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张爱玲的性格近于孤僻和内向，甚至冷酷无情，据我看来其实她不过是不善于待人接物，不屑于精心打理生活琐碎而已。有些人擅说不擅写，有些人擅写不擅说，张爱玲便是后者了。
（一）
她在《天才梦》里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怪癖缺点。
其实她所指自己的缺点不过是：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后来的人喜欢反复提到《天才梦》里的这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原文是这样的：“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 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通读全文可以认识到张爱玲所提“华美的袍上边的蚤子”，不过是生活里她不能胜任的：煮饭、用肥皂粉洗衣、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她母亲给女儿两年时间适应环境，却失败了。
后人把这一句奉为经典，不过是悲悲惨惨凄凄切切风花雪月强作愁的意思。
（二）
张爱玲童年的家庭生活，被普遍认为是造成她成年以后对任何人锱铢必较性格的根源，但是父亲家庭的颓败、母亲离婚后在物质上对她有限的帮助，其实和当时上海社会的普遍风气相差并不大。上海人喜欢和人计较，所谓亲兄弟也明算账，家家户户皆是如此，并非为张家所特有。看张爱玲大部分小说里的人物，凡带市侩气息的，都爱和人计较，肚子里小算盘拨拨，有爱算计别人的，但多数是以不使自己吃亏为底线，想来原型也不会单单是从张家一家而来。
再看张爱玲的姑姑，《私语》里写，有一回她撞倒了阳台门的玻璃，稍微蹭破一点皮，血流下来了，“我给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张爱玲的母亲离婚后，有了自己的生活，对于女儿的投奔，她虽尽了全力给予帮助，并一直负担女儿到完成学业，但在张爱玲看来，这份母爱还是有一些保留的，为此在《私语》最后，她写道：“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著。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可以看出，张的姑姑和母亲都是极善计算的。
若说母亲对张爱玲的爱给得不够，并不正确。张爱玲投奔母亲后，弟弟随之而来，母亲因手头只够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遵守先来后到的秩序，叫儿子回父亲家，留下女儿。张的后母这样骂她的母亲：“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里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作姨太太！”张爱玲在父亲家时，母亲教她：万一她（父亲）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和母亲一起住时，母亲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等琐事。张爱玲嫌母亲给自己的爱不够多，多也是对母亲能够给予自己的东西期望过高，却从不从母亲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因为张自己生命里没有孩子，故也难体会深切。
所以说张爱玲对人冷酷，其实并不很正确，这“冷酷”是从她的姑姑和母亲身上亦能够看出一些来的，或者说姑姑和母亲的为人，影响了她，这“冷酷”其实是上海知识女性骨子里渗出来的傲气。
（三）
关于张爱玲的不善言辞和不善待人接物，倒是一点不假。
她写苏青，当然是要写对方的好处，要抬高对方，所以文章开头就写：“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殊不知，这样被冰心、白薇以及她们的读者看到，是要惹人生厌的。在不相关的人看来，张爱玲这样写，也并不是明智之举，疑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之举，颇不圆滑。
张爱玲和胡适见面之前，期望颇高，毕竟胡适与她的父亲姑姑相识，两人书信往来几次，感觉甚好，但真见到了，却又无话可说。在《忆胡适之》里，张爱玲提到：“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但是等到：“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 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两段。他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 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 又说到别处去了。”可以看出，两人对事物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作为晚辈，张爱玲并不刻意去迎合胡适的话题，她既不感兴趣，或意见相左，便沉默，胡适也很知趣地“换个话题”。
（四）
张爱玲在短文《打人》一文里，因见到警察打“一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她便想“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此文里，张爱玲自己说自己是：“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但是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忍不住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
可见张爱玲的心里，并非真正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