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活用”律例

11、“活用”律例

       师爷的看家本领就是熟悉法律，并且熟悉如何将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而在适用法律时，强调还要注意“避律”，防止僵硬适用法律而使案件复杂化，导致被师爷们认为是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影响案件难以通过上级衙门的复审，并且也容易牵连无辜者入案。

       乾隆年间曾有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位已婚的良家妇女与他人通奸，后来奸夫带她私奔，几经辗转，终于被人捉拿到官。按照当时的条例，“因奸诱拐妇女出逃”，罪应发遣（发往边疆给驻防官兵为奴，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案发州县的刑名师爷在草拟判决意见时，参酌再三，觉得本案中那位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如果按照法律来处罚奸夫似乎过太严厉了。于是他就自作主张，把案情改为：该妇女系主动逃离夫家，在途中与奸夫相识而成婚。他以为这样一来，奸夫的罪名就变成了“知情娶逃亡妇女”，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已。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此判案，该妇女就成了主动逃亡并背夫改嫁，正合法律上另一条重罪罪名“妇女背夫自嫁”，应该被判处“绞监候”，是个死罪罪名。

这位师爷想减轻一方罪责，却大大加重了另一方的罪责。案件上报到府即被驳回，而那名妇女更是在复审时得知自己已背上死罪罪名而大声喊冤。那位师爷这时后悔莫及，赶紧起草申文，请求上司发回重审。大费周折，结果仍然以“奸夫拐逃”来定罪。这件事连累东家遭到参劾，师爷只好引咎辞馆而去。

在适用法律时，除了要防止出现上述这样的错误外，还更要注意“活用”法律条文。这是几乎所有的幕学教科书都强调的，因为简单的适用法律被认为只是书吏的本事，而作为“佐治”的士大夫，师爷要注重的是在适用法律时能够体现“天理人情”。比如这样的一个案件：

也是在乾隆年间，苏南的一个县里破获一起私铸铜钱的案件。同案犯一共8人，抓获7人。按照当时法律，“私铸铜钱”首犯（“造意”犯，即主谋者）斩监候，从犯减一等，发遣为奴。被抓获的7个人在受审时都异口同声的供述，是那个在逃犯主谋、并纠结他们入伙。该县于是就将这7个人发遣新疆，继续通缉在逃犯。

过了两年，那个在逃犯在苏州因为其他的案件而被捕获，被解送到案。审讯时，那人百般叫冤，说是已被判刑的那7个人里的某某才是首犯，是他和那些人串供来陷害自己。无论如何用刑，那人都决不改口认罪。那7个人犯远在新疆，根本不可能押解回来对质。而这样的口供报到上级，原审就算有误，主审官员都要受罚。

那知县急得团团转，而幕中众位幕友也一筹莫展。只得邀请邻近几个州县的师爷们来会商。这时一个松江籍的老师爷韩升庸出了个主意：可以把案件情节改为该犯“闻拏自首”，然后劝说该犯承认为首犯。因为按照法律，“闻拏自首”可以减刑一等，这样该犯就逃过死罪（死罪虽有斩、绞二等，但在减刑时作为一等来减），也不过是发遣新疆而已。

       那知县的幕友听了，如获至宝，赶紧回去向东家说明。那知县依计而行，把那个案犯提出来晓以利害，那个案犯也就坦然应诺，这桩案件就此解决。

       这个案件后来被汪辉祖收录在《佐治药言》这一幕学指导书，他还发挥说：法律里有关自首减刑的规定是一扇“活门”，类似的麻烦案件都可以运用这个“活门”来解决。在“用律”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律”，这样才算是真正懂得法律精髓的好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