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系列故事之三——衙门的事务——离任

       41、无可奈何解任去

    清朝书画大师郑板桥在辞去官职、离开最后的任所潍县时，在为潍县绅民所画的一幅墨竹上题诗一首：“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大概只有象他这样富于正义感又情操高尚的州县长官才会在离任时如此潇洒。对于绝大多数的州县长官来说，离任是一件苦恼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明清两朝官员的待遇以刻薄著称，不仅俸禄微薄，而且俸禄只和官缺联系，任何官员只要一离开实际官职的职位，从离任的那个月起就没有了俸禄。到京城参加铨选的盘缠都要自己设法解决，在铨选得官后，也要实际到任后才能支取俸禄。所以州县长官离任是和俸禄告别，尤其是和种种陋规收入说再见，不免会有点黯然神伤。

       离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丁忧”和任期已满。所谓“丁忧”就是“遭遇忧伤”的意思，即官员得知父母去世，忧伤不能自持，更不要说是做官了，必须要赶回家去，按照儒家经义，为父母守丧三年。按照制度，闻父母丧后，要马上报告上级，由巡抚报告皇帝。官员立即解任，在交代后回乡守丧。规定的守丧时间是划一的：从闻丧的月日开始，总计应27个月（特意规定不计闰月）。这种强迫性质的丧假是不给俸禄的，唯一的优待是可以不再追究任内的“公罪”（赃罪、积欠钱粮仍要“依例勾问”）。

       就制度上来说所有的州县官、包括长官和佐杂官的任期都应该是3年。不过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如此。明清两朝立朝之初，为了巩固在各地的统治，朝廷的政策倾向于让地方官的任期长一点。而且当时也缺乏有统治经验的州县长官。在皇朝统治的中叶，统治业已巩固，为防止地方官妄自尊大，任期一般比较严格的限定为3年。到了皇朝末期，地方政治腐败，暮气沉沉，为了推动政务，朝廷派出一批批带着“总督”、“经略”等等头衔、拥有军政全权的朝官到各省。这些官员带来了自己的亲信，大肆撤换被认为不称职的州县长官。另外长期积累下来的大批候补官员也需要官职加速流动。因此州县长官的任期会越来越短。《中国绅士》一书根据河南《鹿邑县志》和湖南《常宁县志》统计清朝时这两个县知县的任期，发现康熙朝任期最长，平均任期为4至5年；乾隆朝平均任期基本符合3年一任的制度；而到了嘉道以后，平均任期只有1年多一点。

       为了给无俸禄时期准备一点资金，州县长官在任期快要届满时，大多要抓紧最后机会捞上一笔。明朝的《广笑府》里有个笑话：“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混。’”这种“混”的办法无非是抓紧创收：提前征税，大力催征，争取在离任前把当年的税收钱粮收个***不离十；征税时采用种种“优惠”土政策，比如降低铜钱兑换白银的兑换率，略微减少完纳赋税的陋规等等。更下三滥的州县长官还会大造假帐，贪污公款，甚至有将衙门的财产变卖还钱，另早假帐报失。《广笑府》里的一首歌谣很是形象：“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42、最后的闹剧

       习惯上州县长官离任时，总希望当地百姓搞一点纪念活动，以说明自己“官声卓著”、“遗爱民间”。这种活动最简单的是送几块“德政牌”给离任长官。传说西晋时羊祜在襄阳为官，深得民众爱戴，离任后百姓追思他的功德，在他平时散步休息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奉他为神灵，每年祭祀。后来发展为在衙门前替离任长官立一块记述功德的“德政碑”。不过这太容易造假，至晚在唐律中已经明文禁止。明清的法律都有一条“见任官辄立碑”的条文，明文规定：州县长官离任后不许建立祠庙或立碑，实在有大功绩的，要报朝廷礼部核实后批准，否则处杖一百，祠庙或石碑拆毁。为了不惹这个麻烦，代替的作法就是由当地的绅士出面给离任长官做几块木头的“德政牌”带走。

       另一种省钱又省事的办法是，送给离任长官一把有绅士们签名的“万民伞”。伞的喻义是阖境绅民都曾得到这位长官的庇护。

       还有一项离任的仪式就是“脱靴遗爱”。据说唐朝时有个名叫崔戎的好官，在任华州刺史时，为当地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后来任满离开时，百姓们都不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拉断了他的马缰绳，脱掉了他的官靴。后来形成习惯，明清时州县长官无论清浊贤愚，离任时都要搞这么一出把戏，在出境之前，由绅民拦路，请大老爷伸出脚来替老爷脱掉那“螺蛳结底”的官靴，算是留作纪念。脱下来的靴子往往还要供在衙门前挂着的木匣里，到了下一任离任时再换一双。后来索性就在木匣外画一只靴子，算是某官遗爱在此。

       当然真正的清官在离任时，当地人民会由衷地挽留，自发形成脱靴送别的感人场面。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姚廷遴在他的《历年记》里记载了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上海人民送别离任知县的动人情形。这位深受上海人民爱戴的知县名叫史彩，是绍兴会稽人，书吏出身，在上海当了五年半知县，为官清廉，主持修复水利、核查土地等等政务，都得到百姓们的拥护。十一月初三，史知县离任，“合县百姓搭彩相送，把酒脱靴，自县场起至县桥，即有数处人来把酒。县桥东铺设公署把酒，典衣行东西两处设公署把酒，蔓笠桥东及东门内外共三处亦设公署数十处。结彩张乐，百姓居民簇拥，脱靴把酒号恸，官亦大哭。出城，在吊桥下亦设公署，浦东百姓挤塞哀号，官苦极，不能言语。至小东门，典商、木商、盐商三处备酒席饯别。至北门，往西转北，寸寸节节，把酒脱靴，鼓乐候送，百姓无不嗟叹泣涕者，史公亦哭。一日至闸上，乡绅祖饯，脱去靴四十余只，我亦未尝看见如是之官去者。其日天色又好，满县人如失父母”。

       一官离任而去，新官上任而来，州县衙门再次上演上文所述的那一整套“故事”。陈陈相因，周而复始。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这一切都很有“规矩”，谁都不想加以改变。对于百姓来说这一切都只是与己无关的俗套，谁也不想参与。州县衙门也就丧失了一切自我更新的机会，并留下了深深的惰性。由州县这一帝国的缩影、政治的胚胎，扩张到整个中华帝国，也同样很有“规矩”、充满着惰性，静候着不可预见的挑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