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政治、存在与性

首先要说明的是昆德拉的作品我看的不多，96年看了《小说的艺术》、1999年看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来在师专看了他在《世界文学》上发的《雅克和他的主人》，后来就没怎么看了，直到2002年又看了部分的《欲望的金苹果》。

我刚开始看昆德拉的时候正处在青春期，比较反叛和颓废，所以只看到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介绍和名字就很向往，一盼盼了3年，后来看的是解德枫老师的书，上课时偷看的，一看就觉得很好，是一种从来没有的阅读感觉。

现在想想主要有几点：一是他的小说中对性的态度，比较随便和大胆，这个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二是小说中的颠覆性，这个不仅体现在技法上的反讽和独创的写法，还有对待世界和现实的态度，一种不合作，游戏性；三是强烈的哲学色彩，因为我当时正迷恋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哲学，所以对小说的本体论因素很喜欢。

现在想想当时看昆德拉的那种狂喜，觉得恍如隔世。当时想看他的书多难，书店根本没见卖，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夜之间，他成了新的流行文化，一度还被人称为小资必读书，我对于比较热的东西总是想保持一段距离，所以看他的书就少了。其实看这几年上海译文出的他的全集，也有这个感觉，出版社是讲究定位的，我觉得上海译文给他的定位确实是让白领读的，装帧很漂亮，字印的很大，定价也很高，我感觉不是让真正的读书人看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一会儿还要讲到。

为什么说这些，是因为看到咱们出的这个题目，政治、存在与性，感觉想一下除去小说自身的纯技术性因素不谈，昆德拉最引人注意的也就是这几个方面。我主要想说一下政治。

一提到昆德拉与政治，我第一个感觉是昆德拉与政治无关，这个可能与人们的经验不同，因为昆德拉曾经在极权体制下丢掉了教职，所以一般人愿意把他看成持不同政见者。我不太清楚，但我印象他好象没有什么不同政见。他更主要是个纯粹的小说家，他愿意远离政治，而不是去抨击某个政权或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同乡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不同，哈维尔也是作家，而且他的写作与政治声望没有多大关系，哈是明确反对现政权并且为此不遗余力，多次被捕入狱，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这么说不意味着我推崇哈而鄙视昆德拉，确实有不少人为此质疑，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是一个疑问。因为自己的喜好，我觉得作家与知识分子还不一样，他以艺术的美为最高理想，不一定要为现实的丑恶负责。

昆德拉在中国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最初是作为内部出版，读的人也不多，进入90年代以后为什么越来越火，我想个中原因也不难明白。我想昆德拉的作品有明显的特征是对政治的消解，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昆德拉从来没有认真对待。他反对专制，但是他的主人公托马斯曾经拒绝在一份抗议政府虐待政治犯的声明上签名。这无疑也代表昆德拉的立场，他用荒诞来来对抗荒诞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作家在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时代肯定不会特别受欢迎。而到了90年代以后，政治上的追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禁锢，很多人为此失去了方向，这个时候昆德拉的作品是很可以用来自我安慰的。

说到这里我想说昆德拉与政治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我更关注的是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个老生长谈的话题，过去我以为这已经是个解决过的问题，现在看看他依然存在，并且好象非常突出。最早的时候提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后来因为政治的松动作家们开始有了一些突破，政府也放开了一些。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出现了先锋文学，纯文学概念逐渐被引入，我后来看书的时候也是受主流影响，认为文学嘛，与政治是无关的，不论什么体制，都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现在看看，这个观点真是太乐观了。实践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是注定不会有伟大作品和大师产生的时代。因为什么，就是文学创作需要的那种高度的精神自由被禁止了。这种禁止还不是建国后开始的，他由来以久，深入骨髓。我在看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总有个感觉，就是作品好象都缺点人的因素，更多的你是看到一种概念甚至只是作为机械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时代谈论文学是一件奢侈的事，最近有几件事比较引人注意，一是李锐与张炜的争论，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看下，不过主要看李锐的那封信和张炜的《精神的背景》就行了，其他的主要是在吵架。还有一个是阎连科最近写了一个《为人民服务》，这个我没看，不过听说原来给《收获》但是《收获》不敢发，《花城》发了以后这期杂志也被禁了。

我想现在考察这些在国内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比如高行健、北岛、高尔泰这几个人，都一度被称为流亡作家，高行健面对政治的态度是逃避，应该说比较接近传统文人的心态，他对《古拉格群岛》不怎么欣赏，认为那是对一种已经僵死的政治的无谓反抗，我个人比较喜欢高的小说，但有的朋友就不行，甚至有的朋友说在这种情况下“高行健的写作依然是一种无耻”，认为没有真正的关怀。北岛的《失败之书》让很多人感到失望，觉得这么一个清醒的斗士怎么成了这样，醉心于写自己与外国文人的唱和，不过我倒感觉里面是有些苍凉与无奈的。高尔泰看上去还是比较坚硬，去年出的《寻找家园》依然故我，不愿妥协，但我感到他的精神也是在回归之中。我对于作家还是愿意抱一种同情的理解，毕竟他们已经很不容易。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人们老爱拿俄罗斯作家与中国作家比，其实没看到俄罗斯除了基督教文化背景能给人提供丰富的精神独立资源以外，作家的地位其实远非中国文人可比。除了斯大林统治时期比较接近中国的思想钳制，其他时间对作家还是相对宽松的。这些是很现实的因素。

我是反对真即美的观点的，也把艺术的独创之美看得很神圣，可是我通过自己的阅读感到，中国文学的困境不在文学和文学家自身，也不是文学家能够突破的。所以我提倡大家在文学创作之余能读一些其他的书：比如哈耶克、哈维尔、伯克、伯林等等。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很早以前就是很有名的先锋艺术评论家，她如果只在自己的领域工作，会生活的很好，也很容易，就像戴锦华，拿着国外的东西来作中国文艺的评论嘛，很吃香。但是崔先生不是这样，她连续为国人翻译了《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至今没能公开出版。她为什么会做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想就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吧。

《上海文学》还发过一个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这个系列小说大家公认文学能力不是那么好，但是得到很高评价，为什么？就是因为写出了一些真实。而真实，在这个时代，或许比美来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2005、3、25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