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养老恤孤表慈悲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老年代表着经验、智慧、权威，尊老敬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色，也是历代朝廷的政策。明清有很多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而州县长官的首要职责之一就是“养老”。
明太祖规定凡年满80岁、90岁有善行的老人（必须是平民百姓，既不能是官员绅士，更不能是倡优皂卒），若无产业，由州县衙门支给粮米。标准是：凡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给米5斗，肉5斤，酒3斗；9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另支给帛1匹、絮5斤。这以后就成为定制，明朝历代皇帝都予以确认。每年州县长官都应该走访90岁以上的老人家庭，老人可以免礼接待。清朝入关后依旧沿袭了这些制度。清朝出了康熙、乾隆两位长寿皇帝，朝廷曾举办“千叟宴”之类的活动，地方上也有不少类似的仪式。
没有子女的孤老也要得到州县衙门的帮助安置。明清制度上各州县衙门都要出资设置“养济院”，收留孤贫残疾的老人，每人每年支米6石。据《香祖笔记》，明朝的大奸臣严嵩被革职罢官，儿子严世蕃被处决，家产全部被抄没。严嵩走投无路，只得到杭州钱塘县的养济院安身，在养济院住了两年后病死。养济院从来没有收留过这么大的官（即使是个罪犯），因此为严嵩立了牌位，尊为养济院的院神，年年奉祀。
养济院是宋元时遗留下来的制度，另一项宋元时遗留下来的制度是“惠民药局”。由州县衙门出资购买药品，免费提供给贫苦无靠的病人。
老、病都算是有了制度了，中国人最重视的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也有行政措施。元朝时各地火葬的现象很普遍，明太祖视火葬为“胡俗”，下令严禁。同时又规定各州县要以官地设置“义冢”，用以埋葬贫苦无地安葬的死者。朱元璋自己的父母死时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是邻居借地安葬的，想必他对于设置义冢是有切肤之痛的。
老、病、死的慈善制度设置后，往往并不被州县长官重视，能得过且过的应付过去算是好的，很多地方慈善制度完全流于形式，拨出的钱款物资常常都被经手的官吏侵吞。如清《明斋小识》中记载，江苏青浦县的养济院有十几间房屋，定额接纳45人，每人每月支米2斗4升、支钱45文，每月初二发放。可实际上整个养济院空关着，管院人专吃空额，每月初二找些人冒名领取钱米。
35、求雨求晴烧香忙
中国水灾和旱灾的发生频率最高，经常给靠天吃饭的农业带来重大影响。兴建防止水旱的水利工程设施，仅靠州县一级的政府是很难办到的。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了州县衙门可怜的财政水平，州县长官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水利设施是一件造福当地的事，州县长官来去匆匆，很少有人真的想要为宦途上的某一驿站造福。况且工程建设周期有时有两三个州县长官的任期那么长，这功劳究竟算是哪一任的？所以一般州县长官情愿在水旱灾害发生时烧香拜佛，求雨求晴，这才符合那“省钱”、“省事”的原则。
每当旱情发生，州县长官就要沐浴斋戒，亲自到龙王庙去烧香上供，一天两天，十天半月，不到下雨不能停止。单靠哀求还不行，有时还要诱使龙王发威：把一个纸扎的大老虎放在龙王庙、或积水潭前舞弄。龙王还是不肯发威的话，有时还会采取把龙王塑像拖到烈日下暴晒、或捆扎起来沉入深潭的极端措施。在祭祀龙王的同时，还要把制造旱灾的元凶“旱魃”揪出来示众。传说旱魃是一个身长二三尺、终日裸体、眼睛长在头顶上、行走如风的神怪，所到之处，赤地千里。把旱魃的像拷打之后再扔到粪坑里去，据说旱魃遇到粪坑猪圈之类的污秽之地就会死亡，旱灾也就消失了。
当阴雨连绵，水灾发生时，州县长官也要沐浴斋戒，到龙王庙、城隍庙、土地庙去烧香上供，祈祷上天放晴停雨。明清时的人普遍相信至诚通天，州县长官也是上天星宿下凡，如能虔诚祈祷，必定能感动上天。明清笔记、小说中此类故事不胜枚举。
州县长官祈祷求雨求晴的文章很多，几乎成了一种文体。《后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是乾隆年间浙江堇县发生旱灾，新任知县周镐连续斋戒一个多月，每天顶着烈日祷告众神：社稷、城隍、龙王等等，可是一圈祈祷下来，就是不见效。周镐决心到据说是龙王府第的天井山去求雨，他步行爬山，不带随从，亲笔写了一篇祈雨文“谨告龙神座下”，称颂龙王“兴云降雨而有功于民，有功于民，故民亦从而祭祀之、祈祷之，故龙为四灵（龙、凤、龟、麟）之首昭昭也”。现在本地大旱，“河水竭矣，鱼无种矣，田禾枯矣，民无命矣。龙为水族之长而自绝其种，忍乎不忍？龙有行云之责而绝民之命，安乎不安？”于是请求龙王在3日之内，“大沛霖雨”，“俾万民活命而鳞甲之属亦得以保全，不胜感切呼吁之至。谨告”。他亲手焚化了这道祈雨文，又从水潭中取了一坛净水，捧着回城，才走了几里路，果然阴云密布，狂风怒吼，接着大雨如注。
这种祈祷的文章大多都是这样先向神灵歌颂一番，然后指责威胁一下，最后再开出一个期限，请神灵显灵。
求雨求晴实际上是为州县长官树立“为民请命”形象的绝佳时机，对于改善“官声”是大有好处的。但有时也会弄巧成拙。明《七修类稿》里就有在这样一个例子。
明正德年间，徽州大旱，徽州知府盛摆仪仗，出城祈雨，搞来搞去，旱情依然不解。有个市民编了首打油诗：“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这诗在街市上不胫而走，人人觉得好笑。不料三传两诵，传到了知府的耳中。知府恼怒，下令捕快严查。那位多嘴的民间诗人不久就被捉拿到案。解到堂上，知府先扔4枝签，边打边追问幕后指使人。那人一口咬定是自己编的，知府不信，喝令暂停打板子，要那人再作首诗看看。那人张嘴就来：“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知府语塞，只得饶了这顿打，把他放了。
36、蜻蜓点水办赈济
明清时期的州县长官的一届任期内几乎肯定都会遭遇到灾荒，所以救灾救荒是州县衙门的经常性工作，即所谓的“荒政”。
在以农立国的古代，朝廷及各级官府对于气候变化相当敏感，督抚给皇帝的日常奏折、州县长官给上司的礼节禀帖，都要时时报告本治下气候、农情，表示自己对于农业的重视，也可为万一发生灾害时申请蠲免赋税、赈济银两预作伏笔。当灾害发生要立即下乡踏勘，估计灾害程度，飞报上司。谎报、缓报灾情都是一项严重的“公罪”，要记过处分，甚至罢官革职。所以什么时候报灾、如何报灾是一门官场大学问。明清时因灾蠲免赋税的标准相当苛刻：州县受灾面积在十分（100％）的，可免去当年该州县七分（70％）的地丁钱粮；受灾面积在九分的，可免六分的地丁钱粮；以下递减，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如果灾情严重，可请求全免，但必须经过巡抚亲自踏勘后才可报请朝廷批准。
当灾情发生时，州县长官所能采取的救灾措施主要是低息放贷常平仓粮，一般春夏贷出，秋冬收还，月利一分（1％）。灾情趋于严重，出现粮价上涨时，州县长官就可以比市价略低的价格出卖常平仓粮食。当出现饥荒时，州县长官在报请巡抚并得到批准后，可以将常平仓存粮无偿发放给灾民。当灾情进一步严重，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时，州县衙门有限的财力就再也不能支持，往往只好让灾民往有余粮的地区逃荒“就食”，以灾民的流移代替粮食的运输。当饥荒范围已扩大到府或省范围时，四乡的饥民往往会往州县城集中，还有大量出外就食的灾民会经过州县城。这时就必须要在城内设置“粥厂”，供给饥民一两顿薄粥以维持生命。
另外一些有想象力的州县长官还会想出“以工代赈”的办法。如郑板桥为山东潍县知县时屡遭灾荒，乾隆十一年（1746）大饥荒，以至于“人相食”。郑板桥一方面开仓放粮，一方面“大兴工役”，建造潍县城楼，开挖护城河，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又到大户家劝赈，要大户轮流“承包”粥厂的粮食。据说存活饥民上万。
灾荒对于贫穷百姓来说意味着生离死别，而对于州县长官来说却不一定是坏事。灾荒给了州县长官一个意想不到的扩大财政权力的机会。比如可以借口灾荒大幅度减少本地要解送外地及朝廷的赋税钱粮数量，可以将财政方面平时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都一笔勾销，甚至从朝廷拨下的赈济款项中落得不少好处。尤其是一些灾害频繁地区的州县长官把灾害当作自己的发财机会，这叫“吃赈”、“冒赈”，是一个半公开的官场秘诀。
有的时候吃赈太明显，也会酿成大祸。嘉庆十三年（1808）发生的李毓昌案就是这种因吃赈而起的大案件。这一年秋天，黄河决口，下游的淮安地区成了水乡泽国。朝廷紧急拨下不少赈济银两，一些黑心肠的州县长官乘机大捞一把。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把到县的9万两赈济银贪污了2万5千两。刚把银子搬到内衙不久，朝廷派来的查赈委员就到了县。这个查赈委员叫李毓昌，是知县衔的候补官。他很快就查出王伸汉冒赈贪污的劣迹，打算立即上奏参劾。王伸汉急了，派自己的长随包祥去和李毓昌的长随李祥等人打听，看看李毓昌要价多少，能否以1万两的代价摆平。想不到这李毓昌却是个清官，一口回绝，还说要参劾王伸汉行贿。王伸汉一不做、二不休，就指使李毓昌的长随暗害主人，再伪造上吊自杀现场。各级上司也都给王伸汉用银子铺平道路，李毓昌自杀就成了铁案。可李毓昌的叔叔来治丧时，在遗物中发现了李毓昌参劾王伸汉的原稿，棺材运回老家后，李毓昌的妻子又发现李毓昌内衣上有血迹。李家上京喊冤，嘉庆皇帝闻知大怒，下旨严查，将王伸汉等一应嫌疑犯都解送北京审讯。案件搞清后，王伸汉处斩立决，抄没家产，子孙发遣伊犁。李毓昌的3个长随被凌迟处死。淮安知府、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都被革职。李毓昌被追赠知府衔，嘉庆皇帝还特意写了《悯忠诗》，镌刻石碑，树在李毓昌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