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师爷和衙门

把自己的旧作在这里贴出来，或许已经很讨人厌了。“回忆是一种病”，自恋就更是病了。

不过当时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有点想法的，平平说我写的后记应该贴出来，恭敬不如从命，即把《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一书的后记贴在这里，谨供批判。

    这本书从酝酿到最后成书花了很长的时间，因此在书后似乎有必要把它的来龙去脉说一说。

    90年代初，关于“有法不依”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成了法学界的一个热点。这一现象提醒了我这个搞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教师，以今度古，我们告诉给学生的、我们所研究的那些古代煌煌的法典当时究竟是如何实施的？究竟有多少是被束之高阁的？另外，当时也是“文化研究”红极一时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探讨“文化冲突”、“深层结构”之类的著作，拜读若干后反而使我找不到方向。因此我决心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法制一些细节问题上，一来可以为教学提供形象化的资料，二来也可以真正搞清一些具体问题，不至于在学术研究上“悬空八只脚”。

    1992年，承蒙金良年先生的好意，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写了一本《古代法官面面观》，当时拟沿这个题目写一个系列：州县幕友面面观、刀笔小吏面面观、公门走卒面面观，把古代涉及司法的人员情况搞搞清。但后来在写完州县幕友面面观（书名改为《绍兴师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公门走卒面面观（待出版）后，这一计划就因种种原因搁浅。好在不久学林出版社的学友张建一兄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于是我就把系列变成了单本，并把题目改为集中搞清明清两代基层衙门司法行政具体情况。一来是因为明清时期的资料较丰富；二来是明清的制度大体上相近，沿革比较清楚；三来基层州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窥得古代国家机器运转之一斑。不过1996年完成了书稿后好事多磨，直到这90年代之末才得以定稿。

    一直有朋友对我提出：这些题目都是可以搞成学术专著的，为什么要采取通俗的写法？花这么大的精力勾沈考证岂不太可惜了？我自己在评职称落榜时也曾为此困惑过，懊悔过，但最终还是“我行我素”。

    自从1978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后，我总觉得如果大家都承认历史是大众创造的，那么历史学也就应该是一门大众的学问，历史书籍也应该是一种“通俗读物”，完全没有必要把学术专著和普通读物划分为深沟壁垒的两大阵营。如果历史学家都忙于写那些只有同行才看得懂、读起来要正襟危坐、半页正文半页注释的城砖式的专著，那么真正创造历史的大众也就只能敬而远之，满足于看“戏说××”的胡编乱造，我们悠悠五千年之久的历史所存留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也就只能是一些剑客佳人情话或是帝王深宫阴谋了。

    当然，上述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要变成“写法”并不容易。究竟这本书是否完整的表现了上述的想法，还要请读者评判。为了排印和阅读上的方便，本书引用原文之处一般采用了文内注的方式，并把一些古文材料改为通俗的口语。虽不能说是字字有出处，但可保证句句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