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系列故事之三——衙门的事务——教化

       28、林林总总的善政

       明朝的大清官吕坤在当山西巡抚时，向山西全省的官员发了一个通告，后来收在他的《实政录》一书中。这个通告总论州县长官的职责，说：“惟守令人称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养我者也；称我以父母，望其生我养我者也。”强调州县长官对于治理下民众的养育责任。并又说：“使四境之内，无一事不得其宜，无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穷谷之中，无隐弗达；妇人孺子之情，无微不至。是谓知此州，是谓知此县。”他具体开列了33项州县长官的职责，基本上和明太祖的《到任须知》所要求的相仿。

       要州县长官知道辖境内一切民情，上至鬼神，下至孤老，生生死死，事有不平，都要州县长官负责，实在是有一点难为了不过是凡人的州县长官。把州县的政务扩大到无边的范围，而应付这无边政务的州县长官，本身的任期却是短暂的，职权也是有限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好这无边的政务的。于是在这政务的“胚胎”就出现了“应付”、“糊弄”的惯例，并放射到方方面面，成为中华帝国政治的一大积弊。

       应付这漫无边际政务的一般方法是，集中做几件“善政”，可以在考课中获得好评，就算是尽到了职责。当然这种善政要遵循“省钱”、“省事”两大原则。太花钱的事因为没有财政保障，很可能要填进自己的“灰色收入”，实在得不偿失。太麻烦的事往往会做不好，反而会遭到上级的训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

 

       29、一本正经祀鬼神

       孔夫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这话对后世的州县政务也是大有启发的。明太祖在《到任须知》中把祭祀鬼神放在第一位，并不表明他当游方僧经历对他的影响，他是要州县长官通过一本正经的祭祀活动使百姓们对鬼神心存畏惧，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减少犯上作乱的念头。至于鬼神是否真的值得信奉崇拜倒是在其次的问题。

       作为一件省钱、省事，又能使百姓肃然起敬的善政，明清时的州县长官对于祭祀鬼神的活动还是很上心的。法定的祭祀活动主要有祭祀社稷、城隍、祭厉。

       祭祀社稷是件大事，这是祈祷社稷神保佑一方丰衣足食的仪式。按照制度，每年立春以后的第5个戊日（春分前后）、立秋以后的第5 个戊日（秋分前后），各州县长官要亲自祭祀社稷。祭日的前3天就要开始准备，州县长官及陪祭官（县丞或教官）要进行斋戒，沐浴更衣，不与妻妾同房。前两天仍要处理日常政务，但不得行刑打人、不得判署刑杀文书，不能喝酒，不吃葱、蒜、韭，不吊丧问疾，不得奏乐。祭祀的前一天停止办公，正式守斋，到社稷坛亲自监督宰牲（叫做“赞牲”）：两猪两羊洗净后，牵过香案，州县长官亲自拈香祝祷，就算是合乎礼仪。宰杀后的猪羊放入大锅里煮，毛、血留一点在净盒里，其余埋掉。礼房吏指挥打扫社稷坛。晚上州县长官即在宰牲房休息。正式祭祀的那天一大早，礼房书吏捧出社神、稷神的牌位，放置在土坛上。州县长官率僚属由南门入社稷坛，在礼生的唱赞主持下，依次鞠躬、下跪，逐次在土坛前供上祭品：盛在牲匣里的熟猪、熟羊，长1丈8尺的黑帛，3爵酒，以及稻、梁、黍、稷、枣、栗、盐、鱼等食品。对着祝版叩了头，祭祀仪式结束。祝版、祭帛在坛场东面的瘗坎焚烧，灰烬埋入瘗坎。州县长官和参加祭祀的官吏们就在社稷坛外摆开宴席，将祭品一扫而空，算是替社稷神享用了。

       每年春天的三月初三、秋天的九月初九，各州县长官要祭祀城隍神。这是为了祈祷神灵保佑城内居民安居乐业。祭祀的仪式和祭祀社稷大同小异，也是以长官和属吏们将祭品一扫而空告终。

       每年的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各州县长官要亲自“祭厉”，祭祀本地的无祀鬼魂。希望城隍神统摄一境，使群鬼不致侵扰人间。仪式前三天，州县长官要斋戒沐浴更衣后到城隍庙烧香，焚烧一道黄纸写的“告城隍文”，恳请城隍神发号施令，勾摄一境之内的无祀鬼魂到祭厉的那天都到厉坛去享用祭品。祭祀活动的当天，州县长官要先到城隍庙迎接城隍神。原先只是将城隍神的牌位放在轿子上抬走，后来很多地方索性把城隍神像抬到邑厉坛（州县雅称邑，故称邑厉坛）去。祭祀仪式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一般先以一猪一羊祭祀城隍神，再用两猪两羊祭祀孤魂野鬼。

祭厉的日子里城隍神像招摇过市，不少好事者又为之陈列仪仗，游行鼓噪，在不少商业较繁荣的城市，祭厉逐渐成为市民的一个节日。比如明清时上海最大的市民迎神赛会就是一年三次的祭厉。实际上市民们把这一天活动的高潮集中在迎送城隍神像的游行上，称之为“三巡会”，各商号慷慨解囊，组织各街坊的游行仪仗，市民们随着游行队伍鼓噪，评论哪一街坊的队伍最鲜亮。到了城北的邑厉坛，又纷纷向厉坛投纸钱，纸钱堆积如山，和着游行的种种纸制冥器，烧红半边天。在火堆远处，百姓们也摆开野餐，吃吃喝喝，玩到傍晚，才抬着城隍神像回城。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上海城北霸占了租界，上海的邑厉坛被拆毁。“邑厉”被讹为“一里”，原厉坛位置改称“一里街”。上海邑厉坛只得迁到了城南。由于城市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府也不再重视祭厉仪式，“三巡会”逐渐被人遗忘（《墨余录·邑厉坛》）。

 

       30、毁除淫祀禁邪教

       虽然朱元璋自己是在元末信奉弥勒教的红巾军中起家的，不过当了皇帝后就下令严禁民间各种没有被朝廷认可的宗教信仰。在《大明律》里专门有一条“禁止师巫邪术”，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会，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此限。”可见民间信仰活动都是不被认可的。

       明清时的州县长官要注意毁除民间信奉的、但不在国家“祀典”上的“淫祀”，尤其是要禁止“邪教”的流传。明清两朝多有以民间宗教组织起义的事例，朝廷累下法令，严禁“邪教”。大多数州县长官禁“邪教”只是写些告示到处张贴，就算是尽到职责了。也有很多的州县长官积极主动在辖区内搜寻“邪教”组织，焚烧“邪教”经典，进而著书立说，全面驳斥邪教的教义。清道光年间在直隶历任知县、知州的黄育楩就是一个尽心尽职禁邪教的典型。

       黄育楩是举人出身，在直隶先后8任知县、两任知州。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后，朝廷接连颁布法令严禁白莲教，但在民间白莲教却依然流行。黄育楩在清河县当知县时就曾写了长篇告示，历数白莲教的“邪术”，印了3万本分发乡村城镇。转任钜鹿县知县，认为此地是“邪教出没之薮”，亲自频频下乡，搜查到20种白莲教的经卷。于是摘录其中的若干经义，逐一批驳，汇编为《破邪详辨》4卷，刻印分发乡间。又刻印宗王化编的《邪教阴报录》6卷。他还在城隍庙的大门口写了一副对联：“阳世律条真可怕，且看他坐功运气、换浊采清，举凡犯罪妖邪，人人绞颈斩头、磔身碎骨，更唤父兄叔侄、妻女儿孙，到法堂听审受刑，拖累伤亡数百口。    阴司孽报更难逃，先把这习教传徒、敛钱聚众，所有通奸男妇，个个磨研碓捣、汤煮油熬，无论冬夏春秋、晦明风雨，在地狱轮流环转，残刑坏体几千年。”横批的匾额4个大字：“极法诛邪。”用如此可怕的后果吓唬老百姓，真可谓是处心积虑。他这样卖力的禁邪教，但可惜官运依旧不佳，在沧州任上刚以知府选用就因病身亡。

       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之所以遭到如此镇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类宗教“聚众”，成立独立于官府之外的、有强大内聚力的社会团体。就是黄育楩在《续刻破邪详辨》中说的“谋逆之原由于聚众”。如果是散漫的民间崇拜，则对政治没有这么大的威胁，对于一般的“淫祀”禁止的力度也就没有这么大。毁除淫祀主要是一些儒学之士出于教化目的的举措。

       中国古代民间具有泛神论信仰的倾向，任何曾经为人们做过一点好事、或是被人们所畏惧的人或神鬼，都可能被立祠祭祀。比如江南一带常见的“总管”、“周神”、“李王”、“猛将”等等神鬼名号，一般都是有名有姓，曾经为当地人民做过一点好事（比如保佑旅行者、赈济穷人等等），因某种悲剧性的原因（比如为国战死、被奸臣谋害、或不惜自杀以保全百姓等等）而死亡；死后又必定显灵，创造奇迹；而且在传说中总是曾被皇帝或上天封爵，从而带有合法性。因此各地民间按时祭祀的神灵成千上万，官府对此根本没有禁绝的可能。绝大多数州县长官对此最多只是出一个告示，“谕禁”一番，并不认真查处。

 

       31、考选俊秀取童生

       明清时的州县长官既是行政官员，又是法官，同时也是教师。上文已经提到，州县境内的读书人都是以认他老师为荣的。这主要是因为州县长官在每年的二月要主持最基层的考试“县试”或“州试”，授予合格者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童生。有这个资格虽然还不能算是绅士、没有正式的特权身份，但至少是站在了进入大门的台阶上，俗语所谓“童生宰相之苗”（《吴下谚联》）就是这个意思。

       凡要参加州县试的人被统称为“俊秀”，他们先要到州县衙门的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岁、三代履历，并要有一名生员（秀才）为他们担保，保证他家三代以内“身家清白”，是良民百姓，不是别人家的奴仆，也没有当倡优皂卒的经历。如果在报名时有意隐瞒出身，事后发现就要予以黜革。比如根据今人撰写的近代军事家刘伯承的传记，刘伯承少年时曾经考取过童生，不过本县的生员出面指证他的祖父曾为衙门的吹鼓手，虽然他父亲已是打铁为生，但是还是没出三代，最后被取消童生资格。据说这是他后来弃文从武的一个因素。

       州县试的考试地点一般在文庙学宫附设的考棚。考试有3场，分别考八股文体的“经义”，帖诗，赋。不过习惯上只要第一场八股文作得好，就算及格通过。由州县长官来出州县试的题目，也要由州县长官来批阅试卷，录取童生。童生没有任何的特权身份，所以没有录取的名额限制。州县长官有很大的自主权。

       对于科举正途出身的州县长官来说，出几个八股文的题目易如反掌，只是批阅上百份的考卷有点累人，要仰仗专门的“阅卷”师爷的帮助。至于捐纳杂途出身的州县长官就完全要依靠师爷，即便如此还往往会闹出笑话。尤其是清末捐纳之门大开，杂途出身的州县长官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笑话也就更多。

       近人编辑的《清代吏治丛谈》收录了清末人笔记里这样的一则笑话。有一年江苏吴县来了一位名叫曹益三的知县。他原来的某位大官的长随，后来攒钱捐纳得官，这是他初任知县。吴县历来是文才荟萃之地，当地的读书人当然不把这个长随出身的知县放在眼里。到任不久，曹知县主持县试，师爷替他出了个“莫春者”的题目。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先进》，孔子和学生闲坐，要学生们各谈自己的志向。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莫如在暮春时节，和青少年友人到河边沐浴，倘佯于春风之中，歌咏而归。曹知县不知这个典故，在考试那天发出题目时，粗粗一看这3个字，以为是师爷出错，自作主张的把题目改成了“莫春在”。题目单传进考棚，俊秀们大哗，群起鼓噪。还有个考生在考卷上题歪诗一首：“吓煞莫春在，题从何处来？县官不会做，只好做奴才！”曹益三面子丢尽，不久只得辞官而去。

       近人编辑的《清代官场百怪录》也收录了清末人笔记里的一则笑话。有个捐纳出身的知县在主持县考时，突发奇想，要给俊秀们训话。他找来师爷打听：“你们做八股文怎样才算是做得好？”师爷一下子答不上来，泛泛而答：“这也没什么，就是在文字上要用笔好，用笔好的就是好文章了。”师爷讲的是科举行话，所谓用笔是“文笔”之笔，这位知县却以为是指写字的毛笔。在考试前点名时，他召集俊秀训话，说：“你们做文章要注意用笔，用笔好的才是好文章。”俊秀们都听说这位知县胸无点墨，见他说出行话来，倒也吃惊。不料他下面说的是：“兄弟我自小作文就最讲究用笔，每支笔至少要三、四元洋元。”全场哄堂大笑。

       由这种素质的州县长官来主持州县试，实在是有辱斯文。咸丰五年（1855）四川学政何绍基为此上奏朝廷，请求对捐纳出身的州县长官进行考试，没有文才的不准担任州县长官。可是咸丰皇帝的想法不一样，如果不让做可捞取好处的州县长官，谁愿意出钱买官？于是这位皇帝发布的上谕说：“捐纳知府、州县，考试文童，向来皆延幕友阅校。将来去取，仍归学政。”童生考试实质意义不大，有幕友师爷把关就可以了，反正将来具有实际意义的生员是由学政主持的“院试”来决定的。

 

       32、谨防秀才“破靴阵”

    明清时获得生员（俗称秀才）头衔就算步入特权阶层，即使没有当官，仍然具有种种绅士独享的特权。比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专写有《生员论》，说去考科举的人主要目的是获得一个特权地位，可以免除本人的差役、“丁银”；见了长官可以平礼相见（正式场合才需下跪），不必叫长官“大老爷”，只叫老师即可，自称学生；有了民事纠纷，可以不亲自出庭应诉、作证，在被省学政决定褫夺功名前，可以不受刑讯，犯了一般的笞杖罪名，也是“例难的决”，可以用钱财赎免。

       通过普通科举考试的生员为“文生员”或“文秀才”，通过武科举考试的为“武生员”、“武秀才”。武科举考试也是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内容为马上射箭、站立射箭、开弓、舞刀、默写《武经》。实际上武科举得官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武生员只是为了得到个特权身份。

       一般的州县在每3年两次的院试中，每次所能够考取的生员名额有十几名（按照《学政全书》统计，清嘉庆末年215个州，平均每州15.27名；1281个县，平均每县13.81名），即使平均能够维持30年的寿命，每个州县的秀才也要有几百名。顾炎武估计明朝末年每个县有300名左右的生员，全国有50万生员。《中国绅士》一书估计19世纪上半叶全国有53万文生员、21万武生员；19世纪下半叶全国有文生员64万、武生员27万。平均下来，每个州县的生员数量也有四、五百名。

       州县长官对于本地的绅士要尊敬。清朝编的州县长官教科书《牧令书》里有不少要求注意和本地绅士搞好关系的说法，比如“为政不得罪于巨室，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以权势相加”。这一来是因为“士为四民之首”，联络了绅士就可以带动民众；二来是绅士操纵的“舆论”对“官声”大有影响；三来生员人数众多，臭味相投，如果得罪了1个，就是得罪了全体，秀才们摆起“破靴阵”来闹事的话，很难应付。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浙江有一个知县对两个生员体罚，一个抽手心40下，一个扭耳朵，结果该县所有生员罢考。道光元年（1821）河南的一个知县打了一个生员20下手心，更是导致秀才们大闹公堂，把知县的顶戴都打掉了。

清人笔记里的另一则故事比较搞笑：清初松江华亭县有个武秀才横行乡里，有一天在路上被一个挑粪的农民溅到了一点粪，武秀才气势汹汹地扭住农民，把农民扭送到华亭县衙门，正好知县坐堂，他就要知县打这农民。知县佯装大怒，一拍公案：“你这村夫竟敢沾污秀才老爷，是该打！不过先给秀才老爷叩一百个头赔罪！”那农民没办法，只得跪下向着武秀才叩头。叩了七十多个了，那知县突然叫停，转过脸问秀才：“你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秀才说：“我是武秀才。”那知县说：“唉呀，我犯了大错了，文秀才应该叩一百个头，武秀才只要一半就够了。现在多叩了二十多个，你应该还他。”说完，命令皂隶把农民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要武秀才叩头。武秀才转身想逃，却被两个皂隶扭住了胳膊，按倒在地，揿住脑袋给农民叩了二十多个头，这才放开。武秀才受此捉弄，满脸羞惭，逃出衙门，那知县拍手大笑。

       明清捐纳出身的监生虽然也有绅士的头衔，但并不被绅士完全接纳为同党，州县长官对其进行处置一般也不会引起秀才们的公愤。如清《国朝耆献类征》载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不与有钱人面坐计”。捐纳出身的监生有事请求私下接见，他偏就升大堂，喝令把监生带进来，劈头大骂：“驮钱驴！有什么事求我，难道不敢到大堂来吗？”或者是命令皂隶把监生的帽子脱下来当球踢，或者是在监生脸上涂墨汁，再叫皂隶拖住辫子把监生拉到大街上去。

 

       33、虚应故事行教化

       按着最正统的儒家学说，政府首先应该是个教育机关，长官应该是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