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日译者的“解说”

日译者的“解说”

原来并没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这一书名的书籍，实际上这只不过相对《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的全体而言，我出于方便考虑而将这一18世纪在法国刊出的著名的书简集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加以命名而已。这一《Lettres edifiantes》石田乾之助教授和后藤末雄博士等译为《耶稣会士书简集》，小林太市郎则称为《宗话及异闻书简集》，不过如果逐字翻译可以说是《关于在外国传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所写的富于教化和趣味的书简集》。这是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期间，以在世界各地从事传教为主的法国耶稣会士的书简汇编。1702年出版了第1卷后接连续刊，直至1776年刊出第34卷才告完结。

这一34卷本我称之为“巴黎原版”，大体上按照年代排列，并不区分地域。实际上在1702年由某书店刊行的第1卷，并没有以《Lettres edifiantes》为题，而是题为《Lettres de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gnie de Jesus》，然而就在当年由Jean Cusson书店再刊时，已经改名为《Lettres edifiantes》。第二年即1703年又以这个书名刊行了第2卷。这两卷在1703 年中又由Le Clere书店重排再版，第3卷以后的各卷也都由这个书店续刊。从第1卷到第8卷是由中国传教团的书记兼会计德·格庇安（Le Gobien）编辑的；第9卷以后由丢·哈尔德（du Halde）代替，一直编到第26卷；再以后的各卷则是由帕德维（Patouillet）完成的。虽然这3位编辑从来没有去过海外，但由于他们受到同一修道会修道士的激励、极为关心海外的传道事业，因此得以完成这一困难的工作。不过由于1773年克雷芒十四世解散耶稣会的命令，这一书简集的续刊不再可能。1776年帕德维称“1758年刊出第28卷后我就无所作为（第20～32卷是由其提供资料而由无名氏编辑的），是因为耶稣会被解散的缘故”，宣布在当年刊出第34卷后就不再出续刊。原来的耶稣会士成为单纯的司铎，被禁止从事修道会员的活动，也就没有了送出“富于教化和趣味”的书简的资格。

前几年我在欧洲各公共图书馆巡回调查，但只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部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找到上述的34卷本《书简集》。其中前者是和部分重印本编组成集，后者是仅有的初版本。另外，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套为1至30卷，巴黎国立图书馆一套也只有1至27卷，东京驹込的东洋文库也有1至28卷的一套。仔细检阅这些藏本，结果发现这一书简集的评价非常高，有的曾经有过几次重印修订，并搞清了除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全本初版外，其他的都是收集了重印本而集为一套的。和每年或隔年出一次那样有规律的定期出版物不同，是完全不拘泥形式，由编辑者认为适当的时候就随时发行，看来真是一件繁难的工作。就我们来说，东洋文库本并非原本当然是可惜的，不过这也是如上所述的耶稣会解散运动的结果所带来的无可奈何的事。另外这巴黎原版的最大特色是在各卷的开头有编者所写的序文及概括，以及在卷尾有表（Table）登载详细记录各书简内容的目次。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可是在后述的新版却被删除了。

1776年上述的原版结束后，到1780年至1783年间，在巴黎又出版了26册的新版本。发行机构是J.G.Merigot le jeune书店。这一套的特色将书简按照地域进行了分类。

第1卷～第5卷，1780年出版，近东诸国；

第6卷～第9卷，1781年出版，美国；

第10卷～第15卷，1781年出版，印度；

第16卷～第24卷，1781年出版，中国；

第25卷～第26卷，印度及中国。

为了方便，我称呼这个版本为“巴黎新版”。仅就按地域分类而言就比原版有更高的利用价值。而且看来该版的印刷数量较多，仅在日本就有东洋文库收藏的2套、天理图书馆收藏的1套，想来其他地方的也应该多有收藏的。特别应予珍视的是，东洋文库所藏的是玛丽·安东奈特〖即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的旧藏本。就如上面已提及的那样，这一版将编者的概括及内容摘要全都割爱了，代之以在各卷尾附加了各书简的作者、姓名，以及原版的页码等简单的说明。这在结构上当然也是有用的，但还是保留内容摘要为更好。以上新版的这些方式被后来的法文版继承，就此而言使人感觉其他的法文版不过是这一巴黎新版的再版而已。

1810年到1811年，在图卢兹发行了《书简集》的新版。我把它称之为“图卢兹新版”。由于该版为前述巴黎新版的再版，所以总卷数也是26卷，但是排版方法有异，页码也不相同。这个版本的发行数量好象不多，我只在巴黎的国民图书馆见到过完整的1套。与之相反的是，我称之为“里昂新版”的1819年里昂版，虽然其内容为“巴黎新版”原样，但在压缩为14卷这一点上由很大的不同。这一版的发行量相当多，东京的东洋文库和天理图书馆各藏有1套。最后在1829年到1832年间作为“宗教之友文库”在巴黎出版了分为40分册的《书简集》。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本缺7册，在欧洲其他的图书馆或许还有收藏有全套的。我将这个版本称之为“巴黎新新版”。

简而言之，《耶稣会士书简集》的法文版有以下几种；

（一）巴黎原版，1703（1702）～1776年，34卷。

（二）巴黎新版，1780～1783年，26卷。

（三）图卢兹新版，1810～1811年。

（四）里昂新版，1819年，14卷。

（五）巴黎新新版，1829～1832年，40卷。

法国耶稣会士为中心的传教士海外报告集《书简集》，并不仅仅受到法国读者的喜爱而出现以上这些法文版，而且还被翻译为其他的欧洲语言，成为全体欧洲人的珍宝。有关这些版本的详细说明有待于另外的论文，在此仅记述其要点：

（六）英文第1版，1707～1709年，2卷，伦敦。系翻译“巴黎原版”的第1、2、3卷所载书简而成。

（七）英文第2版，1714年，1卷，伦敦。系采录“巴黎原版”第9、10卷所收有关中国的书简。

（八）英文第3版，1743年，2卷，伦敦。收集了至“巴黎原版”第9卷为止的全部有关中国的书简加以英译。此外还加入《书简集》所未收的切尔宾、托马两位传教士所写的2篇《鞑靼旅行记》。

（九）英文第4版，1762年，2卷，伦敦。系英文第3版的再版。

（十）德文版，1728～1799年，4卷，奥格斯堡及克列兹。除了翻译《书简集》所包含的书简外，还采录了编者施托克劳因搞到的意大利及德国传教士的书简。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十一） 意大利第1版，1751～1752年，3卷，威尼斯。“巴黎原版”的第1、2、3、4、5、6卷所汇编书简的英译本。罗马维克多·厄马努埃尔二世图书馆藏。

（十二） 意大利第2版，1755年，1卷。威尼斯。“巴黎原版”第1卷至第6卷的意大利文译本。收藏于佛罗伦萨的国立图书馆，但因1965年洪水而下落不明。

（十三） 西班牙第1版，1753～1757年，16卷，马德里。马德里国立图书馆和塞维利亚新大陆文书馆收藏。这一西班牙文译本全然不采用巴黎原版的书简集排列顺序，完全独立。但却将内容摘要几乎全部翻译为西班牙文。

（十四）西班牙第2版，1808年，1卷，马德里。这一版本我没有见到。由于以第1卷为题，或许并未刊行第2卷以下各卷。

（十五）波兰版，1756年，2卷。可以从科迪勒拉及施特劳特的目录上看到。

以上就是现在可知的外国版本，由此也可以看出《耶稣会士书简集》的出版有着多大的反响。另外还有从《书简集》的书简中摘要汇编特别有趣味部分的选粹本。法文本有：1808～1809年巴黎刊行的8卷本，1824～1826年巴黎刊行的8卷本，1835年巴黎刊行的8卷本，1828年布鲁塞尔刊行本等等；意大利文本有1825～1829年米兰刊行的18卷本，以及1825～1829年米兰刊行的合订本（与18卷本合订）这样两种。这些选粹本作为读物当然很有趣，可是作为史料的价值就很有限了。

《Lettres edifiantes》即《耶稣会士书简集》有着上述的性质，有着上述的各种版本及译本。但是这一《书简集》所包含的关于中国的书简有些什么意义呢？正如提及“巴黎新版”时所言的那样，“巴黎新版”26卷第16卷至第24卷的9卷是《有关中国书简》（但是第16卷几乎都是关于越南的书简），而第26卷大多也含有与中国有关的书简。可以说在全部的26卷中将近有10卷是有关中国的书简，显示《书简集》的编辑者倾力于对中国的注意。对于这本《书简集》存在的种种批评中，可以推测也有因为主要集中采录有关中国的书简而招致的批评。

如开头所说的，我所题为《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翻译的就是这10卷中有关中国的书简，并打算首先选择其中主要的一些编为6卷刊行，以后再有机会时再进行全本的翻译。和“选粹本书简集”不同的是，凡采录的书简即完整地进行翻译，并不单纯选择有趣部分选译。我以为这样做能够不至于损伤书简的史料价值。

那么这些有关中国的书简具有何等的史料价值？进行翻译有什么样的意义？

首先引用一段小林太市郎的话：

“《宗话及异闻书简集》从中国发出的报告中，对于今天也是很有教益的，当时即清朝初年的宫廷、政治、社会、文物、民俗、工艺及其他所有方面，都能够从中国发出的书简中直接而生动的叙述及见闻中来发现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真正的实际状况。它不仅是近代东西方文明交接的最重要而广博的记录，而且还成为对于近代中国自身研究的第一手、并且是几乎无穷无尽的宝藏。”（《中国思想和法国》78页）

我认为有关中国书简的价值，小林的这段话基本已经讲透了。对此的详细说明如下：

（1）几乎全部的书简都是住在中国的传教士的通信，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活的记录。发信人、发信日期、发信地点、收信人全都有记载。这作为史料就大大提高这些书简的价值。特别是编者勒·格庇安和丢·哈尔德虽然也有添加内容，但主要仅限于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部分，记事的大多数场合是准确的，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2）清朝的记录可以查看实录，乾隆以后的实录相当详尽，并留下了为数颇巨的史料；可是康熙、雍正朝实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保留至今的史料也难说充分。在这一点上，当时滞留于中国中央及地方的传教士们的报告就可以说能补史料之缺。即使史料较多的乾隆朝，从传教士的书简中还是可以发现许多在中国史料中见不到的事情，为了全面掌握当时中国历史的全貌，也是务必作为参考资料的。

（3）可以说和外国人记载日本的事情的情况相仿：自己国家不认为有什么珍贵而未记载下来事情，却往往对于外国人来说是稀奇的，从而保留在其记载中。这一点在这一书简集各部分都可以发现，尤其是关于宫廷的习惯、普通民众的生活等等的记载，这一倾向更为显著。不过传教士们往往醉心于中国文化，常常不自觉地过度褒扬中国的文物、敬慕中国的皇帝、奉上太过其实的赞美言辞。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予以适当的斟酌考虑。

（4）由于是传教士写的报告，自然压倒性多数的内容是报告中国基督教情况。可是清朝的中央当局注意到的是、并试图利用的是传教士所拥有的科学知识以及各种技术，对于基督教本身则并不象日本的当局者那样予以强烈的关心。因而在编写的书籍中涉及基督教的很少，遗留在故宫的有关文书也极为贫乏。根据在欧洲主要图书馆所保留的汉文书籍文件推测，在清朝地方当局的文书中虽然可能有不少有关基督教的材料，可是这些东西几乎都不能利用。要想研究中国基督教史，无论如何只能把重点放在西方史料上。而西方史料中已经印刷的也不过只有一小部分，作为东方人主要利用的也只能是已刊印的部分。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在中国活动最积极的传教士是法国耶稣会士，他们活动的正式报告见于《耶稣会士书简集》所载的各份书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书简是了解他们活动的根本史料。

（5）这些书简在18、19世纪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中国学者的“知识之友”，是他们的好伴侣（石田乾之助《欧洲人的中国研究》218页）。在开始研究中国之前，首先就要阅读这套书，从中得到立论的根据。也可以说所谓的百科全书派学者中有人是从这套书中得到并展开新的思想的。直到20世纪，西方人发表的中国研究书籍里，法国耶稣会士的报告常常还是当作权威资料加以引用的。总之，可以认为这套书对于形成西方人的中国观所产生的效果，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由此判断，可以说，研究这套书简集就是了解西方人的中国观形成的源泉。

（6）如前所述，在欧洲对于这套书简集的评价极高，其一部分或相当部分被翻译为英、德、意、西等国语言，帮助了这些国家建立中国学学科。而在东方，仅有坦德克尔关于陶瓷的部分被翻译为日文。在日本，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上智大学天主教文库等有收藏，这套书简集不能说是稀见书籍，也不是不能利用，但是由于是用古代文体写的，要想迅速阅读就会有不少地方会遇到阻力。无论如何，从现代日本东方学的兴盛程度来看，翻译这套17、18世纪法国文化与海外接触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应该说不是件异想天开的事。

译者着手这套书简集的翻译是很早的事了，这也是偶然在某个有“巴黎新版”的书店买了这套书后开始的。由于量很大，内容也很难，进行的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就如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前进，终于翻译了一半左右。这时得到了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乘机把对于《Lettres edifiantes》诸版本的书志学研究也作为研究项目之一，巡回各地的图书馆。想不到阿尔诺河的洪水、或者是图书馆的目录不全之类的问题，使得未能遍览现存的全部版本。但是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国立图书馆看到了著名的中国学学者都不能到手一阅的原版本，就值得感恩不尽了。回国后在《埼玉大学纪要》（人文学科）上以《关于〈Lettres edifiantes〉的各种版本》为题发表了调查的结果。另一方面，翻译也已完成了大半，不过因为怀疑是否能够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没能得到刊行的机会。

可是平凡社知道了我藏于箱底的已译书简，就提出将其一部分纳入《东洋文库》丛书。这样一来好容易得到了一个出版机会。作为我决不想仅出一部就完结，希望的是能够一次全部出齐；而由于出版社希望现在先出这部分，所以想过几年再将有关中国的全部书简译完，也算是对日本的东方学发展多少做出一点贡献。虽然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以及有些无端的恐惧感，但还是在各方的帮助下终于完成。在注解方面受到了已在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和田久德、爱知学艺大学的千叶通夫的种种指教。今后还希望继续受到支持。

    最后讲一点有关耶稣会的情况。耶稣会（Societas Jesu, Society of Jesus, Compagnie de Jesus, Gesellschaft Jesu, 简称S.J.）是由出生于西班牙的依纳爵·德·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创设的修道会。他很早就有建立修道会的计划，1534年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和包括佛朗西斯科·夏维尔在内的7位同志在神面前发誓愿在圣地献身司牧。这实际上就是耶稣会的创始。这个团体在1540年被教皇承认为正式的修道会。罗耀拉在这个新的修道会中废除了修道士的制服、合诵、祈祷等日课义务，取而代之的是依靠长期的教育而贯彻宗教上的、学问上的素养，以及由接受总会长指挥的修道院长严格指导修道士的制度。将传教和教育视为最重要的要务。其结果是在成为最大的传教修道会的同时，也成为大力经营学校的修道会。这些特征使得这个修道会尽管原来并不是为了对抗新教、但结果却是担负起了反对宗教改革、复兴天主教运动的旗手的命运。在16、17世纪的欧洲起到了保存、并恢复天主教会在大部分地区势力的重要作用。在对于异教世界的传教方面和葡萄牙、西班牙协调，尤其是在亚洲各地，在葡萄牙的保护下其传教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著名的佛朗西斯科·夏维尔先是在印度传教，紧接着1549年来日本，为日本开教之主。1552年到中国，但未能打开局面而死于上川岛。

   1574年耶稣会派遣亚历山德罗·瓦里亚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为印度、中国、日本的巡察员。他首先监督印度的传教情况，然后赴日本确定耶稣会的传教方针，1582年在所谓天正使节回罗马。在这期间他着手向中国传教，将罗杰利〖罗明坚〗、里奇〖利玛窦〗招到澳门，指导向处于锁国状态的中国内地进击。其结果是在肇庆设立了基地，不久里奇进入北京。确立传教地和传教方法是在瓦里亚诺时期，其柔性的态度既是至少在东亚获得广大信徒的最大原因，但是同时也是招致教会内部集结起强大反对势力的因素，导致发生“中国礼仪问题”之类的争论。

    耶稣会在欧洲经营了很多学校，同时努力推进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罗马的科莱奇奥·罗马诺大学（罗马大学）为将来的司铎培养高度的学术素养，使得来到传教地的传教士能够依靠这些素养从事传教以外的活动，并由此获得传教地朝野的信任，从而有利于推进传教活动。在中国，他们具有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机械学知识，以及绘画、音乐的素养，所取得的效果是不胜枚举的。16～18世纪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数量以葡萄牙人为最多，但是他们的地位却并不高，掌握领导权的是来自意大利的、德国的、比利时的传教士。1688年进入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一行，并未受葡萄牙的保护，而是仅有的由法国国王派遣的传教士，和其他的人士不同，最后得以建造北堂。和以前来华的零散的法国耶稣会士不同，他们真正的、有组织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所翻译主要就是这些人的书简。

    耶稣会士的积极性经常造就强有力的反对派，往往受到激烈的攻击，上述的“中国礼仪问题”等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特别是在18世纪受到了反宗教的启蒙思想以及国王绝对权威主义的打击极为沉重，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耶稣会相继解散，最后1773年被教皇克雷芒十四世正式命令解散。然而1814年庇护七世又允许恢复，以不差于过去的势力重新开始传教。

    耶稣会的首长是总会长（General-oberer），由总会选举，终身任职。以下有管区长（provincialis）监督管区（provincia）内的修道院。有时根据情况也会在管区之上设大管区、或在管区下再设准（副）管区、布教区。举1609年为例，这一年日本的耶稣会由印度管区独立为日本管区，而澳门、中国的两个准管区从属之。过去中国是属于日本准管区的单独的布教区。耶稣会恢复后在中国主要以江苏、安徽为中心进行传教，并承担河北的部分地区。

    根据1937年统计，耶稣会在总会长之下有45个管区，有司铎21365名、修学修士8796名、助修士5299名，总共有35460名耶稣会士（《天主教大辞典》）。

日译者简介

矢泽利彦

大正3年（1915年）出生于鹿儿岛。昭和11年（1936年）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现任崎玉大学教授。专攻东西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及译作有：《中国与西洋文化》（中村书店），《东西文化交流史》（中村出版社），《大中国志》（同译，岩波书店）等。现住东京都世田谷区成城7－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