句话可以肯定是现代社会关于民主被引述得最多的“至理名言”，但是邱吉尔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误读，既然找不到更好的，那它就是最好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拜膜的神柢，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破碎的民主》
皮埃尔·卡蓝默［法］／著
高凌瀚／译
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