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忆上海藏书楼的人和事
藏书楼原来是作为徐家汇天主堂传教士们的资料室建设的，完全按照欧美图书馆建筑的格式来建，
二楼是藏西文著作，拉丁文和法文为主，房间里一圈高到天花板的书架，中间有个夹层的走廊，
可以取上层书。房间中间都是大写字台，供阅读研究。现在欧美大学的老图书馆都是这样的。
一楼藏的是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传教会以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为南方传教中心，号为南堂，派出的
传教士有义务采购到达地的地方志送回来，因此一楼几乎收齐了清朝中后期各府州县的地方志。
存放在高到天花板的书架里，中间没有二楼那样的腰廊，要爬高高的扶梯上去取书。
藏书楼的外表很不起眼，是很朴素的，只有在入口的地方有一点装饰纹样。现在一楼是6间，二楼
是7间，1994年建地铁时为扩路拆去了一楼的一间，变成了骑楼模样跨在人行道上。
1949年后，藏书楼归了上海图书馆。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图书馆保存的所有解放前的旧报刊全部
都放到藏书楼，成为红卫兵查找材料的重要来源，比如张春桥以‘迪克’笔名批评鲁迅的文章就
是在这里找到的，是复旦大学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所以到了70年代，这里戒备森严，
外面原来是有个院墙的，有个小门，要局级以上单位介绍信才可入内，查找资料也严格限制单位
提出的任务范围内。
80年代后期，因为有个朋友被调到这里工作，得以到这个过去一直很神往的地方一游，登堂入室，
进到二楼书库里转了一圈。当时二楼书库装了个大铁门，读者是绝对不让进的。实际上里面乱七
八糟，很多书直接堆在地板上，印象最深的是一大堆郎士宁的铜版印制油画，居然就是堆放在消
防楼梯口。窗户大多已经打不开，外面的百叶窗也坏了大半，里面很阴暗。即使书架上的西文书
籍，绝大多数都没有编目，只有过去传教士们留下的一个1/2开的购书记录本，按照时间顺序登记
，但只有书名，没有详细目录。要找到一本书只有依靠管理人员的印象。
当时美国的一个教会大学提出要资助北堂（北京西什库教堂）和南堂的藏书编目工作。我那位朋友
就是被调来干这工作的，她是党员，组织比较信任，又有很好的英文功底，又愿意坐这冷板凳工作
，所以才点中她。原来有个懂法文的老馆员，带她并教她法文。她就这样一边学习一边应用，美国
人提供了电脑（当时好贵，1万美金）设备，她干了3年，将藏书楼的法文书籍编了目，称为南堂书
目，在目录学界是有口碑的，但却没有她的署名。另外她又发现了藏书楼很多书籍的藏书票很有价
值，提供了一些给一个南大的搞藏书票艺术的朋友，那个朋友出了一本书，也没有她的署名。我当时
和另一帮朋友在搞百年社会民俗变迁的图片资料，她提供了不少藏书楼里西文书籍里的插图资料，
可是那本书出版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当时美方表示愿意资助中方人员去美国学习拉丁文，我这位乐于助人的朋友也有此兴趣，愿意将藏
书楼的拉丁文书目也搞出来。可是上帝却另有安排，当她正在壮年的时候不幸被发现患了绝症，与
疾病搏斗几年，她终于撒手归天。
这位朋友的名字是黄培伟，一位平凡而坚韧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