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系列故事之三——衙门的事务——财政

    25、官商合伙卖官盐

       盐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必需品，在自给自足经济体制的古代，食盐几乎是唯一一种最为重要的长途贸易商品。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盐铁官营后，这项制度仅在隋朝到唐朝初年的一百多年间被取消，几乎不间断的施行到了清末。

       明朝将沿海及产盐地区的居民点检为“灶户”，专职为国家生产食盐，每年有上缴官府的产量定额，称“额盐”，以此代替一般民户承担的赋役。朝廷专设“盐运使”衙门管理官盐的产销。产盐地区都设立盐场，征收灶户的盐产。朝廷户部每年印发“盐引”，这是一种经营运销官盐的特许状、到官盐场提取官盐的提货单、运销官盐的通行证。明朝初年实行“开中法”，商人必须为朝廷向边疆地区运输物资，才可以换得运销官盐的特权。边疆地区的驻军长官按照商人运来的物资数量，开出一份“仓钞”，商人以仓钞到盐运使衙门换取盐引。一般的兑换率是一石粮食换一张盐引，一张盐引可以到盐场提取官盐200斤。每一个盐产区都指定了固定的销售区域，商人必须按照指定的地点持盐引运销官盐。盐引的有效期仅一年，使用过期盐引、不按指定地点销盐“犯界”、所运官盐超过盐引限定的数目，都要比照“私盐罪”处罚：初犯杖一百徒三年，有拒捕行为者斩，盐货及运输工具全部没官。民间百姓买食私盐者也要处杖一百。

       明初的这个“开中法”以实物经济、以货易货为基础，无端的要商人辗转道路，而且物资折盐的兑换率全操于边境军官之手，弊窦丛生。时间一久，沿海灶户因为待遇太低纷纷逃亡、盐产日减；而内地的人口大增，食盐的需求量日增。朝廷发放的盐引也无限制，皇帝的宠臣佞幸往往得到恩赐的盐引。如明武宗派太监刘允取西藏请佛王，刘允一次请求赏赐的盐引就有8万引，他个人运盐船队竟然堵塞了大运河航道。这些都使得商人常常到了盐场提不到官盐，尤其是优质的两淮、两浙盐，商人提取都要排队等候。明朝廷不得不宣布可以在北京直接用银子买盐引，买得的盐引隔年依然有效，并被迫允许商人互相转让盐引。并逐渐允许排队“守支”已经几年的商人直接到产盐区向灶户收购“余盐”。这样一来，盐引逐渐丧失了原来的提货单性质，商人拿到盐引还要再出银子买官盐。

       明朝末年在两淮盐场试行“纲法”，将原来持盐引排队“守支”时间过长的商人编入“纲册”，发给证明“窝本”。这些盐商原有的盐引作废，作为补偿，允许这些盐商获得垄断官盐运销的权利，以后只有纲册上有名、家有窝本的盐商才可以买盐引，而且这种特权允许世袭，号为“世商”、“行商”。同时也允许一些盐商下盐场自行组织食盐的生产，号为“场商”。每年世商持窝本向盐运使衙门买盐引，再到指定的盐场向场商买“官盐”，并在当地盐运使衙门纳税后，以盐引为通行证将官盐运往指定的地点“引岸”销售。这套办法到清朝依旧维持，号为“引岸制”。

       靠近产盐区的地方都被朝廷划为“食盐地”，由州县衙门自行组织运销官盐，不经“商运商销”。这些地方的州县衙门每年要由户房书吏征发人夫到产盐地的官盐仓批发官盐，所用证明为“关引”，盐价银年底结算。官盐运回后，就在官盐店发卖。由于离产地近，百姓到产地搞几十斤肩挑手提回家，就不再需要买官盐，影响官盐的销路。所以大多数“食盐地”都采用“计口授盐”的办法，按照每户的户口数目平摊官盐，到收税时一并征收官盐钱。

       盐商运输官盐的路径都是被指定的，沿路要接受巡检司的检查。运盐到岸后，首先要到州县衙门报到，由州县长官亲自检验盐引和盐货是否相符、商人的姓名是否和盐引上登记的相符、盐引是否有效等等。实际上这大多是由户房书吏或钱谷师爷代办的。经衙门核准后，盐商才可以发卖官盐。每一批卖完后，要在10天内将盐引送交衙门，由户房书吏核实后剪角注销，暂时存档，每年末汇总转送本省布政使司衙门。

 

    26、岸地分界惹是非

       引岸制下各个州县都是一个封闭的官盐销售区，叫“行盐地”，都对口某一个专门的产盐区。这种对口关系是历史因循而成，其划分毫无规则可言。有时相邻的两个州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区域，一河一山之隔，一边是“浙盐”、一边是“淮盐”，两边的官盐价格相差很多，有的会达好几倍。可是民间百姓如果到邻县买价低的官盐，依旧算是“私盐”严惩。这就大大增加了州县长官的负担。

       《清史稿·循吏传》里就有不少这种故事。比如江西宁都县原来是食“淮盐”的区域，后来王守仁为江西巡抚，将此地改为“粤岸”，专食粤盐。虽然从距离上看，宁都离广东似乎要近一点，可是淮盐可从长江、赣江到赣州，转梅江而来，大多走水路，运费较低，反而要比走陆路翻大庾岭的粤盐便宜。老百姓纷纷私买淮盐，导致官营的粤盐滞销。清初此地来了一位名叫宋必达的县官，为民作主，请求增加若干淮盐的份额，变非法为合法。可是淮盐公开运来后，即使价格相同，粤盐仍然滞销，结果宋必达因为完不成粤盐的销售额，罢官而去。

       河南省的大部分州县都是直隶长芦盐的“岸区”，尽管河南和长芦盐场路途遥远，可是由于河南省河道纵横，水运方便，私盐销路很好，为了打开保证官盐的销路，明清朝廷就把河南食长芦盐的州县都按照“食盐地”的办法，实行“计口授盐”。只有汝阳县因为历史原因是食淮盐的，仍旧由百姓自买。长芦的盐商们想把这个县也揽到自己手中，康熙年间，他们打通了河南省布政使的路子，要汝阳县也食长芦盐。想不到汝阳县新任知县时临却是强项令，说：计口授盐不问所需多寡平摊，“是厉民也”，我不能为河南除此害，难道还要徇商人意思来害汝阳百姓吗？无论如何不同意。争论许久，好在河南巡抚徐潮是个明白人，制止了布政使，还称赞时临是个清官。

       汪辉祖所在的湖南宁远县，历史上一直淮盐岸区，可该县地处南岭山脉，交通不便，淮盐要比邻近州县的粤盐贵好几倍。百姓都私食粤盐。盐运使派兵沿途稽查私盐，大为扰民。汪辉祖为此上报：盐愈禁，官盐价更高，即使私盐不可纵，但百姓淡食深可忧。他请求改宁远为粤盐岸。上级不批准。他就出告示，宣布凡携带10斤以下粤盐入境，不算私盐。缉私的官吏告他“纵私”，他又上文辩解。幸好湖广总督毕沅认为汪辉祖有道理，下令“弛零盐禁”。不过汪辉祖就此得罪了上级，最终还是被排挤罢官。

       盐商固定在某个州县销盐，自然要搞好和州县长官的关系，习惯上每位州县长官上任，以及过年过节盐商都要送礼。有的州县长官贪图官盐的高额利润，往往会和盐商串通，抬高盐价，分一笔官盐的利润。也有的在两个引岸交界处故意压低盐价，引诱对方百姓到本县来买官盐，薄利多销，官商均沾余润。

       也有的州县长官不和盐商纠缠不清。《聊斋志异》记载山东淄川县有一次来了位张知县，到任后盐商照例来送礼，见面后盐商只是长揖，没有下跪叩头，张知县大怒，说：“以前的县官受你贿赂，不得不抬高你的礼遇。我自己出钱买盐，绝不会受你的礼物。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在公堂上和我平礼？”连声喝打，皂隶们上前剥掉盐商的裤子就要动手，那盐商吓得魂飞魄散，连喊饶命，叩头如捣蒜，那知县才放了他，只是驱逐了事。

 

    27、种种摊差费周详

       上文已经提到，明清时期的州县衙门财政以紧缩、死板为特色，建国之初按照“省钱”、“省事”原则确定的“预算”往往会毫不修改的一直沿用下去。以后新增加的政务开支往往要另外搞钱来解决。尤其是州县以上各级衙门的政务活动开销，也都要摊派到各个州县衙门来承担，比如练兵、水利、赈灾、迎接钦差、组织科举考试等等，都要各个州县衙门“轮值”承担。至于州县衙门用什么办法来报销掉这笔开支，上级就管不着了。这种“摊差”、“轮差”、“派差”算是州县长官最为难的政事了。他们用来填补这笔漏洞的方法无非是再向境内的老百姓摊派：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善于应付这种种差使的州县长官就会得到上司的赏识，仕途一帆风顺。相反应付得不好的州县长官即使再有治理能力、被称颂为“青天”，升官的道路上仍会满布荆棘。

       这些摊差中最频繁的是“学差”。明清时各省都设一员学政，负责全省的官学教育，尤其是主持全省的科举考试。这种考试很频繁：每3年两次的“院试”，由学政巡行到各府的府治主持，考取生员；每3年学政都要巡行各府或直隶州主持“岁考”一次，召集该府或直隶州所属的属县生员进行考试。考试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费用、人力全都要轮值的州县衙门来承担，州县衙门应付不得法，有时会酿成大祸。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直隶州主持科考。这次科考的当值轮差县是陆川县，郁林本来就是个穷地方，这陆川县更是地处云开大山，偏僻贫困。陆川县知县杨木连带了办差的长随和银子、器具赶到郁林来当差。梅立本嫌杨木连没有送礼，就百般挑剔，说送来的书籍缺一部《三礼》（即《礼记》、《仪礼》、《周礼》），为考试准备的纸张没有买广东出的优质纸，借故大发雷霆，把杨木连派去联系的长随痛打一顿。杨木连和梅立本是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进士同年，梅立本是那一科殿试的榜眼（第二名）。杨木连见同年如此不给面子，只得亲自到梅立本的公馆来赔罪。想不到梅立本竟然拒不接见，杨木连又恨又急，冒着大雨在门外长跪不起，想要挟梅立本出来见面。可梅立本还是端架子不露面。杨木连羞愤难当，一时想不开，从怀里掏出刀子刎颈自杀，左右随从抢救不及，这位倒霉的知县一命归西。摊差逼死知县的事情毕竟少见，这事轰动朝野，乾隆皇帝亲自过问此案，搞清事实后，梅立本被处绞监候，当年秋审被定为“情实”，梅立本被处死于北京。

       这些还是公务性质的办差，更伤脑筋的是各种半公半私的差使，比如迎送钦差或途经本地的朝廷大官，给地方大员祝寿等等，这就更难报销，只能从养廉或其它的陋规收入中填补空档。

       明朝海瑞为淳安知县时，有一次朝廷都御史、宰相严嵩的亲信鄢懋卿巡查浙江，所到之处，州县长官都极力逢迎，但到了淳安，海瑞说：“我这里是个小县，容不下您的车马。”只是和一般官员一样接待。本来海瑞已经升了嘉兴府通判，被拍鄢懋卿马屁的官员弹劾，降为兴国州州判。

       清朝康熙年间的清官陆陇其为州县长官时，凡有上司此类的摊差，他就上一个禀帖：“卑职俸银仅四十五两，仅能填饱肚子。此项开支是从正税钱粮中报销呢？还是作为一项杂税征之于民？请大人明示。”上司只得作罢。上官做寿，他也送上份寿礼：10束挂面，一对红烛，自己拿着到上司衙门行礼祝贺（《客窗闲语》）。

       《聊斋志异》有个“一员官”的故事，说是泰安州张知州耿直清廉，官场上号为“橛子”。泰安位于泰山脚下，常有达官贵人登泰山经过，摊夫派马，要吃要喝，张知州到任后一概不予理睬。有的大官到了泰安，传话张知州，要搞点猪、羊，办几桌酒席。张知州回话：“我就是那头猪，我就是那头羊，请把我杀了供你们一餐之用吧！”

       更没名堂的摊派是替出现亏空的同僚赔钱。很多地方大员为了“摆平”，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信开脱，有了亏空不能离任的，就叫下属同僚平摊同赔，官场上称之为“摊赔公事”。这笔钱是无法在公款报销的，只能从私人腰包里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