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棚户区”

棚户区是20世纪大上海风景线上的肿瘤，是描写上海的文人们所不愿意着笔的“都市里的村庄”。

占用城市空闲土地、由住户们自行搭建的简易住房，称之为“棚户简屋”。这几乎是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都曾具有的、或者仍旧在继续的经历。只要一个国家有破产的农村和发达的大城市，盲目向城市逃难流动的人口就会在大城市的市郊结合部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当大城市扩展时，要么是花大价钱来动迁清除棚户区，要么就是视而不见地绕过它。

上海的棚户区同样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只是当大上海在20世纪膨胀起来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用绕道的办法来回避这个问题，结果造成了在接近市中心的地方留下了相当多的令人触目的棚户区。

上海的棚户区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托原有的自然村落发展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在经历了战火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

当上海开始出现近代大工业后，需要大量的工人劳动力，吸引附近的破产农民进城打工。当时的租界壁垒森严，禁止搭建棚户简屋，而工人的工资又不足以支付租界内的弄堂房子的房租，流动的工人们只好暂时租借租界外的上海本地自然村落的农民房子，每天来回于租界与华界之间。江南没有大型自然村落，一般只是几户人家聚居一处为一个“宅”。久而久之，流动人口逐步定居下来成为一个个棚户区。

没有哪个工人会有钱去买一块地来盖棚户的，所以都尽量要利用没人管的荒地，要么是河滩地，要么就是被铁路公司买下来、而没有封闭的铁路两边的空地。这就造成上海的棚户区大多是在河边和铁路边的特点。比如为沪西工业区提供主要劳动力的苏州河沿岸的“潘家湾”、“谭子湾”，为沪南工业区提供劳动力的肇嘉浜两岸的棚户区。铁路边的著名棚户区比如北火车站附近的“蕃瓜弄”，沪宁线附近的“药水弄”。

20世纪上半叶上海经历了多次惨烈的战争。尤其是128、813两次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给上海的华界市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形成大批战争废墟。比如宝山路沿线原来是上海华界新市区的精华地段，集中了大批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也有整齐的石库门住宅区。128之役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虹口的虹镇地区，原来是旧有的集镇，有大量的本地村落和新建的石库门住宅，是一个繁荣的市区。813之役，日军从黄浦江一线向北进攻，炮火把这个区域全部荡平。战后，从外地流落到上海的难民纷纷到这些没有人管的战争废墟上搭建棚户，到40年代末这两处已经成为大规模的棚户区。

棚户简屋往往只是用毛竹、芦席、油毡、铁皮之类瘩成的窝棚，俗称“滚地龙（笼）”。棚户区毫无规划可言，号为“迷宫”，通道弯弯曲曲，路面高低不平，有的通道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几乎没有任何公共设施：室内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不要说是煤气了。社区秩序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靠同乡关系，没有任何市政管理。

30年代上海特别市时期，政府的城区发展是力图向黄浦江下游的乡村地区发展，以抢占租界码头的航运生意。因此在江湾开辟新市区，对于华界原有的棚户区不屑一顾。日伪时期的大道市政府在日本人指使下宣布收回租界，打通原来“一城两制”的局面，根本不管棚户区问题。光复后的大上海计划，打算采用美国最新的小区理论来设计全市规划，对于环绕原租界中心城区的棚户区也是视而不见，跳跃式的打算在南北两翼建新城。

由于灾荒战乱，流民不停地向上海流入，棚户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49年底，上海聚居在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总计有300多处，估计总居民有20万户以上、100多万人口，占到了上海全部400万人口的1/3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的人民政府对于工人阶级居住环境问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51-53年，建设了“两万户工房”，把沪西、沪东工业区附近的棚户改建为工人新村。50年代末又整治了肇嘉浜，改建了整个地区。这使得所有的棚户居民都看到了希望。同时政府大力改善棚户区的市政设施，给所有的棚户区送了电，在棚户区还设置了自来水站，供各户打水。

但是这种完全依靠政府投入的棚户区改造难以为继，50年代后期的城区建设就开始绕过棚户改造这个难题。60年代仅改建了蕃瓜弄一个棚户区，还留下了18间各种式样的棚户简屋，作为忆苦思甜的教材，可是实际上其中大多数式样的房屋仍然就在1、2公里外的地方继续存在。70年代的零星进行的棚户改建，造了不少所谓的“棚改工房”。直到80年代末，全市的棚户简屋仍然有400多万平方米，住着好几十万人。这时候的棚户简屋一般都已经过自行翻建，大多数已有2-3层，全部都是瓦房了，很多地方把自来水接到了各家各户。只是房屋拥挤不堪，公用设施简陋，依然是“穷街”。

1990年代随着上海房地产开发的加速，棚户区才开始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最大的“潘家湾”、“谭子湾”地区被完全改建为“中远两湾城”，一举成为上海最高尚的社区之一。虹口最大的虹镇棚户区也被部分改建为“瑞虹新城”。现在上海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的棚户区仅存一些零星的地段，大规模的棚户区已基本被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