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经史学问“佐治”平天下

15、经史学问“佐治”平天下

清初最著名的幕友是李塨（1659－1733）。他是保定蠡县人，19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32岁时考中了举人。他跟从清初思想家颜元学习，颜元主张读学习儒教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李塨后来将老师的学问发扬光大，史称“颜李学派”。

李塨说：“纸上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经世济用的简称，并非现在意义上的经济）之精神少。”他通过以幕友的身份“佐治”，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他的朋友郭金汤做桐乡知县，请他到桐乡帮助“佐治”，李塨在桐乡大展手脚，实践他的主张，据说当地“教化大行”。

以后另一位朋友杨勤当了富平知县，请他去“佐治”。李塨去了一年多后，回乡探亲，给杨勤留下《富平赠言》，谆谆劝导杨勤诸类政事的处理原则，告诫杨勤：各种有利于民的政事要斟酌，水利、农桑、武备等等“仁政”都要量力而行，有余力才可以施行，否则说了做不到，失信于民，甚至因为措施卤莽导致政事败坏，兴利不成反为害。他本来的意思就此告辞，不再到富平“佐治”。不料杨勤焦急万分，以至于咬破手指写血书，恳请李塨再到富平，甚至说如果李塨三个月后还不来的，他就要自杀。

对于权贵阔人的网罗，李塨却不肯俯就。当时自称要以“理学号召天下”的李光地做直隶巡抚，托人示意他前往拜见，李塨却给他一个软钉子，说是“部民不可以妄见长官”，竟然置之不理。权倾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担任四川总督、兼川陕总督，两次来聘请，李塨皆以身体病弱为理由力辞。

以后的师爷们不再有这样大的抱负，不过幕学指导书一般也都主张要兼通经史，可以有助于解决“佐治”中的疑难问题。

乾隆二十年前后，东南地方的世面上发现有一种铭文为“宽永”的铜钱在流通。清代规定民间使用的铜钱应该是朝廷发行的“制钱”，不得流通古旧铜钱。而“宽永”又是中国历代从未有过的年号，乾隆皇帝大为震怒，怀疑是民间私铸、并且有意藐视大清朝。他下诏各地严厉查禁，清查不净的地方官一律要处罚。

诏书下达到江苏，江苏巡抚庄有恭请正在道台衙门为幕友的汪辉祖起草一个奏章。汪辉祖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编写过历史考证书籍。他以朱彝尊《曝书亭集》这本目录学名著提到的日本书籍《吾妻镜》有“宽永三年”序言为证，说明“宽永”是日本国的年号，而康熙年间出使琉球国的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里已经记载当地流通宽永钱。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宽永钱是和日本做贸易的商人们带回来的。

这份奏章打消了乾隆皇帝的疑虑，于是改下诏令禁止带入宽永钱，已流通的限期兑换为制钱。

另一个有名的绍兴师爷汪鼎也曾经以历史知识来断案。

汪鼎在广东清远县当刑名幕友时，当地有两户人家为争夺一块田产已经打了十多的年官司，几任知县都无法解决。汪鼎调阅了这桩案件的全部档鞍，仔细查阅双方提交的证据，发现其中一户人家提交的地契上有“顺治元年”的字样。他立即提醒东家：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只有刚刚入关，还没有统治岭南地区，民间哪里会按照清朝的皇历来记年？知县把当事人找来，一顿训斥，那人赶紧认罪撤诉。

汪鼎以后转到南澳厅做师爷。附近有一个海岛，当年郑成功曾以此为抗清的据点，清朝在该岛部署了驻军，由一员总兵官率领。民政则由潮州府派一员同知管理。当时有人和总兵过不去，密报两广总督，说是总兵官打算纠集下属在五月十三日“聚饮谋反”。总督如临大敌，暗中派人通知南澳厅的同知官，秘密侦查此事。同知官接到总督密札，很紧张地和汪鼎商量。汪鼎却不慌不忙，他提醒同知官：五月十三日是关帝生辰，民间惯例是到这一天敬神聚餐，哪里有什么聚众谋反？同知官以此上报，一件“谋反”大案就此消弭。