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绍兴三通行”

清人笔记《三异笔谈》有一个绍兴师爷把持云南的故事。说嘉庆年间，绍兴人王立人长期在云南作幕友，因为刀笔纯熟，转了很多州县，名气越来越大，后来被云南官场尊称为“王二先生”、“立翁”。

王立人年纪大了，不用再到地方辛苦，就住在昆明，先后和云南的布政使、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他盖起一座花园公馆，园林、戏台，一应俱全，是全省师爷的“俱乐部”。来云南州县作官的，都要请王二先生介绍幕友；想到云南“佐治”的师爷，也要到王二先生那里报到。王立人也很公正，根据师爷的水平能力来分高下，分别推荐，无不应聘。全省的府州县衙门师爷都是王二先生的门生，而府州县官员到了昆明，有什么问题都到王二先生家里寻求帮助。

王立人上有督抚、二司的馈赠，下有各级官员的“敬意”，还有门徒的节礼，收入颇丰。不过他仗义疏财，开销也极大。于是他又通过督抚的路子，为自己谋得总办云南全省铜运的差使，承包了全省的铜运，有财有势。可奇怪的是，这位办政务功夫纯熟的师爷却理财无方，几年下来不仅没有赚钱，反而亏空了24万两银子。他的几位后台也在这时先后调离。王立人赶紧安排一场假官司，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充军之罪。云南已经是“极边烟瘴”之地，按例调戍四川。于是他收拾余下的私产万余两银子，移居四川养老，直到以80多岁的高龄寿终正寝。

师爷行当里实际上是各地人士都有的。不过绍兴人确实是占有主要的地位。清代的绍兴府包括了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8个县，大体上是以会稽山为中心，以浦阳江、曹娥江为两翼，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区之一，很早就得到了高度的开发，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同时这里很早就是越文化的发祥地，东晋初期大批北方士族迁居到这里，“高人文士云合景从，遂为江左之冠”，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文化中心。绍兴的教育普及程度相当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很多，清代绍兴一共出过630名进士，考中举人的有2361名。

当然仅是教育普及率高、文化层次高还不是出师爷的主要理由。自从南宋把杭州作为临时首都后，绍兴地区大批考不上科举的读书人都转应募到朝廷各机关充当职员，经过一个半世纪多的传承，这里的读书人特别善于机关事务。传说南宋灭亡后，朝廷部门办事规则被保留在了绍兴地方，元朝组建政府，绍兴人去充当书吏，熟门熟路；明朝建立，绍兴人又继续这一行当。明朝人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里说，朝廷“自九卿至闲曹细局”，书吏“无非越人”。明代小说《醒世恒言》里也说绍兴人把当书吏作为一项生意来做，常常采用“飞过海”的办法来积累选官资格，“天下衙官（指州县的佐贰官，一般情况下书吏最高只能做到这个层次的官职）一大半都出绍兴”。

师爷干的工作实际上也就是衙门的日常业务，只是明代法律严禁书吏揽权，甚至在《大明律》这部法典里专门立一条：吏卒犯死罪先斩后奏。因此宋元时候的“吏学”转化为师爷的“幕学”。层次低的绍兴读书人去当书吏，层次高的绍兴读书人去考科举当官，中间层次的则去做师爷，凭自己对于政务处理的能力接受官员的聘请。在朝廷各部当书吏的绍兴人帮助考中进士在各地当官的绍兴人，使他们上呈的公文得到迅速处理和通过；各地当官的绍兴人则把自己未能考取进士、举人的同乡带到任上来帮忙起草公文、处理政务；而当了师爷的绍兴人又把更多的同乡介绍到各地衙门，最终形成绍兴师爷遍天下的局面。

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他本人在中进士之前也是幕友出身，自号“儒林参军”）《浪迹续谈》一书中的说法，清代的官场受到绍兴人的严重影响，绍兴师爷遍布全国，绍兴的特产——绍兴黄酒也随之行销各省，“可谓酒之正宗”；官场中除了“京片子”外，绍兴口音的“绍兴官话”居然也是流行语音；再加上绍兴师爷对于刑名、钱谷之类政府行政司法事务的垄断，所以叫做“绍兴三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